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中國人在異國他鄉鬥得你死我活
當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共產黨時，《我》不是共產黨。隨他們反。
當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毛澤東時，《我》不信毛澤東。隨他們反。
當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新中國時，《我》己經離開了。隨他們反。
如今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對《個別議員》時，《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對《某些海外華人》時，《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對《他們看不順眼的華人》時，還是以《我》不是其中之一。
如今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反對《我們來自中國的人》時，《我》是其中之一了。
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是專業的遊說外國的反中反華反共的議員高官們，他們聯合起來，挑起海外華人之間的內鬥。中國人的內鬥習俗遺傳到國外來了。
原來他們可以不講事實信口開河道聽途說甚至製造謊言傳信謠言來汙篾《我》！攻擊《我》！隻要是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看不慣就開始反。
更可惡地是還可以向所在國情報部門寫不切實際的舉報信，還不具真名實姓，誤導情報部門和政府官員，斷章取義還將不實信息密透給媒體，而媒體也不加查實就報導，如有查實，就強調這是絕密，不便告之。
多麽一個完美的謊言鏈。
而加國總理向世人宣告，不管舉報是真是假，即便是假舉報“涉及議員與議員家人“，就必須當“真“視之。
如此這般之下，《中國幹擾加國選舉》事件完美完成。而反對黨為選舉使力炒作，執政黨政治正確強硬處之。越燒越旺。
第一次由加國前聯邦總督的調查報告結果是，指控聯邦議員的媒體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然而引來反對黨及來自中港台的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的反對，重新換個人，這就要這個人必須查出點事來。果然，莫須有的“幹擾“結論出來了。證據是機密。馬上立法通過。轟轟烈烈的一場運動還在進行中。
化了多少錢不必擔心，這是國家選舉大事。防止加國選舉幹擾。假如下次大選，這幾個保守黨議員還是沒有被選上，還拿被中國幹擾了選舉來說事嗎？
而炒作《新疆滅極人類》有事實嗎？
又炒作《中國幹擾加國選舉》有證據嗎？
而加沙人真正被種族滅絕時，這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民權人士“不知還在嗎？
這些反中反華反共輪子們說共產黨、新中國、毛澤東的壞話有幾句是實事求是的？
連加國前聯邦總督的調查報告都不信？難道隻聽信華人中幾個反中反華反共的小醜嗎？
真有點看不懂。
還是為選舉而炒作。
每年的高考季可謂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圖", 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一道特色奇觀。2024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1342萬人。最近兩年的官方數據顯示，全國高考錄取率約在90%上下。
大學畢業生人數在不斷增加, 《2022年迎“最難畢業季”，1076萬大學生畢業，他們又該何去何從？》《80萬海歸+909萬應屆畢業生，2021屆就業形勢極其嚴峻！ 》《2020 年 874 萬大學生畢業，如此嚴峻的就業形勢應該怎麽找工作？》。
《“高考釘子戶”唐尚珺:複讀13年隻為上清華》為何?何用?用鄧小平話是"恢複高考改變命運。隻是為做個上等人, 改變窮人的命變為貴人富人上等人的命。
《名校畢業、花百萬留學，為什麽還要回縣城？》《高考己成產業鏈》位於安徽六安市毛坦廠鎮的毛坦廠中學，號稱是亞洲最大高考工廠。24000多名學生中2/3是複讀生，小鎮的經濟也圍著這所高中展開。這裏常年住著8000戶陪讀家庭，是當地居民的2倍。這些陪讀家長大都來自農村或者一些中小城鎮，本就不富裕。但是為了確保孩子們專心備戰高考，他們暫停了賺錢，搬過來全身心的照顧孩子的生活。
又如大學入學考試的時常出現諸如冒名代考、錄取同名頂替、考前泄題等弊案。學生帶手機進入考場拍攝試題求助，證明有很多環節出了問題。考生在入考前都會有專人用安檢掃描儀對學生進行掃描、檢查是否攜帶違禁品；入考前，監考老師也會提醒考生把書包與不需要用的物品放在教室外。監考老師和涉事學生存在勾結等等都有賺錢的機會。加上一切為著《高考》的相關人員和公司都可以賺錢, 錢是哪裏來? 無外乎考生家庭, 尤其是收入不高的家庭想讓子女通過高考改變窮人下等人的命, 變為富人貴人高等人的命。
這種高考製度，看似公平，但是實際情況是：當時的農村與城市、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和客觀條件均還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或者說在教育資源分配還非常不均衡的情況下，這種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是極其有限的。且別說是當時，就以如今來論：農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數考進北京、上海的大學，即便是有政策的傾斜（如錄取名額的分配等）的情況下，他們也仍然難以企望。而這也就不難解釋新中國之初的那十年，為什麽很少有基層或工農兵子弟能考入大學了。
文革取消高考後，根據毛主席：“大學還是要辦……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的指示，國家開始以推薦的方式，直接從社會底層即從社會生產勞動的第一線推薦優秀青年入學，這就是所謂的“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整個文革期間共培養了80多萬工農兵大學生，這些學員後來也都成為了領導中國經濟建設的骨幹。據09年的一份調查統計，當時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學曆都是“工農兵大學生”。而如今中共領導最高層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農兵大學生”，這其中就包括總書記習近平（另兩位是王岐山、張德江）。
文革期間全國的“老三屆”畢業生大約是1億，據此有人說：廢除高考是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以這1億人都能進入大學為假想的一種忽悠說法。而事實上，當時全國大學的實際錄取能力每年不超過20萬，因此，即便是不廢除高考，那十年的總計錄取也不過就是2百多萬人。而且，這1億的畢業生中，屬於縣以下的農村畢業生約占8成，即有8千多萬，那麽再聯係到前麵說的文革前高考錄取學員的構成情況還可以推知，這基層的8千萬中，有可能進入大學的不會超過2萬，隻可能是占這2百萬錄取生的10%。2百萬——2萬——“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複高考的頭兩年入學生總計是60多萬，雖然沒有查到相關的統計，但仍然可以確定，這60多萬的入考生，有90%都應該是教育資源相對優越、基礎知識學的比較紮實，即屬於大中城市的“老三屆”、“新三屆”以及各類中專畢業生。而占同類畢業生總數8成，屬於縣以下級別的農村考生，仍然會是極少之數。
關於恢複高考，還有人忽悠說：“是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其實恢複高考的同時，也是廢除了另一項入學製度，那就是推薦製度。這表明，即便是不恢複高考，大學校園裏學生也仍然是滿滿，其讀書聲照樣是朗朗，而且絕不會培養出如今這麽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又或者是"磚家叫獸"和反共反社反毛澤東以及洋奴才洋買辦來。所以，一定要說改變什麽的話，通過推薦而不是高考，也同樣應該是“改變幾代人的命運”。
推薦入學，即當時招的“工農兵大學生”一直被抹黑為是靠關係、走後門入的。以至使許多人都回避或忌諱談自己“工農兵大學生”的經曆。其實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問題一樣，這種推薦入學由於開展的時間短，製度還不完善，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過簡單醜化昨天來讚美今天，這則是今天的右稚們常用的抹黑手法。且依實而論，當時希望入學的肯定是很多，而被推薦的必定是很少，是故沒被推薦而嫉妒、懷疑以至醜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單從這個角度看，這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竟可以讓人不被錄取也沒有了脾氣，則的確是優於推薦製度。
總之，廢除高考是毛澤東從人民當家作主，即從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高度上來思考並謀劃的。而具體地說，毛澤東這樣做，就是要在教育領域、從根本製度上廢除舊的封建權貴式或西方資本式的教育路線。當然，被毛澤東廢除的這一路線，後來是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推翻了。而目前一些高校提倡的效仿西方的所謂“精英教育”，更可謂是這一複辟的極致寫照。高考製度的恢複，吹響了“知識改變個人命運”的時代號角。也吹響了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的號角。又是讓高考己成人分等級資本歉錢的工具。
為什麽走資派鄧小平要抹黑否定文革? 為什麽這麽多人"擁護"恢複高考? 讀了文革中又是如何批判的就會明白: 1975年的中國“兩報一刊”中最有名的《紅旗》雜誌，曾經發表過一篇抨擊前蘇聯教育腐敗的文章，可謂入木三分，針砭時弊。如今讀來不就是說特色中國嗎? 毛澤東及其那一代真正的共產黨員們站得高看得遠為工農百姓著想, 還能說是文革中取得的教育成果是錯的嗎?文章全文如下: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裏，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裏，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裏”，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係。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裏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製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
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並且“有這方麵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並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麽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
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意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麽說，他們那個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麽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麵一律平等”。
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裏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麽？其實，什麽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
列寧曾說過：“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麵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
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隻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
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於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隻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
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製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並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義務勞動》指不計定額，不要報酬， 出自自己的自由意誌而進行的勞動 。不計定額，不要報酬，自覺自願地為社會勞動。列寧曾把十月革命勝利後在俄國工人中產生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稱之為“偉大的創舉”。是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具體表現。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報告[20]
（1919年12月20日）
同誌們，代表會議的組織者通知我說，你們要我作一個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問題的報告，並且為了能夠充分討論這個問題的最主要方麵，要我把報告分兩部分來談：第一，莫斯科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情況和效果；第二，關於如何進一步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一些具體結論。我隻想談談一般原則，談談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我們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中的新事物——使我產生的一些看法。因此，關於具體問題，我隻非常簡略地談一下。
剛開始組織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時候，還很難判斷這樣的事能受到人們多大的注意，它能否變成一件大事。我記得，報道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時，那些同工會建設工作和勞動人民委員部關係比較密切的同誌的最初反應，如果不說是悲觀的，至少也是格外審慎的。在他們看來，沒有任何根據把星期六義務勞動看成了不起的大事。從那以後，星期六義務勞動有了非常廣泛的發展，現在誰也不能否認它在我國建設中的重要性了。
的確，我們經常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甚至把它用於我們黨的名稱。但是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你就會想到，這裏除產生了好的一麵外，可能還給我們造成了某種危險。我們不得不更改黨的名稱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盡可能明確地同占統治地位的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自從社會主義運動中絕大多數正式的黨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通過自己的領袖倒向本國資產階級方麵或本國政府方麵以後，我們已經很清楚，舊的社會主義已遭到極其嚴重的危機和破產。為了最明確表示我們不能把那些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跟著本國政府走的人看作社會主義者，為了指明舊的社會主義已經腐朽、已經死亡，為了這一點，主要是為了這一點，當時才產生了更改我們黨的名稱的想法。況且，從純粹理論的觀點來看，“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早已不正確了。早在40年代，當這個名稱在法國剛開始在政治上廣泛使用的時候，它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政黨的名稱，而不是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由此可見，更改我們黨的名稱（它已成了新國際的名稱）的主要動機和原因，是要同舊的社會主義堅決劃清界限。
如果我們問一下自己，共產主義同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麽，那麽我們應當說，社會主義是直接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社會，是新社會的初級形式。共產主義則是更高的社會形式，隻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得到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在沒有資本家幫助的情況下進行工作，是在勞動者的有組織的先鋒隊即先進部分施行最嚴格的計算、監督和監察下進行社會勞動；同時還應該規定勞動量和勞動報酬。這種規定所以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給我們留下了諸如分散的勞動、對公共經濟的不信任、小業主的各種舊習慣這樣一些遺跡和習慣，這些在所有農民國家中都是最常見的。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產主義經濟背道而馳的。所謂共產主義，是指這樣一種製度，在這種製度下，人們習慣於履行社會義務而不需要特殊的強製機構，不拿報酬地為公共利益工作成為普遍現象。自然，在那些為徹底戰勝資本主義正在采取最初步驟的人看來，“共產主義”的概念是很遙遠的。因此，盡管我們改變黨的名稱的做法非常正確，盡管這樣做好處很大，盡管我們已經完成的事業規模巨大，十分宏偉（現在共產黨遍於全世界，共產國際[21]成立雖然還不到一年，但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國際要強大得多），但如果把“共產黨”這個名稱解釋為似乎現在就實現共產主義製度，那就是極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亂吹噓，會帶來實際的害處。
正因為這樣，對待“共產主義”這個詞要十分審慎。也正因為這樣，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見之於實踐後就有了特殊的價值，因為就在這種極小的事情中開始出現了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我們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後，隻獲得了建立社會主義那些最初級形式的可能，但是這裏還絲毫沒有共產主義的東西。拿我國目前的經濟來看，我們就能看出，這裏社會主義的幼芽還很嫩弱，舊的經濟形式還占很大的支配地位，這表現在小規模經營占優勢，還表現在最厲害最猖獗的投機倒把活動上。可是，當我們的敵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駁我們時說：你們粉碎了大資本主義，而從你們所有的毛孔中冒出來的卻是最惡劣的投機性的高利貸性的資本主義，那我們就回答他們：如果你們以為我們能從大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那你們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
大資本主義在各個地方，甚至在那些還沒有采取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的國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提出的所有這些批評和反駁都是無足輕重的。大資本主義被粉碎以後，當然會開始出現新的、投機性的小資本主義的萌芽來取代它。我們現在正同大資本主義的殘餘作激烈的鬥爭，它轉入了各種小投機倒把活動，那就更難抓住它，並且它采取的是最惡劣的最沒有組織的商業形式。
在戰爭環境中變得激烈得多的鬥爭，引起了最瘋狂的投機倒把活動，在資本主義規模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過渡設想成另一個樣子是完全不正確的。從現時的經濟來看，情況就是這樣。如果要問蘇維埃俄國現時的經濟製度是什麽，那就應當說，它是在大生產中為社會主義奠定基礎，是在資本主義以千百萬種形式進行最頑強的反抗的情況下改造資本主義舊經濟。和我們遭到同樣戰爭災害的西歐國家，例如奧地利，與我們的唯一區別就是那裏資本主義瓦解得更厲害，投機倒把活動更猖獗，卻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萌芽，沒有反擊資本主義的東西。但是，在我們經濟製度中暫時還沒有什麽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的東西”隻是在出現星期六義務勞動時，即出現個人為社會進行的大規模的、無報酬的、沒有任何權力機關和任何國家規定定額的勞動時，才開始產生。這不是農村中曆來就有的鄰舍間的幫忙，而是為了全國需要進行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把“共產主義”這個詞不僅用於黨的名稱，而且用來專指我們生活中真正實現著共產主義的那些經濟現象，這樣做就更正確。如果說在俄國現在的製度中也有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那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其他都不過是為鞏固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進行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完全取得勝利以後，從社會主義中必然會生長出共產主義來，生長出我們從星期六義務勞動中看到的那種不是書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當中的共產主義來。
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就是如此，它表明這裏正在形成和開始產生一種嶄新的、與一切舊有的資本主義準則相反的東西，一種比戰勝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更高的東西，即大規模組織起來以滿足全國需要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當今年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支援國家的號召[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注］，忍受著極度饑餓極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鐵路員工首先起來響應的時候，當某些跡象表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已不是個別現象，已經開始推廣並得到群眾支持的時候，那就可以說，這裏已經發生了一件極其重要的有原則意義的事情，我們確實應該在各方麵支持這件事，如果我們不願意做一個僅僅從反對資本主義這個原則意義說夠格的共產黨員。從實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這還是不夠的。應當說，這種運動其實是可以大規模開展的。我們是否已經證實了這一點，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準備回答，因為關於我們稱之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那一運動有多大規模，還沒有總的綜合材料。我隻知道一些零碎的情況，在黨的報刊上看到星期六義務勞動在許多城市正獲得愈來愈廣泛的發展。彼得格勒的同誌說，星期六義務勞動在彼得格勒開展得比莫斯科廣泛得多。至於說到外省，許多實際了解這個運動的同誌對我說，他們正在收集有關這種新的社會勞動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隻有在各種報刊和各城市黨代表會議反複討論這個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得到綜合的材料來說明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否已真正成為普遍現象，說明我們在這方麵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們是否能很快得到這種完整而又經過核實的材料，但是毫無疑問，從原則上來看，除星期六義務勞動以外，我們再沒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們不僅稱作共產黨員，不僅想做共產黨員，而且真正在實現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不隻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因此，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願意忠實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人，都應該拿出全部精力來幫助解釋這件事並實際地加以運用。這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因此，每一個黨代表會議都必須經常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並且既從理論方麵也從實踐方麵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應該隻從理論方麵、原則方麵來看這件事。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具有巨大價值，不僅是因為它在實踐中實現共產主義。除此以外，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還有雙重意義：從國家的角度看，它是對國家真正實際的支援；從黨的角度看（我們這些做黨員的不應該忽視這一點），它對清除混到黨內來的分子和抵製腐朽資本主義環境對黨的影響是有意義的。從經濟方麵來說，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必要的，它能使蘇維埃共和國擺脫經濟破壞並開始實現社會主義。對問題的這第二個方麵，我想再稍微詳細地談談……［注：速記稿到此中斷。——俄文版編者注］
載於1927年10月26日《真理報》第245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2—38頁
注釋：
[20]這是列寧在1919年12月20—21日舉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就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意義問題所作的報告。星期六義務勞動是這次代表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指出星期六義務勞動是走向實際實現共產主義的最初步驟，同時也指出它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緩解運輸、燃料、糧食等危機方麵有巨大作用，要求全體黨員必須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代表會議還聽取了有關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組織工作的報告並批準了有關的工作細則。隨後，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製定並批準了《星期六義務勞動條例》（載於1919年12月27日《真理報》），並成立了負責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專門機構。
這次代表會議還討論了關於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關於燃料、關於流行病斑疹傷寒及其防治措施、關於莫斯科的糧食情況、關於普遍軍訓和特種任務部隊等問題。——[35]。
[21]共產國際是在1919年3月2—6日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來自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團體的代表52名。列寧主持了大會。他在3月4日的會議上宣讀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並在自己的報告中論證了提綱的最後兩點。代表大會一致讚同列寧的提綱，決定交執行局向世界各國廣為傳播。代表大會通過了《共產國際的行動綱領》，指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無產階級要團結所有力量同機會主義決裂，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而鬥爭。代表大會在《關於對各“社會主義”派別和伯爾尼代表會議的態度的決議》中譴責了恢複第二國際的企圖。代表大會還通過了題為《告全世界無產者》的宣言，宣稱共產國際是《共產黨宣言》宣布的事業的繼承者和實踐者，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在工人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奪取政權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旗幟下、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聯合起來。——[37]。
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即《走資派》是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特別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以後，實際上起到了整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作用。他們有兩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個顯著特點：
能夠提出和推行複辟資本主義的綱領和路線，能夠組建推行其資本主義路線的各級幹部隊伍。
第二個顯著特點：
他們推行資本主義路線，一律地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來進行，因此，要揭穿他們的真麵目相當困難。
黨內的走資派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通過改變路線，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漸進式地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
在人與人的關係方麵，他們擴大領導者、管理者和勞動者之間的距離，甚至把它變成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
他們利用社會主義還存在的商品交換，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純粹的金錢關係、買賣關係；
在分配方麵，他們主張和推行物質刺激，擴大收入方麵的不平等；
在思想文化方麵，他們宣傳和兜售封、資、修的黑貨，鼓吹利己主義。
總之，是通過不斷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為徹底推翻社會主義製度做好經濟的、思想的、文化的、組織的各方麵的準備。
他們披著共產黨的外衣，幹著複辟資本主義的勾當。等到他們的麵目充分暴露時，他們推行的資本主義路線已經占據主導地位，推行資本主義路線的幹部隊伍已組建完成，資本主義勢力已經坐大，資本主義複辟已成現實，無產階級從專政的主人變成了專政的對象，勞動人民重新淪為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弱勢群體。
這時候，由於核心領導和各級領導權被走資派纂奪，輿論工具被走資派掌控，無產階級和黨內的健康力量已經很難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抗。
更為可惡的是，走資派搞資本主義是披著共產黨的外衣進行的，他們在專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的同時，還糟蹋著共產黨的光輝形象，許多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人民群眾會把自己受苦受難的怨恨都發泄到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身上，認為是共產黨不好，是社會主義不好，甚至憤而支持那些堅決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黨外人士。
比如前蘇聯的葉利欽，他本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叛徒，他曾以堅決地、公開地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著稱，當他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後，1990年5月29日，反而以57.4 %的得票率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1991年6月12日，又以57.3%的支持率擊敗俄羅斯共產黨，登上總統寶座。
看看我們自己的黨。 30多年來，走資派在推行資本主義路線時，怕的是膽子不夠大，怕思想不夠解放，怕步子不夠快。就是不怕分配不公，不怕貧富不均，不怕兩極分化，不怕座座民生大山壓向民眾。他們大力推行私有化，積極倡導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他們打開魔盒，把“私欲”這個魔鬼放出來，讓它在社會上肆意橫行，致使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優良傳統道德喪失殆盡，黃、賭、毒，偷、騙、搶，黑、惡、假等醜惡現象泛濫成災。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廣大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這些基本群眾因此而對共產黨產生不滿，他們由原來的相信共產黨，熱愛共產黨，變成了懷疑共產黨，甚至怨恨共產黨。
那些從上到下，遍布城鄉各個角落、各個領域的以權謀私、貪汙受賄的腐敗分子，更是每日每時地、不間斷地往共產黨的臉上抹著灰。
還有走資派豢養的走狗文人、專家學者，他們把明明是因為推行資改路線而帶來的各種醜惡現象和社會弊端，卻無恥地歸罪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歸罪於“專製”、“獨裁”，歸罪於沒有實行“西方式民主”，歸罪於“僵化的社會主義製度”！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如何經受得起黨內走資派、貪腐精英、無良文人三十多年來的反複踐踏。曾經在人民群眾中享有無比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如今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甚至跌落到了任人辱罵卻不敢還嘴的可憐境地。不敢想象，假如真的哪一天有葉利欽一樣的人物來參加競選的話，我們這個黨到底還能贏得多少比例的選票？
回來再說葉利欽。他當上總統不久，就下令查封了蘇共中央的辦公大樓，扯下了蘇聯共產黨黨旗，拆除了十月革命50周年紀念碑。爾後，就是震驚世界的蘇聯解體，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轟然垮台。
蘇聯社會主義的徹底垮台，是蘇聯共產黨內那些走資派朝思暮想的結局。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等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叛徒，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結局。他們是蘇聯社會主義的掘墓人，是葬送蘇聯社會主義的元凶，是蘇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最危險、最凶惡的敵人，也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共同的敵人。
與西方資產階級不同，社會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是被無產階級專過政的，是被剝奪了各種政治權利，被剝奪了財產，被剝奪了“天堂般美好生活”的階級。因此，他們對社會主義製度，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充滿了深仇大恨。
資本主義一旦得以複辟，他們會以“百倍的仇恨”向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複仇，會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從經濟上盤剝，從政治上奴役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生活將陷入十分悲慘的境地。
以俄羅斯為例，蘇聯解體後的第二年即1992年，葉利欽在經濟上施行“休克療法”，即在全國迅速地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致使物價飛漲，當年通脹率高達2510%，老百姓的銀行存款幾乎損失殆盡。極少數權貴資產階級在私有化浪潮中一夜暴富的同時，絕大多數勞動人民也在一夜之間變成赤貧，人民的生活水準普遍倒退了20年。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是指每年春季在俄羅斯開展星期六義務勞動。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的15名工人在下班後“義務加班”，搶修了3台損壞的機車。隨後，該鐵路局職工響應蘇聯共產黨號召，為支援前線、保衛蘇維埃政權，在星期六從事義務勞動。這一活動很快得到全國工人響應。1920年5月1日星期六，舉行了全俄星期六義務勞動，時任領導人列寧參加了克裏姆林宮區域內的清掃工作。之後，這一活動在全國各地展開，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前。
指蘇俄的工人階級為反對外國武裝幹涉，保證國內戰爭的勝利，積極響應俄共(布)的號召，在每周末進行的自覺的義務勞動。這一群眾性運動從1919年5月起在全國展開。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共和國麵臨著嚴重的困難；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白匪軍聯合起來，向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發動猖狂的進攻，妄圖把它“扼殺在搖籃裏”。1919年春天，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集中全力對付蘇維埃共和國，他們掩護高爾察克、尤登尼奇、鄧尼金等白匪軍進攻蘇維埃共和國。就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列寧提出：“必須竭盡一切力量來擊潰高爾察克”。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提出“一切為東線！”的口號。為響應黨和列寧的號召，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派了五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和十分之一的職工會會員到前線去。共青團派了幾千名最優秀的青年到東線去。不能到前線去的工人在後方勞動戰線上表現了忘我勞動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
起初，有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意義不大，但是，列寧熱烈讚揚這一舉動。列寧曾在好些講演和文章中，提到它的重大意義。列寧說：“普通工人起來克服極大的困難，奮不顧身地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設法保護每一普特糧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起初聯合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聯合為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千百萬人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的開始。”
1919年11月，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給各級黨組織的指示信中強調說：“應當更經常地、更積極地、更有係統地、更有組織地進行星期六義務勞動，首先是利用這種勞動來解決燃料問題。” 1920年5月1日（星期六），舉行了全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列寧在克裏姆林宮參加了這一運動。從此以後，這個運動在蘇聯各地蓬勃地開展著，成為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開端。
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也參加了此次活動。他表示：“今天有150多萬人參加義務勞動，以讓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整潔、美麗和舒適。我非常感謝所有參加活動的勞動者。”俄人民演員諾日金稱：“我們這些老年人也來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這是民族團結互助的象征，有助於提高民族凝聚力。”
除了莫斯科外，在聖彼得堡，20日也開展了義務勞動，約有25萬人參加。在普斯科夫市，數十名俄共黨員攜家帶口來到當地的列寧紀念館，清掃紀念館及周邊衛生。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報告[20]
（1919年12月20日）同誌們，代表會議的組織者通知我說，你們要我作一個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問題的報告，並且為了能夠充分討論這個問題的最主要方麵，要我把報告分兩部分來談：第一，莫斯科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情況和效果；第二，關於如何進一步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一些具體結論。我隻想談談一般原則，談談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我們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中的新事物——使我產生的一些看法。因此，關於具體問題，我隻非常簡略地談一下。
剛開始組織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時候，還很難判斷這樣的事能受到人們多大的注意，它能否變成一件大事。我記得，報道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時，那些同工會建設工作和勞動人民委員部關係比較密切的同誌的最初反應，如果不說是悲觀的，至少也是格外審慎的。在他們看來，沒有任何根據把星期六義務勞動看成了不起的大事。從那以後，星期六義務勞動有了非常廣泛的發展，現在誰也不能否認它在我國建設中的重要性了。
的確，我們經常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甚至把它用於我們黨的名稱。但是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你就會想到，這裏除產生了好的一麵外，可能還給我們造成了某種危險。我們不得不更改黨的名稱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盡可能明確地同占統治地位的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自從社會主義運動中絕大多數正式的黨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通過自己的領袖倒向本國資產階級方麵或本國政府方麵以後，我們已經很清楚，舊的社會主義已遭到極其嚴重的危機和破產。為了最明確表示我們不能把那些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跟著本國政府走的人看作社會主義者，為了指明舊的社會主義已經腐朽、已經死亡，為了這一點，主要是為了這一點，當時才產生了更改我們黨的名稱的想法。況且，從純粹理論的觀點來看，“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早已不正確了。早在40年代，當這個名稱在法國剛開始在政治上廣泛使用的時候，它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政黨的名稱，而不是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由此可見，更改我們黨的名稱（它已成了新國際的名稱）的主要動機和原因，是要同舊的社會主義堅決劃清界限。
如果我們問一下自己，共產主義同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麽，那麽我們應當說，社會主義是直接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社會，是新社會的初級形式。共產主義則是更高的社會形式，隻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得到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在沒有資本家幫助的情況下進行工作，是在勞動者的有組織的先鋒隊即先進部分施行最嚴格的計算、監督和監察下進行社會勞動；同時還應該規定勞動量和勞動報酬。這種規定所以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給我們留下了諸如分散的勞動、對公共經濟的不信任、小業主的各種舊習慣這樣一些遺跡和習慣，這些在所有農民國家中都是最常見的。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產主義經濟背道而馳的。所謂共產主義，是指這樣一種製度，在這種製度下，人們習慣於履行社會義務而不需要特殊的強製機構，不拿報酬地為公共利益工作成為普遍現象。自然，在那些為徹底戰勝資本主義正在采取最初步驟的人看來，“共產主義”的概念是很遙遠的。因此，盡管我們改變黨的名稱的做法非常正確，盡管這樣做好處很大，盡管我們已經完成的事業規模巨大，十分宏偉（現在共產黨遍於全世界，共產國際[21]成立雖然還不到一年，但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國際要強大得多），但如果把“共產黨”這個名稱解釋為似乎現在就實現共產主義製度，那就是極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亂吹噓，會帶來實際的害處。
正因為這樣，對待“共產主義”這個詞要十分審慎。也正因為這樣，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見之於實踐後就有了特殊的價值，因為就在這種極小的事情中開始出現了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我們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後，隻獲得了建立社會主義那些最初級形式的可能，但是這裏還絲毫沒有共產主義的東西。拿我國目前的經濟來看，我們就能看出，這裏社會主義的幼芽還很嫩弱，舊的經濟形式還占很大的支配地位，這表現在小規模經營占優勢，還表現在最厲害最猖獗的投機倒把活動上。可是，當我們的敵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駁我們時說：你們粉碎了大資本主義，而從你們所有的毛孔中冒出來的卻是最惡劣的投機性的高利貸性的資本主義，那我們就回答他們：如果你們以為我們能從大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那你們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
大資本主義在各個地方，甚至在那些還沒有采取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的國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提出的所有這些批評和反駁都是無足輕重的。大資本主義被粉碎以後，當然會開始出現新的、投機性的小資本主義的萌芽來取代它。我們現在正同大資本主義的殘餘作激烈的鬥爭，它轉入了各種小投機倒把活動，那就更難抓住它，並且它采取的是最惡劣的最沒有組織的商業形式。
在戰爭環境中變得激烈得多的鬥爭，引起了最瘋狂的投機倒把活動，在資本主義規模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過渡設想成另一個樣子是完全不正確的。從現時的經濟來看，情況就是這樣。如果要問蘇維埃俄國現時的經濟製度是什麽，那就應當說，它是在大生產中為社會主義奠定基礎，是在資本主義以千百萬種形式進行最頑強的反抗的情況下改造資本主義舊經濟。和我們遭到同樣戰爭災害的西歐國家，例如奧地利，與我們的唯一區別就是那裏資本主義瓦解得更厲害，投機倒把活動更猖獗，卻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萌芽，沒有反擊資本主義的東西。但是，在我們經濟製度中暫時還沒有什麽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的東西”隻是在出現星期六義務勞動時，即出現個人為社會進行的大規模的、無報酬的、沒有任何權力機關和任何國家規定定額的勞動時，才開始產生。這不是農村中曆來就有的鄰舍間的幫忙，而是為了全國需要進行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把“共產主義”這個詞不僅用於黨的名稱，而且用來專指我們生活中真正實現著共產主義的那些經濟現象，這樣做就更正確。如果說在俄國現在的製度中也有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那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其他都不過是為鞏固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進行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完全取得勝利以後，從社會主義中必然會生長出共產主義來，生長出我們從星期六義務勞動中看到的那種不是書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當中的共產主義來。
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就是如此，它表明這裏正在形成和開始產生一種嶄新的、與一切舊有的資本主義準則相反的東西，一種比戰勝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更高的東西，即大規模組織起來以滿足全國需要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當今年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支援國家的號召[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注］，忍受著極度饑餓極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鐵路員工首先起來響應的時候，當某些跡象表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已不是個別現象，已經開始推廣並得到群眾支持的時候，那就可以說，這裏已經發生了一件極其重要的有原則意義的事情，我們確實應該在各方麵支持這件事，如果我們不願意做一個僅僅從反對資本主義這個原則意義說夠格的共產黨員。從實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這還是不夠的。應當說，這種運動其實是可以大規模開展的。我們是否已經證實了這一點，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準備回答，因為關於我們稱之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那一運動有多大規模，還沒有總的綜合材料。我隻知道一些零碎的情況，在黨的報刊上看到星期六義務勞動在許多城市正獲得愈來愈廣泛的發展。彼得格勒的同誌說，星期六義務勞動在彼得格勒開展得比莫斯科廣泛得多。至於說到外省，許多實際了解這個運動的同誌對我說，他們正在收集有關這種新的社會勞動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隻有在各種報刊和各城市黨代表會議反複討論這個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得到綜合的材料來說明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否已真正成為普遍現象，說明我們在這方麵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們是否能很快得到這種完整而又經過核實的材料，但是毫無疑問，從原則上來看，除星期六義務勞動以外，我們再沒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們不僅稱作共產黨員，不僅想做共產黨員，而且真正在實現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不隻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因此，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願意忠實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人，都應該拿出全部精力來幫助解釋這件事並實際地加以運用。這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因此，每一個黨代表會議都必須經常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並且既從理論方麵也從實踐方麵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應該隻從理論方麵、原則方麵來看這件事。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具有巨大價值，不僅是因為它在實踐中實現共產主義。除此以外，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還有雙重意義：從國家的角度看，它是對國家真正實際的支援；從黨的角度看（我們這些做黨員的不應該忽視這一點），它對清除混到黨內來的分子和抵製腐朽資本主義環境對黨的影響是有意義的。從經濟方麵來說，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必要的，它能使蘇維埃共和國擺脫經濟破壞並開始實現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