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反共的華人謠言：西方民主選舉
反共的華人謠言：西方民主選舉。（之三）
美國馬上就要舉行大選。從此前兩次的大選，在兩個老人之間選出一個，各當了四年之後，美國有什麽實質性的改變嗎？每次選舉將近從一年前就開始進行，化大量的錢力人力物力，裝摸作樣無數次的秀場忽悠選民。臨到選舉隻是幾個關鍵州的選票中選舉人要多幾張就決定勝負。而總選票中的比例，有時輸的一方還占比高過勝的一方。當然這還是表麵過過場麵而己。
實質影響選舉操縱選舉的是資本財團和各方勢力的遊學團體，或者說是一個神密團體，又或稱實際控製美國政府公權力的美國影子政府。因為在造勢選舉一年中，這個美國影子政府利用各種媒體和名人富人給選民們反複地洗腦過了。
就說下次選舉，選民們又能改変什麽？
舉一個選民們關心的議題：加沙人被滅絕在進行時。在美國的選民中 有沒有支持加沙人的？如有支持加沙人，這些支持加沙人的美國選民該選誰當美國總統？這裏隻有二選一，一個男的，一個女的，而這兩個人都公開多次地強調：如果進駐白宮，都《無條件繼續支持以色列》！如何選？投票有用嗎？有得選嗎？這叫民主選舉嗎？這種民主選舉能改變什麽？在野黨能監督執政黨嗎？
很多議題上都有類似。
作為被選上的美國總統，也身不由己地要隨時改變決策，聽命於資本團體，遊學團體，影子政府。美國總統的決策跟選民們有關係嗎？民主在哪裏？
又如加拿大政府，因少數政府，決意要提前大選。而且還在新冠疫情嚴重時期，百年一遇的人類災難麵前，為了要得到大多數政府，不管內外官員的反對，選民的反對，掌權者一意孤行獨裁：一定要提前大選。充忙舉行，化了億萬的選舉費，結果還是少數政府。又能怎樣？沒事一樣的過去了。誰來監督？誰來問責？這叫民主選舉嗎？
結果還是少數政府後，又和別的黨聯合，又成了大多數政府。這叫民主選舉嗎？
反共的華人謠言：這就是西方民主選舉。
否定過去的錯誤是正確的，否定過去的正確是錯誤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正確的，要否定是錯誤的，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史實。當時是正確的選擇。
為什麽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正確的呢？
一、人都是一樣的，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一點，恐怕除了個別地主和資本家都是同意的。既然如此，農民祖祖輩輩在農村勞動生活，市民為什麽就不能去農村勞動生活？市民中的知識份子就不能去農村勞動生活？我看是可以的，也是應該的。
農民是祖祖輩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臉朝黃土，背朝天”、“一滴汗珠摔八瓣”……其辛苦盡人皆知。正是由於農民的辛勤勞作，我們才有糧、肉、蛋、禽、奶、油和蔬菜吃，否則城裏人吃什麽？而受過中等、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去農村勞動鍛煉三年五載，體驗一回“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什麽不對？有什麽不應該的？
有些知識份子真的連韭菜、小麥、青草都分不清，隻知道貪圖享樂，讓他們到農村勞動生活，不僅對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養成勤勞節儉的習慣有好處，而且對他們的一生都大有益處。這就說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方向沒有錯，是正確的。而且當時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知青就是培養的對象之一，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如今，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我看這還是一個問題。
二、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說到底還得依靠知識，依靠科學技術。可是由於我國的國力較弱、城鄉發展不平衡、傳統思維習慣和曆史上不重視農村教育等多種因素，造成農村學校少、上學讀書的人少，受過中等、高等教育的農民則更少。這一點，恐怕左派、右派和中派，中國人、外國人以及崇洋媚外的人都沒有不同的看法。
中國人口從剛解放時的4萬萬5千萬，增加到現在的13億多，20世紀70年代大約是8億，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即使農村受教育的人數在不斷增加，但仍然是極少數。就拿現在來說，七八億農村人口，有多少上過中學、大學？而且上過中專、大學的，大部分都留在城裏了，有幾個回農村勞動生活呢？據我所知，中學畢業生在農村勞動生活的也不多，大部分當了小學老師、進了鄉鎮縣城謀生，或者外出打工去了。
要想在短期內改變農村人口的知識結構是不可能辦到的，而農村發展又需要知識，需要科學技術，但有知識懂技術的人都不願意在農村勞動生活，這怎麽辦呢？建設新農村靠誰呢？
都說農村落後，又都不願為農村建設出力，這個現象是很不正常的。需要決定出路。農村需要知識份子，動員知識份子上山下鄉顯然是正確的，而且是必要的。農村需要人才，而城市人才閑置，那就應該讓人才到農村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必須是，不僅知識青年應該到農村去，與社會科學沾邊的、涉農的領導、專家、學者、教授、研究員等更應該到農村去，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聽一聽農民的心聲，看一看農村人民公社的現實，找一找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搞清楚中國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方向，回到城裏認真研究一些日子，然後再發表自己的“對策”。
雖然這樣做費勁一點，但也更慎重一點，更接近於真理一點。坐在大樓裏，關在屋子裏，閉門造車，造不出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民心的車來。也許你造出來的車很現代，但在城裏跑堵車，在農村跑顛簸，總之是跑不快，還容易將車碰壞或翻車。等發生了事故再來追究責任，不僅也很麻煩，而且也晚了，造成的損失難以挽回了。
到農村人民公社去勞動生活、調查研究，知識青年可以帶個頭，給那些領導、專家、學者、教授、研究員等帶個頭。因為明天是屬於年輕人的。
三、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前，農村是比較封閉落後的，有一些習慣很不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給農村人民公社帶來了新文明，形成了新風氣。
過去，農村很少有像樣的廁所，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後，建議農村人民公社裏修了公用廁所；過去，農民是不刷牙的，個別愛幹淨的女孩子最多也就是隔幾天用鹽水、茶水漱漱口，知識青年來到農村人民公社後，一些青年人跟著他們學，紛紛買來牙膏、牙刷開始刷牙了；過去，農民是不經常洗澡的，甚至頭髒了也不洗，知識青年來到農村人民公社後，一些青年人跟著他們學，從經常洗頭做起，越來越愛幹淨、越來越講衛生了。
最重要的是，知識青年充滿青春的活力，活潑、愛動、大膽，經常唱歌、彈吉他，把一部分喜歡吹拉彈唱的農民帶動起來了，經常聚在一起搞文藝活動。貪下中農的孩子讀書的小學，受其影響，每學期都舉行文藝表演。
個別知識青年還與貪下中農裏的姑娘、小夥子談戀愛、結婚，在城鄉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梁，密切了城鄉關係，建立了魚水深情。
就我的親身體驗來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期，是農村人民公社發展的最好時期之一，糧食連年豐收，社會新風蒸蒸日上。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很多知青是貪下中農家的常客，還有一個知青就住在貪下中農家，貪下中農們像親兄弟、親姐妹。有很多貪下中農等農戶過節日或平時做好吃的，都要請知青來家一起吃。
既然知識青年為農村發展發揮了“知識”的作用，起到了“文明”的表率，特別是為縮小城鄉差距，消除兩極分化，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發揮了積極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那麽就是正確的，而且對後世具有許多值得總結、值得借鑒的經驗。
總之，知識青年對農村的文明啟蒙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四、知識青年在農村人民公社鍛煉成長，走上重要的領導崗位。
一些知識青年不怕吃苦，髒活、重活、累活搶著幹，與農村人民公社的小夥子、“鐵姑娘”開展勞動競賽，從不示弱，成為農村人民公社當地的楷模。在共產黨的培養教育下，入團、入黨、提幹。有一個上海知青，從農村人民公社副書記破格提拔為縣委副書記；還有一個天津知青擔任農村人民公社大隊團支部書記不到三年，就被提拔為農村人民公社副書記。那個時期，從政治上來說，知識青年是有出路的、有前途的，而且不用請客、送禮、行賄，隻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深感到，那個時候提幹，的確是靠自己的真本事，靠自己的努力奮鬥，而不像現在這樣明碼標價地公開買官賣官。
當然，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力勞動是要流汗的，是很艱苦的，但付出總會有回報，而且這個回報是基本平等的。
既然農村人民公社為知識份子的健康成長提供了舞台，創造了條件，而且對那些成績突出的知識份子給予重用，沒有浪費人才，沒有埋沒人才，說明上山下鄉的基本原則和具體政策是沒有錯誤的。
還須說明的是，知識青年到農村的確是有安置費的，大部分是二三百元，有的是四五百元。當時，國家拿出幾百元就相當於今天的幾千元，單身一人在農村安家，有這麽多錢是花不了的。有些農村人民公社還專門給知識青年修建了一排“知青宿舍”，配備了專門的炊事員。
1977年恢複高考，農村人民公社的小隊、大隊、公社都為願意報名參加考試的知青提供方便條件，讓他們回家複習備考。
在知青大返城時期，有個別知青不願意走，還想留在農村繼續幹，真有紮根農村的想法，村幹部、村民們還勸他們回城。
應該大聲地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正確的，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中國在今後，還會出現第二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此，中國將真正走上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路。
《文革》中的1968年，在黃土高原上的甘肅會寧出了一個新聞人物，這個新聞人物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城鎮居民，因為她的那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波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這場曠古未有、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運動在中華大地上綿延了20餘年，全國近2000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祖國各地都留下了下鄉知識青年的身影和足跡、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歡樂和痛苦、光榮和夢想。他們在農村的廣闊天地裏經曆錘煉了意誌。首創了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和王大娘的那句話一夜之間在全國出了名。
王大娘名叫王秀蘭，1915年生，會寧縣五十鋪河西坡（今甘溝鄉）人。王秀蘭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文化不識字，39歲丈夫去世後一直含辛茹苦的撫養幾個孩子。她心地善良，為人正直，經常幫助親朋好友，與鄉鄰們相處的很好。
1965年王秀蘭當選為會寧縣城關鎮枝陽巷居民組長，工作積極，吃苦耐勞，經常積極參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動，一有空閑就幫助縣麵粉廠抖掃麵袋，從來不要一分錢，經常義務積肥，無償支援農業生產，“文革”中她被樹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1968年5月會寧縣城關鎮召開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動員會，她作為居民組長，首先響應號召，表示要帶頭下鄉。當時50歲的王秀蘭在動員其兒媳下鄉時說：“貧下中農在鄉下勞動，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我們也有兩隻手，為什麽一定要住在城市裏吃閑飯，靠別人養活？”這個動員會開罷不到10天，她就帶領全家人到當時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隊四百戶生產隊(現白草原鄉一帶)安家落戶,參加集體農業生產勞動。
在那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年代裏．城鎮居民下鄉參加農業生產，自然是一件特大的“新生事物”。王大娘帶領兒媳下鄉落戶的事跡在會寧縣立即被作為典型，號召全縣居民學習。後來王秀蘭的事跡為什麽會傳遍全國，並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呢？這件事情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複雜的曆史背景。“上山下鄉”運動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和社會淵源的。
五十年代初期，新興的共和國剛從連年的戰爭環境中走出來，工業、手工業、商業千瘡百孔，百廢待興，城市的就業水平隻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１９５３年，中國經濟建設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新階段，在這個工業經濟起飛的關鍵時期，卻麵臨一個尖銳矛盾：一方麵教育事業發展較快，但規模、結構不盡合理，中小學生入學率雖較高，而高等教育的發展卻不能滿足他們的升學要求，一部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凸現出來，且愈來愈突出，1953年，全國小學畢業生260萬人，而初中所能容納的學生卻十分有限；另一方麵，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農村又需要大批的勞動力，尤其需要有文化的知識青年。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社論，要求各地積極幫助青年人轉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向知識青年提出下鄉的號召。
接著，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上批語：“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
9月4日，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批下了後來被廣為宣傳的名句：“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特別寫上了一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下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從上述曆史背景看，五十年代中期出現的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固然有解決城市就業難題的一麵，或者是說解決當時的“糧食短缺困難”問題，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當時的決策者要加快改變當時農村的落後麵貌，解決農村缺少文化的現實問題，爭取“幾年之後，就可以掃除一億多文盲。”（見共青團曆史大事記.1955年）也是較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開始精簡下放城市和企業人員，知識青年下鄉的事情再次被提出來。“大躍進”運動中，全中國有2600萬人被精減下放，中國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一次被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
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1958年~1965年之間，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城鎮居民下放，完全是源於三年自然災害引起的當時的國民經濟極度困難，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政策，並采取了一係列果斷措施，動員和組織知青上山下鄉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為此發布了通知。從此，上山下鄉被列入黨和國家重要的日常工作範圍，並在全國有計劃地展開。這一階段由於政策適當，步子穩妥，工作進展比較順利，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５年內全國共有１２９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當時中央再次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為經濟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方針，其深層原因是為了從根本上加強農業，直接原因是當時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造成了經濟形勢，城鄉人口比例失調，加強農業、增產糧食、大規模壓縮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成為當務之急。
後來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山下鄉被稱為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鬥爭和防止修正主義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1964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變成一體》的社論。
毛主席、黨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把上山下鄉運動促成高潮，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紅衛兵曆史使命結束，就需要動員他們到農村去；而中蘇關係緊張，為了備戰，動員城市裏的人到農村去，可能也是一個因素。”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的《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並加了編者按。在”文革”的年代裏，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估價、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評論，一般都是以“二報一刊”的形式及時披露出來，以供人民群眾學習、貫徹。《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在《人民日報》發稿的第三天,《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以及全國各個報刊先後轉載《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一文。國內廣播、電影和電視等媒體,也開足馬力宣傳上山下鄉。會寧縣由於那篇報道的原因，一夜之間變成了推動上山下鄉的典型，作為“黃土高原上的一麵紅旗”，全國有許多省縣派人來參觀學習。王秀蘭也因為那句豪言壯語，成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的核心人物。廣播上有聲，報紙上有名，電影記錄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過這件事，知道了會寧縣，更認識了“王大娘”。王秀蘭成了當時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大名人。她還被選為定西地區（現會寧縣屬白銀市）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兩名代表之一，於1975年1月赴北京參加全國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回縣後不久，在河畔公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68年1 2月23 日，會寧縣革命委員會做出了《關於認真落實毛主席指示．做好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下鄉落戶的決定》，將城鎮人口上山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改為知識青年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1969年1月11日，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在會寧縣召開全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現場會議，總結會寧縣知識青年、城鎮居民安家落戶的經驗，要求全省掀起一個上山下鄉的新高潮。會議期間組織城鎮居民2700多人和城區66、67、68三屆初高中畢業生794人，汽車裝家具行李，人員整隊從會師門出發，下農村安家落戶，並拍攝了現場記錄片。
1970年5月以後，下鄉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了知識青年上，並形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製度。知識青年、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從1968年開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才停止。
10年間，全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1623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曆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係在一起。
走資派上台後的1978年10月“揭、批、查”運動中，下鄉居民要求返城。從70年代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
1978年底，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實行“進學校、上山下鄉、支援邊疆、城市安排”的四個原則。並提出舉辦大學分校、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等，為更多的城鎮中小學畢業生創造學習和就業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妥善就業。此後，隨著政策的落實，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告一段落。
促成上山下鄉這場運動的因素是多方麵的，既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和平演變這樣的宏觀戰略動機，也有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實際考慮，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紅衛兵運動，穩定了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有它積極的一麵。一方麵緩解了城市就業困難，支援了農業建設，為開發、振興祖國的不發達地區做出了貢獻，同時也使知識青年本身得到了鍛煉。從另一個角度講，上山下鄉使他們更早地投身了社會，受到了磨煉，增長才幹，體驗了民間的疾苦。由於有這段經曆，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後來成為了社會的精英。
《反共的華人》製造的謠言之四：《中共》幹擾加拿大美國的最近的聯邦大選。
這裏《反共的華人》製造的謠言是指：《中共》！
《中共》，全名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幹什麽的？《中國共產黨》是要《消滅私有製》的。是講《階級鬥爭》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沒有資本家，沒有私有製，沒有股票買賣，沒有這麽多貪官汙吏，沒有吸毒，沒有妓女，沒有妓院，沒有黑社會，沒有鐵鏈女，沒有買賣婦女兒童的，沒有流浪漢，沒有失業的，沒有讀不起書的，沒有看不起病的，沒有房屋買賣的，沒有內卷，沒有躺平，沒有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男女是平等的，沒有養情人，包小三小四的，沒有不願生孩子的......。
對照一下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所幹的一切，還是《中國共產黨》幹的事嗎？所以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己經不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了。如果連這一點都搞不清楚，還反什麽《共》響！
雖然中國的走資派還延用《中國共產黨》的這塊招牌而己，實則《中國共產黨》早己名存實亡了。
那麽，就算這個《中國共產黨》還存在，這個《中國共產黨》己存在了一百多年了。在這一百多年裏的變化是天差地別，領導人也換了一個又一個。《反共的華人》這麽如此低能，所說的《中共》是指誰？
《反共的華人》所說的《中共》是指誰呢？是陳獨秀？毛澤東？還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又或是習近平？籠通地說《中共》豈不是在製造謠言。
假如說毛澤東？毛澤東和美國的頑固的反共分子尼克鬆前總統還握手言和。毛澤東和加拿大前總理老杜魯多成好朋友。這兩位前總統總理多次到新中國文革期間參觀訪問取經學習哩。何談偷偷摸摸地幹擾。簡直就是陽光下地教育他們如何多為窮人著想。
假如說鄧小平？鄧小平親自訪美，彎腰低頭緊握前美國總統的手，激動地流下熱淚，跪求收他當學生吧，一定好好向美國學習。還敢幹擾美國的選舉嗎？誰當總統都是鄧小平的老師。
假如說胡溫？那更不可能去幹擾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名言在全世界各種官方大台麵上高呼的。
最後隻存習政府？習近平被《反共的華人》們最為看不起的一個人。說他是小學生，沒水平，是個上山下鄉背200斤麥子的粗漢上唄。在如今多如狗屎的磚家叫獸麵前一分不值。可習近平和美國的關係也很好啊。習的大臣們稱美中關係為《夫妻關係》。這樣的關係會幹擾嗎？最近有習的軍中將軍武官們送給美國將軍的條幅是《和為貴》。這不是免戰投降宣言嗎？怎麽會去幹擾聯邦選舉呢？
不管是真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假的《中國共產黨》即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都誠心誠意地與加拿大美國搞好關係，友好往來，公平外交，怎麽就製造出一個謠言：《中共》幹擾加拿大美國的最近的聯邦大選。重要的是這個《謠言》危害極大。
這個《謠言》相當於三萬公斤的核彈。投下後的效果就是全球的華人華僑，甚至完全不了解中國的出身在居住國的華裔子孫輩。他們不敢公開談論中國的事。一說到中國某些方麵的確做得好的方麵時，就會用中國間諜，代表中國的大帽子扣來。一些專業的《反共的華人》還會舉報寫諾名信給保安，影響到加國國家安全，影響到到美國國家安全的罪名。何其《白色恐怖》。
記得2018年春天，中國申辦奧運會成功，一些專業的《反共的華人》在製造謠言抹黑中國。加拿大的華人們在某個富商的資助下，幾千個來自多倫多等地的華人，聚集在加拿大首都聯邦政府門前的廣場上，五星紅旗飄揚，加拿大政府真正體現了多元文化。
後來這個富商被一些專業的《反共的華人》攻擊。之後每年的十月一日還可以搞個升旗儀式，多倫多市中心廣場搞個快閃，十月一日遊行等等活動。最近一二年都消失了。如果再細心觀察一下，在美國和加拿大都臨近聯邦大選之熱鬧時期，華文媒體上，華人自媒體，華裔議員，及所有喜歡參與議員工作的華裔麵孔少了。那麽這些《反共的華人》也去參選議員露露麵也行。然而失望得很。
一個《反共的華人》參選落敗了，就造謠說：“中共“幹擾了才落選。請問參選議員一定能被選上嗎？即使說是被幹擾了這一個《反共的華人》參選落敗了，但是沒有影響到加拿大執政黨的決策權，更影啊不到加拿大的國家安全。因為如果選上了也不過是一個議員，能有決策權嗎？而中國又得到什麽利益？獲得什麽加拿大的優惠？沒有嗎？
一個《反共的華人》議員提出私人議案，控訴中國在新疆《滅絕人類罪》。首先這個私人議案沒有事實證據，而且隻聽一麵之詞。而且這個《一麵之詞》出自新疆當地逃出來的奴隸主及其後代。新疆當地百萬被共產黨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的奴隸們沒有逃來加拿大，所以聽不到百萬被共產黨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的奴隸們的聲音。這個《反共的華人》議員做得對不對？是不是在傳謠？又是不是在幹擾中國的內政？如今中東地區的《滅絕人類》正在進行時，為什麽不發聲？而對中國為何如此關心？用心何在？中國政府可不可以反駁？中國政府該不該對這個《反共的華人》議員實行製裁？
《反共的華人》議員能量不小？一個能夠代表英女皇的都督出了調查報告不能作算。夥同反對黨搞黨爭。一定要信得過的法官來“調查“。其實結果己經不重要了，《法》也立了，搞臭的也搞臭了。隻等待抓人法辦了。還去美國國會作證。希望能終身當議員？有種弄個黨領當當？如印裔黨領高喊：下屆總理我來當。《反共的華人》議員有種也顯擺顯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