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首相不承認習近平是和平使者

日首相不承認習近平是和平使者

 

 

毛澤東對待和平與戰爭的基本態度有三條：

第一，我們需要和平，不要戰爭。

第二，我們需要和平，但我們不懼怕戰爭。

第三，對戰爭要有準備，準備沒壞處。

首先，我們需要和平，不要戰爭。這既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製度決定的，也是新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新中國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實行“積極防禦，絕不先發製人”的戰略方針。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反複強調：“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229頁。)

習近平特色政府想扮演世界“和平“使者，恐處處受打受罵受霸淩。

岸田文雄：“中國目前的對外立場和軍事行動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都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

岸田文雄：“在中國的挑戰持續存在的同時，我們致力於維護以法治為基礎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以及和平的承諾，將繼續成為未來的主要議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國國會演講全文》

尊敬的議長先生、尊敬的副總統女士、尊敬的美國國會議員、尊敬的嘉賓、女士們先生們，非常感謝大家。我從來沒有在日本國會得到過如此熱烈的掌聲。

讓我向大家介紹我的妻子Yuko，她就坐在觀眾席上。我與Yuko的婚姻應該讓大家對我所做的所有決定都充滿信心。

能夠在這個民主的堡壘和美國人民的代表麵前發表講話，我感到無比榮幸。

九年前，我親密的朋友、已故的安倍首相就站在這個地方發表了一篇題為《走向希望的聯盟》的演講。當時我是他內閣的外務大臣，目睹了我們兩國之間的紐帶，深受觸動。

從小起，我就與美國有著一種聯係，也許是因為我在紐約皇後區的20號和13號公立學校度過了三年的小學生活。雖然我是那裏唯一的日本學生，但我的同學們友善地接受了我，並幫助我融入了一個新的文化。

我們是在1963年的秋天來到這裏的，幾年間，我家過著像美國人一樣的生活。我父親每天乘地鐵去曼哈頓工作，擔任一個貿易官員。我們為大都會隊和洋基隊加油，還在康尼島吃熱狗。放假時，我們會去尼亞加拉大瀑布或者華盛頓特區。

我還記得一些對一個小日本男孩來說有趣而又奇怪的事情，比如看弗林特斯通一家。我仍然懷念那個節目，雖然我從沒能夠理解“yabba dabba doo”的意思。

經過60年，我想對皇後區的友好人民傳達一個信息。感謝你們讓我的家人和我感到如此的歡迎。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

因此，今天我作為美國的長期親密朋友向大家發表講話。我了解到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正在對潮汐盆地進行一項修複項目。

作為友好的姿態，日本將提供250棵櫻花樹，將它們種植在那裏，以迎接美國獨立250周年的到來。

正如您可能還記得的，1964年的世界博覽會就在皇後區舉辦。它的象征是一個巨大的環球雕塑，而博覽會的主題是“通過理解實現和平”。然而，我們也知道，實現和平需要的不僅僅是理解，還需要決心。

美國通過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塑造了戰後世界的國際秩序。它倡導自由和民主，鼓勵各國的穩定與繁榮，包括日本在內。當必要時，美國也做出了崇高的犧牲，履行其對更美好世界的承諾。

美國的政策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即人類不願意生活在一個受到專製國家壓迫的環境中，在這個環境中，你被追蹤和監視，不能表達內心的想法。

您相信自由是人類的氧氣。世界需要美國繼續在國家事務中發揮這一關鍵作用。然而，當我們今天在這裏會麵時，我察覺到一些美國人對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產生了自我懷疑的潛流。

這種自我懷疑正出現在我們的世界正處於曆史轉折點的時刻。後冷戰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將定義人類曆史下一個階段的轉折點。

美國為了建立國際秩序而付出了幾代人的努力，但現在它麵臨著來自那些價值觀和原則與我們大相徑庭的人的新挑戰。

自由和民主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受到威脅。氣候變化已經導致全球範圍內的自然災害、貧困和人口流離失所。在新冠疫情中，全人類都遭受了苦難。

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導致了一場關於人工智能靈魂的戰爭，這場戰爭在其希望和危險之間激烈進行著。經濟權力的平衡正在轉移。全球南方在應對挑戰和機遇方麵發揮著更大的作用，並呼籲有更大的發言權。

回到日本的周邊地區，中國目前的對外立場和軍事行動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都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

在中國的挑戰持續存在的同時，我們致力於維護以法治為基礎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以及和平的承諾，將繼續成為未來的主要議題。

作為廣島的出身，我致力於實現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振興《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體製，以便我們可以在追求這一願景時獲得動力。但在東亞地區存在著核武器擴散的嚴重危險。朝鮮的核導彈計劃構成了直接威脅。朝鮮綁架問題仍然是一個重大問題。

朝鮮的挑釁行動對該地區產生了影響，它還向俄羅斯輸出其彈道導彈，以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極大地增加了烏克蘭人民的苦難。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無端、不公和殘酷的侵略戰爭已進入第三個年頭。正如我經常說的那樣，今天的烏克蘭可能成為明天的東亞。

此外，俄羅斯繼續威脅使用核武器，這引發了全球關切，認為核武器的再次災難可能是真實的。在這種現實中，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密切協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必要，以確保我們聯盟提供的威懾力量保持可信和有彈性。

新形式的壓迫正在加諸於世界。通過數字技術，自由正在受到壓製。社交媒體受到審查、監控和控製。

經濟脅迫和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案例越來越多，這意味著國家的經濟依賴被利用和武器化。

麵對如此迅速變化的壓力，我們如何繼續捍衛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呢？

在麵對如今的挑戰時，我們需要堅定地堅持和推動以下原則：

堅守自由和民主：自由和民主是我們共同的價值觀，我們必須堅決捍衛它們。我們應該支持那些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們，並與他們合作，推動這些價值在全球範圍內得到尊重和實現。

加強國際合作：麵對全球性的挑戰，國際合作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我們應該加強國際組織和多邊機製，並致力於建立和加強合作夥伴關係，以應對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疫情等共同挑戰。

維護法治和國際秩序：法治和國際秩序的維護是確保穩定和公正的基礎。我們應該堅決反對任何違反國際法和侵犯主權的行為，並通過國際合作和外交手段解決爭端。

推動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貧困和不平等等問題對全球穩定和繁榮構成威脅。我們應該致力於推動可持續發展，采取行動減少碳排放、保護環境、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

保護數字權益：在數字時代，保護個人的數字權益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努力確保數字技術的使用符合道德和法律準則，防止濫用和侵犯個人隱私的行為。

通過堅定地秉持這些原則，並與國際社會緊密合作，我們可以共同應對當前和未來的挑戰，維護我們的共同價值觀，並促進一個更加和平、繁榮和公正的世界。

我想向那些感受到孤獨和疲憊的美國人傳達一些話。作為一個幾乎獨自維護國際秩序的國家，你們肩上承載著沉重的希望，我理解這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盡管世界寄望於美國的領導，但不應該期望美國獨自承擔一切，沒有援助和獨自行動。

是的，美國的領導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沒有美國的支持，烏克蘭的希望會在莫斯科的衝擊下多久才會崩潰？

沒有美國的存在，印太地區將麵臨更加嚴峻的現實需要多久？

女士們先生們，作為美國最親密的朋友和“朋友”的日本人，我們與你們並肩站在一起，為自由的生存保證。這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的人民，也是為了所有人民。

我並不是因為對美國的強烈依戀而說這些話。我既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捍衛自由、民主和法治是日本的國家利益。

日本人民完全致力於這些價值觀。我不想給我們的孩子留下一個壓製人權、否定政治自決、被數字技術監控生活的社會。我知道你們也不想。

維護這些價值觀既是我們兩國，也是未來世代全球的事業和利益。

現在，日本和美國的軍人正肩並肩地工作，以遏製侵略並確保和平。

我欽佩他們，感謝他們，並且我知道當我說他們受到我們兩國的感激之情時，我代表了我們所有人。

在名為“自由與民主”的宇宙飛船上，日本自豪地與你們並肩作戰。我們在崗位上，我們在任務上。我們已經準備好做必要的事情。

世界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努力。我在這裏要說，日本已經與美國肩並肩站在一起。

日本在這些年來發生了變化。我們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敗中恢複過來的緘默盟友，轉變為一個自信的盟友，向外看向世界。

日本已經轉變了其國家安全戰略。印太地區未來穩定性的不確定性促使我們改變了政策和思維方式。我本人一直站在加強我們雙邊聯盟的前沿。

2022年，我們宣布到2027財年將把國防預算實現大幅增長，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擁有反擊能力，並改善網絡安全。如今，我們聯盟提供的遏製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得到了美國對日本的延伸遏製的支持。

日本已經對俄羅斯的侵略采取了強硬的製裁措施。我們宣布向烏克蘭提供超過120億美元的援助，包括反無人機偵測係統。這是北約援助計劃的一部分，是的，我們甚至在與我們相隔甚遠的世界的另一邊與北約合作。

我還要補充的是，今年二月份，為了幫助備受痛苦的烏克蘭度過這些艱難時刻，我主持了一次關於烏克蘭經濟增長和重建的會議。日本將繼續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隨著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和日本信心的增長，我們的視野超越了成為美國最親密盟友的範疇。我們首先成為美國的地區夥伴，現在我們已經成為你們的全球夥伴。我們的關係從未如此密切，我們的願景和方法如此一致。

如今，我們的合作已經超越了雙邊範疇。例如，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和菲律賓之間的三邊和四邊合作，以及通過G7和東盟的合作。去年夏天，美國、韓國和日本的三國領導人在戴維營召開會議，開啟了我們合作的新時代。

從這些努力中，我們建立了一個多層次的區域框架，我們的聯盟成為一個力量倍增器。與這些誌同道合的國家一起，我們努力實現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在這個議會大廳，我們應該得到強有力的兩黨支持這些努力。

日本相信美國的領導，我們也相信美國的經濟。日本是美國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國。日本企業在美國投資了約8000億美元，創造了近百萬個美國就業崗位。這些都是優質的工作崗位，僅製造業就創造了50萬個工作崗位。

在國內，我正在推行一係列名為“新型資本主義”的舉措，推動日本經濟發展。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攜手合作，將我們麵臨的社會挑戰轉化為增長引擎。工資增加、資本投資、股票價格——所有這些指標都達到了三十年來的新高。日本經濟正在通過利用這些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邁進。一個以增長為導向的日本經濟也應該促進對美國的更大投資。

然後，我們可以幫助推動全球經濟，使其朝著未來幾年的強勁增長軌跡前進。就在昨天，拜登總統和我展示了我們在新一代新興技術發展方麵的承諾，如人工智能、量子、半導體、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

我們的雙邊合作範圍也擴展到了太空領域，為我們走向更加光明和充滿希望的未來照明。我永遠不會忘記1969年阿波羅11號登月的電視轉播。今年一月，日本的月球著陸器任務實現了曆史上第一次精確著陸。

昨天，拜登總統和我宣布，一位日本國籍的宇航員將成為未來“阿爾忒彌斯”任務上首位非美國宇航員登月。

讓我用這最後的話來結束。我希望你們知道日本對自己作為美國最親密盟友的角色是多麽認真。

我們肩負著巨大的責任。我相信我們對於和平至關重要，對於自由至關重要，對於繁榮至關重要。

在我們共同的信念下緊密相連，我向你們承諾日本堅定的聯盟和持久的友誼。

"未來的全球夥伴"——今天，我們是你們的全球夥伴，將來也將是你們的全球夥伴。

感謝你們邀請我，感謝你們的款待，感謝你們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yongbing1993]

共產黨和國民黨兩種不同階級觀







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最高榮譽獲得者幾乎都是基層指戰員。

與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授勳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雖然在1955年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的勳章獎章條例》，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大批參加過抗日戰爭的指戰員以一、二、三級“獨立自由勳章”和“獨立自由獎章”，但由於這種授勳是“普遍授予”，即達到一定職級並滿足一定條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均按該條例授予相應的勳章或獎章，其主要屬性是紀念性質，而不是因具體戰功或典型事跡的記功性質。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武裝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中，具有記功性質的最高榮譽，是授予英模稱號。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英模辭典》記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工隊和脫產的地方武裝）抗戰期間共授予183人英模稱號，除營職2人、團職2人外，占97.81%的是基層指戰員、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與蔣介石國民黨抗戰象征最高榮譽的勳章多授予高級將領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樹立代表最高榮譽並廣為宣傳的抗戰英雄模範有著鮮明的基層指戰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抗戰英模以基層指戰員為主。在抗戰期間我軍授予的183名英模中，有150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正規部隊的指戰員，其中，連以下指戰員146人，營職幹部2人，團以上領導幹部隻有晉察冀軍區組織部長王宗槐和冀中軍區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2人。在普通士兵中，有“爆破大王”馬立訓，有掩護群眾突圍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在基層連隊，有“劉老莊連”、“馬定夫連”、“任常倫連”;在基層指揮員中，有港九大隊短槍隊神槍手劉黑仔，等等。

由此，昭示了國共兩軍依靠階級基礎的根本不同。

狼牙山五壯士幸存者宋學義、葛振林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大量表彰民兵和普通群眾中的抗戰英模。除了上述150名正規部隊的指戰員被授予英模稱號外，還授予30名民兵和3 名普通群眾以英模稱號，這兩項合計為33人，占抗戰英模總人數的18%。這其中的民兵英雄有山東海陽縣 “地雷大王”於化虎，“太行地雷大王”王來法，河北曲陽縣“太行勇士”李殿冰，懷來縣“奪槍英雄”師勝生，“首創赤身戰術的民兵殺敵英雄”李金和及李新雲，女民兵“神槍手”馮鳳英；還有普通農民群眾中的“子弟兵母親”戎冠秀，“冀中子弟兵母親”聶大省，等等。

僅此一條，中國人民解放軍就開創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中國人民解放軍子弟兵母親戎冠秀。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抗戰英模事跡類型覆蓋麵寬。不僅包括戰場上的“偵察英雄”、“孤膽英雄”、“刺殺英雄”、“殺敵英雄”、“爆破英雄”、“爆炸模範”、“地雷大王”、“登城英雄”、“救護英雄”、“單臂英雄”、“單手戰鬥英雄”等，還包括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和根據地建設工作中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以及“模範共產黨員”、“模範指導員”、“愛兵模範”、“模範學員”、“文化學習模範”、“青年英雄”、“勞動英雄”、“造紙英雄”、“生產模範”、“群眾工作模範”、“模範醫務工作者”、“戰郵模範”、負傷致殘回鄉生產的“榮軍旗幟”，等等。

這一切，不是人民軍隊是無法具有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草根”英模“草根”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有一整套政治工作製度，其中包括群眾性的“立功運動”和“戰評”製度，而“戰評”製度的內容之一，就是組織廣大指戰員評選戰鬥功臣，並在功臣中進一步評選“英雄模範”。

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再次強調：“從軍隊中、農村中、工廠中及政府等機關中，用群眾民主選舉的方法，選出優秀分子，充當戰鬥英雄，勞動英雄及模範工作者，給予獎勵與教育。經過他們去鼓勵與團結廣大的群眾。這種製度，對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提高農業及工業的生產力，提高政府機關及其他一切機關的工作能力，數年來的經驗已經證明是極有效果的，各地應該普遍地推廣這一運動。”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草根”英模占領輿論陣地。在毛澤東旗幟指引下，舊中國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英雄形象被徹底顛覆了，“草根”英模形象開天辟地占據了文學、文藝舞台。在那個勞苦大眾翻身解放揚眉吐氣的年代，普通戰士“狼牙山五壯士”、河北省淶源縣上莊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等“草根”英模，紛紛進入學校課本，致使他們的名氣遠遠大於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絕大多數高級將領，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還有根據真實人物真實事跡改編的影劇《地道戰》《地雷戰》《平原遊擊隊》《鐵道遊擊隊》《小兵張嘎》《節振國》《八女投江》等，更是讓毛澤東“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思想，深入民心。

有資料披露，解放初期中共中央曾有規定，宣傳英雄人物原則上限製在連以下指戰員。不論這條消息是否準確，但實際情況真是這樣。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對“草根”英模備加關愛與精心培養。這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冀東軍區所屬開灤煤礦礦工特務大隊大隊長節振國。據《節振國傳奇》作者、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王火先生回憶，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當年赴延安時，曾經向毛澤東主席專門匯報過節振國的事跡。

毛澤東當即指示：“像這麽好的工人遊擊隊長，應該好好保護。冀東地區抗日鬥爭很殘酷，不要讓他犧牲了。”

遺憾的是，節振國此時剛剛犧牲，隻不過日本鬼子和漢奸不敢相信，還在繼續搜尋令他們膽寒的“白臉狼”冀東抗日英雄節振國。

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英模多為基層官兵和平民，並非共產黨軍隊的將領中缺少英雄。恰恰相反，從整體上比較國共兩軍將領，論智、論勇、論德，中國人民解放軍都遠遠在蔣介石國民黨軍隊之上，且英傑輩出，將星璀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稱號，不是什麽“謙虛”問題，完完全全是人民軍隊的性質及其“人民史觀”決定的。有人考察過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上的立功條例，結果發現，對領導幹部立功的約束條件，越往後，越嚴格。

兩種英雄觀和兩條抗戰路線的昭示。

中國廣大民眾受封建等級觀念的愚弄，受等封建級秩序的壓迫，有幾千年的曆史和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宣傳平民抗戰英雄的做法，即便基於西方學者“人性論”的角度，也無可否認其解構舊中國等級秩序和等級觀念方麵的啟蒙意義。

這，也是否定中國革命的走資派右派“公知”最不願正視的基本史實。

解讀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抗戰英雄精英主義特色的緣由，我們不妨借助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中華民國史》所引用的史料：

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並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於他們是半饑餓的。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據美軍軍事觀察組軍官羅曼努斯和森德蘭著書記載，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饑餓而瀕於死亡”。美軍包瑞德上校則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裏，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軍隊開過以後，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著一個”。

1941年蔣介石國民黨在重慶抓壯丁入伍。

原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更是憤慨：

“整個國民黨的軍事係統終於暴露了它虧待士兵的可怕後果。……抗日戰爭期間，軍官們的貪汙行為就已經十分猖獗。國家資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經無望時，這一現象依然如故。”

麵對蔣介石國民黨高級將領的腐敗行經，司徒雷登甚至“惡心透了”!

不難想象，在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當維持士兵生命的食品都要肆無忌憚地盤剝，代表國家“最高”和“次高”榮譽的勳章，又如何能拱手相送？

10年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期間，某報發表了關於“川人抗戰”的一係列文章和討論。其間，刊登了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的慷慨陳辭：

“拉壯丁有沒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訴你，不到萬分之一。”“中間也有逃兵，但都是個別的。”還鄉團總是篡改曆史美化蔣匪。

在包括一些主流網站在內的大量網站和論壇上廣為轉載、轉貼的《流沙河的抗戰回憶：百分之九十九的壯丁是自願去的》中，流沙河甚至斷言：《抓壯丁》“這個戲絕對不真實”，是“誹謗舊社會”！

針對流沙河的謬論，有作者曾專門撰寫了《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駁兵役科長之子流沙河的抗戰回憶》予以批駁，用大量蔣介石國民黨當局及軍政要員、美國記者和美國國務院的公開史料，展示了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欺壓老百姓、殘酷虐待士兵種種劣跡。

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公布抗戰八年全國實征壯丁1405萬人（注：抗戰八年實征壯丁可能不止1405萬人，因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少將組長唐縱1942年9月5日日記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餘萬名。”抗戰前5年實征壯丁年均200多萬人，抗戰最後三年實征壯丁年均才100多萬人，這不合情理，因為大量基層的史實表明，抗戰最後兩三年征兵數量大幅度增加）。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抗戰期間出任紅十字會會長，在視察役政情況後向蔣介石報告：“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

某“統兵大員”（可能是陳誠）認為，合格入伍者不到十分之一。這說明，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在一千萬左右。

抗戰時期擔任美國《時代》周刊遠東首席記者、普利策新聞獎金獲得者白修德著書記載： “在許多區域裏，最後能到達前線的壯丁還不及入伍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國民黨的壯丁營如同納粹集中營。

白修德甚至斷定：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多於陣亡壯丁!

抗戰期間美國新聞處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格蘭姆·貝克著書強調：被國民黨政府“浪費了生命的人卻約計千萬之上”。

蔣介石國民黨的“精英主義”英雄觀與中國共產黨“民本主義”英雄觀的立場分野，聯想抗戰期間蔣介石國民黨統治區殘酷虐待士兵的種種慘劇，不能不使人更深刻地體會到階級壓迫的殘酷。

朱德在1945年4月25日在《論解放區戰場》一文中，關於蔣介石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條抗戰路線區別的經典結論：從壓迫人民、奴役士兵出發，從消極抗戰以至觀戰、專靠外援出發，從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出發，從排除異己、破壞團結出發，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症結所在。

《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症結所在。》

而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全民總動員、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積極打擊日寇出發，從團結軍民、團結官兵出發，從團結一切友軍出發，從積極打擊敵人增強自己的戰略戰術出發，這樣就構成了一條中國人民的抗日的軍事路線，這是解放區戰場獲得勝利的關鍵。

《這是解放區戰場獲得勝利的關鍵。》

不難看出，兩種英雄觀代表了兩條抗戰路線，其背後的政治立場分野是鮮明的。否定這一點，不管其主觀意圖怎樣，客觀效果則是粉飾殘酷的階級壓迫。

“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

在走資派篡權改革開放後，在《包身工》課文被刪除的同時類似“窯奴”事件又不斷出現在今天走資派的特色社會裏，堅守民本主義英雄觀的史學陣地和輿論陣地，對於堅持中國社會主義方向，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意義深遠，且任重道遠。

[yongbing1993]

蔣匪還鄉團總是美化蔣介石國軍





《還鄉團》北大校長揭露：送到部隊的壯丁隻有四分之一？

時下的《還鄉團》知識界，否定“抓壯丁”史實的不止流沙河一人。

在一部被大陸官方認可並獲獎的敘述國民黨軍隊抗戰事跡的作品中，作者代“許多學者”宣稱：《抓壯丁》“這部電影和後來一些以抓壯丁為題材的影視劇，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戰中的主流，有以偏蓋全醜化四川抗戰形象之嫌。”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抓壯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們可以用當年記載的數據說話。

被西方史學家稱為“蔣介石的知己”蔣夢麟，早年為前清策論秀才，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曆任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職。蔣夢麟於抗戰期間出任紅十字會會長時，視察役政情況有一段回憶：

在貴陽一個壯丁收容所裏，我曾經和廣州來的壯丁談話。我問：“你們從哪裏來?”他們說：“廣東曲江來的。”“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們說：“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隻剩下十七個人了!”我說：“怎會隻剩了十七個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們說：“沒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裏去?路上好多地方荒涼極了，不但沒有東西吃的，連喝的水都沒有。我們沿途來，根本沒有準備夥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隻好挨餓，可是路卻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後，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藥，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裏，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於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糲，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廣西的路上，屢次看見野狗爭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壯丁屍體，有的似乎還在那邊抽搐著，可能還沒有完全死去，便給埋進去了!

在貴陽城外，有一塊壯丁經過的地方，因為棄屍太多，空氣裏充滿了濃烈的臭氣，令人窒息欲嘔。

在雲南一平浪，我看見一班辦兵役的人，正在賭博，有一個垂死的壯丁在旁邊，一再要求：“給我一點水喝，我口渴啊!”辦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聲喝罵：“你滾開去，在這裏鬧什麽?”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在少數。當然，曲江壯丁從七百人死剩十七個人，隻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隻會多不會少。”

我在赴滇緬路視察以前，曾飛往重慶一次。把預備好的一篇致軍事最高當局的函稿，給陳誠將軍看了。他長歎了一聲說：“我把你的信遞上去吧。”我說：“不要，我自己會遞的，何必讓你得罪人呢?”

據1941年7月蔣夢麟關於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

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鹹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麵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一半士兵開小差或非戰鬥死亡。

對於國民黨政府、軍隊殘酷虐待壯丁的史實，在大洋彼岸，我們也能找到確鑿的證據。

抗戰時期，美軍駐華總部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寫給華盛頓的一份報告中，講述了“好幾個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個外國人看到，因饑餓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這樣，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們的麻煩了。”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大量引用西方國家的文獻及美國國務院檔案資料後，如是記述了國民黨軍隊的兵役工作：

有錢有勢的人逃避征召，而無錢無勢的國民被強征入伍。有些農民簡直是在田裏勞作的時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則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買通路子出來的人於是就被編入軍隊。

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裏，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隻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征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裏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征新兵隊中流行開來。

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並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於他們是半饑餓的。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據美軍軍事觀察組軍官羅曼努斯和森德蘭著書記載，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饑餓而瀕於死亡”。美軍包瑞德上校則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裏，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軍隊開過以後，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著一個”。

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為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後方未參加戰鬥，卻由於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高思大使評論道：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即使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胡宗南精銳部隊，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為一個一萬人的師每月600人。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的《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披露，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

流沙河家鄉兵役科長交代：如是抓壯丁的。

流沙河以抗日戰爭兵役工作的見證人自居，其文章曾忽悠了不少生疏於抗戰壯丁史的當代讀者，然而，蒼天有眼，流沙河先生的家鄉卻留下並出版了一係列駁斥流沙河的珍貴文史資料。

據流沙河先生家鄉負責兵役工作的金堂縣第三任軍事科長鄒浚哲撰文記載：

在征調壯丁方麵，照法令是征召適齡中簽壯丁，而實際上就不一定了，純粹以權勢來定，都是強征的無勢無錢的貧苦百姓，或估拉過路苦力、小商和遊劫散兵。配征兵額大了更會鬧得“雞飛狗跳”、路斷人稀。一般青壯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於權勢，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壯丁當中，在縣境以內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權勢者說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調換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麵說情都需要花費，如向保鄉投道，對接兵連疏通，每名壯丁需黃穀十餘石(約三千餘斤)。如遇到彼此權勢互不相讓，發生爭鬧械鬥的也在所難免。

辦理較困難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數額增大，辦理更難。鄉保人員迫於政令，無可奈何，強拉買賣壯丁成風，有把老年去掉胡須冒充年輕的;有強拉僧道(和尚道士)湊足數額的。其中費用弊端更多。在保甲當中每送一名壯丁，攤到各戶應出的錢多少不一，如係估拉遠方的人所耗費用可能少些，隻給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費用;如係本保甲而又有家屬的費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約需黃穀十餘石。這其中又要以軟硬來分，硬的鬧得凶的家屬費用多些，軟的費用可能少些。中間經手人，保甲人員，從中貪汙的又不知道多少。種種弊端紛至遝來，下級官吏理不勝理，聽之任之，更有渾濁其中，大家夥到吃“人骨頭錢”(估拉買賣壯丁錢)，隻要對上能敷衍，對下能擱平，乃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過問，哪管貧苦民眾慘遭蹂躪無處哭訴。

流沙河先生稱：“拉壯丁……不到萬分之一。”可是，他家鄉的《金堂縣誌》卻記載：“(民國)28-34年，全縣共征抓送丁15 763人，其中自願參加遠征軍的青年學生50餘人。”

即便在動員50餘名學生“自願參加遠征軍”的過程中，兵役機關也是“以出國留學或遊曆等花言巧語麻醉學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鄉甚至因役政腐敗舞弊，於1941年夏激起民變。

兵役機關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壯丁的。

據查史料，民國28年2月14日至民國33年5月的“軍政部訓令”和“軍政部代電”陸續記載：

各部隊的接兵部隊，多不依限到縣，並且不攜帶服裝、給養、藥品;或將給養費轉販物品，希圖漁利;到縣以後，即向政府或管區商借費用，如不照借，即借口夥食不夠，拒絕收兵;或則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圖報複。至接收新兵之後，則視同囚犯，鎖閉一室，飲食起居，漫不關心，疾病死亡，任其遺棄。各級幹部任意行動，或則攜帶眷屬，樂於逗留，或則吃喝嫖賭，胡作妄為。

接兵部隊浮報接兵數目，提前呈報入營;侵吞草鞋、行軍各費;侵吞(限製、摻雜、克扣)軍食，任令士兵饑餓，不顧士兵致病;扣發薪餉，挪用經商;盜賣(欠發、調換)士兵被服，不顧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醫藥費，不醫不藥，不顧士兵疾病衛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營舍簡易，沒有健康設備，不顧士兵睡眠;借故沒收、出售入營新兵的財物，不顧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經費，不隨收隨訓，即訓即役;擅離隊伍，私設廚房，不與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驅使抬轎及背擔規定以外之物品;強迫病兵行軍，鞭撻虐待;遺棄病兵，脫光衣服，甚至未死槍殺或予活埋;又有賄放壯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對入營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贓，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費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療，致餓兵瘦死者不知凡幾!如新二十七軍新兵辦事處先後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據國軍某團長雲：……全團每日死亡，有時至二十餘名。

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貪汙腐敗風氣及壓迫士兵的種種暴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爭的事實。也正因如此，國民黨政府的軍令部長徐永昌在其日記中記載：“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

[yongbing1993]

馬英九怎能懂《戰爭》《和平》





馬英九的怪論：“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

馬英九的確“幹錯行了，馬英九應該去演個電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較好，至少變個大色狼也比較好。“馬英九怎能懂《戰爭》《和平》？

想搞政治，必須學習一下《戰爭》《和平》的關係。人類曆史就是一部《戰爭》《和平》共存的曆史。現眼前就擺著《戰爭》《和平》的選擇。巴勒斯坦國人民不想《和平》嗎？但有《和平》嗎？發動《戰爭》的瘋子，《誰》能阻止他的《戰爭》？靠“決議“？靠“和平“示威抗議？靠娘娘腔去遊說：“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 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一六四頁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 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 的特殊手段的繼續”。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 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 礙沒有掃除得幹淨，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 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六——四六九 頁

曆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 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 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後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 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 國主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 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後，隻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 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 《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 頁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 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矛盾論》（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三二二頁

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汙濁。凡 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辟道 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隻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 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 爭後獲得改造。 《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四七頁

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 五頁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 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二 九頁

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 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塞維 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沒有武裝鬥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 換來的經驗，全黨同誌都不要忘記。 《“共產黨人”發刊詞》（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零 零——六零一頁

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 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者，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 黨的槍杆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 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隻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 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 《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 五頁

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隻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 《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三 五頁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 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隻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 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 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人類社會進步到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到了 那時，什麽戰爭也沒有了，反革命戰爭沒有了，革命戰爭也沒有了，非正義戰爭沒 有了，正義戰爭也沒有了，這就是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 律，出發於我們要求消滅一切戰爭的誌願，這是區別我們共產黨人和一切剝削階級 的界線。《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一六七——一六八頁

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國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戰爭， 不要和平的，僅僅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發財的壟斷資本集團。《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八頁

為了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進一步地發展同社會主義陣營中各個兄弟 國家的友好合作，並且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加強團結。我們必須爭取同一切願意 和我們和平相處的國家，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外 交關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 和平運動和正義鬥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八頁

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裏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 做些生意，製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娥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 社版第三八頁

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隻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 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麽辦法呢？我先是說東風壓倒西風，戰爭打 不起來，現在再就如果發生了戰爭的情況，作了這些補充的說明，這樣兩種可能性 都估計到了。 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一 九六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報》《中國政府發言人聲明》中的引語

現在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談論著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於這個問題，我 們也要有精神準備，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 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

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 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 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 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 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麵，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製 度全部崩潰。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 社版第三五頁

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 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 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凶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 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 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 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零——一四九一頁

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鬆對於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複陰謀 的警惕性，誰要是放鬆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於被 動的地位。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選 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頁

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 心的。他們還會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例如，派 譴他們的走狗鑽進中國內部來進行分化工作和搗亂工作。這是必然的，他們決不會 忘記這一項工作。例如，唆使中國反動派甚至加上他們自己的力量，封鎖中國的海 港。隻要還有可能，他們就會這樣做，再則，假如他們還想冒險的話，派出一部分 兵力侵擾中國的邊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充分地估計到。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選 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頁

世界是在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曆史的總趨勢任何人也改變不了。我們 應當把世界進步的情況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傳，使人民建立起勝利的信心。 《關於重慶談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一六 二頁

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誌，任何鬆懈戰鬥意誌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三 月五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二五頁

沒有武昌起義，沒有北伐戰爭，沒有中原大戰，能有中華民國嗎？

沒有抗日戰爭，中國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贏得抗戰勝利嗎？

沒有三年解放戰爭，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把偽政府中華民國驅出大陸到台灣嗎？

沒有一係列的殖民戰爭，英國能成“日不落帝國”嗎？

沒有二戰勝利，美蘇能成為超級強國嗎？

這就是戰爭贏家們。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大都以戰爭取勝才能上台。

馬英九為台灣反對大陸“武統”找借口。

馬英九：戰爭沒有贏家。要大陸要把刀槍入庫，不要大兵壓境，不要在台灣周邊軍機飛、軍艦遊。

馬英九：“和平沒有輸家。”

因為馬英九國民黨隻講“和平”，不講統一。兩岸一直保持現狀，永遠”和平“分裂。然而一邊一國擁抱台獨，並在台獨路上狂奔。

這種現象，永遠存在，沒有完成中國統一，《輸家》就是習近平。當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輸家就是中華民族。贏家就是不支持統一、隻要“和平“的馬英九國民黨，贏家就是搞台獨賴清德民進黨。

走資派習近平特色政府這邦《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真要團滅中國共產黨用生命和鮮血爭取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yongbing1993]

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如此虐殺壯丁






老百姓親眼目睹：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後，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於饑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饑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後，這些新兵被餓得麵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他們大聲小聲呻吟著：“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後，饑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紮著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著。人雖死了，而兩隻眼睛還在睜著，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隻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願死，拚命的兩隻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1942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胳，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隻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著我，我扶著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淩晨，接兵連押著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係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雲家的空房裏，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

……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餘名;餘者大半無衣著，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麵，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歎息……

國內外權威人士：壯丁非正常減員500-1000萬人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後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裏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1、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 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 000萬人。

2、《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一百萬”;二是“在八百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即有四百萬。兩項合計五百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3、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算賬，“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 在抗戰八年征出的1 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隻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其中受虐待致死人數在300萬以上。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 227 926人，其中陣亡1 328 501人，負傷1 769 299人，失蹤130 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 559人，其中死亡422 479人，殘廢191 644人，逃亡323 436人。兩項合計為4 165 485人。如果考慮到傷員傷愈歸隊情況，並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抗戰八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4、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時為陸軍二級上將的陳誠。

十二、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上述對抗戰八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在1 000萬人左右的估算，我們可以依據國民黨政府及其將領等公布的數字，予以驗證。已知條件、驗證公式及計算結果如下：

已知：

1、抗戰八年壯丁征出總數為1 405萬人;

2、抗戰八年部隊減員總數為417萬人，含同期逃亡32萬人;

3、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不含警察、軍事機關、軍事院校及非正規編製的保安部隊，下同)人數為252萬人;

4、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為422萬人。

5、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製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即所謂“曲線救國”)50萬人。

計算結果如下：

1、部隊正常減員數

=抗戰八年部隊減員總數-同期部隊逃亡數

=417萬人-32萬人

=384萬人

2、抗戰期間部隊擴編數

=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人數

=422萬人-252萬人

=170萬人

3、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50萬人

4、抗戰八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

=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1 405萬人-384萬人-170萬人-50萬人

=801萬人

上述計算結果：抗戰八年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占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抗戰八年壯丁征出總數1 405萬人的57%。

十三、美國人判斷：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於陣亡士兵

上述計算結果雖然依據充分，但卻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萬名傷員中，多數傷愈後都要歸隊;

其二，因病死亡的42萬人，多與受到虐待有關;

其三，由於“吃空”盛行，國民黨軍隊的實力始終是一筆誰都說不清的“胡塗賬”;

其四，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 405萬實征壯丁數，很可能是被人為壓減下來的，實際數遠遠不止。

如果依據蔣夢麟遇到的那位“統兵大員”的估算，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很可能超過1 000萬人。

以抗戰八年實征1 405萬壯丁計算，這個估算似乎離譜，但若考問抗戰八年各年度的實征壯丁數，又不無道理。

根據何應欽和程澤潤提供的數據，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壯丁近1 200萬人，年均征出壯丁300萬人。1943年5月以後兩年多，準備實施戰略反攻了，每年卻隻征出壯丁100萬人左右，降幅高達三分之二。這不合戰爭動員的常理。

又據當年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征兵“過去每年配額是兩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卻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並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現了拉壯丁的高潮”。

如此，我們不能不推斷：何應欽作為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對“拉壯丁”數額之大，對壯丁命運之慘，對役政腐敗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後有人跟他算“壯丁賬”，有損於國民黨政府的形象，把抗戰八年壯丁征出總數，人為地壓了下來。

上述推斷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唐縱日記》。唐縱在大陸期間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6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內政部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餘萬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數以上。”

假設國民黨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這兩個時間段的征兵，按照程澤潤1943年5月報告陳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強度(即年均征兵300萬人)不變，八年抗戰，其征出壯丁總數應該接近2 000萬人。

如果真是這樣，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關於死亡壯丁占壯丁總數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在數百萬之眾。

還真有敢說這話的。

1988年，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國人看中國抗戰”叢書，其中《中國的驚雷》，作者是抗戰時期擔任美國《時代》周刊遠東首席記者白修德和該雜誌政治記者的賈安娜。白修德後來成為普利策新聞獎金獲得者。譯者是曾擔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澳大利亞籍新聞記者端納。在這本書中，作者就斷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而據國民黨官方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陣亡132.85萬人，因病死亡42.25萬人，進入軍隊後死亡人數總計為175.1萬人。

抗戰期間美國新聞處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格蘭姆·貝克甚至認為：“因受困和國民黨的腐化而被浪費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對自己的同胞，或出於謀略，削弱非中央嫡係軍隊的長官而戰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長途行軍中拖死。還有的，則由於國民黨政府故意不把應屬他們的食物、藥品交給他們而致死。……據信，被日本人殺害了的有三百萬人之多。而那種浪費了生命的人卻約計千萬之上。”

如此一說，更讓人不寒而栗。

[yongbing1993]

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






朱德的曆史結論：國民黨戰場連戰皆敗的症結所在。

基於國民黨軍隊普遍殘酷虐待廣大抗戰壯丁的基本事實，朱德同誌曾經嚴厲譴責：“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征兵人員貪汙枉法，草菅人命;壯丁受著非人的待遇，捆綁、凍餓、囚禁、鞭撻，大小便都沒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為匪，抓來之後能夠送到部隊去的壯丁隻有百分之二十。”

不過，“壯丁賬”算到這個程度，再繼續算下去，除了數理考據外，實際意義已經不大了。因為不管是再多算二三百萬，或少算二三百萬，都不能改變舊中國、舊軍隊存在著殘酷的階級壓迫這一基本史實。

對於國民黨政府腐朽、殘酷的役政，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嚴厲的批判態度，著名劇作家馬健翎於1943年在延安創作了一部反映抓壯丁故事的秦腔劇《血淚仇》。據了解，因為貼近國民黨士兵的親身經曆，這個劇目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過程中，得到的反響，不比歌劇《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史實，1945年4月，朱德同誌才作出曆史結論：“從壓迫人民、奴役士兵出發，從消極抗戰以至觀戰、專靠外援出發，從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出發，從排除異己、破壞團結出發，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症結所在。”

無獨有偶，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時，斷定：“即使把其它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麽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後取勝。”

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淚血大控訴

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部隊188萬人，其基本方法是開展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2工作團幹部黃流、單俊峰所著文章等記載，在改造胡宗南嫡係部隊第7兵團的政治整訓中，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召開控訴大會之後，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473團士兵何思勤控訴之後，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隻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準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複了正常。

第351團機1連士兵溫成碧家裏有4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在舊軍隊裏又遭雞奸，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還說：“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後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苦完了還不夠，一人來到會場，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表來到他麵前後，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追悔過去，痛罵自己，表示一定堅決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

訴苦大會之後是“公祭宣誓”活動，隆重集會祭奠該兵團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慘死的親人。

“公祭宣誓”活動後，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 239名士兵中，有9 519人寫了請求早日加入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血書，有4 546人在申請書按下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

叩問“許多學者”：何以死活不承認舊軍隊的階級壓迫。

麵對半個多世紀前上千萬抗戰壯丁的血淚史，時下的情況真讓人感覺滑稽萬分：對於當年國民黨軍士兵受壓迫、受殘害的史實，當年的美國人有過記載，如今中國的“許多學者”卻不認賬;國民黨將領多有揭露，卻“傷害”了一些共產黨幹部的“感情”!

反思半個多世紀前淚血淋淋的抗戰壯丁史，我們不否認廣大國民黨軍官兵以血肉之軀抵禦外侮殊死抗戰的英勇事跡，但是，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所基於的階級基礎，也同樣不容否定。那些備受長官盤剝、欺壓卻又含垢忍辱並以凍餒之身為抗擊日寇侵略流血犧牲的廣大國民黨士兵群眾，才是最值得秉筆直書頌揚、紀念的抗戰英雄。

當前，正確評價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的階級基礎和曆史作用，有著深遠的曆史意義，因為認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曆史，關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道義根基。同理，揭示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也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因為認知殘酷的階級壓迫、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艱難的階級解放這一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主題，關係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國方向。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對流沙河先生的論點、論據，再說上幾句。

流沙河先生認為，“整個抗日戰爭十分嚴肅，不能像《抓壯丁》這樣去醜化，醜化他們就是醜化我們中華民族”，是“糟蹋”“神聖的民族感情”。

這種定論是荒謬的。

電影《抓壯丁》是基於史實創作的，同樣基於史實創作的現實批判主義文藝作品國內外還有不少，試問：

紹興人對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興師問罪了嗎?

中國的老百姓對張樂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記》和《三毛從軍記》，口誅筆伐過嗎?

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項鏈》，“傷害”法蘭西的“民族感情”了嗎?

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醜化”西班牙民族了嗎?

沒有，從來沒有過。

那麽，自詡為“四川人”代言的“許多學者”，為什麽卻要對影劇《抓壯丁》耿耿於懷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誠、率真的性情，但在嚴肅的曆史問題上，由著性子率真，必然要亂真。

如今，流沙河的詩《理想》已經成為人教版課標教材七年級(上)中的一篇“新課文”，他對當代青少年有著不可小視的影響力。據北京大學中文係趙祖謨的《〈理想〉的背後——詩人流沙河走過的路》，流沙河的父親“餘營成是一個小地主，曾在國民黨金堂縣政府任軍事科長，土地改革時被判處死刑”。

縣政府軍事科，是1940年國民政府施行“新縣製”後，由原來的兵役科更改名稱的兵役機構。

由此，人們不能不問：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場和史學觀點的“許多學者”，他們憑什麽，暗暗地以“選擇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視無睹有關抗戰壯丁受殘酷虐待的浩瀚史料，並振振有辭地誤導當代受眾?他們憑什麽，悄悄地以“選擇性失聰”的論史口徑，對當年勞苦大眾淒苦悲愴的呼喊置若罔聞，毛遂自薦去“代表”受欺壓、受殘害的上千萬抗戰壯丁及其親人?他們憑什麽，冷冷地以“選擇性失音”的著史筆法，竭盡全力去粉飾連蔣介石及其文武大員都不得不承認的曆史罪惡，進而在客觀上否定使廣大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偉大革命?

是血脈相連衍生的情感，還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聚合的立場?是家境變幻約束的政治視野，還是利益得失鑄就的人生體驗?是批判現實的情緒延伸，還是非黑即白二元分離機械的認知模式?

時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蹤”，也同樣需要對“探蹤”的軌跡進行探蹤。

時下，對上述“探蹤”軌跡的探蹤，有利於校正是代表“許多學者”呼聲還是代表以草根民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利益這一“探蹤”方向。

[yongbing1993]

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學生







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人參加的隆重集會和遊行。

毛澤東出席了慶祝活動。 林彪在慶祝大會的講話中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那些堅持錯誤路線的人，隻是一小 撮人，他們脫離人民，反對人民，反對毛澤東思想，這就決定了他們一定要失敗。”

當天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煙火時同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希爾交談。

毛澤東指著廣場上的學生說：“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這些學生，我們有些幹部也是怕他們。”

毛澤東又說：“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麽好。我們有些幹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他們就是怕。他們要調動 軍隊來對付這些學生。解放軍他們是調動不了的，他們就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①（①毛澤東同希爾談話記錄，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論。 社論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任務，寫道：

“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

“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 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采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如果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重複壓製群眾的錯誤，繼續挑動學生鬥爭學生，不解放過去受打擊的革命群眾，等等，那就是對抗和破壞十 六條。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能夠正確地進行鬥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采取折衷主義。”②（②《紅旗》雜誌1966年 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

這篇社論中第一次出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現是“壓製群眾”，並且強調“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 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的，很複雜的”。 這就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放到繼續推進“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地位，並且要擴大到地方和許多單位去。 這一來，對運動中出現的任何過激和不法行為都不能加以約束，否則就是“壓製群眾”，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整個混亂局麵就更難收拾了。

這篇社論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後來這樣回憶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背景和過程：

“(那時)主席天天看紅衛兵小報，江青又不斷送材料給他，他就形成了一種認識：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個運動的 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嚴肅性、堅定性和徹底性。主席的這個認識要在國慶節的林彪講話和《紅旗》社論中表達出來。林彪講話 主要起草人是陳伯達和張春橋，他們使用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主席原來已同意定稿，後來陶鑄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主席同意 了，(林彪)在天安門上也講了。當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車看煙火時，張春橋向主席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從語法上講不通'，建議還 要改回來。主席說：'不要改回來了，以後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紅旗》社論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語錄'把'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作為毛主席這一天發表的指示，是有根據的。毛主席在定這個口徑時，總理不在他身邊，不
知道。 ”①（①訪問王力談話記錄，1983年7月29日。）

社論發表後，中央文革小組在《紅旗》雜誌社召開了一次座談會。 發言的中心內容是：說劉、鄧的影響還很大，又攻擊周恩來是“和稀泥”、“折衷主義”。 會後，他們把記錄送給了毛澤東。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這個《指示》根據林彪的意見，規定：“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中央在轉發的批示中，又把這項規定適用的範圍擴大了， 寫道：“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 那就對群眾運動沒有任何約束和限製了。

幾天後，中共中央從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出席。 這次會議，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 他在周恩來關於會期的請示報告上批道：“會期三天不夠，需要七天。”①（①毛澤東對周恩來關於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問題的報告的批語，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實 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連續開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結束。

會議的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正遭受紅衛兵猛烈衝擊的各地、各部門負責人，大多思想不通，憂心忡忡。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會議“頭一個階段的發言不那麽正常”。 ②（②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10月25日。）

十月十六日，陳伯達向會議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長篇講話，成為這次會議的主題報告。 他著重強調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他說：“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定的十六條，糾正了前一個階段的錯誤路線，即資產階級的路線。但是，錯誤的路線，還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現。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 與資產階級的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鬥爭一直圍繞在群眾的問題上。”“我們有些同誌，是少數同誌，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後做官當 老爺，甚至把自己的革命曆史忘記得一幹二淨。毛主席多年來批評的'官、暮、驕、嬌'，他們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不讓群眾去觸動。”“ 有些地方，有些同誌，在十一中全會之後，還用各種形式，在許多問題上，繼續犯路線錯誤。”“壓製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伯達 作了這樣的歸納：“黨內路線的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劉、鄧的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市場，因為 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相當一批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的糊塗人。”①（①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10月16日。 ）他所說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門便成了一大片。 這個講話，經毛澤東批準後印發。

十月二十三日，劉少奇、鄧小平在全體會議上作檢討，對派工作組等問題主動承擔了責任。 他們的發言稿都先送給毛澤東看過，毛澤東表示歡迎。 對劉少奇的發言稿，他寫道：“少奇同誌：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 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誌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②（②毛澤東對劉少奇發言稿的批語，手稿， 1966年9月14日。）對鄧小平的發言稿，他寫道：“小平同誌：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 ，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誌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 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①（①毛澤東對鄧小平發言稿的批語，手稿，1966年10月22日。）

二十四日晚，毛澤東聽取工作會議情況的匯報時作了不少插話，力圖對各地、各部門的領導幹部做點“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們的顧慮，推動他們以積極態度投身到“ 文化大革命”中去。 這是毛澤東召開此次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目的所在。 他說：“這次會議是我提議要召集的。時間這麽短，是否講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沒有料到聶元梓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全國大串連，搞 成這麽大的事。”當東北負責人談到他們向群眾檢查自己犯嚴重錯誤仍不能得到通過時，毛澤東說：“反黨反社會主義決不能承認，承認了還能工作嗎?”他又 向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說：“你們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 工農業，隻讀一點書，行嗎?”他又講到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準人家革命，不要不準人家革命， 叫學生們把魯迅的《阿Q正傳》看一看。”“對少奇同誌不能一筆抹煞。”“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劉、鄧要 準許革命，準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話說：八大報告中有階級鬥爭熄滅論。 毛澤東說：“報告我們都看了的，大會通過的，不能單要他們兩人負責。”最後，他叮囑與會人員：“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來 ，沒有哪個想打倒你!”②（②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會上的插話記錄，1966年10月24日。）

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實際上是對這次會議總結。 他講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回顧曆史，講一線、二線問題。 他說：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麵的事情。

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 現在看起來，不那麽好。 ”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麽震動。以前的意思 是那樣。大家也讚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處理得不那麽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製度已經
改變了。 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 ”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 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是去年九十月間
說的。 ”

“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

毛澤東講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問題。 他的態度比較溫和，說：

“這個文化革命隻有五個月，所以，不能要求同誌們現在就那麽理解了。”

“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以前幾個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雖然有那麽多文章，中間，五月十六， 又發了一個'通知'，可是，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衝，你們不注意也不行。拿同誌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 了'。那末，趕快總結經驗吧。”

“為什麽兩個月以後，現在又來開這次工作會議呢?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

“你們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至少這四級要開一個十幾天的會，真正把問題講清楚。也不要企圖所有 的幹部統統弄得清楚，不可能，總有一些人不那麽清楚，思想不通。”

“很多同誌，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 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麽了不起的呀? 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

“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那個時候還會有新的經驗，還要總結。”

“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誌、鄧小平同誌。他們兩個同誌 犯錯誤也有原因。”①（①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