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舊學校教育有三大壞處

毛澤東：舊學校教育有三大壞處

 

 

青年學生這段時期，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教學實踐。

毛澤東曾擔任學校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長，並主持創辦《農民夜學》（1917年）。創辦《農民夜學》的目的，

一是“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者能力之材”。

二是提供“實習之場”，更重要的是克服學校與社會“相隔相疑”的弊端，實現“疏通隔閡，社會與學校團結一氣”。

在湖南一師畢業前夕（1917年9月），毛澤東曾在一師附小教育實習，現在還可查到當時毛澤東的一篇國文教學教案，其中將這節課分為環環相扣的5個環節，

一是讀(字)，

二是講文法，

三是做選例，

四是補助教授未及之知識，

五是練習。

教案通篇體現了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適應個別差異，擴充內容，與社會相聯係，將知識教育、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融為一體的教學思想。

畢業後（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附小當主事(相當於校長)，毛澤東發動學生組織自治會，提出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參加教務會議，對教師、教學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見。提出發揚學生自治精神，發展學生個性，不開除一個學生等建議，均被采納，對湖南一師營造民主自由的校風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澤東成為共產黨員後，毛澤東仍然傾力於《教育》。

毛澤東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務主任（1921年8月）。

在其《入學須知》中明確宣布“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

學員應“養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招生隻憑學力，不限資格。

學習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討論為主，強調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

《自修大學》還附設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室，收集當時國內可能收集到的進步書刊報紙，供學生自學用。

《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公開招生，招收進步知識青年和工農青年。

《自修大學》的學生來自13個縣，最多時達200多人。

這所大學社會反響很大，連著名教育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也予以積極支持，讚揚《自修大學》的“主義實在是顛撲不破的”，並任該校名譽校董。

1923年11月，該《自修大學》被軍閥趙恒惕封禁，毛澤東又辦了一所正規中學——《湘江中學》，原來在《自修大學》的二百多學生，大部分轉到了這所學校。

這樣的履曆難道還不能說明毛澤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教育家嗎？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舊中國教育製度》的種種弊端，提出了極富創新價值和遠見卓識的改進方向。這使他遠遠高於一般的職業教育家。

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總結舊學校教育有三大壞處:

“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麽施教受教，一種商業行為罷了！

學校的第二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這些，隻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製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隻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隻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最大的缺點，有心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

學校的第三壞處，是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之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的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庸儒的墮落浮塵，高材的相與裹足。”

今天四十多年來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無數學生們，經曆過學校教育的人們，當你們讀到這些評論的時候做何感想？難道沒有一種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的心靈？難道沒有感覺到，盡管時代已經不同，可舊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靈一樣在你們身邊遊蕩？

[yongbing1993]

《要想當先生》《得先當學生》






《教師要向人民群眾學習》

《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１〕

毛譯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裏學得知識，製定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學生的。而且當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

二，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麽文學工廠、曆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

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

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這是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的談話節錄。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曆史的發展是人和社會發展的統一。

其中，人的發展推動社會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通過人的發展來獲得體現。

但是，人的發展並非社會發展自然而然的結果。

無論是人的素質還是能力的提升，都離不開教育。

為了讓更多的人適應社會發展的各種新情況新要求，教育的作用就顯得尤為突出。

教育，必定有教育者與受教育者。

由此帶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教育者是否需要先接受教育？

對此，毛澤東在1957年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緊密結合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明確提出，“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

知識分子首先是教育者，而“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還對知識分子為什麽要再學習、學什麽、如何學以及社會應該如何幫助他們學等問題作了闡述。

這些重要思想，對於引領新時代廣大教育工作者主動改造自我、全麵提升能力素質、積極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需要，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針對法國唯物主義學說割裂“環境創造人”和“人創造環境”之間的辯證關係的錯誤觀點，明確提出“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從而得出“教育者先受教育”的科學結論。

毛澤東提出“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可謂與此觀點一脈相承。

教育者肩負傳道、授業、解惑的光榮使命和崇高職責，但要能傳道、授業、解惑，首先得明道、信道，先行增強本領，不斷提升破解難題的能力。

當今時代，信息網絡高度發展，知識更新日益加速，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層出不窮，對教育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教育者要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真正成為“好先生”，就必須不斷加強學習，提升理論水平和實踐本領，這樣才能真正擔負起教育別人的職責和使命。

俗話說得好，“一盞昏暗的燈照不亮周圍的環境”。教育者如果不首先自己明道、信道，隻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yongbing1993]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






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１〕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其實，入學前的小孩，一歲到七歲，接觸事物很多。

二歲學說話，三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

這就是觀察世界。

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點。

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

現在的哲學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

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

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麵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麵工作，一麵教。哲學、文學、曆史，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裏教嗎？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　這是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部分

[yongbing1993]

年輕人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掃盲》，這是幾千年來的獨一無二舉世無雙的《工農教育》。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工農教育》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來。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可以問問你們的工人農民的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的幾代年輕人，在享受著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工農教育》紅利，經幾十年後的今天，再來看看貧富差距不斷加大，階級固化越來越嚴重之後，那些固化後的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上學讀書嗎？還能參與高考上大學嗎？即便大學畢業能找個好工作嗎？走資派們用“改變命運“來忽悠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還信嗎？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設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學和識字組，孩子教媽媽識字、夫妻互教互學的動人場麵隨處可見。您現在聽到的這首《夫妻識字》就來源於著名作曲家馬可在延安時期創作的秧歌劇。

歌曲《夫妻識字》：識字牌牌兒好比明燈一盞，牌牌兒上的字兒我記心間。什麽字你記心間？這兩個字兒叫“生產”，你把那生產講一講，邊區的人民怎麽生產……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文盲率高達80%以上，成為製約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1950年9月，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後，一場大規模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其中，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在全國範圍廣泛推行。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1952年《新聞簡報》：使文盲在150小時裏，會認1500到2000個字。“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使很多戰士、工人，在短時期內脫盲。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先後四次開展掃盲運動，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不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也改變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運，為新中國建設以及各項事業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約有人口5.5億，那時的文盲率高達80%。文盲成為新中國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掃盲成為擺在新政權麵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便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學習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1956年，周恩來總理號召全國人民向現代科學文化進軍，於是，第二次掃盲運動又掀起高潮；兩年後，陳毅元帥在有關會議上說：掃盲是使6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非幹好不可，第三次掃盲運動吹響了號角。從1949年到1960年約有1.5億人參加了掃盲和各級業餘學校的學習。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農村的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從1949年到1969年，新中國通過4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先後有1億多中國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規模並卓有成效的掃盲運動，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奇跡。

第一次掃盲高潮：“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那時，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現狀將會給建設一個新中國造成多大阻礙。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會議明確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於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全國各地開始辦起“掃盲班”。城市、工廠的掃盲班多辦於夜間，農村的掃盲班則多開辦在冬季農閑時節，也被稱為“冬學”。

為了盡快地提高識字水平，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利用注音識字創造了《速成識字法》。同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隻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推廣，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的掃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據東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到25.8萬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任命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

由此，速成識字法逐漸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一時間在全國工廠、農村掀起了運用速成識字法掃盲的高潮。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在掃盲教師隊伍建設上，則提出：“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

第二次掃盲高潮：“把掃盲作為國家大計”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山東東南部一個僅有30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隻有9個人識字。村裏安排記公分的記工員，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經常就寫不出來了，有的做記號，有的幹脆就直接用腦子記，到了結賬時候往往就成了糊塗賬。

麵對現實迫切的問題，村青年團支部研究出了對策：先讓村裏的年輕人識字學文化，儲備記工員的後備資源。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劃分學習小組，並聘請高小畢業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級，即高年級的小學)擔任教員。學習班的教學內容與“培養記工員”緊密地結合起來，教授姓名、地名、農活、農具、牲畜等有關的字詞。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村裏115名青年，19人當上了記工員，92人能夠記自己的工賬。

高家柳溝村的成功經驗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訊》雜誌上。1955年9月，毛澤東在讀過這篇文章後，當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認為，在當時我國學齡兒童入學率低、成人多數文盲的情況下，“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指出：“這個經驗應該普遍推行”。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之後，毛澤東還親自製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

由此，全國範圍內再次掀起了掃盲運動的高潮。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第三次掃盲高潮：毛主席批評掃盲浮誇

1958年2月，在“大躍進”的背景下，掃盲工作也出現了“大躍進”。3月，全國召開了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但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要在5年內完成掃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躍進形勢下，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

1958年1月，黑龍江省寧安縣率先宣布成了基本無文盲縣。隨後，黑龍江省提出了“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經過3個月的大幹，成為全國第一個無文盲省。

為了完成指標，各地出現了浮誇、虛報的現象。據當時報道，僅1958年1至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對於這一時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誇現象，毛澤東作出過批評。在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談到“作假問題”時，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

第四次掃盲高潮：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

掃盲運動經過三次高潮後，新中國的文盲已經大大減少。但是，怎樣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和提高廣大勞動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後要突破的難題。

1960年4月，一份來自山西省委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報告說，山西省萬榮縣過去10年來一貫重視掃盲工作，但複盲現象嚴重。1958年10月，他們決定在全縣推行漢語拚音方案，高速度地開展掃除文盲和業餘教育運動。1959年10月，縣委進一步總結了注音掃盲的經驗，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一鼓作氣，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萬民教、萬民學的注音掃盲高潮，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僅2個月即實現了青壯年無文盲縣的目標。他們所采取的注音識字的步驟是：一是學習掌握漢語拚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認識漢字，三是大量閱讀注音書報，不斷擴大識字量。

毛澤東看後，十分高興，親自為這一報告擬題：《山西省委關於在全省推廣萬榮縣注音掃盲經驗，爭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為無盲省向中央的報告》。他指示將這一報告印發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並在黨報發表。他還滿懷信心地希望經過1961年的努力，爭取全國比山西遲一年完成掃盲任務。4月22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這一指示。

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一個“學萬榮、趕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高潮。大規模的注音掃盲運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次掃盲高潮的時間並不長，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掃盲運動也進入了調整。但掃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1964年，我國開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麵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yongbing1993]

教育是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






《教育》是為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服務的。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

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赫魯曉夫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我們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

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確的團結方針，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勝利。對於搞陰謀詭計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饒、彭、黃〔２〕等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陰謀，他要搞，有什麽辦法，現在還有要搞的嘛!搞陰謀的人，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五個指頭，四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

完全的純是沒有的，這個道理許多人沒有想通。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成其為社會。完全的純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成其為社會，不合乎辯證規律。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一。掃地，一天到晚掃二十四個鍾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曆史上哪年純過嗎?但是卻沒有把我們搞垮。帝國主義也好，我們黨裏冒出來的修正主義也好，都沒有把我們搞垮。解放以後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搞垮了我們沒有?沒有。搞垮我們是不容易的，這是曆史經驗。

人是可以改變的。有少數人變不了，吃了飯就罵人，各省都有一點，是極少數，不變也可以，讓他們去罵。對那些犯錯誤的人，要勸他們改好。要幫助人家改正。隻要他認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沒完。

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幹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條，有事要跟同誌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鍾頭，不讓人家講話。不要開會時讚成，會後又翻案，又說不讚成。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一個指揮員指揮打仗，三個仗，勝二個，敗一個，就可以當下去。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認為隻有自己才行，別人什麽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大人物，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還是在前進。

但是，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根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釋

〔１〕 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出版前曾經毛澤東審定。
〔２〕 高，指高崗。饒，指饒漱石。彭，指彭德懷。黃，指黃克誠。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黃克誠與張聞天、周小舟被錯誤地定為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yongbing1993]

批判舊教育製度樹立新教育製度





批判舊教育製度，是為了樹立新的教育製度。毛澤東為此做了大量探索。

1921年，毛澤東起草《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開篇闡明宗旨：“鑒於現在教育製度之缺點，釆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於平民，學術周流於社會”，除強調自主學習之外，《大綱》還特別提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

1926年，毛澤東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重視培養學生獨立閱讀和鑽研能力。他讓學生閱讀28種書籍，由教師先列出書中主要問題，讓學生自己閱讀，追根求源，自己作出答案。

1929年，毛澤東起草《士兵政治訓練問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即：

（1）啟發式（廢止注入式）；

（2）由近及遠；

（3）由淺入深；

（4）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

（5）說話要明白；

（6）說話要有趣味；

（7）以姿勢助說話；

（8）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

（9）要提綱；

（10）幹部班要用討論式。

這《十大教授法》對後來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幹部教育與民眾教育，包括《抗日軍政大學》等，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41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重申：“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采取啟發式的、研究的、經驗的方式，以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自動性和創造性，而堅決廢止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

新中國成立後，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以一種職業教師的本能，仍然始終高度關注著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接見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強調：“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

毛澤東：“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

毛澤東提議：“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強迫執行。”

毛澤東那種迫切的語氣飽含著對青少年的嗬護之情。

從此，新中國的青少年都記得了毛澤東他老人家要大家《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殷切期望。

1957年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

然而，教育界的實際情況並沒有使毛澤東感到滿意。

雖然教育事業的規模，包括學校與學生人數都有了很大的增長，全國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明顯提高，但是學校的教育方法卻與毛澤東所期望的相去甚遠。

毛澤東這種不滿在“二月來信”的批示中集中於：未能讓學生“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這會使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落空。在毛澤東隨後的一係列講話中又進一步指出，教育現狀的突出問題是脫離實際，脫離社會，脫離勞動群眾；尤以文科大學最為嚴重。

與毛澤東青年時代對舊教育製度的批判比較一下，就會看到，64年前後毛澤東對教育現狀大聲疾呼的批評絕不是心血來潮，小題大做，標新立異，而是毛澤東教育思想一脈相承的反映。

在毛澤東看來，“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批判的舊教育方法，在已經建立了十多年的新中國還在大行其道，“摧殘人材，摧殘青年”，這是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應該如何評價？社會實踐是檢驗教育成效的標準。

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走出了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維漢、易禮容、羅學瓚、毛澤民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

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大革命時期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幹。

延安時期毛澤東親任教育委員會主席的《抗日軍政大學》培養了十多萬抗日幹部，為後來的解放戰爭提供了強大的幹部力量。

但是，當毛澤東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年代準備把中國的未來交付給新中國的青年一代，期望著如同當年他們那一代革命者一樣，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湧現出新一批棟梁之材時，毛澤東卻深深地失望了。

正如毛澤東在《文革》中批判的舊教育製度時所擔心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在學校的象牙塔裏呆了十多年，“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青年學子們，一旦走上社會，就表現得極不成熟。《現在的大學生為何幼稚得像孩子》。

盡管走資派右派們他們滿口“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甚至可以背誦毛澤東的語錄，卻犯下毛澤東曆來批評最多的錯誤，如毛澤東召見學生領袖時所說的：“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走資派右派們他們沒有想著為人民做什麽好事，卻熱衷於 “以我為核心”，那“怎麽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

結果就成了“群眾不信任走資派右派們，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走資派右派們，學生不信任走資派右派們，走資派右派們的大部分也不信任走資派鄧小平的孤家寡人。

客觀地說，相對於文科大學，理工科大學的情況要好得多。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理工科大學生，為新中國的科技發展和建設事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們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這點在毛澤東的談話中也有所反映。

但是這些理工科學生一旦進入社會活動領域，也表現出因脫離社會而導致的同樣弱點。

好在那些後來按照毛澤東的號召下到農村，與農民同甘共苦的一批有誌青年，在那種艱苦的經曆中，了解了社會實際，了解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訴求，磨煉了艱苦奮鬥的意誌，終於在今天能夠擔當起推動新時代的中國繼續前進的重任。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他——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