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上還暗藏著許多反革命分子

大陸上還暗藏著許多反革命分子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了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使新中國人民政權得以鞏固。曆史證明，毛澤東當年作出的決策是正確的。

 

新中國人民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陸上還暗藏著許多反革命分子。新中國剛剛成立時，他們還處於潛伏狀態。因此，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也認識到存在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沒有引起特別的重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叫囂要反攻大陸，並且加強了在東南沿海一帶的軍事活動。社會上風傳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潛伏在大陸上的反革命分子，以為顛覆人民政權的時機已經到了，便紛紛活動起來，進行各種反革命破壞活動。他們有的破壞工廠的生產設備，阻斷生產流程，有的炸鐵路、橋梁，傾覆運送軍事物資的火車和汽車，有的燒倉庫，有的殺人放火，製造社會動亂，有的搶糧食，搶倉庫，造成社會混亂。有的撒傳單，貼標語，散布謠言，搞亂人心。有的刺殺幹部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一時間，社會上出現了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動，而民眾則十分恐慌的狀況。僅1950年一年內，光是新解放區，就有上萬名幹部和群眾積極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殺害。

 

在中國大陸上的反革命猖狂活動的時候，我們的許多領導幹部卻思想麻痹，抓到反革命分子也一味講寬大，該殺的不殺，該關的不關，有的還把抓到的反革命分子輕易地放走了。當時群眾中流傳一句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

 

毛澤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對反革命“寬大無邊”

 

反映各地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壞活動的材料，紛紛報到中央，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注意。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不少批示中強調，對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打擊。隻有殺一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敵焰下降，民氣大伸。”因此，“應當放手殺幾批”。對反革命分子，“應殺者均殺之，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務使反動勢力徹底肅清，民氣伸張，政權鞏固。”不殺惡霸，則農會不能組成，群眾不敢分田，不殺重要的特務，則破壞、暗殺層出不窮。“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重要的）必須采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

 

毛澤東著重批評一些領導幹部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1951年1月，當他讀到廣西關於鎮壓反革命的一份報告中談到有的領導幹部對反革命“寬大無邊”時，就把這份報告批轉給華東軍區、中南軍區、西南軍區、西北軍區、華北軍區並請轉發所屬各軍區、兵團及軍黨委，要他們注意克服右傾錯誤。他還在一份電報中批評說：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則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對反革命分子不能“寬大無邊”。如果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必將使匪禍猖獗，達於極點，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極大。同年3月，他在一則批語中要求：對那些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優柔寡斷的市委地委縣委要給以檢查和督促，“使他們堅決行動起來，嚴厲鎮壓反革命。”毛澤東對一些大城市行動遲緩，很不滿意，他認為，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潛伏的主要巢穴，必須用很大力量去對付，認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殺幾批。“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除惡就是行善”

 

毛澤東過去在讀《西遊記》時，就寫下了這樣一句批語：“除惡就是行善。”當反革命猖狂之時，毛澤東在同公安部長羅瑞卿的一次談話中，又說了這句話。他說：“除惡就是行善。”不鎮壓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權就不能鞏固，我們必須下決心，搞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以伸張民氣。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中共中央於1950年10月10日向全國各級黨委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這個指示發出之後，公安部於10月16日召開了全國公安高級幹部會議，具體部署貫徹執行中央鎮壓反革命的指示，隨後，一場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就在全國展開了。

 

1950年底，全國公安部門、人民警察部隊，都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鎮壓反革命運動上。一年內，各地出動大批警力，動用警察部隊，抓特務，抓反革命分子，偵破了一大批反革命破壞案件，同時，南方各軍區的部隊開始了以剿匪為重點的軍事行動，抓匪首，清理槍支。

 

鎮反開始後，毛澤東對這件事抓得很緊。1951年1月17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轉報的湘西第四十七軍關於鎮壓一批匪首、惡霸、特務的報告，立即轉發各中央局、分局負責人，充分肯定四十七軍的做法，指出：“隻有如此，才能使敵焰下降，脫離群眾。”1月23日，毛澤東轉發廣西鎮反報告時又指出：廣西軍區在剿匪工作中，曾經犯過右傾錯誤，寬大無邊，“以至匪禍猖獗，達於極點，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極大”。後來他們糾正了這種錯誤，“情況就完全改變過來，匪焰大降，民氣大伸”。

 

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後，毛澤東發現，各地在運動中都偏重於公安部門的單獨行動，忽視了發動群眾這一重要問題。他認為這是一種不好的傾向。鎮壓反革命運動，也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1951年2月25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指示：鎮壓反革命應“先召集區以上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和各大工廠大學校，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次會，報告反革命情況及各種罪行和犯罪證據，提高大家對反革命的仇恨，然後再分批執行，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應這樣做。”他認為，鎮壓反革命，必須造成聲勢，在群眾的支持下，才能最後奪取鎮壓反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還認為，鎮壓反革命要團結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一起幹。他自己率先垂範，把鎮壓反革命的情況主動通報給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主動給張瀾寫信，向他通報西南剿匪情況，信中寫道：“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頗有成績，消滅匪眾八十餘萬，殘餘匪眾已不足四萬，兩三個月即可完全剿滅。送上西南軍區最近由地麵送來之總結報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話，可以一閱。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內還我即可。”1951年2月，毛澤東在他親筆寫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中還寫道：在鎮壓反革命中，“判處死刑一般須經過群眾，並使民主人士與聞。”毛澤東1951年1月28日親自主持起草了一個中央電報，要求各地黨委要“向知識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廣泛地解釋鎮壓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們讚同我們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穩、準、狠”方針

 

毛澤東1950年12月19日致黃克誠、鄧子恢的一份電報中寫道：“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當時毛澤東隻提出“穩”與“狠”兩個字，不久他又增加了“準”字。1951年1月17日毛澤東起草了一個長篇電報稿，提到了“穩、準、狠”三個字，並且解釋道：“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不應殺者，當然不殺）。”

 

在貫徹“穩、準、狠”三字方針時，最核心的環節是把握寬大和鎮壓的界限，為此，毛澤東提出了鎮壓和寬大都應當有“邊”的意見。他說：寬大是有邊的。這個邊，就是按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該殺的就殺，該關的就關，不能姑息。同時，“如同寬大應有邊，鎮壓也應有邊，無邊是不對的。”“對可殺可不殺的那一部分人，應當判處徒刑，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不要殺。”不能對反革命分子一概殺掉了事，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必須殺；不該殺的，就不能殺。為了掌握好這兩個“邊”，必須克服兩種偏向，一種是勁頭不足的偏向，存在這種偏向，就容易寬大無“邊”。一種是草率從事的偏向，錯捕錯殺，就容易鎮壓無“邊”。毛澤東考慮，僅僅解釋還不夠，中共中央還要有具體規定。1951年2月1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起草的會議決議要點中，對鎮反運動作了五項規定：“一、判處死刑一般須經過群眾，並使民主人士與聞。二、嚴密控製，不要亂，不要錯。三、注意‘中層’，謹慎地清理舊人員及新知識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內層’，謹慎地清理侵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強保密工作。五、還要向幹部做教育，並給幹部撐腰。”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外層”是指社會，“中層”是指軍隊和政府機關內部，“內層”是指黨內。這個文件下發後，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就分為外、中、內三層，有區別地進行。

 

鎮壓反革命要運用法律武器

 

毛澤東十分重視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運用法律武器的問題。他講過，鎮壓反革命分子，要好好清理審訊，斟酌情形，妥善處理。對有關的匪首惡霸大特務，要由軍分區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對與剿匪無關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則由地方法院及軍管會的軍法處判處死刑，對鄉村普通惡霸及不法地主，則由農民鬥爭、監視及由人民法庭判刑。總之，他認為，鎮壓反革命，也同戰爭年代打仗一樣，要“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針對一些地方存在草率從事的問題，毛澤東於1951年初，決定起草懲治反革命條例。在起草這個條例的過程中的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在一則批示中強調要重視運用法律武器、按法律辦事。他寫道：“此件關涉軍事法院權限，應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開一次會通過，並用主席名義公布。事前召集政協常委及政府委員，法院，司法部，檢察署，公安部人員開一次座談會取得同意；在此次會上，應有人報告最近時期鎮壓反革命的情況。”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經毛澤東審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修正草案）》，從此，鎮壓反革命運動有了一部可以依據的法律文件和統一的量刑標準。

 

法律文件公布之後，毛澤東特別注意各地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不是真正遵循了法律。1951年2月25日，他作出指示：“各中央局及各省對自己所屬地區的鎮反工作，亦須派得力領導同誌出去巡視。”巡視的重要內容，就是檢查各地黨委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是不是認真貫徹執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北京市創造了這樣的一個經驗，先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通過一個一般擁護中央鎮壓反革命條例的決議，然後進行大逮捕。毛澤東認為這個經驗很好，值得向全黨推廣。當有的地方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一些條文理解不透，提出問題時，毛澤東親自回複、解釋。1951年2月28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就對“脅從不問”“助惡有據”及量刑問題作出了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發布之後，一些在製定此條例時未能注意到的問題，毛澤東也專門寫了批語，予以解釋、補充。當毛澤東發現各地存在亂捕人的現象時，在1951年3月30日寫的一則批語中強調：“鎮壓反革命無論何時都應當是準確的精細的有計劃的有步驟的，並且完全應由上麵控製。捕人要仿照天津專區發拘捕證，照證捕人的辦法，不能亂捕。”對那種“逮捕範圍擴大、處理方式簡單”的情況，“應立即加以收縮，進行檢討，並作出結論。”

 

提出了清理內部反革命分子的辦法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提醒各級黨委領導同誌，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們內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澤東提出劃分外、中、內三層，並且提醒全黨特別注意清理中層和內層後，許多地方黨委並未對內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視。毛澤東發現這一現象後，於3月11日，在一個批語中指出：“我們認為在一切軍事機關學校部隊中引起注意鎮壓反革命分子問題，並作出正確的處理，是目前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凡對此任務忽視者，應當受到批評。”

 

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仍然沒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視。結果，1951年3月13日發生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槍殺事件。

 

王聚民出身於惡霸地主家庭，對共產黨和新中國十分仇恨。但他隱藏很深，一直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還當上了山東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長。3月13日他在一次會議上當場開槍打死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然後開槍自殺。毛澤東3月18日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震驚，當天就代中央寫了一份通報稿。毛澤東在這份通報稿中寫道：“必須認識黨與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專署一級以上機關內，軍分區及師一級以上的機關內，城市則為市區兩級機關內，特別注意考查這類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應做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1951年3月20日，毛澤東在轉發一份報告時寫道： “請你們根據此項經驗，著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屬的軍政機關，財政機關，政法機關和文教機關，先作重點布置，取得經驗，再行推廣，盡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3月24日，毛澤東在他親自寫的一份電報稿中特別強調，鎮壓反革命要重視對內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擊。毛澤東發出這些指示後，全國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內部反革命的工作。經過清理內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國各地黨政軍機關內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純潔了內部，鞏固了人民政權。

 

毛澤東創立了“死緩”刑名

 

隨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開展，一些地方出現了擴大死刑範圍的偏向。毛澤東發現後，及時指出，一定不可捕錯殺錯。而在錯捕錯殺中，他又更重視錯殺的問題。他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殺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還可以再長出來，而人被殺了頭，就再也長不出來了。1951年3月30日，他指出，“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4月3日，他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

 

毛澤東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殺人的批準權控製在一定級別領導機關的手中。在當時，毛澤東認為，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比較合適。1951年4月2日，他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殺人名單的批準權必須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手裏。”隔了一段時間，毛澤東發現，殺人權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級仍然不太合適。1951年5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茲定於六月一日起全國除現行犯外捕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地專一級，殺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省級，離省遠者由省級派代表前往辦理。各地一律照此執行。”同時規定，清理積案時間，亦即停止捕人時間，有少數要犯須逮捕者須報請中央局批準。

 

在捕人殺人中，毛澤東特別對殺人持慎重態度，他考慮到：光是把殺人權限提到由省一級掌握還不夠，還必須明確殺人不能太多的原則，提出殺人要控製數字、掌握界限的問題。他於1951年4月30日在一則批語中明確寫道：“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

 

毛澤東還考慮到，在殺人問題上，必須提出具體的政策界限。他準確地抓到了一個關鍵點是：怎樣從有可殺之罪的人中分離出一部分不殺之人的問題。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緩”刑名的設想。他寫道：“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如他們在勞動中能改造，則第二步可改判無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這樣，主動權抓在我們手裏，爾後要怎樣辦都可以。”毛澤東感到，提出這一設想，事關重大，因此他提出：這個問題可以在5月10日召開的公安會議上討論，並作出決定。他還向下邊提出：對這個設想，“你們有何意見，可告你們那裏來京開會的公安人員帶來，或打電報來。”

 

在全國公安會議召開前，毛澤東把他關於設立“死緩”刑名的設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了出來。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大家都同意毛澤東的這一設想。這樣，在中央內部，就很快形成了設立“死緩”刑名的統一意見，並於1951年5月上旬作出決定。1951年5月8日，毛澤東代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這個決定中寫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應判有期或無期徒刑、或予管製監視者外，凡應殺分子，隻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餘，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製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於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於國家的建設事業。因此，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毛澤東估計，這個政策的實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殺。而對其中應執行死刑的極少數人，采取更加謹慎的政策，“一律要報請大行政區或大軍區批準。有關統一戰線的重要分子，須報請中央批準”。按照當時的情況，這個決定又具體規定了判處“死緩”的比例。這個比例，在應殺的反革命分子中，隻把十分之一二列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為可判“死緩”的比例。為什麽要這樣規定？毛澤東在這個決定中這樣寫道：上層的反革命分子，“和農村中的匪首、慣匪、惡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惡霸、匪首、慣匪、大流氓頭及會道門大首領不同，也和某些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特務不同，即沒有引起群眾痛恨和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他們損害國家利益的程度是嚴重的，但還不是最嚴重的。他們犯有死罪，但群眾未直接受害。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

 

“死緩”刑名，是毛澤東的一個創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裏，找不到這個刑名。這個刑名既屬於死刑範圍，又與死刑有重要區別。主要體現了一個少殺的方針，既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對勞動力的保存，實際上是在特定領域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鎮壓反革命也要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鎮壓反革命，是一場嚴峻的階級鬥爭，對於反革命，必須鎮壓，絲毫不能手軟。在執行這一原則的過程中，毛澤東又考慮到了另一方麵的問題，即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考慮到，要改善監獄情況，“克服監獄擁擠、營養不良，醫藥不足，發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況，應當仿照北京的辦法，立即使他們離開監獄，參加勞動，在勞動過程中聽候判決。對於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數群眾同意的條件下，可以采取緩刑或假釋的辦法，交群眾負責管製。”毛澤東的這條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之中，實際上，這個意見，是後來我國實行緩刑、保外就醫等政策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屬工作的意見。他提出：對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必須進行適當的工作，以減輕或消除他們和人民的對立情緒，並爭取其擁護政府的措施，應當向他們說明，政府的政策是隻懲辦反革命罪犯本人，並不株連其未積極參預反革命活動的家屬，使其了解政府的寬大處置，並各安生業。在沒收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時，必須留給其家屬以足夠維持生活的財產。其財產較少者，一般可免予沒收，以示寬大。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這一政策的實行，對於爭取反革命家屬，團結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國民黨留在大陸上的潛伏特務基本被清理出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消滅了200萬土匪的同時，把有著久遠曆史和社會根源的匪患從根本上消除了。城鄉裏的黑社會、惡霸勢力被摧毀，一批仇恨共產黨，反對人民政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被法辦。外國特務，特別是美國特務基本被挖了出來。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新中國出現了社會安定、政權鞏固、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有效保護的好局麵。人民群眾交口稱讚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稱讚毛澤東功德無量。

[yongbing1993]

毛澤東對中國平民教育重大貢獻






毛澤東率先開辦農民夜校。掃盲。工農兵大學生。

從《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自修大學作為一種平民的大學。

自修大學學生研究學問的主腦，是‘自己看書，自己思索’。

自修大學學生，於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討論共同研究’。

自修大學雖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員，但也要有隨時指導的人做學生自修的補助。

自修大學以學科為單位，學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數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時間和範圍，都聽學生依自己的誌願和程度去定。

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湔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轉《毛澤東對中國教育的重大貢獻》

教育興則國家興。在毛澤東那裏，教育極為重要。毛澤東首先是革命導師，也是出色的教育家，他教會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者成功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也為加快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興辦教育。離開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我們很難解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何會較快勝利，也難以理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製度、教育方針和方法。

毛澤東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以下簡稱“湖南一師”），這種教育經曆為他成為教育家奠定了良好基礎。在校期間他對教育有深入的思考，還主持辦過工人夜學。毛澤東對教育的思考範圍廣博，包括學校類型、辦學宗旨、學校與社會的關係、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教學方針與教學管理、課程設置與學科分類、教學方法、教師責任與師生關係、學生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等等。

時代使毛澤東成為大革命家，也讓他成為大教育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革命到哪裏就把學校辦到哪裏。如果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創辦各類學校，就不能提高革命幹部與戰士的文化水平與思想水平，就不能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就不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全國政權後也不能有大量優秀、稱職的人才管理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是教育方針和教育路線的總體設計者，他始終密切關注整個教育工作，並在很大程度上指導與實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

直至今天，我們對作為大教育家的毛澤東的貢獻研究還遠遠不夠。全麵研究毛澤東的教育思想、重視毛澤東對中國教育的重大貢獻極為重要。本文認為，作為大教育家的毛澤東，對中國教育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貢獻至少有十一方麵，並且在作出這些重要貢獻時，毛澤東往往是領人之先的。對此，本文將逐一加以概述。

01、辦工人夜學培養工人的文化與政治覺悟為民主革命做準備

早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在擔任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時就主辦過工人夜學。他認為工人、農民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但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沒有文化知識，要喚醒他們的覺悟，就應幫助他們學習文化知識。湖南一師附近有銅元局、黑鉛煉廠、電燈公司等工廠，也是鐵路工人、人力車夫、蔬菜小販和其他苦力聚居的地方。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多半過著窮苦生活，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澤東非常同情他們的處境，滿腔熱忱地主辦工人夜學、免收學費。由於毛澤東的努力，以前湖南一師未辦好的工人夜學正式辦起來了，且相當成功。

為招收工人入學，毛澤東也頗費心思。他用白話寫的《夜學招生廣告》通俗易懂：“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麽，大家曉得嗎？就是俗語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點知識，寫得幾個字，認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方才是便益的。雖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能到這樣，真是不易得的事。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辦了一個夜學。”“教的是寫信、算帳，都是列位自己時刻要用的。講義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經過悉心宣傳，3天後有120多個工人報名參加學習。夜學設在就一師附屬初級小學內，開設國文、算術、常識3種課。毛澤東自己擔任曆史教師，“教以曆史之大勢及近年關係最巨之事跡，所以粗養其曆史的觀念及愛國心”。

1917年冬，毛澤東在《夜學日誌首卷》記載：一師夜學創設的目的，就是讓“社會之中堅實為大多數失學之國民”有機會受到教育，“社會與學校團結一氣”，“久之，社會之人皆學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

1920年9月，毛澤東受聘擔任一師附小主事後，又在附小的初小部創辦了平民夜校，後還在高小部辦了一個補習班，招收18歲以上的失學青年，以補習國文、算術為主。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1年冬，毛澤東與李立三等來安源開展工人運動，他們同時辦起平民小學，免費招收工人子弟入學。1922年，安源的第一所路礦工人補習學校（夜校）創辦起來。夜校教科書介紹自然科學、生活常識、階級鬥爭等各方麵知識，通俗易懂，使工人大受教育和啟發。同年9月，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後，工人夜校已發展到七所，學員一千餘人，同時還設立了補習部、子弟部、婦女職業部及閱報室、圖書館，各工作處還設立了讀書處，備有《工人周刊》《勞動周刊》《大公報》等報刊，供工人業餘時間自由閱覽。

由此可見，毛澤東是利用辦工人夜學培養工人的文化與政治覺悟、以為民主革命做準備的革命教育開拓者。

02、最早提出共產黨奪取教育權的主張

共產黨奪取教育權的主張，是毛澤東關於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思想的前導。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教育權的主張，受到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影響。1920年冬，羅素在長沙講演《布爾劄維克與世界政治》時，毛澤東不僅到現場聽，還參與對講演稿記錄版本的選擇和修訂工作。

羅素在《布爾劄維克與世界政治》講演中讚賞“布爾什維克主義”。他說：“布爾劄維克是應世界的潮流而生的”，“布爾劄維克想把世界變成共產主義的世界，我覺得資本主義已到了末路，世界的將來，布爾劄維克正好發展，推倒資本主義。”“共產黨既想鼓吹人民，於是不得不藉報紙及各機關傳布他們的思想，但他們無此種機關，所以想用強硬手段來奪取，他們的手段就是用革命。”“馬氏想用多數工人推倒資本家，布黨則以利用少數有知識的工人行此事。這些少數人拿重要的政治機關，把布爾劄維克主義輸入於青年的腦袋中，到了幾十年後，布爾劄維克自然就能實行了。”羅素還聯係中國和俄國說明科學的共產主義之成功。

毛澤東從羅素那裏得到的最大啟發是：走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革命道路，奪取政權後掌握教育權，把共產主義理想灌輸給青少年。但毛澤東不同意羅素中國先發展實業、教育資本家的主張。1920年12月，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說：“羅素在長沙演說，意與子升及和笙同，主張共產主義，但反對勞農專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可不至要妨礙自由，興起戰爭，革命流血。……我對於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資本家久握教育權，大鼓吹其資本主義，使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宣傳，信者日見其微。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故此，毛澤東對蔡和森主張成立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讚同”。總之，羅素的講學激發毛澤東悟出了在中國先通過革命奪取政權以掌握教育權的道理。而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澤東明確地表達了組織共產黨、實行勞農專政、掌握教育權的主張。

03、最早創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專門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大學

1921年，毛澤東作為湖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到長沙後，他旋即於8月在長沙正式創辦湖南自修大學。這所大學主要立足中國社會現實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培養人才。這也是毛澤東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的一次巨大飛躍，也讓他成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

毛澤東與何叔衡等擬定《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最早發表於1921年湖南《大公報》），清楚說明了創辦大學的指導思想。《大綱》共13章31條，相當完備。其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的第一條是，“本大學鑒於現在教育製度之缺點，釆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於平民，學術因流於社會”。《大綱》表明，毛澤東創辦的是一所有“自治規約”的新型大學，並且還想在世界範圍內發展，它是一所有著自己辦學理念和風格的大學——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現實並革新是其重要任務。

從《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辦學宗旨進一步的學理解釋。毛澤東用較大篇幅對比分析了書院與學校的各自利弊，說明湖南自修大學完全是一所新時代的學校，進而說明：自修大學作為一種平民主義的大學，其內容“大略於下”：“第一，自修大學學生研究學問的主腦，是‘自己看書，自己思索’。自修大學裏麵的‘圖書館’，就是專為這一項用的。第二，自修大學學生，於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討論共同研究’。各種研究會的組織，就是專為這一項而設的。第三，自修大學雖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員，但也要有隨時指導的人做學生自修的補助。第四，自修大學以學科為單位，學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數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時間和範圍，都聽學生依自己的誌願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湔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在當時頗有影響，更起到了示範作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學的介紹與說明》中指出：“湖南學者乃有自修大學之創設。購置書器，延聘導師，因緣機會，積漸擴張。要以學者自力研究為本旨，學術以外無他鵠的。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吾實在覺得他們自修大學的組織，可以為各省的模範。”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祝湖南自修大學之成功》中說：“自修大學果能得適宜之發展，誠足為一新教育製度之紀元，而成學術之普及。”從二人的讚譽與希望可以看出，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順應了社會發展潮流，也遵循了教育的一般規律，所製訂的自修大學辦學方針是切合實際的，對教育發展具有引導作用。

湖南自修大學的特殊使命，是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培養人才——總共培養了200餘名學生。湖南自修大學圖書館新置的書刊中，“馬克思主義著作譯本有：《共產黨宣言》、《工錢勞動與資本》等；介紹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著作有：李漢俊《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邵飄萍《新俄國之研究》、惲代英《階級爭鬥》、李達《唯物史觀解說》、李季《社會主義史》等”。期刊“有《共產黨》、《新青年》”等。還有賀民範私人寄存書籍“其中有馬克思主義著作譯本和進步書刊多種”。並且，從湖南自修大學所購置的書刊和《新時代》發刊詞等文章可見，它的使命是要對中國社會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改造而培養人才。

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在毛澤東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發展曆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誌著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成型。毛澤東在民主革命和戰爭年代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紅軍學校，辦黨校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辦教育事業，都是基於湖南自修大學這種極其重要的經驗。

04、率先開辦農民夜校並結合 開展農民運動

1925年1月，毛澤東因病從上海回韶山後不久，即組織秘密農協，經常召集農協骨幹開會，講述土豪劣紳如何壓迫、剝削農民，農民應當怎樣向土豪劣紳開展鬥爭等。同年４月，毛澤東通過李耿侯與妻子楊開慧等人發動進步教師，利用原來的公立學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帶創辦農民夜校。夜校除教農民識字、學珠算，還講三民主義、國內外大事等。毛澤東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講課要通俗易懂，如講“打倒帝國主義”，就說“打倒洋財東”，這樣農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學員大都成為秘密農協的骨幹分子，夜校場所一般即是秘密農協會址。到7月間，夜校發展到二十多所。同年７月30日，毛澤東參加在郭氏祠堂召開的西二區公私學校教育會會員大會，改組教委會（掌管行政）、學委會（掌管經濟），共產黨員龐叔侃、李耿侯等被選為兩會執行委員，10多個公立和私立學校校長也都由進步教師擔任。

毛澤東不僅把農民夜校教育與農民運動緊緊結合在一起，還領導農民開展平糶、阻禁穀米出境，開展奪取鄉村教育權等鬥爭，使韶山成為全省農民運動開展得最好的地區之一。在韶山辦農民夜校、開展農民運動，為湘區委領導農民運動積累了經驗，也為毛澤東此後培養全國農運幹部積累了寶貴經驗。

[yongbing1993]

體會《走資派》反麵教員的教育







新聞：《韓國鋰電池廠火災：為何死者多為中國勞工》？！為何死者多為《中國勞工》？？？

對於《中國勞工》來說，韓國夢在以恐怖的方式結束了，一場釋放出毒氣的大火吞噬了《中國勞工》工作的一家鋰電池工廠。工人中有女性和男性來自中國，年齡從23歲到48歲不等。這些《中國勞工》居於勞動力市場的最底層，從事的是韓國人不願做的所謂“3D”工作，即肮髒(dirty)、艱苦(difficult)和危險(dangerous)的工作。

在韓國，這種工作尤其致命，它是發達國家中工作場所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外勞死於工傷事故的可能性幾乎是韓國普通工人的三倍。專家表示，這些《中國勞工》簽訂的是短期臨時合同，很少接受足夠的安全培訓，也很少在一家工廠工作足夠長的時間，從而熟悉工廠的建築結構，比如緊急出口的位置。

“他們在韓國被視為二等和三等公民，”基督教牧師樸春雄（音）說。對電池廠外國工人的數量超過韓國工人感到驚訝。“大家都想知道，為什麽都是外國人，”。“為什麽韓國人不在那裏工作？”韓國政府的政策使外勞在選擇或更換雇主方麵幾乎沒有發言權，這使他們容易受到貪婪的老板、歧視和虐待的傷害。通常需要雇主的許可才能換工作。“在這樣的製度下，他們幾乎不能抱怨不安全的工作條件，”。“這一製度助長了工作場所的事故。”

新聞：《鐵飯碗沒了! 中國多地老師領不到薪水集體罷課》學校數月發不出工資，欠繳養老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北京師範大學漢中實驗學校的教師集體罷工。中國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等等。

沒有《走資派》反麵教員的“教育“，人們是體會不到毛澤東時代的好來的。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終於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 義“三座大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正是從這一刻起，受壓迫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 翻身成了國家的主人，建立起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了以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製。過去的統治集 團、地主惡霸和土豪劣紳成為專政對象，而工農大眾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和領導者。

在農村，農民分得了田地，耕者有其田，貧下中農占主導地位；

在城 市，人人有工作，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這與曆史上的政權更替形成鮮明對照，即一個剝削階級推翻了，又出現了新的剝削階級，勞動人民永遠受壓迫受剝削。是毛澤 東主席顛覆了這個千百年來不合理的“輪回”，毛澤東時代讓中國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曆史上隻有二十七年(1949----1978)勞動人民當家作主，隻有毛澤東時代做到了。

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刻苦勤奮，善於學習，聰明好學，博學強記，通古博今，理論聯係實際，體察民情，洞悉國情，勤於思考的結晶，是古今中外思想之大家。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中國人民獲得了翻身解放，中國以巨人的姿態，屹立在了世界的東方，從此走上了一條正常的健康的科學的快速的發展大道，中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教育文化醫衛等各方麵，無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中國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才能走完的曆程。

共和國前三十年能夠在各個方麵取得無與倫比的巨大成就，重要的或者說根本的原因，在於共和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製製度，也就是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製度。公有製製度的建立，使得全國人民能夠迅速團結起來，擰成一股繩，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辦工業，辦集體農業，辦社會主義商業，使得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成為了可能;公有製製度的建立，也使得中國社會和諧友好，充滿了生機充滿了朝氣充滿了活力，公有製製度的建立，還極大地激發了勞動人民的勞動熱情，主觀能動性，工作積極性自覺性和創造性。這些，是中國能夠在短短不到三十年時間裏，在各方麵能夠取得那麽巨大的輝煌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可是，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製，中國還有希望嗎?

在中國和世界的曆史上，曾經有過哪一個國家，能夠像毛澤東時代那樣，迅速改變舊中國慘遭西方國家欺侮的“東亞病夫”形象，迅速改變國家貧窮落後的麵貌，使國家能夠快速發展進步強大，迅速步入世界強國之列，成為深受全世界(也包括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尊敬的大國?曾經有過哪一個國家，能夠像毛澤東時代那樣，能夠迅速一掃幾千年來的各種社會陋習惡習，使社會風氣迅速空前向好，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人學雷鋒，做好事，使人民的精神麵貌迅速煥然一新?但是，毛主席做到了，毛澤東時代做到了，毛澤東思想做到了——這是毛澤東思想和公有製帶來的。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代表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代表了人類曆史前進的方向，是能夠賦予人類社會最好的發展力量和最好的發展前景的偉大事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代表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的意願，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自己的事業，是能夠帶給絕大多數人民幸福美滿的事業，也是能夠帶給社會和諧穩定的事業。不管顛覆破壞勢力如何作惡多端，如何倒行逆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終是一定要在全世界實現的，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是任何人任何勢力所能夠阻擋的。

[yongbing1993]

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毛澤東詩詞欣賞

《臨江仙　　贈丁玲 》(1936.12)

作者：毛澤東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注釋】

臨江仙：詞牌名，原為唐朝教坊曲名，曲子多用以詠水仙。此詞牌有兩種形式，這裏用的是每闕首句為七個字的一種。另一種為六個字。
保全：當時是陝北蘇區首府，在陝西省西北部，現名誌丹縣。

出牢人：指丁玲。丁玲於一九三三年五月進獄，後來被軟禁在南京。三、六年九月，共產黨幫助下，她化裝逃離南京，於十一月十二日抵達保全。

毛瑟：德國毛瑟（Mauser）兄弟設計製造的槍，當時中國軍隊用得很多。

【題解】

這首字是毛澤東寫給丁玲的。丁玲，原名蔣偉，字冰之，一九四年生於湖南常德，自二七年起開始發表作品，是三十年代著名左翼作家，三二年三月在上海加入中共。她到保全後隻有幾天，即發起組織中國文藝協會，並擔任主席之職。毛澤東在成立大會上講了話，稱讚"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黃土溝來了位大作家，真是"人物一時新"了。

丁玲主動要求到前線去看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澤東透過軍用電報把這首詞拍給在前線的丁玲。來年二月，毛澤東親自下令任命丁玲為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

[yongbing1993]

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

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

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

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 (2023)》透露了這樣一組數據：2023年全國查處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罰沒金額21.63億元。其中，涉及醫藥領域案件7件，所涉罰沒金額約17.72億元，占比超過8成。

流轉過票、層層加價……見不得光的操作，被掀開一角。

壟斷原料藥，虛增成本數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眾案件，涉及東北製藥、天津金耀、遠大醫藥、武漢匯海、江西祥宇、上藥生化等多家企業。其中，僅上藥生化等四家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就罰沒超12億元，這一案例也堪稱“經典”——一家企業以原料藥壟斷為起點，最終撬動整個藥品生產、購銷鏈條的巨額利潤。

罰近18億!一份報告，揭開醫藥領域壟斷黑幕

敲警鍾！醫藥反腐風暴仍在持續

2023年的醫藥反腐風暴讓整個醫藥產業經曆了一次“刮骨療傷”。進入2024年，官方的一係列動作都在提醒，這場風暴仍在持續。

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烏蘭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該局成功破獲一起醫藥領域特大虛開發票案，抓獲犯罪嫌疑人32名，該案價稅合計高達50億元。

另外，據中新健康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醫藥衛生係統“關鍵少數”被查，範圍涵蓋地方衛健、醫保、藥監領域“一把手”以及醫院、藥企、高校管理層。

官方組合拳圍剿，《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

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

會是《誰？》？又會是《誰？》？靠走資派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反腐？能反得了嗎？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轉載《罰近18億!一份報告，揭開醫藥領域壟斷黑幕》

文章來源: 新聞

近日，市場監管總局（國家反壟斷局）發布的《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 (2023)》透露了這樣一組數據：2023年全國查處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罰沒金額21.63億元。其中，涉及醫藥領域案件7件，所涉罰沒金額約17.72億元，占比超過8成。

流轉過票、層層加價……見不得光的操作，被掀開一角。

01

一樁典型大案背後：

壟斷原料藥，虛增成本數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眾案件，涉及東北製藥、天津金耀、遠大醫藥、武漢匯海、江西祥宇、上藥生化等多家企業。其中，僅上藥生化等四家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就罰沒超12億元，這一案例也堪稱“經典”——一家企業以原料藥壟斷為起點，最終撬動整個藥品生產、購銷鏈條的巨額利潤。

罰近18億!一份報告，揭開醫藥領域壟斷黑幕

截圖自《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 (2023)》

案件中涉及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藥是生產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必需原材料，中國沒有企業生產該原料藥，隻能從境外進口。看到“商機”的武漢匯海方開始入局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

2010年4月，武漢匯海與丹麥雅賽利簽訂了《原料藥供貨協議》，成為丹麥雅賽利中國市場代理商。2013年11月，丹麥雅賽利獲得原料藥《進口藥品注冊證》。2016年開始，匯海方給予丹麥雅賽利中國區銷售負責人好處費，要求其利用職權不向其他企業銷售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藥。

根據官方公布的調查，2015年以來，丹麥雅賽利將向中國出口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藥總量的98%銷售給了匯海方或者匯海方指定的企業；其餘2%銷售給了醫療器械研發公司，未用於生產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也就是說，匯海方控製了中國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藥供應。

為達到以高價銷售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獲取壟斷利潤的目的，匯海方在上藥生化配合下，在原料藥銷售環節安排38家醫藥經銷公司流轉過票、層層加價，將從丹麥雅賽利處73-94元/克采購的原料藥，逐步推高至1.8萬-3.5萬元/克銷售給上藥生化用以生產製劑。

根據第三方統計數據，2017年以來，在與中國市場銷售量接近的美國、印度、俄羅斯市場，同規格或者相近規格的製劑銷售價格折合人民幣為47-183元/支，中國市場2303-2918元/支的價格是該價格的12-62倍。

2023年7月31日，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上藥生化立案調查，而在此之前不久，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掛網價從2303元/支驟降為270元/支。

此後，國家醫保局再次約談上藥生化，上藥生化承諾將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掛網價格從270元/支進一步降低至123元/支，並保證穩定供應。

02

敲警鍾！醫藥反腐風暴仍在持續

2023年的醫藥反腐風暴讓整個醫藥產業經曆了一次“刮骨療傷”。進入2024年，官方的一係列動作都在提醒，這場風暴仍在持續。

5月27日，國家衛健委等14部門發布《2024年糾正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該文件從持續規範醫藥生產流通秩序、集中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堅決糾治行業亂象、切實維護醫保基金安全、深化鞏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5個方麵提出15條具體要求，其中就明確提到重點關注推高藥品價格、擾亂藥品流通秩序的不法行為。

醫藥領域特大虛開發票案部分涉案物品。烏蘭浩特市公安局供圖

就在幾天前，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烏蘭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該局成功破獲一起醫藥領域特大虛開發票案，抓獲犯罪嫌疑人32名，該案價稅合計高達50億元。

另外，據中新健康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醫藥衛生係統“關鍵少數”被查，範圍涵蓋地方衛健、醫保、藥監領域“一把手”以及醫院、藥企、高校管理層。

官方組合拳圍剿，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

[yongbing1993]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它溶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針灸是中醫裏麵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誌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曆史了，要有同誌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說過“我可以當衛生部長”。國家部委有幾十個，除衛生部之外，毛澤東從沒有提出過可以當別的什麽部的部長。他為何單單提出“我可以當衛生部長”呢？

具體情況是這樣的：1955年4月15日，毛澤東針對中醫講了這樣一段話：“針灸是中醫裏麵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誌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曆史了，要有同誌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關注中醫、重視中醫

早在江西革命根據地鬥爭時，毛澤東就將“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看成鞏固根據地的三個方法之一。這個紅軍醫院是包括中醫的，“用中西兩法治療”。這與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重視西醫、輕視中醫，甚至要廢止中醫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重視邊區的軍事工作、經濟工作的同時，也重視文化衛生工作，高度關注中醫。他提出邊區“每個鄉要有一個小醫務所”。

針對當時疫病流行，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在這裏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怎樣解決？要發揮西醫的作用，更要發揮中醫的作用。

毛澤東說：“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銘同誌是中醫，還有些人學的是西醫，這兩種醫生曆來就不大講統一戰線。我們大家來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統一戰線？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

毛澤東：“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當時邊區成立了中西醫藥研究會，為幫助研究改造中醫中藥，還通過了好幾個發展中醫的提案。當時延安生動活潑、紅紅火火的局麵，與重視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重視發揮中醫和西醫兩個方麵的作用，有著密切的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西醫的發展，很多人認為中醫藥不科學，輕視甚至排擠中醫的現象有所抬頭。

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重視中醫、發展中醫。

1953年12月，毛澤東對衛生部的領導說：對中西醫的團結要加強，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

1954年6月，毛澤東又對北京醫院的院長周澤昭說：對外來的東西重視了，對自己本國的東西倒輕視了。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

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

7月，毛澤東明確指出：“中西醫團結問題沒有做好，原因是西醫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後，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

這之後，全國加強了對中醫的重視和研究。

1955年12月，成立了中醫研究院，後來又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醫學院。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毛澤東為什麽能夠那樣深切地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呢？

第一個原因是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深刻地認識到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它溶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

在毛澤東眼中，中醫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中的一個突出的珍貴品，是可以讓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筆重要遺產。

1953年12月，毛澤東說：“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

1954年6月，毛澤東指出：“對中醫問題，不隻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

7月，毛澤東又指出：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問題“是關係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據毛澤東身邊醫生徐濤回憶，毛澤東說：“我看中國有兩樣東西對世界是有貢獻的，一個是中醫中藥，一個是中國菜飯，飲食也是文化”。

毛澤東認為中國飲食文化中也包含著飲食治療的中醫內容。“我們祖先在尋找食物過程中也發現了藥物，藥食同源，許多食物中醫都可入藥，像百合、山藥、山楂、大棗，連蔥薑蒜都可以治病”。

中醫傳遞著什麽樣的傳統文化呢？從毛澤東的談話和講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預”三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是個“中”字。這個“中”不是從表麵上講的中國的“中”，而是從實質上講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陰陽平衡的“中”。

毛澤東指出：“中國古書上這樣說：‘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意思就是強調人的整體性，和巴甫洛夫學說是一致的。中醫在幾千年前就用了新技術，如‘體育’、‘按摩’等，裏麵雖有些唯心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將其中好的提煉出來。”這就是說，中醫是醫人之醫；是不走極端，重視陰陽平衡，從整體上為人服務之醫。

第二是個“本”字。這個本是本來、本源、根本的“本”。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生命以氣為本，氣絕身亡。《黃帝內經》分《素問》《靈樞》兩部分，素問就是本問。

毛澤東終生都重視這個本字，重視醫人醫病要把本來的情況搞清楚。毛澤東說：“醫生看病是先診斷，中醫叫望、聞、問、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後處方。”每一個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醫人醫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個特殊的“望、聞、問、切”。

第三是個“預”字。這個“預”就是預防，醫國醫人都是“預則立，不預則廢”。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就提出“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1954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醫工作的指示（草案）時，在“治療疾病”之前加上“預防疾病”。毛澤東深知中醫文化中預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療疾病是第二位的；預防做不好，等到疾病臨頭再去治，那是見事遲。

中醫對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偉大的醫生在中國，那就是中國曆史上的中醫，如：神農氏、張仲景、華佗、孫思邈、李時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黃帝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黃帝又是傳說中最早的中醫。那本稱為黃帝醫經的《黃帝內經》，雖不是黃帝所作，但與黃帝的傳說多少有點聯係。炎帝因農業上的貢獻被稱為神農氏，傳說他善於用草藥為人民治病，最後因嚐斷腸草丟了性命。他可以說是中醫最早的發明者、實踐者。毛澤東曾為此稱讚他。

毛澤東著名詩篇《送瘟神》，神醫華佗的名字進入其中：“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毛澤東關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關注曆史上的中醫重視解決瘟疫問題。毛澤東稱讚曆史上的中醫，不僅因為他們為中華民族、為人類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能夠發揮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這是毛澤東關注中醫、重視中醫的第二個原因。

毛澤東是揣著為民之心的領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時，毛澤東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已產生了重大影響。原因就是毛澤東認為中醫對人民健康、對為人民治病能發揮大作用。周恩來說：“在陝北時，西醫隻有百把人，其中許多都是小醫生，但廣大群眾需要醫生。

毛主席就號召中西醫團結，給人民治病。”

新中國成立後成立了衛生部。毛澤東認為衛生部管的是全國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務很大。“我們的西醫少，廣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醫。”，“中醫問題，關係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

在毛澤東眼裏，中華民族人口的繁衍和曆史的連續性，與中醫大有關係。他說：“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裏麵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

為人民服務，不是為少數人服務，而是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對醫療衛生資源集中在城市，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醫生放到農村去，要像華佗、李時珍那樣在實踐中提高醫療本領。

毛澤東說：“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麽為人民服務。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謂尖端，高、難、深的疾病研究上，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如何改進，不管，沒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

毛澤東要求“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在毛澤東關心下，城市到農村去的醫療隊多起來了，中西醫結合特別注重於用針灸、中草藥為農民防病治病的“赤腳醫生”在農村大地大批地成長起來了。

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

毛澤東提出“我可以當衛生部長”，與他關注中醫、重視中醫，重視保護和傳承中醫傳統文化，重視醫療衛生為人民服務密切相關，也與他重視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密切相關。

中西醫結合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

在井岡山時期，他就提出“用中西兩法治療”。

延安時期，他號召中西醫團結。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正是這次會議經毛澤東同意確定了麵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和中西醫結合的三大衛生工作方針。

為什麽要中西醫結合？毛澤東認為中醫、西醫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將其結合起來取長補短，創造中國的新醫學，不僅為了中國，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強調人的整體性”，“曆史是最久的，有豐富的內容”。

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的，“中醫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醫說大腦、小腦、細胞、細菌是科學的。”“西醫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毛澤東認為中醫和西醫可以相互促進，如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針灸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有中醫的基礎，經過中西醫的結合，“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

怎樣實現中西醫的結合？毛澤東認為中西醫之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如果西醫沒有宗派作風的話，對中醫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學方法把它整理起來。

毛澤東說：“掌握中醫中藥，必須要有西醫參加，也要吸收有經驗的中醫，靠單方麵是不夠的，單有西醫沒有中醫不行，有中醫沒有西醫也不行。”

毛澤東倡導中醫要進大醫院，要進醫科大學，還要出國。

毛澤東既肯定中醫學習一點西醫是好的，又提出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

毛澤東“可以當衛生部長”的這些重要思想，對創造中國新醫學已經產生並將繼續產生重大影響。

屠呦呦團隊研究中醫藥學，發現青蒿素，在中國和世界上救了許多患者的命，得了諾貝爾獎，是一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