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掃盲》，這是幾千年來的獨一無二舉世無雙的《工農教育》。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工農教育》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來。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可以問問你們的工人農民的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的幾代年輕人，在享受著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工農教育》紅利，經幾十年後的今天，再來看看貧富差距不斷加大，階級固化越來越嚴重之後，那些固化後的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上學讀書嗎？還能參與高考上大學嗎？即便大學畢業能找個好工作嗎？走資派們用“改變命運“來忽悠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還信嗎？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設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學和識字組，孩子教媽媽識字、夫妻互教互學的動人場麵隨處可見。您現在聽到的這首《夫妻識字》就來源於著名作曲家馬可在延安時期創作的秧歌劇。

歌曲《夫妻識字》：識字牌牌兒好比明燈一盞，牌牌兒上的字兒我記心間。什麽字你記心間？這兩個字兒叫“生產”，你把那生產講一講，邊區的人民怎麽生產……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文盲率高達80%以上，成為製約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1950年9月，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後，一場大規模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其中，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在全國範圍廣泛推行。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1952年《新聞簡報》：使文盲在150小時裏，會認1500到2000個字。“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使很多戰士、工人，在短時期內脫盲。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先後四次開展掃盲運動，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不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也改變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運，為新中國建設以及各項事業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約有人口5.5億，那時的文盲率高達80%。文盲成為新中國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掃盲成為擺在新政權麵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便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學習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1956年，周恩來總理號召全國人民向現代科學文化進軍，於是，第二次掃盲運動又掀起高潮；兩年後，陳毅元帥在有關會議上說：掃盲是使6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非幹好不可，第三次掃盲運動吹響了號角。從1949年到1960年約有1.5億人參加了掃盲和各級業餘學校的學習。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農村的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從1949年到1969年，新中國通過4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先後有1億多中國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規模並卓有成效的掃盲運動，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奇跡。

第一次掃盲高潮：“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那時，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現狀將會給建設一個新中國造成多大阻礙。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會議明確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於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全國各地開始辦起“掃盲班”。城市、工廠的掃盲班多辦於夜間，農村的掃盲班則多開辦在冬季農閑時節，也被稱為“冬學”。

為了盡快地提高識字水平，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利用注音識字創造了《速成識字法》。同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隻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推廣，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的掃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據東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到25.8萬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任命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

由此，速成識字法逐漸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一時間在全國工廠、農村掀起了運用速成識字法掃盲的高潮。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在掃盲教師隊伍建設上，則提出：“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

第二次掃盲高潮：“把掃盲作為國家大計”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山東東南部一個僅有30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隻有9個人識字。村裏安排記公分的記工員，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經常就寫不出來了，有的做記號，有的幹脆就直接用腦子記，到了結賬時候往往就成了糊塗賬。

麵對現實迫切的問題，村青年團支部研究出了對策：先讓村裏的年輕人識字學文化，儲備記工員的後備資源。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劃分學習小組，並聘請高小畢業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級，即高年級的小學)擔任教員。學習班的教學內容與“培養記工員”緊密地結合起來，教授姓名、地名、農活、農具、牲畜等有關的字詞。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村裏115名青年，19人當上了記工員，92人能夠記自己的工賬。

高家柳溝村的成功經驗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訊》雜誌上。1955年9月，毛澤東在讀過這篇文章後，當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認為，在當時我國學齡兒童入學率低、成人多數文盲的情況下，“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指出：“這個經驗應該普遍推行”。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之後，毛澤東還親自製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

由此，全國範圍內再次掀起了掃盲運動的高潮。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第三次掃盲高潮：毛主席批評掃盲浮誇

1958年2月，在“大躍進”的背景下，掃盲工作也出現了“大躍進”。3月，全國召開了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但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要在5年內完成掃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躍進形勢下，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

1958年1月，黑龍江省寧安縣率先宣布成了基本無文盲縣。隨後，黑龍江省提出了“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經過3個月的大幹，成為全國第一個無文盲省。

為了完成指標，各地出現了浮誇、虛報的現象。據當時報道，僅1958年1至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對於這一時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誇現象，毛澤東作出過批評。在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談到“作假問題”時，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

第四次掃盲高潮：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

掃盲運動經過三次高潮後，新中國的文盲已經大大減少。但是，怎樣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和提高廣大勞動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後要突破的難題。

1960年4月，一份來自山西省委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報告說，山西省萬榮縣過去10年來一貫重視掃盲工作，但複盲現象嚴重。1958年10月，他們決定在全縣推行漢語拚音方案，高速度地開展掃除文盲和業餘教育運動。1959年10月，縣委進一步總結了注音掃盲的經驗，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一鼓作氣，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萬民教、萬民學的注音掃盲高潮，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僅2個月即實現了青壯年無文盲縣的目標。他們所采取的注音識字的步驟是：一是學習掌握漢語拚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認識漢字，三是大量閱讀注音書報，不斷擴大識字量。

毛澤東看後，十分高興，親自為這一報告擬題：《山西省委關於在全省推廣萬榮縣注音掃盲經驗，爭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為無盲省向中央的報告》。他指示將這一報告印發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並在黨報發表。他還滿懷信心地希望經過1961年的努力，爭取全國比山西遲一年完成掃盲任務。4月22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這一指示。

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一個“學萬榮、趕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高潮。大規模的注音掃盲運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次掃盲高潮的時間並不長，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掃盲運動也進入了調整。但掃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1964年，我國開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麵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