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蔣介石國民黨代表資本家的利益
蔣介石國民黨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利益, 而幾千年以來曆朝曆代地主資本家屠殺打工人是任意的。蔣介石國民黨為什麽要對毛澤東共產黨大屠殺呢? 因為毛澤東共產黨代表了工人農民階級的利益。當年蔣介石被張楊抓起來時, 毛澤東主張放蔣, 但工農紅軍官兵不答應。毛澤東說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殺害了, 要說個人恩怨早就想殺蔣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麵前要以民族利益為重。而蔣介石呢?
《安慶慘案》1927年3月20日，蔣介石在離開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達安徽省會安慶。其時，安徽軍閥利用青紅幫頭子組織禦用的“安徽省總工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派人組織的工會組織籌備處發生對抗。3月23日，蔣介石禦用“安徽省總工會”經嚴密籌備，召開歡迎蔣介石的大會。會後，他們組織暴徒衝進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安慶市黨部、安徽省總工會籌備處、安慶市總工會籌備處、安徽省農協籌備處等省市機關團體，砸碎門窗，搶劫搗毀用具，打傷多人，暴徒們還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當時在安慶力勸蔣介石派兵保護安慶國民黨省市黨部的郭沫若，於3月31日寫下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當時的郭沫若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考委員會委員、政治教官、著名學者。1926年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兼宣傳科長，隨軍參加北伐戰爭，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持軍隊宣傳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前的郭沫若是北伐軍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後來號稱蔣介石五虎上將的陳誠、劉峙、衛立煌等人還是營連級軍官，見了郭主任是要大老遠的打敬禮的，排長張靈甫恐怕連給郭主任敬禮的資格都沒有。蔣介石也是極力拉攏郭沫若的。蔣介石每次接見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幾個月時間裏，郭沫若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秘書長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軍銜也由中校晉升為中將。蔣介石的一係列舉動意味著什麽，除了傻瓜，都清楚什麽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蔣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並一再表示：“你無論怎樣要跟著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體以後要多多仰仗你。”還說：“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現在我要到南京，你過兩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後，長江六省的政權就請你負責。”郭沫若卻不為所動，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隻能做做文章、搞搞宣傳。”蔣介石依然不肯放鬆，“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後來得知，一係列大屠殺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真相大白以後，郭沫若決心擺脫蔣介石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不顧個人安危寫出《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於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寫就的，聲討蔣介石反動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發表於武漢《中央日報》。1927年5月武漢《中央日報》副刊作為16開單行本出版，現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1927年3月7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人陳讚賢被殺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搗毀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打傷數人。蔣介石到安徽安慶後，3月23日又發生了暴徒襲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各合法民眾團體的事件，打傷了六個人，剝去外衣，拖出來遊街，說他們就是共產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樣。這些事件的發生，開始時郭沫若並不知真相，後來得知，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蔣介石公然破壞國共合作，劊子手的麵目已徹底暴露。在此情況下，郭沫若決心脫離蔣介石，化名“高浩然”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奮筆疾書，寫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無比憤怒的心情，詳盡而具體地揭露了蔣介石陰謀製造“贛州慘案”、“南潯事件”和“安慶慘案”的血腥罪行，撕下來蔣介石的種種偽裝，將蔣介石的反動麵目暴露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麵前。這篇文章寫在“四·一二”政變以前，響亮提出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具有重大的革命意義，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就郭沫若個人來說，這篇在革命的黑暗時代公開討伐蔣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標誌，更代表了郭“旗幟鮮明”的革命態度。
《贛州慘案》贛州慘案，是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製造的慘案之一。1927年初，蔣介石積極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派其親信倪弼到江西贛州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打擊革命力量，1月26日到會贛州總工會，下令通緝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3月6日又將陳讚賢槍殺。陳遇害後，南昌工人罷工三天表示抗議，3月18日，南昌各界數萬人舉行追悼大會，反對蔣介石的叛變行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1927年4月12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事件。12日下午，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閘北工人作出回應，從蔣中正領導的軍隊手裏奪回了總工會會所，並宣布全市舉行總罷工，於次日展開遊行。他們的行為遭到上海當局的鎮壓。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繼上海大屠殺之後，廣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開始大肆鎮壓共產黨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隨後不久，汪精衛的部下就和蔣中正一樣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實行大屠殺。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為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國軍和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報複性屠殺。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3]，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有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報複蘇區人民。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國軍在蘇區屠殺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又被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它是共產黨對這一事件的定義，但在國民黨的文件和曆史敘事中被稱為“清黨”。所謂“清黨”，是既清除共產黨，也清除國民黨左派。根據台灣李雲漢著《從容共到清黨》書中記載名錄及次序 附通緝名單：鮑羅廷 陳獨秀 譚平山 林祖涵 於樹德 吳玉章 楊匏安 惲代英 毛澤東 許郠魂 夏曦 韓麟符 董用威 鄧穎超 羅亦農 高語罕 江 浩 劉芬 鄧中夏 許白昊 林育南 李漢俊 羅章龍 李碩勳 李囯瑄 李國珍 王基永 易禮容 戴曉雲 郭 亮 譚影竹 熊亨瀚 李榮植 李立三 劉少奇 淩炳 羅馭雄 範鴻勂 範鴻勳 張國燾 趙 幹 蔡和森 方誌敏 彭述之 王景雲 李伯雲 汪壽華 侯紹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統 張泰來 林 鈞 何 洛 張曙時 高爾柏 高爾鬆 王守謙 林劍臣 朱義權 劉端周 金澤宏 史鵬展 劉榮簡 丁曉先 蘇兆徵 陳其璦 周恩來 彭 湃 羅綺園 馮菊坡 彭漢垣 阮嘯仙 譚植棠 楊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華 楊賢江 潘楓塗 門啟衷 丁濟美 楊之華 餘澤宏 熊 耀 潘穀公 徐 琛 蕭楚女 漆樹芬 高統勳 楊眉山 王貫三 汪誌青 徐白民 黃 胤 唐公憲 胡淺因 宋敬卿 黃司葵 趙世炎 劉清揚 夏秀峯 何孟雄 於國禎 江少懷 郭沫若 韓寳華 查人偉 於方舟 查猛濟 宋雲肜 鄭惻塵 黃俠生 劉爾崧 李花白 陸沉 李汨之 王 鯤 許廣武 華 翀 王鬆壽 邱學訓 宓維琮 馬東林 裘 英 梁子光 陳 東 孫炳文 王平 顧順章 章鬱菴 王根英 徐 偉 王承緯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亞章 龍大道 錢介盟 耿 舟 李春濤 鮑慧僧 黎樾庭 宛希儼 彭澤湘 楊石魂 張餘生 陳 良 孔偉虎 林 錚 趙濟猛 張德鍾 李俠公 嚴紹彭 王若飛 謝強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張秋人 劉一清 孫靖華 周邦彩 金家濟 林平海 孫道濟 莊勁秋 戴國鵬 蘇眉如 何葆楨 陳國詠 王競天 楊闇公 劉伯承 李筮乘 陳達三 季外方 季達方 陳誌益 張國思 劉季良 羅貢華 鄧希禹 徐 謙 鄧演達 彭澤民 詹大悲 柳亞子章伯鈞
被撤銷通緝的8人名單：鄧懋修 謝 晉 郭壽華 光明甫 陳啟修 鄧劼剛 江仕祥 梁治文
從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並逮捕報社社長。隨後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張人傑 (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
1927年6月，陳獨秀之子，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因叛徒出賣在上海恒豐裏104號召開的中共秘密會議場所被捕。中共黨魁陳獨秀的兒子、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共產黨的頭號負責人陳延年已被關進了蔣介石國民黨的監獄。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壯烈犧牲於上海龍華監獄，時年29歲，蔣介石下令不準收屍。陳延年的死狀十分慘烈——被楊虎下令用亂刀砍死。還以“市政府組織人員中混有共產分子”為借口，下令封閉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大批軍警出動搜查和封閉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上海特別市市黨部、上海學生聯合會、平民日報社等團體和機關。在此後的數天中，各革命的工會組織概被查封，工人集會和罷工概被以“反革命”論罪，凡佩戴上海總工會符號的工人隨時被拘捕判罪。隨即將市政府在場開會的執行委員10餘人連同辦事員、茶役等20餘人，押乘汽車一並解往龍華司令部。上海區委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等都在此次政變不久後英勇犧牲。
國民黨梧州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開始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共產黨員鍾雲、陳漫遠，共青團員李素秋、蘇小芬，還有革命群眾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國民黨當局再次捕捉100多名進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間，國民黨當局殺害了鍾雲、李素秋等45人。據統計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黨”行動期間被捕的廣西進步青年人數眾多，涉及麵廣。在南寧、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數以千計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被捕或監禁，兩千多人被殺。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廣州共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包括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在內的2000多名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或者失蹤。據說當時廣州城內在大街上凡是發現工人學生打扮的，不論分說就地殺死。在蔣介石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後三天，作為蔣反共大屠殺核心成員的李濟深在廣州也開展了大屠殺行動，史稱“四一五大屠殺”。廣東的“清黨”大屠殺重點和特點是黃埔軍校。黃埔軍校以校長蔣介石、黨代表汪精衛的名義轉發總司令部通令，稱共產黨為“少數奸徒，意存破壞”，要學生“不可受人挑撥”，對黨國大事不可“妄有發言以及越軌行動”。宣布戒嚴期內，不許開會，令軍校各級黨部停開黨員大會和小組會。“從嚴審查，如發現校中尚有共產黨員，嚴為剔除。”自此，軍校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或被殺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個事變，逮捕之共產分子，共400餘人。黃埔學生被李濟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槍斃的也很多。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不自由嗎？
記者：小李
問：毛澤東時代宣稱工人是工廠的主人，但是現在對這個提法很多主流學者都不認同。更多的主流學者認為這個口號隻是工人階級說說而已。不知師傅你們對這種質疑有什麽看法呢？
周師傅在毛譯東時代是技術人員，曾在市委、電力係統的領導崗位任職，改革後在電力部門某公司當總經理。周師傅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先笑著問我：小李，要是現在你工作了，你說你們單位會不會對你關心得無微不至？
我：嗬嗬，估計不會吧。
周師傅：你這個話也對也不對。如果你隻是一個工人，那肯定不會。但是如果你是領導那就不一樣了，連泡澡洗腳的錢都可以給你報銷，你說這是不是無微不至！
為什麽現在的廠對領導關心得無微不至，這說明了個什麽問題？這說明了現在的廠是領導的廠，不是你工人的廠。哪個人當幹部，領導說了算；廠裏麵的經費怎麽用，領導說了算，甚至連賬目都不公開；你要是敢提意見，馬上把你開除。換句話說，現在領導是工廠的主人。主人不是一句空話，哪個有權力哪個就是主人。當時為什麽說工人是工廠的主人，因為工人有權力。
周師傅停了一下繼續說：比如說人事權，這是一個工廠的核心權力。現在哪個人提幹、哪個人下台是領導說了算，所以說現在的領導是工廠的主人。以前可不是這樣喲，以前能不能提幹那是要在群眾這裏過關的。
以前的幹部產生是非常民主的。首先是在生產過程中發現苗子（工作積極、樂於奉獻的人），然後政審。到了一定時候覺得可以了，就開始由組織部或是幹部處（黨政幹部由組織部管，技術幹部由幹部處管）找群眾座談、了解當事人的情況，然後再把意見匯總討論。三上三下之後，再決定這個人是否能提幹。不要以為座談是走過場喲，我舉個例子來說。以前棉紡廠有個女同誌，各方麵都很能幹，廠裏麵想給她提幹，就找群眾座談了解情況。結果很多人反映這個女同誌脾氣大，說話的時候經常說髒話，最後就沒提成。
這時，梁師傅突然插話：小李，這個事情值得你好好的體會一下。群眾反映她說髒話，結果提幹就沒有提成。這說明當時選幹部那是非常嚴格的，不是你哪個領導可以隨便安插的，在群眾這裏過不了關，那就不得行。
周師傅：你可以想象，通過這種程序嚴格篩選出來的幹部，那都是群眾滿意的幹部，群眾不滿意的選不上去。這些幹部大部分都是從工人裏麵提上來的，又是群眾滿意的幹部，那他們肯定是把工人的利益裝在心裏麵的。
羅師傅：××鋼廠處級幹部，80%都是從工人裏麵提上來的。當時提幹是三上三下的群眾意見調查，所以選出來的都是相當優秀的人。
賈師傅是老勞模，他說：當時的職工代表大會的主席團（職代會最關鍵的機構），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是從工人中產生的。所以當時的職代會能夠真正的代表職工的利益。
問：很多人都說國企工人在毛時代不自由，不能自由流動，分配到哪裏工作必須到哪裏，沒有選擇。現在對從農村來的年輕工人宣傳說，由於“城鄉二元結構製度”的限製，使過去的農民進不了城，當不了工人，今天總算有進城打工的自由了，城市工人也不再高人一等了，所以國企破產工人才能獲得自由，這體現了時代的進步。現在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您覺得在毛時代工作時是否是自由的？
這個問題剛提出來，工人們一下子就炸鍋了，大家憤慨的說：咋不自由？！我們根本不接受！國家分配，咋不自由？這就是對你們的灌輸、說我們過去啥都不好！
稍稍平靜下來後，老工人淩師傅先說道：過去在安排、調動工作時，是很尊重個人意見，要征求工人自己的意見才能安排。你有困難，提出請求，比如夫妻兩地生活的就馬上能把你們調到一起，咋不自由？你住東郊，工作在西郊，生活不方便，就把你調過去。
老工人劉師傅：我是普通工人，當時我愛人在二電機工作，每天要推著個小車一跑幾十裏，挺困難。我和廠裏一說，為了方便職工，就把她調過來了。這和領導一說就可以，隻要找一次，領導很主動的就給你解決了，根本不是啥困難。這都為了職工的方便，給職工解決困難。現在都給你調回家了，可自由了！
老工人趙師傅：調動需要服從一定的產業、計劃安排，不能無組織紀律性，調動過程有手續。相比之下，同行業的調動更加容易，調動有點難是跨行業的那些，比如你從重工調到商業，跨行業的調動是有一點限製。因為糧食局、勞動局都要根據計劃控製指標和人口，一期是有一期的計劃的，而且工廠要保持一定相對穩定性，不能你想去哪就去哪，這哪叫自由啊？這都亂套了、生產不出問題？這是無政府主義。如果你是技術骨幹，你要隨便走了那工廠怎麽辦？啥叫自由啊？想睡就睡想吃就吃？這就個人主義。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不自由嗎？毛澤東時代的工人
老工人王師傅：毛時代盡管不能想去哪就去哪，但工人調動確實是方便的。通過組織有計劃安排，也隻有通過組織才能調動——那時組織都是很積極地解決的，隻要條件允許，就盡可能給你辦好。
現在呢？屁大的事你要到處找人、托人，好幾個月好幾年都辦不好。工人現在沒有地位，在資本家的管理之下，你就沒有任何權利，連基本生活都沒有保證，叫你下崗你就得下崗，一句話就給你炒了。
淩師傅：有一個例子，拖電廠的鈑金工自己到鍋爐廠去了，他想轉正。勞動局一查發現他是拖電廠的人，並沒有法定手續離廠，讓他回去補辦手續，拖電廠還補了他三個月的工資。現在呢？你看李彥榮，老總說開就把她開了，這是啥事兒？勞動局都仲裁了、法院都判了，老總不讓她上班兒她就不能上班，你說到底什麽是自由？誰的自由？什麽時候自由？
老工人陳師傅（女）：那時無論如何調動，工人的工資、福利都是有保證的，沒有遇後顧之憂。你看我們廠，62、63年的時候效益出了問題，沒有生產能力了，就把我們都借到其他單位去，閥門廠啊、針織廠啊都有，工資獎金照樣拿。五六百人隻剩下一百多。到67年文化大革命時，廠裏的效益又轉好了，就一邊招工、一邊把原來的工人叫回去，因為廠裏是有專業技術、特殊工種的，一些車間還需要原來的老工人。但有些工人不願意回去啊，比如閥門廠的20多個工人，還有針織廠的，因為擱那兒工作可習慣、可熟練，就不願意回去了。所以勞資科就根據你個人的要求，重新安排人組織生產。
化肥廠楊師傅：我認為，在職業上“定終身”是有好處的，對企業有好處，對他自身的成長、學習也有好處。現在可以自由流動了，年輕人“跳槽”頻繁，沒有民族感，隻有金錢感，一心追求享受，能有什麽成就啊？
以前都是先國家、集體的利益，人民有民族感，國家有凝聚力，如今少數人財富增加了，整個社會倒退了，這是改革的成功嗎？
問：在毛時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夫妻兩地分居，因為工作調動比較困難，所以解決起來比較慢。改革後，有人說毛時代不人道。是這樣的嗎？當時夫妻分居數量有多大？
老工人林師傅當年管理過人事。林師傅說：當時我處理過夫妻兩地分居的情況，調動是很方便的，都是照顧著工人的想法。隻要符合條件、單位肯放你，一定會要。比如我們鋼廠有個叫王玉的女技術員，她和她愛人原來是同學，畢業分配的時候還沒談戀愛，所以分配在兩個地方，她愛人在廣東，他們在那邊結的婚。後來她愛人從部隊轉業到汕尾，兩個人想在一起，王玉就給廠裏打報告，組織部門匯報到黨委、市組織部門，開封市政府就和汕尾相互聯係。當時我親自去把她愛人的檔案調過來。兩地分居的比例在我們這很小，1千多人的廠，就兩個人有過這問題，一兩個月就能解決。這是73、74年時候的事情。
電纜廠老工人丁師傅：有這樣的情況，但盡量照顧，實在調不了的，有探親假，除去路上的時間保證夠18天。如果是廠裏特別需要的人，這個問題解決得要快一些。企業照顧個人利益，但首先考慮的還是工作需要，廠裏的問題比個人問題重要，哪個廠需多少人都是死數，有特殊情況可以調劑，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人調走，必須還得有一個人來填補生產線上的空缺。
什麽是人道？現在是可以自由流動，但對工人有什麽好處呢？廠裏的問題重要，工人集體的利益重要，還是你個別的問題重要？人道不是這麽體現的。那個時候，工傷很少，廠裏真正關心工人的生老病死，這才是真的以人為本。
問：那您對現在社會中“工人的自由”怎樣理解的？
林師傅：說我們那時候不自由，是為市場經濟開脫的一種說法，市場經濟下可自由了，國企工人都下崗回家了——想幹啥幹啥是吧？
郭師傅：你們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懂那個時候的情況，工人那時候可沒有感到不自由，都對自己的工廠戀戀不舍咧，從來沒有想過“不自由”！現在那些人到處宣傳歪理邪說，年輕人就相信了，有不少年輕的工人也相信那時候沒自由。你看那些人不說毛時代穩定，偏要說沒有自由。你說現在工人可自由——到處去找工作、哪兒都不要你！可自由了，這是出賣自己的自由！
林師傅：你提的這些問題啊，是一些搞自由主義的人弄出來蒙混人的說法，你們沒有經曆過毛時代，是有些問題挺可笑。還有人說過去工資低，那時候那麽好的生產、福利，你說工資低、過不下去，怎麽說得過去？你改革開放的基礎，就是這些過去利稅上億的企業，你說人人是懶漢，那改革開放到哪裏去弄？
幾千年的中國都是地主資本家封建皇朝奴隸主掌權，唯一的《毛澤東時代》短短三十年後，又被地主資本家的代表走資派《救中國》了。當年孫中山的《救中國》應該不是為《救工人農民的中國》吧。如今頻臨滅亡的台灣國民黨人己過氣的馬英九高呼《救中國》？要救哪個階級的中國？大陸這個《中國》要救嗎？習近平的中國要救嗎？台灣民進黨想《救中國》嗎？馬英九在台灣作得了主嗎？誤導學生。
《救中國》是救工人農民的中國。這個任務己由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在七十多年前完成了。毛澤東時代就是工人農民的新中國，近三十年的時間。被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者，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們篡權複辟了。今天的中國是走資派的特色政府，走資派自稱為“特色社會主義。也有稱為“特色資本主義。現實社會中有資本家和窮人，有資本主義私有化社會裏的一切元素。唯一沒有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的元素。
頻臨滅亡的台灣國民黨人己過氣的馬英九竄訪到大陸，參觀孫中山故居時，高叫“救中國”？拿什麽“救中國”？推翻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孫中山都沒有成功，馬英九靠呼口號能成功嗎？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創建《工人農民的中國》。
毛澤東如是說：《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中國雖然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雖然是一個地廣人眾、曆史悠久而又富於革命傳統和優秀遺產的國家；可是，中國自從脫離奴隸製度進到封建製度以後，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就長期地陷在發展遲緩的狀態中。這個封建製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
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16]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現在我們就來說明這種變化的過程。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30]、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至現在的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
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
中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國農村中和城市中的廣大的失業人群。在這個人群中，有許多人被迫到沒有任何謀生的正當途徑，不得不找尋不正當的職業過活，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許多迷信職業家的來源。這個階層是動搖的階層；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動勢力所收買，其另一部分則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性。他們缺乏建設性，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在參加革命以後，就又成為革命隊伍中流寇主義和無政府思想的來源。因此，應該善於改造他們，注意防止他們的破壞性。
中國革命的性質
我們已經明白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的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我們又明白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這些都是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而發生的關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在明白了所有這些之後，那末，我們就可以明白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即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麽了。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究竟是一種什麽性質的革命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呢？顯然地，不是後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為了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有時還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
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並不廢除富農經濟。因此，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麵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麵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的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曆史上歐美各國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造成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專政。在抗日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內建立起來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隻要是讚成抗日又讚成民主的人們，不問屬於何黨何派，都有參加這個政權的資格。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也和社會主義的革命不相同，它隻推翻帝國主義和漢奸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而不破壞任何尚能參加反帝反封建的資本主義成分。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孫中山在這一年發表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又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孫中山又在其遺囑上指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關於內政外交的根本原則。所有這些，就把適應於舊的國際國內環境的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改造成了適應於新的國際國內環境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就是指的這種三民主義，而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關於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隻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綱上相同，而在其它一切方麵則均不相同，這一問題，這裏不來說它。）
這樣，就使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論就其鬥爭陣線（統一戰線）來說，就其國家組成來說，均不能忽視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它小資產階級的地位。誰要是想撇開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就一定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的命運，一定不能解決中國的任何問題。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是一個工人、農民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國。換言之，即是一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它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聯盟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共和國的徹底完成，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
中國革命的前途
在將現階段上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和性質這些基本問題弄清楚了之後，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問題，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和將來階段的關係問題，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為既然在現階段上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一般的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而中國革命又是處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國際環境中，即處在社會主義向上高漲、資本主義向下低落的國際環境中，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革命的時代，那末，中國革命的終極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也就沒有疑義了。
沒有問題，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既然是為了變更現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即為了完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而奮鬥，那末，在革命勝利之後，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但這隻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麵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麵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麵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什麽呢？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所有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加以國際環境的有利，便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了。
中國革命的兩重任務和中國共產黨
總結本章各節所述，我們可以明白，整個中國革命是包含著兩重任務的。這就是說，中國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樣兩重任務的。而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並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為此而奮鬥，絕對不能半途而廢。有些幼稚的共產黨員，以為我們隻有在現在階段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沒有在將來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或者以為現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應該著重指出，這些觀點是錯誤的。每個共產黨員須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隻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隻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係，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
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能夠擔負的。而中國共產黨則從自己建黨的一天起，就把這樣的兩重任務放在自己的雙肩之上了，並且已經為此而艱苦奮鬥了整整十八年。
這樣的任務是非常光榮的，但同時也是非常艱巨的。沒有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任務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積極地建設這樣一個共產黨，乃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一是： 民族，最開始講的是驅逐韃虜，後來變成了五族共和，最後是放棄民族劃分，建立統一認知的“中華民族”。
二是： 民權，五權分立。
三是： 民生，簡而言之是，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使天下為公。
《沒有行動證明，理論一文不值。》
《沒有行動證明，理論一文不值。》
《沒有行動證明，理論一文不值。》
因為沒有軍隊，孫中山一直沒有掌握任何一支軍隊……。
而且孫中山沒事就愛跑國外，救外國援助。洋人不給麵子。
《舊三民主義》本身倒沒什麽大問題，隻是國民黨中沒人執行啊...
今天，頻臨滅亡的台灣國民黨人己過氣的馬英九竄訪到大陸，參觀孫中山故居時，高叫“救中國”？拿什麽“救中國”？推翻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建立《中華民國》？
在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內，蔣介石兒子蔣經國看到了蘇共和中共在執行《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這一點時，也在蔣管區的贛南《試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蔣介石國民黨內大佬們的攻擊。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甚至說他《蔣經國》是蘇俄的共產黨！
一九四一年的蔣介石國民黨內的黨團之爭中，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贏了，政學係贏了，孔宋的財團贏了，在舊中國《中華民國》的農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著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據著百分之九十的資產。少數人的利益被蔣介石國民黨的大佬們保住了，蔣介石國民黨卻被國民黨內的大佬們一步一步地推向失敗，推向滅亡！今天，台灣國民黨內的大佬們都一樣嗎。
《誰能救中國？怎樣救中國？》
作者：陳獨秀（1932.11.17）
在國際帝國主義榨取束縛之下的中國經濟，大工業之發展，趕不上農業及手工業破壞之速度，並且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發展之本身也帶有破壞農業及手工業的作用，這樣的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之剪刀式的發展，便是農業國的中國農村破產及其影響到一般經濟不安之根本原因。年來世界經濟恐慌，空前大水災，日本帝國主義武裝蹂躪中國南北經濟中心的區域，這三件事先後並發，更使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陷於空前大破產：不但農村並且城市，不但小城市並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漢口，甚至全國經濟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勢，不但工人與貧農，即中等農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學教員，各機關小職員，這些占全國絕對最大多數的人民，都在破產，失業，借債，饑餓中度日。
誰都知道，不但是恢複並且要提高國民經濟，中國才有救，因為隻是經濟恢複，或一時的部分的活躍，根本還並不能救中國。但誰來提高中國經濟和怎樣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乃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由外國帝國主義來提高中國的經濟嗎？不用說這是使中國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國的反麵。並且，由帝國主義勢力來發展中國經濟，其結果不是提高了中國國民經濟，而是肥了外國的財政資本家和中國的少數買辦及半買辦的企業家，大多數人民仍泊陷於顛連困苦和饑餓，印度和朝鮮便是榜樣。帝國主義間相互爭奪戰爭更要變中國為廢墟。
由中國人自己來提高中國之經濟以複興中國嗎？“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著的社會，兩個力量決定一切。”即是：或由資產階級的革命來複興中國（俄羅斯的道路）。更具體些說，或由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或由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政黨是代表階級的意識與力量之最高表現，中國現時隻有這兩大政黨，即將來也隻會有這兩大政黨，別的黨在政治上隻能立在附屬地位，並且有終於要融解於這兩大政黨之中，其中間作用與地位，隻能是最短時期的，甚至隻是名義上的。
代表資產階級地主的國民黨能否複興中國呢？我們可以斷然的回答一個“否”字。
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有三個根本的必要條件。
（一）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海關，銀行，工廠，礦山，交通機關，商業機關等的經濟命脈之榨製。因為這是中國經濟自由發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礙物。
（二）必須無條件的從不生產的地主手中，沒收所有土地，交給生產勞動的農民，因為在生產技術落後的小農國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權獨占在不經營農業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們用非資本主義的形態，榨取土地產物之大部分，就是說，他們不隻是榨取了嚴格意義的地租即超過普通利潤及工資以外的剩餘，並且榨取了農民由勞動所應得的工資之一部分，其結果，農民把大地部分再生產所必需的費用（甚至農民一部分生活費也包含在內），都在非資本主義的租佃製度之下犧牲幹淨，這不但阻塞了農業經濟發展的道路，而且因之農民貧困，農業衰退，土地荒蕪，農村破產，都是相因必至的現象。
（三）必須實現合於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數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動的創造經濟，創造政治，方能根本肅清聞名世界的Mandarin（中國官僚）這一臭蟲窩。
這三件事是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的必要條件。
同時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條件，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為什麽不為它的利益而辦到這三件事呢？這是因為它的利益根本是與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地主利益相聯的，它自身則是軍閥官僚的集團，它不但不願也決不能辦到這三件事，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隻有無產階級來完成，這不僅僅是理論的推斷，而已是眾人目睹的事實。
國民黨政府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及它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當它宣布對俄絕交時，美報《密勒評論》曾有這樣的描寫：中國之封閉俄領署及要求俄員離境，此種姿勢顯然表示中國領袖今日之目光向於何方，誠如郭泰棋氏上星期在美國大學同學會席上所說，中國已決定於其將來發展中國追隨"盎格魯撤避之途徑"，此其意味即彼願與美英為友而接受彼等之讚助是也。
中國已利用蘇俄之讚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長江流域及傳播國民黨主義於全國是，但今以俄共黨欲包攪中國之革命，中國之民族性及保守性遂大顯其本能，而與俄人決裂。中國乃相信西方列強尤其英美已準備與中國討論條約問題，假使列強於此，能急起應和，勿再斷斷於法律理由，稽延時日，則西方製度在中國之前途當頗為光明。但此種新局麵必須以絕對平等給予中國為基礎，質言之，必須修改條約，使中國滿意，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權是已，此乃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應得之代價，若列強而果賢明者，應速承認之，勉力與國民黨之中國結好，與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國。
但國民黨政府之"目光向於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價，不是"修改條約"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卻是擴大不平等條約，擴大外人在中國的領土，擴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權。在眼前的中日戰爭中，國民黨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國主義長期抵抗的黑龍江、吉林軍隊及義勇軍，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軍，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國各業之中國當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貨團體。並禁止檢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電）並且造出"反日即是賣國"的妙論（最近蔣介石在南京軍校論說）。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槍炮和飛機炸彈，不是用以抵抗侵占中國土地在中國殺人放火的帝國主義軍隊，而是用以屠殺中國農民的。它對於農民為饑餓而爭取土地的要求，始終隻以"派兵剿赤"答複之，它始終不曾考慮一下，在農民國而有了廣泛的農民暴動，這決不是簡單的什麽赤化問題，在民主共和國而有要求土地的農民暴動，這不是擁護舊製度的農民暴動可比。至於國民黨的軍閥之橫征暴斂和官僚之黑暗貪汙，比之前清北洋時代更是肆無忌憚，這班飛蝗橫行全國的國民黨軍閥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賭晏安淫靡，腐爛中國，而且公然獎勵鴉片，以毒殺中國。
以這樣的國民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的大任務，就是他們當中稍有知覺的青年黨員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非難國民黨，這是一種大過奢侈的說法，其實國民黨的罪惡，還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是投降帝國主義，鎮壓農民的土地鬥爭和軍閥官僚之橫行，破壞了提高中國經濟的三個條件，阻塞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孫科、陳公博輩所謂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所謂四年計劃，都等於伍廷芳之說鬼。在國際一般物價還正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中國資產階級政權也沒有像一九二八—三O年相當統一與穩定的今天，連中國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外資以實現暫時的經濟活躍，目前也還沒有可能。
最近胡漢民發表關於國民黨的問題之談話，他認為：近頃"外交之喪權辱國，政治現象之日趨惡劣，國亡無日"，不能"歸咎於黨治"，"蓋五年以來，所厲行不改且有加無已者，實為民國以來相承一貫的所謂軍閥之治，而未嚐有所謂黨治。"試問國民黨據政五年，還仍舊是軍閥之治，它竟能容忍所謂"以軍權而於一切之故，形成以軍馭政，以政握黨之現象。"這樣吃飯睡覺不問事的黨，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於零，還有存在的價值嗎？胡漢民並且公然承認以下的事變："自十七年後，各省北洋武力雖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統治則如故，二十年來所造成軍閥政治之環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凱以來相承一貫之所謂軍閥統治，亦遂繼續如故。"黨員"沉醉於'有槍斯有權'之謬說，甘心為軍人之附屬品。""人民自由權利橫被摧殘。""我人隻見借黨營私之個人，而不見有獻身革命之同誌，所謂黨員者或一切取給於黨，以黨的寄生，或倚黨而作惡行奸，於黨為蟊賊狡黔之魁，正樂得此輩供其指使。"這樣無惡不作的黨，人民尚能容它存在嗎？胡漢民為了一時快意，痛快淋滴的攻擊蔣介石而不自覺的把整個的國民黨之罪惡供認出來了。五年以來，在國民黨黨治之下所勵行的一切摧殘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那一件不是胡漢民一派的立法院所製定？他有什麽理由什麽臉麵可以反對蔣介石的"軍閥之治"？
又如宋慶齡罵倒了國民黨中無論那一派，這當然等於罵倒了整個的國民黨，她並且宜稱不懷疑國民黨已經給全國人民所唾棄，所蔑視，所憎惡，然而她同時卻又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從來沒有在那一天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夠救中國嗎？孫中山以國際資本開發中國實業的計劃，顯然是主張由外國帝國全義來複興中國經濟，因為一直到現在，還隻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國際而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孫中山在世所領導的黨，不隻一次宣布他們的革命政府將遵守一切國際條約，決不侵犯列強在華權益；不隻一次希求由列強承認他們的政府來打擊北洋派，他並且公然替帝國主義威嚇中國民族，說：“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向國際帝國主義投降，向日本帝國主義不抵抗之理論的根據。“四萬萬人都是像阿鬥”，“這些阿鬥當然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民權主義第五講），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鬥，把國民黨看做是“萬能”的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權”交給先知先覺的國民黨，把名義上的“政權”奉諸不知不覺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蕩不羈”和“一盤散沙”而加以抨擊，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以軍閥官僚的權威壓倒民權摧殘人民自由權利之理論的根據。“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勸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訓詞）宣布階級和平，用不著階級鬥爭，反對所謂"大貧"的工農，向所謂“小貧”的地主資本家鬥爭，教成千萬成萬萬饑餓垂死的農民，等候著國民黨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著國民黨政府規定地價幾十年後把漲高的地價歸公的辦法，來平均地權（民生主義第二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鎮壓農民土地鬥爭之理論的根據。
這樣的三民主義，誰要說廣州政府，武漢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誰就不曾認真研究過三民主義的內容究竟是什麽。
這樣的三民主義，這樣的國民黨，能夠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嗎？
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既不能夠提高經濟以複興中國，別派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其能力當更在國民黨之下，那麽，提高經濟以救中國的責任，隻有放在代表無產階級及貧農利益的共產黨雙肩之上了。
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主，軍閥官僚，立在絕對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餘年來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反資產階級反地主之不斷的流血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之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農民，已經不是僅僅寫在政綱上的白紙黑宇，已經在它所領導的農村蘇維埃區域見諸實行，雖然還沒有統一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來解決整個的帝國主義及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蘇維埃政製，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有了俄國的經驗，他不但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保障，同時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義政製，任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權所不能召集的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隻有它能夠召集。蘇維埃不僅是整個的無產階級聯合機關，而且是一種廣大而富於伸縮性的組織形式，一切覺醒起來，反資產階級反地主的城鄉被榨取的勞苦民眾，都能夠參加進去。蘇維埃政權不是由少數人在上麵統治民眾，而是由民眾從下創設起來的政權，除了遊手好閑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會寄生蟲，都有參加這一政權的公民權利，它廢除了立法權和執行權無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間的障壁，它引進了廣大民眾直接參加國家的政治及經濟之管理，它廢除了以官吏為職業的特權階層，它掃清了國會及地方議會等豬圈，它實現了直接選舉一切公務人員和隨時撤換的徹底民權。
在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充分的保證，能夠實現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的三個根本條件：推翻帝國主義之控製，解放農民和肅清官僚製度，所以隻有她能擔負得起複興中國的大責任，所以蘇聯五年計劃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實上表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之優點與偉大力量非資本主義所可企及。
我們這樣的主張，並非根據黨派的成見，而是根據理論與經驗，而且還要訴諸被榨取的大眾之政治好惡，必須由大眾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特別是在民主的國民會議要求的鬥爭中，認識我們的主張之優點與需要，蜂起擁護我們的主張，這才談得自下而上創設大多數民眾直接參加的蘇維埃政權。真正蘇維埃政權，是大多數民眾的政權，必須由大多數民眾自己創造起來，決不能由少數人創成交給民眾，少數人用民眾的名義宣布的蘇維埃政權，是經不起困苦艱難的鬥爭之試驗的。
現時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國民黨政權，它不但不能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複興中國的大責，它還正在極力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剿滅能夠複興中國的共產黨。日軍從吳淞撤退時，日本軍官舉杯向中國接管人員演說："自此以後，願中日兩國共同合作，以撲滅共產黨"。不幾日，十九路軍果然被調到福建"剿共"去了！這不但表示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協定，並且是國民黨政府向一切帝國主義表示其“目光向於何方”。
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屠殺工農民眾屠殺共產黨的國民黨政權存在一天，它的政績，隻有破壞國民經濟，擴大延長人民的饑餓，而不能提高經濟。
中國的民眾必須選擇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之下，走向破產，饑餓，滅亡的死巷，或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革命合作，走向複興中國的大道！別的道路是沒有的了！
我們的道路上也有兩個困難，這是不應該對民眾掩蔽的。第一個困難而且是很大的困難，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向中國徹底反帝國主義的新政權之圍攻。但我們隻應以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及全國廣大的勞苦民眾的力量，最後還要結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難，而不應企圖避免此困難。因為這一困難的鬥爭，幾乎是中國革命之全內容，也就是提高中國國民經濟之根本的根本條件。國民黨資產階級，正因為企圖避免此困難，而屠殺革命的工農和共產黨，而對蘇聯絕交，而投降帝國主義，而背叛革命，而斷送了複興中國的機會。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史大林派的錯誤政策足以延遲革命甚至絞殺革命，也和別國共產黨中央史大林派一樣，他們在中國所做的錯誤擺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義和玩弄政治總罷工，在客觀上是不斷的破壞了城市工人運動複興的萌芽，過份的估量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圖以農民來代替工人的領導，並且連黨自身也有農民意識化的危險，把發動民眾引導民眾到革命道路之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鬥爭，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義議會主義而加以鄙棄，黨的這些錯誤政策，當然也是我們的道路上一個困難。但共產黨是全無產階級自己的先鋒隊，並且是全民族的領袖，革命的民眾不應該因為黨的領導者之錯誤而根本反對它，而是應該積極糾正黨的領導機關之錯誤，甚至於改造黨，以除我們道路上的困難，這正是我們左派反對派的立場。
1932年11月17日《先鋒》第5期 署名：獨秀
近日有網民收藏到一份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的一份《征送壯丁聯合辦理筆據》，裏麵充分反應了這一舊社會罪惡史實。網上有圖。
釋文:
立征送壯丁聯合辦理筆據人:葉樟潤、葉培壽、汪金根、葉培蓀、葉冬狗、葉金奕、葉正全。
茲因奉令征送壯丁叁名，催令緊急，現經商議決定聯合辦理，每家今派出叁拾元，七家共計弍佰壹拾元正，以抵代役壯丁叁名之數。今次抽鬮抵役。葉樟潤、葉培壽、汪金根叁名當有收據為憑，日後如其再要奉令征送壯丁，當照此例辦理，不諭價目高低，均由七家攤派，決無異言。此係七家同意，協力同心，一致辦理，決無違拗，欲後有憑，立此聯合辦理筆據為証。
立:征送壯丁聯合辦理筆據人:葉樟潤 葉培壽 汪金根 葉培蓀 葉冬狗 葉金奕 葉正全。
証見人:保長葉啟垣 甲長葉林高 章雅來 葉樹勳 葉金淦 葉培基 葉悅喜 葉鶴年 葉盛奎 葉灶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七日立
1962年12月由陳戈、沈剡執導的影片《抓壯丁》 正式上映。該片以諷刺手法刻畫了國民政府軍隊及其地方政權“抓壯丁” 的醜陋行徑，充分展現了民國抗戰時期“抓壯丁” 的真實故事。
自清朝末年開始，清政府腐敗無能，內憂外患，民不聊生。到民國初年，軍閥割據，更是生靈塗炭，全國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沉重的民族災難導致國內人口驟減，各軍閥為了擴充兵員，不得不以“抓壯丁”的形式來強迫青壯年男子從軍。征兵本來應該是義務兵役製，但是由於常年戰事不斷，各地兵源緊張，使得無兵可征，才會導致要靠“抓”來填補兵員。也就是說，凡是自願的、覺悟高的和想當兵混口飯吃的都征完了，剩下的靠常規手段就很難征了，隻有靠“抓”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起初國民黨軍隊的兵源，來自“招募”。軍隊每到一地，派出招兵小組，每組二、三人，其中一人手執三角白旗，旗上書“招兵”二字，願意當兵的人，隻要年齡、體格合格，隨時可報名參加。俗話說“豎起招兵旗，不愁吃糧人”，指的就是這種事。
那時當兵雖苦，但能吃得飽，穿得暖，還可以領一點月餉，這對於一些無業遊民或走投無路時，為了解決溫飽，就選擇當兵的道路。後因國民黨發動內戰，加上政治腐敗，當官的克扣兵餉；摧殘虐待士兵，加之軍紀太差，騷擾百姓，聲名狼籍，很多人寧願餓死也不願去國民黨軍隊當兵，招兵的辦法實在是行不通了。
為了補充兵源，在抗日戰爭初期，民國政府頒布一個《征兵暫行條例》，主要內容是：
“一、凡屬中華民國年滿十六周歲至四十五周歲的男性國民均有服兵役義務。
二、服役期限六年。期滿複員。
三、征兵分兩階段：第一階段三丁征一，五丁征二。第二階段，二丁征一，四丁征二。一律以戶籍冊為準。
四、各保造具適齡青年應征花名冊送鄉公所，鄉公所會同“鄉代會”審核，然後按名冊編號、製簽；征兵時，以鄉為單位，召集各保及鄉屬單位有關人員參加監證，當場抽簽，中簽者聽候通知，按時入伍。
五，對徇私舞弊者和逃避兵役者，按情節輕重予以處分。”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是民國時期流行的俗話，何況士兵的生活又最艱苦，所以，一般的人大多不願當兵、豪門富戶的子弟更不願離開自己的安樂窩，去槍林彈雨中冒險，因此有錢的人都想方設法逃避兵役。他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是買通鄉、保執政諸公。於是，請客、送禮、塞包袱、磕頭求情、溜須拍馬，無所不用其極，求得掌權者手下留情，在造應征花名冊時將他們應征子弟名字“漏掉”。鄉保長是一脈相通，同孔呼吸，狼狽為奸，勾結作弊。鄉公所對各保報送的應征花名冊一不查對，二不調查，由掌權者提筆寫上“已核無誤”，即按花名冊編號、製簽。塞了“包袱”的冊上無名，當然不會中簽。
到了抗日戰爭爆發，不但地方軍閥到處抓壯丁，就連中央軍也是由“征”兵變成了“抓”兵。還有一些軍隊把抓來的壯丁根本就不當“兵”待，被抓來的壯丁被虐致死事件屢見不鮮。有的甚至不僅僅是強製征兵，而是把征兵變成了屠殺。
坊間曾傳一電報手稿，是民國二十七(1938)年7月14日，蔣介石針對四川壯丁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亂象，致電給重慶行營主任賀國光，指出壯丁待遇如入地獄，全文如下:
“重慶賀代主任:
行營派赴各地壯丁驗編處上下人員及各隊長對於壯丁不人道之待遇，使受驗者如入地獄。每日隻吃二粥，且關禁閉室，不發被服，潮濕滿地。壯者不逃則病，病者必死。死者照相，徒為領埋葬之費，並將其衣褲脫光，用席包屍，棄遺於溝中，亦不埋葬。所有醫藥埋葬等費皆被中飽。而每月一兵六元之費何以隻能每日二粥?行營對於各處新兵從不派員切實檢查，更不敢對下查緝舞弊情事。此事川民眾口一詞，絕非冤枉，而以南充區為最。其他各地亦皆如此。我設行營是為救民救川，而兄等竟以中之名義害川害民，且使中央信用掃地。行營人員在川之嫖賭貪汙，無所不為，不僅聲名狼藉而已。國家危亡至此，行營責任重大，而乃驕奢淫佚，如此豈不惡貫滿盈?何以對人，何以救國！中正罪惡實上通於天矣！不滅何待?以後究竟如何處事與兄等自處之道，盼祥以教我。
中正手啟。寒申機鄂。”
1940年3月19日，蔣介石又致電四川省政府秘書長賀國光，講述了其偶遇壯丁押運的故事，全文如下：
“成都，省政府賀秘書長，密。本月十七日下午五時，巴縣第四區雙河鄉巡查隊第七號餘漢青者，仍用繩索捆綁曳帶就征之壯丁經過清水溪，殊甚驚駭。巴縣如此，其他各縣更可知矣。餘當時問之壯丁與其帶壯丁之差役，為何要如此用繩索曳帶壯丁？差役稱恐其逃跑；而壯丁則稱，我等並未有一人逃過。可知差役之狐假虎威，故意作惡，而使政府與人民隔離，下情不能上達。而各縣縣長與主持兵役之人員亦隻知坐在衙門催逼各鄉交解壯丁，而不到各處親自視察征兵實情，與先切實告誡帶領壯丁之差役，使差役明瞭征兵意義與尊敬愛護就征之壯丁，以及慰勉其家屬，使之發生榮耀心。而反將壯丁拽捆載道，違反征兵之良法，殊為可痛。
餘又見當時曳帶壯丁之差役巡查隊第七號餘漢青者，手指上帶著甚重之金戒指，更可知差役平時下鄉之勒索貪汙之實情。若不嚴加改革完辦，則兵役必日加困難，而且使就征之壯丁不知為榮，反覺為辱。未犯罪惡而形同囚犯，其有人再願就征而不逃避乎？此皆上下兵役人員與縣長應負全責。以後應徹底革除用繩曳綁壯丁之惡弊，並認此為兵役人員作奸犯科、違背法令之莫大罪惡。一麵由軍管區司令部編定征兵宣傳綱要及愛護就征壯丁；一麵慰勉出征軍人家屬等之各辦法，嚴令辦理兵役之大小人員熟悉實行。
關於最下層征兵帶兵之差役，尤應由縣署之兵役科長與縣長切實訓練告誡，一麵親自督察探訪，有否此等虐待壯丁，牽曳帶壯丁之不法行為。如有犯者，應以作奸犯科論罪，就地懲治。又應嚴防差役下鄉勒索拷詐等弊。否則惟兵役科人員以通同舞弊之罪是問。
此次除巴縣縣長與兵役科長各記大過一次，並將該巡查隊劉隊長與餘漢青嚴加斥誡以外，而餘漢清手上所帶重戒指應由縣長負責嚴審其所自來，切實詳報。
特通令全省各專員、縣長、全體辦理兵役人員切實遵照施行。如有違者，必以作奸犯科、破壞兵役治罪不貸。
中正手令”
既然是委座指示，那下麵肯定會貫徹執行了，然而到了民國三十三(1944)年以上優待壯丁政策依舊未能如願，反而更加惡劣。以致於同年7月21日蔣介石在黃山整軍預備會上痛批:
“現在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兵役署主管人員要知道不僅是你們失職無能，而且是我們軍委會全部的恥辱，我對於新兵如何征集，如何待遇，如何接收，應該怎麽樣考核，應該怎麽樣改良，一切具體的辦法和步驟，五年以來，不知說了多少次，而到如今還是這樣腐敗，還是一點沒有改進！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麵目作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莩，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征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這種情形，兵役署長知道不知道？現在軍政部在貴州沿途都設有合作站，你們所派的站長幹的什麽事？這個責任究竟應歸那一個機關來擔負？可知我們現在一般機構真是有名無實，內部一天一天的空虛，一天一天的腐敗，長此下去，我們國家隻有滅亡。”
這份民國時期筆據，就是一段曆史的縮影，充分反應了民國那段時期的種種黑暗。抓壯丁是戰爭時期強征兵役的一種通俗說法，這種行為不僅僅在以前的中國有，在國外也很常見，尤其是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今天我們已經看不到這種不人道的事物，但曆史是不應該被我們遺忘的。
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一個婦女呂玉蘭留給世人的，是一段段感人的事跡和那不滅的革命精神。不僅僅是她一個人的英雄業績，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她的經曆，是一個農民年輕女性在重重困境和挑戰中，自我積極地把生命的全部熱情和青春的力量，獻給了新中國進步事業，極其生動的詮釋了毛澤東時代的勞動模範所達到世界人類真善美的最高高度，正是有了像呂玉蘭這樣的人，毛澤東時代才更加豐富和多彩。她走了，給人們留下毛澤東時代一筆豐富的政治遺產和物質遺產，她頭上裹著的白毛巾和樸實真誠的農民式微笑化為永恒。成為曆史不可磨滅的紅色記憶。
一個《農民》，呂玉蘭是新中國最年輕的合作社社長。帶著十幾個姑娘改造村裏的荒沙地。1958年入黨; 1960年任本村黨支部書記;她和陳永貴、王進喜一樣，憑艱苦創業，成為全國勞動模範，全國三八紅旗手。作為工農兵的代表進入“紅色政權”，擔任公社書記、縣委書記，1969年她在村裏廣播中聽到自己當選為“九大”代表，之後擔任了河北省委書記。這是新中國第一位女省委書記(不拿工資，在村生產隊記工分)，曾是黨的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還作為青年、農民的代表出訪朝鮮、阿爾巴尼亞……後來，她和那個時代的模範陳永貴、吳桂賢、郭鳳蓮等人的命運一樣，失落在春天的故事裏，她由省委書記降至正定縣委副書記。但她能上能下，任勞任怨，住的是縣委一間破舊的機關平房，吃的是從大食堂排隊買的飯。這期間，與時任縣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同誌在工作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93年3月31日，53歲的呂玉蘭因病離世。這位11次受到毛主席接見的全國勞動模範，化作清風而去。
什麽是英雄，英雄這個名詞是文學分析與心理學常用的概念。民眾對英雄的詮釋是那些傑出的、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從古至今，時勢造英雄，江山代有英雄出，各個時代對英雄的解釋不同，在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毛澤東時代，是工農兵英雄輩出的時代，呂玉蘭從農民中脫穎而出，是我們那一代人學習的英雄。
呂玉蘭當年寫的那篇《十個為什麽?》今天讀來，仍然振耳發憒，摘抄幾句，溫故而知新。摘抄如下：
我傻不傻呢?我不會損公肥私，不會投機取巧，不會打自己的小算盤，要說這就是“傻”。我就算“傻”。
腦子裏“公”字掛帥，就是共產主義頭腦。
送來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場送掉了，禮沒有白送的，送禮的人想的是送一個，得十個，受禮的人是沒有不上當的。階級敵人慣愛來這一套，我們要加倍警惕。
我常想雷鋒說的這句話：我活著就是為了讓多數人活得更美好。這話對，讓絕大多數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
參加勞動不能忘，艱苦樸素最高尚，全心全意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樁。
無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革命不是做買賣……
這是呂玉蘭的立言，按照中國人古來立功、立德、立言的標準，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呂玉蘭做到了，立了一個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如女又是農民的家國天下之大功。
呂玉蘭立了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之大德。
呂玉蘭立了《十個為什麽?》之大言。呂玉蘭雖不是理論家，但她講的自己在實踐中得出的經驗勝過許多理論家的洋洋萬言，多少的演講和文章如大風刮過，痕亦無痕，人們不知所雲。
而呂玉蘭的《十個為什麽?》做為紅色經典發表58年後仍被人們清晰地記住，我們今天還在討論它在新時代的含意，足見其立言的價值。
呂玉蘭，她與山西的陳永貴，河北的王國藩、耿長鎖，山東的李田英等農民帶頭人，積極地探索新中國農業發展之路，率領群眾戰天鬥地，誓把山河重安排，他們在基層、田間、工廠、地頭、炕頭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嘮嗑,把共產主義理想的種子埋進群眾心田生根開花結果。今日嚐來，這是沒轉基因的精神食糧讓人回味無窮。
今天重讀呂玉蘭的《十個為什麽?》，為今天互聯網上不絕於耳的千萬個為什麽有著醒腦開竅的現實意義。為找到《十個為什麽?》的全文，要在走資派特式政府的官方媒體的網站上都己搜不到，隻有在烏有之鄉，昆侖策、民族複興等紅色網站上找到的，是呂玉蘭愛人江山在一篇文章中一字不漏地列出來，所幸這一燦爛星火依然閃爍。
江山最近發表的《毛澤東思想哺育呂玉蘭茁壯成長》一文，讀者無不為之感動。《十個為什麽?》，在洗盡鉛華之後，留在中國人民記憶中的依然鮮活。呂玉蘭所代表的是不摻半點假的真共產黨人的奮鬥精神，是純紅色文化中一種超越時空的力量。
所有的時代都需要英雄，不同時代造就不同的英雄。
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換了人間，40多年來，再也沒有出現呂玉蘭、陳永貴這樣的勞動本色的榜樣。
看這些冒出來的“領跑時代傑出黨員”、“全國勞動模範”、“改革先鋒”們應運而生，紛紛登場，他們大多住的是豪宅、坐的是豪車，上下車有人給開門，還有專給拎包的，辦公室有人打掃衛生端茶倒水，下雨有人打傘，前呼後擁，美女如雲，花天酒地。這是資本家的榜樣。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資本家的榜樣發作起來有時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海交大王德峰教授最近很火的一段視頻講道：“今日之中國，縱欲洶洶，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華民族形成了一個這樣的民風，各施其能，各謀其利，紛爭付之於法律，前途交給了偶然，當然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這個民族伴隨著重功利、輕道義，這個民族將內不能安，外不能立。一個民族，不可能以誰擁有的貨幣，作為這個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
如今走資派時代的信任危機，並不是三年疫情造成的，而是四十多年的曆史遺留下來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如今想當好人也會被社會一次又一次地“毒打”，當信任被一次又一次的削弱消耗了，未來的中華民族該何去何從呢?”
真正的英雄應該是普適於所有的時代，可當今走資派特色政府所樹立的標杆大多立不住，如許加印被捧上天後還是摔下來了。另一個柳傳誌已被千夫所指口誅筆伐。
走資派特色政府在各行各業立樹立的大大小小的典型雖然都是大資本家頭麵人物，卻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典型那麽的受大多數人的尊重，那麽的讓大多數人能口服心服。有的甚至反遭唾罵，群眾渴望的時代英難不是皮帶哥、教父、馬爸爸。這些人不配英雄模範的稱號，因為他們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公仆，而是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資本老爺官老爺。他們把曾是國家主人的工人和農民變成他們的雇用勞動力。用住房、醫療、教育等各種巧立名目的改革，侵吞國有資產，榨取老百姓血汗錢。製做彈衣炮彈腐蝕幹部，用離岸的高招把不義之財一筆筆地轉移到國外。中國人民為之奮鬥的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目標被就這樣被他們給顛複了! 這些造改革開放時勢的“英雄”們，造成了中國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給大多數人民造出太多的痛苦和災難。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模範，很長時間沒有見到呂玉蘭、陳永貴、雷鋒、焦裕祿式的英雄了，人們越來越懷念他們，懷念那個革命熔爐火最紅，人人爭做英雄的毛澤東時代。中華民族需要如呂玉蘭、陳永貴、雷鋒、焦裕祿式的英雄。隻有資產階級才需要教父、馬爸爸式的“英雄“。
陳永貴在臨終前歎道：“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場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 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呂玉蘭沒留下遺言，無聲勝有聲。我采訪過南街村的王宏斌，大寨的郭鳳蓮，他們對陳永貴、呂玉蘭念念不忘的深情，讓我看到了毛澤東時代好幹部的影子。我一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打交道最多的是石油工人和冀中的農民，我們老百姓深感今天的時代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需要呂玉蘭這樣不脫離群眾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謀幸福生活的真英雄。
《前無古人又後無來者的幾個農民》。
清明節，在呂玉蘭的忌日走進呂玉蘭紀念館，猶回到心靈漂泊已久的精神家園。
清明節，祭電影《英雄兒女》王芳原型之一解秀梅。
清明節，祭“為大多數人謀幸福”慷慨就義的李大釗。
清明節，祭高喊“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的抗日女英雄趙一曼。
清明節，祭“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的江姐。
清明節，祭當年幾千萬中華兒女熱血豪雨曆經九死一生的苦難如此的壯烈。
清明節，祭陳永貴、呂玉蘭等英雄模範。
在為爭取中國的和平年代竟如此不易，如此的艱辛之下，這些走到群眾前麵的共產黨人，十分明確自己所為何事，所為何人。目的就是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就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翻身解放和謀取幸福。所以，人民群眾把他們看作屬於自己的代表，他們無愧於帶動群眾創造曆史的人民的英雄。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風吹浪打淘出真假英雄，假英雄泥沙俱下，真英雄振衣千仞岡，濯足萬裏流。呂玉蘭逝世三十多年後，人們更清楚地認識了這位毛澤東時代的真英雄，千秋青史垂功業，萬代玉蘭留芳名。呂玉蘭的一生就如同她的名字玉蘭一樣的美麗，玉蘭花在初春還沒長綠葉時就最早開花，最先花落。給人們與梅同致之感歎!雖然短暫，但已把足壓群芳的極致美麗獻給了人間。
東留善固為擁有呂玉蘭這樣一個慷慨悲歌的共產主義女英雄是何其的榮耀，她曾高舉起手中的共產主義火炬，燃得十分光明燦爛，那一代人正在消失。
蔣介石國民黨中華民國時代抓壯丁。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國內外權威人士估算：國軍中被抓壯丁後的二十多年中，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
在中華民國時代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後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裏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甲、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間，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000萬人。
乙、《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二是“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即有400萬。兩項合計500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丙、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在1937年至1945年征出的1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隻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為4165485人。如果考慮到傷員傷逾歸隊情況，並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1937年至1945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丁、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陳誠。
還原最真實的曆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
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上述對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在1000萬人左右的估算，我們可以依據國民黨政府及其將領等公布的數字，予以驗證。已知條件、驗證公式及計算結果如下：
已知：
①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為1405萬人；
②1937年至1945年部隊減員總數為417萬人，含同期逃亡32萬人；
③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不含警察、軍事機關、軍事院校及非正規編製的保安部隊，下同）人數為252萬人（1937年上半年中國陸軍有步、騎兵師192個，獨立旅65個，獨立團79個，總兵力為202萬人，預備役50萬人）。
④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為422萬人（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5年7月陸軍整理計劃，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擁有步兵、騎兵280個師，炮兵32個團，工兵、輜汽兵、通訊兵、憲兵等特種兵共81個團又50個營，連同挺進部隊在內，共有兵力422萬人）。
⑤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製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即所謂“曲線救國”）50萬人。
∵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遺棄不明下落的，下同）=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部隊正常減員數=1937年至1945年部隊減員總數-同期部隊逃亡數=417萬人-32萬人=384萬人。
∵抗戰期間部隊擴編數=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人數=422萬人-252萬人=170萬人。
∵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50萬人。
∴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1405萬人-384萬人-170萬人-50萬人=801萬人。
上述計算結果：1937年至1945年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占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1405萬人的57%。
美國人判斷：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於陣亡士兵。
上述計算結果雖然依據充分，但卻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萬名傷員中，多數傷愈後都要歸隊；
其二，因病死亡的42萬人，多與受到虐待有關；
其三，由於“吃空”盛行，國民黨軍隊實力始終是一筆誰都說不清的“糊塗賬”；
其四，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405萬實征壯丁數，很可能是被人為壓減下來的，實際數遠遠不止。
如果依據蔣夢麟遇到的那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陳誠）的估算，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很可能超過一千萬人。
以1937年至1945年實征1405萬壯丁計算，這個估算似乎離譜，但若考問1937年至1945年各年度的實征壯丁數，又不無道理。
根據何應欽和程澤潤提供的數據，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年均征出壯丁300萬人。1943年5月以後兩年多，準備實施戰略反攻了，每年卻隻征出壯丁100萬人左右，降幅高達三分之二。這不合戰爭動員的常理。
又據當年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征兵“過去每年配額是兩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卻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並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現了拉壯丁的高潮”。[xxii]
如此，我們不能不推斷：作為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拉壯丁”數額之大，對壯丁命運之慘，對役政腐敗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後有人跟他算“壯丁賬”，有損於國民黨政府的形象，把1937年至1945年壯丁征出總數，人為地壓了下來。
上述推斷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唐縱日記》。唐縱在大陸期間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內政部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餘萬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數以上。”
假設國民黨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這兩個時間段的征兵，按照程澤潤1943年5月報告陳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強度（即年均征兵300萬人）不變，8年抗戰，其征出壯丁總數應該接近2000萬人。
如果真是這樣，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關於死亡壯丁占壯丁總數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將達數百萬之眾。
還真有敢說這話的。
格蘭姆·貝克在《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一書中，就判斷：“死在路上，死在征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如此一說，更讓人不寒而栗。
還原最真實的曆史: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淚血大控訴
解放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188萬人，其主要方法就是開展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幹部黃流、單俊峰著文等記載，在改造胡宗南嫡係部隊第7兵團政治整訓中，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召開控訴大會之後，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473團士兵何思勤控訴之後，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隻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準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複了正常。
第351團機1連士兵溫成碧家裏有4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在舊軍隊裏又遭雞奸，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還說：“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後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苦完了還不夠，一人來到會場，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表來到他麵前後，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追悔過去，痛罵自己“沒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堅決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
訴苦大會之後是“公祭宣誓”活動，隆重集會祭奠該兵團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慘死的親人。
“公祭宣誓”活動後，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寫了請求早日加入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血書，有4546人在申請書蓋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時代老百姓親眼目睹：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後，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於饑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饑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後，這些新兵被餓得麵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他們大聲小聲呻吟著：“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後，饑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紮著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著。人雖死了，而兩隻眼睛還在睜著，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隻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願死，拚命的兩隻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一九四二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隻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著我，我扶著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淩晨，接兵連押著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係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雲家的空房裏，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餘名；餘者大半無衣著，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麵，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