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總是不懂從來沒有先知先覺

開始總是不懂從來沒有先知先覺

 

 

 

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沒有先知先覺。為了走好自己的路，毛澤東還指出，學習和實踐是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必然階段。

毛澤東認為，“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麽先知先覺”。【《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麽“先知先覺”。

在《談話》中，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複實踐，反複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隻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要堅持走自己的路。“以蘇為鑒”，走適合中國情況的道路，是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特點。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明確地提出：蘇共二十大給我們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毛澤東指出，《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的權利。

毛澤東認為，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所以，他強調：“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等等。這些方麵都是屬於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頁。】

毛澤東認為如何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製。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所有製問題解決之後，管理問題就是最重要的問題。在《講話》中，他指出：“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方麵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為了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製的優越性，毛澤東主張在保證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都是全民所有製的企業，實行不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哪些企業由誰去管，這些都是有關建設的重大問題。中央不能隻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頁。】

毛澤東還主張無論是中央部門管的，還是地方各級管的企業，都要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

國民經濟隻有在綜合平衡下才能持續協調穩定的向前發展。

在《談話》中，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頁。】

在《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一文中毛澤東更是明確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

因此，在《談話》中，毛澤東在工農業發展的總體布局上，再次強調我國需要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工農業同時並舉。

毛澤東指出：“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頁。】；

毛澤東:“要使重工業迅速發展，就要大家都有積極性，大家都高興。而要這樣，就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輕重工業同時並舉”【《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頁。】。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戰略與布局。通過怎樣的經濟發展戰略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曆史任務，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重大課題。對此，毛澤東進行了長期的艱辛探索。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國家的富強”，要“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801頁。】。

從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對我國經濟建設道路的構想，逐步由“實現工業化”向“整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轉變。

在《談話》中，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進一步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這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戰略任務的表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工業化的理論。

毛澤東還進一步明確指出，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不準確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頁。】

毛澤東:“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頁。】

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裏麵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頁。】

這不僅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國家政治生活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卻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是完全適應於生產力、上層建築是完全適應於經濟基礎的。即便是承認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認“完全適合”的前提之下。

對此，毛澤東指出，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乃至共產主義社會仍然會起作用。他辯證地分析指出：“從世界曆史來看，……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頁。】

毛澤東認為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各階段發展的動力。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是一個由許多矛盾構成的複雜矛盾體係，其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矛盾，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成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毛澤東希望找到一條中國應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道路。

所以，毛澤東始終重視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相比較，尤其是從反思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之中思考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路。

毛澤東認為，“學習蘇聯，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有缺點，但比較完整”【《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頁。】。

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創造性見解。擇其要者，包括：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由於中國長期貧窮落後，又長期遭受帝國主義的欺負和壓迫，所以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

1954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打下一個基礎。用十個五年計劃即五十年時間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設想。

此後，毛澤東多次闡述了他這個要準備長期奮鬥的設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通過黨中央及時糾正失誤，號召全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使毛澤東更加堅定了這個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按“五年計劃”己經開始穩步發展。

毛澤東強調“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的階段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要波浪式發展。

俗話說，欲速則不達。馬克思主義也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首先是一個自然曆史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頁。】。

而且，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

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不能操之過急。急於求成，希望一蹴而就，反而辦不成事，而且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穩步向前發展。

對此，毛澤東在《談話》中強調指出：“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這告訴中國共產黨人，盡管中國廣大人民群眾迫切希望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但是決不能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否則，隻會如同1958年大躍進中劉鄧刮起超越中國實際情況的“共產風”，給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社會發展帶來更多的矛盾和困難。大躍進中的“共產風”是在誤導全中國人民群眾，沒有按照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自然規律。

[yongbing1993]

隻要不死搞二十個戲二十個電影






多少年，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誌的健康，但江青同誌革命的鬥誌愈加旺盛。最近，江青同誌又發出了這樣的豪言：“我的雄心壯誌一一隻要我不死，搞二十個戲，二十個電影，希望同誌們努力……”

六十年代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是江青。江青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畏艱險，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治的文藝界，頑強戰鬥，衝破閻王殿的反革命封鎖，殺出一條血路來，在無產階級的戲劇舞台上，閃亮了光芒四射的《紅燈記》，展現了紅日初升的《海港》的壯麗景色，堅貞不屈的《白毛女》和颯爽英姿的《紅色娘子 軍》以及《奇襲白虎團》和《智取威虎山》等工農兵形象登上了舞台，交響樂《沙家浜》奏起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壯麗頭歌。江青同誌堅決捍衛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 線，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為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為向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立下奇功!
無產階級文藝明珠。

在毛澤東時代的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江青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們拚命封鎖江青活動消息，以保密為名不傳達江青的指示，甚至寫文章做總結也不許提江青的名字。江青廢寢忘食地奔走勞碌，到處留下足跡，可是那夥黑幫卻連照片也不讓照，企圖抹滅無產階級革命英雄戰士的光輝。如果無產階級革命派奪了權，江青就是為無產階級工農兵的文藝大喊大叫，為無產階級的文藝樹立權威!

有幾年，江青在上海養病，根據醫生建議，通過文化生活來恢複聽覺和視覺的功能，但是，作為一個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一個共產黨員，豈能眼看文藝舞台上鬼蜮橫行、毒草泛濫，江青不顧個人安危，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係統地研究了一部分文學藝術，發現“舊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古典的藝術形式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的思想內容，那要不要革命？ 要不要改革？”要，要，一千個要，一萬個要。但是，這正象江青十一月二十八日講話指出的：“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又是一件非常細致、相當困難的工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江青首先選擇北京京劇院一團作突破口，點起了京劇革命的烈火，迎接了京劇革命的第一場惡戰!

江青一到，彭真慌了手腳，立刻布下層層障礙，設置道道防線。他們采用了欺上瞞下、封鎖消息的辦法，甚至還派了爪牙監視江青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

江青要一個劇團做試驗田，賊彭三次刁難，大設關卡，不給演員，不撥劇場，向江青施加壓力，甚至利用職權，以“粗製濫造”為名強行停演《蘆蕩火 種》，向江青示威。就在這關鍵時刻，毛主席觀看了革命京劇《蘆蕩火種》的演出，並做了重要指示：要突出武裝鬥爭，改名為《沙家浜》。

毛主席的指示是對彭真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致命打擊。但是，他們並不死心，又以加倍瘋狂，頑固地反撲了!彭真親自出馬把黑手伸進北京京劇一團，對演員說： “為什麽不演傳統戲呢？大專學校不是還上曆史課嗎？ ”妄圖分化我們的隊伍，拆無產階級的台!

另一方麵，彭真牢牢控製了實驗京劇團，大搞黑試驗，親自動手整理 《除三害》、《將相和》，又搜羅了一百八十多個老劇目，用“政治任務”、“經濟任務”強迫劇團上演，江青識破這一陰謀，頂住了這股逆流，義正辭嚴地回 擊了他們：“不要單純為了幾個錢!”

江青還把親筆題字的毛選送給大家，教育同誌們：“你們不要以為我在這裏搞戲，我是在這裏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戰鬥”，教導大家很好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實踐論》等光輝著作，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武裝演員們的頭腦，使他們明確了前進的方向，增添了鬥爭勇氣。

在江青帶領下《沙家浜》越戰越強，連續揭穿彭真搞假現代戲《海棠峪》來對抗《沙家浜》的陰謀，衝破了彭真一夥的控製。在上海，在張春橋同誌大力支持下，一板一眼，江青同誌進行了十二次修改，這個京劇現代戲的樣板，終於得到廣大工農兵的批準。

這下，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老爺們暴跳了起來，破口大罵：“什麽樣板不樣板，我就不知道!”好一副嚇人的學閥姿態。難道我們無產階級的樣板戲還要你們資產階級老爺批準承認嗎？你們搞的那套牛鬼蛇神戲又什麽時候得到無產階級的批準呢？

一九六四年，在江青親自指導下，上海京劇院排出了《智取威虎山》，江青堅定不移地把原來反麵人物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成功地樹立了少劍波、楊子榮 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戰士的高大英雄形象。

這個戲剛一“殺”上京劇舞台，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林默涵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讓他的爪牙發表文章，別 有用心地提出要在舞台上突出座山雕等土匪頭子的反麵形象，惡毒地攻擊江青．江青當即給以反擊。她在七月那篇充滿毛澤東思想光輝的講話《談京劇革命》中痛斥的那種“反對寫正麵人物”，“坐在反麵人物一邊的”就是指的他們。

閻王殿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暗害革命現代戲的企圖又失敗了。京劇《智取威虎山》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出戲!登上了無產階級藝術高峰!

就在同一年，當《海瑞上疏》等大毒草統治著上海戲劇舞台的時候，是江青同誌挺身而出，熱情地肯定了淮劇革命現代戲《海港的早晨》，並要上海京劇院把它改編 成京劇，立誌要讓工人階級的英雄群象登上舞台。

這時，那些叫囂“工人上台，張口難唱，抬手難舞”的修正主義分子，按照劉少奇的黑指示，耍了個寫所謂“培養 接班人”的陰謀，妄圖偷換主題，大寫“中間人物”內心複雜和精神分裂，以“中間人物”代替無產階級英雄人物。

在一九六五年江青戳穿了他們的陰謀，又重 新組織了創作，並親自領導了改編工作。不久，揪出了又一次鑽進創作組的破壞份子，終於使中國工人階級的高大英雄形象，第一次屹立在文藝舞台上。

在指導《紅燈記》的過程中，江青指出：“要教育我們青年一代知道無產階級江山得來不易”，“要鼓舞世界上被壓迫人民的鬥誌”，給了京劇院一盞引導他們 在迷霧中勝利前進的紅燈。

但是，京劇院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拒不執行這一指示，他們竟惡毒地咒罵江青。江青提出了上百條的寶貴意見，他們對群眾嚴 密封鎖，江青同誌親自修改的唱詞送去，他們不用，江青十幾次要求他們作總結，他們置之不理，胡說什麽“沒什麽可總結的!”更甚者，他們竟敢對抗江青同 誌突出李玉和形象的指示，故意刪去了表現李玉和英雄性格的“粥棚”一場戲，並在“刑場”一場戲裏大肆宣揚剝削階級的“兒女情”，醜化英雄形象。

針對他們那種為了排斥工人階級的英雄形象而提出的所謂保持“旦角”戲的完整藝朮構思的謬論，江青憤怒地斥責他們，“沒有革命的先輩，哪來革命的後來人？”

經過了 長期複雜艱巨的鬥爭，才迫使他們不得不按照江青的正確意見來修改。而為了把工人階級的高大形象樹立起來，江青有時雖然身體不好，還堅持去看排練。

而且，從劇本改編到導演，表演，直到每一個動作，每一句唱詞，每一個音符，都要經過反複修改，反複推敲，那怕一個字對英雄有損害也不放過。

為了攻克京劇這 個頑固堡壘，為了字斟句酌地修改劇本，有多少個辛勤的夜晚，江青同誌徹夜不眠，為了點燃北方京劇舞台上這盞革命的紅燈，為了使這盞紅燈指引今後京劇革命， 我們敬愛的青江發揚了“對工作的極端地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和“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毫無保留地傾注了她那火熱的滿腔心血!

繼京戲革命之後，江青根據毛主席“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又接連地點燃了芭蕾舞、交響樂的革命烈火。而且在電影、評劇、歌劇等等方麵也都播下了革命火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盞京劇舞台上的紅燈照紅了整個文藝界。

一九六三年底，江青建議由北京、上海兩個芭蕾舞劇團排演《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

可是，劉少奇，這個中國赫魯曉夫、這個老反革命、這個鎮壓革命新生事物的劊子手，又跳了出來，說什麽：“反映現代生活不能勉強，芭蕾舞，外國歌劇不一定能反映”!

江青毫不退卻，以自己的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回擊了劉少奇和他的走狗爪牙的惡毒攻擊，她激動地告訴大家；“不要當外國人的奴隸，要走自己的路。”“要把革命幹勁，民族自豪感、對亞非拉的責任性樹立起來。”

在創作中，江青對劇本，表現，服裝，布景等提出了幾百條寶貴意見，並親自修改了字幕。用大無畏的英雄氣慨擊潰了一股股逆流，塑造了芭蕾舞台上的工農兵。

六四年七月八日，這是個難忘的日子。芭蕾舞台上升起了紅太陽，毛主席親自觀看了《紅色娘子軍》熱情鼓勵說：“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 上也是好的。”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又一次觀看了芭蕾舞《白毛女》。這是芭蕾舞台上的盛事。是文藝界的大喜事!我們革命芭 蕾舞得到了我們最最敬愛的世界革命領袖毛主席的批準，芭蕾舞新生了!讓那些修正主義老爺們叫嚷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讓他們同舊芭蕾舞一起統統見鬼去 吧!

一個戰鬥接著一個戰鬥，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

一九六五年一月江青又風塵仆仆來到了中央樂團，給這裏帶來了明媚的春天的氣息。她聽了各種樂器演奏後鼓勵大家說：“武器很好嘛，我看完全可以為人民服 務、為革命服務嘛!”她當麵責問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林默涵等人：“資本主義的交響樂已經死了，你們為什麽要跟著洋人去死呢？”一句話，一聲霹靂!劃破烏雲，點燃了樂團同誌們壓在心底的怒火!“對!要走自己的路，決不能跟著洋人去死!”

於是，根據江青提議，決定把革命現代戲《沙家浜》加工移植成交響樂，他們不怕高壓，蔑視一切攻擊誹謗。什麽“京劇會唱壞嗓子”、什麽“發揮洋唱法”全 都甩在一邊，經過和江青同誌一起晝夜奮戰，世界上第一部無產階級的交響樂在江青同誌親自指導下，在一九六五年國慶節登上音樂舞台，開始為工農兵服務，為革命服務!

文化革命的旗手

三十年代文化戰線的偉大旗手是魯迅先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三十年代新民主主義文化戰線上，魯迅先生投槍似的筆，直刺敵人的心髒。“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所捍衛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化路線，魯迅是中國文化的偉人。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是江青。江青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畏艱險，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治的文藝界，頑強戰鬥，衝破閻王殿的反革命封鎖，殺出一條血路來，在無產階級的戲劇舞台上，閃亮了光芒四射的《紅燈記》，展現了紅日初升的《海港》的壯麗景色，堅貞不屈的《白毛女》和颯爽英姿的《紅色娘子 軍》以及《奇襲白虎團》和《智取威虎山》等工農兵形象登上了舞台，交響樂《沙家浜》奏起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壯麗頭歌。江青同誌堅決捍衛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 線，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為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為向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立下奇功!

多少年，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誌的健康，但江青同誌革命的鬥誌愈加旺盛。最近，江青同誌又發出了這樣的豪言：“我的雄心壯誌一一隻要我不死，搞二十個戲，二十個電影，希望同誌們努力……”

周總理無限感慨地回顧說：“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誌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

敬愛的江青同誌嗬，我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衷心地祝福您身體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祝您把毛主席文化革命的紅旗舉得更高!更高!

[yongbing1993]

《教育革命》與《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早就對過去舊的教育製度不滿意，他有一個“教育革命”的思路。

毛澤東在他青年時代接受舊教育時，就對舊的教育製度十分不滿。

毛澤東曾用幹脆不進學校讀書而是自己每天到長沙定王台去自學的辦法進行反叛。後來，在父親停止供毛澤東學費的威脅下，毛澤東才又進入學校去讀書。但毛澤東對舊教育製度的不滿始終存在。

新中國成立後，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對舊的教育製度進行了改造，建立起新的人民教育製度。對此，毛澤東是基本滿意的。

但是，毛澤東從維護工人、農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權利出發，認為中國的教育製度裏麵還存在不少弊端。對這些弊端，毛澤東不高興，多次提出批評，並且積極探討進行改革的方案。

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指出了中國教育製度裏麵存在的許多弊端，並且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

當年的3月7日，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時，就針對教科書、辦私立中學、助學金、思想教育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說：“我們的教學計劃、教科書都是全國一致的。這種做法是不是有問題？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製？”

毛澤東說：“中學辦在農村裏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後可以回鄉生產。如果說教師比較差，可以從好的中學抽調一部分來支援，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如果說辦學質量差，孔夫子還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呢。這是要解決農民子女就近讀中學的問題，唱戲也還有草台班子嘛。在農村，教育要強調普及，不要強調提高，不要過分強調質量。課程也可以簡單些，有語文、數學、曆史、地理、物理、化學、農業生產知識、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後還可以自學，這些學校主要是解決農民生產勞動中需要的知識，如要升學也不限製，成績好的學生可以升學，有的不一定升學。蘇聯著名文學家高爾基沒有進過中學，還不是自學出來的！蕭楚女也沒有進過什麽正規的學校，辦報還不錯嘛。”

毛澤東認為，對助學金要調整，“按照當前的經濟情況，準備兩三年內將助學金擴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農家子女能享受助學金，幫助農民解決一些困難。”、“蘇聯的教材，應當學的就要學，不應當學的就不要學。你們要來一個改革，不要照抄外國的，一定要符合中國的情況，並且還要有地方的特點。”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特別強調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問題。

毛澤東說：“學校要大力進行思想教育，進行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的教育。”、“應當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不要使他們像溫室裏的花朵一樣。”、“中學應當有政治課。政治課要聯係實際，生動有趣，不要教條式的，要使中學生知道一些為人在世的道理。講猴子變人的社會曆史如果同曆史課有重複，曆史課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講起，講勝利，講困難，不過猴子變人還要講，階級鬥爭也要講。”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一篇文章時，加寫了兩段文字，提出了“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和學生要“全麵發展”的主張。

進入60年代後，毛澤東認為，我們教育製度中的弊端更突出了。

對此，毛澤東在1964年3月10日寫的一段批語中指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1966年2月，毛澤東在同毛遠新的一次談話中提出：教學不能都按照發展順序來講。“學曆史，主要學近代史。現在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萬年該怎麽講呢？”，“講原子物理，不必要從最早的那個學派的理論講起。你們這樣學，十年也畢不了業。你們學自然科學的，要學會用辯證法。”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學校的“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集中起來，毛澤東對中國教育製度方麵的意見，主要有三點：

一是認為學製太長，課程太多；

二是認為教學不得法；

三是認為不突出政治，以致出現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

毛澤東認為，這些都不利於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

毛澤東下決心要對中國的教育製度進行改革。

毛澤東所確定的改革的基本方針就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而教育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

在“文革”前，毛澤東一直醞釀著要按照這個基本方針，來一場“教育革命”。不料，這個“教育革命”還沒有來得及搞，“文革”就爆發了。

按照把搞“教育革命”與搞“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的思路，毛澤東決定“停課”。

在發動“文革”前，毛澤東就認為教育界裏麵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學校已經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統治，因此“教育革命”勢在必行。

但毛澤東還沒有來得及搞“教育革命”，就已經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此時，毛澤東轉而認為，教育界裏麵的問題不是孤立的現象。

毛澤東認為，全國一大部分政權已經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掌握，教育界的問題隻是這種情況中的一種，隻有解決了全國性的問題，才能徹底解決教育界裏麵的問題。

由此，毛澤東形成了把“教育革命”與“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教育革命”的思路。

怎樣把搞“教育革命”與搞“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毛澤東一開始想從改革高校的招生製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製度，必須徹底改革。”

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該《通知》提出：從本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毛澤東設想，通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讓一大批工農兵革命青年不經過考試而是通過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進入高等學校。

毛澤東認為，這些工農兵青年進入學校是打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對學校的統治，實行“教育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早就認為，學校的基礎有兩個：一個是學生，一個是教師。現在，既然教師這個基礎不可靠，就要用加大、加強學生這個基礎，來促進對教師這個基礎的改造。

《人民日報》在當年6月18日發表的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中，把毛澤東的這個思路點明了。社論說：改革招生考試製度是“徹底搞掉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個突破口。”

但是，還沒等高校招生製度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實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學生運動起來了。北京和外地一些高校都發生了揪鬥教師、校長甚至群眾的事情。對這些事情，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決定嚴肅處理。1966年6月20日，劉少奇在批轉北大工作組的一份簡報時寫道：“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

而毛澤東卻對劉少奇的批語十分不滿。毛澤東認為，劉少奇這是支持工作組壓製學生。

毛澤東提出，現在就是要支持大中學校的學生造反，衝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學校的統治，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闖將”。

毛澤東決定：撤回中央派往高校的工作組，支持學生革命，而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打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高等學校中的統治。

毛澤東發現，貫徹這樣的方針，受到了阻力。

毛澤東轉而認為，由於在中央和各地有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準青年學生革命，根本談不上搞“教育革命”。

因此，必須把原來設想的“教育革命”合並於“文化大革命”之中，通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衝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教育界裏的統治，才能真正實現“教育革命”。

為此，毛澤東采取了四個行動：一個行動，是毛澤東於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公開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第二個行動是他在1966年8月10日下午親自到中央接待站，對慶祝《十六條》發表的部分大學和中學學生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三個行動是他於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第四個行動是他親自決定：高校和中學停課半年，學生、教師集中時間專門搞“文化大革命”。在這四個行動中，停課是基礎。隻有停課，才能發動大、中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隻有停課，大、中學生搞“文化大革命”才會有時間和精力的保證；隻有停課，大、中學生才能專心搞“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決定一做出，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學（包括初、高中）率先停課。接著，全國各地一些高校和中學紛紛停課。停課的學生，一開始在本校鬧革命。他們批鬥校長、教師、群眾，使全國各學校的領導班子基本陷入停課狀態。

但是，無論北京還是外地，有的高校和中學停了課，有的沒有停課；有的停了課，卻沒有鬧“革命”。

毛澤東對這種狀況不滿意，毛澤東認為隻有在青年學生中搞一個大發動，才能真正衝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統治。

為了來一個大發動，毛澤東決定，讓全國各地的高校和中學之間搞大串連，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經驗。

大串連，就是北京的學生到外地學校中去串連，外地學生到北京來學習，外地的學校之間也可以相互串連。

於是，從1966年8月中旬開始，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離校進行大串連。

這樣，一個紛紛嚷嚷的全國性大串連運動展開了。

大串連打破了一些高校和中學平靜的學習狀態，一下子就使全國各地再也沒有不停課的高校和中學了，甚至連小學也開始停課了。

離開學校到社會上造反和進行大串連的學生，在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個月當中，到北京大學搞大串連的造反學生就有212.4萬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達到17.9萬人次。

[yongbing1993]

《國營企業》怎麽就變成資本家






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國營企業是怎樣被搞垮的？

走資派們推行法人代表製，向工人階級全麵奪權。

在工廠發生虧損以後，資改派們不是去認真的去研究虧損原因。競然胡說什麽，工廠發生虧損的原因是，廠長的權力太小了，共產黨的黨委集體領導限製了廠長的工作積極性。為了發揮廠長的工作積極性。所以必須實行廠長負責製，即在工廠內實行法人代表製。他們要集大權於廠長一人。

在資改派的鼓動下，全國所有的國有企業和被轉為國有的集體所有製企業，都實行了法人代表製。法人代表成了一霸手。工廠一下子由國有企業，搖身一變成了廠長的私有財產。法人代表，集人，財，物大權於一身。他們奪了共產黨的領導權。

這些法人代表們，無所不管，儼然成了企業的土皇帝。企業成了他們的私人領地。他們雖然權力很大，但是卻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在他們在上台的時候，信誓旦旦的說一定要實行扭虧為盈。要對工廠的一切虧損負責。如果不能達到目標，他們甘心受罰。並且他們還定下了扭虧增盈的時間表。

可是，這些人說話是從來都不算數的。這些人雖然都和各級政府訂立了所謂的軍令狀。可是在後來，在企業發生全麵虧損的時候，卻沒有任何一個法人代表對此負責。也沒有任何一個法人代表，為此受到懲罰。所謂的軍令狀，隻是一句笑話。自從實行法代表製以後，一切權力都歸了廠長。當然，工人同時也就失去一切權力。

工人和幹部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工人群眾的權力受到打壓，工人已經不再是工廠的主人了。工人由國家的主人，而是淪為奴隸，打工仔，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工人原先拿的是國家的鐵飯碗。現在變成了法人代表手中的泥飯碗。

這個泥飯碗，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法人代表們打破。不僅是工人的權力受到打壓，就是工廠裏的一些副職，那些法人代表們的同級幹部，甚至於被認為是法人代表的上級的黨委書記也同樣受到打壓。這些同誌在工廠內，在法人代表的眼中，成了多餘的人，可有可無的人。

這些法人代表們也可以找出各種借口，對他們進行打壓，克扣他們的工資，逼他們就範。無法，所以這些黨委書記等老同誌也隻有被迫去巴結那些法人代表，配合他們，邦他們欺壓工人。這些法人代表，根本上就沒有把生產搞好的想法，他們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當官做老爺，趁機撈一筆。

這些土皇帝們在資改派的支持下，就全麵的奪了工人階級，人民群眾的權。在工廠內也奪了共產黨的權。他們肆無忌憚的揮霍國有資產。全國國有企業，便全麵的發生了虧損。例如，我們縣的柴油機廠，原先是由幾十個的小小農具修理廠發展起來的。

二十多年來，工廠從小到大，從幾十人發展到幾百人。固定資產由幾萬元，發展到幾千萬元。該廠在國內外小有名氣。他們生產的195柴油機質量可靠，價廉物美，暢銷全國。並出口到非洲，東南亞，巴基斯坦等地，受到國內外商家的一致好評。

就是這樣的一個明星企業，經過資改派的這麽一胡鬧，這樣好好的一家工廠，幾年工夫，就被他們折騰垮了。該廠的老職工，對於資改派們的倒行逆施，毫無辦法，隻有眼睜睜的看著工廠倒閉。工人群眾無不痛心疾首。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那些經曆過革命戰爭，參加過激烈的階級鬥爭的老幹部們。那些擁護毛主席，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同誌們，對於資改派們的胡作非為，大家提出質疑，提出不同意見。對於這些意見，資改派們答曰，不管白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要摸著石頭過河。

不要爭論什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資改派們就用這一套歪理邪說封堵人民群眾的一切反對聲音。他們宣布，過去革命時代的那一套，現在已經過時了。所以要這些老同誌，將自己的舊思想換一換。並威脅的說，你們如果不願換思想，不換思想就要換人。

資改派們說到做到，將這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老幹部換下來。並美其名曰，是要這些老幹部們退居二線。實則是要換上那些聽他們的話，善於拍他們的馬庇的小人上台。是要奪這些老同誌的權。他們並且說，這是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知識化和年輕化。是讓年輕幹部站到工作的第一線。

在資改派的瞎折騰下，這些好好的國有企業，想不發生虧損也難。工廠的正常生產已經漸漸的維持不下去了。這些法人代表們從來不為生產著想，隻是一心一意的巴結領導。

其實，工廠的好壞也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如果一個工廠搞垮了，他們庇股一拍，或者還要高升一級，調到另一個工廠去繼續當他們的官。這樣的好事，他們是何樂而不為。他們決心要把國有企業搞垮。為了維護他們表麵的政績，在工廠不能正常生產的情況下，在工人不能正常發工資的情況下。他們竟然想出了在銀行貸款交利潤這一餿主意。

資改派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大筆一揮，成百萬，成千萬，成億的向銀行貸款。這些貸款，一是、供自己花天酒地的揮霍;二是、冒充工廠的利潤，上交給上級領導部門裝門麵;三是、用於向上級行賄，為自己的升官發財開路。在這些貸款中，並沒有一分錢是真正用於工廠的正常生產的，沒有一分錢是用於發放工人工資的。

當時，那些法人代表們競相貸款，貸款成了一種能力，成了這些人的政績。能夠貸得到款的人，就是有本事。至於如何利用貸款發展生產，對不起，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在不長的時間內，工廠的債務就象是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由原來的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到後來都是債台高築，資不抵債。

當時的老百姓，對於資改派們揮霍國有資產的行為，用順口溜調侃的說，別看我們廠子小，廠長座蘭鳥;別看廠子不賺錢，廠長有座大豐田。經過走資派們這樣的瘋狂折騰，工廠已經是資不抵債了。

凶相逼露，瓜分國有資產。

國有企業因為資改派們的瞎胡鬧，而發生虧損。那些資改派們拍著胸脯說，三年以內，一定要扭虧為盈。工人們聽了此言，一陣高興，以為他們真的良心大發現，要將國有企業搞好。

然而善良的人們做夢都沒有相想到的是，他們的扭虧為盈竟然是要工人下崗，是要買掉國有企業。他們先是說要抓大放小，隻賣小企業，隻賣虧損企業。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大小一齊賣。好的企業，賺錢的企業先賣，並美其名曰，叫做靚女先嫁。由於資改派們的瞎折騰，造成的國有企業的虧損。竟然成了他們瓜分國有資產的借口。這時資改派們露出了鯨吞國有資產的狼子野心。他們說國有企業發生虧損的根本原因是產權不清晰。

現在要建立現代化的產權製度。就是要改製。什麽是改製?一句話，就是要將國有企業低價買給那些所謂的富人，成功人士，買給法人代表們自已。不過，這些富人，成功人士，他們可並不是依靠自己的聰明能幹，經過自己的努力奮鬥，勤勞致富的。而是依靠權力，依靠關係至富的。他們是從權力中衍生出的一群富人，是些紅頂商人。

說實話，什麽是現代化的企業製度? 這個問題，那些資改派的精英們，連他們自己恐怕自已也都沒有弄明白。

資改派們要用超低價出賣國有資產。他們忽悠群眾說，要公開拍賣。

但是實際上，這種超低價的國家資產，不是任何人想買就可以買得到的。他們隻是要買給那些特殊人物。即那些和他們有關係的人。或者說幹脆就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所謂公開拍賣的把戲，隻不過是在忽悠咱們老百姓而已。

他們要賣給誰? 要賣多少錢? 他們是早已定好。其它人想賣，那是門都沒有。

他們編出各種理由拒絕賣給普通群眾，最簡明的一條就是錢。一個拿工資的工薪階層，要一下子拿出一筆錢來買個企業，沒有銀行的支持，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而銀行已經成了富人，成功人士的提款機。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從銀行貸到款項。所以隻有他們才有權力購買企業。

有人說，國有資產是用低價賣給資本家的。其實，這是對資改派們的恭維。

資本家們根本上就是空手套白狼，他們做的是無本生意。他們一分錢也沒花，就把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瓜分了。

他們是如何不花一分錢就瓜分了國有資產的呢?

總結起來有大約有以下幾種方式。

1，隱瞞資產。

資改派們利用職權，將工廠的大量現金，外欠款，原材料，隱瞞下來。然後，他們再和國資部門簽署收購合同以後，再以個人的名義，將隱匿下來的錢拿出來購買國有企業。其實，這些錢都是國家的，他們是用國家的錢購買國家的企業。

2，化公為私，曲線瓜分國有資產。

資改派們利用自已控製的權力，先是利用自已家人的名義，注冊一家私營公司。他和自已掌控的國有公司經營著同一產品。他們利用職權，將優質客戶拉到自已的私營公司。將優勢資源控製起來，將國有公司擠垮，將自已的私營公司越辦越好。此消彼長，然後再將國有公司收入口中。資改派們並無恥將這一鯨吞國有資產的無恥行為稱之為，資產重組。是用優勢企業兼並劣勢企業。

3，空手套白狼。

資改派們先用空頭支票，將國有企業的產權證弄到手，然後再用產權證到銀行貸款。他們隻不過是在銀行的貸款合同中簽個字而已。他們不過是用國家銀行的錢，購買國家的企業。在這種交易中，他們不僅可以不出一分錢，相反，還可以大賺一筆。例如，一個企業的價格如果是以100萬元賣給資本家。資本家們可以用這個企業的產權證到銀行去貸款200萬元～300萬元。他以100萬元作為購買企業的錢，上交給政府。另外的100萬元～200萬元，就輕輕鬆鬆的流進了他們的私人腰包。這樣，他們鯨吞了國有資產不僅不花一分錢，反而能夠賺上幾百萬元。這真是地地道道的無本生意。他們真是發財有方。

4，收受賄賂，坐地分紅。

這是一個普遍的，一個最常用的手法。如一個企業原值1000萬元，資改派們作價100萬元買給他人，他人淨賺900萬，實際上他人可賺400萬，另外的500萬用於賄賂各級官員，各級官員們依照權力的大小，分得他們各自的份額。這叫做，有好大家得。利益均沾，你好我好，大家好。現在發了案的大多是這類賄賂問題。

5，暗中參股。

先由各級官員的利益有關人，即他們的家人，近親屬，參股。這種做法主要是在那些有權的職能部門的官員們，那些能夠為他們提供保護傘的有權人士。而那些富人和成功人士也非常需要這些的保護傘。權錢結合，就成了鯨吞國有企業的基礎。這種情況，在煤礦企業中比較普遍。

總之，資改派們鯨吞國有資產的手段層出不窮。現在全國大部分資產已經落入了資改派們的腰包。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經過這多年的折騰，資改派們在經濟上，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他們已經控製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接下來他們要幹什麽?隻要不是傻瓜，隻要腦子認真的想一想就會明白。

資改派們，搞垮國有企業，進而侵吞國有資產，這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陰謀。他們一步一步的將國有企業往絕路上逼。搞垮國有企業，進而瓜分幾十個億的國有資產，他們真是惡毒至極。我們的社會主義陣地就這樣被這些狼心狗肺的資改派們摧毀了。

工廠被賣，幾千萬工人被迫下崗。工廠是工人的全部所在，工廠是工人的大靠山。工人全家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孩子的上學，沒有一樣不是依靠工廠。工廠沒有了就是工人的靠山沒有了。工人又成了無業遊民，又是一無所有，又成了一盤散沙。

本人在當時是一個小縣城內，一個地方國營小廠的一名普通工人。本人一些親戚朋友也全部是普通工人。照時下的說法，是一些沒有任何背景的老百姓。

我的這些至愛親們現在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大家都無限感慨。無限的回憶過去，回憶過去的社會主義輝煌。我們含著眼淚，大聲的呼喚社會主義何時能夠歸來。

本人從65年起，就在工廠內當工人，目賭了國有企業從興旺發達，從輝煌走向破產的全過程。目賭了資改派們瞎折騰，搞垮國有企業，進而侵吞國有資產的全過程。今天回憶資改派們的倒行逆施，對於資改派的醜惡行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也更加使我們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社會主義路線的正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正確。

更加加深了我們工人階級對資改派的痛恨。

也對我們自己，為了一些蠅頭小利而輕信了資改派們的甜言蜜語，輕信了他們的無恥謊言，而深深的自責。

世上沒有後慚藥，這些苦果隻有工人自己痛苦的吃下去了。

來源：老兵論道

[yongbing1993]

農村人民公社實踐了農業機械化
　　






在農村人民公社實踐了采用先進的機械進行生產作業和從事交通運輸，會引發農村根本性的變革，隨著生產方式的革命，中國綿延了2000多年的小農經濟的思想、生活、行為等樣態將會結束，農民的知識和技術水平會跟著機械的運用大幅提升，人民公社會在先進的生產工具的裝備中鞏固、完善和進一步發展，城鄉會因機械化為中介加強合作。

為此，毛澤東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

1966年2月19日毛澤東同誌看了《中共湖北省委關於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後，給王任重複信提出農業機械化規劃問題：各省、市、自治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五年、七年、十年的計劃，從少數試點，逐步擴大，用25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是年3月12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提出興辦農業機械化的原則：以地方為主;因地製宜，不能一哄而起;多產農林牧副魚等品類;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係起來，國家積累不要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意見於1966年7月17日提出《關於農業機械化規劃的幾個問題》的文件：今後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總設想分為三個階段。

一、以5年至7年為期，機耕麵積由1965年的2.3億畝達到4億畝以上，灌溉麵積由5億畝達到8億畝左右，基本做到農產品加工的機械化和運輸的半機械化，化肥每畝耕地施用量由13.5斤達到30斤左右。

二、以10年為期，到1975年，機耕麵積達到8億畝，灌溉麵積達到9億至10億畝，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加工運輸的機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畝施用量達到50斤左右。

三、以15年為期，到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擬訂了《全國農業機械化發展規劃》(草案)提出今後10年的奮鬥目標是，要在1980年使中國農、林、牧、副、魚的主要作業機械化水平達到70%以上，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

全國農用拖拉機要達到80萬台左右，排灌動力機械要達到6000萬馬力左右，平均每畝耕地施用化肥達到80市斤左右。在10年規劃的前五年，即到1975年，全國平均耕作機械化水平，由現時的占可機耕麵積的25%，提高到50%左右;全國灌溉麵積，由現時的6億畝增加到7.5億畝，基本上實現糧、棉、油、糖、飼料加工、脫粒的機械化和半機械化;每畝耕地施用化肥40市斤;實現農業人口平均每人1畝高產穩產田。

1974年6月26日至7月12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農業機械會對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主要目標作了適當調整和補充：使農、林、牧、副、魚各業的機械化水平達到70%以上，全國農用拖拉機擁有量達到80萬台左右;手扶拖拉機達到150萬台左右，機耕麵積達到9億畝左右;排灌動力由原計劃的6000萬馬力調整為7000萬馬力，灌溉麵積達到8.5—9億畝;化肥年產量達到6000—6500萬噸;全國糧食總產量爭取達到8000億斤。

1980年農業機械總動力1474.6億瓦特;比1965年農業機械總動力109.9億瓦特，增長1341.7%;農用大中型拖拉機(混合台)83.7萬台，比1965年農用大中型拖拉機(混合台)7.2599萬台，增長1152.9%。

農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機187.4萬台，是農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機0.003956萬台的47371倍;大中型機引農具136.9萬部，比1965年大中型機引農具25.8萬部，增長530.6%;農用排灌動力機械563萬台540億瓦特，比1965年農用排灌動力機械55.8萬台66.7億瓦特，分別增長1009%、809.6%;聯合收割機23028台，比1965年聯合收割機6704台，增長343.5%。

農用載重汽車97105輛，比1965年農用載重汽車11063輛，增長877.5%;機耕麵積4099.0萬公頃，比1965年機耕麵積1557.9萬公頃，增長263.1%。

機電灌溉麵積2531.5萬公頃，比1965年機電灌溉麵積809.3萬公頃，增長312.8%;機電灌溉麵積占灌溉麵積比重56.4 %;(1965年機電灌溉麵積占灌溉麵積比重24.5%)。

化肥施用量1269.4萬噸，比1965年化肥施用量194.2萬噸，增長653.7%;農村用電量320.8億千瓦小時比1965年農村用電量37.1億千瓦小時，增長864.7%。(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yongbing1993]

人民公社成了文化科技結合載體






人民公社成了與文化、科技結合的載體——培養農村人民公社i的新型農民即《社員》。
　　
公社、大隊、甚至生產隊都辦了各種文化科技陣地，並且與城市各種支農單位及農科所(站)、大學對接，組織農民學習文化科技知識，開展科技種田，同時，也協助科研。

1965年全國農業中學(職業中學)61626所，教師19.7萬人，在校學生443.3萬人(1988年在校學生279.4萬人)。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幫助下進行，1975年冬，湖南上萬人的育種隊伍到海南，製種3.3萬多畝。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報》以《一所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大學》為題，發表遼寧農學院朝陽分院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宣傳“朝陽經驗”。這所學院原名朝陽五七農業科技大學。設有農學、水利、牧醫、果林4個係，幾年來先後舉辦了50多期短訓班，為社、隊培養了近萬名各種農業技術人員。

經驗是：

一、學生實行“社來社去”，即學生由社、隊選送，畢業後仍回到原來社隊當農民，為社、隊培養農業科學技術骨幹——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

二、從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出發組織教學，建立了教學、生產勞動和科學研究三結合的新體製，以科研促教學。根據農業生產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建立若幹課題組，圍繞科研課題組織教學。

三、辦學方式，實行“幾上幾下”，每年分期組織學生回到自己社隊，參加當地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從而使教育超出了學校的範圍，走向了社會。“上”就是在校學習，“下”就是回隊實踐。實例：

1973年6月16日新華社報道介紹“上海市川沙縣六裏人民公社政治夜校情況調查”。這個公社有75個生產隊，從去年9月以來，分別辦起了政治夜校，參加夜校學習的有4800多人，占勞動力總數80%以上，主要學習政治、文化。

人民公社極大地推動了醫療衛生網絡向農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腳醫生”為骨幹的新型醫療隊伍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

1963年9月28日新華社報道：全國2000多個縣和自治區建立起以縣醫院為中心、公社衛生院、大隊衛生保健站為輔助的農村醫療保健組織網絡。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並加了“前言”：

“赤腳醫生是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熱的稱呼。”

“他們大力進行醫療、預防、宣傳工作，為改變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毛澤東對赤腳醫生評價很高：“這個從城裏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為了提高赤腳醫生的醫術還建立了培訓和進修製度。

1973年9月26日　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村合作醫療不斷鞏固發展，“赤腳醫生”發展到100多萬人。

但是，這個“新生事物”遭到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對：“赤腳醫生不能一步登天”、合作醫療“是社會主義辦了共產主義的事”。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八字憲法》






人民公社在當時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產力的支持下保證了農業的穩步發展，當時的農業貫徹了“以糧為綱，全麵發展”和“農業八字憲法”。

把“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方針解釋成隻重視糧，輕視或在實際中會造成普遍的放棄全麵發展是缺乏事實根據的。這個方針真實的內涵是十分清楚的。

1959年，毛澤東指出：“農、林、牧三者相互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報》社論《重農不輕牧》：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不是單一的經濟，它既需要有發達的種植業，也需要有發達的畜牧業，而發達的種植業又是同發達的畜牧業互相聯係，不可分割的，毛澤東同誌指出：沒有畜牧業的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國民經濟。

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糧為綱，全麵發展》提出“糧食生產和多種經營決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進的。”“至於土地，在多種經營的條件下，比單一經營更便於合理安排，充分利用。”“有的同誌劃不清正當的多種經營和資本主義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種經營，忽視抓多種經營”“決不可把黨的方針、政策所提倡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批判。”社論還要求，在辦好集體經濟的條件下，應該允許和指導社員利用剩餘時間和假日，從事適當的家庭副業;經濟作物集中產區，應該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牧、林、魚區，應該分別以經營牧、林、魚業為主。

從實際情況看：

全國主要農作物播種麵積(萬畝)

總播種麵積 糧食作物播種麵積 占總播種麵積%

1952年 211884 185968 87.8

1957年 235866 200450 85.0

1979年 222715 178894 80.3

1984年 216332 169326 79.3

1988年 217303 165184 76.0

糧食與多種經營的比例，最高年份為1952年87.8%，其餘年份的波動都不大。

全國大牲畜頭數(萬頭)

1952年 7646

1957年 8382

1979年 9459

1984年 10839

1979年比1952年增長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長114.59%

全國肉類產量和豬羊頭數

豬牛羊肉產量(萬噸)肉豬出欄頭數(萬頭)豬年底頭數(萬頭)羊年底隻數(萬隻)

1952年 338.5 6545 8977 6178

1957年 398.5 7131 14590 9858

1979年 1062.4 18768 31971 18314

豬牛羊肉產量1979年比1952年增長313.86%，比1957年增長266.59%;

肉豬出欄頭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286.75%，比1957年增長263.18%;

豬年底頭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356.14%，比1957年增長219.13%;

羊年底隻數1979年比1952年增長296.44%，比1957年增長185.78%;

而糧食1979年比1952年增長202.61%;比1957年增長170.27%，所以，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還是均衡的。(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農業八字憲法指“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等八個方麵的農業增產措施，它是在實踐中提出來，最後被毛澤東概括為農業八字憲法。1958年12月10日，農業“八字憲法”被寫進了黨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可以說它是中國農業第一部科技大法。後來，毛澤東告訴竺可楨，他已看到竺可楨的《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農業八字憲法“是管地沒管天”，在八字外，還應加上“光”和“氣”兩個字。

農業八字憲法將農業發展描述為一個涉及工業、農業、科技等部門和城鄉互動的綜合係統工程，預設了農業增產必須的“人力投入”(如：興修水利、擴大種植麵積)和“科技成果”(如：推廣優良品種、改良工具)兩個條件，並把現實的條件與未來進步的可能性結合起來，在事實中堅持實踐-認識循環模式，采用科技方法，精耕細作，放棄廣種薄收粗放式的經營方式。

農業“八字憲法”提出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關於農業發展問題的文件中，幾乎都有這樣的要求。各地報刊都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僅《人民日報》發表的涉及“八字憲法”的社論就有近80篇。“八字憲法”對我國大幅度提升農業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參看2004年11月8日合肥晚報摘自《黨史博覽》郭聖福/文)

特別是在農田水利、種子、化肥等方麵成效巨大。在種子研究領域，1964年，袁隆平開始了“雜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華社報道，中國農村培育雜交高粱和雜交玉米獲得顯著成效。雜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產30—40%，1971年全國已種植雜交高粱2280萬畝。雜交玉米一般可增產25—30%，1971年全國已種植6720多萬畝，占全國玉米麵積的三分之一。

1974年7月17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各小麥產區大力推廣優質品種。1973年4月30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化肥工業高速發展。目前全國小化肥廠已達1400個左右，生產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國化肥總產量的60%。據統計，1970年—1972年，全國化肥產量平均每年遞增310萬噸，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遞增數，提高了將近7倍。1972年從國外引進化肥成套設備，建成投產後每年可產化肥400萬噸。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北方農業會議。8年來農業生產連續豐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糧食已超過“綱要”。北方14個省、市、區糧食過“綱要”的縣有84個，公社有1251個，大隊有26613個。全國高產穩產農田總數達到4.5億畝。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農業大麵積大幅度增產。繼1973年5個縣糧食單產上《綱要》、過“黃河”之後，又有幾個縣達到這個水平。全區32萬克(1克相當於1畝)冬小麥大部分單產過400斤。1974年糧食總產量比1973年增長15%。

文革十年，中國糧食產量從1965年19453萬噸，提升到1976年的28631萬噸，增長147.18%，平均每年增長4.72%。1976年全國人均擁有糧食319公斤　/年(1952年288公斤/年，1988年362公斤/年)。(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人民公社時期的糧食增長主要來源於八字憲法中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精耕細作這些積極的人力投入。

而“科技成果”最重要的部分，如：袁隆平從1964年開始的雜交水稻研究至1975年才取得成功，1978年化肥施用量也僅有884萬噸。而據專家研究，農村承包製後，糧食增長主要來源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化肥(1988年已達到2141.5萬噸)，及其它科技成果。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征兵《科技對糧食增長的貢獻及糧食科技發展的方向》一文對此進行了敘述：“科技進步對糧食增長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學進步貢獻率來定量地測定科技對糧食增長貢獻的大小。

研究結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間，糧食增產諸因素中技術進步貢獻率最大，占48%，其次為化肥貢獻率占35%，其他物質投入貢獻率占14%，勞動力貢獻率5%，而氣候條件的貢獻率為-2%(即造成2%的減產作用)。在當前我國糧食生產中，技術進步的內容是廣泛的、綜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優良品種、栽培技術、植保技術、低產土壤改良技術以及種植結構調整等5項。”這裏所提到的“5項”都在八字憲法之中。

關鍵是，1984年全國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製後，當年糧食達到40731萬噸。然而，1985年糧食就減產，僅為37911萬噸，數年之中都沒有超過1984年的產量。所以，有專家據此判斷，家庭承包責任製刺激的農民積極性在1985年就釋放完畢。前後對比，顯然農民長期的積極的人力投入與人民公社強有力的組織和動員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