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年輕人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掃盲》，這是幾千年來的獨一無二舉世無雙的《工農教育》。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工農教育》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來。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可以問問你們的工人農民的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的幾代年輕人，在享受著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工農教育》紅利，經幾十年後的今天，再來看看貧富差距不斷加大，階級固化越來越嚴重之後，那些固化後的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上學讀書嗎？還能參與高考上大學嗎？即便大學畢業能找個好工作嗎？走資派們用“改變命運“來忽悠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還信嗎？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設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學和識字組，孩子教媽媽識字、夫妻互教互學的動人場麵隨處可見。您現在聽到的這首《夫妻識字》就來源於著名作曲家馬可在延安時期創作的秧歌劇。

歌曲《夫妻識字》：識字牌牌兒好比明燈一盞，牌牌兒上的字兒我記心間。什麽字你記心間？這兩個字兒叫“生產”，你把那生產講一講，邊區的人民怎麽生產……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文盲率高達80%以上，成為製約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1950年9月，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後，一場大規模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其中，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在全國範圍廣泛推行。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1952年《新聞簡報》：使文盲在150小時裏，會認1500到2000個字。“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使很多戰士、工人，在短時期內脫盲。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先後四次開展掃盲運動，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不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也改變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運，為新中國建設以及各項事業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約有人口5.5億，那時的文盲率高達80%。文盲成為新中國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掃盲成為擺在新政權麵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便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學習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1956年，周恩來總理號召全國人民向現代科學文化進軍，於是，第二次掃盲運動又掀起高潮；兩年後，陳毅元帥在有關會議上說：掃盲是使6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非幹好不可，第三次掃盲運動吹響了號角。從1949年到1960年約有1.5億人參加了掃盲和各級業餘學校的學習。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農村的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從1949年到1969年，新中國通過4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先後有1億多中國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規模並卓有成效的掃盲運動，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奇跡。

第一次掃盲高潮：“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那時，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現狀將會給建設一個新中國造成多大阻礙。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會議明確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於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全國各地開始辦起“掃盲班”。城市、工廠的掃盲班多辦於夜間，農村的掃盲班則多開辦在冬季農閑時節，也被稱為“冬學”。

為了盡快地提高識字水平，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利用注音識字創造了《速成識字法》。同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隻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推廣，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的掃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據東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到25.8萬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任命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

由此，速成識字法逐漸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一時間在全國工廠、農村掀起了運用速成識字法掃盲的高潮。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在掃盲教師隊伍建設上，則提出：“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

第二次掃盲高潮：“把掃盲作為國家大計”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山東東南部一個僅有30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隻有9個人識字。村裏安排記公分的記工員，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經常就寫不出來了，有的做記號，有的幹脆就直接用腦子記，到了結賬時候往往就成了糊塗賬。

麵對現實迫切的問題，村青年團支部研究出了對策：先讓村裏的年輕人識字學文化，儲備記工員的後備資源。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劃分學習小組，並聘請高小畢業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級，即高年級的小學)擔任教員。學習班的教學內容與“培養記工員”緊密地結合起來，教授姓名、地名、農活、農具、牲畜等有關的字詞。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村裏115名青年，19人當上了記工員，92人能夠記自己的工賬。

高家柳溝村的成功經驗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訊》雜誌上。1955年9月，毛澤東在讀過這篇文章後，當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認為，在當時我國學齡兒童入學率低、成人多數文盲的情況下，“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指出：“這個經驗應該普遍推行”。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之後，毛澤東還親自製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

由此，全國範圍內再次掀起了掃盲運動的高潮。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第三次掃盲高潮：毛主席批評掃盲浮誇

1958年2月，在“大躍進”的背景下，掃盲工作也出現了“大躍進”。3月，全國召開了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但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要在5年內完成掃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躍進形勢下，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

1958年1月，黑龍江省寧安縣率先宣布成了基本無文盲縣。隨後，黑龍江省提出了“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經過3個月的大幹，成為全國第一個無文盲省。

為了完成指標，各地出現了浮誇、虛報的現象。據當時報道，僅1958年1至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對於這一時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誇現象，毛澤東作出過批評。在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談到“作假問題”時，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

第四次掃盲高潮：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

掃盲運動經過三次高潮後，新中國的文盲已經大大減少。但是，怎樣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和提高廣大勞動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後要突破的難題。

1960年4月，一份來自山西省委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報告說，山西省萬榮縣過去10年來一貫重視掃盲工作，但複盲現象嚴重。1958年10月，他們決定在全縣推行漢語拚音方案，高速度地開展掃除文盲和業餘教育運動。1959年10月，縣委進一步總結了注音掃盲的經驗，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一鼓作氣，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萬民教、萬民學的注音掃盲高潮，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僅2個月即實現了青壯年無文盲縣的目標。他們所采取的注音識字的步驟是：一是學習掌握漢語拚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認識漢字，三是大量閱讀注音書報，不斷擴大識字量。

毛澤東看後，十分高興，親自為這一報告擬題：《山西省委關於在全省推廣萬榮縣注音掃盲經驗，爭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為無盲省向中央的報告》。他指示將這一報告印發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並在黨報發表。他還滿懷信心地希望經過1961年的努力，爭取全國比山西遲一年完成掃盲任務。4月22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這一指示。

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一個“學萬榮、趕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高潮。大規模的注音掃盲運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次掃盲高潮的時間並不長，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掃盲運動也進入了調整。但掃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1964年，我國開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麵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yongbing1993]

高考晉升大門慢慢被特權所管控






《高考》盛事，幾乎每一個經曆過高考的學生、每一個曾經供養高考生的家庭都為此付出過巨大代價。當然除了第一批七七、七八屆及之後的幾屆之外, 因為當時處於社會轉變之機, 即享受到社會主義的免費社會福利, 上幾年學後國家還統一分配工作, 工作後有了工作經驗後就享受到私有化的好處。所以最初幾屆的上了大學後都很快成名獲利發家致富當官發財了。這幾屆大學生就開始吹自己有多了不起。每一個都念念不忘鄧小平的好。

然而，高考這道晉升的大門也在一點一點慢慢被特權階層所管控。如今教育之弊，半世紀以前已經被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然而這些問題時至今日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在一步步地擴大、蔓延。其實中國之弊病，未能防微杜漸的又豈止教育這一項呢......

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1977年冬天，中國五百七十萬考生走進了高考考場。當年全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二十七點三萬人。1978年，六百一十萬人報考，錄取四十點二萬人。七七級學生1978年春天入學，七八級學生秋天入學，兩次招生僅相隔半年。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國，迎來了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考試，報考總人數達到1160萬人。

一九七七年當時教育部以“來不及改變”為由，決定仍然維持“文革”中推薦上大學的辦法，並剛剛將方案送出上報中央。這引起了鄧小平邀請的三十多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反對，紛紛揭露這種辦法的弊病，並主張立即恢複高考，建議如果時間來不及可推遲當年招生時間。這些意見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鄧要求教育部立即把報告送中央的報告追回來。鄧小平的明快果斷，當即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但一九七一年在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上通過的《紀要》，是毛主席圈閱“同意”，並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國的，“推薦上大學”這種招生辦法是形成了法律的。然而鄧小平一句話否定了。而且當時鄧小平還是一個付總理, 上有中共中央、中央主席、中共書記、國務院、教育部等很多頭頭。但鄧小平就是說了算"法律"的。

走資派官方各種文件網站報刊上都吹捧鄧小平"1977年恢複高考製度，不僅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尤為重要的是為我國在新時期及其後的發展和騰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不僅具有很深遠的曆史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文革後的1973年由基層各用人單位推薦考大學即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時, 有個考生考試結果為：語文38分，數學61分，物理化學6分。被稱之為"交白卷。而走資派在1977年"恢複高考"後第一批考生570萬中被錄取27.3萬學生中, 其中有一考生語文85分, 數學12分。前者畢業後回鄉村。後者畢業後離開鄉村。

"這個1977年，25歲，在湖南衡陽一個小學擔任老師。1968年初中畢業，69年下放到農村，在農村一共呆了4年10個月。1973年上師範學院，畢業後回到原小學任教。真沒想到1977年還有一次機會考大學。當時要上課，還擔任班主任；基本沒有複習。後來集中精力複習自己能夠得分的那幾門課。當時沒有請過一天假複習。考了語文、政治、數學、曆史、地理。曆史和地理兩門課算一科，大概算四門課。因為一直做老師看拚音寫出漢字拚音基礎比較好，看了這一題心裏就定了很多。記得拚音注字是：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這句話我一看就讀出來了，寫了出來。考語文心裏就很踏實了，剛進考場的時候開始還是慌張的。其他還有改病句、改錯字等題目。其實那時候題目不是很難，按現在的標準是很容易的。因為從小喜歡曆史和地理，所以考得不錯，記得我拿到85分的高分。最差的是數學，因為我們那時候基本沒有學過。還算對了一道代數題，拿了12分。當時非常高興。

我們那時候高考誌願以服從分配為主。同學中年齡小的17、8歲，大的有34、5歲有兩個孩子。年齡差距很大。有的是老三屆，66年的高中畢業生，有的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我們是師範學生，國家有生活補貼。我們班有個同學，年齡比較大，有兩個孩子。他是家裏的主要勞動力，他卻來讀書了。他就把每個月的夥食費省下來寄回家裏。我們畢業的時候是第一屆大學畢業生，很多單位搶著要，後來都成為工作上的骨幹。應該說是圓了我的一個夢，一個大學夢，而且改變了我的人生。通過學習我能讓家庭和生活過得更好。畢業後，被留校任教，後來又被送到其他大學去繼續深造，做了大學老師。如果不是鄧小平當年拍板恢複高考，我應該會在那個鄉村小學工作一輩子。當年上大學靠推薦，我們是第一批憑自己的本事考進大學的，所以都很驕傲和自豪。在那樣的氛圍裏麵，我們當然更加自豪。像之前靠推薦上大學，我這樣出身不好、家庭成分有問題的人是沒有機會的。（73年是怎麽上大學的?）高考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複辟資本主義的舊式《高考》之後，幾乎每一個經曆過高考的學生、每一個曾經供養高考生的家庭都為此付出過巨大代價，因為高考被看作是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一條至關重要的通道。

然而許多有識之士發出的批判文章時有見諸謀體, 例如《高考製度從來不公平，也無法再做社會公平的遮羞布》分析道：高考這道晉升的大門也在一點一點慢慢被特權階層所掌控獨占, 成為特權階層管控人們之工具。

如今教育之弊，改開後出現了許多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改開特權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例如“私人授課”業。“代人考試”業。“論文出售”業。“畢業證書製造”業。......

這種行業為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改開後的教育製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改開後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都己產業化，也早已成為有錢階級進入特權上層社會的階梯。“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

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有了上述行業，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麽說，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何來“一律平等”？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改開後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社會根源的是在《文革》中，半世紀以前已經被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然而這些問題時至今日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在一步步地擴大、蔓延。其實中國之弊病，未能防微杜漸的又豈止教育這一項呢......下麵雖是毛澤東半世紀前對教育問題的論述之節選，然而其中所提卻無一不戳中當今教育的痛點。

毛澤東說:我早就說過，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架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作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美國的佛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

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優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麽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如今的大學生證實了這種懷疑。

[yongbing1993]

為什麽要學習學習什麽怎樣學習






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具體回答了為什麽要學習？學習什麽？怎樣學習？如何推動學習？和如何鞏固學習？等五個問題，是毛澤東幹部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獻。

為什麽要學習？毛澤東：“再不進貨隻有關門大吉”。

一是要領導革命，沒有學問是不成的。早在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就指出，要領導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鬥爭，沒有學問是不行的。毛澤東突出強調，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門大學問，可以大大提高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戰鬥力。

二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毛澤東說：“我們隊伍裏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毛澤東形象地說：我們的好多幹部本領隻有一點點，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不進貨，隻有關門大吉。“進貨”就是學習本領，這是我們許多幹部所迫切需要的。

三是要建設一個有戰鬥力的大黨、強黨。毛澤東指出：“黨、政、軍、民、學各種機關的在職幹部，均應一麵工作，一麵學習。”隻有學習，才能培養大批的有學問的幹部做骨幹，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有戰鬥力的中國共產黨”。

學習什麽？毛澤東提出學習的三大任務。

1938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學習的三大任務：

一是要係統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

二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對我們民族數千年的曆史遺產給以批判的總結。

三是要研究抗日戰爭（民族戰爭）的特點和規律。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再次指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固然很難，但共產黨員必須讀通其中的道理。同時對黨的建設、聯共黨史等，“要長期地學下去”。而對黨的政策看一眼就丟掉亦是不對的，“應該把黨的政策經常地研究”。一切皆在變化之中，“不研究黨的政策，單學習那些理論是不夠的，會跟實際脫節的”。一句話，既要研究理論，又要研究實踐，要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

怎樣學習？毛澤東：“擠”和“鑽”

全麵抗戰時期，共產黨的幹部既要生產又要作戰，還要完成其他日常工作。

“沒有功夫”成為許多幹部不學習的理由。針對這一點，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不學習理論是不對的，有問題就要想法子解決，這才是共產黨員的真精神。毛

澤東指出，“擠”是一個好辦法，“我們現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就用‘擠’的法子叫它讓讓步，在每天工作、吃飯、休息中間，擠出兩小時來學習，把工作向兩方麵擠一擠，一個往上一個往下，一定可以擠出兩小時來學習的。”

延安時期，部分黨員幹部限於自己的識字水平，以“看不懂”為借口抵觸學習。

對此，毛澤東給出的方法是“鑽”，毛澤東指出，對我們不懂的東西，不能隻取守勢，不取攻勢，“如果我們把不懂以仇人的態度不講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攻無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壘攻下來”，“頑強的敵人，正麵攻不下，就用旁襲側擊，四麵包圍，把它孤立起來，這樣就容易把它攻下。”

如何推動學習？毛澤東：要進“無期大學”

毛澤東提到，在職幹部教育製度很好，“是一個新發明，是一個新發明的大學製度”。

這個大學是天下第一，是“無期大學”，是延安的獨創，任何人都可以進。各級政府、各個民眾團體、各類學校，乃至軍隊都應該設立類似的教育機構，建立學習製度，使黨員幹部有組織地學習。

但組織的學習不能傷害黨員幹部學習的熱情。

“學習運動的基礎，是我們同誌們自覺的熱情”。

學習運動的開展要有組織地進行，亦必須充分發揮個人積極性、主動性，要給黨員幹部自由看書的時間。

“我們的方法是采取個人活動與組織活動互相配合起來”，既要約束幹部完成“規定動作”，又極力提倡幹部做好“自選動作”。

如何鞏固學習？毛澤東：都要“學到底”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不要再學習了，這滿足就是我們學習運動的最大頑敵。”全黨的同誌，研究學問，都要“學到底”。

“學到底”，在毛澤東看來，至少有三層含義：

一是活到老學到老、長期學。毛澤東勉勵年長的同誌學習時說，“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

二是學習的內容要廣泛，理論問題、時事問題、政策問題都要學習，“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如果在世界上有許多自己不懂的東西，那共產黨人就不算最好的革命者。

三是學習要刻苦，“把學習的一切困難都克服下去”。毛澤東指出：“從什麽年月學好了、或者什麽天才，都是騙人的。有用的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具體環境與具體策略，用點苦功。”采取“學到底”方針，一定能克服自滿的壞現象。

毛澤東的“學習觀”：

學用統一觀：

在毛澤東看來，“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為重要的學習”。

毛澤東認為學和用是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學是基礎，用是目的，用也是學習的過程，學習是為了將學到的知識觀點轉化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更好地改進工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即學而能用，學而會用，學用統一，不可脫節。

毛澤東形象地指出，學習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一些同誌，學習目的不明確，隻是為了學習而學習，為了完成任務而學習，停留在單純的學習上，所以書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隻會片麵地引用馬恩列斯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實際問題，毛澤東嘲笑這種學而不用的人隻不過是“古董鑒賞家”而已。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毛澤東就擅長學以致用，如毛澤東一生酷愛讀史，對中國古典文學頗具研究，並能借鑒其中曆史經驗，來救國治國平天下。毛澤東還常常古籍新解，活用古籍名著中的地名、人物、語言，來為現實政治服務，這種活學活用的精神，值得每一個人學習。

毛澤東的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觀：

首先，毛澤東在我黨曆史上很早就認真關注和研究學風問題。

毛澤東揭示了學風的本質和內涵：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誌的工作態度問題。

毛澤東把學風納入黨的建設的理論框架，指出學風也是黨風，並且學風是“關係到中國革命事業興衰成敗的問題”，把學風問題擺在黨領導中國革命“第一個重要的問題”的位置上。

其次，毛澤東大力倡導理論聯係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

毛澤東在運用馬列原理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明確地把理論聯係實際確定為黨的學風，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學風觀，為黨的學風建設奠定了基石。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再次，毛澤東同各種不良的學習風氣作堅決鬥爭，特別是旗幟鮮明地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還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文章，從理論上對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對於糾正黨內不良學風、改造全民族的學習起到了正確的引導作用。

毛澤東的全民學習觀：

今天中國《全民學習》己成一個文化現象。而這種思想萌芽在毛澤東的學習觀中早已有之。也是從毛澤東開始形成的。

毛澤東從戰爭年代起，就十分關心廣大人民群眾的啟蒙教育運動。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更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號召人人都要努力學習，並針對不同對象提出不同的學習要求：

首先，教書育人的知識分子要繼續改造學習，並且強調要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

其次，年輕人比成年人更需要學習，要學習成年人已經學會的許多東西。

再有，農民要抓緊識字學文化，以適應從事生產勞動的需要。

還要廣大幹部應把工作以外的時間和精力主要放在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上，形成學習上你追我趕、比學趕幫的好風氣。

毛澤東在強調學習時，著重針對黨的領導幹部，指出領導幹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幹，他們是否學習以及學習的好壞，對實現黨的曆史使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此強調各級黨政領導要帶頭學習，成為群眾的表率。

此外，毛澤東還提出，學無止境，一萬年以後還要學習。

毛澤東的全麵學習觀：

首先，在認識的來源上，毛澤東重視書本知識，也重視實際知識。

既提倡讀“有字之書”，也提倡讀“無字之書”，

甚至把讀“無字之書”看得比“有字之書”更重要。

“無字之書”就是群眾，就是社會實際和社會實踐。

在許多講話和談話中，毛澤東引用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反複說明一個道理：

毛澤東強調光有書本知識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會生活中去學習實際知識，這是最豐富生動的知識。

毛澤東曆來反對死讀書，讀死書，提出要多向社會學習、向實際學習、向民眾百姓學習，才能成為既掌握了書本知識又有實際經驗的比較完全的知識分子。

其次，在學習的對象上，毛澤東主張，無處不學，無事不學，無人不學，“要學習和研究當代和曆史上的各種東西”。

既提出“要向古人學習”，做到“古為今用”。

又發出“向外國人學習”的口號，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做到“洋為中用”。

最後，在學習的內容上，毛澤東認為，學習要有寬度，要博覽群書，有一定的知識麵，構建一定的知識結構。包括哲學、經濟、政治、軍事、文學、曆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等。

毛澤東：“學問很多，大體要稍微摸一下”，“要把革命事業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yongbing1993]

反對注入教學法不要把分數看重





毛澤東：”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毛澤東：”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毛澤東：”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教育製度要改革〔１〕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

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

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

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

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

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

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

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

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這是毛澤東同他的侄子、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生毛遠新談話紀要的節錄。

“1958年，毛澤東視察南開大學、天津大學，高度肯定了天大的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聽說天津有60多所中學。辦起了生產車間或校辦工廠，說：學校是工廠，工廠也是學校，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是學校，要好好辦。要講實際，科學是反映實際，是講實際的道理。不知道實際，老講書本上的道理，怎麽成？（《毛澤東年譜》3，406，1958.8.13）

幾年後，毛澤東在與哈軍工學習的侄子毛遠新的幾次談話中指出，“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毛澤東年譜》，5，380，1964.7-8）

幾天後，毛澤東明確提出，“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毛澤東年譜》，5，401，1964.8.29）”

教育應該重視實踐（尤其是理工科），而文科應該是情懷和思想上的培養，現在的分數教育確實嚴重，都是想成為人上人，一定程度造成了內卷，而教員的絲路是對的，應該與生產勞動結合，與基層實踐者結合。確定是為集體服務的教育，而不是人上人和自私，官本位等。

有人把毛澤東思想精髓概括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如此概括很難體現毛澤東思想的本質特征，也使毛澤東思想變得抽象空洞，實際上是在歪曲毛澤東思想，因為古今中外，但凡稍有成就，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政治家，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科學家、專家教授學者，都會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這裏的“人民”指的是以工人、農民、解放軍為代表，處於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而不是當下以官員、老板、買辦和依附於前三者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精英。

毛澤東思想非常具體，如他在工業領域提出以“一參二改三結合”為主要內容的“鞍鋼憲法”，在外交領域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等，他的《論十大關係》更是治國理政的經典文獻，對當下同樣極具現實意義。聯係新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正反兩方麵實際，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理解將更透徹，領悟將更深刻，收獲將更豐富。

這篇《毛主席論教育革命》，是毛澤東1964年7月和毛遠新談話紀要的節錄，他在談話中提出“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 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等觀點，對當下的教育改革很有借鑒意義。事實上，當下教育之所以問題頻出，就是因為偏離了毛澤東思想。

當然，對毛澤東思想我們也應堅持曆史地、辯證地理解，如他提出“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這裏的階級鬥爭主要指社會實踐，雖然也包括對敵對勢力的鎮壓，但更主要的是指無產階級思想、共產主義理想與封建階級、資產階級思想及上層建築進行辯論鬥爭並最終取得勝利的過程，當然也包括以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改造過程，絕不是某些公知和無良學者宣揚的所謂“肢體鬥爭”、“殘酷迫害”和駭人聽聞的“打砸搶”行為。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yongbing1993]

學校要減輕學生負擔要辦好學校






關於學校要減輕學生負擔的批語〔１〕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陸定一〔２〕同誌：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根據手稿刊印。已編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注釋

〔１〕這個批語寫在共青團中央辦公廳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編印的《團的情況》（增刊）第十八期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上。文章說，據共青團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們對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二年級一個班調查，發現學生由於學習負擔過重，體育鍛煉運動量過大，課餘活動多，嚴重地影響了學生的身體健康。

〔２〕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文教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


關於辦好學校問題的意見〔１〕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辦教育也要看幹部。一個學校辦得好不好，要看學校的校長和黨委究竟是怎麽樣，他們的政治水平如何來決定。學校的校長、教員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是學生為校長、教員服務的。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 這是毛澤東接見以教育部長貢特·塞拉為首的幾內亞教育代表團和幾內亞總檢察長法迪亞拉及夫人時談話的一部分。

學生負擔過重危害很大：

●嚴重阻礙素質教育的實施

●損害學生的身心健康

●影響“兩基”鞏固提高

●影響融洽健康的師生關係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嚴重違背了少年兒童身心發展規律，使學生的全麵發展受到了影響。社會各界強烈呼籲：要采取切實措施把中小學生從過重負擔中解放出來，還給孩子們一個“金色童年”。

在一些地方和學校，在考試和升學壓力下，一些副科不受重視、課時被任意減少的情況較為普遍。在有的學校，活動課變成了作業課、複習課，語文、數學等主科大量擠占非考試性科目的教學時間，學生苦於應付頻繁的考試和大量的習題，培養個人興趣和愛好的空間減少，學習動力和興趣嚴重欠缺。

片麵追求升學率和考試成績帶來的是學生知識和素質的“畸形”發展。記者在某省城調查時發現：一小學三年級50名學生中50％的人不知道蔬菜種在地裏，75％的學生不知道菜油來源於油菜，65％的學生不知道甘蔗能榨糖，45％的學生不知道棉花可以做衣服。這種種現象表明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嚴重阻礙了素質教育的實施。

課業負擔過重損害了學生的身心健康。學習時間過長，導致一些學生睡眠嚴重不足，身體素質下降。

據最新一次的我國中小學生體質、健康狀況抽樣調查，城市小學生近視率為22.78%，初中生為55.22％，高中生為79.34％。農村小學男生為11.6％，女生為15.7％；初中男生為35.5％，女生為44.6％；高中男生為53％，女生為64％。一些學生在緊張、壓抑的心理狀態中，缺乏自信心和進取心。

在學校和家庭壓力下，一些少年兒童對學習、對學校、對教師、對家長產生了逆反心理，甚至釀成了一些悲劇。社會上出現了“救救孩子”的呼聲，青少年則發出“還我童年”、“還我青春”的呼喚。某省在對中小學生健康狀況的調查中發現：在視力、耐力、速度、力量、柔韌性等指標上已經出現下降趨勢，近幾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體檢完全合格的僅占15％左右。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某市小學五年級和初中二年級每學期教輔資料和專題教育讀本費用分別為59.45元和156.70元，均超過了購買教科書的費用。

再加上一些學校的亂收費和其他方麵的搭車收費，使農村不少學生因繳不起費而失學，因而延緩了九年義務教育的實施。在有些地方，青少年中的文盲、半文盲開始回升，嚴重影響了“兩基”的鞏固提高。當前“項基”工作存在的突出問題之一是初中生輟學率回升。

據一些省統計，其中因家庭經濟困難轅學的占50％左右。有的學生用於購買複習資料、參加培訓班的費用已經大大超過正常的學費和書本費，一些經濟困難的學生家庭不堪重負。

中小學生負擔過重也增加了家長的經濟負擔，還損害了教育的形象。一些家長抱怨學校派給家長的事情太多，動不動就開家長會，把原本應該由教師在學校教給學生的東西布置給家長，家長隻好陪著孩子“加班”。

過重的課業負擔還影響了健康融洽的師生關係。少數缺乏責任心的教師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課堂效率上，而熱衷於補課收取報酬，引起家長和學生的反感。

在為數不少的學校，教師處罰學生的一大方式就是罰抄寫課文或做習題數十甚至上百遍，在加重學生負擔的同時，這些簡單粗暴又不負責任的做法直接導致了師生關係的惡化。

在感受到負擔過重帶來的嚴重後果的同時，減輕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正逐步成為教育界和全社會的共識。一些人士呼籲：對已經出台的減輕學生負擔的有關規定，一定要加強執行情況檢查，要真正貫徹落實，不能有章不循，有禁不止。

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主要靠升學率和考試排隊來評定學校辦學成績，因學校之間的辦學水平的差距，招生製度，考試對學生教材，過多、過難、過重、過深的教學內容。學生教材和輔導資料的發放，向學生發放輔導用書，各類麵向中小學學生的競賽和評獎活動。

[yongbing1993]

《要想當先生》《得先當學生》






《教師要向人民群眾學習》

《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１〕

毛譯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裏學得知識，製定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而且當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

二，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麽文學工廠、曆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

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

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這是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的談話節錄。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曆史的發展是人和社會發展的統一。

其中，人的發展推動社會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通過人的發展來獲得體現。

但是，人的發展並非社會發展自然而然的結果。

無論是人的素質還是能力的提升，都離不開教育。

為了讓更多的人適應社會發展的各種新情況新要求，教育的作用就顯得尤為突出。

教育，必定有教育者與受教育者。

由此帶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教育者是否需要先接受教育？

對此，毛澤東在1957年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緊密結合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明確提出，“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

知識分子首先是教育者，而“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還對知識分子為什麽要再學習、學什麽、如何學以及社會應該如何幫助他們學等問題作了闡述。

這些重要思想，對於引領新時代廣大教育工作者主動改造自我、全麵提升能力素質、積極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需要，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針對法國唯物主義學說割裂“環境創造人”和“人創造環境”之間的辯證關係的錯誤觀點，明確提出“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從而得出“教育者先受教育”的科學結論。

毛澤東提出“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可謂與此觀點一脈相承。

教育者肩負傳道、授業、解惑的光榮使命和崇高職責，但要能傳道、授業、解惑，首先得明道、信道，先行增強本領，不斷提升破解難題的能力。

當今時代，信息網絡高度發展，知識更新日益加速，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層出不窮，對教育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教育者要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真正成為“好先生”，就必須不斷加強學習，提升理論水平和實踐本領，這樣才能真正擔負起教育別人的職責和使命。

俗話說得好，“一盞昏暗的燈照不亮周圍的環境”。教育者如果不首先自己明道、信道，隻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yongbing1993]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






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１〕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其實，入學前的小孩，一歲到七歲，接觸事物很多。

二歲學說話，三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

這就是觀察世界。

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點。

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

現在的哲學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

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

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麵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麵工作，一麵教。哲學、文學、曆史，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裏教嗎？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　這是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