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現在的大學生為何幼稚得像孩子
毛澤東：“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其實，入學前的小孩，一歲到七歲，接觸事物很多。二歲學說話，三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麵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麵工作，一麵教。哲學、文學、曆史，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裏教嗎？“
毛澤東：“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學製縮短以後，中學畢業生隻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
毛澤東：“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麽文學工廠、曆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毛主席說：“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
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
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
轉載《現在的大學生，為何幼稚得像個孩子》文章來源: 冰川思想庫 於 2024-05-10
現在的大學生，為何幼稚得像個孩子
如果“大學高中化”這個趨勢不能夠扭轉的話，那麽在不久的將來，大學輔導員們趕赴衡水中學學習取經不是沒有可能。若如此，將是中國大陸當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倒退一二十年，你一定會對如下場景目瞪口呆：
在一個招聘會現場，一位頭發花白的父親正忙著填表，20來歲的兒子一言不發站在旁邊看著。過了一會兒，男孩後麵冒出兩個女人，是他的媽媽和姐姐。媽媽拿著簡曆，姐姐背著書包、拿著水杯。父親東張西望，問工作人員，兒子還有多長時間輪到？
這不是假想，而是《這屆大學畢業生的社會化越來越難》這篇采訪文章描寫的最新場景。
如果留心一下，會發現近期圍繞“大學高中化”這個熱門話題的分話題，除了“社會化越來越難”，還包括：有的大學成立家委會、組建大學生家長群、大學生考試成績通報家長，等等。
通過羅列這一係列現象，為我們刻畫出的，是幼稚、懦弱、社恐、無擔當、無責任感的新一代大學生群像。
如果這一群像有較高逼真度，那麽，於學生而言，上這樣的大學，與這樣的大學生為伍，意義何在？對教授們來說，教出這樣的學生，意義何在？
我當然希望這不是真切的群像，但這很可能是我一廂情願的臆想。
“大學高中化”趨勢從何而來
所謂“大學高中化”，是指中國大陸高校在教學和管理上，仍然延續中國大陸高中時候的主要做法：
其學習的目的，與高中刻苦學習的唯一目的是高考取得好成績一樣，大學努力學習，就是為了研究生考試一舉通過。考研就是第二次高考，也是一次“改命”的機會。與考研無直接或間接關係的課程或興趣愛好，一概棄之不顧，考上再說。
為了取得保送上研究生的名額，學生進大學伊始，就異常注重每門課程的考試成績，為了獲取高分而熟讀教材，分毫必爭，大學知識教育應有的寬度和廣度被有意放棄。
像高中時候一樣，家長深度插手學校管理。他們對遠在遠方求學且已屆成年的子女並不放心，擔心他們貪玩好耍荒廢學業，擔心他們的安全，擔心他們是否吃飽穿暖，他們仍將成年子女當成高中生，他們開始通過即時通訊軟件，成立家委會、家長群，互通各種信息，隨時出麵，為子女排憂解難。
學校為減少麻煩，減少與家長方麵的衝突，不得不做出讓步，也逐漸像管理未成年人一樣，介入本該由學生自治的領域，如早晚自習、寢室衛生、出行安全等。
如果“大學高中化”這個趨勢不能夠扭轉的話，那麽在不久的將來，輔導員們趕赴衡水中學學習取經不是沒有可能。若如此，將是中國大陸當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學曆崇拜需要祛魅
2023年，全國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的人數達474萬，而2007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隻有459萬。
這就好比2007年的大學畢業生，全參加2023年研究生考試都還不夠，仍差了15萬人。同時也說明，經過15年時光，研究生學曆大幅貶值。
是不是當年隻需要本科學曆的工作，如今必須要研究生水平才能勝任？又或者，產業升級翻天覆地，經濟社會發展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已經到了大多數本科生無從著手？
非也。任何人都能看出：大規模擴招，使擁有大學學曆的人越來越多，而工作崗位並未相應增加甚至在減少，為了脫穎而出，學生競相取得更高學曆，於是相同的工作崗位，對學曆的要求水漲船高。
大學招生是選拔性的，需要人才；工作單位的HR招人也是選拔性的，也需要人才。
在過去，可以說是大學在幫助工作單位的HR做人才把關工作，工作單位的HR隻需要根據大學的標簽安排人就行了。當然，工作若幹年後具體表現另說，到那時候已經是領導裁定的事了。
而現在，隨著大規模擴招，標簽發放越來越多，大學已經承擔不起為用人單位貼人才標簽的功能。
但用人單位的HR麵對一群毫無工作經驗的職場新人，他們除了自己組織筆試麵試，無奈之下還是得把大學貼的標簽作為一項客觀標準，視為選人的重要參考。即便HR錯招了不合格的人，他們也可以把責任推到大學身上：“他是985的，不過如此。”言下之意，錯在學校，與我無關。
對非科研類工作而言，如今學曆重要，但學曆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這點從近年來研究生就業率就能看出端倪。
既然如此，大學也應從社會氛圍的學曆崇拜中適當抽身，名正言順回歸本分。
多數人讀研是巨大浪費
中國大陸的產業結構，決定了中國大陸的職場並不需要那麽多“研究生”，大量就業機會還是在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基礎部門。
然而，大量將來隻能在基礎部門工作的大學生，正拚盡全力擠入“研究生”賽道。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取得研究生學位證書之日，就是告別“研究”之時。
這是個莫大的諷刺，也是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
在今天，大學科研院所與企業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大企業科技研發費用逐年走高，眾多科技型初創企業的技術來源，正是大學科研院所。
我認為，大部分的研究生，應該從這層關係中產生。而要把握這層關係，就需要那些準備進行“研究”的大學生對產業狀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事實是，非但大學生不清楚產業狀況，很多大學教師對相關產業的了解程度也是隔膜的，有限的。
產業狀況不是開幾個座談會就可以弄清楚，也不是一個在校大學生通過短暫的實習可以弄明白，他們必須在相關行業有一定工作經驗，是帶著真問題來學習怎樣進行研究，以及準備研究什麽的。
按照這個要求，很多專業並不適合招收興趣不明、稟賦不明，隻有考試成績清楚的應屆生；很多專業所招收的研究生，應該是有工作經驗，有行業和產業認知的大學生。
壓縮應屆大學生在研究生招考中的比例，對報考者提出1年到3年相關工作經驗的要求，應該是今後研究生招考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而那些與產業化相距甚遠的基礎研究，比如傳統的數理化醫文史哲藝術等學科，還是可以由本科畢業直接讀上去研究高深學問。
一切一刀切的辦法，總是會把好事辦成壞事。
讓有工作經驗者才能考研
讓有工作經驗者才能報考研究生，現實中還是不能排除有少數人仍然把考研當成唯一“改命”的機會，但至少在招生單位和研究生導師看來，可以一眼望穿該生的潛力如何，到底是否值得培養。
不僅如此，它還是有一些實實在在的好處：
第一，可以讓一些高校放棄做“考研基地”的不良嗜好，認認真真做好本科教學，把培養對社會有用之才而不是考試之才作為第一要務。如此，為它們逐漸轉型做職業教育提供動力。
第二，釜底抽薪地打掉高校本科畢業生的學曆內卷，解除大學生的考研緊箍咒，讓他們在更自由的大學校園中充分發揚個性，挖掘和發揚自己的興趣愛好，有更多的時間走出校園，走進用人單位，感受社會，學會與不同的人打交道，從而逐漸克服“社恐”，培養與人交往的自信與技巧。
第三，可以讓大部分大學生放棄唯分數論，不再斤斤計較於分數多少，更加多元發展，也可以借此把家長方麵勢力清除出學校的教學與管理。
眾所周知，現在的高校把考上研究生也算成是本科就業率。這樣做，隻是把問題和矛盾往後拖而已，最終吃大虧的是學校的聲譽和學生的時間精力。
考慮到從某一屆起開始施行“有工作經驗者才能考研”，各高校的本科生都不能考，也就意味著大家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又有何損失呢？
眼下麵臨的困難，讓我們幾乎退無可退，或許正是倒逼改革的好時機。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掃盲》，這是幾千年來的獨一無二舉世無雙的《工農教育》。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工農教育》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來。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可以問問你們的工人農民的爺爺奶奶輩是何時識字的？
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的幾代年輕人，在享受著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製變下的免費全民《工農教育》紅利，經幾十年後的今天，再來看看貧富差距不斷加大，階級固化越來越嚴重之後，那些固化後的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上學讀書嗎？還能參與高考上大學嗎？即便大學畢業能找個好工作嗎？走資派們用“改變命運“來忽悠低層的工農子弟還能還信嗎？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設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學和識字組，孩子教媽媽識字、夫妻互教互學的動人場麵隨處可見。您現在聽到的這首《夫妻識字》就來源於著名作曲家馬可在延安時期創作的秧歌劇。
歌曲《夫妻識字》：識字牌牌兒好比明燈一盞，牌牌兒上的字兒我記心間。什麽字你記心間？這兩個字兒叫“生產”，你把那生產講一講，邊區的人民怎麽生產……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文盲率高達80%以上，成為製約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1950年9月，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後，一場大規模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其中，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在全國範圍廣泛推行。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1952年《新聞簡報》：使文盲在150小時裏，會認1500到2000個字。“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使很多戰士、工人，在短時期內脫盲。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先後四次開展掃盲運動，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不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也改變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運，為新中國建設以及各項事業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約有人口5.5億，那時的文盲率高達80%。文盲成為新中國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掃盲成為擺在新政權麵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便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人們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學習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國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1956年，周恩來總理號召全國人民向現代科學文化進軍，於是，第二次掃盲運動又掀起高潮；兩年後，陳毅元帥在有關會議上說：掃盲是使6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非幹好不可，第三次掃盲運動吹響了號角。從1949年到1960年約有1.5億人參加了掃盲和各級業餘學校的學習。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農村的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從1949年到1969年，新中國通過4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先後有1億多中國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規模並卓有成效的掃盲運動，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奇跡。
第一次掃盲高潮：“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那時，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現狀將會給建設一個新中國造成多大阻礙。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會議明確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於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全國各地開始辦起“掃盲班”。城市、工廠的掃盲班多辦於夜間，農村的掃盲班則多開辦在冬季農閑時節，也被稱為“冬學”。
為了盡快地提高識字水平，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利用注音識字創造了《速成識字法》。同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隻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推廣，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的掃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據東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到25.8萬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任命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
由此，速成識字法逐漸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一時間在全國工廠、農村掀起了運用速成識字法掃盲的高潮。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在掃盲教師隊伍建設上，則提出：“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
第二次掃盲高潮：“把掃盲作為國家大計”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山東東南部一個僅有30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隻有9個人識字。村裏安排記公分的記工員，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經常就寫不出來了，有的做記號，有的幹脆就直接用腦子記，到了結賬時候往往就成了糊塗賬。
麵對現實迫切的問題，村青年團支部研究出了對策：先讓村裏的年輕人識字學文化，儲備記工員的後備資源。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劃分學習小組，並聘請高小畢業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級，即高年級的小學)擔任教員。學習班的教學內容與“培養記工員”緊密地結合起來，教授姓名、地名、農活、農具、牲畜等有關的字詞。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村裏115名青年，19人當上了記工員，92人能夠記自己的工賬。
高家柳溝村的成功經驗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訊》雜誌上。1955年9月，毛澤東在讀過這篇文章後，當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認為，在當時我國學齡兒童入學率低、成人多數文盲的情況下，“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指出：“這個經驗應該普遍推行”。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之後，毛澤東還親自製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
由此，全國範圍內再次掀起了掃盲運動的高潮。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第三次掃盲高潮：毛主席批評掃盲浮誇
1958年2月，在“大躍進”的背景下，掃盲工作也出現了“大躍進”。3月，全國召開了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但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要在5年內完成掃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躍進形勢下，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
1958年1月，黑龍江省寧安縣率先宣布成了基本無文盲縣。隨後，黑龍江省提出了“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經過3個月的大幹，成為全國第一個無文盲省。
為了完成指標，各地出現了浮誇、虛報的現象。據當時報道，僅1958年1至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對於這一時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誇現象，毛澤東作出過批評。在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談到“作假問題”時，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
第四次掃盲高潮：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
掃盲運動經過三次高潮後，新中國的文盲已經大大減少。但是，怎樣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和提高廣大勞動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後要突破的難題。
1960年4月，一份來自山西省委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報告說，山西省萬榮縣過去10年來一貫重視掃盲工作，但複盲現象嚴重。1958年10月，他們決定在全縣推行漢語拚音方案，高速度地開展掃除文盲和業餘教育運動。1959年10月，縣委進一步總結了注音掃盲的經驗，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一鼓作氣，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萬民教、萬民學的注音掃盲高潮，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僅2個月即實現了青壯年無文盲縣的目標。他們所采取的注音識字的步驟是：一是學習掌握漢語拚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認識漢字，三是大量閱讀注音書報，不斷擴大識字量。
毛澤東看後，十分高興，親自為這一報告擬題：《山西省委關於在全省推廣萬榮縣注音掃盲經驗，爭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為無盲省向中央的報告》。他指示將這一報告印發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並在黨報發表。他還滿懷信心地希望經過1961年的努力，爭取全國比山西遲一年完成掃盲任務。4月22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這一指示。
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一個“學萬榮、趕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高潮。大規模的注音掃盲運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次掃盲高潮的時間並不長，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掃盲運動也進入了調整。但掃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1964年，我國開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麵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青年學生這段時期，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教學實踐。
毛澤東曾擔任學校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長，並主持創辦《農民夜學》（1917年）。創辦《農民夜學》的目的，
一是“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者能力之材”。
二是提供“實習之場”，更重要的是克服學校與社會“相隔相疑”的弊端，實現“疏通隔閡，社會與學校團結一氣”。
在湖南一師畢業前夕（1917年9月），毛澤東曾在一師附小教育實習，現在還可查到當時毛澤東的一篇國文教學教案，其中將這節課分為環環相扣的5個環節，
一是讀(字)，
二是講文法，
三是做選例，
四是補助教授未及之知識，
五是練習。
教案通篇體現了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適應個別差異，擴充內容，與社會相聯係，將知識教育、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融為一體的教學思想。
畢業後（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附小當主事(相當於校長)，毛澤東發動學生組織自治會，提出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參加教務會議，對教師、教學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見。提出發揚學生自治精神，發展學生個性，不開除一個學生等建議，均被采納，對湖南一師營造民主自由的校風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澤東成為共產黨員後，毛澤東仍然傾力於《教育》。
毛澤東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務主任（1921年8月）。
在其《入學須知》中明確宣布“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
學員應“養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招生隻憑學力，不限資格。
學習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討論為主，強調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
《自修大學》還附設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室，收集當時國內可能收集到的進步書刊報紙，供學生自學用。
《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公開招生，招收進步知識青年和工農青年。
《自修大學》的學生來自13個縣，最多時達200多人。
這所大學社會反響很大，連著名教育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也予以積極支持，讚揚《自修大學》的“主義實在是顛撲不破的”，並任該校名譽校董。
1923年11月，該《自修大學》被軍閥趙恒惕封禁，毛澤東又辦了一所正規中學——《湘江中學》，原來在《自修大學》的二百多學生，大部分轉到了這所學校。
這樣的履曆難道還不能說明毛澤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教育家嗎？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舊中國教育製度》的種種弊端，提出了極富創新價值和遠見卓識的改進方向。這使他遠遠高於一般的職業教育家。
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總結舊學校教育有三大壞處:
“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麽施教受教，一種商業行為罷了！
學校的第二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這些，隻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製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隻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隻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最大的缺點，有心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
學校的第三壞處，是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之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的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庸儒的墮落浮塵，高材的相與裹足。”
今天四十多年來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無數學生們，經曆過學校教育的人們，當你們讀到這些評論的時候做何感想？難道沒有一種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的心靈？難道沒有感覺到，盡管時代已經不同，可舊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靈一樣在你們身邊遊蕩？
毛澤東在讀一封《群眾反映》信後作批示，時間是“1964年3月10日”。批示全文如下：
”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各正副部長，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長、司局長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負責人及管教育的同誌每人一份，團中央三份。並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事情是這樣的：1963年12月，北京市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十幾位校長對學生負擔過重的情況意見很大，強烈呼籲“減負”。魏校長受大家所托，將會上的討論整理成文，上交領導。1964年3月6日，一份摘登了魏校長這個報告的《群眾反映》送到了毛澤東的桌上。毛澤東很快做出反應，寫了上述批示，並要求將信件發至宣傳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人委、團中央等所有有關機關的領導成員，可見他有多麽重視。魏校長做夢也沒想到，她的這個報告會以有名的“二月來信”載入新中國的教育史，更沒有想到會受到最高領袖如此重視。
其實，毛澤東對當時的教育狀況早就很不滿意了。隨著群眾呼聲的日益高漲，毛澤東在“二月來信”的前後，發表了一係列對教育現狀的嚴厲批評。
1964年2月13日，正值農曆正月初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及北大清華校長和教育部長等16人參加的座談會。如此高規格的會議，重點就是談教育。他說：
—— 學製可以縮短。
——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
毛澤東以十分嚴厲的口氣總結道：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在此之後，一發而不可收，毛澤東又連續發表了對教育現狀的看法。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所載：
1964年7月5日，毛澤東同他的侄子、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生毛遠新談到：
——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談到：
—— 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1965年7月3日，毛澤東在團中央《團的情況》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上批示：
——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田家英、艾思奇等人談話時說：
——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如此高頻率、大範圍地強調教育問題，用語又那麽嚴厲，足見這個問題在毛澤東心裏已經憋了好久，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
1965年的年底，對於已經七十多歲高齡的毛澤東來說，接班人的問題迫在眉睫。他從來都把中國未來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而在他看來，那種“摧殘人材，摧殘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製度，不是造就 “書呆子”，就是培養出 “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就會使他手創的事業後繼無人。這成為他在生命最後年代下決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個重要動因。
在這位偉人逝世以後，毛澤東當年那些振聾發聵的話漸漸被人們淡化了，淡忘了，還有走資派右派行撇開毛澤東那些談話的核心思想，斷章取義地就一些具體做法貶低為“違背教學規律”的外行話，甚至有“輕視知識傳授”、“衝擊教育秩序”等指責。
毛澤東對於教育學是個外行嗎？說這種話的人大概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毛澤東是正兒八經完成了師範學校的學業的。
毛澤東曾以考試第一名被錄取在省立第一中學，這是當時當地的一所大學校，但毛澤東覺得該校“課程太少而規則繁瑣”而毅然離開該校，
毛澤東在湖南省立圖書館中度過了“極端可寶貴的” 半年自學生活。
毛澤東考察過好幾個學校，都不滿意，最後考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在這所學校裏完整地學習了五年（1913年至1918年），並且確立了“教育學”為自己的“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教育事業”為自己的“終身欲從事之事業”。
毛主席說：“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裏的《教育》特指是在《社會主義製度》裏，受《教育》是《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毛主席說：“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毛主席說：“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架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作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美國的佛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買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優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麽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十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其實，入學前的小孩。1歲到7歲，接觸事物很多。2歲學說話，3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它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毛澤東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教育》是：
在學校讀書是為了什麽？高考。
高考是為了什麽？進好大學。
進好大學是為了什麽？找好工作。
找好工作是為了什麽？掙錢。
在這個《在學校讀書—高考—進好大學—找好工作—掙錢》的邏輯鏈裏，掙錢是最終目的，到學校學習知識隻是最低級的手段/工具罷了。
事實是當年讀書好的人，未見得工作佳或掙得多。反倒是有人這樣考到某三本院校的同學，竟走走後門進了大企業然後風生水起。說明在學校裏學得好不好還是假的，關鍵是工作好不好，掙得多不多。
《學校教育》《補習教育》《高考》等隻是為找工作而為掙錢的一種手段？這些不化錢或化錢的《教育》的成果隻為《高考》，為考上好大學拿一紙《文憑》，找一個《好工作》，就可以《變現》來實現《先富的中國夢》這一件事而己。
四十多年來，這個《先富的中國夢》《改變命運夢》隨著貧富差距擴大階級不斷固化低層階級子女的《夢》不斷破滅。《教育》的目的培養怎樣的人？前些年發生的馬加爵事件以及複旦大學投毒案，1995年清華大學朱令中毒案等，都是走資派特色政府《教育》下產生的大量悲劇。
《教育》首先應該是一個好的學生，一個善良的人，一個品行端正的人，然後其次才是有能力的能夠對社會有用的人。基礎《教育》打得不好打得不牢固，人的品格，品德不好就不會走得遠，如果德不配位，總有一天會走上毀滅的道路。像最近吃瓜群眾眼見頂流的這個倒塌以及霍尊的退圈事件等等，為什麽現在的流量小生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因為就是大家都太急功近利了，而過去的一些，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總是有著長青有口碑。作為父母首先不應該是焦慮孩子是否是成績最優秀的。首先更應該做的是先培養他的品質，如果他的人品過硬，相信這一生都不會過得太差。
《教育》真是一種頑強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因此人自幼就應該通過完美的《教育》，去建立一種好的《教育》。既然《教育》是人生的主宰，人們就應當努力求得好的《教育》，這是一定的，這個我們叫做好的《教育》。
《教育》其實是一種從早年就起始的習慣。在家庭及學校教育中，你給孩子灌輸的是什麽，孩子折射出的也相應是什麽。批評中長大的孩子，責難他人。敵意中長大的孩子，喜歡吵架。恐懼中長大的孩子，常常憂慮。嘲笑中長大的孩子，個性羞怯。猜忌中長大的孩子，容易妒嫉。羞恥中長大的孩子，自覺有罪。鼓勵中長大的孩子，深具自信。寬容中長大的孩子，能夠忍耐。稱讚中長大的孩子，懂得感恩。認可中長大的孩子，喜歡自己。分享中長大的孩子，慷慨大方。誠信中長大的孩子，理解真理。公正中長大的孩子，極富正義。尊重中長大的孩子，懂得尊敬。信賴中長大的孩子，不但信任他人也信任自己。友善中長大的孩子，不但愛他人也愛自己。
在人類的文明中，科學被看成是最終的裁判者，似乎隻有科學支配下的價值才值得人類為之努力，但是科學卻不能為我們提供理想的生活，識字的百分比，科學發現以及技術的發明、發現都在一直持續不斷地增長，20世紀相當於以前發明的總和，巨大的進步也沒有使戰爭曲線下移（戰爭發生的頻率，軍隊的規模，及百萬人口因戰爭死亡的人數），這說明科學和教育的發展，已經大大越過了道德、信仰和愛的發展，可以說信仰與愛心從家庭教育開始就已經被削弱了。
學校不是不重要，但家庭是最重要的環境。中國家長把外在的條件看得重了，自己家庭的影響看低了。《教育》是一種早年就起始的習慣，就這一點還遠遠不夠，還不能表達教育的真諦。那麽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麽呢？《教育》是年輕人進入社會和人生的過渡，是培養獨立生存能力的孵化器、是培養獨立並進行獨特思考的人、是一種愉快而向上的積累。隻要這種積累給孩子們帶來快樂，豐富其人生，這就體現了教育的意義，它的目的就是因人施教，人盡其才。
《教育》就是一種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的喚醒，別人給你的是有限的，隻有自己擁有的才是無限的。《教育》不僅是把外在的東西移交給我們，更是促使我們內在的東西噴湧出來。《教育》是一種喚醒，它的目的就是把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拿出來分享，並享受快樂的狀態。《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每一個年輕人都盡可能徹底地找到自己的天賦和潛力，主動選擇適合的教育內容和程度。
《教育》使孩子們能夠堅強到能認識自己的軟弱；夠勇敢到能麵對懼怕；在誠實的失敗中毫不氣餒；在勝利中，仍保持謙遜溫和。不至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動；引導他認識你，同時又知道，認識自己乃是真知識的基石。引導孩子們不求安逸、舒適，相反的，經過壓力、艱難和挑戰，學習在風暴中挺身站立，學會憐恤那些在重壓之下失敗的人。
《教育》使孩子們能夠心地純潔。目標遠大，《教育》使孩子們在指揮別人之前，先懂得駕馭自己。永不忘記過去的教訓，又能伸展入未來的理想。當孩子們擁有以上的一切。有足夠的幽默感，能認真嚴肅，卻不致過分苛求自己。謙卑並永遠記牢，真偉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開明，真勇力中的溫柔。沒有虛度此生。而不是隻為《在學校讀書—高考—進好大學—找好工作—掙錢》的邏輯鏈裏。
十世班禪說：毛澤東是凡軀之神。
偉人之所以是偉人，是因其所創造的偉大功業及業績在。偉人就是偉人！不會因為有眾多宵小、庸才、妾婢、洋奴以及生前敵人的任何蔑罵、詆毀而淪落絲毫！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特色政府走資派官員和磚家叫獸牛鬼蛇神們的謠言謊言抹黑不了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曆史事實。反共反毛澤東的謠言謊言是不能拴上世俗的包袱更不要說綁上黃金。所以走資派官員和磚家叫獸牛鬼蛇神們逐利的結果就是為反而反。所以改革開放後在這片淨土上最先長出的多是雜草野花，或是無根的浮萍，自然會很快就消失的無影無蹤。
現如今，反毛澤東反共的人，他們以為自己反毛澤東反共是一種大徹大悟，卻不知道自己所表達的隻不過是一種負麵的感情而已。在後來人眼裏這其實都是一回事。和年輕人的愛和恨情感糾結類似。這種愛和恨都是一種極端情感的激烈反應，是他們試圖擺脫毛澤東的影響力的無奈掙紮。這種掙紮扭曲了反毛者的靈魂，甚至永世不得超生。這也使得他們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可憐的一些人。既不像先輩自覺的犧牲而留名青史相形之下，有沒有機會獲得新生，變成了精神界的癡男怨女。
還有一些反毛澤東反共的群體在精神和思想層麵上講是弱勢的，因為沒有經曆過痛苦就沒有深刻，不過好處是也沒有痛苦。中年以下的人群往往表現為追求紙醉金迷醉生夢死，遠離思想和精神追求。但是現實會用痛苦教育這類的人群，而現實和資本正在做這樣的教育，所以這群人一旦重新覺悟反而更容易接納和領悟毛澤東的偉大。
我們相信，經曆了四十多年的逆反和反麵教育之後，在中國年輕的一代人正在覺醒之中，當他們一旦覺悟，不願意做資本的奴仆的意識一旦蘇醒，他們就會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之下集結，就會形成巨大的正能量，而且這種正能量非常純正。
可以預測今後中國社會對毛澤東的評價會越來越正麵。這就是我們對中國未來十分樂觀的根據。因為毛澤東思想已經深入到中國人的骨髓之中。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毛澤東是幾千年不世出的曠世天才。20世紀的中國曆史（無論其正麵或者負麵）是毛澤東所一手所鑄成的。
而那一個世紀的世界曆史，如果沒有毛澤東，也必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麵貌。毛澤東的舊日政敵鐵托在知悉毛澤東去世時說：“毛澤東是偉人中的超級巨人。”十世班禪說：毛澤東是凡軀之神。
在人類曆史上，毛澤東是一位曠世絕倫無與類比的人物。毛澤東喚醒了整個東方人類和新興世界。毛澤東雄姿英發，文韜武略，倜儻風流，膽識過人。所有的親曆回憶者都指出毛澤東的個人魅力是無窮的。任何走近他的人，都不能不被其人格和魅力所震撼或者融化（包括他的對手如蔣介石、尼克鬆、赫魯曉夫和基辛格）。在他麵前，巨人顯得渺小。
以毛澤東出身之卑微，早年所受教育之狹蹙，社會背景之孤陋，以及所掌握資源之匱乏——而竟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締造出一個雄偉的新生之國！這在最近的曆史1000年、黑鐵時代以來3000年、青銅時代以來5000年，以至智人誕生以來的四百萬年曆史上，毛澤東現象都是絕無僅有，渾然天成。毛澤東的業績令當世之人目瞪口呆，令後世之人難以置信！
毛澤東是一個神話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夠憑借幾乎一無所有、兩手空空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在短短二十八年之間，審時度勢，謀形造勢，縱橫捭闔，橫掃強敵，而締造出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一個政黨（“中共”），一隻裝備簡陋而能克敵製勝的軍隊（“解放軍”），一個赤貧然而精神強大的新興共和國————毛澤東自身則成為世界上這個人口占世界1/4、地域相當於世界大陸麵積1/15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至高無上的聖人、教父和領袖。
最近300年以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國的領袖，敢於如毛澤東那樣地蔑視世界殖民主義的西方超強和20世紀的美蘇兩霸，蔑視西方的整個工業化世界包括聯合國和全部所謂的“世界新秩序”。
1950年新中國立國之初，毛澤東力排眾議出軍朝鮮，對抗聯合國17國（美、英、法、韓國以及荷蘭、新西蘭、加拿大、澳大利亞、菲律賓、土耳其、泰國、南非、希臘、比利時、盧森堡、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的百萬大軍，此戰美國派出其全部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海軍的近二分之一。麵對這樣強大的陣勢，隻要敢於迎戰，即使戰敗也是英雄。
然而毛澤東在萬裏之外遙控戰局，將二戰中克勝日本天皇大軍、威名蓋世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打得丟盔卸甲，棄印而去。此後麵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報複、封鎖和堵截，較量幾十年，最終毛澤東迫使全世界不僅向他低頭，而且為他喝彩，甚至連超強敵酋也不得不對他輸誠俯首（見二戰英軍統帥蒙巴頓將軍關於毛澤東的回憶錄及尼克鬆回憶錄）！
事實上，1950年打響的朝鮮戰爭的終局，並不是結束在1953年7月的板門店，而是結束在1972年2月北京中南海毛澤東的遊泳池邊。毛澤東蔑視聯合國。但是當1971年10月中國使團驕傲地帶著毛澤東著作和中國理念回到紐約聯合國大廈的時候，中國人所得到的是全世界的歡呼和掌聲！
毛澤東現象是曆史絕無僅有而不可思議的神話。德國哲人尼采說：戰爭是淨化人類曆史的洗滌劑。黑格爾說：戰爭推動曆史前進。真主穆罕默德說：我帶著劍和可蘭經而來。
毛澤東出身一介布衣，早年不過是一個寒儒和卑微書生。觀其弱冠狀貌，靦腆羞澀如婦人好女。但是，毛澤東大半生在馬背上度過。毛澤東身經百戰，卻手不觸槍，其計魁梧奇偉，算無遺策。身在軍旅，手不釋卷。運籌遠謀，鞭撻宇內，臨危製變，席卷千軍。
自1928秋收起義到1949年的遼沈、淮海、平津、渡江四大戰役，毛澤東從帶領數百人的一支落魄殘軍到井岡山寨落草起家，數年之後竟鍛造出一隻打不爛、趕不散、意氣如虹的鋼鐵紅軍。
二十一年的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毛澤東所指揮的遊擊戰、反圍剿、運動戰以及最後的大規模殲滅戰，以對壘雙方投入兵力之數量，戰爭之規模，覆蓋地域之廣闊論，均超過了人類曆史上一切戰爭和經典戰役，包括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曆次戰役。
毛澤東生平取得的戰績足以壓倒凱撒、亞曆山大、薩拉丁、菲特烈大帝以及拿破侖、庫圖佐夫、威靈頓等全部西方戰史上的一切統帥和名將。
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高聳雲天，出神入化，精妙絕倫。相形之下，西方之那些名將和戰局不過***小丘而已。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不足以狀毛澤東兵法之高妙。其軍略以及政治、軍事及宣傳動員整體配合之運用，其高明超過了人類曆史上一切偉大的軍事家和戰役組織者。
隻要這個世界上仍然有戰爭，毛澤東戰爭學術就當之無愧地名列人類戰史之首。毛澤東是一位戰功彪炳，值得後代軍事家景仰和效法研究的戰神。
毛澤東智慧而詭譎，是一位玄機難測的偉大政治家。毛澤東駕馭曆史操縱人類的能力，非學而成，似乎來自天賦。毛澤東生前鬥倒了他的一切內外強敵。毛澤東蔑視一切對手，說大人則渺之，所謂戰略上藐視而戰術上重視，又極近辯證。
毛澤東明哲識才，知人善用，攬申商之法術，概馬列之宏教，可謂非凡卓越！毛澤東始終關注人民之“大多數”。他永遠站在世界上窮苦大眾、“弱勢群體”，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那一邊。毛澤東使一個東亞病夫的散沙混亂之國，實現大統一，而奠基克成華夏民族複興之初業。
毛澤東的個性和人格魅力是無窮的。他具有超人的藝術天賦、深刻的直覺靈思和極其廣博的人文知識。在私生活中，毛澤東胸懷寬大，感情豐富，幽默詼諧，仁慈寬厚。毛澤東知道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萬歲”不過是一句欺人的空話，“四個偉大”隻是阿諛奉承，“我才不信那一套”！
“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毛澤東知道自己隻是不得不時常被包裝為鍾馗。但是，毛澤東嘲笑自己既是虎也是猴。他知道，總有一天自己也會被打成粉碎——“不過粉碎而已，有什麽了不起？”
但是在政治鬥爭中，毛澤東鐵麵無私冷酷無情。隻要政治鬥爭需要，他就毅然斬斷一切舊日情緣、粉粹任何障礙和形成障礙的人物———不論其是舊日袍澤還是多年戰友，文化大革命中尤甚！
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說：“如果需要冷酷無情，那就冷酷無情！”“既做獅子又做狐狸。為了勝利必須用勢”。在政治權謀上，毛澤東也是一位馬基雅弗利之術的運用者。
黑格爾說：婢仆眼中無英雄。但那並非因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為婢仆隻是婢仆！英雄也有錯誤以至罪過。偉人也有弱點以及隱私。耶穌是肉身之人，偉人也是肉骨凡胎，人性所具有的一切都會有。
但是，偉人之所以是偉人，是因其所創造的偉大功業及業績在。偉人就是偉人！不會因為有眾多宵小、庸才、妾婢（如張戎一類）、洋奴以及生前敵人的任何蔑罵、詆毀而淪落絲毫！
托爾斯泰論時人對拿破侖的褒貶說：一個道德完美的庸夫隻是庸夫，一個遍體鱗傷的英雄仍然是英雄。英雄功業在，光芒日月長。不知群兒愚，哪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不過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