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

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共產黨帶領著中國人民終於戰勝了國內外反動派，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光明和希望，但新中國在美國人的眼裏，卻成了“不可饒恕的敵人”。因為新中國“不僅唾棄了基督教治國，而且唾棄了美西方的“普死價值“，以及自私自利的個人機會主義的美夢，不采用多黨輪流執政製”，美國政府感到其美西方“撲屎價值標準受到直接威脅”。

因此，美國大肆攻擊中國革命“限製了人的自由”、“踐踏了人權”，並且交替使用軍事包圍、經濟封鎖與顛覆滲透戰略妄圖扼殺新中國。美國的種種企圖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敵人目光短淺，他們看不到由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他們還想欺負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想稱霸世界。但是，“他們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美國誣蔑中國革命剝奪和踐踏了人權，是完全違背曆史真實的。正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舊中國悲慘的人權狀況才得以根本改變。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把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正是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人民政權沒收官僚資本變為國營企業，在廣大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使億萬農民從封建地主的壓迫剝削下解放出來，獲得了土地，翻身作了主人。

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人民共和國就迅速醫治了戰爭創傷，使國民經濟恢複到曆史上的最高水平，較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在政治上，堅決鎮壓了反革命，取締了剝削階級的特權、建立地方民主製度、建立國營企業民主管理製度、舉行普選等，切實保障了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

特別是1954年9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民主而長期奮鬥的結晶，也是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結果。這部憲法對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作了明確規定，使中國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人身自由以及婦女、兒童、老人和社會生活等各項基本權利有了根本法的保障。

毛澤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使美國的人權攻勢不攻自破。五六十年代，新中國還未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美國多次唆使一些國家利用人權問題進行挑釁，並操縱聯合國通過一係列反華決議。

1959年10月，西藏發生叛亂，美國政府公然加以支持，妄圖分裂我國。10月21日，美國操縱第14屆聯大通過了幹涉中國內政的所謂“西藏問題”的決議，胡說“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已被強行剝奪”。

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抗議美國挾持聯合國幹涉我國內政。聲明揭露了美國踐踏人權的事實後指出:“至於說中國西藏地區，那麽企圖永久剝奪西藏絕大多數人民的人權的，正是力圖保持西藏農奴製的一小撮西藏叛亂分子。

隻有在平定了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的叛亂並且進行了民主改革以後，西藏人民才得到了基本人權和信仰宗教的真正自由。”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最後宣告了封建農奴製的死亡。12月，美國便在第20屆聯大上又一次搬出了所謂“西藏問題”，叫嚷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遭到侵犯”，公然要求一切國家“作出最大的努力”，使西藏人民重過暗無天日的農奴生活。

對美國的無端指責，中國政府嚴正指出:“隻有在徹底摧毀了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的封建農奴製度，進行了民主改革以後”，西藏人民“才結束了他們的血淚史，真正獲得了做人的權利，真正享受到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各種自由。

在西藏，確實有些人的‘權利’和‘自由’被‘侵犯’了，那就是反動農奴主對農奴和奴隸生殺予奪的‘權利’，就是他們要農奴和奴隸做牛做馬的‘自由’。這些人的‘權利’和‘自由’不但被‘侵犯’了，而且被永遠‘剝奪’了。”聯合國如果真正要維護基本人權的話，就應該譴責美國在世界各地犯下的罪行，就應該關注美國國內兩千萬黑人所受的奴役、壓迫和歧視。

針對美國的挑釁，毛澤東發表了許多重要談話和文章，闡明了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基本觀點，不僅從理論上揭示了美國所鼓吹的民主、人權的鮮明階級性，而且用美國的所作所為揭示了美國式人權的十足的虛偽性。

毛澤東指出，人權是民主和專政的統一。人權並不隻是對所有社會成員權利的認可，還包括對部分社會成員權利的限製和剝奪。

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在不同階級統治、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人權具有不同的含義。

《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

《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

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就是專政，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享有的特權是建立在對無產階級的人權實行剝奪的基礎之上的。

對此，毛澤東有過精辟的論述:“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資本主義國家保障的是資產階級的人權，這是少數剝削者的人權，至於廣大人民群眾的人權，多數人的人權，事實上是沒有的。

因此，美國的民主製度隻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美國所謂的反映全民意誌的憲法隻不過是“欺騙和壓迫多數人的”。

毛澤東強調，與資產階級專政恰恰相反，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保障絕大多數人的人權的。

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人民群眾，人民民主專政實行民主製度，人民不僅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而且對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也用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解決;對於極少數敵對分子則依法剝奪或限製其權利。

隻有絕大多數人享有廣泛的民主，才能夠對極少數敵人實行有效的專政;也隻有對極少數敵對分子的人權實行剝奪，才能從根本上保障絕大多數人的人權。

建國初期，我國境內大量土匪、反革命分子的存在，曾經嚴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正是由於我們毫不留情地掃清了土匪，鎮壓了反革命，才確保了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所以，毛澤東說:“一切事實都證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製度，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製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毛澤東指出，人權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

古今中外從來沒有絕對的、不受任何限製的人權存在，人權總是相對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勞動人民，他們享有的權利都是不以危及資產階級的統治為前提的。

在社會主義社會，憲法和法律切實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和權利。

公民在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權利時，則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采取合乎法律規定的形式和途徑，正確地去行使。

如果公民做了憲法、法律允許以外的、不合法的事還以為是在行使自己的自由，那麽，這並不是真正的人民所需要的自由，而是必然要損害別人自由的反自由行為。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

因此，隻有正確理解和對待自由與紀律、民主與法製的辯證統一關係，反對濫用自由、民主權利的行為，才能使人民群眾充分有效地行使憲法和法律保障的一切自由和民主權利。

毛澤東還揭露了美國既高喊人權，又踐踏人權的兩麵手法。

毛澤東指出:美國政府在國內“一方麵繼續縱容和參與對黑人的歧視和壓迫，甚至派出軍隊進行鎮壓。

另一方麵，又裝出一副主張‘維護人權’，‘保障黑人公民權利’的麵孔，呼籲黑人‘忍耐’，在國會裏提出一套所謂‘民權計劃’，企圖麻痹黑人的鬥誌，欺騙國內群眾。

在國外，美國在大聲疾呼人權的同時，又在全世界推行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侵犯別國主權，幹涉別國內政，剝奪別國人民自由決定其前途的權利。

這就是美國所謂的人權的本質。

毛澤東嚴曆譴責了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多次強調: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鬥爭，都將得到中國人民的堅決支持。

毛澤東晚年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指明了誰是世界人民革命的主要力量，誰是世界人民可以爭取和聯合的力量，從而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和一切被壓迫民族製定戰略、策略，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指明了方向。

同時將中國列入第三世界的範疇，聲稱中國永不稱霸，永遠不做侵略、幹涉、控製、威脅和顛覆其他國家的超級大國。

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天賦人權是一種錯誤思想，中國不能利用西方的天賦人權，而隻能利用西方的技術。

唯有社會主義製度才是中國人民為自己選擇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根本發展道路，也是保障中國人民擺脫貧困，走向富足，實現全麵發展的人權的根本社會形式。

建國後，毛澤東成功地領導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的全麵確立。

社會主義為實現充分人權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社會主義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為實現大多數人的權利提供了現實的物質基礎和條件。

這就從製度上保證了社會財富在人民中間的公平分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是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中國人民才實現了政治經濟的獨立，才解決了溫飽問題，並且逐步邁向小康。

曆史是明證。在中國，隻有走公有製基礎上按勞分配、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保證中國人民享有與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充分的人權。

正如毛澤東所說:“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堅持社會主義就是維護全國人民的人權。

[yongbing1993]

毛澤東論：《青年運動的方向》





《青年運動的方向》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 這是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毛澤東在這個講演中發展了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思想。

今天是五四運動[1]的二十周年紀念日，我們延安的全體青年在這裏開這個紀念大會，我就來講一講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的幾個問題。
　　
第一，現在定了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這是很對的[2]。“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國定為青年節，這件事含著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說，它表示我們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進到一個轉變點了。幾十年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屢次地失敗了，這種情形，現在要來一個轉變，不是再來一次失敗，而是要轉變到勝利的方麵去了。現在中國的革命正在前進著，正在向著勝利前進。曆史上多次失敗的情形，不能再繼續了，也決不能讓它再繼續了，而要使它轉變為勝利。那末，現在已經轉變了沒有呢？沒有。這一個轉變，現在還沒有到來，現在我們還沒有勝利。但是勝利是可以爭取到來的。抗日戰爭就要努力達到這個由失敗到勝利的轉變點。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是賣國政府，是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要不要反對呢？假使不要反對的話，那末，五四運動就是錯的。這是很明白的，這樣的政府一定要反對，賣國政府應該打倒。你們看，孫中山先生遠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是當時政府的叛徒，他反對了清朝政府，並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很對的。因為他所反對的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政府，而是勾結帝國主義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壓迫革命的政府。五四運動正是做了反對賣國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運動。全中國的青年，應該這樣去認識五四運動。現當全國人民奮起抗日的時候，大家鑒於過去革命失敗的經驗，下決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並且不容許再有賣國賊，不容許革命再失敗。全國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覺悟起來，都具備這種必勝的決心，規定“五四”為青年節就表示了這一點。我們正向勝利的路上前進，隻要全國人民一齊努力，中國革命一定要在抗日過程中得到勝利。
　　
第二，中國的革命，它反對的是什麽東西？革命的對象是什麽呢？大家知道，一個是帝國主義，一個是封建主義。現在的革命對象是什麽？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再一個是漢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打倒漢奸。革命是什麽人去幹呢？革命的主體是什麽呢？就是中國的老百姓。革命的動力，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還有其它階級中一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們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這許多人中間，什麽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幹呢？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麽？我們現在幹的是什麽革命呢？我們現在幹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製，要破壞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麽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製度也不相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中是不要資本家的；在這個人民民主主義的製度中，還應當容許資本家存在。中國是否永遠要資本家呢？不是的，將來一定不要。不但中國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國也好，美國也好，法國也好，日本也好，德國也好，意大利也好，將來都統統不要資本家，中國也不能例外。蘇聯是建設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將來全世界統統要跟它走，那是沒有疑義的。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但是我們在目前的階段上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改變中國現在的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製度。全國青年應當為此而努力。
　　
第三，過去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怎麽樣呢？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已經五十多年了；至於資本主義外國侵略中國，則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的鬥爭，從鴉片戰爭[3]反對英國侵略起，後來有太平天國的戰爭[4]，有甲午戰爭[5]，有戊戌維新[6]，有義和團運動[7]，有辛亥革命[8]，有五四運動，有北伐戰爭，有紅軍戰爭，這些雖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為了反抗外敵，或改革現狀的。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才有比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孫先生開始的革命，五十年來，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隻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五四運動是幹什麽的呢？也是為著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之下。北伐戰爭的革命也是一樣，它勝利了，但又失敗了。國民黨反共[9]以來，中國又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天下。於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紅軍戰爭。但是這十年的奮鬥，也隻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全國的革命任務。如果我們把過去幾十年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便是隻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沒有永久的全國的勝利。正如孫中山先生說過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現在要問：中國革命幹了幾十年，為什麽至今尚未達到目的呢？原因在什麽地方呢？我以為原因在兩個地方：第一是敵人的力量太強；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個強了，一個弱了，所以革命沒有勝利。所謂敵人的力量太強，是說帝國主義（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義的力量太強。所謂自己的力量太弱，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表現的弱點，但是主要的是因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勞動群眾還沒有動員起來，所以表現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如果要把幾十年來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就是全國人民沒有充分地動員起來，並且反動派總是反對和摧殘這種動員。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隻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裏說：“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連同他說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這五十多年來的革命的經驗教訓是什麽呢？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你們應該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國青年都應該好生研究。青年們一定要知道，隻有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才能戰勝帝國主義，才能戰勝封建主義。現在我們要達到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的目的，不動員全國的工農大眾，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講到青年運動。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學生們參加的曆史上叫做五四運動的大事件，在中國發生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運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麽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什麽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麵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麵軍。但是光靠這個方麵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陣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後堡壘。拿這個觀點來看過去的青年運動，就應該指出一種錯誤的傾向，這就是在過去幾十年的青年運動中，有一部分青年，他們不願意和工農大眾相聯合，他們反對工農運動，這是青年運動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們實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不聯合，並且根本反對工農。這樣一個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為他們反對工農，就是反對革命，所以說，它是青年運動中的一股逆流。這樣的青年運動，是沒有好結果的。早幾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0]，我在那裏說過這樣一句話：“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我在這裏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僅僅在嘴上大講其信仰三民主義[11]，或者信仰馬克思主義，這是不算數的。你們看，希特勒不是也講“信仰社會主義”嗎？墨索裏尼在二十年前也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呢！他們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麽東西呢？原來就是法西斯主義！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後來幹了什麽呢？他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張國燾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現在到哪裏去了呢？他一小差就開到泥坑裏去了。有些人自己對自己加封為“三民主義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義者，可是他們做了些什麽呢？原來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勾結帝國主義；他們的民權主義，就是壓迫老百姓；他們的民生主義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來喝得越多越好。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義者。所以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隻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隻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我希望全國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
　　
第五，現在的抗日戰爭，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新階段，而且是最偉大、最活躍、最生動的一個新階段。青年們在這個階段裏，是負擔了重大的責任的。我們中國幾十年來的革命運動，經過了許多的奮鬥階段，但是沒有一次像現在的抗日戰爭這樣廣大的。我們認為現在的中國革命有和過去不同的特點，它將從失敗轉變到勝利，就是指的中國的廣大的人民進步了，青年的進步就是明證。因此，這次抗日戰爭是一定要勝利的，非勝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戰爭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變舊中國為新中國，使全民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來。現在中國青年運動的不統一，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你們應該繼續要求統一，因為統一才有力量。你們要使全國青年知道現在的形勢，實行團結，抗日到底。

最後，第六，我要說到延安的青年運動。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就是全國的青年運動的方向。為什麽？因為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你們看，在統一方麵，延安的青年們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們是團結的，是統一的。延安的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大家都是團結的。全國各地，遠至海外的華僑中間，大批的革命青年都來延安求學。今天到會的人，大多數來自千裏萬裏之外，不論姓張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務農，大家都是一條心。這還不算全國的模範嗎？延安的青年們不但本身團結，而且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這一點更加是全國的模範。延安的青年們幹了些什麽呢？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12]，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學生比起延安來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歡什麽生產運動。他的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裏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現在全國廣大地方的學校，革命理論不多，生產運動也不講。隻有我們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因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所以我說，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
　　
今天的大會很有意思。我要講的都講過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來的中國革命經驗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發揮起來，把錯誤去掉，使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結合起來，使革命由失敗轉變到勝利。到了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都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的一天。每個青年都要擔負這個責任。每個青年現在必須和過去不同，一定要下一個大決心，把全國的青年團結起來，把全國的人民組織起來，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定要把舊中國改造為新中國。這就是我所希望於你們的。

[yongbing1993]

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美國軍事評論家：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拉瑞斯約本.海黙（美國軍事作家，評論家）：是誰能夠使一個貧瘠的國家，在短短幾年時間裏，迅速崛起於世界強國的行列？

喬治?華盛頓是美國第一位總統。他以貧弱的美國北方軍，經過多年苦戰打敗了先進的南方殖民軍，使美國獲得了統一與和平。但是，在東方一個大國----中國，他的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毛澤東先生，領導了他的人民，在貧困，饑餓的壓力下，卻取得了遠遠超越喬治?華盛頓的偉大成就。

1949年毛先生建立了他領導的中國紅色政權，同時也開始了中國人覺醒的時代。1950年我們的可愛的總統大人，他覺得北韓十分不聽話，同時他更加厭惡這個新生的紅色大國。為了滅絕赤色，他決心先打掉北韓從而占領亞洲大陸一端，再謀求最終消滅這個赤色中國。隨即他調兵遣將，以18國集團為核心，聯合國安理會為民意。

總計出兵51萬3000人，坦克2400輛，戰機4000架，各型火炮50000門，同時動用了原美國海軍第1，3，4，7四隻龐大的航母艦隊群，以排山之勢殺向北韓。在他看來，這樣的現代化的龐大的軍群，任何一個國家，哪怕是當時的蘇聯也不敢與之交手。然而，他似乎忘記了毛先生的偉大的軍事戰略膽量。毛在前蘇聯猶豫遲疑下，悍然單方麵出兵抗擊美國聯軍。於是一場驚人的戰爭就此爆發了。

100萬中國士兵，在沒有遠程炮火支援，沒有空中火力掩護，沒有地麵集群裝甲突擊的情況下，依靠著火器兵器時代最原始的卡賓槍（衝鋒槍），手雷，打敗了美國聯軍。這也是人類現代曆史上，首次由一個國家單獨擊敗了世界力量的先例。當然，中國人也遭受了525000人的慘烈傷亡。但是，對於一個幾年前還在被日本軍隊肆意侵略蹂躪的國家，在幾年後，突然間打敗了世界上當時最強的軍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樣的奇跡除了毛先生敢於創造，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美國就這樣丟下113000名陣亡士兵，帶著84000名傷員，以及換回來的45000名被俘人員，邁著沉重的腳步，蹣跚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前蘇聯的偉大人物赫魯曉夫先生，上台了。他覺得中共的毛太不懂的什麽叫----尊重蘇聯，竟敢違背他的指令。因此，他發動了一場更加荒謬的戰役－中蘇珍寶島戰役。

蘇軍以1個遠東集團軍的1個坦克旅，3個摩托化步兵團，總計約20000人，在沒有事先警告情況下，對中國采取了軍事行動。戰爭初期，蘇聯對於中國的軍隊裝備幾乎是比自己的還清楚。他在韓戰前後，送給了中共毛先生4個坦克師，10個步兵師，3個防空炮師，3個機械化師的全套裝備。而中國當時最強的主戰坦克就是T59型也就是前蘇聯的T54A。戰鬥全重隻有36噸。如果與前蘇聯最新的T62型坦克對比，可以說對方無需開火，使用自身就可以把T59撞翻。

他打了！毛先生在接到邊防軍告警電報後，也做出了最快決定：打！就把他打疼！結果蘇聯人丟下了約1個團的裝備以及成批屍體，氣惱的回家去了。赫魯曉夫接到失敗電報後，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先後撤職了隸屬於蘇聯遠東集團軍1位元帥（坦克裝甲諸兵種元帥），3名大將，4名中將，24名上將、少將。抓捕了遠東紅旗134師（主力師）營級以上全部軍事主管。

在毛先生對外戰爭曆史中，還有一場值得提起，那就是中印邊境之戰：麥克馬洪線之戰。其實在印度背後有輸了韓戰無處撒氣的華盛頓，有已與毛交惡的格林姆林宮，有企求可以撈足好處的大英帝國，等等。他們幾乎出現了從所未有的合作！蘇聯低價貸款給印度尼赫魯，裝備了7個印度陸軍師。華盛頓給了尼赫魯大批戰後物資。英國把自己的那些老式火炮都給了出來。一時間印度成了當時世界2大集團的寵兒。

但是，短短30天時間，印度軍隊全軍潰散。在第2師做戰術指揮教導的洛克弗菲希爾準將說：你見過非洲的斑馬群奔跑嗎？但是它們不如印度軍隊潰逃更快。 8940名印度軍人葬身山穀，1370名士兵被俘，1名準將被擊斃，亞洲第一美國旅：“錫克”旅完了。英國全資資助的“廓爾柯”營完了。而毛先生在他的官邸中南海戰前就曾說：不管你是印蘇聯軍，還是美印聯軍，即便是再來一次八國聯軍，我們中國也要與你打！打出一個真理來。

毛先生的英明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擊潰了印度聯軍，打擊了美國與蘇聯的再一次恐嚇。這就是毛先生。毛先生一貫堅持自力更生。由於他的英明，中國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工業，製造遠程洲際彈道導彈，打造了核潛艇戰略部隊，研製了以TU16（當時較為先進的中型轟炸機）為主的中程核武器空中投射能力。

但是在那個時代，中國沒有現在的改革成就。國家資金薄如白紙。但是他依舊搞了這些在今天華盛頓嚴重感到最難以承受的軍事工業。他叫一個貧弱無力的中國從此站立起來。不怕蘇聯。更加不懼怕我們。在他那個時代，隻有那個時代。我們空軍在靠近北越領空時候，戰鬥機就會自動報警。因為那裏有中國派駐的34支火炮與導彈防空營。

我的國家：美國！

請你永遠記住這位偉人：毛澤東！

[yongbing1993]

儒家文化就是官僚貪腐文化之源





中國的儒家文化也就是中國官僚貪腐文化之源。儒家文化也嚴重的影響導致中國文化屬於一種內斂，停滯，不會自我更新發展的文化。如無外來文化力量的強加或入侵，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的。也不會有絲毫的社會進步，隻是循環式的改朝換代。

曆史上，無論是孔儒的喪家犬，漢儒的看家犬，宋儒的道學犬，還是明儒的瘋犬，他們所主要維護的貴族權，皇權以及儒術獨尊權，道德評判權雖各有所側重，但以禮為核心的等級製，血緣為中心的倫理觀和文人的道德評判權是一成不變的。

由於儒學的低級奴性，無法抵禦外來文化的入侵，第一次對中華文化大的衝擊是佛教的傳入。在儒佛的鬥爭中，基本勢均力敵各有優勢。儒適合皇權官僚統治，儒和士大夫天然聯係在一起，佛教要求人們忍受現世的統治，有利於國家政權的穩定。當然佛教為迎合儒教，簡化了教義和修行方法。

儒家缺乏追求彼岸世界的終極理論和修養方法。佛教太盛則影響兵源和財源。由於佛道的衝擊，在宋代出現了理學。佛教對中華文化的衝擊是非武力的。佛教給中國人帶來了緣分，忍受，來世。但同時放棄了邏輯的必然，現世的鬥爭性。

但到了鴉片戰爭，西方文化裹脅著武力對中華文化進行了大肆的衝擊，中國的士大夫進行了毫無意義的抵抗，中國的文化則在軍刀之下進行著艱難無奈的變革。有聲稱“舍禮無道德，舍禮無政事”。“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不可倒置”的曾國藩，有號召“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曾張二人是封建禮教維護者中的優秀代表，曾國藩巧妙的將太平天國所宣講的民族矛盾轉化為禮教的存廢，進而和儒生的個人利益相結合，團結了整個文化階層鎮壓太平天國。

然而僅僅半個世紀後，在讀書人中對禮教的認識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張之洞希望通過固守中國傳統道德教育，引進西方文明中的技術教育和科學教育來挽救封建道統統治。同盟會的黃興曾說要給張之洞頒發一枚百噸黃金做的勳章，因張用官費送出的3000名留日學生半數成為革命者，張之洞建造的漢陽槍炮廠為革命準備了充足的武器。

其後的戊戌變法，試圖實現君主立憲，除器物的學習外，也試圖製度上模仿，在五四運動又提出科學民主新文化運動，曆史發展到今天，如果回顧五四，審視今天的國際形勢，不難發現五四的深度不夠，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五四運動的局限在於五四運動把目光僅僅聚集在科學和民主上，沒有提倡真理文化和信仰問題，民主和科學仍然屬於器物方麵，所謂科學的盡頭是宗教，真正主宰科學和民主的仍然是文化，思維方式和信仰。如果對當今中國的科研體製以及院士評選經費分配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今天中國追求科學的效果和形式仍然麵臨是在官僚倫理貪腐文化，還是民主真理文化指導下進行的問題。

中國目前所麵臨的世界形勢其實質仍然是《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所謂的文化就是一個民族區別另一個民族的主要標誌，承載的是民族精神與靈魂。一國或一民族長期積澱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心理習慣等。中國的文化傳統其實應當分為屬於廟堂的官僚士大夫道統文化和屬於民間鄉土社會的孝道文化，中國縣以下是鄉紳治理，他們分別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三畝地一頭牛，妻賢子孝。也有少量附屬於他們的落魄文人的老莊文化（風月酒色或禪宗）和江湖文化（行俠仗義），這不難看出，中國人的心靈和大腦理解宗教世界是多麽難。中國有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土壤，但是和超自然主義絕緣。中國的廟堂文化的代表是以儒家的禮和德為倫理的官僚文化，法家則主宰中國的政治組織形式，道家是官場失意者的精神家園。

但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最為有價值的永恒的靈魂就是中國是中央之國，這個信念如同猶太人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一樣，應當成為中華民族之魂。是奮進不止，永不言敗的動力之源。這個不能變，其它的都可以變革。

在中國文化的演進過程中，最燦爛，最有活力的是周朝家天下崩潰瓦解時的先秦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同的諸侯國為競爭霸業，統一四海，因此他們基本上是采取以行耕戰，不虛無，修水利，論軍功為特點的奮發有為的競爭性事功文化，如管子，墨子，商鞅，兵家，法家等。所有這些文化雖然優秀，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功利性的術而非道對於與信仰的認識或倡導很弱或幹脆沒有，隻能充當展示的動員令或管理文化。

隻有墨家提出社會混亂的原因在於宗教的喪失和對天神崇拜的淡薄，提出天誌信仰至上神，明鬼的人神溝通，非命的救贖理念和尚同的社會目標。當然選擇墨家也不一定就走向信仰，理性，科學和民主，但選擇了儒家就一定不會。

秦是為了稱霸而戰爭，一旦戰爭結束，天下定後，變得無所追求，秦國並沒有找到統一全國思想的繼續革命的基本理論。這是秦國短命的根本原因。

漢朝在漢武帝驅逐匈奴之後，沒有太多的外部壓力逐漸采取鼓吹恢複周禮的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文化，漢以後的全麵儒化使得儒家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各個方麵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家的倫理原則和價值標準成為中國最為重要的文化傳統，反應到社會現實的就是尊卑有別的差序格局，和出人頭地的人生誌向。

因此中國的文化就有了儒家倫理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鮮明特點。中國的自然環境適合農耕社會，農耕文明的最大特點就是保守穩定熱愛和平，農業經濟的特點，春種秋收耽誤不得，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不同於孕育草原文化，海盜文化的經濟，牲畜到季節就會發情繁殖，不以人的行為而轉移。

道德方麵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宗教信仰，極其淺薄低級，功利實用，沒有形而上的理想，學而優則仕充當官奴，以人的情感為價值判斷標準，盛行“差序格局”，潛規則橫行。否定神聖的未知和客觀精神價值就等同於我的欲望就是道德，肯定了人對現實世界的功利追求是天道。因此幾千年來福祿財壽，就是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內容。

沒有上帝就沒有絕對真理，沒有絕對真理，就不能鬥私，提倡私心合理就沒有理性公德，隻有功利。沒有宗教上帝或類似的超越性主宰，道德，真理，法律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商周之變的天人合一和天命王權，沒有思想和靈魂意識隻有俗世的功利和王權統一。

中國的政治文化一直處於在權術和政治手段方麵研究和思考達到非常精致極其先進的法家和在國家，個人政治理想，社會契約，靈魂導引以及終極關懷方麵及其腐朽落後甚至空白的不協調中。這種不協調所造成的曆史表象就是：曆史發展停滯，總在革命，治，亂間輪回。

中國的農民受皇糧國稅和地租的雙重壓迫剝削，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控製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地主豪強對土地的控製對於經濟發展沒有任何好處，對於饑荒他們也不承擔救災責任。地主可能有一般意義上的好人，但地主階級是萬惡的食利階層絕無益處。中國的農業稅到一直不高，基本上5-8%。國家政權對縣以下的管理乏力，主要依靠鄉紳的氏族社會管理導致中國隻有個人氏族利益，沒有公德意識，一盤散沙。

中國社會文化傳統的欠缺在於：無經濟組織，無開疆拓土，無國家民族觀念，無邏輯，無科學。對內不平等壓迫—禮製，對外曲膝投降------和親，和諧。

所有這些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但中國人沒缺陷，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的缺點，而沒有一種獨屬於中國人的缺點。中國需要製度建設，但是文化改良或革命須先行。中國傳統文化有一些特點雖然不是儒家學說所直接倡導的，但是屬於儒家學說間接所致。

孔老二是一條周遊列國四處求官做的喪家狗，而中國文人又把孔老二奉為精神領袖，於是中國文人也就理所當然的成為迷失了精神家園的喪家狗們，不知何去何從，除去做官，百無一用。文人的終極追求不過是功名財富，女子。同時他們也沒有腳踏實地的態度，更沒有客觀公正的現實批判精神。

在文化上，科學上沒有任何建樹。中國的文人從來都是隻有媚俗，裝B ，偏執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說謊造謠，篡改曆史，奸屍，喝藥壯陽，寫淫詩，填豔詞，玩妓女，納小妾，把弄三寸金蓮，秀傷痕，當怨婦，說大話，唱高調，放空炮，血口噴人，為了功名財帛女子隨時都準備賣身求榮的衝動和浮淺，從來就沒有天下為公，舍己救人，力挽狂瀾的氣概和真知灼見，也沒有腳踏實地的態度方法，也沒有客觀公正的現實批判情懷，得意就猖狂，失意就罵翻天。

從來也不會，也不可能為社會和曆史的發展指出方向，因為他們既沒有救世的情懷，也沒有這種能力提出自己的理論引領社會健康的發展。當然更遠遠談不上能鐵肩擔道義，舍家棄命自打天下的浩然英雄氣。他們曆來就是社會的寄生蟲，食利者，沽名釣譽之徒。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蛀蟲。

每每當中華民族處於危難生死關頭，他們從來不能成為民眾抵抗的組織者或領導者。相反他們總是不惜賣身投靠，貪名貪利，一心謀官。從董仲舒到康有為，隻有王安石值得研究。還有當代公知借公益普世之名，行利己之私，以及金，元，滿，日封下的衍聖公為此做了精彩的注解。

以上所總結的屬於所謂的中國的廟堂文化傳統，他們所覆蓋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他們掌握著中國的話語權，道德評判權。絕大多數時候決定著中國的文化走向。

然而中國的大多數普通民眾是屬於和廟堂文化風馬牛不相及的鄉土文化，也有少數人的江湖和俠客文化。這種文化上的割裂為中國製造了革命的土壤。

走資派複辟後的中國又繼承了這一封建傳統文化的衣缽，從幹部群眾的魚水關係變為官民對立。這種對立的形成是對無數先烈以平等獨立為信仰流血所建立的新中國的背叛。這種對立同樣可能成為再一次爆發革命的隱患。

什麽時候爆發決定於下述兩點：第一有沒有一個繼承了毛主席思想的組織的成立，第二，中國現在的經濟還是增長的，但是，資本的貪婪和資本家嗜血的階級本性決定了製造資本向更貧窮國家轉移的必然，這種打工經濟的停滯或衰退是肯定的。

中國傳統鄉土宗族文化的風情畫描述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四世同堂。其核心是孝道，如是反對孝道，尊老和敬老的，老年人年紀大各種功能衰退，應當關心和愛護。孝，尊，敬其實裏麵包含著無條件服從。

服從隻能服從正確，不能被其它因素所左右，如感情，職位，年齡等，孝道簡直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萬惡之源，舜的父母和弟弟三番五次迫害舜，舜都不能勇於鬥爭，如舜接位後，舜的弟弟魚肉百姓，舜豈不是會更不管不顧嗎？二十四孝恐怕光孝還不夠，還得愚蠢，心地邪惡歹毒才能做到。裏麵沒一個正常的。不評論也罷。

與孝一致的祖先崇拜是中國的宗法基礎，也是一盤散沙，隻有私德沒有公德的基礎。

在中國社會早期，夏商周三代中，夏商二朝是敬神的兩個朝代，周朝作為乘虛而入以一個小國推翻大國的朝代，出於維穩的需要，廢除了前兩代對上帝的信仰，以一籠統的天取代了人格神上帝，同時也取締了聯係神和人的貞人集團，開了政治上一元化領導之濫觴。

使得中華民族走向了人本的大一統社會，據說老子對於當時的統治者，妄稱天意，褻瀆神明不滿，做了《道德經》。商周之變是一個貌似進步的文化反動。正如弗蘭西斯培根曾說過，“一知半解的哲學思考把人導向於無神論，但是對宇宙與哲學的深刻思考，卻必然使人皈依於上帝。”

尊天命敬祖宗的人本社會（事實上君本）的建立，在大尺度的時間範圍內，對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中國人沒有信仰，較為功利，隻注重現世，保守，不冒險，沒有邏輯思維，中國的音樂多數是歡快的，沒有沉思。

中華民族沒有經曆統一的人為一神教完成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建築，提前進入了一個人本社會，而構建了一個完整病態的人本倫理和功利人生價值觀的低等等級社會和政治文化大一統的社會。就如同一身體沒有完全發育的兒童提前進入了青春期。另一方麵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信仰，所以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逆淘汰社會。西方社會以上帝為媒介，建立了一個文化係統，形成了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標。

[yongbing1993]

《人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美西方如今的這些高官們還懂得《人權》為何物嗎？滿腦子裝的都是反對中國人，反對俄羅斯人，反對北朝鮮人，反對伊郎等中東地區的人，反對一切對美西方有不同意見的人。還何談《人權》？

當美西方這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聽信了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一些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控訴，極力幫助發聲為他們爭取“人權“時，美西方這群高官不想一想，從中國逃亡美西方的這群中國人的基本人權是有的。更沒有去看在舊中國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美西方的一些官員隻關心這些中國來的奴隸主、資本家、地主階級的“人權“。而非奴隸、打工仔、長工短工的人權。

當美西方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時，關心這些被製裁、封鎖、禁運其他國家的《人權》嗎？

當納粹德國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對六百萬歐洲猶太人實施的係統性、國家支持的迫害和種族滅絕時，猶太人的《人權》在哪裏？

當以色列瘋狂到歇斯底裏要求加沙地帶北部的110萬人在24小時內離開，就要進行無差別的狂轟爛炸。本來加沙地帶200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聚集了300多萬人，平均每平方公裏超過1萬人人口高密度。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下達了最後通牒，通過大屠殺再來掠奪加沙的大片領土。這樣的話，300多萬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在哪裏？

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反對中國人“的高官在當代國際舞台上，《人權》成了美西方對外政策中的一大“法寶”。美西方總是擺出一副世界《人權警察》的麵孔，到處指手劃腳，隨意指責別的國家《無視人權》、《侵犯人權》。

美西方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等世界其他國家的攻擊由來已久，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政府和中國人民從來就沒有屈服過，而是進行了有理、有利的反擊。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如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有很多認識，其中有一些論述是相當的深刻。李大釗和陳獨秀後來成為我們黨的創始人。

可以說，從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也可以說是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中國化的進程。

從所查到的資料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提出了人權問題，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到當時在北京、廣州、上海、山東、江西等地建立了《人權》同盟。1923年，正式提出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這樣非常明確的口號。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根據地，製定了憲法性的文件，製定了《土地法》《婚姻法》《勞動法》。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更好地進行根據地建設，頒布了一係列的《人權》條例。

應該說，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在中國革命中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且做的是比較好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解放以後的社會主義確立階段。在這一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首先解決民主革命遺留的問題，就是要解決政權問題。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新國家機器，這是馬克思主義人權實踐非常重要的必經階段。

《人權》概念,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都是為階級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政府利益服務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為普通人民和平民階級實現和保障的。

人活著的人權，成為人世間一切人的《人權》的源頭，人因而成為唯一具有自為性的真實的有《人權》者。

任何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離開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民族、階級、國家等都成了一種虛幻的《人權》。

自古人類分化為階級之後，剝削階級和權貴階級等富人們缺少過從基礎到高級的任何《人權》需求嗎？沒有，從來沒有缺少過《人權》。

而缺少《人權》的是窮人，是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

《人權》！如今是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詞藻之一，也是目前聯合國的中心議題。尊重和保障人權已經算得上一個流行的偉大的名詞。

審視當今世界，發現《人權》其實是一個多變的概念。人們往往從不同的意義上使用《人權》一詞作為“武器“來用。

其實，《人權》這個詞的表述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悖的主張。在《人權》概念的解釋和運用上，總是存在著某種混亂和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有複雜的曆史與現實根由的。

大體說來，這是由於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個階級、各個派別和各個個人，在經濟利益、政治立場、文化背景、價值取向以及發展水平等方麵不盡相同。《人權》本身過於寬泛和複雜。對人權及其曆史的解釋，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經濟、法律、哲學、宗教、倫理的諸多問題乃至整個人類曆史的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人權概念在現代的過度膨脹，導致《人權》概念呈現各說各的複雜性。

當1945 年6 月26 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時，“促進和鼓勵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1 條第3 項)，僅僅是聯合國的一個宗旨，僅僅是促進和鼓勵“尊重”人權和基本人權， 連“保障”之語也沒有，更不用說上升為“ 法律”的原則。

縱觀中外人權概念，其種類之多，陳述之雜，足以令人眼花繚亂，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不同學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上，基於自己的學識和認識水平, 對不同社會的時代、不同文化類型、曆史傳統、經濟製度等產生不同的理解，必然出現簡繁不同的人權概念。由此還產生在觀念形態和實際操作中的不能同一的人權概念。

從人權概念的起源來看，通過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同化，使人權本身變成了人類的共同理想，《人權》的提出和形成本是有利於人類的本身。通過新社會對舊社會的改造，使人類去除受私有製異化了的舊思想、舊觀念、舊文化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企盼建立起和人民主權、民主相聯係的公正、自由、平等、福利、和諧社會主義製度。使人真正成為人權中的權利主體，才是同人權中有關的平等、自由、公正等權利內涵相統一的人。

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宗教中新教掌權者，利用人權取得統治地位後，將人權中正當的權利異化了，使人權成為統治階級或領導集團的特權，成為享有資本和財產的特權，原本作為人類第一需要的自覺自願的勞動也變成了異化勞動。

反映在中外人權觀念上，就是漠視人與人之間的富與窮的地位、文化、財產等差別，僅僅賦予人權概念中人人享有抽象的道德權利、自然權利或普遍權利，以平等的、無差別的“人”的表象，實質上掩蓋了人權概念中真正的本質和內涵。

在美西方等發達國家的人權概念中，都標榜人權是世界上人類與生來俱有的，人人都不可剝奪的男女無差別的道德權利，實際上是做不到。最典型的實例是，中國曆史上，八國聯軍侵占中國時的嚴重踐踏人權情況。1885 年法國在上海法租界公園門口豎起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地道的人權招牌，無不表現出西方人的種族觀念。他們把人權僅僅視為“歐洲人權”或白種人的特權。這展示了某些美西方人在人權概念理解和運用上的狂妄、野蠻和異化性。這種人權概念異化性, 在近現代的殖民主義者，對外擴張侵略者和美國霸權主義者的“人權外交” 政策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把人類對自己應當享有權利的同化概念變成了權利異化的概念，從而將人權概念異化了。

對人權概念表述上的模糊性。在中外眾多的人權概念中，除了極少數對人權析義表述較為清晰外，尤其在簡單的人權概念裏，大多不僅在語法和邏輯上表述過於模糊性，就是在語法和邏輯基本正確的前提下, 人權概念中必備的主體、形態、客體等內容,也表述得含糊不清，不得要領，無法明白人權概念最起碼或最基本的概貌。

把人權界定為“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或說人權即“人格”或資格，以及“有效的要求權”，或說人權“是得到社會承認的權利” 等, 都是缺乏必要的主體。因為人權主體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即使認為人權的主體是“人作為人”或“人之所以成為人”等表述，也會引起模糊的爭議，必須要作出適當的說明。

關於人權的客體，不少人認為人權就是做人的權利，作為客體的“權利” 到底指什麽？沒有作出必要的說明。即使說明人權是“以人的自然屬性為基礎、社會屬性為本質的權利”，對該“權利” 的認識還是模糊的, 因為我們無法了解與人權概念有關聯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具體含義是什麽。

人權的具體形態，大多也是含糊不清的。不少人權概念表示出其外延是“道德( 倫理) 權利”， 或“應然權利”，或“基本權利”，或“應然部分和實然部分”、或“ 法律權利”等等。但沒有說明是否人權源於人的本性、尊嚴、人格、需要或者行為等。也沒有開列或至少列舉出具體的權利形態，無法看出人格概念的外延的較大包容性。因為人權的具體形態是人權概念中的重要問題，由此可看到給出人權定義的學者，對人權理論了解的多寡、深淺和是否具有真知灼見的智識。在這一問題上, 不同學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論。

目前歐美西方各國實施的“人權外交” 政策來看，美國在全球謀求霸權地位和獲取自身利益，聯合西方強勢方的各國推行人權的雙重標準。

從1977 年起每年提出一份國際人權狀況報告，矛頭針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存在的“人權問題”，實行其所謂“人道主義”，幹涉處於弱勢方的國家和民族的主權和內政。如美國攻擊中國存在著壓製勞工權利、在西部建立奴役勞改營、出口勞改產品、執行強製性墮胎、迫害宗教界人士、謀殺、失蹤、迫害政治犯等嚴重人權問題。

中國的報刊不時披露美國的國內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如種族歧視、貧富不均、流浪街頭人員、虐待俘虜( 囚犯) 、用電擊手槍對付示威者等。

在批判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人權外交”的本質之餘，也看到這樣的事實: 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強勢方以“人權”為口實指責作為弱勢方的發展中國家。各國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人權問題，號稱“人權衛士” 的美國也不例外，作為強勢方的國家、政府、有權有勢有錢階層者不時對處於弱勢方的勞工、平民百姓、囚犯等實施人權侵犯，從這些意義上講，最需要人權保護的是弱勢方。因此，人權的本質是保護弱勢方的權利。

從近、現代人權的發展史看出，發達的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侵略他人和實行殖民統治時，比如1840 年的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占、瓜分中國, 他們從來不講人權。

二次大戰之後，雖然有了國際《人權》標準，但美西方歐美列強以“人道主義幹涉”為借口，經常對土耳其和其他弱小國家進行軍事幹涉，確立了世界性規模的殖民地體製。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美西方國家打著“人權外交”旗號，實行人權的雙重標準，在世界各地侵犯他國利益，特別是2003 年3 月20 日發動侵略伊拉克，還爆出震驚世界的虐俘事件和在古巴關塔那監獄存在嚴重侵犯囚犯人權問題。

由此看出，美西方發達國家和霸權政治構成對世界《人權》侵犯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人權》實現的重要阻礙的國際條件。21 世紀應當對強國的《人權》主張進行批判性檢討，弱勢的國家和民族向霸權政權和強國抗爭和訴求《人權》實現的條件。

從世界各國來看，包括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在內的占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大量貧困人民、下崗職工、生活無著落的乞討人員、男女性別歧視、貧富兩極分化、地區差別、社會保障的普及程度問題、冤假錯案難以伸張、官場腐敗、行政權力侵犯普通公民權利、特權泛濫成災、缺乏有效民主體製、口號監督政府等, 都反映每個國家對人權實現的承諾情況和存在的問題。

這些都可以作為評價各國在什麽程度上具體和實現了廣大人民享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個人權利的有效基準，也就是作為檢驗各國政府對人權實現履行其何種程度義務的條件。

因此，國際人權兩公約在“前言”中都規定：“各國負有義務, 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普通尊重和遵守。”

而在《世界人權宣言》中要求：“各成員國業經誓願與聯合國同心協力促進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行”。這是各國承擔實現《人權》的義務。

由此看來，作為人權主體的弱勢者( 平民百姓、弱勢群體、弱國小國和處於劣勢的民族) 是人權實現的決定性條件， 各個國家、執政者、聯合國和社會( 包括國際社會) 是人權實現的重要條件。這些條件相互配合和支持， 全人類的人權的保障才能最終實現。

然而，《人權》在口頭上、文件中是理想的。在現實社會中一直是存在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以色列有狂轟爛炸的人權》《加沙人隻有逃跑積死亡的權利》。《強權國入侵弱國》。

[yongbing1993]

文革是一場由上至下反官僚運動





“文化大革命”與反對官僚主義

毛澤東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

毛澤東認為，我們的黨裏、政府裏、軍隊裏混進了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在毛澤東的頭腦中，資本主義就是私有製，就是剝削，而資產階級，就是剝削者，就是富人。

毛澤東認為，國家、黨，麵臨變質——即變修——即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

毛澤東1967年2月8日在一次談話中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這種形式現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揪“走資派”。

毛澤東說：“大官們壓人，但是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傳部印：《第三次理論討論會的五個發言材料》，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

可見，毛澤東認為，官員們的被“揪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在1967年的幾次談話中，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對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的《走資派》，這一點講得再清楚不過了。

比如，9月30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時候講到：“中國的事情有一部分幹得還可以，有一部分幹得不好。如果統統幹得好，還搞文化大革命幹什麽？正是有個黑暗麵，要改變。”（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507頁）。

10月12日，毛澤東在接見同一個代表團時又談到了同一個話題，毛澤東說：“這是一次審查幹部的好機會。”

毛澤東還講到：我們有一部分幹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幹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同上書，第1509頁）。

所以，不管對“文化大革命”怎麽評價，都不可否認，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動機之一。

之所以要反官僚主義、反特權，目的還是要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使共產黨、新中國永不改變毛澤東心目中的“革命本色”。

聯係到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先生那一席關於如何保持共產黨“革命”本質的深刻、鐫永的談話，應該認為，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毛澤東從早到晚、貫穿一生、始終都在的一個思想。

“文化大革命”在反官僚主義方麵的啟示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是反官僚主義，反幹部特權，乃至反腐敗。

毛澤東是以“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作為整頓方式。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整頓，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瓦解原有的分利聯盟，使政治重現清明，使公正再降人間。

毛澤東提出，像“文革”這樣的運動要進行多次。

而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既得利益集團和分利聯盟的重新形成大致需要多少時間，毛澤東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和對中國古今政治、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了解，估計這個時間周期大約為七到八年。.

所以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以後再來一次！

也就是說，七到八年，是毛澤東在深悟了中國現實政治之後，總結出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建立和分利聯盟的組成通常需要的大致時間。

“文化大革命”收到的效果是很明顯的。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實際上是大眾民主化的，群眾對製約權力的影響是明顯的。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大小小的“走資派乃至所有當權派”們都在平民百姓的堅督之中，受到了如同在洗禮一般的清查，凡走資派作過“惡”的，多數還是有真心的“懺悔”，別的 “走資派惡官”，即使沒有“懺悔”，也有真心的後悔不敢再作惡了。

[yongbing1993]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






毛澤東：“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的人民至上的思想是永恒的。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那裏，《民》隻是工具，《民》是權力的接受者。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製度裏的《民》成了權力的“施與者”。毛澤東的《親民》思想是一種全新的《親民》思想。這種《親民》思想使毛澤東對傷民、害民行為更痛恨，在鏟除這種行為方麵做得更加無情，更加徹底。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全新的《親民》思想，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國共產黨領袖能夠成功地使自己從官僚機構和官僚階層中相對分離出來，得到毛澤東那個時代的人民的真正擁戴。

共產黨一旦奪得了政權並坐穩了天下，《親民》思想立即就成為《愛民》行為，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簡單直白的語言通俗而又明確無誤地表達出來的行為要求，成為毛澤東時代對各級官員提出的起碼的為官準則。因為至少在認知上，這時的國家已經是共產黨的國家，人民也已經成了共產黨的人民，黨、國家、官員、人民已經融為了一體，這時，愛民即是愛己！作為最高領導人，這時的毛澤東在很多時候，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對走資派右派及貪官汙吏特別痛恨。因為貪官汙吏的《傷民》、《害民》，與民爭利，與國爭利，客觀上破壞了國家的基礎，敗壞了共產黨的形象，動搖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毛澤東是一位真正用《大愛》覆蓋了《小愛》、用廣博之愛克服了狹隘之愛的《人民領袖》。毛澤東的《親民》，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平等的倡導和追求。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這種《愛民》形象需要進一步完善和鞏固，領導人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人格上，與廣大人民群眾都是平等的！戰場上，隻要軍官在前，士兵就不會後退；艱難困苦之時，領袖的生活也沒有好到哪兒去，這就足以使人民忍饑耐寒而少有怨言。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對現狀有一個大體“平等”的認知，是統治者維持政權穩固、民眾保持心理平衡和社會實現安定和諧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

毛澤東說，此前的所有社會都是不平等的，而此前的所有統治者都是製造不平等的。中國共產黨的目標，首先就是要創造一個平等的社會。在毛澤東的時代，“新社會了人人都是平等的”。隻是.“分工不同”，“為人民服務”，“公仆”都是從“平等”這一概念派生出來的。

毛澤東對“平等”的追求是一種真實的追求。這方麵，反官僚主義和反幹部特權就是“平等”理念付諸實踐的重要體現。從反官僚主義和反幹部特權的具體行動中，人民看到，毛澤東宣傳的平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和騙取民心的謊言，而是共產黨人發自內心的、實實在在的、並且一直在實踐上努力想要實現的目標。所以，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是出自內心的真正擁護。毛澤東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使人們真正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實行的“官兵一致”。

反官僚主義。實事求是地講，在毛澤東時代，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貫穿始終的。中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會——中共八大，就提出了要加強執政黨的黨風建設，要注意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這些顯然都是針對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

當時確實在部分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上已經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官僚主義、搞特權等等問題。所以，中國共產黨八大很嚴肅地指出了這方麵的問題。

加之這一年波蘭、匈牙利都發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事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認為，應該按照“放”的方針，自覺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改正執政黨內存在的種種缺點和錯誤，以改善黨群、幹群關係，鞏固執政地位。於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發動鳴放，搞開門整風，要人民群眾給黨和官員提意見。

八大之後不久，中共就開始了整風運動。這場運動的初期，矛頭所向是官僚體製，特別是領導幹部，直接衝擊的是建國後由官員們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運動的初衷是反官僚主義，要糾正各級官員的“不正之風”，整掉執政者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東西，使之能更好地擔負起領導任務。

1964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更是一場直接針對幹部的典型的反官僚主義、反幹部特殊化的運動。“四清”運動一開始是“小四清”，即：請賬目、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主要是要糾正基層幹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鋪張浪費、多吃多占和貪汙盜竊行為，以整頓幹部作風。後來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其主要針對性就更明顯，那就是各級領導幹部。

與“四清”運動同時進行的“五反”運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其矛頭毋庸置疑主要也是針對領導幹部的。

所以，可以說，建國後在毛澤東的時期，對幹部作風問題一直是抓住不放的，並且也是抓得很緊、管得很嚴的，當然，成效也是很顯著的。所以，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治官”有術，“吏治”也還清明。

毛澤東時期反官僚主義的一次重要升級，就是文革中“反修防修”問題的提出。也就是說，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的考慮，最初還是出自於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的需要，是把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放到了黨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這個層麵上。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必須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為了保證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能真正實現，就必須建立全麵的公有製，因為隻有在公有製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公正分配，從而實現經濟上的平等，而隻有經濟上實現了平等，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政治方麵的平等，也才可能真正打破“官”、民界限。這其實體現了毛澤東對新中國政治建設的一個戰略思考。

毛澤東根據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統治經驗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訴求，特別不願意看到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又出現貧富差距和“官”欺壓民的狀況。而中國共產黨要想得到廣大人民的真正擁護，使自己的執政地位永不動搖，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就一定要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反修防修”問題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後，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任務。1957年5月，他在《事情正在其變化》一文中寫道：“在共產黨內部，有各種人。有馬克思主義者，是大多數。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當然，這時還隻是在一般意義上談修正主義，但目光已經放在了共產黨內部。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後，中國共產黨對“修正主義”問題作了專門研究，並提出了若幹結論性看法。其中有三點對中共的決策從而也就對中國後來的曆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一，蘇聯“變修”了。“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九評”中的語言）；其二，“修正主義”的根源是“高薪階層和農村富裕階層”；其三，中國應“反修防修”。

“大躍進”後的經濟困難，首先和直接的表現就是市場供應嚴重不足，於是出現了一些幹部利用掌握的各種權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問題，這被毛澤東看成是基層領導“變質”的表現。當然，問題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麵，這就是當時概括的所謂“五風”。

這一切，其中特別是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的變化使毛澤東感到憂心忡忡，而幹部的變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義，是特權。從以下所舉的一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這方麵的不安和焦慮。

1965年1月，正在社教蹲點的農機部長陳正人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其中匯報了他在蹲點中產生的切身感受。

陳正人在報告中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很嚴重，對下麵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過去我們也曾不斷檢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但是，究竟官僚主義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從這一次比較認真地開始蹲點才逐漸明白過來的。我開始體會到，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企業建設的過程，隻能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中的黨和工人階級不斷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過程。”

毛澤東在陳正人的報告上批到：“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麽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的對象，革命對象。”

這裏，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經濟學讀書談話》中曾經提出過革命後的“既得利益階層”，在“九評”中，提出過“特權階級”，後來又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世前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資產階級”。這些概念，所指應該是一致的。

毛澤東本人毫不掩飾他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和厭惡。他曾說過：“鑽進我們隊伍裏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惡極，……對這些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3頁）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毛澤東：《1967年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

毛澤東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對官僚主義的憤怒也沒有半點減弱，對官僚主義的抨擊也還是那麽尖刻、銳利：“民主革命勝利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參閱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傳部印：《第三次理論討論會的五個發言材料》，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

毛澤東對領導層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的現象十分擔心，他越來越堅定地相信，這種官僚主義發展下去，必然會使黨變修，國變色，人民的江山喪失，勞動群眾又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為國家的發展，為人民的幸福，為他和中共畢生奮鬥、付出了巨大犧牲的事業，為共產主義信仰，一定要把這場與官僚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這是“繼續革命”，“不斷革命”，它的意義和重要性不亞於民主革命。為此，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