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性有兩種實事求是和盲目的

積極性有兩種實事求是和盲目的

 

 

 

“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    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今後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賬。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後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麵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講話，1959年6月

“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有兩條還有用:‘一切行動聽指揮’，即統一領導，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不搞一平二調。總的說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占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毛澤東，在廬山會議講話，1959年6月

“去年有些虛誇，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時，有人提出，利用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指標改了，後來沒有這麽做。現在看來失掉了點時機，但不要緊。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講話，1959年6月

“(二)下年度銷售計劃，我感覺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為多了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八百億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億斤呢?告訴農民，恢複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餘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為了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複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凡此種種，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豬吃，部分人吃，例如菜)。”——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麽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幹的。範圍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數公社是謹慎、公正、守紀律的，胡鬧的隻是少數。這個少數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員，也不都是胡鬧的，胡鬧的隻有其中一部分。對於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於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麵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於大貪汙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麽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後務要注意改正。對於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同誌們須知，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餘，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毛澤東，《堅決製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三千萬噸鋼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降至二千萬噸，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雲同誌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規定一個一六五○萬噸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會之前兩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為一三○○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現了一個小小馬鞍形。七八兩月在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動。但在農業方麵仍然被動，直至於今。”——毛澤東《十年總結》，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一九六○年六月上海會議規定後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於留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誌主持製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麽好啊！農業方麵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在今年七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同誌們，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於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於正確。現在就全黨同誌來說，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並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隊的同誌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帳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誌和湖北同誌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帳。如此等類。”——毛澤東《十年總結》，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裏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我試圖做出一個十年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十年總結》，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隻是不等價，平調卻什麽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麽都沒有，公社隻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他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隻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幹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隻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麵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幹部作風才能轉變。”——毛澤東，《永遠不許一平二調》，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麵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麵貌。甘肅省委這個報告，沒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沒有提到一、二、三類縣、社、隊的摸底和分析，這是缺點，這兩個問題關係甚大，請大家注意。”——毛澤東，《永遠不許一平二調》，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方麵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麵，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麵反，一麵又刮；一麵反，一麵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毛澤東，《堅決退賠，刹住“共產風”》，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有幾條經驗教訓:一、‘共產風’必須反，不能掠奪農民，這是馬列主義不許可的。二、幾個大辦又刮起了‘共產風’，一說老風占的多，一說新風占的多，不管哪個多，總之是大刮，看起來隻能中辦、小辦。三、抽調了大批勞動力，縣以上工業就調了幾千萬。這三條經驗教訓，是主要的。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萬人不回去，怎麽得了?壓下去是有困難的，但一定要壓下去。”——毛澤東，《堅決退賠，刹住“共產風”》，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後，自己並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毛澤東，《反對兩個平均主義》，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上述內容可見，鄭州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長期保持冷靜、理智、務實的毛主席擠出處理國際戰略事務的寶貴時間，嚴厲批判一線執行者的“左”的錯誤，並寫了好多篇黨內通信，號召全國人民冷靜起來。為了糾正一線領導者的錯誤，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並極其重視總結經驗教訓。

[yongbing1993]

美國250年毛澤東時代30年







《基督教立國》美國近250年。

《共產黨建國》毛澤東時代30年。

《基督教立國》，美國近250年。英國等西方國家幾千年。

《共產黨建國》，新中國毛澤東時代近三十年。

先來讀一下《紐約美中人民友好協會旅行團成員、美國天主教《聖十字》季刊主編威廉·文·埃登·凱悉》的話：

《那些其創始與發展同宗教有密切關係，並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國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國人能夠知道，他們無疑將會大吃一驚。這些有宗教的國家今天的暴行、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見、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濫成災，但是沒有宗教的中國卻正在培育出一個健康和有道德風尚的人民。》

《西方國家》多數是以《基督教立國》的，尤其是美國。在這些西方國家以《基督教立國》的時候，以及每次替換新總統時，手按著聖經宣示後，開始行使總統權力。美國二百多年了，英、法等都有千年曆史了。總統換了一任又一任，但有一個事實是一直存在的：《暴行、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見、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濫成災。》

《這些有宗教的國家今天的暴行、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見、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濫成災。》

在說《今天的》時，又己過了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的》又是如何？

還不是這樣：《這些有宗教的國家今天的暴行、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見、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濫成災。》

而且《今天的暴行、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見、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濫成災。》過了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的》更嚴重。

而講這話的人是：美國人。

這個美國人是：美國天主教《聖十字》季刊主編威廉·文·埃登·凱悉。

美國天主教《聖十字》季刊主編威廉·文·埃登·凱悉說的時間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

文章，題目是：《毛的中國是個奇跡，但還不是天堂》。

威廉·文·埃登·凱悉為什麽會說這番話？

是因為：威廉·文·埃登·凱悉說：“我作為紐約美中人民友好協會發起的由十二人組成的旅行團成員之一，在中國的廣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區，進行了為時三個星期的參觀訪問。這次訪問雖不能使我取得象一個中國通或關於中國問題職業觀察家的那種資格，但這次經曆，可以幫助我更正確地觀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國。“

這個《今天的中國》是指：《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病重期間。當然參觀的時間早於文章出版的時間，正是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走資派抹黑為最“亂“的時代。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是被《西方國家》尤其是以《基督教立國》的這些霸權主義帝國主義老資本主義封鎖禁運製裁和不準營商交往的時期。所以威廉·文·埃登·凱悉說：“那些其創始與發展同宗教有密切關係，並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國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國人能夠知道，他們無疑將會大吃一驚。“

這些有宗教的國家今天的暴行、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見、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濫成災更加嚴重。

但是沒有宗教的中國卻正在培育出一個健康和有道德風尚的人民。這裏的《沒有宗教的中國》是指：《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而不是指：如今的走資派特色中國的近代四十多年的中國。走資派特色中國的今天也是：《暴行、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見、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濫成災更加嚴重。》。雖然沒有公開的宗教，但地下宗教遍地都有。

《共產黨建國》：用《凱悉：毛的中國是個奇跡，但還不是天堂。》文章中的話來描述：《有一樣東西是毛的中國如此生氣勃勃地向世界各國，甚至是最先進的國家提供的，那就是對人類的一個希望。》

《中國一度是大國中間最病態的一個國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

《我們環視全世界，到處看到象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們能從毛的中國的榜樣提取希望。》

《在那裏，我們曾經學習到，有一個明智的和無私的領導，任何病態的國家也能夠自行走上恢複健康之路。》

《毛主席由於他為他的國家所作的一切將作為二十世紀的一個傑出的、創造性的領袖而載入史冊。》

《如果說毛的中國現在是一個奇跡的話，它還沒有變成一個人間天堂。他們強調一致、公民、小組和“我們”。而我們則強調能提出異議的權利、強調個人、人和“我”。》

《毛認為個人存在於集體之中，並為集體而存在，而且個人是在集體中才能獲得幸福和才華的發揮。而我們則認為集體是為個人而存在的，而且集體的福利和力量的發揮是為了個人的利益的。》

《一九四九年當毛接管那個國家時，它是一片混亂。二十五年之後，他給世界帶來了一個強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國家，一個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風尚的八億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個最不分階級，正義的和公正的社會，在那裏每個公民夠吃夠用而沒有那一個人享受過多。》

《在整個旅行過程中，我對新中國人民可貴的道德風尚感觸最深。中國人熱誠友好、勤勞、聰明和勇敢、有獻身精神、有良好的紀律，他們可以信賴和靠得住。》

《也許美國對華院外活動集團最惡毒的謠傳就是說，毛和共產黨人，在他們內戰獲得勝利後，在一場殘忍的血洗中鞏固了他們的政權。我們從一些包括總統和國務卿們的歇斯底裏的聲音中聽到過同樣的而現在已證明為荒謬的預言，說什麽隨著共產黨在南越的勝利而來的將是這種血洗。這種斷言沒有得到客觀的證據。毛不是蔣介石。一九二七年蔣在上海背信棄義地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而這一事實有文件可以證明。》

《毛所以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在改造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整個社會和經濟結構中取得他的令人震驚的成就，是因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們的潛力和他們的固有財富，並動員他們為爭取他認為能使他的人民確信是為了他們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奮鬥的目標。他的“為人民服務”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們的道德品質，向他們呼籲，並把他們加以發展而贏得了他們的合作。》

《一九四九年當毛接管那個國家時，它是一片混亂。二十五年之後，他給世界帶來了一個強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國家，一個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風尚的八億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個最不分階級，正義的和公正的社會，在那裏每個公民夠吃夠用而沒有那一個人享受過多。世界上人口最為眾多的國家，它本來很容易會給世界其它部分帶來無法忍受的擔子，而它現在卻是一個保證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麵都照顧得象個樣子的自給自足國家的典範。過去被稱為一個不象樣的國家，而今天卻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國家了。》

《對中國問題的任何探討中，必須記住毛的中國今天仍處於它的初建時期，我們當然不能對他們的缺點和他們為了取得二十五年的光輝燦爛的成就所必須付出的犧牲去吹毛求疵。》

轉載原文：《凱悉：毛的中國是個奇跡，但還不是天堂。》

作者：威廉·文·埃登·凱悉

出版日期:1976.09.05

眉題:紐約美中人民友協旅行團成員威廉·文·埃登·凱悉訪華文章

文章正文:

【本刊訊】紐約美中人民友好協會旅行團成員、美國天主教《聖十字》季刊主編威廉·文·埃登·凱悉訪華後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毛的中國是個奇跡，但還不是天堂》，摘要如下：

我作為紐約美中人民友好協會發起的由十二人組成的旅行團成員之一，在中國的廣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區，進行了為時三個星期的參觀訪問。這次訪問雖不能使我取得象一個中國通或關於中國問題職業觀察家的那種資格，但這次經曆，可以幫助我更正確地觀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國。

在整個旅行過程中，我對新中國人民可貴的道德風尚感觸最深。中國人熱誠友好、勤勞、聰明和勇敢、有獻身精神、有良好的紀律，他們可以信賴和靠得住。

在我的訪問旅程中，我特別作過一番努力，想了解中國的宗教現狀。我得以會見一些當地中國的宗教各教派的領導人：在杭州的一位伊斯蘭教的阿訇，在上海的一位基督教牧師，在南京的一位聖公會退休主教以及在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和神職人員。從我能夠搜集到的每一項意見中，按我看，顯而易見，全部宗教，特別是帶有組織形式的宗教，不論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外國的還是本國的，已經幾乎完全地從中國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找不到地下宗教活動的任何證據，所以誰也不能講那裏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意義的個人宗教信仰或活動。

過去二十五年來，由於反對共產黨中國的美國院外活動集團無休止的宣傳機器所助長的普遍看法，美國人曾經把中國宗教的衰亡歸因於一個無神論者政府的無情的鎮壓。這種看法毫無事實根據。無人否認共產黨領導人是無神論者，他們不把宗教置於重要地位，而且盡最大努力不讓它擴大影響，特別在青年中間。但是他們的總的政策與其說是迫害宗教，毋寧說是忽視宗教。對他們來說，宗教不是那麽重要。顯然，對中國人來說，也不是那麽重要。既然宗教今天在中國是無足輕重的，十分明顯，它跟新中國人民發展固有道德風尚是毫無關係的。這一事實給神學家提出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怎樣能夠說明如此人數眾多的一個國家會那樣普遍地表現出這種道德風尚，而在西方，這種表現則總是被認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動機聯係在一起的。

那些其創始與發展同宗教有密切關係，並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國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國人能夠知道，他們無疑將會大吃一驚。這些有宗教的國家今天的暴行、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見、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濫成災，但是沒有宗教的中國卻正在培育出一個健康和有道德風尚的人民。

當我在新中國各地旅行時，一個根本問題始終縈繞腦際：他是怎麽完成這項工作的呢？毛主席怎樣去說服那麽多的人對他的目標以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采取的手段如此熱情地給予合作呢？

也許美國對華院外活動集團最惡毒的謠傳就是說，毛和共產黨人，在他們內戰獲得勝利後，在一場殘忍的血洗中鞏固了他們的政權。我們從一些包括總統和國務卿們的歇斯底裏的聲音中聽到過同樣的而現在已證明為荒謬的預言，說什麽隨著共產黨在南越的勝利而來的將是這種血洗。這種斷言沒有得到客觀的證據。毛不是蔣介石。一九二七年蔣在上海背信棄義地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而這一事實有文件可以證明。

毛所以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在改造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整個社會和經濟結構中取得他的令人震驚的成就，是因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們的潛力和他們的固有財富，並動員他們為爭取他認為能使他的人民確信是為了他們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奮鬥的目標。他的“為人民服務”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們的道德品質，向他們呼籲，並把他們加以發展而贏得了他們的合作。

一九四九年當毛接管那個國家時，它是一片混亂。二十五年之後，他給世界帶來了一個強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國家，一個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風尚的八億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個最不分階級，正義的和公正的社會，在那裏每個公民夠吃夠用而沒有那一個人享受過多。世界上人口最為眾多的國家，它本來很容易會給世界其它部分帶來無法忍受的擔子，而它現在卻是一個保證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麵都照顧得象個樣子的自給自足國家的典範。過去被稱為一個不象樣的國家，而今天卻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國家了。

如果說毛的中國現在是一個奇跡的話，它還沒有變成一個人間天堂。他們強調一致、公民、小組和“我們”。而我們則強調能提出異議的權利、強調個人、人和“我”。毛認為個人存在於集體之中，並為集體而存在，而且個人是在集體中才能獲得幸福和才華的發揮。而我們則認為集體是為個人而存在的，而且集體的福利和力量的發揮是為了個人的利益的。

對中國問題的任何探討中，必須記住毛的中國今天仍處於它的初建時期，我們當然不能對他們的缺點和他們為了取得二十五年的光輝燦爛的成就所必須付出的犧牲去吹毛求疵。

有一樣東西是毛的中國如此生氣勃勃地向世界各國，甚至是最先進的國家提供的，那就是對人類的一個希望。中國一度是大國中間最病態的一個國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我們環視全世界，到處看到象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們能從毛的中中國的榜樣提取希望。在那裏，我們曾經學習到，有一個明智的和無私的領導，任何病態的國家也能夠自行走上恢複健康之路。毛主席由於他為他的國家所作的一切將作為二十世紀的一個傑出的、創造性的領袖而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