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樣板戲演出讓舊人換新人

文革中樣板戲演出讓舊人換新人

 

 

《樣板戲》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破除幾千年來舊中國的文藝主流始終以“帝皇將相、才子佳人、封建迷信、私情淫亂“等，占滿了在各種舞台上劇本小說各種各樣的藝術品中，而工農兵群眾低層人物均以愚醜暴民的反麵人物。而文革中的《樣板戲》正好給顛倒了過來，《樣板戲》中的那些人物都是新時代的工農兵形象。《樣板戲》作為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製度下無產階級文化的遺跡，《樣板戲》為既有的文革研究增添了音樂形式這個“聽筒”。

作為“毛澤東的最後的繼續革命”等文革圖景的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中的反例，一些學者對農村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足以證偽走資派右派們惡毒抹黑“文化大革命扼殺文化”的假設。

在農村，《樣板戲》的演出晚於城市，自1968年興起，隨樣板戲電影的普及而衰落。通過精簡配器，戲曲交響作品走向基層，提供了令農民耳目一新的經典劇目，在最廣闊的鄉村踐行了空前絕後的社會主義教化，其影響經久不衰。

高默波聚焦江西波陽一個村莊的變遷，發現樣板戲演出是高家村初次接觸劇場性的集體觀演。

農村文化繁榮的物質基礎，是生產隊為樣板戲演出提供資金，並為參演農民記工分，調動了基層文藝骨幹的積極性。

沙垚在對陝西皮影戲的田野調研中發現，以盈利為目的、非樣板戲的其他劇目雖也由人民公社自籌經費，但按照副業收入來管理分配。由縣文化部門進行文化統籌，突出樣板戲，兼顧民間形式，既限製了鄉村講唱形式中最賣座的“三俗”內容，又照顧到農民藝人開展文藝勞動的積極性。

以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為製作單位，農民自行對演出資金和場地進行物質調配，這些文化活動既因地製宜又自給自足。

張麗軍以山東壽光莊戶劇團為案例，對地縣以下地區樣板戲的群眾參與做了問卷統計，發現突出樣板戲的農民文藝在人民公社條件下達到了空前絕後的活躍度。

對文革曆史負麵材料的過度曝光，固然是為了反複證實“曆史終結論”和文革失敗的必然性；但正視文革的種種教訓，也是此刻這個“曆史終結論”終結之時，我們所麵對的重要課題。

如何擺脫“毛澤東的最後的繼續革命”的總體圖景，還原文革“派性”的真相並分析其流變？

發現樣板戲研究的成果可以為政治研究中的“派性”考察打開思路。

縱觀樣板戲研究，它雖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文革研究，但從文藝領域向政治領域突破的嚐試從未中斷。

近來學界對文革時期的文化生產的討論已拓展至視聽層麵。彭麗君聆聽了1974年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這張大字報張貼前後錄製的粵劇版《杜鵑山》，指出其中西混編的配樂形式是一種烏托邦運動破滅之際的離經叛道。

在文革時期樣板戲的評論文章中，“洋為中用”被反覆強調，而“後文革”的樣板戲研究者往往忘卻了這一點。

實際上，七十年代中國興起了一股學習西洋樂器和外語的熱潮，“中國比任何國家有更多的李斯特”。有識之士如John Winzenburg 注意到四十年代猶太音樂家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 ，1894-1965）編創之音樂劇《孟薑女》的“京劇交響化”與樣板戲的相似之處。

Barbara Mittler 也在對《智取威虎山》戲曲交響化的分析中注意到觀演中樣板戲的模式化與多元性並存的開放性。

這些研究反過來證明，粵劇《杜鵑山》的音樂特點並非地方特性，恰恰是地方劇團學習樣板戲的結果，是“革命／禮樂”向地方傳播的案例。

因此，“邊緣”、“民間”、“地方”、“異端思潮”的所謂“文革主體”在“反叛”中央的過程中創造出新形式，這類說法值得商榷。

反觀文革的“派性”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從下列三個方麵決定了“派性”這個流動的象征形式：

一是“約定俗成”，例如文革中的群眾對多元性（革命）和正統性（禮樂）的好惡，具體體現在血統、階級、親疏、專業和閱曆等方麵的傾向性。

二是文革運動中的主體性，例如群眾在前述之革命／禮樂的傾向中做出的“敵友”區分（文革中的“逍遙派”通常主觀上拒絕判斷“敵友”，躲避或放棄自己的傾向性）。

三是“敵友”區分後進行的實踐，例如“隔離”或“聯合”這兩種做法。造反派組織的參與者自身往往在出身等方麵更多元，易傾向於在運動中推動“聯合”，取消身分差異，不斷“拉人”。

而保守派組織的參與者，通常在出身上更單一，他們傾向於在運動中不斷辨別“差異”，唯身分論，采取“隔離”手段，不斷“踢人”。總之，“派性”是流動的象征形式，它不是固定的判斷，其實踐隨文化革命的形勢不斷變化。

因此，樣板戲的目標，正是要宣傳“隔離”、“聯合”的辯證法，教育群眾如何吸取“武鬥”帶來的“血的教訓”（如《杜鵑山》中一段核心唱段的標題），在瞬息萬變的革命形勢中不斷辨別“敵友”。

以上，將“文化”、“政治”兩方麵的研究聚集起來，我們看到，“你方唱罷我登場”，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規定性。

“沒有小角色隻有小演員”，這是文化大革命的舞台規定性。

文革中，在舞台藝術領域，“文化革命派”拒絕塑造無差別的群眾，通過顛倒舊的等級，讓無產階級的“新君子”登台。

在那個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時代，隻要樣板戲演出每天進行，舊人成為新人，“底包”、“角兒”互換，“龍套”爭做“主角”，知識分子下鄉勞動，工農兵上大學??凡此種種，並非封建等級製的回潮或“政治名分”的爭奪戰，而是群眾在毛澤東所確立的、文化大革命這個“規定情境”91中的“即興發揮”。

對於招致“武鬥”的“派性”，具體某派或某人，出於各自的透視單點，體驗到對立麵的“人格化力量”之時，也極易深陷其中，無法對眼前的“再現”做出反思。

後文革時期的“傷痕文學”、“後悔史學”是對“再現”的不斷回放。

“派性”至今連綿不絕，甚至影響了對“派性”的研究。

對此，這裏不展開論述。概言之，“派性”頑強的生命力來自群眾運動本身，“派性”的曆史恰恰說明：無產階級文化從來不是在任何“無菌實驗室”中培養出來的，一切“新人”的誕生都須“經風雨，見世麵”。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台上再現“新人”易，台下“新”人難。

文化革命的勝利，不僅需要克服技術局限和理論難題，更在於將資產階級“新青年”教育成社會主義“新人”。

安舟認為，無論蘇聯還是中國，“技術官僚”這一文化的“新階級”不是共產主義革命家處心積慮培養出來的。

在中國，文化的“新階級”被毛澤東稱作“意識形態工作者”。

“意識形態工作者”這個術語來自毛澤東在1968年8月31日給《上海工人技術人員在鬥爭中成長》加的按語。

這個群體包括了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工作者、文學家、藝術家和理論家在內。

五四時期，“意識形態工作者”尚處於感性認識階段，是“自在的階級”，將來自古代或外國的要素運用於新文化的創造。

延安時期，他們是無產階級曆史任務的同路人，保持了其“自在”的狀態。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各類協會和單位中，他們成為知識分子階層，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三名三高”，最頂端是“文化官僚”。

文化大革命時期，這一群體被塑造為具有“無產階級認同”的“自為”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工作者”。

文革時期，對“意識形態工作者”中的“新人”的塑造是建構無產階級文化的題中之義。文

革研究者鄒讜認為，宏觀的政治轉型需要微觀的理論調整和文化策略的輔助，以“組織社會進程和心理進程的樣板”。

在微觀層麵，文化大革命以相對而言較小的代價取得了最廣闊深遠的“新”人效果。

結合黨史、單位體製、家庭關係等等，才能看清文化知識分子從被動到主動、從被迫到自覺、從客體到主體的心路曆程。

文革前的“文化官僚”被“打倒”，藝術工作者的個人使命感和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這二者的同一化，催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意識形態工作者”這一群體。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作為“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文化知識分子被作為“技術官僚”的科技知識分子邊緣化；“文化官僚”雖回到原地，卻失去了“十七年”中掌控的政治資本。

“技術官僚”這一新階級的誕生，是文革結束後新生的政治精英與文革前的舊知識精英的合流而成的。

安舟強調新、舊精英，文化、政治資本等方方麵麵的“一分為二”。

相較而言，更側重於文化革命的總體性中，文化與政治的“合二為一”，關注在“新”人的、廣義的文革劇場中，流變的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艱難地達成均勢。

概言之，作為禮樂革命最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最終指向“花部”的“聯合體”，那是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者的自由聯合——一種未完成的革命禮樂。

[yongbing1993]

錢理群：兩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






《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結出的惡果，這是“罌粟花”，美麗而有毒。》

《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

錢理群教授的文章這樣寫道：

07年有兩條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說第一條。這是暑假以後新學年開始的一個報到，說是大學新生一報到，有些學校領導就約見學生家長，提出現在開始就要為學生未來的職業做準備，要對學生進行職業的訓練和指導，好像我們北大還有專門的組織，指導學生根據求職的需要來設計自己四年的大學生活，還要讓這些學生提前和招工單位的人事部門見麵，以便公關。這真的讓我大吃一驚，我曾經感慨應試教育之外的教育都進不了中學教育，現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機：要求大學生按照就業的需要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與就業無關的教育是不是也進入不了大學教育呢？

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個全國高校通識教育培訓班講我在大學講魯迅的情況。講完了一位大學老師舉手提問題，要我介紹一下在大學裏講魯迅課，怎樣有利於學生求職就業。我當時聽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裏卻涼透了。我無意責怪這位青年教師，因為他在上課的時候別人也這麽問他：你這個課和就業有沒有關係，有關係我來聽，沒關係我不來了。這就非常可怕。當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說大學不能成為職業培訓班。我想北大還不至於，然而北大也有這個趨勢，今天的整個的教育是圍繞著應試和就業來展開，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實。

這裏涉及一個嚴重的，我們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業和大學教育的關係問題。我曾經多次對80後的大學生講，我非常同情你們這一代，你們中學碰到應試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又麵臨著畢業以後可能沒有工作。這在過去沒有過，都集中到你們這裏了。我1956年中學畢業考大學，當年大學招生人數比中學畢業人數要多，我們那一代人不存在應試問題。再早幾年，我想蔡恒平他們那個時候，可能也不存在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你們恰好碰到了，兩個東西都給你們遇上了，這是這一代大學生所必須麵臨的現實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否認就業問題給我們大學教育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新的挑戰。正是這一嚴峻的現實，出現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論調，需要在理論上進行澄清。這裏我想談談對大學教育和就業關係的四點看法。

首先，我認為大學就業難，確實暴露了大學專業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比較陳舊，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學生知識結構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學應該進行教學內容、課程設置上的更新調整。這是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有的一個內容。第二，我們要具體分析一下，大學生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原因在哪裏。在我看來，一個重要方麵是精神素質的問題。很多就業單位，對大學生的素質有許多批評，我覺得我們大學生應該聽一聽這樣的批評。他們主要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一個是獨立自主能力比較差，一個是缺少團隊精神，不善於和他人合作，還有知識麵太狹窄，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不足。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精神素質問題。而這種精神素質問題，就是獨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學應試教育的後果。正是因為這樣，大學教育就應該補這個課。中學的應試教育造成了你們這些毛病，這些弱點應該在大學裏彌補，大學不僅僅使你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技術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公民。如果不著眼於這一點，隻是按職業知識、技能的要求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那麽，你們中的許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學成了應試機器，到大學又成了就業機器，這樣來度過自己的青春時代，且不說會影響自己一生的長遠發展，單就個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個問題，我們對就業問題的看法，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眼光。我們常說未來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信息社會，這個社會有什麽特點呢？就是職業轉換很快，很少有固定一個職業的人，因為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不斷有一些新的專業、新的課題、新的職業出現。這使得每個人必須不斷變換自己的職業、自己的社會角色，這是現代知識、信息社會的一個很大的特點。這和我們那時候不一樣，我們那個時代分配到哪裏，就永遠不動了，一輩子做這個事兒。現在不行，它是不斷變換的。你們可以問問蔡恒平這些師兄，他們從北大畢業以後換了多少職業。他們現在的職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學的，但北大訓練了他的基本觀念、能力，他們就能不斷地變換自己，適應社會發展和自我發展的變化著的需要。這就是說，未來的知識社會、信息社會對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簡單地說，它要求兩種能力，一方麵，應變能力要強，一方麵創新能力要強，這是新的人才觀。如果你過早的隻顧及某一個職業，某一方麵的訓練、過分狹窄的訓練，就不能適應未來的競爭。未來社會的競爭，是一個素質的競爭，一個學養的競爭，一個創新能力和應變能力的競爭。因此僅僅從就業的角度來考慮，也應該為自己設計一個全麵的發展的規劃。在我看來，大學裏，除了我剛才說到的一些精神層麵的問題、要成為現代公民之外，至少應該具備三大能力。一個是終身學習的能力，這裏包括中外語言的聽說讀寫能力，還有利用文獻、工具書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實驗、計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維能力，具有開闊性、廣泛性、創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維能力。具備了這三大能力，你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就強了，可以不斷變化自己的工作和社會角色，這才是未來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棄這一點，隻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場需求，把自己的視野、知識麵、能力訓練弄得非常狹窄，那麽即使取得了一時之效，可能找到了一個工作，但是底氣不足，在持久競爭中遲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諸位，你們已經吃夠了應試教育的苦了，在應試教育之下，你們的學養、素質已經非常的狹窄了，如果在大學裏再浪費大好時光，再隻關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對自己長遠發展的培養，那你是目光短淺，你要抱恨終生。第四個方麵，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具體技能培養的問題，但我覺得隻要在工作之前進行訓練就行了，大家必須建立終身學習，終身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的理念。具體的培訓是可以通過訓練班來解決的，不是在大學裏來解決的。大學適當開一點這種課我也不反對，但大學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剛才所提到的兩方麵的發展，一個是作為人的現代公民的全麵發展，一個是基本能力的培養。否則的話，眼光狹窄地把我們的大學辦成一個職業培訓班，那可能再度耽誤大家，而且可能整個地耽誤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條新聞。

大學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麽人才尖子？

第二條新聞也讓我吃了一驚。說新生未入學，家長和學生就忙成一團，通過一切途徑，找各種關係以求打點、照應。據說很多大學生，還沒上大學，就開始打聽，大學英語課，是某某老師教的？哪個給分數高？團委和學生會哪一個比較有前途？評獎學金是不是隻看成績還要在學生會混得很好？還沒進學校就開始打聽這些消息。據說有一個沒有正式報到的新生，把學校裏主要領導、團委書記、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這真讓我目瞪口呆。公關思維、搞關係思維，已經滲透到大學一年級學生中，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為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和我們北大是有關係的，人們經常說北大是全國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養尖子，要培養精英。我自己並不一般地反對精英，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更重視非精英，更重視普通的學生。正像魯迅所說，可能有天才，但是沒有泥土就沒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培養精英是無可厚非的。我們現在需要討論的是，我們要培養什麽樣的精英，或者我們每個同學要把自己培養成為什麽樣的尖子？這個問題是更加重大，也許是更加嚴峻的。

我現在恰好對這些尖子學生非常擔心——當然不是全體——但是相當一部分尖子學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讓我感到憂慮。在我看來，真正的精英應該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係演講時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的承擔。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精致”指什麽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製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說，我接觸了很多這樣的學生，甚至覺得這都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典型，是可以作為一種文學的典型來加以概括的。下麵就是我的文學概括，並不具體指某一個人。比如說吧，一天我去上課，看到一個學生坐在第一排，他對我點頭微笑很有禮貌，然後我開始講課。在一個老師講課的時候，他對教學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講到哪裏學生會有什麽樣的反應，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這個學生總能夠及時地作出反應，點頭、微笑，等等，就是說他聽懂我的課了，我很高興，我就注意到這個學生了。下課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麵前來，說“錢老師，今天的課講得真好啊！”對這樣的話，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對我的課大加讚揚，但我總是有些懷疑，他是否真懂了，不過是吹捧而已。但是，這個學生不同，他把我講得好在哪裏，說得頭頭是道，講得全在點子上，說明他都聽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實說，老師講的東西被學生聽懂了，這是多大的快樂！於是我對這個學生有了一個好感。如此一次，兩次，三次，我對他的好感與日俱增。到第四次他來了：“錢先生，我要到美國去留學，請你給我寫推薦書。”你說我怎麽辦？欣然同意！但是，寫完之後，這個學生不見了，再也不出現了。於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點頭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資！這就是魯迅說的“精神的資本家”，投資收獲了我的推薦信，然後就“拜拜”了，因為你對他已經沒用了。這是一個絕對的利己主義者，他的一切行為，都從利益出發，而且是精心設計，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評他嗎？我能發脾氣嗎？我發脾氣顯得我小氣，一個學生請你幫忙有什麽不可以？這個學生有這個水平啊。但是，我確實有上當受騙之感，我有苦難言。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養出來的一部分尖子學生。問題是，這樣的學生，這樣的“人才”，是我們的體製所歡迎的，因為他很能迎合體製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這裏。那些笨拙的、隻會吹牛拍馬的人其實體製並不需要，對不對？就這種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義者，體製才需要。這樣的人，正在被我們培養成接班人。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我最擔心的問題。我講這番話的意思，也不是要責備他們，這也不是這些學生本身的問題，是我們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這是我們弊端重重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結出的惡果，這是“罌粟花”，美麗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覺。

我今天講這番話是希望在座的同學，你們應引以為戒，並且認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麽，要把自己塑造成什麽樣的人才？不要隻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這樣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的問題的要害，就在於沒有信仰，沒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關懷，大悲憫，責任感和承擔意識，就必然將個人的私欲作為唯一的追求，目標。這些人自以為很聰明，卻恰恰“聰明反被聰明誤”，從個人來說，其實是將自己套在“名韁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而我們的大學教育，我們北大的教育，培養出這樣的“尖子人才”，就不僅是失職，那是會對未來國家、民族的發展帶來不可預計的危害，從根本上說，是犯罪的。問題是，我們的教育者對此毫無警戒，而我們的評價、選才機製，又恰恰最容易將這樣的“有毒的罌粟花”選作接班人。在我看來，這構成了中國大學教育，特別是北大這樣的重點大學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機。我個人，退休以後，在一旁冷眼觀察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憂慮的就是這個問題，但我一直沒有機會提出來。因此，我要感謝今天的座談會能讓我說出自己鬱結已久的焦慮。

[yongbing1993]

有文憑即是白癡也能撈一官半職







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尤其是博士文憑是選拔官員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

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

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

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代人考試”業又稱替考。

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中國特式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所有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都成了培養《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教育目的了。全國上下各級官員和各行各業的官員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高級人才即上等人精英分子和《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意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這些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有錢，就可以進入私立的高等學校”。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上山下鄉》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插隊落戶》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初中畢業》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高考交白卷》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坐了十五牢》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農村人》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當隊長》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當獸醫》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工農兵學員》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最精致的利己主義這類人好處一定是自己，絕對不讓自己吃虧，但是麵上一定把自己包裝的特別公正，特別仗義。

最精致的利己主義這類人絕對不會讓自己吃大虧的，表麵也許會吃一些小虧。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汙吏危害更大。”

“唯分數論”是造成“精致利己主義者”的教育原因。

自私是造成“精致利己主義者。

唯利是圖的社會環境是造成“精致利己主義者”的社會原因。

當醫患糾紛、食品安全、誠信危機、道德困惑充斥社會時，大學這個曾經的象牙塔也已經不再是寧靜的學問之所。而大學，正是學生世界觀形成和固化的關鍵階段。老師熱衷於報課題申經費，對本是主業的教學工作不甚用心甚至敷衍了事，還有的老師過分到將學生當成自己廉價的優質勞動力——對學生而言，這就是活生生的“利己主義”教材。待到走向社會，麵對拚能力不如拚關係、拚自己不如拚爹的現實存在，一定要在學生心中加深對“利己主義”的認同。

錢理群教授在他撰寫的《大學裏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中指出，“在中國的大學裏，包括最好的北大、清華，都正在培養一群20幾歲就已經’老奸巨猾’的學生，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一旦這些人掌握了權力，擁有了地位，帶來的危害比貪官汙吏更大！”

錢理群教授退休之後，曾經義務到一些場合去講學，錢教授是研究魯迅的專家，講的也是介紹魯迅的課程。但講了不到一個月，原來座無虛席的教室隻剩下三三兩兩的學生，並不是錢教授的課不好，而是大家覺得，現在聽魯迅對於自己的升學、就業沒有半點幫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時間來聽這些“沒用”的課呢？

為此，錢教授感慨萬千，他在《大學裏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文章中，把這種現象背後的本質揭露了出來。

[yongbing1993]

走資派確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說真話，走資派們確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不過，既然走資派們還自稱是共產黨，而共產黨人是講辯證法的，講辯證法就不能全盤否定一個事物。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

走資派鄧小平們急於要全盤否定《文革》，對走資派鄧小平們自己迫切獲得皇帝的權力有用，但對民族總結經驗教訓不利。

首先，目前說讚揚文革的話，實際的開民智效果雖然不好，但也不能不說，因為不能養成要麽全盤肯定、要麽全盤否定的民族思維習慣。

走資派鄧小平們說，“文革破壞了優秀的曆史文化“。 這個論斷本身就是在自我貶低、打自己的嘴巴。

如果“文化“是優秀的，能破壞的了嗎？

如果走資派是優秀的，能容許《文革》去迫害嗎？

毛澤東的個人力量能破壞“文化“嗎？

優秀的“文化“如此不堪一擊嗎？

為什麽《文革》時期的道德水準和社會治安，要比《改革開放》特色時代的現代來要好得多？

為何文革時期中國有重大科研成就，例如鄧吹噓的吃飽飯的雜交水稻就是文革時期的。給胡增臉的衛星、中子 彈也是那時搞出來的。至於大飛機也是那時侯出來的。

為何文革時期能北抗蘇聯南拒美國而迫使美國向中國示好？

中國在文革時期在外交、科技方麵的成就達到頂峰，是1849年來最揚眉吐氣的時候，是不再跪在洋人麵前的時候。

走資派鄧小平創造的成語裏已經將《文革是毀滅性的災難》《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收錄進鄧小平的詞典，這種走極端篡改曆史的結果在幾十年內是改變不了的。

走資派鄧小平實際上並沒有反省《文 革》，而是走向全盤否定文革而用另一個《不爭論》的思想專政來愚民的方向，其作用比《文革》本身更壞。

《文革》並沒有全盤去否定一個具體的什麽“時期”，而是要砸爛中國人身上的一切枷鎖。

這和走資派鄧小平為了打擊前人的威望，為建立走資派鄧小平自己的權力，而去歪曲曆史有本質的不同，真正的共產黨人毛澤東和走資派鄧小平的境界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為什麽總是跳不出曆史輪回動亂的怪圈？

為何沒有發展出偉大的自然科學文明？

這不能簡單地歸結到體製呀、民主呀這麽表象的東西。

在毛澤東眼裏，是《文化》的症 結。

例如，中國《文化》裏在秦漢以後逐漸缺乏對個體的尊重，缺乏對不同思想的尊重，多了奴性，少了自我，在真理麵前懦弱，權力至上，等等。

所以，不能產生偉大的科學、普遍的民主等文化內涵。

所以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標很明確，例如：

（１）貫徹＂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精神，打破千年來官學商獨霸話語權的局麵，讓百姓有直接的話語權 ，感受民主的話語權基礎。

（２）＂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強化中國人的鬥爭精神和勇氣，震懾官學商，感受民主的鬥爭性。

（３）＂防修反資，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

而當時當權的資產階級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們奉行的卻是：鬥誰都可以，就是不能鬥“我”即走資派。

遺憾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們資產階級的當權派卻故意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普通百姓，挑起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走資派的矛頭。這是《文革》後期得不到很多百姓擁護的一個主要原因。

毛澤東深刻地看到了中國的《文化》症結所在，發動《文革》，曲高和寡，所以被後人釘上了十字架。

中國人能理解毛澤東的《文革》要吃大苦以後，例如至少幾十年後。

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很多人在真理麵前懦弱，崇拜權力。還因為曆史人物的更替暫時遮蔽了曆史真相。 走資派鄧小平的“不爭論”的思想專政徹底扼殺了中國人民探討真理的途徑。

也 許毛澤東是錯的，但他勇敢地衝了上去，沒有縮頭一邊《不爭論》一邊用ㄍ韜光養晦》以借口做阿Q。

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出發點。

毛澤東為了樹立新中國中華民族的自信心， 是不會講出哪些中華文化的，哪些方麵是腐朽落後的，所以索性放手摘掉老百姓頭上的封建迷信官權錢貴的各種枷鎖，任由全體新中國的低層老百姓去選擇，這是超越了以往所有曆史時代的創舉 ，開天辟地以來的第一次。

可以斷言的是，毛澤東能光耀千古的，實際上是《文革》，而不是什麽《趕走蔣介石和日本鬼子》。因為後者，很多古人都能做到。

毛澤東看到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腐朽麵和醬缸麵，但毛澤東沒有失望和灰心，毛澤東相信自己的中華民族，相信自己的民族文化中還有許多優秀燦爛的一麵。

例如，中華民族的《文化》魅力之一在於其《海綿性》或《水性》，可以壓到極處，但總是存在，其根源在於《順流而下、順勢而生》的民族生存哲學，這是曆史上東晉、 南宋、晚清屢危不滅的根本所在。

這也是能用盡量少的資源養活盡量多人口的《文化》根源所在。

以晚清內憂外患之極，尚能誕生毛澤東等叛逆性的革命人物，還能在50年代反戈一擊，成為世界一極，說明民族文化在醬缸之極的條件下，仍能出現清流，這就說明民族文化中有綿綿不絕之龍象，這是中國回歸正途的保證。

西方評論說，毛澤東挽救了一個古老的民族。

實際上，更應該說，毛澤東是《順流而下、順勢而生》的這一極端保守而又極端靈活的民族《文化》本性，在這個古老的民族即將滅頂之災前，毛澤東救活了這個古老的中華民族。

走資派鄧小平的錯誤在於，釋放了人的私心和將人的惡劣麵釋放得過了頭，結果導致今天中國人像青蛙一樣在溫水中高興地喊崛起。

不過，溫水煮青蛙隻能再煮30年左右，那時，資源、 人口、道德都突破了人們忍耐的底線。

那時，就煮到頭了，動亂或戰亂就出現了。

不過，中國不會崩潰，因為《順流而下、順勢而生》的神奇《文化》又有了生命力，新的《文化》思想又會出現，人們也會從毛澤東的《文革》思想中吸取營養。

這個過程是殘酷的、大傷元氣的。

但這是中國人民要為自己懦弱和袒護《文化》腐朽麵所付出的代價！ .
然而，這一天是一定要來的。

從秦孝公變法改造秦人思想到始皇帝統一中國，整整240年！

中國共產黨領導並不比秦孝公高明到哪裏，唯一高明的，恰恰是社會各界口誅筆伐的由毛澤東發動的《文革》。

所以，中國崛起至少也要上百年。

大喊口號《現在崛起了》《中國強起來》的人，實際效果就是慢慢地給溫水加溫。 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愚民理論，例如：《摸石頭過河》、《和平崛起》、《命運共同體》等，實際上比毛澤東利用《文革》拚死也要跳出輪回的境界差的太遠太遠。

走資派確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yongbing1993]

江青是中南海政治秘書室的首長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誌

1950年5月，組織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書室工作，那年我十九歲.

政治秘書室的全稱叫中共中央書記處(由黨的七大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相當於後來的中央常委會)政治秘書室。主任是師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達彰。秘書室主要是為毛主席服務的。毛主席常把它稱為是“我的秘書室”。

師哲當時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譯，建國初，主席要看大量的來自蘇聯的文件，所以師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書室的事，也不常來。江青倒是來，也管事。像反映類和控告類的信件她都看，有時還來參加秘書室的室務會議。凡是她到會的時候，田家英總是請她先講話。田家英跟我們說，江青是我們秘書室的首長。剛開始時，我在會上發言，看到有那麽多大人物在場，難免有些緊張，江青輕聲地對我說，小同誌，別著急，慢慢講。我對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時我工作證上的職務欄裏寫的職務是見習秘書。領導上給我的任務一個是閱讀北京和華北、東北地區的報紙、刊物，把裏麵重要的內容做成摘要，呈送給毛主席看。再一個是閱讀處理各地群眾還有民主人士寫給毛主席的信件.我負責處理控告類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級幹部的，那時這類信件並不多，一個月也就一，兩件，但比較重要反映類的信件是李公綽管的，這類信件比較多，是反映群眾對一些政策的意見的。有時他看不過來，我也幫著看一部分。數量最多的是求決類信件，即要求解決各種個人問題的，如工作，學習，治病，等等。

秘書室呈送給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給江青，由江青決定怎麽處理.江青是在菊香書屋前麵的一個小四合院裏辦公的。當時秘書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負責的，有時我也去送過。後來江青去蘇聯治病療養，呈給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來負責處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結

田家英看我喜歡學習，看書，加上我做的報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閱，就叫我協助他一起做毛澤東選集的校對工作。

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參與其中。而具體的工作則是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在負責。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據毛主席和中央相關領導審定的編目，印出入選文章的清樣，我們把清樣分送給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審閱修改.然後，田家英和我就要對經過修改後的清樣作反複校對。田家英跟我說，清樣雖然印出來了，但有些文章並不是根據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那時還沒有中央檔案館)那裏找原件作校對。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保留下來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都是發表在1920年代的《向導》等雜誌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雜誌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當時用手刻油印出來的本子，那很可能還是當時的中央蘇區或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寫的《論持久戰》，卻保存有原始的清樣稿。清樣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筆改的字跡，還有許多地方是用鋼筆書寫的。在鋼筆書寫的字跡上，主席又用毛筆再作了些修改.我回來問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鋼筆寫字的麽？田家英告訴我，那鋼筆字是江青同誌寫的.多年後，我把這事當麵向江青提起過。江青跟我說，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戰爭初期對抗日戰爭戰略、策略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作了認真研究的心血結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裏所預見的事情後來都被曆史證實了。這篇文章對整個的抗日戰爭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就是在國民黨那裏產生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全神灌注，竭盡了全力的。那時主席很容易發脾氣，你不能對他有任何幹擾，稍微影響了他的思路，他就會罵你。而平時主席是從來不罵人的。為了集中力量寫東西，他連吃飯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時剛吃了一口，想起什麽來，就馬上放下，又去寫了。所以飯菜常常是冷了又熱，熱了又冷。你送東西給他吃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後來江青就想了個辦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裏.讓他把飯菜放在嘴邊就能喝下去。江青說，有時主席還叫她在辦公室門口守著，不讓人進來，一些高級幹部來了都不見，人家還以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裏擋著，說主席在寫東西，不讓任何人打擾，有事找誰找誰去。有時可能是在寫作的過程當中碰到了困難，主席就顯得很煩躁，甚至會全身發熱，冒汗。她就趕緊拿著毛巾給他擦拭。有時寫著寫著，手上也發熱了，她就設法找來些恒溫的涼石頭，讓他放在手上握著，用來降溫。江青說，那時她守在主席邊上根本都不敢說話，看到主席寫好一段，就趕緊過去幫他抄寫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點抄寫清楚，她聽說主席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是賀子珍照顧他的。

一個山東的小女子，在我們國家和民族處在最危急的關頭，來到了人民領袖毛主席的身邊去照顧他，不但照顧的那麽好，還幫助他整理文稿。我作為她的鄉人，感到非常光榮。

江青還跟我說：“人家老說是主席先喜歡上我的，其實是我自己先主動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聽說，主席的夫人對主席不好，後來又離他而去，主席一個人生活沒人照顧。我就想要去照顧他”。她說，她多次聽過主席做的演講，看過主席的很多文章，覺得主席才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是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時有著強烈的英雄情結。她說她記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節是陽曆1月31日。那天主席來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漁殺家”。阿甲很會演戲，他在舞台上盡量把自己的身體壓得很低，來襯托她。演出結束後，毛主席到後台來看他們，並和他們交談。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談。她說，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說笑的時候，那種魅力是她從來都沒遇到過的。她當時就覺得自己可以為他去獻出一切。甚至為他的一個微笑，一個鼓勵，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職。她當時就覺得，她就是屬於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會是屬於她的.我問她，你怎麽就那麽自信呢。她說她也不知道自己怎麽會有這個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種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這邊來了。她當時就想，自己這一輩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時主席又已經與賀子珍離了婚，她說，這是老天賜給我的機會。這以後，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裏去，一開始，哨兵攔住不讓她進去，她就在門口一直等。哨兵沒有辦法，隻好進去報告主席，主席馬上就叫她進去了。江青說她幫助主席把“論持久戰”整理出來以後，就被委任為中央軍委秘書，她說這是她在中央機關的第一個職務，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榮的一個職務。江青說，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記得那天正是黨的生日。那時，黨內有許多人反對他們的婚姻，特別是張聞天，項英兩個反對得最厲害。說主席怎麽和一個戲子結婚。主席很生氣，就對他們說，我是學孫中山。到了8月的時候，賀龍從前線回來，嚷著要主席請客喝酒。這樣大家才都知道了這件事。

Jiang-Mao1後來毛主席轉戰陝北時，整個九支隊(黨中央機關的代號)就是她一個女同誌。她跟我說，她青年時代崇拜法蘭西的女英雄貞德，她要以她為榜樣，跟著主席轉戰陝北。她說：”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說，那時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來照顧的，主席一邊要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一邊還要牽著胡宗南三十萬大軍到處轉，以給中原戰場減輕壓力。整天都是行軍，轉移。跑到一個地方隻能到老鄉家去吃頓飯。每到一個地方，江青都要自己親自去為主席安排吃的，當時陝北糧食很少，隻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點一點地揉碎，然後煮成粥給主席吃。那時江青的身體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覺得很困難了。但仍然全力照顧主席，她說，我犧牲了，那隻是一個小數。而主席則關係到全國大局。她要想盡一切辦法來保證主席的營養和健康。同時，她還要協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記錄整理，然後主席在江青記錄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後來到西柏坡，指揮三大戰役，主席寫的一些電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記錄的。

從我後來和主席的接觸中，我覺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睞，主要是在中華民族存亡係於一線的危難時刻，她能千裏迢迢從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溝溝延安來參加抗日。不僅江青，還包括和江青一起來延安的電影明星陳波兒，還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認為她們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別喜歡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蘭這些人。特別是秋瑾，主席對她的評價很高，他專門跟我們說過。他很喜歡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張拿著刀劍的照片，說這張照片透出了鑒湖女俠威風凜凜的氣概。她的死難對滿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像趙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偉大的女英雄。在中國幾千年抗擊外來入侵的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塗的，還不如女人。李清照寫的抗金詩篇：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主席親自抄過好幾遍，還有個寫韓世宗的夫人梁紅玉擊鼓抗金的戲，主席也經常看。可以說，毛主席也是有著英雄情結的。

江青從1938年和主席結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間，我覺得她是對得起主席的。她沒有給主席丟臉。盡管現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謠言，誹謗，醜化，誣陷都已經是無以複加了。但從江青在法庭上、在監獄裏直到她最後的表現來看，她確實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沒有看錯人。

[yongbing1993]

江青反《走後門》毛澤東沒支持






《文革》後期的幾年裏，被批判過的走資派紛紛恢複職務返回到原有掌權的職位上，他們上山下鄉的子女們都己二十多歲，許多逃離農村山溝返回城裏父母家中，通過各種關係《走後門》專上大學，進軍隊或是上機關工作，又或是進全民國營單位吃皇糧。當時，江青反《走後門》，而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支持？為什麽？因為，毛澤東看到了這些共產黨的同路人走資派不想繼續革命為人民服務了。走資派要複辟資本主義了。反《走後門》能幹嗎？走資派掌權了都走前門了。

《走後門》在現代社會,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不大聽到有人議論了。更加沒有人耿耿於懷又或是咬牙切齒的恨了。為啥? 我有錢! 有錢能使鬼推磨。走個後門算啥? 我用錢買來的, 你有本事也拿錢，也去開後門去買啊! 多麽地理直氣壯。

那麽總有些人耿耿於懷又或是咬牙切齒的恨《走後門》為啥? 主要原因是因在《工農兵大學生》招生過程中有一些《走後門》的現象出現, 就說推薦選拔招生製不公平, 而恢複高考後以分數錄取較公平。

先說一下恢複高考後以分數錄取是否公平問題。這要理清社會大環境才能說清楚這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後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 貧富差距不大。在此基礎上人人平等, 過來人都知道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前的考生, 在工廠做工的帶著工資複習功課, 工廠裏的幹部以及老工人們都積極支持年青人複習功課, 希望他們學成之後回到工廠作出更大貢獻。在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也都支持年青人們專心複習功課去參加考試, 上完大學後回來更好地為農村建設作出貢獻的。在街道農場少數軍隊的考生也都得到一切免費的社會福利。在1977年的冬天，有五百七十萬的考生走進了高考考場。當年全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二十七點三萬人。以及以後的幾年參加高考生幾乎相同。應該說以分數錄取二十七點三萬學員是"公平"的。而且這二十七點三萬大學生上大學全是免費的, 學校安排住房不用交一分錢, 吃飯不用錢, 還發一些生活費, 更不交一分錢學費。還沒畢業學校就開始統一安排工作。在安排工作中就有一些《走後門》的, 這些《走後門》己不被關注了。重要的是這二十七點三萬大學畢業生幾乎都沒有回到工廠農村了。工作了幾年結累了工作經驗後,又忙著進修出國留學考碩士博士文憑, 再拿專家教授移民定居國外, 買房寫文章成名發財, 來回國內外遊說, 忙得不亦樂呼! 當然說是"公平公正"的。時不時地在國外幫腔罵一下共產黨後又回到國內當"高級外國專家"使用兩邊賺錢。然而幾年之後走資派特色政府改了, 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一套高考招大學生了。再後來貪富拉大了, 資本家產生了, 低收入人群有了。在這大環境下高考可以請"替考"、文憑可以用錢買等等。這時的高考從教育資源城市農村有錢和沒錢下還能說公平嗎?

回到《走後門》題目上。“走後門”是用托人情、找關係、行賄等不正當的手段，去辦有明文規定不能辦的事。走後門是歪風邪氣，是不正之風，老百姓深惡痛絕，應該堅決抵製。一提到“走後門”，可能很多人都會“皺眉頭”，就會聯係到、聯想到“找關係”、“求門路”、“托人情”，就意味著以權謀私等。當然，有人走後門為親屬謀利，或利用職務之便、權力影響破壞公平正義，是必須堅決反對的，但傳說包公上任開封府尹後，很久沒有百姓來告狀。後來，他偶然發現其原因：官府大門守衛森嚴，守門官吏還要索要賄賂才讓人進門，這就是所謂“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包公處罰了守門官吏，並決定打開後門，讓百姓隨意出入告狀。當年新中國共產黨的海軍司令劉華清“走後門”，卻是為百姓謀福，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眾所周知，為公還是為私，為民還是為己，是區分一名共產黨員、黨的幹部忠誠幹淨擔當與否的重要標準。劉華清為家鄉父老“走後門”，見證了作為一名黨員幹部心係群眾、忠誠無私、擔當作為的高貴品質，恪守了為人為官之正道。

再說在1961年10月22日劉少奇說：商品“走後門”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現在我們隊伍裏有一部分人，受到了自由市場的影響。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的，現在問題不在有無自由市場，而是你們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陣地。（當匯報到商業部門“走後門”的情況很普遍，大概占職工的百分之×，其中特別嚴重的有百分之×時），劉少奇說：這些人是新的資產階級。你們不反掉這些人，百分之×的人抬不起頭來，百分之×不“走後門”的人，也不高興。對特別嚴重的，一定要懲辦一批。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說，懲辦多少人，你們可以分個指標，比如說，象北京五百萬人口，懲辦十個，天津三百萬人口，懲辦六個，石家莊市懲辦一、二個，小縣城懲辦一個，全國懲辦幾百個。懲辦時要開公審大會，群眾大會，徹底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拿國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謀求個人的方便，是不允許的，更不能拿個人“走後門”來的東西，去隨便換東西。現在，是國家有困難的時期，也是考驗每個工作人員的時候。要向所有的工作人員講清楚，不“走後門”的人，好的將來可以入黨，黨員“走後門”嚴重的要開除黨籍。“走後門”的人是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當然更關心的是在《工農兵大學生》招生過程中有一些《走後門》的現象。先看一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走後門”問題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文件內容: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不少單位提出了領導幹部“走後門”送子女參軍、入學等問題。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認真討論了這個問題。中央認為，對來自群眾的批評，領導幹部首先應當表示歡迎。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到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需要具體分析，慎重對待。當前，批林批孔剛剛展開，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認為，這個問題應進行調查研究，確定政策，放在運動後期妥善解決。

當前批林批孔運動已經展開，主流是好的。各級黨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區一級黨組織，應當繼續努力，放手發動群眾，加強學習，聯係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實際，認真地抓緊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斷總結經驗，使批林批孔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深入開展起來。（這一文件發到縣、團級、可向基層群眾傳達）

請注意, 這份文件是文革小組"四人幫"主持下發的。當時最反《走後門》的也是最高層的領導是"四人幫"。他們沒有《走後門》。而且向毛澤東反映要求批《走後門》。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了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孔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同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退學申請報告》為題，刊出南京大學工農兵大學生鍾誌民的退學報告全文。姚文元親自寫了編者按，大讚其“向地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展開了新的進攻”。4天後，《人民日報》再以頭版頭條刊出相關報道。一時間，退兵退學的風潮席卷而來。矛頭對準許多老革命老幹部們《走後門》。老革命老幹部們害怕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來。紛紛反擊。

2月15日，毛澤東做出批示：“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發了八號文件。由此，反“走後門”運動草草收場。

1972年，在文革後的大學招生工作在全國恢複。根據之前試點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經驗，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學製兩到三年。

陸軍第26軍76師的步兵班長、20歲的鍾誌民，請求其父、分管幹部工作的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幫他上大學。一開始，鍾學林不想搞特殊化，沒有同意，但經不住兒子的多次央求，還是給軍區政治部幹部科打了電話。鍾誌民得到了所在師的兩個推薦名額之一—這原本是需要基層推薦、師裏審批的，被南京大學錄取了。

因強調“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政治係的社會實踐很多。1973年5、6月，他們去南京鳳凰山鐵礦搞“開門辦學”。期間，傳達了《毛主席給李慶霖同誌的信》。福建莆田的農村小學教員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說，“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自己的兒子插隊後最起碼的溫飽都無法解決，反之，一些幹部子弟下鄉沒幾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幹回去了。毛澤東回信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傳達時，群情激奮，讓鍾誌民頗感抬不起頭。

他的父親、時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是行政九級幹部（十三級以上為高幹），每個月工資250多元，母親是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的正處級幹部，工資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的時候，他生活的軍隊大院卻有特供的物資，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開供應。軍隊高幹家庭住著獨棟的房子，配有專車。他曾有一塊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丟了，他毫不在意，母親又給他買了一塊180元的。不但上大學，鍾誌民當兵，也是走後門的結果。

1968年10月，他從南昌第二中學畢業，上山下鄉去了江西瑞金縣沙洲壩公社。沒多久，全國征兵。他找了縣人民武裝部的一名政委，對方為他從另一個公社調來了一個名額（本來該社一社員已體檢合格，即將入伍），結果下鄉不到3個月，他就入伍了。其實不僅僅是特權階級，當時走後門已經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大家都在說，對走後門一事的厭惡。他們並不知道，鍾誌民也是走後門來的。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剛到大學時，他曾想給部隊寫信，說“決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組織推薦來的，一直沒有勇氣寫。現在又聽到這麽多的議論，血氣方剛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學的念頭。“我覺得我還年輕，退學有什麽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這個事情，我就要站出來說，老子就是幹了這個事，但我承擔了，我改。”

對於退學之後去哪裏，鍾誌民卻有些茫然。他當兵也走了後門，要退就該退回到農村，但紮根農村之後，生活怎麽辦？而且，還有“個人問題”沒有解決。此時恰逢大一結束，鍾誌民特意買了一條煙和幾斤糖果，想去插隊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卻無顏邁步。放假回家時，鍾誌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震動了全家上下。母親告訴他，這個認識是對的，但不同意他退學，認為影響不好，別的領導家的孩子怎麽辦？父親工作忙，隻跟他談過一次，認為“不一定退”。他則提出，幹部子弟不去農村，說明馬列主義都是說給別人聽的。父親無言以對，最後表示：“家裏出個把農民也好。”

大學二年級開學回校，鍾誌民變得沉默寡言，像總在思考些什麽。他終於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個周六。他記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軍裝，懷揣著寫在3張稿紙上的退學申請報告。這是頭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燈光下花了數小時寫出的。他感覺，自己心裏的想法“如同破殼的小雞”，躍然紙上。他在校園裏找到時任南京大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王勇，將報告交給了他。

很快，王勇找他談話，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的問題發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號文件（即《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下達以前，不在退學範圍內，可以不退；第二，同學、教師對他反映比較好，沒有必要退學；第三，已學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對國家也是個損失。

最後鍾誌民選擇退學回到農村去。一年多之後，他學會了犁地，能挑重擔，一個月能掙幾百個工分。眼前的鍾誌民，曬得很黑，剃了平頭，非常瘦。穿著一件破軍裝，一隻褲腿挽到小腿上，腳下都是泥。“他已經一口土話，和當地人交流順暢。

1976年，文革結束。在清算四人幫時，有人提出反“走後門”是針對老幹部的，鍾誌民差點被打成“三種人”。好在，公社裏從農民到書記都為他說好話。他慶幸，自己每天低頭勞作，很少外出開會，沒有成為風頭人物，才能安全過關。

1977年，鍾誌民成了生產隊長，次年又當上支部書記。他過年常常陪著農民從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氣不減，在農民中很有威懾力。他帶著村民興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講願景。最後，兩千畝地實現灌溉，不再“靠天吃飯”。

“我看著老百姓能吃飽、有錢花，他們的命運開始得到了改變，這種感覺很好。”他告訴記者。也告訴子孫後代們。

一步步地，他成為共青團瑞金縣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贛州地委副書記、書記，中共南康縣委副書記。

如今的教育能出這樣的人才嗎? 和交白卷生一樣, 在資本主義的染缸裏也是成一個為自己家庭發財成資本家的。而如今的大學生們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