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好下場
毛澤東：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
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
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
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
借口“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去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允許，這是方向性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麵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隻有靠在外麵。
有的同誌鬥別人很凶，鬥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誌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的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有的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麽辦？〕怕什麽？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麽？要將“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那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的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製，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製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致”。這是什麽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麽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那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麽到現在還這麽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麽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什麽是“正確的道路”？什麽是“正確的方向”？什麽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係同誌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什麽“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麽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製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麽人，搞的什麽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作夢！
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鬼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有《公平競爭》和《霸權競爭》之區別。遇到《霸權競爭》時就無《公平》而言了。如果在國與國之間的《公平競爭》之下，最終是兩國間的文化的競爭，也是精神信仰的競爭。因為文化和信仰左右著國民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和意誌力。同時信仰也決定了國家的號召力，組織力和凝聚力。信仰的層次決定了思考的深度，精神的高度和目光的遠近。
由於中國人的勤奮，功利，導致中國的各自奮鬥一盤散沙，然而由於中國人沒有信仰文化，所以導致了中國人的發展和影響十分弱。人類文明的先進必須是全方位的先進，文化思想意識和軍事的落後是最大的落後。無海權，無擴張，無軍事經濟的引導就必然亡國。上不得馬，拉不開弓，隻能寫豔詞情詩，難道不是落後。不迷途知返，還喋喋不休抱怨什麽文明被野蠻征服啦，這種不知羞恥的思想更可怕，先進了就能不被挨打嗎？不被羞辱了嗎？挨打了就必然等於落後，被羞辱了難道就不是被挨打嗎？北洋水師在當時不強大嗎？
中華民族先賢在春秋時期創造了燦爛的多元化思想文化，人生大義到春秋止，同樣，在信仰方麵，墨家也有所涉獵。但是從漢初到清末，中國人對自然的認識，對人的本質的認識以及社會的組織形式，由於指導思想的選擇錯誤，沒有任何本質的變化或進步，所以，中華民族複興的第一要務是《去毒》或必須要進行文化大革命。
福澤諭吉，日本民族現代化的靈魂人物。福澤諭吉認為， 一個民族要崛起，有三個方麵，第一是人心靈的改變，第二是政治製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層麵、經濟層麵的改變，這三個層麵的順序應該是先是心靈的改變，然後 是政治體製的改變，最後才是經濟的改變。美國之所以取得成功，現有清教徒思想，再有哈佛大學，又有獨立宣言，建國100年後才有兩黨製。
福澤諭吉說，如把這一次序顛倒過來表麵上看是更快一些，但最後是走不通的。福澤諭吉這個話早在中國搞 洋務運動之前就說了，可是中國人在福澤諭吉之後總是要走一條他預言走不通的一條路。李鴻章，張之洞，鄧矬子皆如是。
中華民族是勤勞智慧的，富有犧牲精神的，中國的國土資源和國土麵積達不到地大物博，但也絕不狹小貧脊。中國人不去征服，開拓新的疆土就已經夠恥辱的，但還一而再，再而三地亡於外敵入侵。
多次被成百上千萬的屠殺。這究竟是為什麽？答案是文化出了問題，造成了中華民族的災難。
中國的文化人自先秦之後，對人類文明和思想的唯一貢獻恐怕就是發明，把玩和歌頌女人的三寸金蓮。女人的受害和病態是在腳上，而文人的病態和畸形是在腦子裏。從董仲舒到康有為所有的崇儒文人士大夫人人有份。一個也不能放過，一個也不能饒恕。他們所做的就是對權力的磕頭，他們的勇氣就是對太監的攻擊，他們的唯一手段就是顛倒黑白無恥造謠，他們的集體特征就是無信仰，官僚，功利和自私，以自家的走資派鄧小平式的小康生活為終極目標。
事實上，這世界上天然就存在兩種文化，一種陽剛或鷹，一種陰柔或白兔。兩種都有存在的理由或必要，關鍵的問題是選擇哪一種，陽剛者打人，陰柔者（或韜晦者）打工於人。
走資派右派及文人騷客刻意抹黑象秦始皇，漢武帝，楊廣，朱元璋，朱棣，毛澤東這樣的漢民族大英雄，但是他們畢竟是賦予了中華民族另外一種不屈奮起的特質 。而走資派們被羞辱了難道就不是被挨打了嗎？被羞辱了還高呼著“命運共同體“？被羞辱了還舉著“互利共贏“？被羞辱了還乞求要“和平“？被羞辱了還拿農民工的血汗錢去喂狼。
一般認為一個國家的構成要素有：國土等自然資源，國民和政治製度。其中國民是文化載體，國民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價值取向，組織動員力構成該國文化。文化的因素也影響製度的建立和實行，製度和文化必須相輔相成，上層建築不僅被生產力所決定，也被固有的文化所製約。
現在世界上國土麵積較大成功的多民族國家是美國和中國，美國是移民國家，它靠殺人征服和上帝保佑實現的美國熔爐—民族融合。它的兩手都是硬的，他建造了帝國輝煌。
而中國近幾百年來卻是被征服實現的民族融合和國土麵積增多。以前中國還有毛澤東思想，走資派複辟以後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什麽也沒有，靠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過度消耗混個世界加工廠而已。現如今的國際社會就如同一個地球版的戰國時期。
美國就是強秦，中國是齊國，日本燕國，伊斯蘭世界就像楚國，趙國是俄羅斯。在如此國際環境下，中國如何避免重蹈齊國覆轍，被強秦橫掃六合。力爭發展自己削弱美國，努力實現軍事上美國要回到美洲，亞洲不能有亞洲國家之外的軍事存在，經濟上實現黃金結算，廢除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中期戰略目標，接著進一步挑撥日本向美國複仇，美國內部的獨立運動，墨西哥和美國的領土糾紛等徹底肢解掉美國，美國太大啦讓過多的國家不舒服。對於美國，美國的國家戰略目標就是建立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文明體係。這不僅是政治，經濟，軍事戰略硬實力的對抗，也是文化戰略軟實力的對抗。中國應當繼承先秦先哲，借鑒西方優秀思想，發展中國自己的科學民族文化。
究竟什麽是文化，不知道別人如何定義文化，認為文化是除去物質本身之外，被人所創造的全部精神方麵都是屬於文化，也包括長期積澱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心理習慣等。它被人所創造，反過來又可以影響人的思維和行為，也就是以文化人。
比如汽車本身不是文化，但汽車如何造，造什麽樣的汽車，如何使用汽車就體現了文化。
比如，艱苦奮鬥文化，暴發戶文化，貪腐文化。還有人們常說的沒文化也是一種文化，沒文化，農民意識。兩個男女是夫妻但是沒有上過床。這就一農民意識，沒文化嗎？把所有人的關係都以離床的遠近去衡量，這個指標最科學嗎？有人“送花“，有人說，花是什麽? 有人這樣回答，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隻有變態，窺陰僻的人才喜歡花。這是沒文化外，還加了個不浪漫嗎？談論鑽戒，有人說，沒有實用價值和科學進步意義的都是垃圾。被定義除玉米棒外心無旁物，什麽也不知道，整個一農民。好啦，這沒文化的農民接著能談文化嗎？
《文化》隻能是文化人在談嗎？誰是《文化人》？就一個人的文化特質和修養可以體現在哪些方麵？現如今的特色中國人議論可多啦。
人的信仰和信念是人生目標的堅持和追求，個人就像風箏一樣必須有條線拴住這就是信仰，嚴格地說現代特色中國是個沒信仰的國家。敬天法祖的定位缺乏終極真理的追求，文化的高度上不去。曆史留名的信念在中國起了信仰的替代作用。信念是具體的，信仰是未來的。
《道》道路的選擇，正確的路線或正確的思想體係，比如必須要相信民主，但是現代特色中國應當先要文化革命，建立信仰才是正確的道路。儒家對道的解釋是宇宙規律和秩序或人倫法度，而非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歸宿，因此它無需強調自律和契約精神，它也就不需要神和上帝。而共產黨信仰的上帝是《人民》。而非如今的封建迷信。
《德》是價值取向，對社會公眾的責任。人們對自私自利私欲的拋棄或追求，《德》決定了肯定大寨還是小崗。儒家的倫理隻有私誼沒有公德，這樣的德沒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儒家的德往往執著於對尊者，長者或儒家原則的倫理情感，而非理性。
所謂的道德契約，其實質是人類為了群體的健康生活是個人和人類未來，人類集體所訂的契約，為了這個契約的神聖，於是有了上帝。敬神立人。這是理性。中國傳統不學禮無以立，是倫理儒家的德，前提是不平等。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範的是曾國藩—有君，有親有術，有功名，無蒼生，無黎民。吳佩孚是個非常有德之人，但是信和道上不足，曆史貢獻也就差了些。
《識》眼光，科學預見，思維方式，能夠把握未來，具有戰略目標。
《才和行》具體戰術實踐，整合和行動能力，對客觀環境的了解和適應，認知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方麵在傳統文化中法家遠勝儒家。
《知和學》知識結構，對自身的了解對外部世界和曆史的了解和熟悉。
其中《信仰》最為重要，人之所以成為人區別於動物關鍵在於他有信仰。這些不同的方麵也相互影響。
人類的知識應該有下述幾個層次：
第一層次：情感，語言，表達，表述。事物的表麵及規律的認知，記述等。如詩歌，小說，戲劇，地理，植物，農業，音樂，繪畫等
第二層次：抽象和邏輯認知能力的應用，自然科學知識。這方麵中國幾乎是空白。空白的原因在於中國人人生目的意義的殘缺性-----隻有食色人生。
第三層次：管理組織技巧和政經社會，軍事知識。這方麵中國的法家非常強大，商鞅，鬼穀，韓非的思想不輸任何MBA。
第四層次：自然的綜合關係，人類思想的改造，教化，人生的目的，人類發展的走向，哲學，宗教知識。中國在這方麵的貢獻聊勝於無，有過墨子的靈光一現，然後兩千多年的黑暗，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讓中國人有了自己的上帝。沒有崇高性的民族隻能做別的民族的附庸或者被滅掉。
同理，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層次也如下：形象認知，物理化學的認知，機製和內在科學規律的認知，哲學綜合和上帝認識和創造。
而人的知識，邏輯能力，情感立場和信仰決定了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高度，一般遵循如下規律：1）天然的質樸正確，2）一知半解自以為是的似是而非如胡亂邦對毛爺爺的非議。3）廣泛涉獵全麵思考理性邏輯下的迷途知返。4）正確信仰下的自覺。5）預見早50年的先知。
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人格也導致了人不同的生活追求：
初級的追求：是走資派鄧小平所倡導的追求先富，是物質的沒有超越動物的豬狗似的食色欲望，本能的，功利的。孔老二所實踐的小康生活-----要牛肉幹，泡南子，周遊列國想當官----猴子，獅子也追求做官，所以做官也是動物欲望。
高級的追求：是精神的或倫理的，屬於理性的科學哲學藝術生活。有些超越生命之外的追求。
靈魂級的追求：是聖徒的信仰式生活，目的是救贖人類或民族的，比如：摩西，耶穌，佛祖，穆聖，希特勒，拉登，在他們看來，財產名譽都是身外之物，學術文藝都是暫時的美景，唯有靈魂生活充實才是最具內涵的。
最高級的宇宙追求：像霍金？
馮友蘭把人分為四個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他是中國學問，不講靈魂，自然和功利也是一回事沒必要分開。
所以文化問題也是人生問題。一種文化代表了一種特定的人生方式，某種人生方式又會產生特定的文化影響他人的人生觀。
比如毛主席帶領他們那一代真正的共產黨人建立了一個平等的新中國並且保衛建設了新中國。由此也產生了紅色文化。和一係列的人民英雄。
中國變修複辟後又產生了自私的小崗文化，貪腐文化和黃色二奶文化，也有仰望天空的表演文化。
一個民族的文化智慧和思維深度決定一個民族的未來和戰略出路，而一個國家的文化它也影響國家的戰略，意誌，政治，凝聚力，國家的創造力以及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最重要的是不同的文化也影響或認同不同的管理方式：如家長式，官僚式，專家式和道德式如紅軍時期的民主大協商。
走資派被羞辱了難道就不是被挨打了嗎？這也是一種文化，是奴才文化。是投降文化。是太監文化。是賣國文化。是缺鈣文化。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學生運動代表時的講話》
時間：1967年9月16日。文革進行一年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時至十七日淩晨一時，周恩來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長接見了北京大專院校天派代表，並作了重要講話。
參加接見的還有戚本禹、姚文元、葉群、吳法憲、傅崇碧、李鍾奇等首長。江青同誌主持會議。領大家學毛主席語錄第一頁第一段、第3頁第三段、第224頁第二段、第229頁第二段。
江青同誌說：小將們，今天開會。小將們，你們不是老將，是小將。現在請總理給我們講話。
周恩來：有些事商量，找一些大專院校紅代會、各學校一些代表來會談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直到現在分成兩派：一個叫天派，一個叫地派。今天找天派，天派的後台可能有我一個(伯達：陳伯達。康生：我是地派的後台)，對我是個新聞。有個很好的經驗教訓，我們喜歡坐飛機，一個經驗，坐飛機從地上到天上，最後還要到地上。
我希望號稱天派的回到地上來。天派對形勢有個錯誤估計，任務是從形勢來，我有一次看過清華《井岡山》小報，對形勢估計很壞，說要跟毛主席上山打遊擊，毛主席是少數了，是悲觀的，到處傳聞。
最近又比如，七·二O後，在天安門上支持八·五大字報，我同謝富治也遇到幾位。韓、蒯等幾位同誌，是第三次革命大串連階段，北京學生到外地。中央根本不是這樣，全國掀起那麽大的批判高潮，還開了百萬人的大會，形勢大好，大聯合，大批判。為什麽還要出去搞串連？我們否定了這種看法。
盡管這樣說，可是許多同學回去還是這樣估計，把人派出去。八月十日十一日兩天我和兩方代表都談話，批判了這種形勢估計。清華走得最多，四、五千人，北大也不少(伯達：北航也不少)因為聽外麵來電話，叫他們回來，就是不理。(江青：清華出去五千揪軍內一小撮。今天出的報紙專門反對我，蒯大富到今天還反對我。蒯大富來了沒有？你站起來，我今天批評你，嚴肅批評你，你要作檢討。今天是批評，不是打倒你)
武漢“三鋼”“三新”到北京犯了同樣的錯誤，也是悲觀。“現在是反動的資本主義複辟前夜”“全國都要複辟”，這樣估計，任務怎麽提？“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奪誰的權？奪毛主席的權，戰爭解決什麽問題？就是奪我們軍隊了！所以揪黨內一小撮到軍內一小撮，宣傳上犯了錯誤。我們犯了錯誤，我們要負責。八月中也還這樣估計，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肅清錯誤口號，肅清這個口號的影響。
我們向大專院校談過多次，和各地革命派也談過，但始終我們的話不靈。北京一派形勢悲觀，還在傳布揪軍內一小撮，和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所認識大好形勢背道而馳。武漢反革命事件後，引起了各地的注意，這個教訓，引起各地軍隊認識自己錯誤，馬上承認，改正了。
解決各省市這方麵的問題，比較快，差不多江西、浙江、湖南等省都在這個時期得到解決，比上半年要快得多。因為我們的領袖是毛主席，是無產階級，軍隊是毛主席領導的，聽毛主席話的，是林副統帥親自指揮，一聲號召，馬上解決。
武漢也是如此。中央一聲令下，馬上解決。事情是毛主席說的“三相信”，北航同學也參加的，了解嘛，沒有什麽了不起，武漢陳再道、鍾漢華這樣的人有多大作用，一下就解決了。
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二個年頭，過了三個半月，革命總是深入了，向廣度深度發展了，有的成立了革委會、革籌、軍管會，總之把革命推向前進了。在這樣的年頭裏，我們要求把革命、兩條路線鬥爭、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權更深入推廣，爭取勝利，鞏固勝利，抱著無限信心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大專院校不相信我們的話，主觀臆斷，主觀主義，錯誤估計形勢，“理想”不小啊！可努力方向背道而馳。前幾天，江青九月五日講話，放了錄音，講了三個問題。
在這三個問題上你們的做法剛好相反。第一個確信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在這個時候是主要鞏固領導中心。《文匯報》十四日社論，領導核心首先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正因為有這個核心，所以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江青、伯達和我談了“五一六”陰謀反革命，破壞黨中央。
姚文元文章發表，最後一段突出性質，突出一小撮壞頭頭蒙蔽群眾，揭發出來就行了，要認真對待，但不能擴大化。他們是從“左”的方麵動搖黨中央。“五一六”就是企圖挑撥黨中央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關係，矛頭好象對準我個人，其實同樣對準中央文革。
我和中央文革共同戰鬥，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天天一起戰鬥。這樣一個戰鬥關係，統一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揮下。是鑽什麽空子？從右、極左鑽空子，到處傳布，不利於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利於鞏固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動搖不了，他要幹擾我們的工作。
今天我要再講“五一六”問題。幾個根本觀點要說清楚。
一、隻是少數，不要擴大化。當然要揪後台、黑手，不要到群眾中去抓一大片，揭發一大批。他們隻是靠造謠，他們沒有多少人，沒有什麽了不起。這種組織揭發後不要擴大化。在群眾中這派揭那一派，那一派揭這一派，兩派矛盾越來越深，也揪不出來。最近對“湘江風雷”頭頭，有壞分子，一下子看成壞人很多，同意了省軍區報告，抓人多了，犯了錯誤。這是有範圍，現在是全國範圍，它(“五一六”)似乎稱八個方麵軍，名字叫方麵軍。其實隻有幾個人。“紅旗軍”全國也隻有這幾個壞頭頭，揭發後沒有多少，以後就不聽他們的造謠。
二、我們讚成你們在學校各組織清查出這樣的人，確實不要亂竄，自己弄清頭頭，和壞頭頭劃清界線。最好是本組織，不要別的組織去搞，如農大。地派“東方紅”，認清了秦化龍叛黨真憑實據，直至在揭發前，我提了意見，他們很聽我的意見，審查他，昨天把秦扭去。秦已交衛戍區，我通知了，接受下來，這樣搞很好，不但如此，還把農大“東方紅”與“五一六”有關係的弄清楚，告訴我，並分析為什麽有這種思想，這樣做就不能擴大，這樣做就很好嘛！象在安徽“九五”講話，兩派打電話回去，都把自己方麵的黑手揪出來，揪出來以後並肩遊行。
(江青：二十萬人。康生：兩派並排)
好派、炮轟派並排遊行，爭先恐後、繳槍恐怕落後，自己把壞頭頭抓了去，送到軍管會。這樣的事情應該提倡。農大走資派沒有參加你們這方麵。農機大、地派，你們應當歡迎人家調查秦化龍。如天派，北航“紅旗”也有地派，他們是合作的，這樣行動有利於黨的純潔。至於“五一六”也要有這種精神。
三、對於“五一六”，也要把頭頭揪出來，還是要搞大批判，大聯合。
不要因為一度受蒙蔽，就看成全體不好了。這不是毛澤東思想，是主觀主義，把群眾推到對立麵，挑動群眾鬥群眾。
四、批判“五一六”以極“左”形式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核心領導。我們文革有什麽矛盾？我們平常談話當然不完全一樣，各有各的風格嘛！
(康老：反映一種思想，與赫魯曉夫一樣，勾心鬥角，你打倒我，我打倒你，資產階級這一套)
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不是毛澤東思想。“五一六”從極左方麵幹擾，極左，實際上形“左”實右。我們指出“五一六”的反動性，但不能允許老保翻天，不能認為二月逆流對了，不能借此機會翻案。隻有這樣，才能鞏固毛主席核心領導。
象《文匯報》講的，從中央核心鞏固起，到地方核心鞏固，你們就要問問自己，錯誤估計以毛主席為首的核心領導，你們不知道我們內部的政治生活，胡思亂想，把中央領導同誌分成這一派那一派，幹擾、動搖中央核心領導。是受壞人利用，要揭發問題、要檢討，走資派要想動搖，特務分子要想動搖，姚文元文章、九月三日(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的大方向)的領導寫了，要想動搖毛主席司令部，要想拆台，地、富、反、壞、右。你們啊！這是一種社會思潮，有的思想常常動搖，要深思，電話一到，好象從中央文革得到了什麽寶貝似的。
這種做法很不好嘛！從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愛國主義運動，受資產階級影響大，形成許多派別。五四運動發展後，北大分兩派：胡適之一派、陳獨秀一派，各派都又分了一派。在共產黨成立後，在毛主席領導下，建立正確領導，這仍然有不同意見。毛主席取得領導後，雖然有劉少奇進行幹擾，但總的方麵還是紅線。你們常常把毛主席的領導孤立成不能起作用，老是搬起石頭砸幾個人，這是資產階級的一套。
過去是北洋軍閥，可以這樣講，現在不能這樣講。不錯，有壞人，有特務，走資派，但最偉大的力量是毛主席。要相信這個領導，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準的文件、文章在你們中間就不能起最大力量，那裏你們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回想一九一八年時候，我們時代和你們時代不同，我們羨慕。要好好從天上回到地上，好好地想，哪些對，哪些不對。
另外江青同誌講了，我們要鞏固人民解放軍，因為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人民解放軍是支柱，不僅保衛國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衛我們，就是要保衛革命小將，不使走資派，壞人傷害你們。
而你們怎麽看？在一個時期，宣傳上犯了錯誤，你們就到處亂分析，隻能亂分析，有人分析：“林彪副統帥隻能指揮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還不到。”完全是胡說，看到解放軍發展曆史，從秋收起義到解放軍，一直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四個第一、四好連隊。林彪指示，解放軍做得是出色的嘛！我們怎麽能懷疑解放軍。
不錯，有壞人，青海趙永夫，內蒙王逸倫、武漢陳再道，是個別的嘛！絕大多數軍隊考驗過了。你們那麽衝擊，他們還保衛你們。看看語錄，怎麽能動搖信念。
靠戰爭解決問題，靠什麽武器解決問題，若幹青年人認識錯了，有壞人就上當了，你們得不到好處。
擁軍愛民，毛主席早就號召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江青跟毛主席把軍委八條命令發展到十條，擁軍愛民，八條實質是擁軍，十條實質是愛民。
應該爭取很好的一麵，這個時代，毛主席的時代，特別重要，因為麵臨敵人。要搞走資派，要把他們批倒批臭。
希望有最好的敵情觀念，敵情特點，一打內戰就忘記了。
很多地方群眾組織打內戰，現在許多領導靠邊站，應該通過大批判，達到大聯合。
北京武鬥破壞國家財產，工人農民帶著眼淚進去，帶著眼淚回來。有內因，有外因，有走資派挑撥，社會治安影響，這方麵要照顧大局，繼續揪軍內一小撮是錯誤的，跟軍隊對立是錯誤的。
要搞好學校、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如軍訓，好好支持。偉大領袖教導，學校最好搞軍訓，實現三性，隻有軍訓才能使無組織現象轉為有組織。
軍管。有些國家最機密的地方，必須軍管，不能實行四大。機要的地方，隨便進出行嗎？如大會堂，隨便進，行嗎？
(江青：再重申：昨天夜裏象強盜一樣衝進紅旗。革命小將，強盜哪有革命的。我氣壞了，要謝副總理懲罰，要無產階級專政)
五四青年節，談起《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不能不提到毛澤東。
毛澤東重新解釋了誰領導了五四運動，認為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國“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分界線。包括陳獨秀和李大釗等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從未認為這個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所激發或是共產黨所領導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周策縱曾就讀長沙一中，是與毛澤東相差十五年的校友。他在1960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五四運動史》中，記述了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毛澤東，和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解釋。
自3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試圖把五四運動說成是中國現代史分期上的一個分界線和該黨政治生涯的發端。它主要關心兩個問題：這個運動具有什麽樣的性質以及誰是它的領導者。
對於這些問題，早期共產黨領導人沒有給以一致的答案。那些曾在五四運動中起過作用的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和李大釗等，已經認識到這個運動的政治意義，並認為在某種程度上該黨的活動即是“五四”精神的發揚。但他們從未認為這個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所激發或是共產黨所領導的。1919年10月12日李大釗在《國民》月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對大東亞和侵略行徑，而不是仇恨日本人”的運動。他還說它不僅僅是一個愛國運動，而是（十分籠統的）“人類解放”的一部分。
1938年陳獨秀所寫的《五四運動過去了嗎？》一文，是對中共內部毛澤東等提倡的“農村蘇維埃”和“山區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其中他堅持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場“民主革命”。根據他的看法，這個運動應被看作自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一直持續到當時的“整個民主革命時期”的有關事件之一。照他的理解，“五四”時期民眾所要求的是民主和民族獨立，這些要求可羅列如下：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賣國賊。
反對舊倫理的束縛，促進思想和婦女的解放以掃除封建殘餘。
促進科學，破除迷信，推動工業建設。
反對文言文學，促進以白話文作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段。
促進人民權利，反對官僚政治。
在陳獨秀看來，一直到當時民眾所提出的基本上仍是這些要求，現在需要做的事是去實現它們。陳獨秀承認，五四運動的缺點是，它主要是由青年知識分子而不是工人階級發動和進行的。但他強烈反對流行的共產黨的看法，即“五四”時期已經過去。
受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概括性解釋統治的中國共產黨，不同意陳獨秀對五四運動的這種看法。毛澤東實際是被這個運動所喚起而開始其政治生涯的。從一開始，毛澤東就抓住和利用了這場學生和新文化運動對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麵的影響。
毛澤東自1913年春到1918年夏就讀於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這個時期的開頭幾年，毛澤東除了閱讀正統的中國曆史以外，還讀了一些嚴複等人翻譯的西方著作，如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穆勒的《邏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著作及希臘、羅馬文學等。但毛澤東不久就被《新青年》所吸引而放棄了早先的理想。如我們前麵已經提到的，毛澤東在1918年9月至1919年初第一次在北京逗留期間，曾深受北京大學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影響。
1919年3月毛澤東自上海回到長沙。在得知五四事件的消息後，毛澤東立即和長沙市的學生一起參加了支持北京“五四”學生運動的活動。這個事件無疑為毛澤東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由於支持和參加學生運動，使毛澤東從一個湮沒無聞的中學畢業生一舉而成為全國矚目的人物。毛澤東主編的延續時間不長的《湘江評論》立即受到《新潮》編輯者傅斯年的賞識，認為是與《新青年》、《建設》、《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每周評論》並列的全國最好的五六家雜誌之一，而毛澤東在《湘江評論》（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上所發表的支持五四事件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被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羅家倫稱讚為對學生運動作了準確的解釋。毛澤東在該文中指出，五四運動是學生、商人、工人覺悟到在爭取民權和社會組織的鬥爭中必須統一起來的結果。《湘江評論》1919年8月被湖南省政府查封，之後毛澤東赴北京和上海尋求對湖南學生反軍閥運動的支持。
1920年秋，著名學者和革命家易培基開始擔任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教師隊伍中增加了許多具有自由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新教員，其中包括曾在五四運動中出過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匡互生、夏丏尊，武昌中華大學畢業生餘家菊、陳啟天、惲代英，著名作家舒新城等。毛澤東在1920年秋到1922年冬季期間任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的校長。毛澤東的主要理論即“新民主主義”，並非全是毛澤東的創造，指出這一點也許不算離題。羅家倫1919年初在《新潮》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在引征韋爾（W．E．Weyl）的著作《新民主主義》（The New Democracy）時第一次把這個名詞引入中國。1922年1月28日，江亢虎用“新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作為其中國社會黨的理論。兩年後他又將該黨改名為“中國新社會民主黨”。“新民”這個詞梁啟超早先曾使用過，最早的使用可追溯到“四書”、“五經”中的《大學》和《書經》，但含意與毛使用的有所不同。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解釋還從許多其他著述者那裏得到借鑒。“新民主主義”論的形成就有可能受到了他從五四運動所得經驗和對之所作的解釋的影響。
1919年在長沙的毛澤東
1939年5月初，為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毛澤東曾在延安的報紙上發表過一篇題為《五四運動》的文章，文章開始寫道：
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了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
毛澤東對五四運動所作的這個簡要說明包含了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發表後6個月裏所提出的思想的精髓。毛澤東明確指出了三點：
（1）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一個新時期的起點。
（2） 民族資產階級可以而且也確實與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在一個統一戰線內參加了革命。
（3） 知識分子擔當了這條革命統一戰線的領導。
毛澤東在同一篇文章中還強調：
（1） 自鴉片戰爭以來近100年的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目的是要在自19世紀中葉起取代了傳統封建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社會。共產主義者應首先為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而鬥爭，然後把它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他認為這是“曆史必由之路”。
（2） 中國革命的實現依賴於某些社會勢力，即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結成的統一戰線。
（3）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
在這篇文章發表幾天後，毛澤東在1939年5月4日延安青年所舉行的同樣是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群眾集會上發表了一篇講演，在這篇講演中他詳細闡述和發展了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他強調指出，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自“五四”以來，中國學生和青年在喚起民眾的活動中開始起著“先鋒隊的作用”。但這個運動後來由於一部分知識分子沒有參加喚起和組織工農的工作而失敗。
上述講演被中國共產黨官方看作是第一次表述了後來發展為“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毛澤東選集》的編輯者指出了這一點：“毛澤東同誌在（紀念“五四”集會上作的）這個講演中發展了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思想。”1940年1月15日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其中他係統地提出了上述文章和講演中的主要論點。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分界線。舊民主主義是五四運動以前80多年的特征，而新民主主義是五四運動以後20年的特征。如毛所說，這種分界的理由是，五四運動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指導者是中國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分子）”。
而“五四”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就是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無產階級成了一個有覺悟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但由於當時中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狀況，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資產階級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性，因而在當前的革命中有可能和無產階級實行合作。如毛所說，這即是中國資產階級與沙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後者不具有這種相對的革命性。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還進一步論述說，在文化領域中五四運動也是標誌兩個曆史時期的一條分界線。“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五四”以前中國的新學、西學，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代表們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那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化革命也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是世界範圍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後則不然。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
雖然毛澤東充分認識到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但看來他特別把它看作一場文化革命。如毛澤東所說，從1919到1940年中國所開展的文化革命是以一條類似於政治領域的統一戰線為基礎的，這種文化革命統一戰線分為四個時期：
（1） 從1919年五四事件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2）從1921到1927年北伐結束；
（3） 從1927到1936年（《毛選》中原文為從1927到1937年——譯者），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戰的一個時期；
（4） 從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到1940年。毛澤東認為，高舉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這兩麵大旗的五四運動是這場文化革命第一個時期的主要特點。“自有中國曆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
與上述把五四運動作為新、舊民主主義分界線的論斷一起，毛澤東在同一文章中還宣稱：“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馬克思曾說過：“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會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五四運動至今一百多年了，這場運動雖然過去了一百多年了，但其影響還時時顯現於現實的政治博弈中間，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在爭取對它的解讀權。
五四運動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批青年學生作為運動先鋒的參與。青年學生運動隻有同工農兵結合才能成事。
舊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農民，農民孩子平均八九歲開始幹活，十四五歲就要結婚生子，然後在封閉的農村環境下度過自己的一生，魯迅筆下的閏土就是舊中國農民的典型代表。
清末十年新政過程中，政府大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由此產生了近代的學生群體，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骨幹力量就是以留日學生為主的知識分子。
清政府為了自救而培養的學生，最終成為了自己的掘墓人中的一員，這就是曆史無情的辯證法。辛亥革命後，毛周一代90後青年，就讀新式學堂的就更多了，他們成為了以反帝愛國為旗幟的五四運動的先鋒力量，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
在一二九運動中，麵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學生們爆發了第二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掀起了抗日救國的新高潮。
1939年，毛主席在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講話《青年運動的方向》中講到：“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可以說都基本來自於五四和一二九兩代進步學生。一代代進步學生們前赴後繼，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以上所說的學生不僅包括大學生，還包括中學生，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就有郭明秋這樣的中學生，甚至有的人說一二九運動是中學生領導了大學生。學生在現代社會的特殊作用，體現在他們是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
1925年，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曾把“中學生”列為小資產階級的五個知識階層之一，與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並列。後來，1939年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對此有一個解釋，毛澤東說：“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並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的。”
從毛主席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一點，劃分階級要以生產關係為基礎，但也要綜合考慮其所處的社會關係。毛主席講到了家庭出身和生活條件，比如很多學生的收入來自家庭，可以說是一種二次分配，所以不能單純地說學生是哪個階級的，但在舊中國，如果能上中學、大學，普遍應該來自富農或小商人家庭及以上，說他們是小資產階級是從他們所處的社會關係角度上看的。
接下來，毛主席講到了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數十年來，中國已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知識分子群和青年學生群。在這一群人中間，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並為其服務而反對民眾的知識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業和失學的威脅。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這裏講到了在社會階級結構中，屬於小資產階級範疇的青年學生也受著剝削壓迫，因此是一支革命的隊伍。
第三，毛主席講到了他們在辛亥革命後曆次政治運動中發揮的作用：“他們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學生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就是顯明的例證。尤其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分子，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緊接著，毛主席講到了知識分子的缺點和解決辦法：“但是，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隻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毛主席的這段話具有何等的現實意義！學生在現行教育製度下是專門讀書的，所以社會上一般把學生叫做“讀書的”，當下90後一代人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已達15年，他們人生最美好的時候都是在校園裏度過的，不用擔心基本生活的他們有對國家命運的思考，有對個人前途的彷徨迷茫，有困惑焦慮，有對黑暗與不公的不滿，就是毛主席說的“富於政治感覺”。
但是因為脫離社會，不從事生產，所以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思想空虛體現在很多時候無所事事，耽於幻想，心態消極，性格軟弱，行動動搖體現在從“左”跳到右，從盲動主義到取消主義，等等。學生具有雙重特點，一方麵是具有樸素的社會正義感和對弱者的同情，另一方麵是毛主席說的“缺乏徹底性，帶有投機性”，“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
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隻有在長期的群眾工作中才能克服，事實也是這樣。毛主席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願意並且實行與工農民眾的結合，是徹底改造自身的方式，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這種結合怎麽理解呢？我認為，不能理解成隻有直接做工做農，甚至變成工人農民，才能叫結合，那樣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李大釗、魯迅可以說都沒有“結合”過。這種結合應該理解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要在思想感情上徹底完全地站在工農立場上，在行動上支持群眾的正義鬥爭，並且與群眾一道為改變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狀況而奮鬥。結合的方式千萬種，隻要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加入工農群眾的隊伍，改造自我，在改造自我的進程中促進他們的團結與進步，都是可能的結合方式。
恩格斯在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進行調查時說的：“我願意在你們的住宅中看到你們，觀察你們的日常生活，同你們談談你們的狀況和你們的疾苦，親眼看看你們為反抗你們的壓迫者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我是這樣做了。我拋棄了社交活動和宴會，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空閑時間幾乎都用來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對此我感到高興和驕傲。”
恩格斯通過觀察和研究的方式寫出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喚醒了麻木的人們，鼓舞了無產階級的鬥誌，這就是他的一種結合方式。毛主席小時候做過農活，但那並不意味著他與農民結合在一起了，因為那個時候的毛主席隻是對農民同情憐憫，並沒有在立場感情上完全站在貧苦農民這邊。1927年初，毛主席在湖南鄉下考察農民運動的時候，雖然沒怎麽直接幹農活，卻為農民運動的正當性大聲疾呼，創作宏文，可以說是與農民結合在一起了。
最後，學生的未來是什麽呢？那就是最終要消滅建立在階級社會基礎上的脫離勞動的學生階層。毛主席晚年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這一構想：“隻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主席說的意思是，學生不應該專門讀書，讀死書，死讀書，要縮短教育年限，要把學生轉變成勞動者的一部分，這是消滅腦體差別進而消滅階級的一個重要方麵。換言之，在消滅階級的人類曆史過程中，學生這個脫離勞動、專門讀書的特殊的社會群體會隨著腦體差別的消失而消失。教育將與生產勞動結合在一起，小學高年級就開始半工半讀，帶有壓迫性質的考試製度也將取消，人類自由而全麵的發展就將從學校開始實現。那個時候的學校將不是統治階級進行規訓的場所，而是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一部分。
1967年，針對當時的形勢，毛主席借點評五四人物表達了對年輕人的期待，他說：“五四運動的右翼是胡適，後來他成了美帝的走狗，五四運動的陳獨秀也成了反革命。當時的李大釗，寫的文章也不多，但他埋頭工作，後來成為革命的左派。還有魯迅，當時他重視社會調查，獨立思考，後來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從曆史當中吸取教訓，不做曇花一現的人物，要埋頭工作，善於思考，密切聯係群眾。中國曆次的革命及我們親身經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問題的人，不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要成為曆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願同誌們多想問題，少出風頭。
《青年運動的方向》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 這是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毛澤東在這個講演中發展了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思想。
今天是五四運動[1]的二十周年紀念日，我們延安的全體青年在這裏開這個紀念大會，我就來講一講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的幾個問題。
第一，現在定了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這是很對的[2]。“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國定為青年節，這件事含著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說，它表示我們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進到一個轉變點了。幾十年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屢次地失敗了，這種情形，現在要來一個轉變，不是再來一次失敗，而是要轉變到勝利的方麵去了。現在中國的革命正在前進著，正在向著勝利前進。曆史上多次失敗的情形，不能再繼續了，也決不能讓它再繼續了，而要使它轉變為勝利。那末，現在已經轉變了沒有呢？沒有。這一個轉變，現在還沒有到來，現在我們還沒有勝利。但是勝利是可以爭取到來的。抗日戰爭就要努力達到這個由失敗到勝利的轉變點。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是賣國政府，是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要不要反對呢？假使不要反對的話，那末，五四運動就是錯的。這是很明白的，這樣的政府一定要反對，賣國政府應該打倒。你們看，孫中山先生遠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是當時政府的叛徒，他反對了清朝政府，並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很對的。因為他所反對的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政府，而是勾結帝國主義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壓迫革命的政府。五四運動正是做了反對賣國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運動。全中國的青年，應該這樣去認識五四運動。現當全國人民奮起抗日的時候，大家鑒於過去革命失敗的經驗，下決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並且不容許再有賣國賊，不容許革命再失敗。全國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覺悟起來，都具備這種必勝的決心，規定“五四”為青年節就表示了這一點。我們正向勝利的路上前進，隻要全國人民一齊努力，中國革命一定要在抗日過程中得到勝利。
第二，中國的革命，它反對的是什麽東西？革命的對象是什麽呢？大家知道，一個是帝國主義，一個是封建主義。現在的革命對象是什麽？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再一個是漢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打倒漢奸。革命是什麽人去幹呢？革命的主體是什麽呢？就是中國的老百姓。革命的動力，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還有其它階級中一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們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這許多人中間，什麽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幹呢？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麽？我們現在幹的是什麽革命呢？我們現在幹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製，要破壞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麽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製度也不相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中是不要資本家的；在這個人民民主主義的製度中，還應當容許資本家存在。中國是否永遠要資本家呢？不是的，將來一定不要。不但中國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國也好，美國也好，法國也好，日本也好，德國也好，意大利也好，將來都統統不要資本家，中國也不能例外。蘇聯是建設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將來全世界統統要跟它走，那是沒有疑義的。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但是我們在目前的階段上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改變中國現在的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製度。全國青年應當為此而努力。
第三，過去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怎麽樣呢？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已經五十多年了；至於資本主義外國侵略中國，則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的鬥爭，從鴉片戰爭[3]反對英國侵略起，後來有太平天國的戰爭[4]，有甲午戰爭[5]，有戊戌維新[6]，有義和團運動[7]，有辛亥革命[8]，有五四運動，有北伐戰爭，有紅軍戰爭，這些雖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為了反抗外敵，或改革現狀的。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才有比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孫先生開始的革命，五十年來，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隻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五四運動是幹什麽的呢？也是為著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之下。北伐戰爭的革命也是一樣，它勝利了，但又失敗了。國民黨反共[9]以來，中國又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天下。於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紅軍戰爭。但是這十年的奮鬥，也隻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全國的革命任務。如果我們把過去幾十年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便是隻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沒有永久的全國的勝利。正如孫中山先生說過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現在要問：中國革命幹了幾十年，為什麽至今尚未達到目的呢？原因在什麽地方呢？我以為原因在兩個地方：第一是敵人的力量太強；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個強了，一個弱了，所以革命沒有勝利。所謂敵人的力量太強，是說帝國主義（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義的力量太強。所謂自己的力量太弱，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表現的弱點，但是主要的是因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勞動群眾還沒有動員起來，所以表現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如果要把幾十年來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就是全國人民沒有充分地動員起來，並且反動派總是反對和摧殘這種動員。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隻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裏說：“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連同他說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這五十多年來的革命的經驗教訓是什麽呢？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你們應該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國青年都應該好生研究。青年們一定要知道，隻有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才能戰勝帝國主義，才能戰勝封建主義。現在我們要達到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的目的，不動員全國的工農大眾，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講到青年運動。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學生們參加的曆史上叫做五四運動的大事件，在中國發生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運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麽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什麽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麵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麵軍。但是光靠這個方麵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陣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後堡壘。拿這個觀點來看過去的青年運動，就應該指出一種錯誤的傾向，這就是在過去幾十年的青年運動中，有一部分青年，他們不願意和工農大眾相聯合，他們反對工農運動，這是青年運動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們實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不聯合，並且根本反對工農。這樣一個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為他們反對工農，就是反對革命，所以說，它是青年運動中的一股逆流。這樣的青年運動，是沒有好結果的。早幾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0]，我在那裏說過這樣一句話：“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我在這裏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僅僅在嘴上大講其信仰三民主義[11]，或者信仰馬克思主義，這是不算數的。你們看，希特勒不是也講“信仰社會主義”嗎？墨索裏尼在二十年前也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呢！他們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麽東西呢？原來就是法西斯主義！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後來幹了什麽呢？他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張國燾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現在到哪裏去了呢？他一小差就開到泥坑裏去了。有些人自己對自己加封為“三民主義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義者，可是他們做了些什麽呢？原來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勾結帝國主義；他們的民權主義，就是壓迫老百姓；他們的民生主義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來喝得越多越好。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義者。所以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隻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隻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我希望全國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
第五，現在的抗日戰爭，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新階段，而且是最偉大、最活躍、最生動的一個新階段。青年們在這個階段裏，是負擔了重大的責任的。我們中國幾十年來的革命運動，經過了許多的奮鬥階段，但是沒有一次像現在的抗日戰爭這樣廣大的。我們認為現在的中國革命有和過去不同的特點，它將從失敗轉變到勝利，就是指的中國的廣大的人民進步了，青年的進步就是明證。因此，這次抗日戰爭是一定要勝利的，非勝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戰爭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變舊中國為新中國，使全民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來。現在中國青年運動的不統一，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你們應該繼續要求統一，因為統一才有力量。你們要使全國青年知道現在的形勢，實行團結，抗日到底。
最後，第六，我要說到延安的青年運動。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就是全國的青年運動的方向。為什麽？因為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你們看，在統一方麵，延安的青年們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們是團結的，是統一的。延安的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大家都是團結的。全國各地，遠至海外的華僑中間，大批的革命青年都來延安求學。今天到會的人，大多數來自千裏萬裏之外，不論姓張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務農，大家都是一條心。這還不算全國的模範嗎？延安的青年們不但本身團結，而且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這一點更加是全國的模範。延安的青年們幹了些什麽呢？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12]，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學生比起延安來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歡什麽生產運動。他的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裏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現在全國廣大地方的學校，革命理論不多，生產運動也不講。隻有我們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因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所以我說，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
今天的大會很有意思。我要講的都講過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來的中國革命經驗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發揮起來，把錯誤去掉，使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結合起來，使革命由失敗轉變到勝利。到了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都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的一天。每個青年都要擔負這個責任。每個青年現在必須和過去不同，一定要下一個大決心，把全國的青年團結起來，把全國的人民組織起來，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定要把舊中國改造為新中國。這就是我所希望於你們的。
《文革》中：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鎮壓革命學生運動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絕對不能允許。
要全體公安幹部、人民警察滿腔熱情地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師生鬧革命，不準幹涉學生的革命行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再作如下規定：
一、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二、絕對不準向革命師生開槍，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允許。
三、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防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
五、警察隻在街道維持秩序。遇有打架、鬥毆，可以勸解。如革命學生打了警察，不準還手。
公 安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在治安時代以後的北洋軍閥，後來的國民黨蔣介石，後來的走資派鄧小平。都是鎮壓學生的。
文革中的走資派也是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現在的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走資派陸平、蔣南翔有何區別？
中央下命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大家起來又加以鎮壓。所謂方向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克思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這類的事情就要爆發出來，明明白白就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麽不能反對。
毛澤東: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學生，是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別讓外國人知道，其實除了機密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讓外國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麽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允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都寫在憲法裏。從這次鎮壓學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動看來，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我看該處理。
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揮出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這邊，可是他站在鎮壓同學那邊，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本反動派。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本反動派。
回複yongbing1993 2023-6-4 20:02
毛澤東:借“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個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麵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隻能靠在外麵。
毛澤東:有些同誌鬥別人很凶，鬥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自己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誌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毛澤東:有些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辦的張彥跑到外麵給人扣了二十幾個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麽辦？）
怕什麽？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麽，要將一個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
你們要政治掛帥，要到群眾裏麵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澤東：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大字報〔1〕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的。
大字報寫得好。
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全文如下：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那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的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製，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製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致”。這是什麽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麽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那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麽到現在還這麽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麽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什麽是“正確的道路”？什麽是“正確的方向”？什麽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係同誌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什麽“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麽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製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麽人，搞的什麽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作夢！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向走資派反抗戰鬥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