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毛澤東解釋得透徹全麵
關於《民主》,毛澤東解釋的十分的透徹全麵。毛澤東說:“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句話反過來思考,就了解了鼓吹多黨民主和自由的人是本著什麽樣的意圖。
他們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製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製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製,這一黨在台上,那一黨在台下。但是這種所謂兩黨製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
實際上,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
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隻是一種手段。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
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
自由也是這樣。
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曆史上發生和發展的。
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
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
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
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中重點論述了《民主集中製》。毛澤東指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
毛澤東也在這個《講話》的後麵指出了實行《集中》的原因:“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曆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隻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國的命運。”
毛澤東指出:“處在偉大鬥爭麵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
毛澤東還強調:“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
必須建立和健全黨內民主製度。明確的規章製度,是黨內民主正常開展的重要保證。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這種規章製度“必須具體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
毛澤東在實踐中探索出了很多符合實際的黨內民主生活的方法。比如,正確處理少數人與多數人意見的關係,在尊重多數的同時,要保護少數。毛澤東強調,“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會改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這樣,大家才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積極主動、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麵。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指出,“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在這裏,毛澤東科學地揭示了民主和集中的辯證關係:民主集中製包含了民主和集中兩個並列的方麵,二者既相互矛盾,又辯證統一。
民主和集中各自有確定的內涵,二者相互矛盾,相互製約。正如1937年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所指出的:“民主集中製,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衝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民主和集中之間,並沒有不可躍過的深溝,對於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
民主和集中又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不可分割。這裏又包含了兩個層麵:首先,集中離不開民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礎。其次,民主也離不開集中,必須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毛澤東認為,離開集中講民主,必然導致極端民主化、無政府狀態和無紀律狀態。因此,毛澤東指出:“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這一個“更”字,突出強調了集中的重要性。
堅持和發展民主集中製的目的,就是要維護和鞏固共產黨的團結統一。要維護和鞏固共產黨的團結統一,就必須維護中央權威。毛澤東在堅持和發展民主集中製的實踐中,主要通過嚴格共產黨的紀律和建立請示報告製度的途徑,來維護中央權威和增強黨的團結統一。
嚴格黨的紀律,反對無組織無紀律傾向。1937年,毛澤東指出,自由主義使革命隊伍失掉了嚴密的組織和紀律,要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
1938年,毛澤東提出了“四個服從”的共產黨的紀律,並強調“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1945年,七大黨章第一次把共產黨的紀律寫進總綱,同時,首次將“四個服從”作為共產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載入黨章。建國初期,毛澤東在《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中指出,“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破壞黨的團結就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幫助敵人來危害黨的生命。”
要建立請示報告製度,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黨組織的關係。針對共產黨內出現的無紀律無政府的錯誤傾向,1948年1月,黨中央發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建立報告製度》的黨內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從今年起,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改正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不良習慣”。這是黨中央堅持民主集中製,反對無紀律無政府傾向的長期鬥爭在新條件下的一個發展。毛澤東強調,各級黨委必須“認真克服這種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於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請示和報告製度,加強了中央權威,克服了一些地方存在的無紀律無政府的錯誤傾向。
曆史證明,正是有了中央權威和全黨的團結統一,中國共產黨才領導著全國人民戰勝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
什麽是人民?什麽是敵人?講《民主》必懂得什麽是人民,什麽是敵人。如不懂,或假裝不懂,籠通地對任何人講《民主》行嗎?
毛澤東說:“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毛澤東又說:“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麵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麵。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個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它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
“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麵歡迎新製度,一麵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於這個新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人民公社》,源自於馬克思主義的《巴黎公社》。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主要是指《農村人民公社》。
毛澤東主導的《農村人民公社》,是中國農村治理史上千年未有之大變革,毛澤東的眼光看得非常遠,毛澤東把重點聚焦在農村綜合治理上,探索的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村一直是《一盤散沙》的現狀。而如何使中國農村《一盤散沙》的現吠得到更好的長治久安與將農民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共進行了20年時間,在新中國《一窮二白》的現狀下,為完全的工業化積累、農村的水利化建設、公共醫療、文化教育、集體企業、民生工程、農業現代化、社辦工業、社辦商業、社辦學校、社辦食堂、社辦民兵武裝、社辦文藝、社辦農機站、社辦種子站、社辦衛生院、社辦托兒所嬰兒院、五保戶、社辦合作醫療紅醫站赤腳醫生,鄉村城鎮化逐漸縮小城鄉差別等等全方位對農村進行改造綜合治理,盡二十年間均取得不可忽略的巨大成就。
《農村人民公社》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巨額積累。據國內學者統計,國家通過統購統銷的方式,農村人民公社為工業化建設提供了約8000多億元資金,每年平均高達400多億元。很多人卻不知道,這是新中國工業化原始資金的重要渠道。中國工業化進程,在世界範圍都是空前絕後的案例,屬於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騎絕塵。
西方列強工業化原始積累,基本靠販賣人口、戰爭侵略、偷盜搶奪、殺人放火完成的,帶有血腥與原罪。英國靠圈地運動、販賣黑奴、侵略殖民等卑劣方式完成的;法國、德國、俄羅斯、美國都是靠殖民掠奪、戰爭侵略等血腥手段完成的;日本靠失足婦女、戰爭侵略、喪失主權等下三濫方法實現的。
而新中國工業化不同,除了前期蘇聯援助之外,大部分靠人民公社農民省吃節用,靠廣大工人、知識分子摳牙縫省出來的。縱觀全世界,隻有新中國工業化原始積累是幹幹淨淨的,能經受時間與良知考驗,具備領導世界工業持續發展的道德基礎。人民公社做出了巨大貢獻,農民是工業化的大功臣,他們奉獻了太多,得到了太少。
《農村人民公社》期間建設了完善的水利工程。有學者統計:毛主席時代27年間,先後共建成大、中、小(10萬立方米以上)型水庫8.6萬座,塘壩640萬口(10萬立方米以下),總庫容4200多億立方米。還整治了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鬆花江等大江大河。其中,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裏,各類堤防總長度16.5萬公裏,配套機井220萬眼。全國大麵積洪澇災害得到有效控製,各地農田產量從根本上得到保障。
毛主席時代水利工程總量,其體積折合土石方3610億立方米,相當於1200座三峽工程,是世界水利發展史上的奇跡。若參考市場化的水利工程造價,按土石方量簡單地折算,工程總造價為240萬億元。
而《農村人民公社》20年,是國家水利工程建設的高峰期,僅按平均值來計算,每年大約為8.88萬億元,人民公社時期的水利工程總造價為177.76萬億元。
《農村人民公社》期間建立完善公共醫療體係。人民公社期間,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得到很大改善,源於毛主席“六二六指示”。這時期,人民公社經過多年發展,逐步走上了軌道,各地人民公社、大隊、生產隊均有一定經濟積累,為後來農村發展醫療合作社提供經濟基礎。人民公社後10年,基本衛生醫療服務得到快速發展,在全國90%的農村建立了農村醫療合作社,有近500餘萬赤腳醫生在服務。
這種龐大而健全的公共醫療服務體係,給農民帶來基本醫療保障,值得稱道的是,農民醫療支出的壓力很小。因為當時農村醫療合作社,建立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基礎上,通過集體資金補貼方式實現醫療合作社持續運營。農村基層衛生員“赤腳醫生”,也是依附於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組織上,才得於生存發展。
毛主席時代的農村醫療合作社,成為世界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解決醫療衛生的成功樣板,曾先後獲得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高度讚譽。
《農村人民公社》期間農村基礎教育普及。農村人民公社初期,農村開展了大規模的全民掃盲運動,取得巨大成績。1966至1976年間,中國鄉村基礎教育突飛猛進,構建了日趨完善的公共教育服務體係,形成了以小學、初中、高中為主的三級布局,覆蓋全國80%以上的鄉村,基本做到了“小學不出村,中學不出隊,高中不出社”。
根據教育部統計:1965年中學隻有18102所,在校初中學生802.97萬人,在校高中生為130.82萬人;1976年,普通初中學校猛增至192152所,在校學生數為5836.58萬人,其中初中生4352.94萬,高中生1483.64萬人。
在新增長的學校中,大部分屬於農村地區學校,這一切受益於毛主席對中國教育的革新,同時也得益於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在經濟上支撐了農村教育事業進步。
《農村人民公社》期間社辦集體企業蓬勃發展。農村人民公社期間,國家鼓勵各地公社興辦集體企業,並沒有把產業局限於農林牧養等副業。1959年,全國大約辦了70萬個農村企業,農村工業產值100億元,相比國家工業項目,社隊企業的影響力微不足道。原因很簡單,人民公社前期本身積累不夠,還要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金,所以很多社隊企業並沒有發展起來。
1966年,毛主席發布“五七指示”,其中講到“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在毛主席思想指導下,社隊企業又迎來了發展契機,迎來創業高峰期。
截至到1978年底,全國大約有各類社隊企業152.4萬家、社隊企業收入為431.4億元,占當年農村經濟總收入的29.7%。改製前,很多地方國有鄉鎮企業,其前身就是社隊企業。改製後,這些人民公社的集體企業,被眼花繚亂的操作方式稀釋為私人資產,改頭換麵之後被包裝成民企標杆。
《農村人民公社》期間化肥應用與雜交水稻種植。1953年,中國年產氮肥以養分計算為5萬噸,1965年全國氮肥產量達到103.7萬噸。1965年後,全國化肥生產迎來高峰期,大、中、小型化肥廠並舉投產,全國新建了10餘座年產30萬噸大氮肥廠和1000餘座小氮肥廠。截至1976年,全國農村化肥使用量為582.5萬噸,從而保證了糧食連年增產。
《農村人民公社》後期,農村普及使用化肥,得益提高糧食單畝產量,保證了全國糧食供給,人口才得以持續增長。1975年,袁隆平成功研製雜交水稻製種技術,為全國大麵積推廣雜交水稻奠定基礎。經過十幾年努力,化肥普及使用和雜交水稻推廣,大幅提升了人民公社產能。
截至197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8631萬噸,總人口9.37億人,人均口糧305.5公斤,吃飯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農村人民公社》期間農業現代化程度大幅提高。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開啟了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這個是無須爭論的事實,隻有瘋了的才會說不曉得。《人民公社》之前,中國農民還是依靠人力、牛馬、犁耙等傳統工具從事農業生產。《人民公社》之後,中國農業才翻開了嶄新一頁,開始使用機械化作業,普及使用現代化肥,對蟲害科學防治才有了新概念。需要補充強調的是,現代農業標準不隻是農業機械化,還有高產、優質、低耗等多個參考指標。
在中國東北、華北、華中、新疆等平原地區,當地《人民公社》基本都配置了拖拉機、收割機等農用機械。江南丘陵地帶,機械化程度相對很低,因為自然條件製約了。但這並不說明,江南丘陵地帶農業現代化進程就很滯後,這些地方人民公社通過精耕細作來提高產量。
橫向比較,同時期農業發展情況,中國現代化程度遠遠超過同時起步的印度、巴西等國家。
《農村人民公社》期間中國人口的增長和民生的保障是最好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糧食總產量是持續增長的,伴隨的是人口增長。
1958年,全國人口65994萬人,截至1976年,全國總人口93717 萬人。人民公社20年,人口增長了27723萬人,比現在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四國人口總和還要多。如果人民公社持續20年都吃不飽飯,哪裏會有人口增長?稍微用腦子過濾一下,就知道某些謊言是站不住腳的。隻有用屁股思考問題,或者從不獨立思考的人,才會相信牛蛇鬼神的胡言亂語。
另一方麵,《農村人民公社》在發展集體經濟的同時,培養了群眾的公德心,從小培養集體優先的意識。人民公社體製,或許不盡完美,但她具有許多優越性。在集中力量做大事時,也提供各種福利保障,降低農民生活總成本,不同程度地上照顧了老、弱、孤、寡、殘的社員,使得農村弱勢群體得到有效保障。沒有留守兒童,沒有空巢老人,沒有流浪漢,促進社會和諧與治安穩定。
《人民公社》,並不完美,《人民公社》是個新生嬰兒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樣,存在各種各樣問題。人民公社,具有前瞻性,屬於新鮮事物,在中國曆史上,屬於新娘坐轎子頭一回。
舊中國缺乏工業支持的中國農業經濟一片蕭條。傳統的宗族勢力在農村依然強大,土豪鄉紳把持著這裏的經濟,這是一個和幾千年前並沒有太大變化的封閉而落後的環境。
到1949年解放戰爭結束時,農業經濟占據整個國家的三分之二以上,農村人口超過十分之九,農業的疲敝使得整個國家羸弱不堪。要解決全國人口吃飯的問題,要實現國家工業化,新生的政權就必須通過改革來結束這幾千年來的弊病。
新中國成立伊始,毛主席就已經醞釀出了宏偉藍圖——革新小農經濟模式,畢其功於一役,徹底解決問題。
首先,在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通過各種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個體農業經濟,改造成為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農業合作經濟,也就是農業集體化。
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農田水利建設中,許多地方為了加強集體協作的力量,開始突破原有農業合作社的規模,實行並社,毛主席對一作法給予了肯定。
1958年7月1日,《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文章指出“把合作社辦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第四期接著發表文章《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文中明確引用毛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同誌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商業)、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
河南駐馬店地委根據《紅旗》雜誌兩篇文章透露的毛主席關於辦大公社的指示,首先在遂平縣衛星集體農莊試點,“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正式建立,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誕生。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它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
會後,毛主席到河南、山東視察,山東的相關同誌在向毛主席請示合並的大社叫什麽名字好時,毛主席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毛主席的談話內容一經報道,《人民公社好》的口號迅速傳遍全國,各地紛紛掀起成立《人民公社》的高潮。
《人民公社》最大的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人民公社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助力國家完成工業原始積累。國家以統購統銷的方式,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國家提供了8000億元的工業資金,幫助國家快速完成工業化。
《人民公社》通過集體形式,發揮人多力量大的優勢,克服機械化程度不高的劣勢,在全國範圍內修了86000多座水庫、挖了640萬口池塘、打了220萬口機井等各項水利工程。這些水利工程的總造價高達240萬億元。
《人民公社》依托集體經濟,在短時間內構建了覆蓋90%以上農村的公共醫療服務體係,為廣大農民緩解了缺醫少藥的矛盾,為世界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解決醫療衛生的成功樣板。
《人民公社》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農機消費市場,這種具有規模性的組織市場,促進了中國農機工業的自主發展。
《人民公社》先後接納了近3000萬知青,為廣大知青提供了就業崗位,錘煉了他們吃苦耐勞的品質,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曆練了一大批關心農民疾苦的好幹部。
《人民公社》時期,開展向大寨學習的建設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掀起開墾荒地、平整良田的農業建設浪潮,擴增了近6億畝耕地麵積。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曆史上發生的。凡是曆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曆史上消滅。》
《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麽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這個道理,過去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
《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麽不好呢?》
第287頁 論十大關係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章節名:論十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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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中國有兩條缺點,同時又是兩條優點。
第一,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曆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曆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但是,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 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麵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2]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麵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後進的。雖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國早,但是那時沒有共產黨,那次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蘇聯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幾年。在這點上,也輪不到我們來驕傲。蘇聯和我們不同,一、沙皇俄國是帝國主義,二、後來又有了一個十月革命。所以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
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因此,這兩條對我們都有好處。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麽不好呢?
引自 《論十大關係》
《論十大關係》(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說:“最近幾個月,中央政治局聽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從中看到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綜合起來,一共有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係。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
一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麽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必須處理好。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
二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我國的工業過去集中在沿海。所謂沿海,是指遼寧、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隻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曆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在這兩者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也沒有犯大的錯誤,隻是最近幾年,對於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麽十分注重了。這要改變一下。
三, 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防不可不有。現在,我們有了一定的國防力量。經過抗美援朝和幾年的整訓,我們的軍隊加強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要更強些,裝備也有所改進。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怎麽辦呢?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隻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
四, 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拿工人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我們曆來提倡艱苦奮鬥,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同時我們也曆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關於工資,最近決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麵,加在工人方麵,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麵的距離。我們的工資一般還不高,但是因為就業的人多了,因為物價低和穩,加上其它種種條件,工人的生活比過去還是有了很大改善。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麵,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積極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號召反右傾保守,工人群眾熱烈擁護,奮戰三個月,破例地超額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計劃。我們需要大力發揚他們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決他們在勞動和生活中的迫切問題。
五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六,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讚成的。我們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七 ,黨和非黨的關係。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曆史上發生的。凡是曆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曆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麽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這個道理,過去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
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決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已經過時”。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沒有很大的強製性。但是,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反革命是什麽因素?是消極因素,破壞因素,是積極因素的反對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轉變?當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會轉變。但是,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由於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九, 是非關係。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於犯錯誤的同誌,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
《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誌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誌好好地看看。 魯迅在這篇小說裏麵, 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他專門寫了“不準革命”一章,說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其實,阿Q當時的所謂革命,不過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而已。可是,這樣的革命假洋鬼子也還是不準。我看在這點上,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他們不準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無論在社會上不準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準犯錯誤的同誌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
對於犯了錯誤的同誌,有人說要看他們改不改。我說單是看還不行,還要幫助他們改。這就是說,一要看,二要幫。人是要幫助的,沒有犯錯誤的人要幫助,犯了錯誤的人更要幫助。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幫助。隻看,是消極的,要設立各種條件幫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為黨內的原則爭論,是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不允許含糊的。按照情況,對於犯錯誤的同誌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實際的批評,甚至必要的鬥爭,這是正常的,是為了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對犯錯誤的同誌不給幫助,反而幸災樂禍,這就是宗派主義。
對於革命來說,總是多一點人好。犯錯誤的人,除了極少數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隻要善於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因為他容易把尾巴翹得高。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整得過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崗本來是想搬石頭打人的,結果卻打倒了自己。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待犯錯誤的同誌,究竟是采取幫助態度還是采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
十, 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
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麽能存在?為什麽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哪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我們黨的支部書記,部隊的連排長,都曉得在小本本上寫著,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點,一是缺點。他們都曉得有兩點,為什麽我們隻提一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隻有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
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一切社會變革都是為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
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以無比巨大的思想鋒芒、理論威懾、戰鬥激情和創新魅力,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1917年,列寧擴展為“全世界無產者和族聯合起來”,並領導十月革命,使社會主義從理想變為現實。“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概括為十分簡煉的五個金光閃閃大字: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光輝,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特征,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與發展、繼承與升華的有機統一,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靈魂。
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的淵源,中國革命的起點,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浸透著無數革命先烈、革命先輩、誌士仁人的青春、智慧、鮮血和生命,毛澤東就是其中的代表。
為人民服務是毛主席一以貫之、始終如一的思想。
早在青年時代,毛主席就開始“討論社會主義”,並給自已起了一個叫“子任”的名字,即把“改造中國和世界”,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那時,毛主席和勞苦大眾已脈脈相通、心心相印。
從目前所能查閱到的資料看,1939年2月,毛主席致信張聞天,首次在中國共產黨內提出“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為一名普通戰士張思德召開的追悼會上作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闡述共產黨“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在中國共產黨內引起強烈的共鳴和巨大的回響,撼天動地、激蕩人心,成為教育、培養、塑造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的不朽名篇,是毛澤東思想靈魂的發展和升華。
從此,為人民服務成了共產黨的代名詞,共產黨人就是人民的公仆。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強調:“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就此,黨的七大在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的同時,理所當然把為人民服務寫入黨章。
在毛主席履行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中,反複教導全黨: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和實現人民意誌的堅強執行者,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唯一宗旨,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而且“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中國共產黨的這一代表,這一宗旨,這一標準,在毛澤東時代具有廣泛性,贏得了中國人民的無限信任和衷心愛戴。
毛主席為人民服務思想,不是主觀臆想,而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具體表現。
第一,為人民服務思想,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基礎上的。
馬克思主義推動人類社會突飛猛進的偉大貢獻,在於創立了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在這兩大理論基石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基本組成部分的核心思想,闡明了人民群眾是創造曆史和推動曆史前進的真正動力,從而科學地揭示了社會主義必定戰勝資本主義合乎客觀規律的曆史發展過程。
這種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人民群眾觀形成的世界觀,反映到思想認識上,必然是為人民服務,即為創造曆史和推動曆史前進的絕大多數人服務,這是其他任何階級所不曾也不會有的階級品性。
第二,為人民服務思想,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和曆史使命決定的。
馬克思、恩格斯有句名言:“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毛主席認為,無產階級是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階級,肩負著最後消滅階級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曆史使命。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與全人類的利益,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一致的和統一的。
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和曆史使命決定了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決定了無產階級階級是大公無私的,“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
因此,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把解放全人類和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人生的意義、理想和目的,而且在為之奮鬥的整個過程和每一個發展階段上,堅持不懈地將個人的利益同廣大人民的利益緊密結合起來,自覺轉化為代表人民的利益。
這種科學的人生觀,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最基本、最樸素、最普遍、最實際的階級本質。
第三,為人民服務思想,是社會進步與人的全麵發展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進步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前進運動。
社會進步體現了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人民群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創造曆史,推動社會前進的偉大實踐,與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相輔相成。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是大多數,因此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和人民性有完全的一致性和統一性。
為人民服務就是為大多數人服務。就個人與他人、社會的關係而言,這並不是一種服務與被服務的單向關係,而是一種互動的服務關係。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每一位成員,是人民中的一員,當他在為人民服務時,人民中的其他成員也在為社會包括他自己在內服務。
因此,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人生的價值觀,並不否認個人的利益和價值,而是認為人的最根本特性是人的社會性,人的價值是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隻有首先強調為人民服務的價值,才能實現個人的價值。
他提出的堅持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統一,就是黨和人民事業與個人利益和價值的統一是辨證的、有機的、和諧的、溫暖的、文明的、健康的、發展的統一。
共產黨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始終堅持人民曆史主體地位與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一致性,堅持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與為人民謀幸福的一致性,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與實現自我價值的一致性。
為人民服務孕育毛澤東思想。縱橫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思想的發展軌跡,主要表現在堅信馬克思主義和為人民服務。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始終存在著兩個“上帝”。一個是他信仰的馬克思主義,這是支撐他躬行為人民服務的強大的精神力量。
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窯洞裏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毛主席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曆史發展階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完全徹底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麽挖不平呢?”
1939年9月25日,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說,世界上最有學問的人,第一是人民大眾,第二是馬克思。馬克思是從人民中來的,人民群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無名英雄。
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形態,貫穿於毛澤東整個偉大而光榮的實踐和他全部的著作之中,是毛澤東思想體係的精髓、核心、本質的概括和展示。
在中國,以為人民服務為靈魂的毛澤東思想是迄今為止最富有科學、最嚴密完整、最具有生命力的思想體係,它把嚴格的科學性、高度的革命性和徹底的人民性有機結合起來,以通俗易懂的語言闡述了深刻的哲理,以不容置辨的事實和邏輯指明了中國社會的前進方向。
中華民族曆史的發展,無可辯駁地證明,隻有毛主席為人民服務思想能夠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尤其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
否則人民的事業就會因為沒有正確的思想靈魂而迷失方向,就會導致信仰動搖,思想混亂,意誌衰退,道德淪喪,腐敗成災,人心渙散,社會動蕩,就會歸於失敗,那將是人民的災難。
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毛主席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指導和統領地位,都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
因為,隻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還存在著一切醜惡現象,就必須高高舉起毛主席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旗幟,去“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
《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誌們要看作好事。》
《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
《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
《於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裏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後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隻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第325頁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讀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章節名: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頁碼:第325頁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
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
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
於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
第一道是小孩子,
第二道是婦女,
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
到那裏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
後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
這樣的事情不少。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
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而且有些時候,隻有打才能解決問題。
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誌們要看作好事。
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願,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
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
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
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
無非是矛盾。
世界充滿著矛盾。
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
現在,在所有製方麵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麵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
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
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引自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
《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
《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對壞人壞事的鬥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將在鬥爭中取得經驗,受到鍛煉,這是很有益處的。》
《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誌還不清楚。壞事裏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隻看成壞,是片麵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麵是壞,另一方麵有好的作用。》
《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
《要學會這麽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麽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願,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
《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後退,毫無原則,什麽要求都答應。》
《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
《對於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並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麽名堂的。》
《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
《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於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
《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剝奪他的一切政治資本,使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麵教員。》
《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我們鄧小平同誌去講話,就請他當教員。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手槍,你怕他幹什麽?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裏很幹淨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於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麵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蘇聯大學生鬧事,他們就開除幾個領袖人物,他們不懂得壞事可以當作教材,為我們所用。當然,對於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第354頁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章節名: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頁碼:第354頁
要學會這麽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麽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願,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什麽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怪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
對於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並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麽名堂的。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後退,毫無原則,什麽要求都答應。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
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對多數人,要好好引導、教育,使他們逐步轉變,不要挫傷他們。我看什麽地方都是兩頭小中間大。要把中間派一步一步地爭取過來,這樣,我們就占優勢了。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於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剝奪他的一切政治資本,使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麵教員。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我們鄧小平同誌去講話,就請他當教員。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手槍,你怕他幹什麽?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裏很幹淨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於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麵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蘇聯大學生鬧事,他們就開除幾個領袖人物,他們不懂得壞事可以當作教材,為我們所用。當然,對於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
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對壞人壞事的鬥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將在鬥爭中取得經驗,受到鍛煉,這是很有益處的。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誌還不清楚。壞事裏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隻看成壞,是片麵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麵是壞,另一方麵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這樣的壞人,就起著反麵教員的好作用。同樣,好事裏頭也包含著壞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後七年來的大勝利,特別是去年這一年的大勝利,使有些同誌腦筋膨脹,驕傲起來了,突然來了個少數人鬧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
引自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