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中西醫結合醫療服務

毛澤東時代中西醫結合醫療服務

 

 

 

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搞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和醫治，在全中國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種傳染病如霍亂很快在新中國絕跡，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製，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被消滅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滅絕，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衛生部門都下設“防疫站“，專門負責各種傳染病的預防醫治工作。

接生員的隊伍的數量至1965年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證。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但新中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澤東多次對衛生部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以異常尖銳的方式給衛生部以當頭棒喝，正是毛澤東的“六二六”講話，將中國的衛生事業提升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對農村人民公社從此開始普及基本醫療服務。

毛澤東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發展中醫藥以後，衛生部已經開始著手培養醫生了。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內醫生還培養不出來。於是衛生部還采用另一種形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4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批評北京醫院隻對高級幹部進行保健是搞特殊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8月10日，毛澤東又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澤東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銷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製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醫院。

1965 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 2800 名醫生下農村巡診。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隻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隻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麵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隻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占16%。[i]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占比：全國現有 140 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麵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六·二六”講話最大的碩果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這個公社於 1965 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 4 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後來文革時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為原型創作的。在學習醫學知識的過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師讓晚上 9 點熄燈，她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 12 點。王桂珍拿自己做實驗，拿自己練針，熟練了以後再去給別人針灸，那時候的赤腳醫生都是這樣的。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實際上相當於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 100 多種中草藥，在村裏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yongbing1993]

《抗美援朝》雪恥中國百年屈辱






縱觀中國一百年以來的曆史，自1840年以來的鴉片戰爭、甲午之戰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都是逢外即敗，割地賠款，受盡列強的蹂躪、糟蹋和欺侮，抗 日戰爭日本侵略中國更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抗美援朝戰爭雪恥了中華民族百年屈辱，打得當年洗劫北京和火燒圓明園的“八國聯軍”的主要參戰國美、英、 法丟盔棄甲，一敗塗地，是一場讓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之戰，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戰。從而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傲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被譽為東方巨人。 在世界戰爭史上由一個積貧之國和劣勢裝備擊敗世界最強大軍事盟軍，雪中華民族百年之恥，隻有毛澤東時代做到了。

正是這場抗美援朝戰爭，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民說話是算數的”。

毛澤東時代捍衛祖國尊嚴。

為了保家衛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親自決策和指揮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抗美援越戰爭、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和西沙之 戰，並取得了勝利。

特別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正值新中國剛誕生不久，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使得國家滿目瘡痍，國力貧弱、百廢待興，而以美國為首 的16國軍隊卻越過三八線，占領朝鮮首都平壤，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嚴重威脅著新生的紅色政權。為了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也為了保衛的中國和平建設，毛澤東以一個偉人的宏偉膽略和氣魄，力排眾議，毅然決定出兵朝鮮。抗美援朝戰爭從誌願軍入朝作戰時起，始於鴨綠江，止於三八線。在這場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中， 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沒有遠程炮火支援，沒有空中火力掩護，沒有地麵集群裝甲突擊的情況下，僅憑著毛澤東高超的指揮藝術和誌願軍的英勇作戰，依靠著最原始落後 的裝備，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號稱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16國“聯合國軍”和韓軍，共計斃傷俘敵為109萬，其中斃傷俘美軍39萬多人，沉重打擊了美國的侵 略氣焰。

毛澤東堪稱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善於以弱擊強、以弱勝強的軍事家。事實雄辯地證明：中國軍隊以劣勢裝備戰勝了現代化裝備的敵人，打出了中國的國威 和軍威，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粉碎了美國妄圖幹涉朝鮮內政、並吞全朝鮮的企圖，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捍衛了新中 國的安全，保障了新中國經濟恢複和建設工作的順利進行，保衛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鼓舞了世界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侵略的意誌 和決心。

縱觀中國一百年以來的曆史，自1840年以來的鴉片戰爭、甲午之戰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都是逢外即敗，割地賠款，受盡列強的蹂躪、糟蹋和欺侮，抗 日戰爭日本侵略中國更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抗美援朝戰爭雪恥了中華民族百年屈辱，打得當年洗劫北京和火燒圓明園的“八國聯軍”的主要參戰國美、英、 法丟盔棄甲，一敗塗地，是一場讓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之戰，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戰。從而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傲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被譽為東方巨人。 在世界戰爭史上由一個積貧之國和劣勢裝備擊敗世界最強大軍事盟軍，雪中華民族百年之恥，隻有毛澤東時代做到了。

正是這場抗美援朝戰爭，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民說話是算數的”。記得當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勢如破竹推進到“三八線”時，毛澤東授權周總理向美國發出 嚴正警告，“不得越過38°線，否則中國將出兵”。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根本不把中國的警告放在眼裏，悍然指揮“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占 領平壤，長驅直入至鴨綠江邊，後被中國人民誌願軍趕回“三八線”以外。

時隔十多年後美國又發動了越南戰爭，毛澤東又授權周總理警告美軍“不得越過北緯 17°線”。後在長達十多年的越南戰爭中，美軍一直沒有越過17°線。這就是偉人的風采！

[yongbing1993]

假若還是軍閥混戰黃賭毒泛濫？







假若毛澤東開創的《新中國》仍然是一個軍閥混戰、土匪肆虐、黑幫橫行、黃賭毒泛濫的國家，不知還要死多少人！就憑這一點，毛澤東就功高蓋世。

毛澤東接手時的舊中國，是一個百年戰亂、千瘡百孔、國力貧弱、文盲占95%的極其貧窮落後的農業國。

麵對一個積貧之國，麵對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毛澤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組織群眾，帶領群眾，集中群眾的智慧和力量，製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 苦奮鬥，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先後開展了土地改革、公私合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和 四個“五年計劃”。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短短的二十七年內，就把一個任人欺淩宰割、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滿目瘡痍的農業國，發展成了一個從電動機車、先進 戰機、噴氣式大型客機、洲際導彈、兩彈一星、核潛艇、導彈艦、遠洋測控船、高速計算機、大規模集成電路、人工合成胰島素，到工業成套設備、所有農業機械、 各種化工原料無所不能造的世界工業大國和軍事強國，完成了最艱苦的工業基礎和科技積累，走完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百年走過的路程，把中國建設成了一個繁榮 昌盛的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

正是毛澤東打下的堅實基礎，才有了後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

然而，毛澤東一生兩袖清風，廉潔勤政，更 是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戴和無限敬仰。

毛澤東時代建設突飛猛進。

毛澤東接手時的中國，是一個百年戰亂、千瘡百孔、國力貧弱、文盲占95%的極其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在工業上甚至連火柴和鐵釘（被稱為洋 火和洋釘）都不能製造，全國僅有的黃金儲備也被蔣介石全部運往了台灣，真可謂是一窮二白。

但毛澤東堅信：“我們中華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複舊物的決 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並以非凡的才智和膽識，以無比的胸襟和氣度，領導全國人民在廢墟上開始了前所未有的、轟轟烈烈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 設。

麵對一個積貧之國，麵對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毛澤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組織群眾，帶領群眾，集中群眾的智慧和力量，製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 苦奮鬥，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先後開展了土地改革、公私合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和 四個“五年計劃”。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短短的二十七年內，就把一個任人欺淩宰割、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滿目瘡痍的農業國，發展成了一個從電動機車、先進 戰機、噴氣式大型客機、洲際導彈、兩彈一星、核潛艇、導彈艦、遠洋測控船、高速計算機、大規模集成電路、人工合成胰島素，到工業成套設備、所有農業機械、 各種化工原料無所不能造的世界工業大國和軍事強國，完成了最艱苦的工業基礎和科技積累，走完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百年走過的路程，把中國建設成了一個繁榮 昌盛的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

正是毛澤東打下的堅實基礎，才有了後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

雖然毛澤東時代建成的遍布全國城鄉的全民 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企業在改革開放中轉為了民運企業，但毛澤東時代建設的國防工業卻保留下來了，現在十三億中國人民能夠生活在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都是得 益於毛澤東。

有人信口雌黃地汙蔑毛澤東時代發展緩慢完全是惡毒汙蔑和無稽之談！

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是在嚴竣的國際封鎖、戰爭威脅和修正主義壓迫，甚至還要打贏多場戰爭，長期支援世界革命的惡劣國際國內環境下取得的：

一是建立起 了計劃經濟體製，實行有計劃地建設、生產和銷售，有效地避免了重複建設、重複生產和製假現象，最大限度的減少了浪費；

二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製度， 最大限度地激發和調動了全國人民的勞動熱忱；

三是首先發展了鋼鐵水泥石油煤炭交通電力等基礎工業；

四是建成了無數大中型水庫，實現了江河整治、農田改造、 良種培育；

五是實現了滅毒絕娼、道不失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風氣；

六是消滅了血吸蟲、麻風、天花、鼠疫、霍亂、性病……，人民的健康水平極大提高，人均壽命 提高到67歲；

七是普及全民義務教育、兒童入學率達到97.1％、吃藥住房基本不用花錢、工人退休有養老金、農村鰥寡孤獨吃五保、工殘有保障的極高社會福 利；

八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無通貨膨脹。

在廢墟上把一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在短時期內建設成了現代化強國，並解決了當時八億人民的吃穿問題，隻有毛澤東時代做 到了。

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沒有軍閥割據，沒有內戰，沒有黑社會性質的幫派，沒有匪患，沒有黃、賭、毒，加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醫療有保障，中國的人口從解放 初期的5億多人增加到了8億多，這就足以說明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政通人和與安居樂業的太平盛世，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

在中國的曆史上，由於戰亂和 大屠殺等原因，多次出現了中國人口不增反降的情形。就是國民黨統治的三十八年（1911年—1949年）的時間裏，中國人口也沒有增加多少，而毛澤東領導 的新中國才二十七年（1949—1976年）人口就增加了近4億。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不看主流，歪曲事實，甚至把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無限誇大， 來攻擊和否定毛澤東。中國曆史上因自然災害死亡的人還少嗎？何止千萬！

當毛澤東聽到身邊的警衛員探親回來說因自然災害有餓死人的現象後，毛澤東迅速果斷作 出了開倉放糧救濟災民的決策，避免了更多的悲劇發生。即使有一些人為因素，也應該歸究於當時各級領導的官僚主義和浮誇風，謊報畝產幾千斤幾萬斤所致。

假若 新中國仍然是一個軍閥混戰、土匪肆虐、黑幫橫行、黃賭毒泛濫的國家，不知還要死多少人！就憑這一點，毛澤東就功高蓋世。

毛澤東一生兩袖清風，廉潔勤政，更 是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戴和無限敬仰。

毛澤東既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又是一位偉大的軍事家和戰略家，還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詩人和書法家。

毛澤東是一位集大家於一身的 偉人，他 的領袖風度、人格魅力、文韜武略、豐功偉績，在中國曆史上還沒有哪個人能夠超過他。他給我們留下了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毛澤東思想。

可是，卻有人不顧事 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編造謊言，不遺餘力地抵毀他和攻擊他，隻能說明他們是舊中國的殘渣餘孽及其後代，是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及地富反壞的孝子賢孫，是 帝國主義的走狗和代言人。他們的抵毀和攻擊如同狂犬吠日，絲毫無損太陽的光輝。

曆史足可以證明一切！毛澤東的豐功偉績無與倫比！

這是誰也無法扭轉的！這也是全世界人民必須公認的！

如果是一個中國人，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一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

都會擁護毛主席！熱愛毛主席！

[yongbing1993]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七律二首·送瘟神》

作者：毛澤東

讀6月30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血吸蟲病》在中國流行了2000多年，對中國人民健康造成嚴重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非常重視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1953年前後就派出100多名醫務人員進駐重疫區餘江縣除滅血吸蟲病，治好千餘人。

1956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強調“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並且把消滅血吸蟲病寫進了《農業發展綱要40條》。

同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派出大批醫療隊到疫區進行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工作取得明顯的效果，疫區餘江縣人們提出了“半年準備，一年戰鬥，半年掃尾”的口號，發揮衝天幹勁，與瘟神作戰，並大力興修水利，填平溝壑，根絕血吸蟲的滋生地，僅用了兩年時間，就根絕了血吸蟲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個消息，刊載了通訊《第一麵紅旗——記江西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

毛澤東讀後十分欣慰，徹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便寫了這兩首詩，並在詩題下用一段優美的文字描述了作詩時的喜悅心情。

這兩首詩最早發表於《詩刊》1958年10月號和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同日《人民日報》第八版發表毛澤東這兩首詩手稿。發表時，題為《送瘟神二首》。收入1963年版《毛主席詩詞》時，改作《七律二首·送瘟神》。

這兩首詩是聯章體，通過血吸蟲病在舊社會長期流行，危害嚴重和新社會迅速被消滅的鮮明對比，揭露了舊社會給勞動人們造成的沉重災難，歌頌了社會主義製度及勞動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煥發出來的衝天幹勁和改造山河的英雄業績。

第一首詩是寫曆史，描寫解放前舊中國血吸蟲病長期肆虐，廣大農村淒涼蕭條的景象和勞動人民悲慘的處境，深刻揭露批判了舊社會。

首聯“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其中“綠水青山”表明江南山清水秀，用山水的“枉自多”來暗示人民之稀少，揭示了血吸蟲病危害之嚴重。

像華佗那樣想救死扶傷的名醫對血吸蟲也毫無辦法，以此說明長期以來人民深受血吸蟲病之害。

這寫出了疫區勞動人民的無限辛酸，也寄托著作者的無限感慨。

頷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兩句形象地勾畫出了廣大江南農村遭受血吸蟲病危害的悲慘圖景：荒草叢生，穢汙遍野，人們死的死，逃的逃，一片蕭條冷落，人們能聽到的似乎隻有鬼的哀歌。

頸聯“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兩句是作者對時間過得飛快的想象，恢宏而形象地展示了悠悠歲月的流逝。

尾聯“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兩句是緊承頸聯而生發出來的。

作者的思緒因“巡天遙看一千河”，又想到天河邊的牛郎。

牛郎可說是天上諸神中出身於勞動人民的代表，自然對民間的疾苦尤為關心，所以當牛郎問起人間瘟神肆虐之事，毛澤東便回答說，昔日血吸蟲給人民帶來的悲哀痛苦，如今已如東流去的水波一去不返了。

這是第一首詩意的結束，也是第二首詩的起點。

第二首詩是寫現實，描寫新中國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精神振奮，鬥誌昂揚，戰勝瘟神，征服自然，使祖國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首聯“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描繪出新時代新中國的畫麵，以明快的語言勾畫出當前春光明媚的景象表達了對中國六億人民精神境界和智慧的熱情讚揚和高度評價。

頷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緊承首聯“春風”句的境界，進一步開拓新中國欣欣向榮的爛漫風光。

“紅雨”，“青山”突出了美麗明豔的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其中，“紅雨”句雖是化用唐代詩人李賀《將進酒》中的詩句，但與李賀詩句的情調不同。

在李賀詩中，“紅雨”觸發了詩人的暮春傷感；而在毛澤東筆下，“紅雨”卻成為明麗的景象：花雨隨心灑落，翻作紅色的波浪。

“青山”也不再是“綠水青山枉自多”了，而是比舊時更明媚，更新豔，更富有生機了，它也不再是交通的阻礙，而是被人民所征服，成為溝通天塹的橋梁。

這兩句詩既是寫景，又是抒情，“隨心”“著意”兩詞，景中寓情，把景色的美好與作者的內心喜悅之情很自然地融在一起。

頸聯“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緊承“六億”句，進步開拓詩境，描繪了人民群眾劈山治水、改造河山的雄偉壯闊的勞動場麵，從而體現了“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具體內涵。

尾聯“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是對兩首詩的總括，點明送瘟神的主題。

送走瘟神，原本是民間祛災病、禳不祥、驅瘟神、除惡鬼的習俗，作者用這兩句詩表明中國人民消滅血吸蟲、送走瘟神的決心。

“紙船明燭”一經燒起，瘟神無處可藏，還欲何往，隻好逃之夭夭。

稱瘟神為君，用尊稱，極富調侃，包含著對瘟神的嘲笑意味，給人一種戰勝瘟神的幽默感，表現了作者積極豪邁的樂觀之情。

總起來說，這兩首詩既獨立成章，又有機聯係，前首寫舊社會之悲，後首寫新時代之喜，成為一個各臻其妙、相得益彰的統一整體。

毛澤東還為這兩首詩專門寫了一段《後記》：“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餘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於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於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疫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幹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隻好走路了。”

同日，毛澤東還致信胡喬木，信中寫道：“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蟲而作。……滅血吸蟲是一場惡戰。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

第一首詩寫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慘景象，舊中國血吸蟲病長期流行，廣大農村淒涼蕭條，表達了對勞動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和對舊社會的強烈憤恨。

“綠水青山枉自多”，中國南方青山綠水、風景秀麗，可一個小小的血吸蟲竟使大好河山蕭殺黯淡，根本不可能成為百姓的福地。舊中國社會腐敗、黑暗，即便華佗這樣的神醫也無法根治血吸蟲病這樣的頑症。

“千村薜荔人遺矢”，薜荔是一種蔓生的野草，指人居住的村落不見莊稼，到處雜草叢生。五代詩人譚用之《秋宿湘江遇雨》：“秋風萬裏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人遺矢”用廉頗故事寫出人體弱多病的狀態。“矢”同“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萬戶蕭疏鬼唱歌”，千家萬戶人丁稀少，隻有鬼在唱歌。李賀《秋來》詩雲：“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毛澤東從視覺和聽覺寫出血吸蟲病的流行之廣和為害之深，飽含著詩人對深重苦難下的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時也是對黑暗的舊社會的強烈控訴。

“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由於蟲害長期肆虐，人們隻好坐在地球上，隨著地球的公轉茫然地巡遊太空。毛澤東表現出一種非凡的時空意識，對人民的關切之情隨著想象飛到天外，遨遊廣闊宇宙長河之中。然而，年年歲歲慘況依然，苦難依舊，人們到哪裏去尋求幫助他們解脫疾病、消滅瘟君的救星呢？

“牛郎欲問瘟神事”，在中國古代創造的眾多神裏，隻有牛郎織女是勞動者。作為是勞動人民的化身神，牛郎十分關注瘟神肆虐之“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如何回答牛郎的發問呢？詩人的答詞是：一切悲歡離合都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成為過去了。這樣寫，人間天上渾然一體，極大地開拓了詩詞包容的時空領域和思想蘊含，寫出了舊中國帶給人民的災禍，那是天怒人怨，世所難容。

第二首詩寫新時代新社會人民當家作主、改天換地的壯舉和人民幸福安康、瘟神被逐的情景，濃情歌頌了偉大的時代和英雄的人民，情緒熱烈、語調高亢，與第一首感情抑鬱、語義哽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詩人的思緒陡然由天上轉回人間，描繪出一幅意氣飛揚的畫麵：春風蕩漾，楊柳輕拂，萬物複蘇，生機盎然。六億中國人民在翻身解放之後，發揮出前所未有的聰明才智和滿腔熱情，個個像古代聖賢堯舜一樣奮發有為。在優越的社會主義製度下，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戮力同心，什麽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景物完全化為了情思，自然景物變得通人心、隨人意，人與美景交融一體。暮春的落花飄入水中，隨人的心意翻著錦浪，一座座青山相互連接，就像專為人們搭起的淩波之橋，“綠水青山”煥發青春，大地日新月異。毛澤東是在盛夏時節寫這首詩的，然而詩人卻沉浸在浪漫的春天世界裏。隨心翻浪，著意化橋，正說明如今的中國人民正如聖賢那樣能夠主宰命運，已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五嶺，指大庾、騎田、萌渚、都龐、越城等五嶺，綿延於江西、湖南、廣東、廣西四省之間，泛指山脈。三河，指黃河、淮河、洛河，泛指河流。這兩個地名，代表了整個中國。“銀鋤落”“鐵臂搖”，寫農民大力興修水利。詩人隻用兩句話，就概括了當時社會主義建設的雄偉場麵，滲透了“力拔山兮”的偉岸精神和自力更生的進取意識。作者寫“送瘟神”，並沒有具體寫打針、吃藥以及消滅血吸蟲的過程，而是將其放到全國人民改天換地的偉大實踐中去，從而使詩作具有更深廣的思想意義。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瘟君”是對瘟神的謔稱。試問瘟神，你要到哪裏去呢？人們已焚化紙船，點燃蠟燭，火光照耀天際，送走瘟神。作者“送瘟神”，卻不見瘟神的影子，隻是在最後一句才點出它的去向。瘟神逃脫不了滅亡的下場，最終會被送上西天。這與第一首中的“華佗無奈小蟲何”遙相呼應，表達了對瘟神的蔑視和嘲笑，表現了勝利者的自豪和喜悅，而且有濃厚的民族特色。

《送瘟神》是革命浪漫主義的傑作。其一描寫舊社會，色澤暗淡，人悲鬼歡；其二反映新社會，色彩熱烈，一片春意。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舊社會的黑暗與罪惡，熱情歌頌了新社會的優越與輝煌。《送瘟神》想象豐富，對比鮮明，語言生動，情致高昂。詩人的內心世界隨著神奇的想象、多變的畫麵得到了多方麵的展示。既有理想，又有現實；既有科學，又有神話；既有對舊時代人民苦難生活的歎息，又有為新時代人民壯舉的喝彩。兩首詩渾然一體，以始終如一的愛民思想和超凡脫俗的藝術魅力，給後人以戰勝瘟神，戰勝邪惡，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無窮力量。

[yongbing1993]

文革中周恩來關於走後門的談話






文革中的1972年7月14日晚，中國總理周恩來接見了任之恭等組成的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及“保釣”運動代表並發表了講話。

時值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以後，中美科學界開始學術交流，以美籍華人學者為先鋒。

周恩來主要介紹了中蘇關係的發展和演變，並向他們宣布了林彪事件。 當然他們實際上已經知道此事。

在接見這個代表團之前，周恩來還和一些參與接見的科學家及相關單位負責人員談了一些話，涉及高等學校招生事宜。

下麵是其中的一段，取自當時的傳達筆記：

周恩來（對周培源）：北大應招一些條件好的學員，給科學院培養。 （對物理所、數學所的人）你們是見證，今天說了。 （對楊德中）新學員水平問題怎樣？

周培源：新學員水平有困難。

秦力生：科學院從山西招了一百多學員，交各大學培養，都是縣委書記的子弟，水平不夠。

周恩來（很生氣）：都給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縣委書記子弟，反正都是幹部子弟。

周恩來：我也知道不都是縣委書記子弟。 都退了，名單給我。

秦力生：我和嶽誌堅同誌商量過，覺得這事不好辦。

周恩來：你們沒一點文化大革命後的樣子。 隻在旁邊說，不敢負責，沒一點文化大革命後的樣子。 主席講了，有些地方就是不辦。 以後這樣就得搬開。

其中秦力生是中國科學院的一位負責人，嶽誌堅是國務院科教組一位負責人。 關於這一問題的談話就此結束，因為要接見的代表團就要進來了。

對於這一走後門事件，秦力生必須向周恩來匯報，他自己承擔不了這個責任。 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權威，這件事也解決不了。

周恩來雖然講的話很憤激，但顯得底氣不足，批評了一頓，事情也沒堅持辦下去而推給了“以後”。

看到一國總理居然連這點小事都辦不了，他說的話跟老百姓發牢騷差不多，我們的心情極其失望，因為看樣子這批走後門的學員不可能退回。

我們的預料不錯。 1976年，這批工農兵學員經曆了四年“上大學管大學改大學”以後，畢業分配到我們所裏了。

也許是毛澤東說的對，走後門的也有好人，也許是秦力生說的太絕，這批人裏也有不走後門的，也許是其中有些不屬於這批人，我們無從查對，總之其中有個別學員 還是很努力的，經文革後進一步培養修成了正果，成了骨幹。

但大多數人基礎太差，不能勝任任何工作，在院裏專門給他們開設的補習班裏補習一些知識後，一些人員才在不同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數人最後離開我院，特別是在 後來的經濟大潮中下了海。

但是分配到我們研究室的兩位山西籍學員肯定屬於秦力生說的那批。 其中一位思想嚴重極左，來所後正逢反擊右傾翻案風。 他如魚得水，推波助瀾，進入了所裏的政工組，為大眾所側目，不得人心，文革後很快離所了。

另一位不很關心政治，隻顧經營自己的事情，但業務一竅不通，且品質極差，甚至小偷小摸，顯得很猥瑣，為人所不齒，後來調回家鄉，居然在一個市裏擔任了局長， 說明其確為地方幹部子女。

沒有什麽比我們眼前發生的事實更能說明周恩來提到的文化大革命的破產了。 特權在文革前也有，但是以一種曖昧、隱晦的形態出現，如今卻變得明目張膽、厚顏無恥、肆無忌憚，連總理都管不了。 文化大革命所宣揚的所謂防修反修目標不但沒有實現，反而越離越遠。

在當時，這件事對某院業務工作的實際損害遠不及對大家思想上的衝擊。 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光環已逐漸褪色，大家開始以“中南海二老”來稱呼他們，並在算計他們身後的日子。 報紙上那些仍然瘋狂的語句被看作陳詞濫調，不屑一顧。

仍然活躍在台上的一些積極分子被看做毫無原則的投機者，不代表任何群眾。 無論是前造反派、保守派，都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群眾之間的裂痕開始消彌，思想開始趨同。 這些思想變化為幾年後的四五事件準備了條件。

即使到現在，為什麽連周恩來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後門學生仍然模糊不清。 據我們了解，他們確實隻是縣委一級幹部子女，沒什麽特別顯赫的背景。 所以問題可能在於省委一級堅持不退。

周恩來在文革中權傾一時，特別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後，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但有人說周恩來在文革中“身不由己”。 這是問題的一方麵。 我們看到另一種身不由己。 不但周恩來，而且毛澤東在走後門這個問題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 “主席講了，有些地方就是不辦”，估計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類。 這樣的事，不但要辦，而且雷厲風行，層層加碼。 不辦的事，隻能是精兵簡政、不許走後門之類。 “

林彪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看是什麽話了。 和自己利益抵觸的話，說不辦就不辦。周恩來、毛澤東隻能聽之任之，特別到了文革後期更是如此。 有一股比“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更厲害的無形的力量，即走資派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左右著一切。 周恩來、毛澤東他們不得不顧及這個政權所依靠的基礎，即各級幹部階層的利益。

[yongbing1993]

《義務勞動》不計定額不要報酬






《義務勞動》指不計定額，不要報酬， 出自自己的自由意誌而進行的勞動 。不計定額，不要報酬，自覺自願地為社會勞動。列寧曾把十月革命勝利後在俄國工人中產生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稱之為“偉大的創舉”。是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具體表現。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報告[20]

（1919年12月20日）

同誌們，代表會議的組織者通知我說，你們要我作一個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問題的報告，並且為了能夠充分討論這個問題的最主要方麵，要我把報告分兩部分來談：第一，莫斯科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情況和效果；第二，關於如何進一步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一些具體結論。我隻想談談一般原則，談談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我們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中的新事物——使我產生的一些看法。因此，關於具體問題，我隻非常簡略地談一下。

剛開始組織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時候，還很難判斷這樣的事能受到人們多大的注意，它能否變成一件大事。我記得，報道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時，那些同工會建設工作和勞動人民委員部關係比較密切的同誌的最初反應，如果不說是悲觀的，至少也是格外審慎的。在他們看來，沒有任何根據把星期六義務勞動看成了不起的大事。從那以後，星期六義務勞動有了非常廣泛的發展，現在誰也不能否認它在我國建設中的重要性了。

的確，我們經常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甚至把它用於我們黨的名稱。但是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你就會想到，這裏除產生了好的一麵外，可能還給我們造成了某種危險。我們不得不更改黨的名稱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盡可能明確地同占統治地位的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自從社會主義運動中絕大多數正式的黨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通過自己的領袖倒向本國資產階級方麵或本國政府方麵以後，我們已經很清楚，舊的社會主義已遭到極其嚴重的危機和破產。為了最明確表示我們不能把那些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跟著本國政府走的人看作社會主義者，為了指明舊的社會主義已經腐朽、已經死亡，為了這一點，主要是為了這一點，當時才產生了更改我們黨的名稱的想法。況且，從純粹理論的觀點來看，“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早已不正確了。早在40年代，當這個名稱在法國剛開始在政治上廣泛使用的時候，它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政黨的名稱，而不是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由此可見，更改我們黨的名稱（它已成了新國際的名稱）的主要動機和原因，是要同舊的社會主義堅決劃清界限。

如果我們問一下自己，共產主義同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麽，那麽我們應當說，社會主義是直接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社會，是新社會的初級形式。共產主義則是更高的社會形式，隻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得到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在沒有資本家幫助的情況下進行工作，是在勞動者的有組織的先鋒隊即先進部分施行最嚴格的計算、監督和監察下進行社會勞動；同時還應該規定勞動量和勞動報酬。這種規定所以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給我們留下了諸如分散的勞動、對公共經濟的不信任、小業主的各種舊習慣這樣一些遺跡和習慣，這些在所有農民國家中都是最常見的。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產主義經濟背道而馳的。所謂共產主義，是指這樣一種製度，在這種製度下，人們習慣於履行社會義務而不需要特殊的強製機構，不拿報酬地為公共利益工作成為普遍現象。自然，在那些為徹底戰勝資本主義正在采取最初步驟的人看來，“共產主義”的概念是很遙遠的。因此，盡管我們改變黨的名稱的做法非常正確，盡管這樣做好處很大，盡管我們已經完成的事業規模巨大，十分宏偉（現在共產黨遍於全世界，共產國際[21]成立雖然還不到一年，但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國際要強大得多），但如果把“共產黨”這個名稱解釋為似乎現在就實現共產主義製度，那就是極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亂吹噓，會帶來實際的害處。

正因為這樣，對待“共產主義”這個詞要十分審慎。也正因為這樣，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見之於實踐後就有了特殊的價值，因為就在這種極小的事情中開始出現了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我們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後，隻獲得了建立社會主義那些最初級形式的可能，但是這裏還絲毫沒有共產主義的東西。拿我國目前的經濟來看，我們就能看出，這裏社會主義的幼芽還很嫩弱，舊的經濟形式還占很大的支配地位，這表現在小規模經營占優勢，還表現在最厲害最猖獗的投機倒把活動上。可是，當我們的敵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駁我們時說：你們粉碎了大資本主義，而從你們所有的毛孔中冒出來的卻是最惡劣的投機性的高利貸性的資本主義，那我們就回答他們：如果你們以為我們能從大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那你們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

大資本主義在各個地方，甚至在那些還沒有采取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的國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提出的所有這些批評和反駁都是無足輕重的。大資本主義被粉碎以後，當然會開始出現新的、投機性的小資本主義的萌芽來取代它。我們現在正同大資本主義的殘餘作激烈的鬥爭，它轉入了各種小投機倒把活動，那就更難抓住它，並且它采取的是最惡劣的最沒有組織的商業形式。

在戰爭環境中變得激烈得多的鬥爭，引起了最瘋狂的投機倒把活動，在資本主義規模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過渡設想成另一個樣子是完全不正確的。從現時的經濟來看，情況就是這樣。如果要問蘇維埃俄國現時的經濟製度是什麽，那就應當說，它是在大生產中為社會主義奠定基礎，是在資本主義以千百萬種形式進行最頑強的反抗的情況下改造資本主義舊經濟。和我們遭到同樣戰爭災害的西歐國家，例如奧地利，與我們的唯一區別就是那裏資本主義瓦解得更厲害，投機倒把活動更猖獗，卻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萌芽，沒有反擊資本主義的東西。但是，在我們經濟製度中暫時還沒有什麽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的東西”隻是在出現星期六義務勞動時，即出現個人為社會進行的大規模的、無報酬的、沒有任何權力機關和任何國家規定定額的勞動時，才開始產生。這不是農村中曆來就有的鄰舍間的幫忙，而是為了全國需要進行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把“共產主義”這個詞不僅用於黨的名稱，而且用來專指我們生活中真正實現著共產主義的那些經濟現象，這樣做就更正確。如果說在俄國現在的製度中也有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那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其他都不過是為鞏固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進行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完全取得勝利以後，從社會主義中必然會生長出共產主義來，生長出我們從星期六義務勞動中看到的那種不是書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當中的共產主義來。

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就是如此，它表明這裏正在形成和開始產生一種嶄新的、與一切舊有的資本主義準則相反的東西，一種比戰勝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更高的東西，即大規模組織起來以滿足全國需要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當今年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支援國家的號召[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注］，忍受著極度饑餓極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鐵路員工首先起來響應的時候，當某些跡象表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已不是個別現象，已經開始推廣並得到群眾支持的時候，那就可以說，這裏已經發生了一件極其重要的有原則意義的事情，我們確實應該在各方麵支持這件事，如果我們不願意做一個僅僅從反對資本主義這個原則意義說夠格的共產黨員。從實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這還是不夠的。應當說，這種運動其實是可以大規模開展的。我們是否已經證實了這一點，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準備回答，因為關於我們稱之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那一運動有多大規模，還沒有總的綜合材料。我隻知道一些零碎的情況，在黨的報刊上看到星期六義務勞動在許多城市正獲得愈來愈廣泛的發展。彼得格勒的同誌說，星期六義務勞動在彼得格勒開展得比莫斯科廣泛得多。至於說到外省，許多實際了解這個運動的同誌對我說，他們正在收集有關這種新的社會勞動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隻有在各種報刊和各城市黨代表會議反複討論這個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得到綜合的材料來說明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否已真正成為普遍現象，說明我們在這方麵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們是否能很快得到這種完整而又經過核實的材料，但是毫無疑問，從原則上來看，除星期六義務勞動以外，我們再沒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們不僅稱作共產黨員，不僅想做共產黨員，而且真正在實現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不隻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因此，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願意忠實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人，都應該拿出全部精力來幫助解釋這件事並實際地加以運用。這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因此，每一個黨代表會議都必須經常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並且既從理論方麵也從實踐方麵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應該隻從理論方麵、原則方麵來看這件事。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具有巨大價值，不僅是因為它在實踐中實現共產主義。除此以外，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還有雙重意義：從國家的角度看，它是對國家真正實際的支援；從黨的角度看（我們這些做黨員的不應該忽視這一點），它對清除混到黨內來的分子和抵製腐朽資本主義環境對黨的影響是有意義的。從經濟方麵來說，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必要的，它能使蘇維埃共和國擺脫經濟破壞並開始實現社會主義。對問題的這第二個方麵，我想再稍微詳細地談談……［注：速記稿到此中斷。——俄文版編者注］

載於1927年10月26日《真理報》第245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2—38頁


　　注釋：

[20]這是列寧在1919年12月20—21日舉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就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意義問題所作的報告。星期六義務勞動是這次代表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指出星期六義務勞動是走向實際實現共產主義的最初步驟，同時也指出它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緩解運輸、燃料、糧食等危機方麵有巨大作用，要求全體黨員必須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代表會議還聽取了有關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組織工作的報告並批準了有關的工作細則。隨後，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製定並批準了《星期六義務勞動條例》（載於1919年12月27日《真理報》），並成立了負責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專門機構。

這次代表會議還討論了關於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關於燃料、關於流行病斑疹傷寒及其防治措施、關於莫斯科的糧食情況、關於普遍軍訓和特種任務部隊等問題。——[35]。

[21]共產國際是在1919年3月2—6日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來自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團體的代表52名。列寧主持了大會。他在3月4日的會議上宣讀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並在自己的報告中論證了提綱的最後兩點。代表大會一致讚同列寧的提綱，決定交執行局向世界各國廣為傳播。代表大會通過了《共產國際的行動綱領》，指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無產階級要團結所有力量同機會主義決裂，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而鬥爭。代表大會在《關於對各“社會主義”派別和伯爾尼代表會議的態度的決議》中譴責了恢複第二國際的企圖。代表大會還通過了題為《告全世界無產者》的宣言，宣稱共產國際是《共產黨宣言》宣布的事業的繼承者和實踐者，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在工人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奪取政權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旗幟下、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聯合起來。——[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