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重大戰略部署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重大戰略部署

 

 

盡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就業安排等客觀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曆史資料已經證明，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帝國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重大戰略抉擇。

培養什麽樣的接班人？怎樣培養接班人？事關黨和國家的事業成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遏製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對中國進行四麵圍剿，聯合打壓的同時，又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十條誡令》第一條就包括“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替他們製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等內容。

毛主席敏銳地看到了美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變”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以保證黨不變色、國不變質。而後來發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更證明了毛主席的有關預見絕非杞人憂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並且指出：“在中國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曆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這裏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不論新黨員還是舊黨員，都有一些品質不純潔和作風不純的人。那些人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還有變質了的資產階級分子。……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組織有關人員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我很擔心我們的幹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

1964年，針對蘇聯對列寧和斯大林主義的背離，毛主席又提出“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問題。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時談到：“我們現在的青年人沒知識了，沒見過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他們是吃蜜糖長大的，所以要請你們當教員，給他們講講，告訴他們，不要忘記你們還在受苦。吃蜜糖長大的，我們趕他們下農村，他們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現在下去了。我告訴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閃閃，你就說我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笨了，要向你們學習請教。”毛主席這裏所說的女兒，實際上是指大女兒李敏。但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邊長大的小女兒李訥到農村去插隊，卻更動人。

李訥在大學畢業後，被安排在《解放軍報》社上班，毛主席對身邊的人說：“一個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辦得了報？”於是，李訥先是被安排到井岡山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勞動鍛煉，後來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兒，處處照顧她，鍛煉不大，她想和廣大青年一樣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是便給主席寫信提出要求。主席積極支持愛女的這一行動，於是李訥便來到了江西的一個山區農村，成為生產隊的一名普通社員。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偉大胸襟。這無異於給了那些認為“讓插隊”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澤東在和另外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中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見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時又指出：“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綜合上述一係列講話、談話可以看出，防止黨和國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變顏色，是毛主席所考慮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變最危險的群體，是“資產階級分子”，但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卻是產生“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潛在因素。因此，要防止黨的各級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一代產生上述“三個主義”，從而成為“資產階級分子”，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早已在延安時期提出的“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種相結合的過程，不僅是了解群眾疾苦，聽取群眾心聲的過程，更是建立和培養與群眾深厚感情的過程。因此，當時不僅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包括機關幹部和領導幹部、專家學者、文學藝術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軍官等，每年也必須有一定的時間到農村、下基層，到車間，下連隊，與第一線的群眾打成一片，以了解群眾呼聲，解決群眾難題，增進與群眾的感情，激發事業靈感。

一項偉大的戰略，往往需要若幹年後才能看出其曆史價值，且時間越長，看得越清晰。接班人問題，需要逐代過渡傳承，更是需要在幾十年後才能顯現其真正的價值。黨的十八大後，當年的知青逐漸進入高層政治舞台。據官方統計，十八大選出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知青經曆，占這一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有過知青經曆，占比28%；而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中，則有4人曾有知青經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層中知青占比也相當高。這種比例，是任何一個群體所沒有的。

從專家學者的角度看，不少有過知青經曆的人，與沒有這一經曆的人也有著明顯區別。他們盡管身處高位，但時刻不忘為最基層的農村老百姓鼓與呼，受到了普通群眾的熱烈。這與那些發布“現在的人，哪家沒有50萬元的存款？”“不能剝奪低收入階層的納稅權利”等言論的所謂“磚家”們，所站的立場截然不同，當然歸根結底還是與人民群眾的感情不同。而現階段許多政策嚴重不接地氣、且越來越走向官僚化、資本化，也與出這些餿主意的“磚家”們沒有深入實際，與老百姓沒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運的深厚感情有著極大關係。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一些參與政策策劃論證的“海歸派”和“公知”們，已經成為西方顛覆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別動隊”。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作為人類一項最偉大的千秋偉業，不僅需要一大批與人民群眾有深厚感情和實幹精神的帶頭人和社會精英，更需要千千萬萬誌同道合的普通人的價值認同和行動支持。而全國1700多萬有過知青經曆的人，無疑是當今這一隊伍中的強大生力軍。回想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後，不僅在毛澤東時代苦幹實幹加巧幹，迅速成為各條戰線的中堅力量，而且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不少人麵對下崗失業的困境，仍然識大體、顧大局，沒有氣餒、沒有躺平，他們用插隊時期培養出的艱苦奮鬥精神和忍辱負重品德，默默地告別企業，背起行囊，開始了自己重新創業，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縣的一位知青曾經所說的那樣：“正是由於有知青生活這碗酒墊底，才使自己在以後的人生道路上，麵對下崗失業等艱難困境，毫不猶豫地勇往直前”。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場，由於有著和群眾建立起來的深厚感情為基礎，繼續心係百姓，成為老百姓稱讚的“清官”“好官”。黨的十八大後，山西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先後有十幾名省部級領導幹部被查，但在山西有過插隊經曆的6位省級領導，無一人涉案。呂梁更是塌方式腐敗的重災區，據公開報道，僅2014年前，呂梁就有百餘名縣級以上幹部涉案，此後又查處了更多的大案要案。但我們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曆的13名縣級以上幹部、28名科級幹部，無一人涉及其中。

出現這種狀況絕非偶然，而是與知青特殊的經曆有著必然的聯係。

一是有過知青經曆的人，與其他群體的最明顯區別，就是從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維和城市意識，使他們比之純粹在農村長大的人眼界更為開闊；而對最底層老百姓艱難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養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長大的人所不及的。這種特殊的經曆，對這部分人的成長過程影響是巨大的。

二是大多數知青都是在二十歲以前就開始插隊的，這個年齡段，正是一個人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形成的關鍵時刻。他們通過在農村的艱苦鍛煉，不僅體會到基層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與老百姓結下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這極大地影響到以後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

正像一位有過知青經曆的領導幹部所講的那樣：“隻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會走得太遠”。前述山西以及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曆的領導幹部，在塌方式腐敗中沒有人被卷入，與此有著極大關係。

三是農村生活，使他們學會了麵對實際，也學會了克服困難，培養出百折不撓的精神，這在未來事業的發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自古就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時”之說。縱觀毛主席的一生，除去為民族、為人民艱苦奮鬥外，別無他求。盡管在這種奮鬥過程中，特別是在“文革”運動中，包括毛主席的戰友在內的一些領導幹部受到過傷害，但對於主席來說，他考慮的隻有人民立場和革命需要，沒有任何個人利益，沒有一個私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經受到傷害的老同誌，看到了毛主席的偉大及自己的短淺。

因此才有了王震將軍“毛主席至少比我們早看50年”的感慨，才有了羅瑞卿將軍從秦城監獄出來後，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門前對著毛主席像虔誠地敬禮，才有了許多高級領導人晚年因自己對毛主席誤解而萬般懺悔、痛哭流涕。

而毛主席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遠見和實踐道路，在當時自然也會有人持有異議。特別是毛主席逝世後，一些抱著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迎合某種政治潮流，對此進行了無情詆毀和惡毒攻擊。

總而言之，怎樣正確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問題，說到底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是共產黨立黨為公還是為私，是為“絕大多數人”還是為“小部分人”，是謀千秋偉業還是圖一時之利？燕雀永遠難知鴻鵠大誌，侏儒永遠難及巨人偉岸。

那些自私卑劣的小人，永遠理解不了偉人之高尚和高遠。他們所能做的，隻是用瘋狗般的狂吠來玷汙偉大的靈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隻能讓越來越多的人們，更加清楚地看清這些小人的醜陋！

[yongbing1993]

科技發展讓美國監聽管控全世界







美國前防務承包商雇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爆料，曝光了代號“棱鏡”的美國秘密監聽項目。其《監聽對象》不僅包括《美國民眾》，也包括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政要和百姓》。

美國國家安全局2009年對122名外國領導人實施監聽，建有一個專門存放外國領導人信息的數據庫，其中關於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報告就有300份。監聽名單從“A”開始，按名字首字母順序排列，第一位是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阿卜杜拉·巴達維，默克爾排在“A”區第9位，名單上最後一位是時任烏克蘭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

美國的《長臂管轄》是對世界各國的實體和個人濫施“域外管轄”的蠻橫司法實踐。《長臂管轄權》在美國確立後，隨著《科技的發展》逐漸擴張到合同、侵權、商業、家庭、網絡等領域。美國法院率先將長臂管轄權延伸到《互聯網》案件中，並且在Cybersell案中創造性發展了互聯網案件中的《長臂管轄權》，即把《網址》分成互動型網址與被動型網址，並對互動型網址行使《長臂管轄權》。

《長臂管轄》原則是經濟及《科技發展》的結果之一，這種靈活的規則容易適應複雜的社會情況。與此同時，美國依靠其強大的經濟實力，為美國向國外擴張長臂管轄權提供了後盾。長臂管轄權可以更有效地保護美國的利益，特別是在霸權武力強大之中這種保護最明顯。

美國應停止《非法單邊製裁》和《霸權長臂管轄》，切實履行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際責任。美國《霸權長臂管轄》是美國霸權政府以綜合實力和金融霸權為後盾，根據本國法律，對他國實體和個人濫施《霸權長臂管轄》的蠻橫司法實踐。科技發展讓美國監聽管控全世界。

截至2021財年，美國已生效的製裁措施累計達9400多項。美國“長臂管轄”已涉及中國、俄羅斯、伊朗、敘利亞、朝鮮、古巴、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多個國家。美國曆屆政府濫用經濟脅迫手段，將製裁作為解決外交問題的首選，非但起不到效果，還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分析估計，在伊朗疫情最嚴重時期，美國的製裁影響可能導致了多達1.3萬人死亡。

美國霸權為維持經濟和科技領先地位，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製措施，人為幹擾正常經貿往來，破壞全球產供鏈穩定，同美方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背道而馳。美國霸權濫用長臂管轄權，門檻不斷降低，力度空前加大，打擊對象範圍不斷擴大，損害了世界各國家之主權平等原則，侵蝕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扭曲了正常國際貿易秩序，極大地損害了各國企業的利益。“美國應停止非法單邊製裁和《長臂管轄》，切實履行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際責任。

《“棱鏡門》十周年：美國“監聽癮”越來越重。

（國際觀察）“棱鏡門”十周年：美國“監聽癮”越來越重

記者：朱瑞卿

2013年6月5日，英國《衛報》率先通過美國前防務承包商雇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爆料，曝光了代號“棱鏡”的美國秘密監聽項目。其監聽對象不僅包括美國民眾，也包括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政要和百姓。

十年過去了，遭到美國政府通緝的斯諾登如今居住在俄羅斯，已獲得俄國籍。“棱鏡門”事件引發全球對美國大規模監聽活動的強烈譴責，但美國並未悔改，十年來仍不斷曝出各種監聽他國的醜聞，其中不少受害國家還是美國的盟友。這些事件反複證明，美國為維護自身霸權不擇手段，是不折不扣的“監聽帝國”。

驚天醜聞

德國《明鏡》周刊援引斯諾登提供的文件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2009年對122名外國領導人實施監聽，建有一個專門存放外國領導人信息的數據庫，其中關於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報告就有300份。監聽名單從“A”開始，按名字首字母順序排列，第一位是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阿卜杜拉·巴達維，默克爾排在“A”區第9位，名單上最後一位是時任烏克蘭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

2013年7月12日，新聞工作者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打開網頁瀏覽斯諾登的訊息。新華社記者薑克紅攝

斯諾登提供給《衛報》的一份文件顯示，美方設於英國北約克郡的一處情報分支機構在2009年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監聽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與俄國內的衛星通話。這次監聽的時間是在梅德韋傑夫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後數小時，兩人在會談中剛剛就建立互信達成共識。

“棱鏡門”事件令美方十分尷尬和惱火，斯諾登因此被美國政府以間諜罪、盜竊罪和未經授權泄露國防及情報信息等罪名通緝。2019年，美國政府還起訴斯諾登，指控他出版的回憶錄未經政府審查，違反了保密協議，要求沒收其出書和參加公共活動獲得的收入。斯諾登在社交媒體上嘲諷：“很難想象還有比美國政府的一紙訴狀更能證明這本書內容真實性的方式了。”

監聽成癮

“間諜行為是一項已經嵌入美國曆史、根深蒂固的習慣。”美國《時代》周刊一篇文章這樣評論。

美國並未從“棱鏡門”事件中汲取教訓，“監聽癮”反而越來越嚴重，不斷踐踏別國主權，侵犯互聯網用戶隱私，嚴重危害國際網絡安全。2015年“維基揭秘”網站爆料，美國國家安全局曾對多位法國總統進行長時間竊聽；2021年丹麥媒體爆料，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丹麥國防情報局接入當地網絡，在2012年至2014年間竊聽德國、法國、挪威、瑞典等國政要的短信和電話通話；今年4月，一批美軍秘密文件出現在社交媒體上，內容涉及美國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以及韓國、以色列、烏克蘭等盟友的竊聽行動，再次暴露美國監聽行動範圍之廣。

如今，美國的對外監聽行為已走向“製度化”。美國政府打著“國家安全”和“反恐”名義，通過《涉外情報監視法》等立法，不斷擴大安全機關權限，對他國進行監聽。美國《涉外情報監視法》702條款將於今年年底到期，該條款允許美國情報機構在未經法院許可的情況下對“外國目標”實施監聽，搜集其電話、短信及互聯網通信內容。最近，美國政府正敦促國會延長該條款有效期，白宮方麵甚至直接將該條款稱為美國的“寶貴工具”，宣稱延長該條款有效期是本屆美國政府的“關鍵優先事項”。

“沒有可避難之地，沒有可安息之所，美國政府不會接受任何地方處於其監控視野之外。”美國記者巴頓·格爾曼在《美國黑鏡》一書中如此揭露。

霸權工具

多年來，美國聲稱維護聯合國作用，卻在聯合國掀起“監聽風暴”；自詡自由、民主的所謂“捍衛者”，卻利用先進技術構建“監聽帝國”；標榜維護信息安全，卻在全球布下“信息安全陷阱”。這些自相矛盾的舉動充分表明，美方在網絡空間實施雙重標準，其根本目的是維護自身霸權和私利。

2013年10月2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塊反監控的大型標語牌豎立在國會大廈前。新華社記者方喆攝

厄瓜多爾拉丁美洲新聞社的評論文章指出，隨著霸權開始衰落，美國為維持自身地位而變得更加暴力和危險。這時，美國的各種幹預活動變本加厲，斯諾登披露的大規模監聽活動就是其中之一。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紮·卡萊諾埃認為，包括監聽在內的網絡戰是美國“混合戰爭”的工具之一，與經濟製裁、恐怖活動、心理戰以及軍事行動一樣，都是其用來幹涉其他國家、達到自身政治目的的手段。

西班牙《國家報》刊文指出，世界上有許多地圖，如地理地圖、人口地圖、經濟地圖、軍事地圖及政治地圖，這些地圖可以提供各類信息，但都無法像美國的“監聽地圖”那樣呈現出關於霸權的赤裸裸現實。（參與記者：趙冰、宋盈）

《美國真的放棄互聯網控製權了嗎？》

新聞分析：美國真的放棄互聯網控製權了嗎？

記者：林小春

當您通過手機、筆記本或台式電腦連上互聯網時，也許不會感到有什麽不同。但在互聯網幾十年發展史中，這一天可能具有特殊意義。

就在這一天，美國政府終於將互聯網域名管理權移交“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ＩＣＡＮＮ），從而結束對這一互聯網核心資源近２０年的單邊壟斷。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美國真的放棄了互聯網控製權了嗎？

事實上，這次“交權”並非美國政府心甘情願，而是在國際社會強大壓力下的一點點讓步。同時，美國政府也不是隨便“交權”，而是設置了嚴格的前提條件，即交給“全球互聯網多利益攸關社群”，並設立了複雜的製衡係統，以保證自己在形式的“交權”後仍擁有隱形的控製權。

總部設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非營利性國際組織ＩＣＡＮＮ成立於１９９８年，根據與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國家電信和信息局合約，它承擔全球互聯網域名係統管理、互聯網協議（ＩＰ）地址分配、協議參數配置以及根服務器係統管理等職能，而國家電信和信息局對這個機構如何運行具有最終決定權。

自ＩＣＡＮＮ成立之初，美國政府就承諾未來會交出互聯網域名係統管理權，但一直“雷聲大雨點小”。直到２０１３年，“斯諾登事件”曝光美國情報機構大範圍監控互聯網後，為了平息國際社會的憤怒，美國才於２０１４年３月宣布加速移交進程。

美國南加州大學互聯網研究專家洪宇說，美國政府在互聯網頂級域名分配上一直保持單邊主義的壟斷性控製，構成單極的地緣政治和軍事威懾力，所以在世界範圍內不得人心。“斯諾登事件”戳穿了美國自稱的“開放互聯網守護者”假象，嚴重削弱了它在互聯網外交政策上的道德基礎。

同時，互聯網已由一項前沿技術轉變為全球性的基礎設施，逐步受到世界各國法律的規範。在此形勢下，如果還在最基礎的互聯網資源層麵堅持一國特權，沒有太大意義，反而讓美國政府陷於被動。這些都是導致美國最終決定“交權”的重要因素。

正如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局近日在一份背景聲明中所承認，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在互聯網域名係統管理中的角色“一直是讓外國政府不滿的一個源頭”，一些國家因此呼籲由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或新設立一個政府間機構來接管域名係統管理權，“如果美國政府不完成這一權力的移交，各國以多邊政府運行方式取代多利益攸關模式的呼聲隻會越來越高”。

應該說，在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局交出對ＩＣＡＮＮ的控製權後，表麵上美國對域名管理的行政幹預能力確實大幅削弱，但美國已充分利用最後一段時間的權力，為ＩＣＡＮＮ今後的演變埋下伏筆，“多利益攸關模式”就是關鍵。

所謂“多利益攸關模式”，是指包括學界、民間組織、行業組織乃至政府等在內的多元參與。但是，為了避免交權後被其他政府或某個第三方控製或者“惡意接管”，在移交條件中，政府及政府間組織被限定為政策製定顧問的角色。超過１６０個國家的政府整體作為一個谘詢委員會參與進來，必須在委員會內部達成共識之後方能發布政策建議。

因此，ＩＣＡＮＮ獨立接管互聯網域名管理權後更可能走向“私有化”，而非多邊政府運行。這並不符合世界其他國家的主張。

曾撰寫多本全球互聯網治理專著的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教授米爾頓·米勒認為，這種互聯網治理模式是一個“重要創新”。他對新華社記者說：“這標誌著網絡空間的國家主權走向人民主權。”但他也承認，還需等這種模式開始運行後才能知道是否實際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巨頭在“多利益攸關模式”中將扮演重要角色，而美國將通過比其他國家強大得多的企業、硬件和軟件技術、人才等優勢繼續保持影響力。

洪宇認為，雖然“全球互聯網多利益攸關社群”原則上支持多元參與，但實際上互聯網企業將擁有極大影響力，所以這次移交獲得了亞馬遜、穀歌、思科、微軟和臉書等巨頭支持，而這些都是美國企業。另外，最具商業價值的域名資產，如頂級域名中最大的“．ｃｏｍ”、排名第五的“．ｎｅｔ”都在美國企業威瑞信手裏，不會隨著此次交權而改變，“域名產業的政治經濟格局暫時沒有變”。

此外，對今後的互聯網管理，美國法律的控製也仍然存在。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局局長勞倫斯·施特裏克林曾表示，ＩＣＡＮＮ會“一直並將繼續受到（美國）反壟斷法的製約”。交權方案也明確指出，這個機構的總部仍位於加州，必須遵守當地法律。

顯然，在互聯網域名管理權轉移的過程中，其適用法律是一個討論焦點。米勒指出，美國政府尤其是執法與行政機關對ＩＣＡＮＮ的影響確實在減小，但美國法律將繼續影響這一機構。他進一步解釋說，ＩＣＡＮＮ是一個國際機構，所以一旦有行為被認為製造或增加壟斷，將不僅可能受美國反壟斷法律調查，在中國或歐洲也同樣可能接受反壟斷法律調查。

從長遠看，ＩＣＡＮＮ未來是否有可能在美國之外如瑞士建一個平行機構，以提升其國際化合法性，目前仍不得而知。

[yongbing1993]

一個縣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鎮坪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一、運動的時代背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報道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消息,在編者按中公布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同日,《人民日報》報道蘭州市1.8萬名初中、高中畢業生,武漢市2萬名中學畢業生奔赴農村插隊落戶的情況。從此以後,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

二、鎮坪的運動概況

和全國一樣,當時的鎮坪廣大幹部群眾普遍認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基本途徑，是社會主義製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是反修防修，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保障我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

1968年12月,根據省、地革委會有關精神,縣上成立了“精減下放安置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城鎮居民的下放、安置。鎮坪縣革委會下放安置辦公室1969年5月25日，專門發文（鎮坪縣（69）字第002號），通知做好上海市到鎮坪縣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的歡迎、安置準備工作，要求各公社隨時做好準備，妥善安置上海市知青200名、西安城市居民2000名。

為了全麵貫徹落實毛主席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和執行中、省有關文件會議精神,1973年11月，縣委成立知識青年領導小組，把“精減下放安置領導小組辦公室”改為“中共鎮坪縣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對知青比較集中的公社,配備知青專幹，公社和大隊普遍建立“再教育”小組,生產隊設“三管”（學習、食宿、勞動）人員。知青下放較多的單位,除確定專人負責外,並選派帶隊幹部,到農村與知青同吃、同住、同勞動,組織知識青年學習,解決知青的實際困難。縣、社、大隊各級均有1名領導主管知青工作。

據現有資料記載，從1968年開始到1978年，鎮坪縣共接收、動員365名城鎮知識青年下鄉，其中1968至1972年71名，1973年至1978年294名。分別安置在六個公社十八個大隊，主要有投親插隊的、集體落戶、辦林茶場三種安置形式。在隊期間，農村各級黨組織積極培養教育，組織知識青年學習黨的方針政策，鼓勵他們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進行遵紀守法和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的教育，重視後進青年的思想轉化工作，為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和發展農村經濟做了不少工作。知識青年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鍛煉成長，陸續走上不同的工作崗位。1978年開始，從下鄉知識青年365人中，招生49人，招工273人，招幹19人，參軍16人。對於因年齡或已婚等不符合招工條件的5人，也本著“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精神，批準回城。解決和恢複了本人、子女的商品糧，並與本人協商同意，安排了適當的生活出路，從事個體經營經濟上困難較大的，還在經濟上給予扶持。轉外地3人。

對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新生事物，領導上也有一個認識過程，認識由淺到深，由重視不夠到比較重視，剛開始時口頭上講百年大計，心裏想的是權宜之計。自從傳達中發（1973）21號、30號文件之後，領導開始重視起來了，特別是批林批孔運動的深入發展，領導更加重視。知識青年下鄉之前，縣委都要專門研究知識青年工作。縣上領導還帶頭送子女上山下鄉，1974年，僅部局長以上的領導幹部就有十一人送孩子去農村插隊落戶，並鼓勵孩子樹立長期紮根農村思想。知識青年下到農村，也逐步體會到，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那裏有學不完的事業，是大有作為的，都紛紛表示要在農村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幹一輩子革命，他們積極投入三大革命鬥爭實踐，“主動、自覺、虛心”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克服了許許多多的困難，他們實現了下鄉前的諾言：“我們有一顆永遠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奮勇前進的紅心，能夠使我們保持高昂的戰鬥意誌，克服困難。在廣闊的天地裏，我們一定搶大苦吃，找重活幹，爭重擔挑。”

運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少數公社和大隊革委會對下放安置和知識青年、下放幹部再教育工作的不夠重視，沒有放在議事日程，把下放安置工作當做包袱。二是部分知識青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沒有紮根在農村的思想。三是有的公社對安置經費管理不嚴，有開支不合理，私分挪用等現象。四是個別家長有將自己的子女長期留在城鎮，支持外出找工作謀求出路的想法。針對這些問題，鎮坪縣下放安置辦公室於1969年就以3號文件形式發出通知，對下鄉知識青年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比如由公社革委會提出具體意見報縣革委會政工組，對插隊落戶知識青年進行鑒定；根據勞動科的記載，領取每天不超過0.5斤補助；知識青年參加農村分配，暫按農村社員口糧標準分配；本人無正當理由不下隊，經再三教育仍不下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勞動鍛煉者，按“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布告辦事，嚴肅處理甚至開除等。

1974年到1978年，國家財政共撥付知青經費106330元，開支100947.91元（其中建房費40040.98元，生活費38791.95元，三具費10859.11元，宣傳費2335.34元，專用補助294.50元，學習費1590.41元，醫療費1962.51元，業務費4335.11元）結餘經費2441.13元，79年底上交財政。

全縣共為知青建房115間，72年建15.5間，73年以後建99.5間。知青工作政策調整後，房屋移交給社隊並辦理了移交手續。先後添置“三具”（農具、灶具、家具）1545件，損失416件，分送社隊218件，折價處理901件，變現2244.59元。於1979年3月以前移交完畢。

1978年,中央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一九七八年,省委、省政府根據中央（1978）74號文件精神,從我省的實際情況出發,對下鄉政策進行逐步調整,縮小了上山下鄉範圍,確定不再搞分散下鄉安置的形式。隨後又按照“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精神,要求在一九八一年底前,將先後分散插隊的知青妥善安置完畢,這一決定受到了城鄉廣大幹部、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歡迎,截止1981年5月，鎮坪縣下鄉知青全部按要求安置完畢,1981年10月，撤銷鎮坪縣委知識青年領導小組及辦公室，正式結束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三、運動的社會影響

第一,提高了知識青年的政治覺悟。他們甘願離開條件較好的城市，離開家鄉和親人，滿懷熱血和報效祖國的情懷,去窮鄉僻壤,與那些莊稼漢們在廣袤的土地上“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為農業發展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年華。在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裏，他們的精神麵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樹立了安心農村，紮根農村的思想，多數團員寫了入黨申請書，許多青年寫了入團申請書，有的知識青年被充實到隊上領導班子，有的擔任了大隊團支部書記、生產隊團小組長、青年突擊隊隊長、民兵排長、班長、赤腳醫生、記工員等，還有的到五七幹校學習，為農村培養理論骨幹。知識青年們說：“滿園春色百花爭豔，紅太陽的光輝照亮了我們的錦繡前程。我們就像春天裏開放的花朵，正在發芽的樹木，充滿著極大地生命力”。

第二，調動了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哪裏去了知識青年，哪裏感到光榮，誰為知識青年出了力，誰覺得心裏痛快，簡直成了當時的氛圍。社員群眾說，“黨和毛主席這樣放心我們，這樣信得過我們，把培養青年人的擔子讓我們擔，我們一定要把知識青年管好”。因而，積極做到“知識青年下鄉前積極準備，下鄉時熱烈歡迎，下鄉後耐心教育”。在解決知識青年住房問題時，幹部群眾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百年大計，百年大計應當百年安排。”在住房的問題上，他們不搞臨時湊合，而是長遠打算，窗子要挖，門要做，房子要隔，地麵要平，牆要塘，樓要麵，灶要打，廁所要修。為了做到兩不誤，他們都是利用農忙之餘的雨天和晚上加班完成這些工作。

第二,緩解了城鎮就業壓力，改善了農村的文化知識結構。一代熱血青年幹什麽，對於當時幾乎沒有工業，城市服務業極度落後的鎮坪縣來說，就業形勢尤為嚴峻。在這種情況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僅推動了鎮坪縣農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全局的穩定、協調發展。在那個年代,農村文化知識特別匱乏,文盲半文盲極其普遍，知識青年的到來，使農村的文化知識有了明顯提高,結構得到了改善,並促進了農村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雖然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特別伴隨全盤否定的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是非功過眾說紛紜，這不足為奇，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使城裏的青年到窮鄉僻壤的農村經受苦難的曆練，繁重的農業勞動,艱苦的生活環境,使他們深刻體會到農業落後農民真苦農村不易！必然從深層次影響著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農民職業化進程，毫無疑問，這段刻骨銘心的磨練是那代知識青年人生難得的寶貴財富！

[yongbing1993]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






一九六八年人民日報的專欄文章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出版單行本（圖）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出版單行本（圖）

新華社二十四日訊　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人民日報》重要編者按和關於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報道，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書名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這本書自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始在北京新華書店發行，並將在全國各地陸續發行。

《濟南市革委會狠抓兩條路線鬥爭教育 革命知識青年自覺地到農村安家落戶》

濟南市革委會狠抓兩條路線鬥爭教育（圖）

革命知識青年自覺地到農村安家落戶（圖）

廣大知識青年認識到，在上山下鄉問題上，也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願意不願意上山下鄉，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問題

據新華社濟南二十三日電　濟南市革命委員會從狠抓兩條路線鬥爭教育入手，幫助城市廣大初中、高中和大學畢業的知識青年提高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覺悟，自覺地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從今年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止，濟南市已先後有三千四百多名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二十二日，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的最新指示鼓舞下，又有八百二十名知識青年，滿懷革命豪情，奔赴農村，立誌把自己鍛煉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毛主席教導我們：“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濟南市革命委員會和許多中學駐校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遵照毛主席的這一偉大教導，針對部分知識青年下農村怕苦怕累的活思想，大辦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學生家長參加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組織和領導知識青年和學生家長，認真學習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反複領會偉大領袖毛主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教導的偉大意義。通過學習，廣大知識青年認識到，在上山下鄉問題上，也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願意不願意上山下鄉，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問題。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徹底決裂，同資產階級“私”字徹底決裂的具體表現，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計。認識提高後，大家進一步樹立了上山下鄉為榮，貪戀城市安逸生活為恥的新風尚。

濟南市廣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銳利武器，對劉少奇及其代理人散布的“讀書做官論”、“公私溶化論”、“下鄉鍍金論”等反動謬論，展開了革命大批判。通過革命的大批判，廣大知識青年對劉少奇及其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更加無比仇恨，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加熱愛。他們堅定地說：“海可枯，石可爛，我們忠於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紅心永不變；地可動，山可移，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誌不移。”

幹部帶頭送子女上山下鄉（圖）

幹部帶頭送子女上山下鄉（圖）

解放軍遵義軍分區領導幹部和一般幹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把凡應下鄉的子女全部送到農村。在他們模範作用影響下，全遵義地區應到農村去的人基本上到了農業第一線

據新華社貴陽二十四日電　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義軍分區領導幹部，帶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鄉下去。在軍隊幹部帶動下，各級幹部和革命群眾也紛紛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鄉下。

解放軍遵義軍分區領導機關，早在今年三月，就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動員幹部在送子女上山下鄉的工作中起模範、帶頭作用。軍分區領導機關明確提出：支持子女到農村安家落戶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問題，要求全體幹部、職工、家屬，用實際行動作出好樣子。許多幹部都以自己親身的經曆，對子女進行憶苦思甜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提高子女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自覺性。老紅軍戰士、遵義地區革委會常委、分區司令員唐成海同誌，用自己從小就被迫給地主當放牛娃，受盡了剝削和壓迫的親身經曆，對女兒唐繼紅進行教育，大大提高了她的覺悟。不久，唐繼紅和軍分區其他領導幹部的子女，就帶頭到邊遠山區去安家落戶。

領導幹部的實際行動給了分區機關其他幹部、家屬和子女很大教育，機關裏迅速出現了一個幹部、家屬鼓勵子女上山下鄉、爭相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動人場麵。有的幹部在外地開會，聽到這一消息，也寫信回來，動員自己的子女第一批下鄉。到十一月中旬，從分區司令員、政委到一般幹部的子女，凡應下鄉的，已百分之百下到了農村。在軍隊幹部模範行動影響下，到十二月中旬，全遵義地區應該到農村去的人基本上到了農業生產第一線。一批批下鄉的知識青年在下鄉前，聚集在遵義會議會址和紅軍烈士墓前，高舉革命寶書，莊嚴宣誓：一定走老紅軍艱苦創業的道路，做永遠忠於毛主席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北京通縣王佐清等五位革命小將步行到內蒙古涼城縣安家落戶。　
（新華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