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創辦幹部院校

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創辦幹部院校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創造了黃土地上 的辦學奇跡。戰爭年代創辦幹部院校五十餘所。

在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麵取得的成績非常出色，可以說創造了黃土地上的辦學奇跡。毛澤東為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全黨，非常注重幹部的思想理論教育，同時也注重其文化知識教育。在陝甘寧邊區這片經濟落後、文化貧瘠的土地上，抗日戰爭時期興辦的幹部院校多達50餘所，主要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前身是中國抗日紅軍大學）、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延安馬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中國醫科大學、延安自然科學學院、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中央研究院等；屬於邊區政府領導的主要有中共西北局黨校、邊區行政學院、邊區農業學校、邊區職業學校、邊區紡織學校、新文字幹部學校、邊區警校等中高級幹部學校等。

延安時期的社會文化政策和教育措施同樣出色。陝甘寧邊區成立以前，邊區範圍內的150萬人口中識字人口約占1%，文盲約占99%；舊的小學不過120所，沒有一所中學，貧困農民的子女多無條件讀書，適齡兒童失學率非常高。

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後，邊區小學的數量1945年達到1377所，學生數量增至34004人。同時，邊區小學的教學質量也不斷提高。在發展正規教育的同時，邊區還加強了識字教育，組織形式是民眾學校、冬學、小先生製、崗位教育等，其目的在於掃除文盲，提高群眾的文化知識。可以說，邊區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是中國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奇觀。

由於處於嚴酷的戰爭環境，延安時期的教育帶有戰時特點。毛澤東對教育的目的、目標規定得更為清楚：一切為著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八條《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指出：“改變教育的舊製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製度新課程。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毛澤東還闡明了整個民族的抗戰教育政策。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論及“實行抗戰教育政策”時提出：“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戰爭的需要”。全民族要實行如下各項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訂學製，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製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原則。

第二，創設並擴大增強各種幹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幹部。

第三，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後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

第四，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後代。”

在實行抗戰教育政策的大前提下，對於具體怎樣辦好根據地的學校、學校的任務和課程設置等，毛澤東都有考慮與說明。

1939年7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中提出三要點：

“（一）把知識青年訓練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或同情者，把他們訓練成為八路軍的幹部”。

“（二）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環，課目不宜過多，階級教育、黨的教育與工作必須大大加強。”

“（三）教育知識青年的原則是：

1.教育他們掌握馬列主義，克服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2.教育他們有紀律性、組織性，反對組織上的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

3.教育他們決心深入下層實際工作，反對輕視實際工作經驗；

4.教育他們接近工農，決心為工農服務，反對看不起工農的意識。”

辦學校、傳授知識離不開知識分子，故毛澤東重視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工作。毛澤東對革命知識分子的作用評價很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這一時期，毛澤東幹部教育思想的一大特點是更加重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必須較係統地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並能運用於中國的革命實踐；其學習形式可以是研究小組或組、學習小組或組。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毛澤東還說：“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

延安時期是民主革命期間共產黨領導的教育事業大發展的時期。各類學校的教育相當規範，學製、課程設置也很有特色。毛澤東曆來主張學製靈活、反對課程過繁，而戰時學習要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使之精簡，學以致用。然而，各類學校的課程設置相當齊備，盡管各有不同。

例如，抗日軍政大學以培養軍事、政治領導幹部為目的。馬列學院開設的課程主要有馬克思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聯共（布）黨史、中國革命問題、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國近代史、黨的建設等。此外，還有時事政策報告和講座。其特點是注重理論研究與學習。魯迅藝術學院，專修課是各係根據專業需要設立，選修課有日文、俄文等。

延安大學作為綜合性大學下設行政學院、自然科學院、魯迅文藝學院（1944年7月並入）和醫藥係，行政學院和魯迅文藝學院學製2年，自然科學院學製3年，醫藥係學製l至2年。

其課程設置最為齊全，有共同課與專業課兩種。共同課占總課時的20％—30％，專業課占70％—80％。

全校的共同課有邊區建設、中國革命史、革命人生觀、時事教育。

行政學院的共同課為邊區民主政治，富有特色。行政學院的行政係行政專業的課有社會政策、幹部工作、鄉政權工作、群眾工作；

行政係警政專業的課程有警政業務、社會常識。

司法係的課程有邊區法令、判例研究、司法業務、法學概論、社會政策、現行法律研究。

教育係的課程有邊區文化教育概況、小學教育、中等教育、社會教育、教材研究、現代中國教育思想研究。

財經係的共同課有邊區經濟概況、會計審計與統計，經建專業的課程有農業、工業、合作問題、交通運輸；財政專業的課程有財經業務、稅收業務、銀行業務、貿易業務。

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的共同課有數學、物理學、普通化學、繪圖、外國語，各個係如機工係、化工係、農業係的課程都較齊全。

延安大學醫藥係的課程各專業有側重。

醫生班設有解剖學、細菌學、病理學、診斷學、生理學、藥物學、中藥學。

司藥班設有藥物學、中藥學、簡易藥物學、醫療常識、保育常識、衛生常識、簡易婦科學。

助產班設有助產學、生理解剖大意、簡易藥物學、治療常識、保育常識、衛生常識、簡易婦科學。

護士班設有生理解剖大意、細菌學大意、簡易藥物學、理化常識。

中醫班設有藥物學、診斷學、治療學、生理衛生學、消毒學。

獸醫班設有畜牧概論、中國獸醫學、藥物學、診斷學、普通病、傳染病、免疫學。

1941年秋還增設俄文係。

延安大學的學科這樣齊全，是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大學不能比的，它是共產黨領導下創立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

而農村學校的課程設置更是以實用為主。毛澤東在《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提出的要求是，“我們還要編一些書，搞一些關於生產知識等方麵的書，作為教材。學生要學會打算盤，學會寫信，學會記賬，學會寫路條”。

從延安時期的教育成績來看，其學製、課程設置符合實際，符合教育的規律，各院校辦學更符合現代大學的教育規律。

在當代，按照實踐的發展和實際開設急需專業已是教育工作的常態。

[yongbing1993]

一個縣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鎮坪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一、運動的時代背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報道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消息,在編者按中公布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同日,《人民日報》報道蘭州市1.8萬名初中、高中畢業生,武漢市2萬名中學畢業生奔赴農村插隊落戶的情況。從此以後,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

二、鎮坪的運動概況

和全國一樣,當時的鎮坪廣大幹部群眾普遍認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基本途徑，是社會主義製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是反修防修，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保障我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

1968年12月,根據省、地革委會有關精神,縣上成立了“精減下放安置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城鎮居民的下放、安置。鎮坪縣革委會下放安置辦公室1969年5月25日，專門發文（鎮坪縣（69）字第002號），通知做好上海市到鎮坪縣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的歡迎、安置準備工作，要求各公社隨時做好準備，妥善安置上海市知青200名、西安城市居民2000名。

為了全麵貫徹落實毛主席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和執行中、省有關文件會議精神,1973年11月，縣委成立知識青年領導小組，把“精減下放安置領導小組辦公室”改為“中共鎮坪縣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對知青比較集中的公社,配備知青專幹，公社和大隊普遍建立“再教育”小組,生產隊設“三管”（學習、食宿、勞動）人員。知青下放較多的單位,除確定專人負責外,並選派帶隊幹部,到農村與知青同吃、同住、同勞動,組織知識青年學習,解決知青的實際困難。縣、社、大隊各級均有1名領導主管知青工作。

據現有資料記載，從1968年開始到1978年，鎮坪縣共接收、動員365名城鎮知識青年下鄉，其中1968至1972年71名，1973年至1978年294名。分別安置在六個公社十八個大隊，主要有投親插隊的、集體落戶、辦林茶場三種安置形式。在隊期間，農村各級黨組織積極培養教育，組織知識青年學習黨的方針政策，鼓勵他們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進行遵紀守法和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的教育，重視後進青年的思想轉化工作，為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和發展農村經濟做了不少工作。知識青年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鍛煉成長，陸續走上不同的工作崗位。1978年開始，從下鄉知識青年365人中，招生49人，招工273人，招幹19人，參軍16人。對於因年齡或已婚等不符合招工條件的5人，也本著“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精神，批準回城。解決和恢複了本人、子女的商品糧，並與本人協商同意，安排了適當的生活出路，從事個體經營經濟上困難較大的，還在經濟上給予扶持。轉外地3人。

對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新生事物，領導上也有一個認識過程，認識由淺到深，由重視不夠到比較重視，剛開始時口頭上講百年大計，心裏想的是權宜之計。自從傳達中發（1973）21號、30號文件之後，領導開始重視起來了，特別是批林批孔運動的深入發展，領導更加重視。知識青年下鄉之前，縣委都要專門研究知識青年工作。縣上領導還帶頭送子女上山下鄉，1974年，僅部局長以上的領導幹部就有十一人送孩子去農村插隊落戶，並鼓勵孩子樹立長期紮根農村思想。知識青年下到農村，也逐步體會到，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那裏有學不完的事業，是大有作為的，都紛紛表示要在農村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幹一輩子革命，他們積極投入三大革命鬥爭實踐，“主動、自覺、虛心”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克服了許許多多的困難，他們實現了下鄉前的諾言：“我們有一顆永遠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奮勇前進的紅心，能夠使我們保持高昂的戰鬥意誌，克服困難。在廣闊的天地裏，我們一定搶大苦吃，找重活幹，爭重擔挑。”

運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少數公社和大隊革委會對下放安置和知識青年、下放幹部再教育工作的不夠重視，沒有放在議事日程，把下放安置工作當做包袱。二是部分知識青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沒有紮根在農村的思想。三是有的公社對安置經費管理不嚴，有開支不合理，私分挪用等現象。四是個別家長有將自己的子女長期留在城鎮，支持外出找工作謀求出路的想法。針對這些問題，鎮坪縣下放安置辦公室於1969年就以3號文件形式發出通知，對下鄉知識青年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比如由公社革委會提出具體意見報縣革委會政工組，對插隊落戶知識青年進行鑒定；根據勞動科的記載，領取每天不超過0.5斤補助；知識青年參加農村分配，暫按農村社員口糧標準分配；本人無正當理由不下隊，經再三教育仍不下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勞動鍛煉者，按“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布告辦事，嚴肅處理甚至開除等。

1974年到1978年，國家財政共撥付知青經費106330元，開支100947.91元（其中建房費40040.98元，生活費38791.95元，三具費10859.11元，宣傳費2335.34元，專用補助294.50元，學習費1590.41元，醫療費1962.51元，業務費4335.11元）結餘經費2441.13元，79年底上交財政。

全縣共為知青建房115間，72年建15.5間，73年以後建99.5間。知青工作政策調整後，房屋移交給社隊並辦理了移交手續。先後添置“三具”（農具、灶具、家具）1545件，損失416件，分送社隊218件，折價處理901件，變現2244.59元。於1979年3月以前移交完畢。

1978年,中央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一九七八年,省委、省政府根據中央（1978）74號文件精神,從我省的實際情況出發,對下鄉政策進行逐步調整,縮小了上山下鄉範圍,確定不再搞分散下鄉安置的形式。隨後又按照“國家關心、負責到底”的精神,要求在一九八一年底前,將先後分散插隊的知青妥善安置完畢,這一決定受到了城鄉廣大幹部、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歡迎,截止1981年5月，鎮坪縣下鄉知青全部按要求安置完畢,1981年10月，撤銷鎮坪縣委知識青年領導小組及辦公室，正式結束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三、運動的社會影響

第一,提高了知識青年的政治覺悟。他們甘願離開條件較好的城市，離開家鄉和親人，滿懷熱血和報效祖國的情懷,去窮鄉僻壤,與那些莊稼漢們在廣袤的土地上“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為農業發展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年華。在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裏，他們的精神麵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樹立了安心農村，紮根農村的思想，多數團員寫了入黨申請書，許多青年寫了入團申請書，有的知識青年被充實到隊上領導班子，有的擔任了大隊團支部書記、生產隊團小組長、青年突擊隊隊長、民兵排長、班長、赤腳醫生、記工員等，還有的到五七幹校學習，為農村培養理論骨幹。知識青年們說：“滿園春色百花爭豔，紅太陽的光輝照亮了我們的錦繡前程。我們就像春天裏開放的花朵，正在發芽的樹木，充滿著極大地生命力”。

第二，調動了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哪裏去了知識青年，哪裏感到光榮，誰為知識青年出了力，誰覺得心裏痛快，簡直成了當時的氛圍。社員群眾說，“黨和毛主席這樣放心我們，這樣信得過我們，把培養青年人的擔子讓我們擔，我們一定要把知識青年管好”。因而，積極做到“知識青年下鄉前積極準備，下鄉時熱烈歡迎，下鄉後耐心教育”。在解決知識青年住房問題時，幹部群眾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百年大計，百年大計應當百年安排。”在住房的問題上，他們不搞臨時湊合，而是長遠打算，窗子要挖，門要做，房子要隔，地麵要平，牆要塘，樓要麵，灶要打，廁所要修。為了做到兩不誤，他們都是利用農忙之餘的雨天和晚上加班完成這些工作。

第二,緩解了城鎮就業壓力，改善了農村的文化知識結構。一代熱血青年幹什麽，對於當時幾乎沒有工業，城市服務業極度落後的鎮坪縣來說，就業形勢尤為嚴峻。在這種情況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僅推動了鎮坪縣農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全局的穩定、協調發展。在那個年代,農村文化知識特別匱乏,文盲半文盲極其普遍，知識青年的到來，使農村的文化知識有了明顯提高,結構得到了改善,並促進了農村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雖然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特別伴隨全盤否定的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是非功過眾說紛紜，這不足為奇，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使城裏的青年到窮鄉僻壤的農村經受苦難的曆練，繁重的農業勞動,艱苦的生活環境,使他們深刻體會到農業落後農民真苦農村不易！必然從深層次影響著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農民職業化進程，毫無疑問，這段刻骨銘心的磨練是那代知識青年人生難得的寶貴財富！

[yongbing1993]

《美國內戰》為奴隸製度的戰爭






《卡·馬克思：美國內戰》摘錄如下：

據說，如果北部讓南部離去，它就會擺脫與奴隸製度的一切關係，使自己從曆史的原罪中解脫出來，並且為新的更高的發展打下基礎。
　　
的確，如果北部和南部是兩個獨立的國家，那末，它們彼此分離不會比英國與漢諾威分離更為困難。可是，“南部”既不是一個在地理方麵與北部截然隔離的地區，也不是一個在精神方麵完整的統一體。它完全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戰鬥口號。

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領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須得到它。這些州是美國境內奴隸製度與自由勞動製度並存而互相爭勝的地區，是南部與北部之間、奴役與自由之間的真正戰場。因此，南部同盟所進行的戰爭並不是一個防禦戰爭，而是一個侵略戰爭，一個為了擴展和永保奴隸製度的戰爭。

被山嶽地區隔斷的這兩塊低地及其廣大的水稻區和遼闊的棉田，就是真正的蓄奴地區。突入蓄奴地區中心的楔形山嶽地區風物宜人，氣候溫和，盛產煤、鹽、石灰石、鐵礦、金，總之，全麵發展工業所必需的原料應有盡有，而這一片地區現在大部分已是自由地區。從自然條件來看，這裏的土地隻有由自由的小農來耕作方有成效。奴隸製度在這裏隻是零散地勉強存在，從來沒有紮下深根。這個高原的居民，也就形成了大部分所謂邊界州的自由人口的核心，這些自由居民僅僅為了保全自己就站在北部一方了。

現在，讓我們分別考察一下這片爭執地區的各個部分。
　　
邊界州中極東北的德拉韋州。這個州的奴隸人口很久以來就處在滅亡過程中。僅在1850年至1860年間，奴隸的人數就減少了一半，以致現在德拉韋州總人口112218人當中僅有1798個奴隸。

馬裏蘭州，那裏也發生了上麵所說的高原與平原之間的鬥爭。這個州總人口687034人，奴隸是87188人。

弗吉尼亞州現在是一個巨大的軍營，脫離派的主力軍和聯邦的主力軍在這裏互相對峙著。在弗吉尼亞州的西北高原，奴隸有15000人，而大於此數20倍的自由人大部分是自由農。相反的，弗吉尼亞州的東部平原約有50萬奴隸。

田納西州有居民1109847人，其中275784人是奴隸。

密蘇裏，那裏有居民1173317人，奴隸114965人——後者大都集中在該州西北地區。

新墨西哥不是一個州，而隻是一個領地。在布坎南任總統期間，有25個奴隸被運入該地。

南卡羅來納州。這個州有奴隸402541人，自由人301271人。

其次便是密西西比，南部同盟的獨裁者傑弗遜·戴維斯就出在這個州，那裏有奴隸436696人，自由人354699人。

居第三位的是亞拉巴馬，那裏有奴隸435132人，自由人529164人。

肯塔基。這個州近來的遭遇特別足以表明南部同盟的政策的特色。那裏有居民1135713人，其中奴隸225490人。

在這個中立為南部同盟服務時，在南部同盟忙於鎮壓東田納西的抵抗時，它是承認肯塔基州中立的。一旦達到了這個目的，它就用槍托敲打著肯塔基的大門，高叫：“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領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須得到它！”
　　
南部同盟的強盜軍隊從西南和東南同時侵入了這個“中立”州。肯塔基從它的中立夢中醒來。

甚至那些真正的蓄奴州，雖然目前外部的戰爭、內部的軍事獨裁和奴隸製度使它們到處具有一種和諧的外貌，但仍然不是沒有對抗的成分。顯著的例子是得克薩斯。該州有居民601039人，其中奴隸180388人。

喬治亞州是蓄奴州中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一州。在1057327人的居民總數中，奴隸有462230人，幾乎占總人口的一半。雖然如此，蓄奴黨迄今為止仍然沒有能夠在喬治亞用全民投票的辦法通過蒙哥馬利國會強加於南部的憲法。

實際上，30萬奴隸主的寡頭統治不僅是利用蒙哥馬利的國會來宣告南部與北部分離。他們還利用它來改變各蓄奴州內部的法製，來完全控製在聯邦的民主憲法保護之下還保有一些獨立性的白種居民。早在1856年至1860年間，蓄奴黨的政治首領、法學家、道德家和神學家們所力圖證明的，與其說是黑奴製度合理，不如說是膚色實際上無關緊要，勞動者階級不論在哪裏生來都是做奴隸的。
　　
所以，人們可以看到，南部同盟所進行的戰爭確實完全是一個侵略戰爭，一個擴展和永保奴隸製度的戰爭。各邊界州和領地大多數仍在聯邦手中，這些地方起初通過投票表示站在聯邦一邊，以後又手執武器站在聯邦一邊。而南部同盟則把它們算作“南部”，並力圖把它們從聯邦方麵征服過來。南部同盟在它暫時已經占領的各邊界州中靠戒嚴令控製著比較自由的高原。在真正的蓄奴州中，南部同盟也排斥了先前的民主政治，代之以30萬奴隸主橫行無忌的寡頭統治。
　　
南部同盟如果放棄它的征服計劃，那就是放棄自己的生存能力，就是放棄脫離運動所提出的目的。要知道，脫離運動之所以發生，也隻是因為在聯邦範圍內再也不可能把各邊界州和領地變為蓄奴州。

另一方麵，北部如果和平地把爭執地區拱手讓給南部同盟，那就是把美國全部領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交給一個奴隸製共和國。

這樣一來，實際上將不是聯邦的解體，而是聯邦的改組，是在奴隸主寡頭的被承認的控製之下，以奴隸製度為基礎的改組。這樣一種改組的計劃，已由南部的主要發言人在蒙哥馬利的國會上公開宣布了，並且體現為新憲法的這樣一項條款，即原聯邦的任何一州都有權自由加入新的同盟。這樣，奴隸製度就將蔓延於全聯邦。在黑奴製度實際上行不通的北部各州，白種的工人階級將逐漸降到赫羅泰[191]的地位。這就完全符合了公開宣布的一個原則：隻有特定的種族才有資格享有自由；如果最繁重的勞動在南部是黑人的天職，那末在北部它就是德國人和愛爾蘭人或他們的子孫的天職。
　　
因此，當前南部與北部之間的鬥爭不是別的，而是兩種社會製度即奴隸製度與自由勞動製度之間的鬥爭。這個鬥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這兩種製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陸上一起和平相處。它隻能以其中一個製度的勝利而結束。
　　
如果說，這些爭執地區，即兩個製度迄今為止在那裏爭奪支配權的各邊界州是紮到南部肉體中的刺，那末另一方麵也不能不承認，在戰爭的過去一個階段中，它們卻是北部的最薄弱的地點。在這些地區中，一部分奴隸主根據南部陰謀家的命令對北部假意表示忠誠；另一部分發現站在聯邦一邊事實上符合他們的實際利益和傳統觀念。這兩個部分都同樣限製了北部的行動。聯邦政府渴望保持各邊界州的“忠誠的”奴隸主的好感，害怕他們投入脫離派的懷抱，總之，是對這些曖昧的同盟者的利益、偏見和感情抱著無微不至的關切態度，這就使聯邦政府從戰爭一開始便受著一個致命的弱點的打擊，迫使它采取不徹底的措施，迫使它隱瞞戰爭的原則，而放過敵人最怕受攻擊的地方、罪惡的根源——奴隸製度本身。
　　
如果說，不久以前林肯還表示怯懦，不讚成弗裏芒特在密蘇裏發布的關於解放屬於叛亂分子的奴隸的文告[192]，那完全是由於麵對著肯塔基州“忠誠的”奴隸主們的高聲抗議而顧慮重重。然而轉折點已經到來了。肯塔基州——最後一個邊界州——已經卷入了南北之間的鬥爭。隨著在各邊界州內部為爭奪這些州而爆發真正的戰爭，這些州誰得誰失的問題就要越出外交與議會討論的範圍了。一部分奴隸主將拋掉忠誠的假麵具；另一部分將滿足於能得到大不列顛給予西印度的種植場主那樣的補償[193]。事變本身正促使宣布一個決定性的口號——解放奴隸。
　　
近來所發表的一些聲明證明，即使是最頑固的北部民主黨人和外交家們也都不由自主地達到了上述結論。布坎南時期的國務卿、一向最狂熱地支持南部的卡斯將軍在一封公開信中宣稱，解放奴隸是拯救聯邦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的條件〕。北部的天主教黨的首領、1836—1860年間最堅決地反對廢奴運動的布朗遜博士於10月間在最近一期他的“評論”[194]上發表文章讚成解放奴隸。
　　
他在文章中說：“如果說，我們在此以前曾經反對解放奴隸，認為這樣做危及聯邦，那末現在，當我們斷定奴隸製度的繼續存在與聯邦的存在或我國作為一個自由共和國的存在不相容的時候，我們就應當更堅決地反對保持奴隸製度。”
　　
最後，華盛頓政府外交官在紐約的機關刊物“世界報”[195]，在它最近的一篇虛聲恫嚇廢奴派的文章中說了這麽一段話：
　　
“一旦必須決定奴隸製度和聯邦誰存誰亡，那時奴隸製度就會被判處死刑。如果說，北部沒有奴隸解放就不能勝利，那末：借助於奴隸解放它就將取得勝利。”


卡·馬克思寫於1861年10月底
載於1861年11月7日“新聞報”第306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報”

[yongbing1993]

毛澤東：讓社會成為《大學校》






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讓社會成為“大學校”思想。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關注幹部教育，軍隊教育，關注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也關注整個社會教育，毛澤東的讓社會成為《大學校》的意圖已非常明顯。

在《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毛澤東提出了消滅文盲、將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的計劃：“一個村辦一個小學，我們大體上有這樣一個計劃，就是說邊區三十五萬戶，一百四十萬人，十年之內消滅全部文盲。”，“現在的教育，一個是普通教育，包括社會教育、識字教育；再一個是幹部教育。有了這兩種教育，就可以把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每一個鄉就是一個學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幹部都在這個大學校裏學習生產，學習文化。幾年之內，邊區的群眾文化就會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漢、重慶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這種設想是毛澤東教育思想的一個重大演化。

在延安時期，由於知識分子少，他們在各個部門、各個學校都有發揮才能的機會，往往一人多用，這種一人多處教學的形式實際上也把延安聯結成一個大學校。而毛澤東在這一時期論述的學校教育的目的、方針，教育與全民族的任務、與政治方向的關係，學製與課程設置，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管理人員素質的重要性，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及各自作用，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幹部教育，軍隊教育，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及其和整個社會教育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他的“大學校”觀。而現在所謂“學習型社會”，根源上也是毛澤東關於把社會變成大學校的一種流行說法。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方針、路線的總體設計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是國家教育方針、路線的總體設計者，始終密切關注整個教育工作，並在很大程度上指導與實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積累的豐富的軍隊教育、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普及教育的經驗基礎上，對教育更有總體與長遠籌劃。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新中國成立後繁忙的國事活動中，毛澤東像抓軍事、政治、經濟一樣抓教育，曾親自起草、審閱或批轉中央、國務院諸多教育文件，在一些重要會議上都講到了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審閱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其中有關於教育的條文），1950年8月1日起草《軍委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毛澤東對軍隊文化的全麵規劃，設想從軍隊中培養大批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使軍隊形成一個大學校。

1953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文化教育工作時毛澤東有大量指示。1953年6月30日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談及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一文按語中講到消滅文盲與建設社會主義的關係，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提出社會主義時期的知識分子問題時講到教育方針，1957年3月召開普及教育工作座談會，談及教學計劃、教科書問題，中學辦在農村是先進經驗，學校要大力進行思想教育，進行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的教育，社會主義是艱苦的事業等。

1958年同意頒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並多次談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致信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對之加以鼓勵，1961年9月批準《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1965年同意頒布《中共中央關於半農半讀教育工作的指示——轉發教育部黨組關於全國農村半農半讀教育會議的報告》，1964年關注減輕學生負擔、教學製度，1965年亦關注減輕學生負擔、學校校長、教師與學生的關係，並考慮大學招生製度的改革。此外，毛澤東的一些題詞、通信亦與教育有密切關係。毛澤東製定、審定、同意頒發的文件及其講話、談話、通信等，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教育思想的發展與演化。

總的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承續了民主革命時期形成的基本理論，但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新的時代特點和內容，這些基本理論仍然包括：教育與正確的政治方向的關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普及教育，教學管理，教學方法，教師與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關係，知識分子的作用與思想改造，受教育者德智體諸方麵發展，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軍隊教育與整個社會“大教育”等。毛澤東成為國家主席、黨的主席之後，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各級黨政部門大力興辦教育，成績巨大，其經驗和教訓值得認真總結。

毛澤東時代提倡文字改革，支持新文字工作、支持普通話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由於積貧積弱和長時期戰亂，教育荒廢造成文盲、半文盲充斥社會。為了有利於實現教育興國，有利於人們易於學習作為國家語言的漢語，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決策，確定“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製定和推行漢語拚音方案”的三大任務，奠定了國家語言文字方針政策的基礎。

這一決策高瞻遠矚。中國的主要語言是漢語，漢語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由於曆史原因，漢語沒有達到完全統一的程度。各地方言妨礙人們的交流，造成經濟、政治、文化生活諸多不便。要使我國真正實現統一，文化、語言文字必須要統一。而漢語統一的基礎，是采用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通用語，確定為全國的普通話，並在文化教育係統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麵推廣這種普通話。

毛澤東支持文字改革、支持普通話推廣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積極支持文字改革、新文字運動。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

同年2月，陝甘寧邊區成立“新文字運動委員會”，吳玉章被推選為主任。同年11月，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成立，推舉毛澤東、朱德、郭沫若等為名譽理事；選舉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等45人為理事。

新文字協會的一項工作，就是幫助邊區政府用新文字開展冬學運動，助力國民教育與社會教育。它首先在延安市、延安縣做起，逐漸推廣到全邊區和其他地方。新文字協會編印了一份《SINWENZBAO》（新文字報），於1940年11月22日在延安川口油印出版，每周一期，發送到各冬學。

從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21期起該報改為鉛印，由延安新華書店發行，該期發表毛澤東的題詞“切實推行，愈廣愈好”。同時也發表朱德的題詞“大家適用的新文字，努力推行到全國去”。邊區推行的新文字是拉丁化新文字。據統計，在此期間陝甘寧邊區出版的拉丁化新文字圖書有16種。這些工作的具體領導者是吳玉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更注重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8月，吳玉章致信毛澤東，就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希望中央盡快推行文字改革工作。吳玉章的信引起毛澤東重視，他派秘書胡喬木參加文字改革協會，以便隨時了解和指導文字改革工作。1951年初，毛澤東又明確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拚音方向。”同年5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籌備會在北京成立。次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後來承擔組織漢字改革和製訂漢語拚音方案的任務。1954年10月，周恩來總理提議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並指示：“拚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標出四聲。”1955年2月，文字改革委員會又成立了拚音方案委員會，專門負責組織漢語拚音方案的製訂。

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心與支持下，在吳玉章直接領導之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經過不斷努力，於1956年初擬出《漢語拚音方案（草案）》。

毛澤東極力支持漢語拚音改革、推廣普通話，他的幾次講話有明確體現。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會上做了關於文字改革的發言，講了關於漢字拉丁化的意見。緊接著，毛澤東就發表講話：“會上吳玉章同誌講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讚成。在將來，采用拉丁字母，……看起來，還是以采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吳玉章同誌在這方麵說得很有理由，因為這種字母很少，隻有二十幾個，向一麵寫，簡單明了。……拉丁字母出在羅馬那個地方，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采用，我們用一下，是否就大有賣國嫌疑呢？我看不見得。凡是外國的好東西，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學，就是要統統拿過來，並且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強調：“外來幹部要學本地話，一切幹部要學普通話。”

《漢語拚音方案(草案)》經修訂和多次審議後，於1958年2月11日正式發布。這樣，以漢語拚音為基礎的普通話首先在教育係統、語音媒體中得到施行和推廣。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言，逐漸在正式場合和公共交際場合中被自覺使用。從60餘年的成就來看，我國普通話普及率超過50%，13.47%的人口以普通話為母語。漢語作為民族共同語在使用交流中又得到了積極普及，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有利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團結。並且，以漢語為代表的中文正在走向世界，全球60多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其國民教育體係，除中國外，全世界各國學習和使用中文的人數超過1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