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是善人嗎？

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是善人嗎？

 

 

不要總認為曆史上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賢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經跌入深淵者，其醜惡與罪惡幾乎同那些腐敗的統治者及社會蟊賊們一樣可恨。

尤其經過四十多年走資派鄧小平們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大潮裹挾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價值觀念的劇烈衝擊，更使不少知識分子把個人的一切看待高於國家民族。《高考》《上大學》都是為了《改變個人命運》離開低層去做權貴人上人升官發財。那些越是占據著權力輿論高地的知識分子，越是把整個社會看成一個全是利益競爭而不講任何道德倫理的決鬥場。

看看今天的許多知識分子，在大學裏所學的知識有多少在實際工作中能學有所用？一些人隻是拿到了一張走向當今社會的通行證和資格證而已。他們從幼兒園算起，到取得終極學曆後的半生所學，細細算來許多在後來的實際工作中幾乎一無所用。

在這樣的大氣候中，連許多剛剛蹣跚起步、咿呀學語的懵懂頑童都感覺到如今的社會是：隻要誰能掙來錢，誰就是英雄。而整個社會的輿論也全都是一邊倒地認為：隻要能創造個人不菲的財富，一概采取英雄不問出處的原則；隻要誰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貓野貓什麽貓，更不管采取什麽的方式與手段，就一概定性為好貓。

於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時代的所謂“弄潮兒”，他們一個個陰森著猙獰的麵孔，裸露著尖利的牙齒，不擇手段，一夜暴富，次第進入了被人豔羨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試驗品和範例品。在為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隊中，連一些出身貧寒的平民知識分子也搖身一變成了富人階層的維護者、敲鼓者、禮讚者。

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是史無前例的一大創舉！

毛澤東生前對知識分子的關心和教育和改造是持之以恒的，也是一如既往的。因為曆來統治一個國家的官僚隊伍和意識形態隊伍中，知識分子總是占據大多數和重要位置的。

因為他們掌管著國家的統治權力和輿論宣傳機器，所以，他們的思想觀點和行事作風對整個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對後世曆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中明確告訴所有知識分子，判定你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唯一標準就是看你是否願意同工農群眾相結合。

曆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一個人學得的知識再多，究其一點就是看是否對國家民族社會有無作用和能否發揮作用，能否做到為大多數人服務。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思想觀點出了偏差，他的知識越多不僅對社會起不到積極作用，反而會對社會和民眾產生巨大的危害。

為了教育改造知識分子走出傳統思想道德的牢籠，毛澤東一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都是堅定而明確、複雜而矛盾的，甚至說是既愛又憂，甚至不缺少一定的“恨”的。

毛澤東殷切期望知識分子能夠脫離不健康思想的束縛，回歸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正確道路上來，成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心甘情願地、和諧友好地和人民群眾生活戰鬥工作在一起，同心同德地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實現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遠大理想。

可事實終不及他美好的願望，盡管他堅持不懈、煞費苦心，也終難心想事成。和曆史上所有試圖打破傳統思想藩籬、勵精圖治的封建政治家一樣，他們善良的願望不僅沒有贏得更多知識分子的理解、支持與讚同，反而在他們身後招致了不少當時以及後代知識分子的誤解、謾罵、詆毀與誹謗。隻要看看這些年某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們是如何不擇手段、不遺餘力地謾罵毛澤東、詆毀毛澤東、醜化毛澤東的，就可以略見一斑。

毛澤東在一生軍政事務纏身之餘，在知識界交往的朋友很多，這些人中既有他事業的同道者，也有來自他事業的旁觀者和對立麵者；既有他年輕時的同學、老鄉、親戚和朋友，也有在後來整個革命生涯中結識的來自不同階級、黨派、學科的知識分子。

隻要稍一扳指，就可列舉出許多來：章士釗、柳亞子、張瀾、李濟深、齊白石、張大千、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錢學森、李四光，還有雖未謀麵卻神交極深的魯迅……當然還有許多，這些人大多數和毛澤東完全如一般朋友那樣自由往來，談笑風聲，詩詞酬答，燕宴交樂。

毛澤東既尊敬他們，又對他們寄予厚望，生怕他們哪一個在社會主義製度的新時代，思想意識上一不小心就滑向幾千年舊製度、舊傳統的深淵，由具有一般平民情懷的善良知識分子或者出身平民社會階層的平民知識分子，一躍而成為平民階層的精神壓迫者乃至剝削者。

縱觀自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以至後來發動的曆次改造知識分子運動，毛澤東的初衷和終極目標都是很明確的。絕不存在某些酸腐之人、惡毒之人狂吠的那樣，什麽仇視知識分子啦，什麽壓製知識分子啦，什麽迫害知識分子啦，等等以小度大之說。

由於傳統道德思想的深刻影響，由於幾千年讀書做官論的隱隱導向，“學而優則仕”成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心向往之並為之終生奮鬥的唯一目標。為啥讀書？就為了有朝一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就是為了書中蘊藏的名和利，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成為人上人。封建知識分子如此，“五四”以後中華民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也是如此，就連建國以後曆經改造後的許多新中國知識分子又何嚐不是如此。

尤其經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大潮裹挾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價值觀念的劇烈衝擊，更使不少知識分子把個人的一切看待高於國家民族。那些越是占據著權力輿論高地的知識分子，越是把整個社會看成一個全是利益競爭而不講任何道德倫理的決鬥場。

在這樣的大氣候中，連許多剛剛蹣跚起步、咿呀學語的懵懂頑童都感覺到如今的社會是：隻要誰能掙來錢，誰就是英雄。而整個社會的輿論也全都是一邊倒地認為：隻要能創造個人不菲的財富，一概采取英雄不問出處的原則；隻要誰能逮住大小老鼠，不管是家貓野貓什麽貓，更不管采取什麽的方式與手段，就一概定性為好貓。

於是，一些人藉此成了時代的所謂“弄潮兒”，他們一個個陰森著猙獰的麵孔，裸露著尖利的牙齒，不擇手段，一夜暴富，次第進入了被人豔羨的“先富者”行列，成了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試驗品和範例品。在為這些人鼓掌叫好的啦啦隊中，連一些出身貧寒的平民知識分子也搖身一變成了富人階層的維護者、敲鼓者、禮讚者。

他們哪還有心思慮及幾千萬工人下崗後是如何艱難度日的，他們哪裏還顧忌到農民失去土地資源後是如何維持生計的，他們哪裏還管得上環境資源是如何被嚴重毀壞的，他們哪裏還管你窮苦百姓年收入夠不夠富人官員宴席上半瓶酒、一道菜的。

在權貴富人的意識裏，甭管我如何如何，反正有人為我叫好，反正有人為我吹號，反正有人為我歌功，反正有人為我效勞和撐腰，你大多數處於貧困之中的民眾算得了什麽？誰讓你沒有日天告府、攪海翻江的本領撈取錢財呢？看看如今電視上的經濟欄目和娛樂欄目裏，有幾個工人農民士兵在談自己的低待遇、高勞作、薄收入？能招搖於熒屏的大多都是那些財大氣粗的先富者和那些學有所成精英們。

這些人相互依存、琴瑟和鳴，有錢的為有知識、有話語權的分享殘羹；有話語權的為有錢的呼籲政策庇護，吹響企業家美名。到頭來苦了的還是普通老百姓，既然生活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就如生活在非洲原始從林中的動物世界，弱肉強食，優勝劣汰。該吃草的偷偷吃草，該吃肉的大膽吃肉；該被吃的驚恐被吃，該吃弱的肆意吃弱。這就是叢林法則，這就是公平競爭，這就是有唱戲的、有喝彩的、有敲邊鼓的、有呐喊鼓掌的社會現實。你若為此不納，那就也變出一個強者看看？

說來說去，還是一句話，有了道德倫理思想文化的人類，從來就沒有脫離開過洪荒時代的獸性法則。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人類有了太多的被稱為知識精英的人，他們把自己所依附的強勢階層的種種掠奪行為美其名曰：市場經濟、自由競爭、民主人權。用這些美麗的謊言擾亂平民百姓的視聽，其目的無怪乎就是把你賣了或者吃了，還要吧咂著滿是油膩的嘴巴、鼓囊著滿是鈔票的口袋哄騙你說：這是幫你消災，這是帶你去看外麵的世界，這是引領你步入天堂。

中國有一句貫穿古今的名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話絕非茫無所指。看看助推人類曆史前進的曆次農民大起義，有幾個是讀書人發起的，有幾個是由讀書人領導的？有幾個草莽英雄身後不是跟著一大群生活落魄順風而倒的知識分子？再看看曆朝曆代那些大奸佞、大惡人周圍，有幾個沒有幾個窮酸秀才在為他們出謀劃策鼓掌叫好？這些知識分子唯獨忘了自己作害的人中大多就是原本和自己一樣的底層受壓迫者，或者能真正為國為民有所擔負的國之棟梁。

當然不是一味說所有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全都是這般可惡可悲模樣，必定人類曆史和文化的傳承與進步離不開大量優秀知識分子。這裏隻是說部分知識分子在整個曆史進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和反派作用，藉此揭批這些人為虎作倀的卑劣、助紂為虐的可惡。也可能是鑒於這些原因，還有其他種種原因，身為複合型大知識分子的毛澤東，才高度重視知識分子的改造，才衷心熱切地期望知識分子能夠洗心革麵返璞歸真，成為真正的人民知識分子。

建國以後，毛澤東利用國企管理中“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經驗，使知識分子與工人、企業領導與知識分子和工人結成一個緊密團結的勞動整體，同心同德，共同作戰，形成人類曆史上一個嶄新的人類群體結構。

他利用“五七幹校”，給坐在辦公室裏隻聽匯報的領導幹部和整天坐在書齋裏幾乎和基層隔離的知識分子，搭建一個參加勞動實踐、接觸工農群眾的廣闊平台。他利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機會，讓自小生在城市裏、長在城市裏的年輕知識人，深入到祖國的四麵八方，投身到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洪流中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讓他們切身感受、領悟、實踐中國的農村與鄉村的實際生活，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與信心。

也正是這一史無前例的舉措，才使得如今中國的政界、商界、金融界、知識界和軍界，形成了由當年下鄉知青一統天下的嶄新組合。他利用自己獨到的教育思想，讓學製縮短，教育革命，使得學生不但以學為主，還能兼學別樣，成為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勞動者。

其實看看今天的許多知識分子，在大學裏所學的知識有多少在實際工作中能學有所用？一些人隻是拿到了一張走向當今社會的通行證和資格證而已。他們從幼兒園算起，到取得終極學曆後的半生所學，細細算來許多在後來的實際工作中幾乎一無所用。

這不僅是極大的知識的浪費，更是長期學習時間占用後的嚴重的人才資源浪費。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參加工作後的實際的知識用途，集中在有限的時間裏獲取，就可以節約大量不必要的時間和財富浪費，為自己和社會創造更多更大的財富。毛澤東別具一格的教育思想和知識分子改造思想，不啻是人類思想文化史上一筆極其寶貴而且享之久遠的精神財富。

留存在知識分子身上的劣根性大多很頑固，諸如：貪生怕死，安於享受，自命清高，孤僻偏執。有的又善於賣弄、激烈盲從，也有的報複嫉恨、使奸用讒。平時雖嫉恨權貴不仁，而一朝得勢，竟自變本加厲，有過之而無不及……等等，這些豈不都是某些知識分子致命的軟肋嗎？

那些在文革中極端左傾的人，今天不是又極端右傾了嗎？許多朝為布衣的平民知識分子，一旦依傍於權力與財富後，不是變得更其可惡與醜陋嗎？那些曾在過往的運動中因自己或家人受到某些觸及者，為報私仇不是罔顧事實地在肆意醜化誹謗歪曲曆史及有關人物嗎？那些為了點滴榮華富貴而喪失了人格的所謂知識精英們，不是一個個都成了富人權貴乃至外國反動勢力的奴才與幫凶了嗎？

不要總認為曆史上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是高人、善人、賢人，其中一些思想道德已經跌入深淵者，其醜惡與罪惡幾乎同那些腐敗的統治者及社會蟊賊們一樣可恨。

作為洞悉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發展規律的毛澤東，他敏銳的目光往往透過時代煙雲，比任何人都看得高遠深邃。因此，他才在自己建國後短短二十七年的執政生涯中，帶著政治戰略家的恢弘氣派和曠遠目光，把改造知識分子作為穩固共和國基石的一項大事、要事來抓。

雖然因此招來了部分目光短淺之人的抵觸、別有用心人的誹謗、自私狹隘人的謾罵、人民敵人的仇恨，可他的美好願望因為立足在堅實的土地上，不連帶任何個人私利與圖謀，不隱藏任何狹隘與禍心，因此將永遠成為未來社會中一切知識分子正確前進的方向。

終有一天，後世的人們、後世的社會，會在自己曆史文化的豐碑上鐫刻上毛澤東無數巨大貢獻中的又一大亮點：改造知識分子，使其真正同勞動群眾相結合。

[yongbing1993]

散發著銅臭味《教育》泛濫成災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把毛澤東時代的教育複辟巔倒成產業化市場化商品化，大中小各學校和各種私校及各種名目的補習班都己成為“大賣場”。師生成了買賣關係。重點大學的走資派及磚家叫獸便萌生了“學生畢業到40歲如果沒有賺到4000萬，這學生就不要回來見老師”。而馬戶又鳥們又鼓吹“上大學懂知識隻為改變個人命運“成人上人先富。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把教書育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複辟巔倒改製為分數壓倒一切，考試決定成敗。導致學生成為分數的奴隸。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以開放為名，妄自菲薄數典忘祖去中國化崇洋媚外，從教材到教學全麵西化，中傷了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傳承。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的教育全麵淪為“逐利”機器、賺錢工具。為了賺錢不擇一切手段產生的五花八門的自費補課、學曆造假產業、冒名頂替入學，通過提供虛假材料、隱瞞事實真相等欺騙手段，冒用他人姓名和入學資格頂替入學。散發著銅臭味《教育》泛濫成災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釜底抽薪的複辟顛倒社會主義的教育危害最深遠。十年成林，百年樹人。教育，曆來是一個民族的百年戰略大計。看看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改革開放40多年的資本主義“教育”，無不讓中國人民寢食難安、觸目驚心。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高舉“考分”大棒，釜底抽薪，將教書育人引向歧途。中華民族怎能實現民族振興?!

考分壓倒一切。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改革開放多年來，以戒備森嚴的“高考”引領大中小學教育統統“考分第一，一張試卷定終身”。特別是高考，如臨大敵、戒備森嚴，警察、武警，甚至防爆警統統出動，製造一道道“封鎖線”。甚至窮盡一切抓“作弊”高科技手段。對付“考試”。

特別是什麽考試，都是“唯一答案的”標準命題。把孩子“創新”、思維、想象一網打盡。甚至統一“電腦”閱卷確定“對錯”的打分。——電腦控製了人腦。將學生統統變成了考試的“機器”。這樣的教書育人，究竟能育出什麽“人”?——不言自明。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打著“與世界接軌”的幌子，以外語打壓中華民族國學。自中國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來，外語4、6級考試、舉國上下鋪天蓋地。甚至從一年級開始天天上外語課。中國的中文卻卻被邊緣化了。並且把“外語”作為進入(除工農之外)各部門單位的“門檻線”。升學、職稱、評級、等等，甚至不論中文論外語。大中小學生的中文書寫能力像‘狗爬’。鬧的中國人民哭笑不得。

教科書是教育的精神實質，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的中國特色教改卻釜底抽薪全麵“去中國化”精神。中華五千年燦爛文化中的《經典》篇章被不斷的“刪除”。譬如：唐宋詩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等題材的優秀範文多一 一被刪除了。《毛主席詩詞》、《長征》、《多收了三五鬥》、《我要讀書》、《誰是最可愛的人》、魯迅文章、四大名著等等等等，統統漸行漸少了。相反，花花草草、寵物狗貓、吃喝玩樂、五毒俱全、奢靡“時尚”的越來越多了。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教改釜底抽薪的實質不是明明白白了嗎?

學生們要分不要命的中國特色教育，摧垮了中華民族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特別是高中階段三年的“封閉式”教育，所謂“最後衝刺”，把學生們的身體多搞垮了。甚至連家長們的自由也被搭上了——什麽“學區房”服務陪讀，應運而生、雨後春筍。特色小中大教育，將孩子們的眼睛多弄的“一片白茫茫”。大學生新生軍訓，不時都有“暈倒、休克”，甚至沒命的。可見“中國特色”學生的實際健康狀況，是多麽的令人擔憂啊!

青少年理應是“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可是走資派鄧小平朱裕基們的中國特色政府的青少年，究竟成了什麽樣?! 隻比考分不育德。全“為他人作嫁衣裳”。中國特色培養出來的大學生，考分高的三分之二都出國不回“家”。一批是不願意當工人農民去一線工作。一批是甘願成為“二奶" 和"小三”。在校時，就有學生“以肉體”交換文憑、學位，甚至手機卡，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叫獸教師可以“性侵”學生，學生還津津樂道。——正是特色大學特色多呀。如此的“中國特色教育改革”，對我中華簡直是釜底抽薪，難道還不危險麽?

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新中國前30年，“黃賭毒黑嫖”五毒俱全早已絕跡了。可是中國特色改革開放40年，黃賭毒黑嫖又重新泛濫全國城鄉“天上人間”，並且愈演愈烈。前30年，為啥幾乎“一夜之間”就徹底鏟除千年遺留的五毒俱全?!而後40年的“掃黃打非”，越打掃五毒俱全卻愈演愈烈!究竟是真打還是假打——隻有“頂層”最知道。

中國特色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兒童的個性特長和理想沒有得到應有的“放飛”;甚至受到不少的壓抑。主要表現在我國兒童：缺少自由童貞童趣實現的時間;缺少個性張揚和展現的空間和實踐;被考分和標準答案壓抑了各自的特長;被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課外“補習班”攪的暈頭轉向;被父母家長的溺愛和包攬束縛了手腳;被浮躁狂熱急功近利的社會拔苗助長。把中國的孩子整的——缺乏“個性、特長和理想”，導致自我生存能力不強。

哪個補習班 不是本著金錢辦?中國特色教育改革，改出了普遍全國城鄉的形形色色的“補習班”。盡管全國人民怨聲載道、苦苦呐喊;盡管輿論媒體《5歲娃要上7個班》等的、長期呼籲;教育主管部門也三令五申不準辦各種課外補習班。但客觀事實是，各種各樣的課外補習班卻依然——曆久彌堅、曆久彌新的在泛濫。據不完全了解，6-7歲小孩多要上4-5個“班”。什麽——英語班、珠心算班、拚音班、跆拳道班、文藝(特長)班、等等等等。一周7天忙的不亦樂乎。

為什麽課外辦班的積極性如此高漲呢?有的班甚至還要被安排在夜晚。其實，根本不是為了全麵提高孩子的綜合素質”。而是為了一心一意賺錢。5-6歲的孩子學跆拳道，一周上課1-2次，每孩收費好幾千。還有什麽過幾天要升幾級，每升一級再收幾百元。你說5-6歲孩子跆拳道的武功究竟能有什麽“級”?!豈不是變著法兒“死要錢”!

不少課外補習班，還和有關商業單位互相勾連賺孩子的錢。一些補習班上，教師給孩子拍幾張照片。並且要家長出錢每一張照片15元，(和照相館勾連)放大、製照片框，每一位孩子又要600多元錢。簡直是把孩子當作“搖錢樹”。

你說這樣的補習班，真能提高孩子德智體美素質嗎?說好了，要杜絕課外各種補習班。各地各級的教育主管部門的監管“哪兒去了呢”?難道補習班真的是孩子成長的——起跑線?!教育起跑線恰恰是——教育資源的相對均等。學前補習班卻卻是——拔苗助長。學習期間的課外補習班是——變相的、巧立名目的圈錢。甚至是“搶錢”。

把賺錢的槍口對準“孩子、老人、病人、殘疾人”是極不道德的。資本原始積累中，每一個銅板裏都流淌著血腥味!在變態的教育裏，每一個補習班都散發著銅臭味!公知一旦失去“良知、良心”，國家則難以想象。金錢一旦戰勝“道德、誠信”，社會即不堪設想。

新中國前30年的“工人文化宮、農民文化宮、青少年文化宮”全沒了。充斥大街小巷多的是“各式各樣”的娛樂廳。城鄉遍地的是“門庭若市”的麻將館。娛樂廳裏人頭攢動，“投幣”聲聲聲不息刷卡處排成長龍。麻將館裏賭客滿座，十億成人八億賭，看賭的押賭的擠的水泄不通。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中國特色改革開放，把中華民族“文化”也“改開”的——天翻地覆。

文化宮沒了。前30年全國城鄉處處可見的“工人文化宮、農民文化宮、青少年文化宮”。被改開的“幹幹淨淨”。

文化宮最大的特點：全免費。各級人民政府提供的全民文化(體育)活動場所和平台。藏有百科書籍無數，是文化知識的海洋。室內外體育項目不少，促進人民健身。文化從閱讀到創作、從文藝到聲樂、樣樣俱全。文化宮內涵豐富多彩，在內活動時間不限。常常是工農兵群眾、特別是孩子們節假日去處的“首選”。文化人生、健康人生。

走資派鄧小平朱榕基們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娛樂廳多了。特色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城鄉形形色色的“娛樂廳”比“公共廁所”多多了。

娛樂廳最大的特色：有人沒錢莫進去。沒錢卡、硬幣的，你休想進去。五光十色的電子娛樂機，與日本香港澳門賭場的“吃硬幣機”是一樣的——賭味甚濃。低門檻多收費，項項娛樂充滿“賭”的吸引力。為電子燈光效果，全封閉空氣混濁，特別不利孩子健康。去多了，往往燒錢、傷身又喪“心”(誌)。常常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們的“喜愛”。從電子娛樂到“電子遊戲”—— 一發不可收。“遊戲人生”從小釀成。“賭博心理”從小培養。

麻將館遍地。哪裏沒有麻將館，哪裏就不是“中國特色”之地!中國特色“麻將館”不僅成為了“產業”;而且已經開到了“家庭”。譬如官員家庭：夫妻子女等4個共產黨員麻將“賭錢”早已成常態。還美其名曰——“健康”麻將呢!中國特色麻將“賭”——連國家“公安、檢察、法院、司法”的官員多參加的!

中國特色“麻將館”，確保是“世界第一”的!中國人麻將“賭”，穩居“全球第一”的!一個遍地“娛樂”的國家一個遍地“賭博”的社會一個“文化”貧乏的民族。

人人都說：少年強則國家強，青年興即民族興，青少年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來。中國古詩文又說：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一生下來都像一張白紙似的“真善美”。後天成長的社會生態環境，恰是“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汙泥而不染”卻是鳳毛麟角的例外。所以，孩子成長的環境——特別重要。

新中國前30年的社會生態環境，綠水青山、風清氣正。養育陶冶得孩子們——“路邊拾到一分錢，交到警察叔叔手裏麵”。中國後30多年的社會生態，在中國特色改革開放的和平環境中演變了。

主要表現在：一是大中小學的教材中“中華民族的、人民英雄的、優秀傳承的”，被改革的越來越少了;而美國等西方的、外國的越來越多了。動搖了孩子成長教育的基礎和根本。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

二是互聯網“遊戲”天昏地暗、電子娛樂廳遍地。把孩子們的注意力和精力多引導到“電子遊戲”上去了。而中國的“網管”基本不管。直接造成不少孩子“電遊”成隱、甚至晝夜不歸嚴重影響正常學習和健康成長。

三是手機“遊戲、微信”、將孩子變成“低頭族”。嚴重妨礙了孩子們“抬頭看路”，嚴重影響了孩子們聚精會神的學習進步。

四是黃賭毒黑嫖“五毒俱全”長期泛濫“天上人間”，稚嫩的孩子們怎能經得住如此的“誘惑”。雖然我國年年“掃黃打非”，但是客觀事實卻卻是年年黃賭毒黑嫖依然甚囂塵上。

五是自然生態環境的全麵嚴重汙染，霧霾性呼吸係統等等疾病時刻威脅著孩子們的健康。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鐵的事實。

正是據有上述5方麵的客觀事實，直接關乎著孩子們的未來，不能不說這是中國新時代“把青少年引向何處去”的一場偉大鬥爭。

21世紀，世界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人才的競爭，離不開“教育”的競爭。必須特別重視女性教育。女性，都是兒童的第一個“老師”。青年是祖國的明天，兒童是民族的未來。名師出高徒。孩子好不好，關鍵在老師、尤其是“第一個老師”。因此，女性教育是整個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特別是“孔老二”腐朽沒落的封建思想意識根深蒂固。什麽“男尊女卑”重男輕女，“唯女子小人難養也”，等等影響千百年。中華民族客觀存在“重男輕女”的教育。還有什麽“嫁出去的媳婦潑出去的水”，等等。往往多把女性教育邊緣化。

特別是我國廣大農村和邊緣山區，更加輕視女性教育。片麵認為：男子是“傳宗接代”;女人遲早嫁人。再加上經濟條件有限，往往姊妹幾個，隻供男孩讀書，而女孩提前勞動。

中國曆代至今官員中，往往女性成了“鳳毛麟角”。都是男子的世界。這也說明。中華民族女性受教育比男性受教育普遍落後。

這種封建沒落教育觀的曆久彌堅。嚴重阻礙和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從而嚴重影響了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不徹底從根本上改變中華女性受教育的長期劣勢。必將嚴重阻礙中華民族的振興。

[yongbing1993]

從根本上結束資產階級在校專政





《從根本上結束資產階級在我校的專政》

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

人民日報 1967.11.26

建國十七年來，教育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中國赫魯曉夫的指使和支持下，極力維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歸結到一點，這就是要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推行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同無產階級爭奪青少年一代，實現資本主義複辟。

舊北京師範大學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典型之一。

中國赫魯曉夫早在解放初就宣揚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主張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繼續統治學校。陸定一也誣蔑黨不會領導教育，鼓吹在大學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搞“國共合作”，實行“三三製”。按照這些“指示”，師大實行了一整套“專家治校”的領導體製。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校務委員會、係務委員會成了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壟斷了學校行政、教學和科研的大權。在校務委員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絕大部分。各係係務委員會也是這樣。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被任命為校長、係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學校從教學、科學研究到招生、畢業分配等工作，甚至連政治思想工作計劃，都要由他們討論決定。這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以合法的形式掌握了教育領導權，形成了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主張的“教授治校”的局麵。

中國赫魯曉夫多次鼓吹要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學習”。陸定一更叫嚷：“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右派能利用還要利用，戴起帽子來利用。”在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支持下，牛鬼蛇神紛紛登上師大的講壇。臭名昭著的老右派董渭川，在一九五七年就瘋狂地叫囂要“由教授、副教授組成學術委員會作為全校最高權力機構，集中教權、人權、財權”。象這樣的反動家夥，居然再度登上了講台。他利用講課機會猖狂地向黨進攻，歇斯底裏地叫喊“士可殺不可辱”。“章羅聯盟”的狗頭軍師黃藥眠，也被摘了右派的帽子，趾高氣揚地登上了講台。他以講《阿房宮賦》為名，惡毒地攻擊大躍進。校外的吳晗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紛紛被請到師大來放毒。社會主義的講壇，成了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陣地。

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把編寫教材、科學研究等大權拱手交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曾經在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會議上，親自為我校兩個資產階級教授鼓氣。他說：“你們編出書，要是有人批判，我負政治責任，你們負學術責任。”會議結束後，他竟然讓幾個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編《中國古代教育史》，讓兩個右派編《中國近代教育文選》。其他一些教材的編寫權，也都掌握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裏。科學研究的大權也被他們所掌握。學校明文規定：“我校開展科學研究的主要力量是教授、副教授、講師”，“設立學術委員會，由學術水平較高的教授、副教授若幹人組成”。一九六二年，師大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舉辦什麽“科學論文專著展覽會”，大量展出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教授解放前後的各種專著論文，引誘青年向他們學習。《師大學報》大量地發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文章，甚至登出了一九五七年參加臭名昭著的六教授會議的大右派陶大鏞的毒草。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所采用的幹部、教師、學生三結合編寫教材、搞科研的形式，完全被否定了。

師大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惟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後繼無人，於是大抓“師資培養”。他們叫喊“要到棺材裏去搶救遺產”，搞所謂“對號入座”，給許多資產階級教授配備了青年教師作助手，要青年教師、研究生拜倒在資產階級教授（有的還是右派分子）腳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得到了培養“接班人”的權力後，更為囂張。有的資產階級教授就“教導”他的徒弟說：“青年人向老教師學習要迷，要亦步亦趨”，“有了批判的念頭，就學不到東西了”。

師大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緊緊勾結在一起，篡奪了學校的黨、政大權。他們瘋狂地反對革命師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千方百計地阻撓革命師生參加三大革命運動，殘酷地打擊、排擠和迫害工農同學，極力推行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廣大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號召我們：“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一年多來，廣大革命師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打得落花流水。師大的領導權也終於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手中了。我們一定要以“鬥私，批修”為綱，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複課鬧革命，從根本上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

人民日報 1967.11.26

[yongbing1993]

《教授治校》論可以休矣了嗎？






“教授治校”論可以休矣！

北京大學文革《教學批判》編輯組

舊北京大學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典型。在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控製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竊踞了校、係各級領導大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實行資產階級右派“教授治校”的主張，妄圖達到複辟資本主義的目的，製造了種種謬論。

一曰：“腦力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中國赫魯曉夫在一次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教育工作者座談會上露骨地說：“各種不同形式的出賣勞動力，都是工人階級，……腦力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確定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在座諸位大多數在內。”當革命群眾運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對知識分子進行階級分析時，中國赫魯曉夫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打氣說：“知識分子是幹什麽的呢？是為別人服務的。地主資本家沒有了，你們難道不是就是為工農服務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更露骨地說：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是過去的事或者將要過去的事了”。他還惡狠狠地訓斥廣大革命幹部說：“開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閉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不得。”這是公然反對毛主席關於階級、階級鬥爭的觀點。

毛主席在十年前就曾經指出：“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毛主席還指出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右翼的極端反動性，他說：“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複舊中國。”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把中國赫魯曉夫和陸定一之流鼓吹的“腦力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反動實質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了！

二曰：“無產階級要向資產階級學習。

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資產階級的“學術”吹得神乎其神，同時又極力醜化無產階級。中國赫魯曉夫公然提出：

“無產階級要向資產階級學習，承認後者的文化技術水平比前者高。”陸定一則說得更肉麻了：“離開資產階級還有誰來教我們？”對於馮友蘭這個臭名昭著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陸定一竟無恥地吹捧說：“我看了馮友蘭的書，他的確比我們高明些。”他還公然主張“在學校裏，馬列主義要搞，孔夫子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東西也要搞”。這是徹頭徹尾的階級投降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那種對學術不作階級分析的論調是完全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

三曰：“技術，黨不能領導。”

這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常用的“法寶”，早已為廣大革命群眾識破了。而中國赫魯曉夫卻以一種曲折隱晦的語言，重新祭起了這一“法寶”。正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教育革命使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我們學校的統治地位搖搖欲墜的時候，他跳了出來說：“目前在高等學校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製，充分發揮校長、校務委員會和各級行政組織的作用。”什麽人可以當校長？什麽人可以當校務委員？陸定一作了解釋：“技術，黨不能領導。”“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無論如何是不行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一九六一年，陸定一公然把反共老手翦伯讚等找去說：“一切組織都由黨員來領導，我不同意，今天就請你們來當校長。”他還明確說：“係主任、校長是有權的。”陸平緊接著把一大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甚至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拉入了校務委員會。從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更加嚴重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政黨就是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領導一切，統帥一切。很清楚，陸定一提出的“技術，黨不能領導”，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謬論。

今天，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率領著我們千百萬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軍，摧毀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我們學校的統治。我們要堅決響應毛主席關於“鬥私，批修”的偉大號召，徹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並肅清其流毒。

人民日報 1967.11.264

[yongbing1993]

揭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





《揭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罪行》

國防科委直屬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

中國赫魯曉夫把學校領導權拱手交給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毛主席教導我們：“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能夠長期地、猖狂地統治我們的學校，就是因為中國赫魯曉夫是他們的總後台。全國解放不久，中國赫魯曉夫就出來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爭奪領導權。他胡說什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且當著他們的麵討好地說：“確定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在座諸位大多數在內。”中國赫魯曉夫就是這樣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竊取領導權製造“合法”根據。接著，他就提出在學校要實行“校長責任製”，把學校的領導權拱手交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一九五六年他又進一步提出，要讓資產階級教授當校長，要讓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學校黨委書記。他怕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黨齡不夠，還專門“指示”說，學校“黨委書記有一、二年黨齡也就可以了”。

一九六二年，中國赫魯曉夫更公然取消學校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權，胡說什麽“革命不一定要共產黨領導”。他的爪牙就在學校搞所謂“三三製”，即所謂“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左派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領導體製。他還決定在院校成立“校務委員會”，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我們學校的統治地位，完全從體製上固定下來了。

在中國赫魯曉夫導演之下，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夥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陸定一之流，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唱讚歌。有的說：“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在我們要靠他們，他們也能依靠，就是他們天天罵娘，能教課也是好的。”有的說：“右派教師也能起主導作用”，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滿腦子裏是資產階級思想”，也“一定要向他們學習”。有的恬不知恥地稱讚“國民黨時期留美學生”是“我們現在大學裏掌握命運的人”。有的甚至叫嚷：“學校究竟誰領導？國共合作嘛。”“這裏非要國共合作不可，非要同資產階級合作不可。”

在中國赫魯曉夫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總後台的支持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價十倍，眉開眼笑，簡直成了主宰我們學校的太上皇。從教學到行政，從招生到畢業分配，一係列的實際大權都操縱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手裏。有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洋洋自得地說：“前幾年學校是小生表演，現在還是要我們老生登台”，“我們這些人是學校的實力派”。有的反動學術“權威”甚至瞪著眼說：“我這個人講話難聽，喜歡罵！”而這個反動“權威”所在學校的校長則奴顏婢膝地回答：“我就是喜歡你罵”。看，他們的反動氣焰何等囂張！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嚴重危害

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瘋狂地反對廣大革命師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廣大革命師生懷著對毛澤東思想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的感情，熱烈響應林彪同誌的號召，如饑似渴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卻遭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仇視和反對。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秉承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的旨意，惡毒地攻擊毛澤東思想。他們公開誣蔑廣大革命師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左’傾狂熱”，是“貼新標簽”、“生搬硬套”等等。他們利用所篡奪的職權，不準在教室裏張貼毛主席語錄，砍掉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課程，解散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反對毛澤東思想進課堂。有許多革命師生被迫組織秘密學習小組，關著門悄悄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看！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大學裏，學習毛澤東思想竟成為非法，是可忍，孰不可忍！

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猖狂地抵製和攻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一九五八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廣大革命師生對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教育製度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們衝出了關門讀書的“世外桃源”，大搞教學改革，積極地投身到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去進行鍛煉。但是，盤踞在學校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這場教育革命猖狂地進行了攻擊和破壞，公開跳出來咒罵教學改革是“亂、糟、偏”，胡說：“共產黨政治打一百分，軍事打一百分，教育隻能打三十分”，汙蔑我們“不懂教育”。陸定一等紛紛出場，給他們叫好、撐腰，重新製定和恢複了一整套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之大成的教育製度、教學方針和方法，重新建立和恢複了資產階級的教學秩序，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本加厲地統治了我們的學校。

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廣大革命師生，特別是對工農子弟實行殘酷的資產階級專政。他們利用招生錄取的“分數線”，把廣大工農子弟拒之門外，不管你的政治思想條件和其它條件如何，隻要考試差半分，也不錄取。在學校中，他們從講課到實驗，從輔導到考試，對工農子弟、工農調幹生層層把“關”，處處刁難，在“保證質量”的幌子下，千方百計把工農同學踢出校門。有一位工農同學因病補考，明明及格，而那些資產階級的“教師爺”，卻以錯了一個標點符號為理由，給打了五十九點五分，迫使這位同學留級。這位同學憤慨地說：“這一‘點’就點出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工農同學的仇恨。”

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肆宣揚資產階級世界觀，腐蝕青年學生。他們通過講台、課本、講義、發表文章、個別輔導等種種途徑，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修身治學之道。他們以資產階級的標準，大力培養所謂“尖子”、“標兵”，樹立“樣板”，公開號召：“楊振寧推翻一個定律得到諾貝爾獎金”，“你們要踩著牛頓的肩膀往上爬”，“為工程師而奮鬥”，等等。他們還用高助學金、優秀生製度等為誘餌，“鼓勵”學生爭名奪利，埋頭讀書，隻專不紅，妄圖使廣大革命師生逐步和平演變，成為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社會實踐、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工農群眾的精神貴族，成為資產階級接班人。

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利用舊教育製度、教學方法的枷鎖，嚴重摧殘廣大知識青年的身體。他們以知識的“完整性”、“係統性”為借口，把許多古的、洋的、反動的、煩瑣的、落後的、脫離實際的東西，東拚西湊通通塞進課程，加上繁重的課外作業，使學生整年整月埋在故紙堆裏，弄得暈頭轉向。他們甚至故弄玄虛，不懂裝懂，無恥地吹噓說：“越是聽不懂，越說明水平高。”他們還采用對待敵人的方法考試，出偏題，出怪題，對學生進行突然襲擊，弄得學生精神緊張。更為惡劣的是，有的學生病了，他們還硬用擔架把學生抬進考場，甚至以不宜繼續學習為理由，將得病的學生踢出校門。

嚴酷的事實證明，當時在我們的學校裏，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

根本的問題是政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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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在教育戰線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一場極為深刻尖銳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教育就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學校就成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紅色熔爐。領導權被資產階級奪去，教育就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為資本主義複辟服務，學校就變成了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的黑色染缸。

廣大革命群眾對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是極為憤怒的，並進行了堅決的抵製和鬥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革命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摧毀了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大造了教育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反，把資產階級篡奪了的教育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但是，僅在組織上奪權是不夠的，還必須對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徹底批判，大破特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否則，無產階級已經奪回的權是不鞏固的，還有重新喪失的危險。

當前形勢大好，必須乘勝前進。毛主席教導我們：“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們要大破資產階級的教育製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我們學校的統治，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插遍教育戰線的一切陣地。

人民日報 1967.11.26

[yongbing1993]

毛澤東是工人農民們的教育大家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澤東! 毛澤東在《群眾反映》信上批示：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各正副部長，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長、司局長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負責人及管教育的同誌每人一份，團中央三份。並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毛澤東說：學製可以縮短。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

毛澤東：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毛澤東：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

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那種“摧殘人材，摧殘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製度，不是造就 “書呆子”，就是培養出 “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就會使毛澤東等一代人所創造的事業後繼無人。這成為毛澤東在生命最後的時間裏下定決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個又一個重要動因。

在毛澤東逝世以後，當年那些振聾發聵的話漸漸被走資派們醜化了，淡忘了，還有的人撇開那些談話的核心思想，斷章取義地就一些具體做法貶低為“違背教學規律”的“外行話”，甚至有“輕視知識傳授”、“衝擊教育秩序”等的抹黑指責。

毛澤東對於教育學是有係統完整地全麵的調查學習和研究的，並且確立了以“教育學”為自己的“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教育事業”為自己的“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毛澤東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教員。

年輕時期的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教學實踐。毛澤東曾擔任學校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長，並主持創辦農民夜校，農民運動講習所。創辦這些免費學校的目的，一是“造成新中國農民和工人能成為有開拓者能力之材”，二是提供“邊學理論知識又有實踐之場所”，更重要的是克服學校與社會“相隔相疑”的弊端，實現“疏通隔閡，讓學習者參與社會實踐與學校理論學習相結合，謂之“團結一氣”。

在湖南一師畢業前夕，毛澤東曾在一師附小教育實習，現在還可查到當時毛澤東的一篇國文教學教案，其中將這節課分為環環相扣的5個環節，一是讀(字)，二是講文法，三是做選例，四是補助教授未及之知識，五是練習。教案通篇體現了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適應個別差異，擴充內容，與社會相聯係，將知識教育、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融為一體的教學思想。

畢業後，毛澤東在湖南一師附小當主事(相當於校長)，毛澤東發動學生組織自治會，提出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參加教務會議，對教師、教學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見;發揚學生自治精神，發展學生個性，不開除一個學生等建議，均被采納，對湖南一師營造民主自由的校風起了很大的作用。

成為共產黨員後，毛澤東仍然傾力於教育。毛澤東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務主任。在其《入學須知》中明確宣布“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現社會。”學員應“養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招生隻憑學力，不限資格;學習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討論為主，強調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自修大學還附設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室，收集當時國內可能收集到的進步書刊報紙，供學生自學用。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公開招生，招收進步知識青年和工農青年。學生來自13個縣，最多時達200多人。這所大學社會反響很大，連著名教育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也予以積極支持，讚揚自修大學的“主義實在是顛撲不破的”，並任該校名譽校董。

1923年11月，該自修大學被軍閥趙恒惕封禁，毛澤東又辦了一所正規中學——“湘江中學”，原來在自修大學的二百多學生，大部分轉到了這所學校。

這樣的履曆難道還不能說明毛澤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教育家嗎?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舊中國教育製度的種種弊端，提出了極富創新價值和遠見卓識的改進方向。這使毛澤東遠遠高於一般的職業教育家。

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總結舊學校教育有三大壞處:

“學校的第一壞處，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麽施教受教，一種商業行為罷了!

學校的第二壞處，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賊人性。人的資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別，學校則全不管這些，隻曉得用一種同樣的東西去灌給你吃。人類為尊重`人格'，不應該說誰`管理'誰，學校乃襲專製皇帝的餘威，蔑視學生的人格，公然將學生`管理'起來。隻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隻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最大的缺點，有心教育的人所萬不能忽視的。

學校的第三壞處，是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之外還有天地，學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們的心思為自動自發的研究。”“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的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庸儒的墮落浮塵，高材的相與裹足。”

今天經曆過學校教育的學生，當你們讀到毛澤東的這些評論的時候作何感想? 難道沒有一種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們的心靈?難道沒有感覺到，盡管時代不同，可舊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靈一樣在學生身邊遊蕩?

批判舊教育製度，是為了樹立新的教育製度。毛澤東為此做了大量探索。

1921年，毛澤東起草《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開篇闡明宗旨：“鑒於現在教育製度之缺點，釆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於平民，學術周流於社會”，除強調自主學習之外，《大綱》還特別提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

1926年，毛澤東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重視培養學生獨立閱讀和鑽研能力。他讓學生閱讀28種書籍，由教師先列出書中主要問題，讓學生自己閱讀，追根求源，自己作出答案。

1929年，毛澤東起草《士兵政治訓練問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即：(1)啟發式(廢止注入式);(2)由近及遠;(3)由淺入深;(4)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5)說話要明白;(6)說話要有趣味;(7)以姿勢助說話;(8)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9)要提綱;(10)幹部班要用討論式。這《十大教授法》對後來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幹部教育與民眾教育，包括抗日軍政大學等，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41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重申：“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采取啟發式的、研究的、經驗的方式，以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自動性和創造性，而堅決廢止注入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

新中國成立後，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以一種職業教師的本能，仍然始終高度關注著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接見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強調：“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 “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提議“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強迫執行。”那種迫切的語氣飽含著對青少年的嗬護之情。從此，全中國的青少年都記得了他老人家要大家“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殷切期望。

1957年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

然而，教育界的實際情況並沒有使毛澤東感到滿意。雖然教育事業的規模，包括學校與學生人數都有了很大的增長，全國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明顯提高，但是學校的教育方法卻與毛澤東所期望的相去甚遠。這種不滿在“二月來信”的批示中集中於：未能讓學生“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這會使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落空。在他隨後的一係列講話中又進一步指出，教育現狀的突出問題是脫離實際，脫離社會，脫離勞動群眾;尤以文科大學最為嚴重。

與毛澤東青年時代對舊教育製度的批判比較一下，就會看到，一百多年前的毛澤東對教育現狀大聲疾呼的批評絕不是心血來潮，小題大做，標新立異，而是毛澤東教育思想一脈相承的反映。在毛澤東看來，“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批判的舊教育方法，在已經建立了十多年的新中國還在大行其道，“摧殘人材，摧殘青年”，這是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走出了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維漢、易禮容、羅學瓚、毛澤民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

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大革命時期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幹。

延安時期毛澤東親任教育委員會主席的抗日軍政大學培養了十多萬抗日幹部，為後來的解放戰爭提供了強大的幹部力量。

當毛澤東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年代準備把中國的未來交付給新中國的青年一代，期望著如同當年他們那一代革命者一樣，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湧現出新一批棟梁之材時，他卻深深地失望了。正如毛澤東所擔心的，這些在學校的象牙塔裏呆了十多年，“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青年學子們，一旦走上社會，就表現得極不成熟。《

毛澤東在文革中召見學生領袖時所說的：“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他們沒有想著為人民做什麽好事，卻熱衷於 “以我為核心”，那“怎麽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結果就成了“群眾不信任他，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他，學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的孤家寡人。

如果沒有毛主席從底層人民出發，進行的前30年的進行掃盲和普及教育農村人民公社辦學校，把教育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977年恢複高考以後，會有那麽多的工農子弟、草根子弟進入高校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