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平》隻能以戰爭消滅戰爭

要《和平》隻能以戰爭消滅戰爭

 

 

 

要《和平》隻能以戰爭消滅戰爭。這裏的《和平》是指局部的。

《世界和平》指人類社會的非戰爭狀態，這隻是人類的願望，隻要私有製存在，人類的《世界和平》就永遠在路上。

曆史上，《戰爭》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和平隻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暫時狀態，由此帶來了人們對和平事業的持久關注與不懈追求。

近代以來，資本的擴張衝動以及科技的飛速發展，使戰爭規模越來越大，世界戰爭成為戰爭的主要形式，

“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31頁。】。由此，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世界和平的思想。19世紀80年代末，恩格斯就已經對未來世界戰爭爆發的方式及其對舊秩序的破壞、對社會革命的推動等情況，作出了天才預見。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基礎上，毛澤東對世界和平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是從“永久和平”“持久和平”兩個不同層次展開的。

反對戰爭，追求和平，是毛澤東世界和平理論的核心。

毛澤東提出，共產黨人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是為了消滅戰爭，實現永久和平，我們“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476頁。】。1

936年，在對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作第一次係統論述時，毛澤東稱戰爭為“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74頁。】。

幾千年來，這個怪物給人類帶來了無數災難。

二戰中，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古老中國，是受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因而，中國人民不得不拿起武器，爭取獨立和解放，“為永久和平而戰”【《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474頁。】，並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

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就提出“和平為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頁。】的外交原則，向全世界表達中國的和平願望。

毛澤東說，所謂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獨立、民主、和平友好、人類進步”【《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84頁。】。

可見，在毛澤東關於世界局勢的思考中，“和平”是頭等重要的大事。這樣的和平觀，既源於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理論，也深刻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和平理念與中華民族的現實需求。

馬克思說過，未來的社會主義新社會與以往任何社會都不同，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因為每一個民族都將有同一個統治者——勞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3卷第61頁。】.

近代以來，中國飽受西方列強欺侮和侵略，人民遍嚐戰亂之苦，對和平的渴盼尤為迫切。這些都成為毛澤東格外重視和平的思想動因。

毛澤東早年曾說過，社會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願意自己好也願意別人好的主義”【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反映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和平觀進行融合的努力。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後，毛澤東把這個理解提升到了理性高度。

所謂“世界永久和平”，意味著戰爭的徹底消除。毛澤東對這個概念的理解運用，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戰爭理論。把社會製度變革作為實現永久和平的前提與基礎，是這一理論的突出特點。

毛澤東認為，戰爭產生的根源在於私有製，以及建立在私有製基礎上的階級和國家利益的根本對立。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71頁。】

所以，隻有徹底消滅了私有製，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也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社會，才可能徹底消滅戰爭，“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74頁。】才可能到來。

對於達致永久和平的具體途徑，毛澤東也提出了設想：戰爭雖然令人痛恨，但以正義戰爭消滅非正義戰爭，卻是實現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徑。這一設想的內在邏輯是，規模越來越大的帝國主義世界戰爭，促進了正義力量的覺醒與團結。

被迫拿起武器的被侵略者的暴力革命，必然加速資本主義的衰落和崩潰。這一過程艱辛曲折，但正義戰爭對非正義戰爭的勝利，將使世界不斷接近於永久和平的實現。

戰爭引起革命，革命製止戰爭，這就是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消滅它的方法隻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74頁。】

因而，帝國主義發動的戰爭規模越大、越殘酷，卷進去的民族越多，時間越長，人類遭受的痛苦越大，離世界的永久和平也就越近。等到戰爭毀滅了剝削階級本身，人類的永久和平就實現了。這些認識，是對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的進一步延伸與發展。

從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人類的永久和平是一個長期的、逐步達致的理想狀態。

這樣，就必然引出另外一個更為緊迫、更具現實意義的話題——社會主義能夠為當下的世界和平做些什麽？

毛澤東關於“持久和平”的思考回答了這個問題。

毛澤東認為，私有製的存在是客觀現實，人類依然麵臨戰爭與動蕩的威脅，但是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巨大創痛，所有國家都希望維持和平局麵，爭取發展機遇，創造穩定繁榮。

新獨立的民族國家急需和平環境以開展各方麵建設工作，西方國家也需要和平環境來調整經濟、休養生息。在這種情況下，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毛澤東關於這個問題的探索與實踐，對二戰結束以來的世界和平大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yongbing1993]

讓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整潔美麗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是指每年春季在俄羅斯開展星期六義務勞動。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的15名工人在下班後“義務加班”，搶修了3台損壞的機車。隨後，該鐵路局職工響應蘇聯共產黨號召，為支援前線、保衛蘇維埃政權，在星期六從事義務勞動。這一活動很快得到全國工人響應。1920年5月1日星期六，舉行了全俄星期六義務勞動，時任領導人列寧參加了克裏姆林宮區域內的清掃工作。之後，這一活動在全國各地展開，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前。

指蘇俄的工人階級為反對外國武裝幹涉，保證國內戰爭的勝利，積極響應俄共(布)的號召，在每周末進行的自覺的義務勞動。這一群眾性運動從1919年5月起在全國展開。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共和國麵臨著嚴重的困難；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白匪軍聯合起來，向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發動猖狂的進攻，妄圖把它“扼殺在搖籃裏”。1919年春天，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集中全力對付蘇維埃共和國，他們掩護高爾察克、尤登尼奇、鄧尼金等白匪軍進攻蘇維埃共和國。就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列寧提出：“必須竭盡一切力量來擊潰高爾察克”。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提出“一切為東線！”的口號。為響應黨和列寧的號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派了五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和十分之一的職工會會員到前線去。共青團派了幾千名最優秀的青年到東線去。不能到前線去的工人在後方勞動戰線上表現了忘我勞動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

起初，有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意義不大，但是，列寧熱烈讚揚這一舉動。列寧曾在好些講演和文章中，提到它的重大意義。列寧說：“普通工人起來克服極大的困難，奮不顧身地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設法保護每一普特糧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起初聯合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聯合為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千百萬人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的開始。” 　

1919年11月，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給各級黨組織的指示信中強調說：“應當更經常地、更積極地、更有係統地、更有組織地進行星期六義務勞動，首先是利用這種勞動來解決燃料問題。” 　1920年5月1日（星期六），舉行了全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列寧在克裏姆林宮參加了這一運動。從此以後，這個運動在蘇聯各地蓬勃地開展著，成為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開端。

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也參加了此次活動。他表示：“今天有150多萬人參加義務勞動，以讓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整潔、美麗和舒適。我非常感謝所有參加活動的勞動者。”俄人民演員諾日金稱：“我們這些老年人也來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這是民族團結互助的象征，有助於提高民族凝聚力。”

除了莫斯科外，在聖彼得堡，20日也開展了義務勞動，約有25萬人參加。在普斯科夫市，數十名俄共黨員攜家帶口來到當地的列寧紀念館，清掃紀念館及周邊衛生。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報告[20]
（1919年12月20日）同誌們，代表會議的組織者通知我說，你們要我作一個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問題的報告，並且為了能夠充分討論這個問題的最主要方麵，要我把報告分兩部分來談：第一，莫斯科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情況和效果；第二，關於如何進一步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一些具體結論。我隻想談談一般原則，談談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我們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中的新事物——使我產生的一些看法。因此，關於具體問題，我隻非常簡略地談一下。
　　
剛開始組織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時候，還很難判斷這樣的事能受到人們多大的注意，它能否變成一件大事。我記得，報道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時，那些同工會建設工作和勞動人民委員部關係比較密切的同誌的最初反應，如果不說是悲觀的，至少也是格外審慎的。在他們看來，沒有任何根據把星期六義務勞動看成了不起的大事。從那以後，星期六義務勞動有了非常廣泛的發展，現在誰也不能否認它在我國建設中的重要性了。
　　
的確，我們經常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甚至把它用於我們黨的名稱。但是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你就會想到，這裏除產生了好的一麵外，可能還給我們造成了某種危險。我們不得不更改黨的名稱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盡可能明確地同占統治地位的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自從社會主義運動中絕大多數正式的黨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通過自己的領袖倒向本國資產階級方麵或本國政府方麵以後，我們已經很清楚，舊的社會主義已遭到極其嚴重的危機和破產。為了最明確表示我們不能把那些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跟著本國政府走的人看作社會主義者，為了指明舊的社會主義已經腐朽、已經死亡，為了這一點，主要是為了這一點，當時才產生了更改我們黨的名稱的想法。況且，從純粹理論的觀點來看，“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早已不正確了。早在40年代，當這個名稱在法國剛開始在政治上廣泛使用的時候，它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政黨的名稱，而不是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由此可見，更改我們黨的名稱（它已成了新國際的名稱）的主要動機和原因，是要同舊的社會主義堅決劃清界限。
　　
如果我們問一下自己，共產主義同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麽，那麽我們應當說，社會主義是直接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社會，是新社會的初級形式。共產主義則是更高的社會形式，隻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得到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在沒有資本家幫助的情況下進行工作，是在勞動者的有組織的先鋒隊即先進部分施行最嚴格的計算、監督和監察下進行社會勞動；同時還應該規定勞動量和勞動報酬。這種規定所以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給我們留下了諸如分散的勞動、對公共經濟的不信任、小業主的各種舊習慣這樣一些遺跡和習慣，這些在所有農民國家中都是最常見的。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產主義經濟背道而馳的。所謂共產主義，是指這樣一種製度，在這種製度下，人們習慣於履行社會義務而不需要特殊的強製機構，不拿報酬地為公共利益工作成為普遍現象。自然，在那些為徹底戰勝資本主義正在采取最初步驟的人看來，“共產主義”的概念是很遙遠的。因此，盡管我們改變黨的名稱的做法非常正確，盡管這樣做好處很大，盡管我們已經完成的事業規模巨大，十分宏偉（現在共產黨遍於全世界，共產國際[21]成立雖然還不到一年，但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國際要強大得多），但如果把“共產黨”這個名稱解釋為似乎現在就實現共產主義製度，那就是極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亂吹噓，會帶來實際的害處。
　　
正因為這樣，對待“共產主義”這個詞要十分審慎。也正因為這樣，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見之於實踐後就有了特殊的價值，因為就在這種極小的事情中開始出現了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我們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後，隻獲得了建立社會主義那些最初級形式的可能，但是這裏還絲毫沒有共產主義的東西。拿我國目前的經濟來看，我們就能看出，這裏社會主義的幼芽還很嫩弱，舊的經濟形式還占很大的支配地位，這表現在小規模經營占優勢，還表現在最厲害最猖獗的投機倒把活動上。可是，當我們的敵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駁我們時說：你們粉碎了大資本主義，而從你們所有的毛孔中冒出來的卻是最惡劣的投機性的高利貸性的資本主義，那我們就回答他們：如果你們以為我們能從大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那你們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
　　
大資本主義在各個地方，甚至在那些還沒有采取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的國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提出的所有這些批評和反駁都是無足輕重的。大資本主義被粉碎以後，當然會開始出現新的、投機性的小資本主義的萌芽來取代它。我們現在正同大資本主義的殘餘作激烈的鬥爭，它轉入了各種小投機倒把活動，那就更難抓住它，並且它采取的是最惡劣的最沒有組織的商業形式。
　　
在戰爭環境中變得激烈得多的鬥爭，引起了最瘋狂的投機倒把活動，在資本主義規模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過渡設想成另一個樣子是完全不正確的。從現時的經濟來看，情況就是這樣。如果要問蘇維埃俄國現時的經濟製度是什麽，那就應當說，它是在大生產中為社會主義奠定基礎，是在資本主義以千百萬種形式進行最頑強的反抗的情況下改造資本主義舊經濟。和我們遭到同樣戰爭災害的西歐國家，例如奧地利，與我們的唯一區別就是那裏資本主義瓦解得更厲害，投機倒把活動更猖獗，卻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萌芽，沒有反擊資本主義的東西。但是，在我們經濟製度中暫時還沒有什麽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的東西”隻是在出現星期六義務勞動時，即出現個人為社會進行的大規模的、無報酬的、沒有任何權力機關和任何國家規定定額的勞動時，才開始產生。這不是農村中曆來就有的鄰舍間的幫忙，而是為了全國需要進行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把“共產主義”這個詞不僅用於黨的名稱，而且用來專指我們生活中真正實現著共產主義的那些經濟現象，這樣做就更正確。如果說在俄國現在的製度中也有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那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其他都不過是為鞏固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進行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完全取得勝利以後，從社會主義中必然會生長出共產主義來，生長出我們從星期六義務勞動中看到的那種不是書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當中的共產主義來。
　
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就是如此，它表明這裏正在形成和開始產生一種嶄新的、與一切舊有的資本主義準則相反的東西，一種比戰勝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更高的東西，即大規模組織起來以滿足全國需要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當今年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支援國家的號召[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注］，忍受著極度饑餓極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鐵路員工首先起來響應的時候，當某些跡象表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已不是個別現象，已經開始推廣並得到群眾支持的時候，那就可以說，這裏已經發生了一件極其重要的有原則意義的事情，我們確實應該在各方麵支持這件事，如果我們不願意做一個僅僅從反對資本主義這個原則意義說夠格的共產黨員。從實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這還是不夠的。應當說，這種運動其實是可以大規模開展的。我們是否已經證實了這一點，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準備回答，因為關於我們稱之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那一運動有多大規模，還沒有總的綜合材料。我隻知道一些零碎的情況，在黨的報刊上看到星期六義務勞動在許多城市正獲得愈來愈廣泛的發展。彼得格勒的同誌說，星期六義務勞動在彼得格勒開展得比莫斯科廣泛得多。至於說到外省，許多實際了解這個運動的同誌對我說，他們正在收集有關這種新的社會勞動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隻有在各種報刊和各城市黨代表會議反複討論這個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得到綜合的材料來說明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否已真正成為普遍現象，說明我們在這方麵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們是否能很快得到這種完整而又經過核實的材料，但是毫無疑問，從原則上來看，除星期六義務勞動以外，我們再沒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們不僅稱作共產黨員，不僅想做共產黨員，而且真正在實現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不隻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因此，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願意忠實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人，都應該拿出全部精力來幫助解釋這件事並實際地加以運用。這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因此，每一個黨代表會議都必須經常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並且既從理論方麵也從實踐方麵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應該隻從理論方麵、原則方麵來看這件事。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具有巨大價值，不僅是因為它在實踐中實現共產主義。除此以外，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還有雙重意義：從國家的角度看，它是對國家真正實際的支援；從黨的角度看（我們這些做黨員的不應該忽視這一點），它對清除混到黨內來的分子和抵製腐朽資本主義環境對黨的影響是有意義的。從經濟方麵來說，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必要的，它能使蘇維埃共和國擺脫經濟破壞並開始實現社會主義。

[yongbing1993]

中國人在異國他鄉鬥得你死我活







當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共產黨時，《我》不是共產黨。隨他們反。

當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毛澤東時，《我》不信毛澤東。隨他們反。

當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新中國時，《我》己經離開了。隨他們反。

如今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對《個別議員》時，《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對《某些海外華人》時，《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對《他們看不順眼的華人》時，還是以《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對《我們來自中國的人》時，《我》是其中之一了。

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是專業的遊說外國的反中反華反共的議員高官們，他們聯合起來，挑起海外華人之間的內鬥。中國人的內鬥習俗遺傳到國外來了。

原來他們可以不講事實信口開河道聽途說甚至製造謊言傳信謠言來汙篾《我》！攻擊《我》！隻要是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看不慣就開始反。

更可惡地是還可以向所在國情報部門寫不切實際的舉報信，還不具真名實姓，誤導情報部門和政府官員，斷章取義還將不實信息密透給媒體，而媒體也不加查實就報導，如有查實，就強調這是絕密，不便告之。

多麽一個完美的謊言鏈。

而加國總理向世人宣告，不管舉報是真是假，即便是假舉報“涉及議員與議員家人“，就必須當“真“視之。

如此這般之下，《中國幹擾加國選舉》事件完美完成。而反對黨為選舉使力炒作，執政黨政治正確強硬處之。越燒越旺。

第一次由加國前聯邦總督的調查報告結果是，指控聯邦議員的媒體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然而引來反對黨及來自中港台的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的反對，重新換個人，這就要這個人必須查出點事來。果然，莫須有的“幹擾“結論出來了。證據是機密。馬上立法通過。轟轟烈烈的一場運動還在進行中。

化了多少錢不必擔心，這是國家選舉大事。防止加國選舉幹擾。假如下次大選，這幾個保守黨議員還是沒有被選上，還拿被中國幹擾了選舉來說事嗎？

而炒作《新疆滅極人類》有事實嗎？

又炒作《中國幹擾加國選舉》有證據嗎？

而加沙人真正被種族滅絕時，這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民權人士“不知還在嗎？

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說共產黨、新中國、毛澤東的壞話有幾句是實事求是的？

連加國前聯邦總督的調查報告都不信？難道隻聽信華人中幾個反中反華反共的小醜嗎？

真有點看不懂。

還是為選舉而炒作。

[yongbing1993]

快馬加鞭未下鞍倒海翻江卷巨瀾






毛澤東詩詞欣賞

十六字令　三首　(1934-35)

作者：毛澤東

山，

快馬加鞭未下鞍。

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瀾。

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

刺破青天鯛未殘。

天欲墮，賴以拄著。

【原注】

民謠：“上有骷髏山，下有八寶山，離天三尺三。人過要低頭，馬過要下鞍。”

【注釋】

鍔（e4）：劍刃。

天欲墮，賴以拄其間：《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飧顓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神話中有以山為撐天之柱的講法。

【題解】

作於二萬五千裏長征途中湘貴一帶山間。

白話譯文：

【其一】

山，高聳入雲端。給快跑的馬兒再加幾鞭，翻越山巔未下鞍。驚詫高又險，回頭瞥一眼，離天隻有三尺三！

【其二】

山，起伏如波濤，浩瀚似江海，倒海翻江卷巨瀾。山勢奔騰迅猛如奔馬，好似萬馬廝殺正酣戰。

【其三】

山，傲立蒼穹如長劍，刺破青天劍鋒沒傷殘。天像快要塌下來，全靠著山的支撐，天才得以鋪展於宇宙間。

創作背景：

這三首小令作於1934年到1935年間。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分別從閩西的長汀、寧化和贛南的瑞金、雩都地區出發，開始了遠離中央根據地井岡山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一路上，遭遇到數不盡的艱難困苦，除先後以鮮血和生命突破蔣介石設置的四道嚴密封鎖線外，還越過了千山萬水，不僅以舉世罕見的犧牲精神，戰勝了強敵，而且以同樣罕見的吃苦精神，戰勝了種種困難和天險。

蔣介石曾屢次妄圖憑借水的天險阻擋和消滅紅軍，例如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而相對來說，紅軍則對山更有感情，尤其是毛澤東，對山的感情更深。可以說，毛澤東開辟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割據道路，始終是以山嶺為依托的，在戰略退卻時，則更是以山嶺為掩護。山嶺是毛澤東和紅軍的好朋友，毛澤東和紅軍喜歡山，而蔣介石則在特定曆史時期裏，相當畏懼紅軍喜歡的山。

在實行戰略大轉移的長征途中，紅軍不僅大多數時候都在高山峻嶺中行軍，而且也常在萬山叢中衝破蔣介石的圍追堵截，既曆盡艱辛，又充滿勝利的喜悅。毛澤東這三首小令，就是懷著喜悅的心情，在翻山越嶺的長征行軍途中寫下的。

文學賞析：

這三首小令都專門以山為題材，它們雖然沒有像其他詞那樣標明詞題，但每首的頭一個字“山”，可以說即分別代表著各自的題目。

這三首小令所寫重點不同，合起來卻是完整的組詩。它們共同的顯著特點在於運用了整體象征的創作方法。象征是人們常用的藝術方法，如有人用獅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鴿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鬥象征人生拚搏等。

毛澤東在此則用山的形象來象征紅軍形象，通過他的精巧藝術構思，讓象征者與被象征者在氣勢、氣概、精神、氣質諸方麵，獲得了內在聯係。它們既都是寫山，同時又都是寫紅軍，既是詠山曲，又是歌頌英雄紅軍的樂章。三首各寫出一個側麵、一個特點，表麵上處處寫山，寫山巒姿態，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實際上是處處借山象征紅軍，通過詠山來歌頌紅軍。

它們雖是小令，但格調卻是雄渾豪放的。意境磅礴、壯觀、豪邁；誇張、比喻、象征、襯托、讚歎、抒情、寄意並舉；同調重奏複遝、往複旋還，節奏緊湊，回腸蕩氣，非同凡響。

【其一】

第一首表麵上是極寫山之高，實質上是寫紅軍越過高山時，所表現出的藐視困難、一往無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氣概。毛澤東引了一首民謠作為原注，那民謠正是極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僅僅“離天三尺三”，因此“人過要低頭，馬過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紅軍在這樣的高山麵前，卻“快馬加鞭未下鞍”。這裏的“快”字是狀寫馬的行進速度的，馬在如此高山麵前毫無畏色，沒有止步。依舊快速前進；而騎在馬背上的人則更神氣了，居然還要加勁揚鞭催快馬，因而人、馬都飛馳而過。未下鞍，一是說紅軍的馬過時沒有卸鞍，一反民謠所說的“馬過要下鞍”的習慣；二是說紅軍過時沒有下馬，當然也不會低頭，一反民謠所說的“人過要低頭”的習慣；那麽，無疑是高山低頭了。同樣險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馬麵前，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情況，這便富於神奇性地反襯了紅軍足以征服一切艱難險阻而不為任何艱難險阻所屈服的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

“驚回首，離天三尺三。”毛澤東寫得很幽默，待到縱馬揚鞭飛奔過去以後，再回頭仰望，不覺猛然大吃一驚。驚，既是對極高極險的山望而吃驚，同時也傳達出一種翻越高聳雲天的大山後的驚喜、自豪的神情。“離天三尺三”並非實數，而是誇張，用誇張筆法極寫山之高峻，從而反襯、烘托紅軍飛馳過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紅軍一往無前的精神氣概和實現戰略轉移的急迫心情。

【其二】

第二首表麵上是極寫山之大，寫群山之磅礴、險峻，實質上是寫紅軍在萬山叢中英勇戰鬥的雄偉、豪邁的氣概。毛澤東首先用大海來比喻、描寫山：“山，倒海翻江卷巨瀾。”毛澤東從高處放眼望去，千山萬嶺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覺勢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連天排空，洶湧澎湃。接著，又用馳騁中的萬馬來比喻、描寫山：“奔騰急，萬馬戰猶酣。”詩聖杜甫在《病橘》中用過“奔騰”一詞： “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即飛奔急馳之意。毛澤東再加一“急”字，則其快如飛之速度已達極點。毛澤東久望險峻的群山，聯係自己指揮千軍萬馬南征北戰的深切體驗，因此又覺得它們恰如鏖戰中的千軍萬馬在奔騰。這樣，毛澤東連用兩個比喻，就形象生動地寫出了千山萬嶺的磅礴、雄偉的氣勢。

但是，在毛澤東的藝術構思中，山的雄姿與紅軍的雄姿是相對應的，寫山就是為著寫紅軍。群山萬嶺的雄偉氣魄，正可見紅軍的偉大氣魄。群山萬嶺正是紅軍曆經之地，因此人們既可想見紅軍在那裏急速進軍的英雄姿態，也可想見紅軍在那裏的戰鬥姿態和激戰場麵，從而使雄姿英發、驍勇善戰的紅軍形象，巍然屹立起來了。

【其三】

第三首表麵上是極寫山之堅，寫眾山之堅固、堅強，實質上是寫紅軍崇高、堅韌的意誌和中流砥柱的作用。首先通過比喻寫眾山之高峻峭直：“山，刺破青天鍔未殘。”毛澤東把林立的山峰比作寶劍，說高峻峭直的山峰，像一把把鋒利無比的長劍刺向天空，而且竟把青天刺破了鋒芒尚無分毫殘損，這是何等堅利。天欲墮，賴以拄其間。”這當然是一種假設，意謂即使天塌下來也不要緊，有挺拔的高山像擎天柱一樣把它頂住，這又是何等堅固、何等堅強啊!這實質上是寫紅軍的堅韌不拔和銳不可當，寫紅軍頂天立地的英雄氣概，寫紅軍的崇高地位和偉大作用。毛澤東以詞句的形式告誡世人：有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在，中華民族的江山無論如何塌不下來，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是中華民族的中堅、棟梁、柱石。

名家點評：

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常務理事季世昌《毛澤東詩詞書法詩意畫鑒賞》：山是這三首小令共同的主題意象，既是作者對山的外在形體本質特征的高度概括，又是作者寄托一定情誌的審美創造。它是山的藝術典型，是作者創造的第二自然。

當代湘潭大學老教授劉業超： “詩與史的結合，是毛澤東詩詞基本的藝術特色。這一特色在《十六字令三首》中體現得特別明顯，特別完整。這一整體的美學魅力具有遠遠超出形象內涵的啟示力。無疑，這首詞來自曆史，也必然走向曆史。千秋萬代的人，都會從中獲得無窮無盡的美學熏陶與理性教益。”

[yongbing1993]

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業就不成








毛澤東說：“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裏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的任務是，在知識分子自願學習的基礎上，好心地幫助他們學習，通過適當的方式來幫助他們學習，而不要用強製的方法勉強他們學習。“

毛主席對待知識分子是究竟怎樣？前三十年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時代？

經曆過兩個時代的對比之後的兩彈一星元勳們的評價最有說服力。

周光召說：“文革時期是尊重人才，科技氣氛也很民主。”　　

錢三強說：“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錢鍾書：《圍城》的作者錢鍾書是唯一一個婉言拒絕毛主席宴請的著名作家，他一生遠離政治而學貫中西。但他卻早在30多年前就對反毛思潮做出過如下評價: “反對毛澤東，中華民族的災難就生了根，總有一天這個民族是要集體為它付出代價的。”一個旁觀的智者做如此語，想想都可怕！　

香港企業家林敏捷：毛澤東思想才是當前中國的出路。林敏捷，香港企業家，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長。現年74歲的林敏捷是福建泉州人。1970年代中從福建老家往菲律賓為父親送殯，不料滯留香港。在香港從每日十塊錢的製衣工人，到與老鄉合夥在深圳建廠生產CK底褲等歐美名牌服裝，成為管理3,000多人的董事，林說：“我都這個年紀了，這樣做（自費印書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是為錢，更不是為了當官，就是因我經曆過國民黨、毛澤東和改革開放的現代，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才是當前中國的出路”。

林敏捷坦承，在港認同他這種觀點的知音多是自內地來的同齡人，不像在內地：“行街路人見到我戴毛主席襟章，都會上來同我講“毛澤東時代真的很好”。“我做過資本家，也被鄧小平的先富論迷惑過。鄧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結果呢？製造了兩極分化。哪有人富起來以後會讚成均富，隻會富的更富、窮的越窮。你看碼頭工人同李嘉誠！”　

毛主席講話有個風格，那就是基本從不玩什麽玄虛，更不玩什麽文字遊戲，都是大多數人一聽就能懂的事。因此，我在重讀的過程中，一方麵側重於澄清圍繞毛主席的各種謠言，同時也側重於將毛主席的話與實際聯係起來，進行比較閱讀。不過，我再重申一遍，我的興趣隻在“重讀”，沒有任何影射的動機，這一點，大家一定要理解。

1957年3月12日下午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

《知識分子改造問題 》毛澤東說：【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裏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的任務是，在知識分子自願學習的基礎上，好心地幫助他們學習，通過適當的方式來幫助他們學習，而不要用強製的方法勉強他們學習。】

《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結合的問題》 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

《關於整風》，毛澤東說：【在整風中間，一方麵要嚴肅認真，對於錯誤和缺點，一定要進行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麵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反對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辦法。】

《片麵性問題 》毛澤東說：【片麵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就是形而上學的看問題。對於我們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麵性的。所謂片麵性，就是違反辯證法。……寫文章要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

毛澤東說《我們離不開知識分子》！毛澤東說：【為工農服務，與群眾打成一片，不是兩片，考驗知識分子的主要標準，一條心、半條心(黨內黨外)。爭取百分之七十下廠下鄉，我們幹部要經常下廠下鄉。】

毛澤東有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知識分子就是毛，總要附著在皮上的，不是附著在無產階級的皮上，就是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因此，毛澤東評價知識分子的標準，就是是否完全附著在無產階級的皮上(一條心)，還是一半附著在無產階級皮上一半附著在資產階級皮上(半條心)。這段話非常重要，因為在這裏，毛澤東已經開始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區分。這是1957年3月20日上午 到南京市人民大禮堂，在江蘇、安徽兩省及南京軍區黨員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

毛澤東說：【現在是處在這麽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作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後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現在，社會主義這種新的生產關係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立好，至於用主要力量搞生產，我們才剛剛開始。沒有生產就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沒有好的生活。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 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幾步來走：大概有十幾年會稍微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現在大不同了。要向廣大人民，特別向青年進行教育，進行艱苦奮鬥，白手起家的教育。我們現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給我們的很少，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跟國家一道，跟青年們一道，幹他個幾十年。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毛澤東明確1957年是個“變革的時期”，由革命到建設的時期，但是這並不是說就不要革命了，隻不過革命的形式變了而已，變成了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為什麽要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呢? 毛澤東說：“我們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個革命，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製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農業國，還是一個手工業、手工技術的國家。為了這個，我們就要進行一個文化革命。現在，似乎還有一些人不認識這麽一種變化。說的夠明白了吧?簡單來說就是，技術革命是為了提高生產力水平，文化革命是為了提高政治覺悟，而政治是人的靈魂。“(《毛澤東年譜》下冊第三卷118頁)。

毛澤東說：【中國這個國家，知識分子太少。對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我們如果看不起他們，如果以為可以不要他們，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我們離不開他們。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國家的財產，是人民的教員。對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論，對他們的進步應該肯定。】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這是批評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台風，我看人民政府、共產黨、老幹部、新幹部，隻要是真心真意為人民服務的，吹不倒;半心半意為人民服務的，那就要倒一半;一點心思都沒有，跟人民敵對的，那末就該吹倒。批評是可以的，但是批評的結果，批評的目的，就是要鞏固民主集中製，鞏固黨的領導，絕對不能像敵人所希望的那樣，造成無產階級隊伍的渙散和混亂。這是原則性，必須如此。】

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指出：【全國有幾百萬資產階級和曾為舊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需要這些人為我們工作，我們必須進一步改善和他們的關係，以便使他們更有效率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以便進一步改造他們，使他們逐步地工人階級化，走向現狀的反麵。大多數人一定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改造就是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的批評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係，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在《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毛澤東批示：【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對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反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麵前暴露其反動麵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

1957年7月8日晚上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對上海各界人士發表講話。毛澤東說：【社會主義改造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是製度的改造，一方麵是人的改造。】

毛澤東說：【我希望造成這麽一個局麵，就是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兩方麵都有，不是隻有紀律，隻有集中。】

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沒有別的出路。……我們所勸的，就是這些處在中間狀態的人。他們應該覺悟，尾巴不要翹得太高，你那個知識是有限的。決定大局，決定大方向，要請無產階級。】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指出：【共產黨員一定要有朝氣，一定要有堅強的革命意誌，一定要有不怕困難和用百折不撓的意誌去克服任何困難的精神，一定要克服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和自由主義，否則就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

毛澤東指出：【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在這裏明確的指出了《反右》的意義，並將之稱為“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這段話也呼應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製度改造和人的改造兩方麵”的論斷，在毛澤東看來，“反右”的真正目的是對人進行改造，並且這個改造的意義不亞於經濟製度的改造。

[yongbing1993]

六月天兵征腐惡狂飆為我從天落






毛澤東詩詞欣賞

蝶戀花　從汀州向長沙(1930.7)

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纓必將鶴鵬縛。

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

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注釋】

蝶戀花：詞牌名，又稱鵲踏枝，宋晏殊改之。

汀州：古時州名，州治在今閩西長汀縣。

長纓：《漢書·終軍傳》，"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鯕鵬：《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鯪，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

黃公略：一九二八年參加平江起義，一九三零年任紅三軍軍長，一九三一年十月戰死於江西吉安。當時他留守閩西根據地。

【題解】

一九三零年三月，周恩來去莫斯科參加蘇共十六大，李立三暫時掌管上海中央。六月，他指派中央特派員塗震農到閩西招開汀州會議（又稱南陽會議），命令紅軍趁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混戰之機進攻南昌和長沙。會中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此項行動。毛澤東率紅一軍團趨南昌而不攻。彭德懷率紅三軍團於七月二十八日攻進長沙，十一天後，又在湖南軍閥何鍵十五個團的優勢兵力麵前被迫退出。毛澤東赴長沙與彭德懷會合，九月十日再次進攻長沙。攻城戰中紅軍損失慘重，九月十三日毛澤東下令撤圍退軍。毛澤東率軍攻入湖南，何鍵捉了毛妻楊開慧。各界救援無效，楊開慧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被處死。二十七年後，毛澤東又寫了一首蝶戀花來紀念她。

《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是一首“在馬背上哼成的”史詩式詞作，完成時間是1930年7月。從“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一介書生，到此時，詩人已經在槍林彈雨中縱馬馳騁近三年了。

詩人是偉人，偉人是詩人。讓我們從詩詞的角度看井岡山，看這片紅色的土地。

這首詞的上闕，以虛實相生、正反對比等藝術手法著重敘事而又滲透著熱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動。“六月天兵征腐惡”，起句突兀而來，首先推出“天兵”與“腐惡”兩個對立的意象，以“征”字相關聯，有一股摧枯拉朽的磅礴氣勢。以“天兵”指我們的工農紅軍，既顯神威，又張其正義。“征”字，還有興師有名，仁義自見的味道。

“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是上一句的複現，“萬丈長纓”與“天兵”語意相承，“鯤鵬”與“腐惡”相應。這一句還有一層意思，長纓想要把“鯤鵬”束縛住，談何容易，也暗示了作者對當時冒險政策攻取大城市的擔憂情感。

“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贛水那邊”是空間意向，“紅一角”是色彩意向，這種空間轉換和鮮明意象的創造，無疑顯示了作者強烈的情感流向，對“紅一角”的“那邊”分外矚目。至於後半句情感就更加明顯了，黃公略和詩人在革命戰略上是誌同道合、心心相印的，也是其可以信賴和倚重的，所以如此讚賞有加。

詞的下片，詩人揮灑著更加酣暢的筆墨。“百萬工農齊踴躍”是對上闕“天兵”、“萬丈長纓”等虛擬意象的具體化。“席卷江西直搗湘和贛”用“席卷”和“直搗”兩個力度極強的詞語，如同雷轟電掣，讓“席卷江西”情不能已。

至此，詩人順勢翻筆，從外在意象空間轉為內在亢奮的內心世界。“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呼喚“饑寒交迫的奴隸”、“全世界受苦的人”起來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國際歌》，正是這個時代無產者革命的心中歌。“狂飆”是什麽？我們做個小猜測，既是革命風暴的席卷，又是內心情感的波濤，二者交激鼓蕩，深沉於心。這是物我渾然的詩人妙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