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一心隻為賺錢忙兩耳不聞窗外事
走資派中國特色青年學生們《一心隻為賺錢忙，兩耳不聞窗外事》。
大學裏尤其是著名大學裏培養的都是《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中國特色青年學生們知否《五四》為何物？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五四運動》具有裏程碑意義和分水嶺意義。
《五四紀念》從《五四運動》剛滿一周年時己開始：
1919年羅家倫在《“五四”運動精神》一文中認為，五四精神應該包括《犧牲精神》、《社會裁判精神》和《民族自決精神》。
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中國公學發表演講，指出五四運動所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並呼籲青年學生們《努力發揮這兩種精神》。
李大釗在1921年將《五月四日》稱為《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認為五四精神由《愛國》《直接行動》《人類自由》等要素組成。
1940年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為傑出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在全民族共禦外侮的社會環境中，五四話語的關鍵詞是《愛國》，這恰是《五四精神》最為突出的內容。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為第一個《五四青年節》題詞：“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隨後，《愛國、團結、勞動》成為對五四精神的合理延展。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的過程中，對《愛國》的表達就是要《立足本職崗位》，《又紅又專》，《艱苦奮鬥》。
早在1920年5月4日，《民國日報》(上海)就刊出邵力子的隨感錄《五四紀念日的感想》。文章表示：“‘五四紀念’到了，強調了五四運動的犧牲精神：“五四運動精神如何，乃是為民眾而犧牲。到民間去吧，這一條坦道是永能保持這個精神的。”
五四運動：“要爭外交，要讀書，須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須推倒國內外的壓力，要推倒國內外的壓力，須以國民的資格，加入國民革命運動。”
“什麽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不過是中國人民不甘服於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雙重的壓迫，自然的發生了一種反感的行動罷了。簡言之，五四運動，乃純粹是中國民眾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的運動罷了。”
《民國日報》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帶有鮮明的黨性色彩，作者均為國民黨人，其言論完全從孫中山學說的立場出發。當天，國民黨在上海舉行“二十萬人紀念五四”大會，其意“繼續五四精神，一致加入國民黨，努力國民革命”。這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第一次舉行紀念五四運動的大會，聲勢之浩大為此前曆次學聯組織的“五四”紀念活動所遠不及，把紀念五四運動轉換為國民黨的政治動員，這樣的場景在以後不斷重演。
《五四運動的成績》，向青年發出新的號召：“我們要知道，那一次的五四，是沒有組織，沒有主義，而是情感的結合，尚有如此成績；今後在本黨指導之下，有主義，有策略，有目的，去和敵人奮鬥，當然是能達到我們的目的！親愛的青年們！聯合起來，在本黨指導之下，完成五四未竟的工作。”
自五四運動以後，學生自視，幾若天之驕子，風氣囂張，學潮迭起，求學時期，群驅政治之活動，冀為畢業後求出路，正常之學業，則遑不計及。什種情形，十餘年來，為全國學界之普遍現象”，並在“黨務”欄刊登消息《五四運動紀念》。
五四運動爆發時，中國共產黨雖尚未成立，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積極投身其間，是北京及各地學生運動的領導者或活躍分子。毛澤東曾認定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誌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時事新報》《晨報》等研究係主辦的報紙上，觀點與其他革命人士的區隔並不明顯，如陳獨秀將五四運動精神歸結為“(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的精神”。李大釗似稍進一步，他把“五四”看作與“五一”一樣的節日，“因為這一天，中國學生界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當做一個紀念日”。
中國共產黨將紀念五四運動逐步納入青年工作的一環。1924年4月，由陳獨秀、毛澤東共同簽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3號——關於“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紀念與宣傳》強調：“‘五四’紀念當然以學生為中心，同誌們演說詞中，須發揮五四運動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恢複國權運動；(二)新文化運動。此時國外列強之壓迫，國內舊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運動之精神仍有發揮之必要。”
“‘五四’運動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擴大，沒有在運動中起領導的作用。這次運動在一般學生領導之下，就不能走上革命的正軌(如單獨反日，沒有認清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是中國民眾的敵人，甚至有濃厚的親美傾向)，同時也不能持久。這個可說是‘五四’運動的最大弱點。後來的‘五卅’運動，因為是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就糾正了這種弱點了。”
五四運動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並沒有完成，其原因“第一是由於封建勢力的頑強的存在(因為它得到了帝國主義的支持)，第二是由於五四，是民族文化的否定時代，不能不從民族本身的基礎上發揚起民主的科學的精神，新文化基礎是不堅固的”，“然而現在是完成的時候了。在目前最迫切的抗日前提之下，國共兩黨之親密地合作起來，而且又加上了各黨派的合作，共同為救國建國的大事業戰鬥”。
1939年3月18日，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召開常委會，決定“從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為西青救兩周年紀念與青年參戰動員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環境舉行紀念及動員大會、晚會……以後每年五月四日為青救成立紀念日，並向全國青年提議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五四”前夕，為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4月5日的《中央青委關於根據地紀念“五四”給北方局的指示》提到“從‘五一’到‘五七’進行一個青年運動參戰運動周，西北青救並已提議‘五四’定為青年節”。
毛澤東在出席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青年運動的方向》，“現在規定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這是很對的”，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
五四運動：“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國的革命者在進行革命鬥爭常用的手段是：集合誌士，聯絡會黨，運動軍隊，實行起義。而五四運動則教會了中國人民使用新鬥爭方法：罷課、罷工、罷市、街頭演講、群眾示威、抵貨等等。中國革命者的組織形式則直到辛亥革命為止沒有越出帶著濃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結社之外，辛亥革命時則在中山先生的領導開始創建了政黨。而五四運動則教會中國人民使用新的群眾組織形式：工會、學生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等。自然，這種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經局部的出現過，但是使這些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在全國規模的運動中在千百萬群眾親身的經曆中來大規模的成功的使用，則自五四運動開始。因之，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方法與組織形式的一個重大的轉變。這對於中國革命運動以後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和意義。”
《紀念五四廿一周年》、《中國青年偉大光榮曆史的一頁——在延安“五四”集會上的報告》。社論說：“‘五四運動’的掀起，表現了中國青年的英勇果敢，表現了中國青年對政治生活的接近，使中國青年清楚地認識了隻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封建統治，才是中國青年真正出路。‘五四’運動是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一個偉大覺醒，它繼承了太平天國、黃花崗烈士、辛亥革命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創造了新的群眾的組織、新的鬥爭形式，給予以後1925—27年大革命及目前進行的抗日戰爭以豐富的經驗教訓。”對五四運動的曆史作用及其影響作了新的肯定。
《紀念“五四”》，這篇文章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對大時代的感慨：“從五四到現在，中國已經曆過許多的大風暴。這時期內曆史內容的豐富，實為中國過去數千年所未有。活在這個偉大時代，並能投身於偉大時代的火爐中，和時代的敵人搏鬥，這的確是人生的幸事。”
《今年的五四與中國青年》，肯定五四運動具有三點意義：一是“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踏上了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二是“在中國的文化運動上開辟了一條新文化運動的道路，批判的接受中國舊的文化傳統，開始介紹歐洲的先進的文化思想，這是在中國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傳播的先聲”；三是“中國青年有組織地走向了中國革命的政治舞台”。凱豐對“五四”的總結與毛澤東一樣，朝著建構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方向發展。
五四運動是“用來反對封建社會的意識支柱——禮教，反對孔子的教條”，是“文學革命的提倡”；五四運動的國際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國際條件下產生的”；五四運動造就了“最光輝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沒有五四運動的民族覺悟和思想解放，不徹底摧毀思想上的舊教條之束縛，要中國人民能接受科學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紀念“五四”》，特別提到的群眾基礎：“‘五四’運動，有些人把它縮小為學生運動，忽略了當時各階層的參加，忽略了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作用，這是不對的。‘五四’運動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學生隻是當時運動的發動者、首倡者，起了先鋒作用與橋梁作用。一切革命運動，必須有廣大的群眾參加，才有力量，‘五四’運動的偉大就在於此。”對新文化運動提出過的“勞工神聖”口號，亦給予高度讚揚，稱“這一口號給中國曆史上賤視勞動者的思想一個破天荒的打擊”，紀念五四，“發掘光大‘勞工神聖’的思想，知識分子更應進一步與工農結合，建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五四’不特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同時也是中國革命史——中國民族解放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在政治方麵，它演變成為一個爭取民主政治思想的運動；在思想方麵，它演變成為一個反封建思想、反舊孔教、反玄學而推崇科學思想的鬥爭；在文學方麵，它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為今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開了一條發展之路。所以‘五四’運動，除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鬥爭的曆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還是整個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史上的一個大的轉變點”。
“‘五四’不僅是中國民主革命從資產階級舊範疇轉到新範疇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而且是中國知識青年熱心追求先進革命學說和走上群眾化的偉大的轉變點”，“實在的，判斷一個知識分子是不是徹底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與工農相結合，這是唯一無二的標準。‘五四’以來，我們看見過一部分知識分子不願意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或者沒有決心與工農民眾結合到底，後來都弄得一事無成或走投無路”。
艾思奇認為，“五四運動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上的大革命。它隻在思想上準備了1925至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本身並不是一個政治形式上的革命運動”，“五四文化運動，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準備，或者說，五四文化運動是結束了中國的舊民主主義時代，而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五四文化運動”與戊戌時期的文化運動不同，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於舊中國文化思想進攻的猛烈性是其表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使用了“五四文化運動”，回避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詞，這似乎是他個人堅持的一個提法。一字之去，對一個富有哲學素養、講究邏輯的理論家來說，當然是有意為之，其間差異值得人們嚼味。
“‘五四’是中華民族要求解放的啟蒙運動，如今不單‘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著中國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犧牲了若許頭顱鮮血，人民受了千辛萬苦，所換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來，這的確是自有‘五四’以來第一件痛快事！”“‘五四’既然到三十歲了，咱們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氣魄來，不要憧憬過去的光榮，必須企圖未來的創造！”
當然也有：“許多在五四時代前進的分子，現在蹩在時代的後麵了，像我便是一個”。“這前後三十年間，我也並非在睡覺，卻是不夠警醒的；也並非不感苦惱，卻是找不到出路。我是悶在葫蘆裏了，這葫蘆是以個人主義為表裏的。”
毛澤東：”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毛澤東：”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毛澤東：”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教育製度要改革〔１〕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
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
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
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
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
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
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
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
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這是毛澤東同他的侄子、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生毛遠新談話紀要的節錄。
“1958年，毛澤東視察南開大學、天津大學，高度肯定了天大的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聽說天津有60多所中學。辦起了生產車間或校辦工廠，說：學校是工廠，工廠也是學校，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是學校，要好好辦。要講實際，科學是反映實際，是講實際的道理。不知道實際，老講書本上的道理，怎麽成？（《毛澤東年譜》3，406，1958.8.13）
幾年後，毛澤東在與哈軍工學習的侄子毛遠新的幾次談話中指出，“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毛澤東年譜》，5，380，1964.7-8）
幾天後，毛澤東明確提出，“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毛澤東年譜》，5，401，1964.8.29）”
教育應該重視實踐（尤其是理工科），而文科應該是情懷和思想上的培養，現在的分數教育確實嚴重，都是想成為人上人，一定程度造成了內卷，而教員的絲路是對的，應該與生產勞動結合，與基層實踐者結合。確定是為集體服務的教育，而不是人上人和自私，官本位等。
有人把毛澤東思想精髓概括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如此概括很難體現毛澤東思想的本質特征，也使毛澤東思想變得抽象空洞，實際上是在歪曲毛澤東思想，因為古今中外，但凡稍有成就，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政治家，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科學家、專家教授學者，都會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這裏的“人民”指的是以工人、農民、解放軍為代表，處於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而不是當下以官員、老板、買辦和依附於前三者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精英。
毛澤東思想非常具體，如他在工業領域提出以“一參二改三結合”為主要內容的“鞍鋼憲法”，在外交領域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等，他的《論十大關係》更是治國理政的經典文獻，對當下同樣極具現實意義。聯係新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正反兩方麵實際，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理解將更透徹，領悟將更深刻，收獲將更豐富。
這篇《毛主席論教育革命》，是毛澤東1964年7月和毛遠新談話紀要的節錄，他在談話中提出“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 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等觀點，對當下的教育改革很有借鑒意義。事實上，當下教育之所以問題頻出，就是因為偏離了毛澤東思想。
當然，對毛澤東思想我們也應堅持曆史地、辯證地理解，如他提出“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這裏的階級鬥爭主要指社會實踐，雖然也包括對敵對勢力的鎮壓，但更主要的是指無產階級思想、共產主義理想與封建階級、資產階級思想及上層建築進行辯論鬥爭並最終取得勝利的過程，當然也包括以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改造過程，絕不是某些公知和無良學者宣揚的所謂“肢體鬥爭”、“殘酷迫害”和駭人聽聞的“打砸搶”行為。
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差異是：毛澤東是共產黨鄧小平是走資派。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是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而走資派是為資本家服務的，為人民幣服務的，為資本服務的，是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對內剝削壓迫鎮壓工農百姓的，對外投降帝國主義的。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差異，正象一首民謠中唱的：“毛主席象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鄧小平象黑夜，初一十五不一樣。”
毛主席為什麽是紅太陽？因為毛主席用一個偉大的理想實理了中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在這樣一個偉大的理想的鼓舞下，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趕走了小日本，打垮了蔣委員長，建立了新中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向著共產主義前進、前進、再前進！
當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為了這樣一個理想而鬥爭的時候，而是成了真實的曆史運動，是一種創造曆史的運動。因此，在為理想而奮鬥的過程中，當然會有高歌猛進，也會遭遇走資派們的篡權。重要的是，不要喪失了那個偉大的理想。
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於此，人是有理想的，人並且通過理想來確立自己的價值，為理想而鬥爭，通過把理想變成現實來創造著人的曆史，人的曆史就是從虛無到實有的過程。
嚴格地說，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並沒有可比性，毛澤東是太陽，毛澤東更多地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是一個統轄全局的領袖。而鄧小平則更多地是一個現實機會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別說鄧小平就什麽也不是，不過是一隻能抓老鼠的貓。就是中國共產黨也一樣，不會成功建立新中國的。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差異歸根到底是精神境界的差異，毛澤東的精神境界通達於大公無私之高處，而鄧小平則沒有境界可言，隻是一個精致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者。正是由於這種根本性的差異，毛澤東的偉大與豪邁，可能恰恰不適合世俗和無明的人，並且必然要遭致人的不理解、曲解和誤解。而鄧小平的投機取巧兩麵派嘴臉謊話連篇忽悠說左行右，則可能比較容易得到騙取人們的一時。但，鄧小平的造謠謊言卻更可能把人們引入一個泥潭欺騙不了人們的一世。因為失去了理想的務實，拘泥於自私自利中的蠅營狗苟，必然要遮蔽共產黨人的根本的價值，在修正主義魔鬼的誘惑下墮入泥坑。
所以，不能把鄧小平與毛澤東相提並論，更不能把鄧小平淩駕與毛澤東之上。否則就從根本上顛倒了共產黨的理想與現實走資派的自私自利的關係，也必然會導致一個荒唐的不三不四的假共產黨結果。
在毛澤東逝世後不久中國人及世界的人都看到，走資派鄧小平推倒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路線，改而用世俗的、實際的、現實的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利益來誘導中國人。其結果是：共產黨革命的理想喪失了，人倫道德崩潰了，貪官汙吏橫行九州，賣淫嫖娼席卷中華，犯罪現象四處蔓延，妖魔鬼怪空前泛濫。顯然，這些都是在走資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之後所發生的這些黑暗現象，這些黑暗現象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所必然地產生的醜陋現象。。
走資派鄧小平用兩麵三刀的修正主義來否定共產黨革命的理想，來嘲笑為理想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在建設第一次的社會主義過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失誤，把機會主義淩駕於共產黨革命理想之上，想用毛澤東時代幾億勞動人民積累的共同國營財富來買通少數人心，讓少數人先富成為資本家，其結果必然是對幾億勞動人民來講是悲哀的。走資派鄧小平把人當作了動物，以為碗裏有幾塊肉就可以打發了，結果“少數人先富“的資本家碗裏有了肉，而少數人先富成為資本家的占了便宜照樣罵娘，而且罵得更凶，更可悲的是這些先富的帶著財富出國定居了。到了國外還不忘反中反華反共產黨。
由於走資派鄧小平的眼光短淺，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結果卻造成了中國及中國人民和子孫後代們長期的痛苦，必然要由後代中國人付出慘重的代價。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路線所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的中國特色走資派政府，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的中國了，可以說已經進入到一個後社會主義社會即走資派的特色資本主義，又或是特色社會主義時代。而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完整性被解構了，如今特色社會中信仰危機、邪教叢生、道德淪喪，中華幾千年的文明正在被毀滅。在經濟方麵，中國已經喪失了獨立性，被納入到國際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中，特色中國正在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的牛馬奴才奴隸。在政治方麵，當然也就喪失了中國人的尊嚴，特色中國正在可憐地淪落為一個馬崽國家，成為帝國主義的文化和經濟的殖民地。
當然，共產黨不是說要簡單地回到毛澤東的時代，中國人民已經不可能回到那個毛澤東時代了。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中國人民應當從這段曆史中汲取足夠的經驗教訓。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毛主席與親友談抗美援朝戰爭。
七十多年前發生在鴨綠江彼岸的那場戰爭，曾經令世界為之深深震動，也對當時剛滿周歲的新中國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光陰荏苒，過去的對手不再是敵人，史家也在重新審視這場遙遠的戰爭。作為那場戰爭中中方的最高統帥，毛澤東曾就此與王季範及早年同窗周世釗多次暢談。
毛澤東：將有三把尖刀插在中國身上，不能“置之不理”
抗美援朝究竟有無取勝把握，在當時是頗受人們關注的問題，因為解放戰爭剛剛結束，經濟遭受了重創，國家一窮二白，麵對美帝的經濟和軍事優勢，不少人對戰爭的前景心存疑慮，而且認為這會影響國家的和平建設，一時間意見很不統一。王季範和周世釗作為毛澤東的親友，希望能就此事請教主席。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二老，針對王、周的疑慮作了分析。
毛澤東說道：“不錯，我們急需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出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
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還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從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麵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可是黨內有很多人不同意。”
聽了毛澤東一席話，周世釗頻頻點頭，但仍是信心不足，重覆提出了剛才的疑問：“是不是有勝利的把握呢？”
周世釗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眾所周知，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除裝備了大量的飛機、大炮、坦克、軍艦外，它的武庫中還有一張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彈。麵對美國的核訛詐，不少人對戰爭的前景憂心忡忡。
可毛澤東偏偏不信這個邪，他從容地分析道：“你們都知道，我是不打無把握的仗的。這次派誌願軍出國，是有人不同意的，他們認為沒有必勝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誌經過周詳的考慮研究製定了持久戰的戰略，勝利是有把握的。我們估計，美帝的軍隊有一長三短。它的鋼鐵多、飛機大炮多，是它唯一的優勢。但它在世界上的軍事基地多，到處樹敵，到處設防，兵源不足，是一短；遠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為侵略而戰，師出無名，士氣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傷。雖有一長，不能敵這三短。我們要進行持久戰，一步一步消滅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傷亡，它一天不撤退，我們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們十年，這樣一來，它們就傷亡多，受不了，到那時，它就隻好心甘情願地進行和平解決。隻要它願意和平解決，我們就可以結束戰爭，我們原來是要和平的。”
毛澤東：這仗我們有把握打好，不必蘇聯參加，看家法寶是要留著最後用的。
周世釗又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它不在朝鮮戰場上打而是派大軍從我國海岸登陸，怎麽辦？”
毛澤東說：“那它不敢。這樣做，我們不怕它。並且我們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它如果向我國進攻，就會引起蘇聯的參與。蘇聯參與，不一定派兵來，它可以在幾天之間用兵西向，席卷歐洲，歐洲是美國的必爭之地，它們要照顧歐洲，自然也就無力入侵我國了。”
美國的空中優勢是周世釗擔心的另一個問題。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美軍飛機就曾轟炸過我國邊境城鎮，以新中國的空軍實力而言，是難以阻止美軍大規模轟炸的，故此，周世釗向毛澤東發問：“假如美軍用飛機濫炸我國的重要都市呢？”
毛澤東不加思索地笑答說：“它不敢，因為這等同派兵登陸，同是侵略。”
歲月飛逝。隨著時空的轉換，以前不少似乎是金科玉律的理論和不容置疑的答案，都受到了人們的質疑；也有很多頗為權威的結論，正在社會上和學術上引起爭鳴。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當年抗美援朝時，我國承擔了本應由蘇聯承擔的國際義務，而作為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的蘇聯卻隻提供了裝備和技術的支持，這對中國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們吃了虧。毛澤東當年是怎樣看這個問題的呢？
毛澤東說：“這個仗，我們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蘇聯參加。你們曉得玩撲克嗎？『大鬼』、『小鬼』是留著保底的；你們看過劍俠小說嗎？看家的法寶是要留著最後用的。我看美帝侵略，一定會要徹底失敗。不管它怎樣掙紮，終是黔驢技窮，在中朝人民共同抗擊之下，他是一定不能得逞的。”毛澤東的一番話消除了兩位老人心中的疑問，他們帶著對戰爭的全新看法離開了中南海。
周世釗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同班同桌同學，情同手足。解放後，毛澤東曾多次接見周世釗，在談話中數次涉及朝鮮戰爭。一次周去看毛澤東，毛澤東高興地說：“我們在朝鮮戰場上的形勢是越來越好，造成這種好的形勢主要依靠我們誌願軍的勇敢和機智。他們現在層層挖掘地道，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縱橫溝通，隨意出入，飛機炸不垮，大炮轟不壞，敵人不好攻，我們卻可以出去，萬一失了第一線，還有第二線、第三線。這都是誌願軍指戰員想出來的好辦法。像我們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這種好辦法。一個美國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二十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毛澤東豪邁的語調，令周世釗倍感振奮。
毛澤東：光派別人的兒子去前線打仗，這還算什麽領導人呢？
朝鮮前線的戰鬥是空前殘酷而慘烈的。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保家衛國，血染三千裏江山，這其中也包括毛澤東心愛的長子毛岸英。當這個不幸消息傳到周世釗的耳朵裏時，他感到非常震驚和悲痛。作為和毛澤東相交幾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主席一家先後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好幾位親人。現在革命剛剛勝利，正需要下一代去建設的時候，岸英卻永遠留在了朝鮮。白發人送黑發人，和毛澤東情同手足的周世釗，心裏深深地體會到老同學那種難以言宣的悲涼和傷感，在後來他和毛澤東的一次閑聊中，周向毛澤東表達了這種想法。
那是在六十年代，談話的主題是戰爭。在不知不覺中，話題轉到了朝鮮戰爭和毛岸英。周世釗不無感慨地說：“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您不派岸英到朝鮮戰場上，我看他是不會犧牲的。”
對於周世釗的議論，毛澤東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毛澤東說：“不能這樣說。岸英的犧牲，責任完全在美帝國主義身上。岸英是為保衛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利益，為保衛我們祖國的安全而出國作戰的，他是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為保衛世界和平事業而犧牲的。當時我得到岸英在朝鮮戰場上不幸犧牲的消息後，我的內心是很難過的。因為我很喜歡岸英這個孩子。岸英犧牲以後，當時有人提議要把他的屍體運回國來安葬，我沒有同意。我說岸英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為保家衛國而死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鮮的國土上，讓他顯示中朝人民的友誼，讓中朝人民的友誼萬古常青。當然，你說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鮮戰場上，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
但是，我是黨中央的主席，在那種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我是極力主張發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後來得到黨中央的讚成，作了出兵朝鮮的決定，並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抗美援朝的偉大運動。我作為黨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的兒子不派他去朝鮮，又派誰的兒子去呢？光派別人的兒子去前線打仗，這還算什麽領導人呢？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岸英是個青年人，他從蘇聯留學回國後，到農村進行過勞動鍛煉，但卻沒有正式上過!戰場。青年人就是要到艱苦的環境中去鍛煉，要在戰鬥中成長。基於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鮮去的。”
對於發生在五十年前的那場戰爭，毛澤東曾有過許多論述，這裏僅是他對自己的親友的一些零散的議論。時光流逝，毛澤東主席和王季範、周世釗兩位老人均已作古。然而，這些片段的，但卻彌足珍貴的談話，對於我們當前正確認識那場遙遠的戰爭，不失為是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
著名的愛國華僑資本家陳嘉庚訪問延安後歎道“我原來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為何民間乃至世界的《毛澤東熱》不降反升？毛澤東離開己經幾十年了，為何民間乃至世界的《毛澤東熱》不降反升？
有的文章說：毛澤東不是神，毛澤東比神還神。“神”能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嗎？“神“能趕走日本侵略者和打倒蔣匪幫嗎？“神”能領導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嗎？“神“能讓加沙人不受狂轟爛炸嗎？
1949年後，新中國是一個康複後急需要進補和防疫以避免再次被病倒的《嬰兒》。這是要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在“無”中建立“有”，還要確保這個“有”，要永遠存在下去，並發揮作用。毛澤東新中國後一個體係就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建設體係，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毛澤東時代近三十年的時間內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隻是這個成功被走資派鄧小平的政治偏見抹殺了，被走資派們有意否定了。
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要這樣否定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就是因為毛澤東在實施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建設第二體係的時候，把那些短視的家夥如走資派鄧小平們或打倒了，或讓他們靠邊站了，這些人後來篡權複辟了，就發泄私憤，對毛澤東無情報複。
走資派鄧小平們這是一個對無法反抗者的死者的惡毒的報複。它是不道德的，也是對曆史的徹底的反動。
曆史正在還給毛澤東清白。這個清白，西方嚴肅的學者已經還給了毛澤東。
中國的民間許多真正有頭腦的人，也還給了毛澤東。
就以經濟為例，有人得到的概念是，毛澤東不懂經濟，不搞經濟建設，把經濟搞到臨崩潰的邊緣。實際上，1949年到1976年，中國GDP年平均遞增10%以上，這個增長內涵實在，質量確保，沒有泡沫，是在有西方封鎖和禁運條件下，自力更生取得的。
而今天走資派鄧小平們特色政府靠了高額的內外借貸，巨大的西方資金和技術，天文數字的資源消耗，才取得了不到10%的年平均遞增。
有的文章說：這個世界上替強者效勞的思想理論不計其數，教誨弱者屈從強者的說教浩如煙海，唯獨毛澤東思想專門替受強者欺淩的無辜弱者說話；專門教導弱者如何由弱變強；教導遭受強國侵略的弱國不靠寄人籬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權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來改變命運。
對於外來援助，毛澤東從來是白給歡迎，花錢買可以，拿主權換絕對不幹。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拿毛澤東毫無辦法，打不贏，嚇不倒，騙不過，困不住，“硬刀子”“軟刀子”全部失靈 毛澤東是有史以來唯一一個讓資本主義的西方白人嚐到失敗滋味而自己始終不敗的中國人；
有的文章說：以前的生活為什麽比較貧窮？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在短短叁年內恢複了國民經濟，同時還打贏了朝鮮戰爭（有人說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國和美國的裝備倒一下？美國人早就被趕下大海了）。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清除了危害幾千年的匪患和汙泥濁水，大規模地掃除了文盲和迷信，社會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萬眾歸心。
沒有失業，連國民黨殘留的幾百萬黨政人員都養下來了，曆史上有哪個政權那麽寬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會為生活發愁了。
要知道，解放前全國80%以上的人處於赤貧和饑餓狀態，上海一夜大雪，第二天上午街頭收屍300具。所以，應該說吃飯穿衣問題50年代就基本解決了（溫飽標準不同）。這也是外國人感到驚訝的地方；
有的文章說：由於國家的工業化需要高積累，中國當時的積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達到 39%，嚴重地擠壓了人民生活（蘇聯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工業化也是由於高積累 ）。
比如中國1953年就裝備了3000架作戰飛機，1956年開始自造飛機，1958年就裝備5000架“殲6”（屬於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
工業化沒有高積累是不可能實現的，而高積累，就必然會影響人民生活的提高，這樣就表現出糧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輕工產品的匱乏和生活改善的緩慢，而人民是不能夠直接感受到高積累的好處的。
在毛澤東那個時代，是不講究個人回報的，隻講為祖國多做貢獻，隻講集體主義——這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與思想基礎（——人們在自身利益遭到不公正的“犧牲”時表現出世界各國罕見的寬容與忍耐），中國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的功績。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現時的走資派特色政府吃《毛澤東的祖宗飯》一點也不為過！
有的文章說：現在走貨派時代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富的住高級別墅，開豪華轎車，吃山珍海味，洗桑拿按摩，唱歌跳舞，盡情瀟灑。窮的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甚至吃飯都成問題。尤其是一部分暴富人群的收入來源大都不正。
而毛澤東時代立足長遠，富國強兵，人民生活雖然苦些，但幹部以身作則，在公平的分配原則下，住房由單位和國家解決，人人有份。單位職工看病實報實銷，不存在看不起病的問題。中小學的學費很少，大學中專以上的學生學費由國家承擔，每月有生活費。貧富差距不大且收入就業有保障，絕無大學畢業即失業、拖欠克扣工資等怪事；
現在走貨派時代貪官越來越多，官銜越來越高，腐敗花樣不斷翻新。回頭看看毛澤東時代，雖然運動多，開會多，批判多，但貪汙腐敗現象確實很少，抓出了張青山，劉子善就能震撼全國；
現在走貨派時代道德不進反退，風氣日益敗壞。
毛澤東時代學雷鋒做好事蔚然成風，拾金不昧助人為樂的現象比比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比較和諧。
反觀今日走貨派時代，惟利是圖，見死不救，欺騙造假，敲詐勒索的現象遍地皆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逐漸變成了馬克思說過的赤裸裸的金錢關係；
有的文章說：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有那麽多的“精英”分子們，都在叫囂說毛澤東時代國家沒有法律？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內才沒有黑社會，沒有黃賭毒泛濫，沒有貪官汙吏們巧取豪奪國家和民眾的財富。毛澤東時代新國家在共產黨領導下，製定和發布了包括《憲法》《民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在內的大量的國家法律、法規、條例、條令以及規章製度，有很多法律現在仍在使用，或者經過修改後還在使用。
在“沒有法”的年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們雖窮但心不累，社會那樣地和諧，人與人那樣地融洽，助人為樂平常事，見義勇為人人爭；
在“沒有法”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心貼在一起，“為人民服務”是政府官員的唯一！田間，車間到處都有公仆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勞動，社會主義的陽光，沐浴著每一個公民的心田！
在“沒有法”的年代，“六億神州盡舜堯”，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散沙”在黨的旗幟下凝聚成磐石，在國旗下仰起了臉，挺起了胸，“我是中國人”！毒和娼一夜間被禁，千年的惡習一掃光，行業隻是社會分工的不同，職位隻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把知識奉獻給人民。把發明創造貢獻給祖國，把自己投入到人類最美好的事業中去！
在“沒有法”的年代，犯罪，違規所付出的成本，讓一切心懷不軌的人必須麵對，再三斟酌，禍及子孫的成本，讓他們收斂了犯罪的欲望。加大懲罰力度，就是加大了預防犯罪的力度，加大懲罰力度，是消除犯罪的有效手段！
在“沒有法”的時代，好人有好報，英雄人人都在學習，社會不僅把榮譽賦予了英雄， 英雄的榮譽還惠及子孫親朋，好事有人誇，壞事有人抓，良好的社會風氣淨化著每一個人的靈魂；
在“沒有法”的時代，在沒有“錢”的年月，我們蓋起了學校，讓所有人的孩子走進了教室，讓優秀的孩子免費讀完大學，我們在農村蓋起了醫院，“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讓農民有了最起碼的醫療條件，我們努力減少“三大”差別，每一個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現在是“有法”的日子，“法”卻失去了威懾的力量，有的地方，黑社會在收“治安費”， 有的地方，賊和警察聯手，貓鼠一家，有的地方，官黑勾結，橫行鄉裏，有的地方，執法者知法違法犯法，法律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欺行霸市 連救人的藥都有假的，社會風氣令人窒息，難道現在就是法製社會？
現在是“有法”的日子，有“烏沙”的賣帽子，有“章子”的賣批文，有“特權”的賣掉良心吃回扣，國企的管理者賣了國企買國企，女大學生為學費賣“處”，良家女求生存出租“子宮”，（代懷孕）英雄流血還要流淚，天大地大沒有“權”大，爹親娘親沒有“錢”親！難道在就是法製社會帶來的文明？！
現在“有法”了，我們有“錢”了，卻無力修繕破舊的教室，無力改善農村的醫療環境， “錢”把求學的孩子攔在校門外，“錢”拖住了前往醫院看病病人的腿，“兩極分化”創造了世界之最，人均醫療保障落到了世界倒數第四。野生動物不麵臨死亡，不會有野生動物保護法，人的生態環境不惡化， 也不會有環境保護法；……假醫假藥.假冒偽劣產品隨處可見，假煙.毒酒.毒奶粉坑害百姓，走私販私長期猖獗，黃賭毒肆虐，黑社會團夥橫行，黑礦主殘害礦工生命，血吸蟲大麵積複發，愛滋病大麵積人為感染，銀行發生巨額壞帳和不良資產，以改革的名義大量竊取國有資產……這一樁樁，一件件，那一樣是法製社會應有的行為？
不懂經濟的經濟學家，不懂經濟與政治、文化、教育、國際貿易的關係的專家們卻傻牛傻牛的。什麽私有化，什麽科斯定律，什麽帕雷托最優，什麽市場配置，什麽產業化，什麽什麽什麽，頭頭是道，搞的熱火朝天，到頭來出了問題方才說“事情的發展和我們預料的不一樣”
有的文章說：（據中央電視台）文革時期是新中國外交上最輝煌的時期，如獲準進入聯合國並擔任常任理事國，與一百多個國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時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紀末統計，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氫彈、衛星、核潛艇、胰島素、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號的主要關鍵技術也是那時的。軍事上打敗了美蘇、南越，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當時社會安定，據中央政府統計數據顯示，經濟幾乎年年高速增長。
有人愛把《文革》中出現的局部短期的“鬥走資派”“破壞文物”看作“文革”的全部。這就如同把現實中“程維高迫害郭光允”，“盜竊走私國寶”，“販賣婦女兒童”，“醫院見死不救”，“買官賣官”等看作“改革”的全部一樣。
有的文章說：毛澤東一家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六位親人的生命，三年困難時期帶頭勒緊褲帶，不管對自己還是對子女親朋從不搞特權。僅舉一例：五十年代初，毛澤東給秘書田家英寫的一封信中說：“有人求我將她（李淑一女士）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像李淑一這樣“我失驕楊君失柳”類型的友人，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他表現出的胸襟有哪位領導人堪與相類？。一位功高無人可比，權大無人能及的“大帝”，在個人問題上，卻謹守原則，把自己當成普通的一員，這是何等難能可貴？！毛澤東為所有的人民公仆做出了榜樣。人民永恒地懷念你，不僅是他的豐功偉績，更有他的以身作則！
有的文章說：黨的領袖誰最偉大？——不比很難使人信服：要看他（她）對建黨、建國的貢獻，要看他（她）對黨與人民的態度，要看他（她）的經典著作、理論是否經得起人民與曆史的檢驗，要看他（她）的知識、智慧、遠見、膽略是否在常人之上，要看他（她）的人格（包含對子女的教育）是否高尚，要看他（她）不僅僅在位時且在去世後人們的懷念程度..........——這些，都不是少數禦用文人或親生子女或親自出馬拍電影、電視、造書所能達到目的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不一定得人心——真正的偉人得天下隻是一步，長久地得人心才是萬世之功！以此而論——毛澤東之偉大，是無與倫比的！！！
一個留學生有一年到貴州調查，貴州的農民一談起毛主席就是哭，就是流淚。他們無限懷念毛主席時代，在那個時代他們能夠上得起學、看得起病，並且老有所養，他們更加痛恨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剝奪了他們那種幸福生活的人。西藏農牧民家裏最顯著的位置普遍掛著毛主席像。拍《長征》電視劇時，藏族同胞看見“毛主席的隊伍”來了，無不熱淚盈眶，拿出食物給攝製組的人吃，堅決不要錢。導演深有感觸地說“不拍長征，不知道毛主席的偉大。”
見過毛澤東的人很少有人不承認他的偉大。著名的愛國華僑資本家陳嘉庚訪問延安後歎道“我原來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五四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全國青年要和人民大眾結合在一塊。重溫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有關論述，對於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對於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很有意義。
毛澤東不僅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參與者，也是我們黨早期的五四運動研究者。說參與，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既到京直接參加五四運動，也是湖南五四運動的領導者。說研究，1939年5月，五四運動20周年之際，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五四運動》，作了一次演講《青年運動的方向》，此外，他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中，多次評價五四運動。重溫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有關論述，對於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對於今日廣大青年全身心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很有意義。
五四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此論意義重大。其一，資產階級革命從理論上講都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範疇，把民主主義革命區分為“新與舊”是毛澤東的首創。可以說，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沒有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其二，把五四運動作為“新與舊”的分水嶺，同樣是毛澤東的首創。五四運動不能簡單地看作是青年學生愛國運動。毛澤東說：這次運動青年學生是“帶頭”，主角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登上了中國革命舞台，並隨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為何區分“新與舊”？為何把五四運動作為“分水嶺”？毛澤東分析說：其一，五四運動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曆史和中國曆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因為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曆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曆史時代。其二，這種革命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其三，這種革命在經濟上是把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其四，這種革命在文化上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文化隻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的。
毛澤東的結論：一是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麵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麵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二是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發生的。三是這種新式革命，五四運動後的指導者屬於無產階級了。
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
五四運動最偉大的貢獻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讚成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
從思想準備上說，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以五四運動前與後對比的方式，專門論述了思想準備問題。第一，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廣泛傳播，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係，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製度。這種思想體係和社會製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係和任何別的社會製度的，是自有人類曆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第二，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了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這個文化生力軍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式，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第三，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新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所以，這就從思想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充分的準備。
從幹部準備上說，我們黨的早期建黨者和領導骨幹、黨員骨幹大多數都是從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以“南陳北李”建黨為例。五四時期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輿論陣地，影響了一代進步青年。十月革命後，李大釗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發表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和演說，是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聚集了鄧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為建黨準備了大批骨幹。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誌。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
全國青年要和人民大眾結合在一塊
五四運動以來，青年們起到了先鋒隊作用。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演講中說，由學生們參加的五四運動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運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麽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什麽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麵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麵軍。
全國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毛澤東在充分肯定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是先鋒隊和革命的重要方麵軍的同時，他強調：光靠這個方麵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陣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後堡壘。
全國青年們，努力啊！毛澤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希望全國的青年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
《五四運動》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這是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
五四運動
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1]，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
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
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如果要從它的準備時期說起的話，那它就已經過了鴉片戰爭[2]、太平天國戰爭[3]、甲午中日戰爭[4]、戊戌維新[5]、義和團運動[6]、辛亥革命[7]、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等好幾個發展階段。
今天的抗日戰爭是其發展的又一個新的階段，也是最偉大、最生動、最活躍的一個階段。直至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封建勢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之時，才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功。
從鴉片戰爭以來，各個革命發展階段各有若幹特點。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就在於共產黨出現以前及其以後。然而就其全體看來，無一不是帶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這種民主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在中國曆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製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這個社會的前身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近百年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後身是社會主義的社會。
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麽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而鬥爭，然後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那答複是：走曆史必由之路。
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
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取得，將是在工、農、兵、學、商的統一戰線大大地鞏固和發展的時候。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
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
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麽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
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五四運動到現在已有了二十個周年，抗日戰爭也快到兩周年了。
全國的青年和文化界對於民主革命和抗日戰爭負有大的責任。
我希望他們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
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時。
全國青年們，努力啊！
注釋
[1] 見本書第一卷《實踐論》注〔6〕。
[2]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3]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6〕。
[4] 見本書第一卷《矛盾論》注〔22〕。
[5] 見本卷《論持久戰》注〔12〕。
[6]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7〕。
[7]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