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反擊走資派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
姚文元在日記中記載說：
“下午二時，政治局緊急開會，人民（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動，反革命暴動事件，打了解放軍燒了汽車，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眾，並且衝到人民大會堂東門。
一批人在紀念碑進行反革命煽動，號召成立反革命組織，以“悼念”總理為名，猖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鄧小平上台，喊“總理萬歲！”
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陰謀越來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鄧小平主持工作是他們“決定性勝利”。聽了這個情況，我提出此事已帶有反革命政變性質，要立即采取措施，開短會，不要多議。當即決定：由吳德發表講話，指出這是反革命性質事件，號召群眾離開廣場，然後立即組織民兵進行包圍、分割後拘留其骨幹分子，予以有力打擊。
三時散會，我先到人民大會堂廳外，看見了廣場全景，四大批人擁來擁去，兩堆火還在曆史博物館外燃燒。我即請政治局同誌都上來看一看，在江西廳，大家都來了。這是觸目驚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壞蛋始終不動，誰去反對就打誰，另有一夥人進行反革命演說，送花圈、貼傳單。外麵有好幾萬人，流來流去。再外麵有一批騎腳踏車的人飛快地來回巡邏，看來是通風報信的。還有不少小汽車，有不少是部隊的。不一會，解放軍營房的小樓著火了，又一輛車著火了，火光熊熊，黑煙衝天。於是，看見樓上把被子、床單、衣服、書箱、紙張一批一批地從窗口擲了出來，擲到火中去燒。救火車無法接近。
望遠鏡中，看見有一個家夥爬上紀念碑放了一個大花圈，用繩子把它圍起來。政治局同誌看到這一切，無不仇恨滿腔，階級鬥爭是這樣尖銳，這已經是武裝暴亂性質了！
大喇叭還不響，我們很急，一再查問。華國鋒要求王洪文、張春橋、我留下來處理。我同意。終於，在六時二十五分，人民廣場的大喇叭一響，立即看見廣場上的大多數人潮水一樣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時，廣場上人已大為減少，看熱鬧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來越暴露在麵前。
九點二十五分，民兵開始行動。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無產階級專政威力下迅速被擊潰。帶著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氣昂昂地開進廣場，從南北兩方麵加以包圍，敵人徹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開會聽匯報。戰果輝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還留下一百多人，突擊審查。”晚上六點半由北京市革委主任吳德奉命發表廣播講話：
“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省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死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戮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於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令攻，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功，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一小時後人潮散盡。九點半，一萬名民兵、三千警察和五個營的衛戍部隊，手持木棍、皮帶清場，沒有任何槍刀武器。現場被捕關押38人，整個事件前前後後總共被捕388人，沒有一個死亡。
4月6日淩晨政治局聽取了公安部、民兵、衛戍區的報告後，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動”，認為是“反革命暴亂事件”，“今天取得了勝利，但教訓太深了”，應“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會議提出要將這次事件“盡快通報全國”，並給予公開報道。毛遠新於淩晨3時向毛澤東書麵匯報，其中說：
“告類演說、詩詞、悼詞、小字報、傳單、字條、口號都集中攻擊毛主席，就是不批鄧(有的公開擁護鄧)”，“內容既惡毒又隱晦，是白頭發的人編寫的”。“再一個特點是法西斯，不顧後果，瘋狂已極，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不是搶救得快，很多入會被打死)，連提出不同息見的看熱鬧的群眾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下群魔亂舞，是曆史上沒有的。
“估計敵人會準備明暗兩手，要防止他們搞暗殺、破壞活動，他們什麽都幹得出來的。”
毛遠新的報告結尾說：
“市委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門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明天人民日報要發社論，組織全市人民學習，批鄧，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
“國鋒同誌最後歸納了大家的意見，並建議由北京市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性質、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寫個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園，今天的事必然會傳到全國，敵人會進一步造謠，製造混亂，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況有所準備是不行的。“大家認為盡快向全國通報很有必要，起草後送主席。”毛澤東於11時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到毛澤東住地，當麵向他報告處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經過。張玉鳳回憶：“她走到主席床前，對主席說：‘我來這以前，特意到天安門廣場繞了一圈，一路上硝煙彌漫，一夥人燒房子，燒汽車。這是以死人壓活人，鄧小平是他們的總後台，我要控訴。我建議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主席看了看她，沒有說話。”
4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的社論，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擇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
4月7日上午8：05，毛遠新根據姚文元的“天安門事件現場報道”，向毛澤東匯報了“天安門事件”的進展情況和處理意見。“現場報道”說天安門事件“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毛澤東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他主張公開發表這兩項決議和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道，表示：“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九號文件）：“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十號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葉劍英、鄧小平、蘇振華未參加會議。
當晚8點，廣播電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兩個決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對鄧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幾乎衝擊所有領域。
4月8日，北京舉行超過百萬人的慶祝粉碎四五反革命遊行。同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在信中，他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表示：第一，擁護華國鋒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第二，對繼續保留他的黨籍表示感謝。
4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文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麽?》一文，把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說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
事實證明：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對四人幫和毛遠新吳德等實行嚴酷的報複致四人幫於死地，毛遠新被打殘。又將《四五》翻案。充分說明走資派鄧小平做賊心虛心狠手毒。
這就是階級鬥爭。
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第五個問題，帝修反和國內地主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
這次，鄧小平挑起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鬧得最凶的時候，帝修反特別是蘇修新沙皇，喜形於色，興高采烈，認為他們所謂的“中國的健康力量”，這一回可要“說出自己決定性的話”來了。
克裏姆林宮從四月七號到現在，一直忙個不停地開動各種宣傳機器，什麽《真理報》》、《消息報》、《蘇維埃俄羅斯報》、《共青團真理報》、《文學報》、《汽笛報》，還有“塔斯社”、“和平和進步廣播電台”等等，又寫文章，又發報道，又登照片，不遺餘力地給鄧小平撐腰打氣，說什麽鄧小平的路線受到了“熱情支持”，很多人“要求鄧小平當總理”。
過去，蘇修新沙皇曾經寄希望於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幻想都破滅了。這一回又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滿以為就要成氣候了。可是他們高興的太早了，還沒來得及鼓掌，這股反革命逆流就很快被粉碎了，鄧小平也完蛋了。
勃列日涅夫之流大為喪氣，情不自禁地叫喊，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是“令人吃驚的”，是“感到失望的”。於是便歇斯底裏大發作，叫嚷：“鄧小平被撤職不是內戰的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五月十八日，蘇修“塔斯社”這個造謠公司，瞪著眼睛說：“上月底，槍斃了一個天安門廣場遊行的參加者，十人遊行者被法院判處了十年徒刑”，這是多麽拙劣，多麽卑鄙！蘇修對天安門事件這麽熱心，一喜一驚，一捧一罵，無恥造謠，就更加清楚地告訴我們：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要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總是把賭注壓在黨內走資派身上，鄧小平這一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就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
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也錯誤估計形勢，欣喜若狂，興風作浪。就連盤踞在台灣的政治僵屍蔣經國，也像紮了一針強心劑一樣，有氣無力地嚎叫起來。
四月六號，也就是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第二天，蔣經國就急不可捺地在偽立法院會議上叫嚷，說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什麽“大陸同胞抗暴行動的新開始”，狂叫要給予“全力支持”，還提出所謂“特別預算”，“全力供給”。
四月七號，蔣經國又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常會，製定所謂“精神入黨”辦法，發表《告大陸同胞書》，叫嚷什麽“大陸所有同胞不分地域，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不分信仰”，都可以“自動地成為中國國民黨的精神黨員”。
台灣、香港的反動報刊、電台，也連篇累牘地發表反動文章和廣播，造謠誹謗，攻擊誣蔑。狂叫“現在是反共的良好時機”，煽動要“發揮冒險犯難的精神，開展大陸工作”。鄧小平挑起的這場反革命暴亂，連蔣幫都這樣賣力地吹捧，不是很發人深省嗎？
一些地富反壞，牛鬼蛇神，還有那些老右派，也從陰溝裏爬了出來，暗中慶幸，大放厥詞。當一小攝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門廣場行凶作惡的時候，他們手舞足蹈，妄想變天，胡說什麽現在是“形勢不穩”，已經是“一觸即發”，“現狀不好維持，局麵不好收拾”，“前途演變正未可知”，甚至叫嚷什麽“政權也得變一變了”。有的使勁地吹捧鄧小平“威武不屈”，“真有骨氣”。請大家聽一聽，這是什麽腔調，這又是為什麽？
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熱烈慶祝，一小撮階級敵人遭到滅頂之災，不甘心失敗，仍在垂死掙紮，繼續較量。
從四月六日到現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發生了近百起反革命案件，與往常相比大約增加五、六倍。其中，針對中央兩項決議進行搗亂破壞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四月十一日，七○六廠有個反草命分子，在廠裏公開跳出來狂呼反革命口號，惡毒攻擊中央兩項決議，被製止時竟接連對三名職工拳打腳踢，瘋狂地行凶報複。
四月十二日，北京糧食局馬連道倉庫有個反革命分子，公然打出“要造反”的旗號，狂叫“文化大革命坑了我，也坑了鄧小平”，窮凶極惡地闖進辦公室，接連砸壞了三張辦公桌。
四月十四日，中央民族學院有個反革命分子，竟在集體宿舍，公然將《黨的基本知識》一書中引用的毛主席教導，全部塗毀或撕掉，並當眾書寫了三條反革命標語，為鄧小平揚幡招魂。
四月二十日，從太原市流竄來京的反革命分子尚久大，跑到前門大街，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惡毒攻擊周總理，無恥吹捧鄧小平，狂呼反革命口號，當場被工人民兵抓獲。五月一日淩晨，從新疆潛逃來京的反草命分子李林泉，連續在前門、西單、王府井、南長街等八個地方散發反革命傳單，公然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鄧小平和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進行辯護，當夜被北京站民兵、民警抓獲時，從他身上搜出了同樣的油印反革命傳單三百九十三張，反動日記三本，已投寄給中央一領導同誌的反革命信件底稿十四份。
五月七日，大興縣一個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子弟，連續書寫五條反革命標語，瘋狂叫囂“堅決支持右傾翻案風”，胡說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徒的活動是什麽“自己解放自己”。
五月十七日，堅持反動立場的右派子弟王益民，從山西跑來北京，明目張膽地要往天安門東標語塔上貼反革命大字報，以《不理解這個綱》為題，猖狂攻擊以階級鬥爭為綱，胡說什麽“為何以糧為綱，是不是有總綱、大綱、小綱，遊擊綱、臨時綱”，“這究竟是不是以目亂綱，以目代綱”，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這個家夥被抓起來以後，還繼續攻擊，無恥吹捧鄧小平“當個總理也應該”，誣蔑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是“故意鬧意見”，攻擊我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犯了錯誤”，咒罵社會主義製度“不自由，不如過去那樣：海闊由魚躍，天高任烏飛”，猖狂叫囂“來京的目的就是為鄧小平翻案”，“製造第二次大混亂”。這個反動家夥還恬不知恥地說：“大丈夫要有沉機獨斷之誌”，“青雲有路終需上，宇宙無名誌不休”，“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真是反動透頂。
上述這些情況，對於我們認識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頗有啟發，耐人尋味。對這一反革命事件，誰支持，誰反對？對粉碎這場反革命暴亂，誰害怕，誰高興？對鄧小平搞翻案複辟，誰讚成，誰抵製？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嗎！
同誌們！今天向大家匯報的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貫徹落實市委二十六號文件精神，掀起一個繼續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和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具體地說：一是要學好。就是繼續認認真真地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加深理解，武裝頭腦，掌握強大的思想武器。
二是要批透。就是狠批鄧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罪行，進一步認清鄧小平的反動實質，提高覺悟，劃清界限，肅清流毒。
三是要深追。就是認真追查反革命，前一段在各級黨委領導下，認真發動群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形勢很好。
截至五月十日，全市共揭發出可疑線索兩千多件，有近七千人，主動交出抄錄的反動詩詞和所謂“總理遺言”近四萬件，交出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拍攝的照片、底片四千多張。特別是所謂“總理遺言”這起反革命謠言，經過在全國開展追查，製造者已經有了著落，可以不再追查製造者了。
但是，追查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反動詩詞、傳單和其他反革命謠言的製造者，把這些家夥統統挖出來，任務還是相當繁重的，還需要進行艱巨的工作。為了不使反革命漏網，各級黨委要把它作為一項政治任務，集中一段時間，集中精力，狠抓一下。特別對重點單位、重要案犯、重大線索，要抓住不放，不管追到誰，一追到底，一定要追個水落石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學、批、追、促，最重要的是學和批，要把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認認真真地抓緊抓好。要深入批鄧，徹底揭穿鄧小平的畫皮和極右實質。隻有學好批深，才能把追查反革命和各項工作很好地開展起來。
因此，各級領導要站在鬥爭的前列，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放手發動群眾，把學、批、追、促抓緊抓好。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帶頭批，帶頭揭，帶頭反擊右傾翻案風。
要更加自覺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爭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爭取更大的勝利！
原載《共識網》
這就是階級鬥爭。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的一切說法都是站在走資派鄧小平一邊的，包括文件及媒體，可信度有多少？
第四個問題，為什麽說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掛帥人物？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生死搏鬥的突出表現，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修正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瘋狂反撲。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就是這一事件的罪魁禍首，是掛帥人物。一小撮階級敵人膽敢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製造反草命暴亂，就是因為有鄧小平在那裏掛帥，給他們撐腰。
大量事實充分證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鄧小平一手挑起來的。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權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鬥爭經驗，有綱領、有輿論、有組織、有部署地向黨發起全麵進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妖風，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篡黨奪權，複辟資本主義。
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的黑旗一舉，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紛紛聚集在這麵黑旗下，亦步亦趨，緊密呼應。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麽：“春天來了，空氣新鮮，精神爽快”，把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說成是“光明路線”，爭當吹鼓手、馬前卒。
鄧小平大造反革命輿論，爭奪“思想陣地”，帶頭製造政治謠言；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拚命搖旗呐喊，為其篡黨奪權做輿論準備。鄧小平大叫“各方麵，問題都很嚴重”，“積重難返”，一再部署要“全麵整頓”；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鸚鵡學舌，大肆叫嚷各方麵問題“日久積年”，“不下重藥，恐難收效”，必須“大刀闊斧”，“改弦更張”。
鄧小平篡改黨的基本路線，提出“一切為了四個現代化”的修正主義口號；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鄧小平惡毒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胡說什麽“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要打倒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所有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完全是鄧小平煽動起來的，是鄧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風的必然惡果。
大量事實還充分證明，鄧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集中地代表了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和複辟願望；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暴亂的這夥反革命分子，就是鄧小平反革命複辟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讓我們剖析一下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被抓獲的都是些什麽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種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懷有刻骨仇恨的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耿耿於懷，切齒痛恨。鄧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興高采烈，得意忘形。
鄧小平受到批判，他們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膽量和冒險精神”，和無產階級進行較量。
有一個老子在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的人，在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中，幾乎全家出動，東竄西跳：這個家夥拿著半導體喇叭，站在廣場紀念碑的台階上，聲嘶力竭地朗讀他自己寫的反動詩，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觀戰，他哥哥在一旁給他拍照、打氣，不斷叫好，煽動他“再來一遍！”“再來一遍！”再如，搞反革命組織的齊國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進群眾組織的壞頭頭，因思想反動，搞打砸搶，被拘留審查近兩年，一直懷恨在心。這次跑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反革命串連，妄圖成立“全國罷工委員會”，狂叫要“占領電台”，“左右中央”，“把鄧小平抬出來”。
再一種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一步限製了資產階級法權，阻礙了這些人升宮發財、成名成家的道路，他們恨之入骨。
有的就直言不諱地說，鄧小平搞物質刺激，白專道路，擴大三大差別，“能給自己的家庭和個人帶來好處”，可以“住上好房子，找個好工作”，在城市“過上舒舒服服的生活”。反革命分子周忠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著鄧小平當權，說，“隻有鄧小平上台，才有出頭之日”，還說什麽“不管什麽路線，隻要能提高工資，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
對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十分反感。他除了進行反革命串連外，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還連夜書寫五首題為《清明有感》的反動詩，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公然寫出“東風無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權”的反動詞句，惡毒地進行攻擊。
還有一個參加衝人民大會堂和解放軍營房的壞家夥，認為隻有鄧小平才重用象他父親那樣的“技術幹部”，鄧小平不垮台，他父親“還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頭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門廣場事件鬧得越大越好。
還有一種是受過打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有的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有的是多次被關押的罪犯。他們唯恐無產階級的天下不亂，早就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又苦又澀”，“簡直無法忍受”，“咬著牙根活著”。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他們本能地感到給自己帶來了希望。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在鄧小平的身上，疼在他們心上。這些家夥反革命本性大發作，也跑到天安門廣場推波助瀾，趁火打劫。
前邊說的吉林的李廣德，就是一個典型。這個家夥四十歲，十三歲就開始犯罪，曾被判刑兩次，加刑一次，勞動教養一次，現在還戴著壞分子帽子。就是這樣一個壞分子，也跑到北京來搞反革命串連，在天安門廣場“大顯身手”。
再如，被開除黨籍的蛻化變質分子姬傳賢，四月四日糾集幾個人到中山公園，策劃成立什麽“工農兵反修紅旗兵團”，公然提出“取消階級，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號。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一切反動階級要實行複辟，總要推舉他們的政治代表，作為他們的領袖和靠山。而反動階級的代襲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動綱領和路線，作為“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把一切反動勢力集合在這麵黑旗之下。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鄧小平的煽動，跟地主“還鄉團”一樣，又燒又打，瘋狂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有的還直接向鄧小平“上書”，獻計獻策，說什麽“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鄧小平“奮袂而起，登高而呼”，“組織起自己的人和他們幹”。
有的甚至狂叫“幹柴已備，待點燃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幹柴”，把鄧小平當作反革命邪火的“點燃者”，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說出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後台和打手、主帥與嘍羅的密切關係。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顯，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這一科學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也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頭等大事，必須進行到底。
第三個問題，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樣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地搞起來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輿論，是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礎。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鄧小平刮起右傾翻案風，社會上謠言四起時，這夥反革命就與鄧小平一唱一合，緊密呼應，煽陰風、點鬼火，大造反革命輿論。他們喪心病狂地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中央領導同誌，造謠誹謗中央有什麽“老派”、“新派”，“溫和派”、“激進派”。
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和周總理逝世後，他們又製造所謂“總理遺言”，胡說什麽“批鄧就是反周總理”，妄圖製造混亂，扭轉批鄧的大方向。在天安門廣場活動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謠言最凶的家夥。反革命政治謠言泛濫的單位，群眾思想混亂，批鄧就批不起來，壞人活動囂張，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幹得最凶。
他們無恥地吹捧鄧小平，為把鄧小平抬出來當中國的納吉，大造輿論準備。當去年鄧小平大刮吉傾翻案風時，這些家夥就給他吹喇叭、抬轎子，認為隻有鄧小平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說出他們的心裏話。胡說什麽、“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他們預感到末日來臨，拚命頑抗，誣蔑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什麽“天驟變，烏雲布，起陰風”、“突如其來”，“爭權奪利”；攻擊批鄧是什麽“無端弄筆出誹言”，“用反複辟的口號搞複辟，以反倒退的名義搞倒退”，“是把老幹部打下去的信號”等等。
他們竭力為鄧小平辯護，胡說什麽“搞階級鬥爭阻礙生產的發展”，“抓不住老鼠的貓能是好貓嗎？”說鄧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斃”。有個反革命分子竟瘋狂叫囂說，他要是鄧小平的秘書，就要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下毒手。周總理逝世後，他們又散布鄧小平是什麽“黨政軍全拿得起來的唯一的人”，“當然的接班人”，還造謠說，鄧是周總理“提議的總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門廣場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妄想“對中央施加壓力”，“把鄧小平抬出來”當中國的納吉。
他們惡毒攻擊大好形勢，製造混亂，以便混水摸魚。用林賊《“５７１工程”紀要》中的惡毒語言，攻擊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是什麽“政局不穩”，“經濟搞得亂七八糟”。還誣蔑現在是什麽“山河變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巒暗，環宇竟哀鳴”，是什麽“風雨飄搖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動“有誌不如趁勢”，要“在這急風暴雨到來的時刻”充當“英雄”，要“不怕風險，不怕殺頭”，用“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亡命精神”，“大幹一場”。
他們還為在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暴亂直接製造輿論，別有用心地進行反革命煽動。散布什麽“周總理逝世時悼念活動受到了限製，群眾的意誌沒表達出來”。公然叫囂到清明節“要用花圈表達出人民的意誌，有熱鬧可看”。在清明節前夕，他們大肆傳播所謂“總理遺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謠說“南京有幾十萬人上街示威”，“全國已經亂起來了”，胡說中央對南京事件“態度很軟”。還造謠廣州有人在大街上召開會議，指名攻擊中央領導同誌，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為製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輿論。
第二，組織上早就互相串聯，結成了幫夥。
在天安門廣場跳得最高，幹得最凶的，台前幕後都有一幫子人，已經查明的就有幾十夥，少者四、五人，多者幾十人。從初步調查的情況看，他們搞組織串聯，大體有以下集中情況：
一是策劃於秘室，搞“裴多芬俱樂部”，早已結成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與本單位的一些人結成同夥，經常在一起傳播反革命政治謠言。從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們一起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反革命宣傳，並精心策劃在廠內貼出十八條反動標語，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誌。叫囂什麽“誓與黨內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血戰到底”，策應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活動。他們還供認，陰謀搞四○火箭筒，伏擊紅旗牌轎車，對中央負責同誌下毒手。
一種是早就糾集一夥人，在天安門廣場又乘機擴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組織，打出所謂“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委員會”“全國罷工委員會”“臨時造反委員會”“殺妖戰鬥隊”等旗號，發表《告全國人民書》，網羅黨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從今年一月開始，就搞反革命串聯，組織反革命小集團，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又積極物色對象，發展反革命組織，采取特務手段，規定聯絡暗語，建立單線聯係，炮製反動地下刊物《大眾報》。先後網羅幾十人像林彪的小艦隊一樣，開列了名單，劃分為骨幹、可靠和不可靠三類。
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夥在紀念碑周圍貼出“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委員會通知”，發表反革命演講，用半導體話筒聲嘶力竭地叫嚷“火燒得越旺越好”，帶頭指揮衝擊人民大會堂，還組織了五名所謂“談判代表”，侯玉良自命為“首席代表”，踩著警衛戰士和人民警察的頭衝進解放軍營房。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後，他們又訂立攻守同盟，轉移銷毀罪證，轉入地下，侯玉良與同夥總結三條“失敗的教訓”：一是沒有聯合起來，二是大學生沒有發動起來，三是沒有一個像樣的首領。還給同夥打氣說天安門廣場事件是什麽“進軍的第一炮”，是解放以來最偉大的群眾運動，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力量，“妄圖卷土重來”。
一種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聯。炮製反動詩詞、造謠攻擊中央領導同誌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鉉，今年一月到桂林參加四機部召開的業務會議時，與上海、河北、廣西、四川、貴陽、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廠的十五、六個技術人員串通一氣，傳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謠言，周忠鉉還和其中的五個人集體收聽敵台廣播，記錄敵台偽造的所謂“總理遺言”。回京後保持聯絡，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
一種是外地的壞人來京搞反革命串聯。吉林省勞改釋放的壞分子李廣德，三月二十日竄來北京與一內蒙來京的壞人王鐸勾結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個所謂上訪人員，從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連召開了五次黑會，密謀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宣講所謂“呼籲書”“告上訪人員書”，叫囂到北京“不是來燒香的是來拆廟的”，“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廟，寧死不回頭”，煽動要組織起來，到中南海靜坐、絕食向中央施加壓力，衝擊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活動，也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就拿第一個在紀念碑貼出影射攻擊“悼詞”的反革命分子曹誌傑來說，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糾集同夥，密謀策劃，先後開了四次黑會，指定專人起草悼詞。三月底寫出悼詞之後，他看了嫌太平淡，“沒勁”，特意加上“披荊斬棘”“血戰到底”等影射攻擊的反動詞句。四月二日還到北大法律係進行煽動，遭到工農兵學員的駁斥，市總工會要他揭下反動悼詞，他堅持不揭，後來看形勢不妙，又私下對同夥說：“先退回來，等待時機以後再進攻”。
在天安門廣場猖狂表演的這夥反革命，幕後也大都有人煽風點火，出謀獻策，在天安門廣場用半導體話筒宣講反動詩《今日在何方》的那個反革命分子，早就嘔心瀝血地炮製了反動詩詞，並四處拉同夥，請軍師。有個宣傳部門的人為他寫的詩反複琢磨，一邊修改，一邊讚賞，並陪他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宣講，還有一個反革命分子為他的詩修改了三天，凡惡毒攻擊的字眼，都用紅筆劃出來，肉麻地寫道：“大作拜讀，構思巧奪可取，感情真摯，有激情”，並為他獻策說：“應寫得含蓄一點，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讓別人看得出來，又不能讓別人抓住，望君注意”。還有個家夥為他出謀劃策說，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絕不能承認攻擊中央的，因為你的詩從字麵上怎麽解釋都可以。
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鬧得最凶的單位，大都有領導人縱容支持，直至親自出馬，中國科學院１０９廠送四塊反動詩牌和花圈的活動，就是在某些領導人參加下精心策劃的，他們早在一月底就醞釀清明節送花圈，二月買紙作準備，三月中旬製定了花圈圖案，經某負責人批準製作，並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動詩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
他們一共做了四個花圈，兩個給周總理，一個給陳毅同誌，一個給楊開慧同誌，影射攻擊中央領導同誌。有一個家夥，在製作花圈的時候就說過：“準備被抓起來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們還專門開會研究送反動詩牌“走那一條路影響最大”，確定繞道走“外地人多，外國人多”的王府井，路過北京飯店送往廣場。
四月一日，該廠一些領導人親自坐車到天安門廣場窺測形勢，並抄錄反動詩詞，回去進行煽動。四月二日上午，這個廠的領導為了掩人耳目，還特意設計了一個所謂批鄧大會，會上隻有一個人發言，接著煽動組織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總指揮，從工廠所在地德勝門外祁家豁子出發，用四輛汽車在頭前開道，抬著花圈，舉著詩牌，招搖過市，到北京飯店門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鍾，以便讓外國人拍照，他們還指定專人把送反動詩牌的各種場麵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擴大反革命影響。還有一些單位也有類似情況。
第二個問題，我們是怎樣同這夥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的？
大家都知道，清明掃墓是個舊習慣，早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革命群眾就要求破除，市委根據群眾的意見，曾向中央寫了報告，提出清明時不再進行掃墓活動，經周總理親自批示，中央批準，並在全市進行過工作。
今年清明節周總理逝世不久，廣大群眾懷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進行悼念活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階級敵人打著悼念周總理的幌子，蓄意進行反革命活動，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就不能不針鋒相對地同他們進行鬥爭。
怎樣進行鬥爭的呢？總的說來，敵人有個暴露的過程，我們也有個認識的過程，隻能根據當時情況的發展，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相應的對策。大體做法是：
第一，各級黨委和領導同誌，深入基層，認真做好工作。三月三十日，在廣場上出現對中央領導同誌的影射攻擊以後，市委立即對敵人的動向進行了分析研究，四月一日召開了緊急會議，發了緊急通知，要求各級領導認真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號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嚴防和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四月二日，傳達了中央處理南京政治事件的電話通知，戳穿了敵人的陰謀。經過工作，絕大多數單位和群眾，提高了認識，看出了“花圈背後有嚴重的階級鬥爭”，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頂住了這股反革命逆流，沒有受騙上當。有些原來要做花圈，送花圈的群眾，就不做，不送了。這樣，不但孤立了敵人，也為後來的反擊，做了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
第二，統一部署指揮，密切掌握敵人的動向。這次反革命活動的主要特點，是利用群眾懷念周總理的心情，混雜在群眾中，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作掩護。根據這種情況，及時掌握敵人的動態十分重要。
隻有這樣才能緊緊抓住戰機：揭露和打擊故人。但當時民兵、民警也不能公開出麵，維護廣場秩序，如果那樣做，就會使敵人的活動合法化，在客觀上起到支持故人的作用。為此，在市委領導下，組織了統一的指揮部，抽調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在現場分片包幹，隱蔽進行觀察，把階級敵人的一舉一動都掌握起來，為開展反擊做好行動上的準備。
第三，實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專門機關相結合的方針，就地揭露和打擊敵人。三、四兩曰，敵人已經充分暴露，我們當即采取措施，給以迎頭痛擊。
一是依靠群眾，當場揭露批駁：二是盯住敵人，相機扭獲；三是現場取證，抓緊查獲；四是對出現的反動詩詞標語，當日除掉。在這幾天中，共獲取實物罪證二百多件，把幹得最凶的抓了幾十個，及時打擊了敵人。
第四，移走花圈，不給階級敵人繼續活動的場所。四日清明一過，就連夜把花圈全部移出天安門廣場。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散布說，天安門事件是由於對花圈處理不當而引起的。
事實很清楚，五號以前敵人活動那麽猖狂，花圈並沒有移走嘛！那麽，清明已過，花圈如果還不移走，又意味著什麽呢？那不是等於縱容、支持敵人繼續搞反革命活動嗎！
毛主席早就指出：“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對這夥反革命暴徒，並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問題，他們為了搞反革命暴亂，總是要製造各種借口的。
第五，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全麵展開反擊。在三、四兩日，敵人遭到打擊後，到了五日，這幫家夥的猙獰麵目更加暴露無遺。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斷然措施，進行反擊。
對反革命，對打、砸、搶者，堅決實行鎮壓。當時，在天安門廣場聚集有十來萬人，絕大多數是過路圍觀的群眾，一部分是受蒙騙的，搞反革命活動的隻是少教。
在這種情況下，既不能打亂仗，傷害群眾；又不能畏首畏尾，不敢下手。為了把大多數群眾與一小撮壞人分開，吳德同誌在下午六點半發表了廣播講話，明確指出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質，戳穿敵人的陰謀，號召群眾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騙上當。
大多數群眾聽到講話就立即離開了。當好人壞人大體分清以後，市委一聲令下，五萬名嚴陣以待的首都工人民兵，手拿自衛木棒，浩浩蕩蕩地開進天安門廣場，頓時士氣大振。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的密切配合下，把繼續在廣場負隅頑抗的二百多個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團團圍住，隔離開來，進行審查。這夥猖獗一時的壞蛋，一個個如喪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充分暴露了階級敵人的虛弱本質。
廣大人民群眾對首都工人民兵的反擊拍手稱快，連聲稱讚：好！好！好！
“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報告"
第一個問題，階級敵人是如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瘋狂表演的。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亂，是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麵目的大暴露，是階級敵人垂死掙紮的大表演。
這一事件是全國解放以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最嚴重的反革命事件。其嚴重性在於：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門廣場，三是又燒又打。階級敵人在天安門廣場的瘋狂表演，采取了反革命的兩手，從三月底開始，到四月五日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從發展的過程看，大體有三步：
第一步，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敵人進攻的方式是比較隱晦的。他們打著悼念周總理的幌子，含沙射影地誹謗中央領導同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三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市機械配件公司宣傳幹部曹誌傑等人，盜用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的名義，精心策劃，炮製了一份所謂“悼詞”，別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荊斬棘”，“血戰到底”，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些反革命分子如獲至寶，用打電話、寫信、傳抄、圍觀等各種方式，大肆渲染，無恥吹捧。當天，還有一個壞家夥，采用念“悼詞”的手法，當眾造謠說“中央有人反對總理”，進行反革命煽動。接著，寫影射攻擊的“悼詞”、“祭文”、“挽聯”等情況大量出現。
四月二日上午，中國科學院109廠常存玉、宋勝均等人，到紀念碑送了四塊近一尺寬、六尺高的反動大詩牌，用鐵絲綁在紀念碑座的最高處。上麵別有用心地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製造反革命輿論。這裏需要說明一下，這首反動詩第三句中的“倘若”二字，原來寫的是“既出”，他們覺得太露骨了，又把它改為“倘若”二字。這四塊反動詩牌，在群眾中引起極大的憤慨，當即有人質問：“你們寫的是什麽意思？！”他們作賊心虛，吱吱吾吾地回答：“這不好說，這不好說。”反革命分子對這四塊反動詩牌也極力吹捧，有的還譜成歌曲，在廣場教唱，大肆傳播。
這四塊反動詩牌在廣場紀念碑一擺出來，什麽“白骨精”、“閃鬼影”，“擒妖魔”、“斬鬼怪”、“揮刺刀”、“劍出鞘”之婁殺氣騰騰的反動叫囂，頓時增多。一篇署名“薛戰”（實際是“血戰”）的反動誓詞中寫道：“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把刺刀給敵人準備好了，我們也把自己的頭顱給敵人準備好了。我們是一定勝利的，等到勝利的那一天，我們再來到紀念碑前，用敵人的頭來祭您。”聽！這不是階級敵人在磨刀霍霍嗎？
那些舞文弄墨的反動文人，搖唇鼓舌的反動文人、跳梁小醜，也跑了出來，大加表演。什麽“嗚呼噫兮悲夫哀哉掃墓有感”啦，什麽“野心家禍國殃民生不如死”啦，什麽“有人陰謀殺害周總理，西伯利亞的嚴寒掙紮不了很久啦”等反動詩詞，紛紛出籠。有個冒充“紅衛兵”的反革命分子，寫了一首打油詩，攻擊什麽“北大不大中華大，清華不清八億清，斬盡妖魔祭英靈，自有革命後來人”。這首打油詩與悼念周總理毫不相幹。誰都知道，清華、北大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毛主席親手培養的光輝典型，他們攻擊清華、北大，實際上就是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還有個反動家夥，在一篇所謂“墓前抒懷”的《七律》中，極力發泄反革命仇恨，寫道：“忠魂一去歌似盡，春風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氣重，關山座座鎖清明。”這首反動詩的矛頭所向，不是也明明白白嗎！
第二步，也就是四月三、四兩日，階級敵人感到再用隱晦的手法已經不夠勁了，便拋去偽裝，撕掉麵紗，明目張膽地書寫反革命詩詞，張貼反革命標語，散發反革命傳單，發表反革命演說，他們喪心病狂地叫囂什麽“秦皇的封建社會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極端惡毒地咒罵“善始無終君主多，偉業敗績一身合”。指名道姓地攻擊中央領導同誌是什麽“陰謀家”、“野心家”，叫喊“骨灰未寒妖風起，吠日惡犬狂叫急”，“赫鬼再演紅場戲，擒來奮斬祭周公”。反動氣焰，令人發指。
同時，他們公然無恥吹捧走資派鄧小平，為走資派鄧小平塗脂抹粉，鳴冤叫屈。說鄧小平上台後是什麽“麵貌大改觀，領導下基層，抓綱又抓線，任務明確方向對，很短時間衛星上了天。”還說什麽“老革命，老革命，可憐大權旁落去，到頭來落得個走資派、牛鬼蛇神。”
總政管理局電工、反革命分子趙清芳，冒充清華工農兵學員，一手拿著白花，一手拿著反革命傳單，造謠煽動說：“就是這樣一朵小白花，他們也不讓我們拿出校園，就是這朵小白花，也不讓我們紮啊！我們隻能到校外紮成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們全部的愛，金部的恨，全部的懷念之情，全部的憤怒之心，全紮在這朵白花之中”。請看，這個家夥多麽卑鄙無恥，竟然栽贓誣陷，這哪裏是在悼念周總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動。就是這個反動家夥，還在反動傳單上連寫三句“敬愛的周總理，您是能理解我們的”，簡直是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極大侮辱，真是反動透頂。還有的反革命分子冒充“梁效”、“任明”等名義，寫詩作詞，甚至手捧所謂“血書”，聲嘶力竭地進行反革命煽動。
有些反革命分子，混雜在人群當中，上竄下跳，鬼哭狼嚎。有的圍著念反動詩詞的家夥，拍手狂叫：“好！好！用記錄速度，再來三遍！”有的狂叫：“誰反對周總理就把他們揪出來，在紀念碑前絞死他們！”“挖他的心，嚐他的肉”。有的拿著錄音機，進行錄音。廣播事業局有個家夥，連續四天去廣場，專錄反動演說，還挑選最反動的詩詞，自念白錄。還有些家夥，專門拍攝反革命的鏡頭。他們狂妄地說：要把這些所謂“史無前例的盛況”，作為“曆史的一頁”記載下來，以便擴大反革命影響。但是，今天已經變成了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有力罪證。
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出現在紀念碑周圍的各種反革命毒草就有四百多起，其中有一半是四號一天拋出來的。這裏麵，有反動詩詞、傳單、標語，有反動散文、快板、順口溜，有反動呼籲書、倡議書、誓詞，有反動歌曲，還有反動政治笑話。真是形形色色，烏七八糟，無奇不有。突出的是書寫反動詩詞，占全部反革命毒草的百分之七十八。有舊體詩詞，有新體詩，還有文字遊戲的寶塔詩。舊體詩有四言、五言、七言；舊體詞有《清平樂》、《滿江紅》、《憶秦娥》、《拋球樂》、《訴衷情》、《江城子》、《十六字令》、《西江月》、《卜算子》、《石州慢》等二十六個詞牌。他們利用這些形式大作反革命文章，可算是用盡了反革命的心機，耍盡了反革命的伎倆。有個反革命分子，經過精心琢磨，炮製了所謂“四絕字頭”的反動詩，共十六句，每一句的第一個字連起來念，就是：“懷念總理，良弓不離，誓除魔患，神州稱奇。”真是絞盡了腦汁。
有些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也把魔爪仲向天安門廣場。他們炮製的反革命毒草，無論是含義情調、引用典故，還是表現手法，都是煞費苦心的。有個反革命分子用《石州慢》這個詞牌作詞，發泄反革命仇恨，惡毒攻擊什麽“朝堂盡鼠輩，奸權橫操同室戈”。用《石州慢》這個詞牌是什麽意思呢７，這裏邊也大有文章。據說，北宋有個叫張元幹的，作過朝廷命官，他因為秦檜當國，不願和奸佞同朝，棄官而去。後來慣用《石州慢》這個詞牌作詞，發泄對當時的統治的悲憤。今天，反革命分子選用這個詞牌作文章，顯然是把自己比作張元幹，借以發泄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刻骨仇根．，用心十分險惡。湖南省桃江縣有個七十多歲的老家夥，挖空心思地用人物畫組成一幅反動對聯，讓人專門帶到北京，貼到天安門廣場，蓄意誹謗中央領導同誌，手段極其惡毒。
第三步，就是五號這—天，一小攝反革命分子，不但繼續使用大造反革命輿論的這一手，叉施展了反革命暴力的一手。他們在三、四兩日遭到打擊之後，狗急跳牆，凶相畢露，又燒又打，又搶又砸，甚至衝擊人民大會堂，威逼警衛戰士降天安門廣場的五星紅旗，反革命氣焰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就拿打來說，他們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衛戰士，打革命群眾，像地主“還鄉團”一樣，窮凶極惡。被他們打傷的，就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有的眼睛被打腫，腿被打骨折，鼻梁骨被打斷，有的耳朵被撕裂。對交通廣播車上的宣傳員、救火的消防戰士，他們也不放過，圍攻毆打。過路的群眾說了幾句義憤的話，也慘遭毒手。他們不僅打中國人，還圍攻毆打外國人，蓄意製造國際事端．被打的外國人就有五名之多。日本《朝日新聞》社記者田索竹彥，被他們打得滿臉是血，兩架照相機和錢包、證件都被搶走。在這些行凶作惡的亡命徒中，就有姚登山的兒子姚健，他也打著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懷裏揣著反革命傳單，竄到天安門廣場，大打出手，煽動一夥人，毆打公安人員，狂叫“打便衣”，“打密探”，“打死他！打死他！”瘋狂地進行階級報複。
他們燒了一些什麽呢？燒毀汽車四輛，砸毀宣傳車、救火車各一輛，燒毀自行車近百輛。他們踩著警衛戰士和人民警察的頭衝進解放軍營房放火，把營房裏的大量家俱、衣物扔進火堆。甚至揚言要“火燒天安門城樓”。
這次反革命暴亂是壞事，但也變成了好事。暴露了敵人，教育了群眾，使人們擦亮了眼睛，進一步認清了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動本質，徹底戳穿了敵人所謂“悼念總理”的大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