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人權
《要捍衛》《人權》？權貴們的《人權》《要捍衛》嗎？《人權》掌握在《權貴們》的手中。《要捍衛》《人權》的是低層的無權無勢無錢無貴的平民百姓。
“人賦人權”表明，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人權。
毛澤東曾說：“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回答“為什麽人”的問題，首先必須把握人民概念。毛澤東人民概念呈現出一些獨特之處。一是具有曆史性。毛澤東根據中國不同曆史時期的矛盾狀況，界定了不同曆史時期人民的範圍;二是具有階級性。階級性是毛澤東人民概念的本質特征。三是具有群眾性。毛澤東認為，人民的範圍極其廣泛，不論在哪個曆史時期，均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由此出發，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
一方麵，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毛澤東認為隻有帶階級性的人性，沒有不帶階級性的人性。同樣是人權，因時代、地區、國家、民族、階級的差別而有不同的表現，這種具體表現就是個性、特殊性，在階級社會主要是階級性。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強權者的利益和被壓迫者的利益不一樣，舊中國的受教育權並沒有惠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等等。他說：“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可以說，毛澤東早在青年時期就有了“人民大眾的權利”這樣的意識，他一生都在為實現和保障人民大眾的人權而努力。五四前後他已經看到，曾經令他激動不已的“中華民國”並不是真正的“人民的國家”，這使毛澤東萌發了用“民眾的大聯合”推翻少數人的統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的最初意識。
在《湘江評論》的二號刊上，青年毛澤東說，天地間的權利和自由本來是人人都可以到手的，但卻成了少數“惡賊”的專利，這“惡賊”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有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後，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取的就是本階級的人權，指出共產黨就是要爭取人民大眾的權利。
毛澤東非常讚賞孫中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的民權主張。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
毛澤東始終站在農民運動前列，指導著運動前進。
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中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他對封建宗法思想和製度的批判是極為深刻的，遠遠超過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
1941年11月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民權和民生就是為全體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全國人民各得其所，“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
毛澤東一生都把人民大眾的權利放在首位，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作為共產黨和他個人的革命目標。
另一方麵，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是把人權的普遍性與階級性結合起來的楷模。在毛澤東那裏，工農一直是人民大眾的主要部分，但並不是全部。
《民眾的大聯合》就旗幟鮮明地宣傳了廣大受苦受壓迫的民眾，占了人口的大多數，是國家、民族和社會主體的思想。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人權都不是隻由工農專有的，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開明紳士都是人權的主體。
比如，他認為每個時期人權主體的變化應與該時期“人民”概念的變化相一致。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階級和階層包括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本家都與工人農民共同享有各項人權、財權和政治權利。
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寫道：“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
解放戰爭時期，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及其總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各項權利都應當得到保障。過渡時期，一切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和工農享有同樣的權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作為人權主體的範圍更是空前廣泛，國家的一切權利都屬於這些人。
再比如，毛澤東始終堅持了“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因為，革命的目的是消滅剝削階級，麵對整個敵對階級，隻能用鬥爭的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則。
但對於不同階級中的具體個人，卻可以和應該采用人道原則。放下武器的敵人，他們更多地是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階級與人民對立。而且，敵人營壘中的士兵，如日偽軍以及國民黨反動軍隊中的士兵，多是被強征入伍的，屬於勞苦大眾而不屬於剝削階級，從這一點來說，也應該用人道原則去保護、爭取、團結他們。
“人賦人權”表明，必須追求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
人權內容涉及麵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特別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這一點在毛澤東早年的“新村”藍圖中就有所體現，在後來的人民公社運動中也可見一斑。
一方麵，毛澤東提倡人的個性解放。
1926年毛澤東在起草“上海互助團”的“啟事”中指出：西方的個性解放值得提倡，專製主義的最大罪惡就是壓製、摧殘個性。青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是“由少數階級專製的黑暗社會，變為全體人民自由發展的光明社會”，在其中“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故凡有壓抑個性、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
這裏，毛澤東宇宙觀的唯我論錯誤是明顯的;同樣，他主張個性解放的反封建革命性也是異常鮮明的。膾炙人口的“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詩句，反映了青年毛澤東追求自由、向往自由的心境。1939年3月，毛澤東提出：“我們共產黨人是永遠站在爭自由與爭平等的人們一起的。”
1944年，他還說：“解放個性，這也是民主對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縛的個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1947年1月1日《新年祝詞》飽含熱情地寫道：“自由的陽光一定要照遍祖國的大地。”晚年他在閱讀《聊齋誌異》《小謝》時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人與人的關係應當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頁)毛澤東理解的人的個性解放具體講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一是政治解放。
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是毛澤東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毛澤東深刻認識到，“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獨立，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個性解放”。因此，實現民主獨立和人民解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首要曆史任務，也必然是中國人民個性解放和全麵發展的前提。
二是經濟解放。
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個性的解放，人格的獨立，均以個人經濟的獨立為基礎。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封建製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權。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這是財產權的產物”。因此他認為，解決農民、工人生存權的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徹底改變地主、資產階級的私有製，使生產資料歸工農勞動人民所掌握。
三是思想解放。
毛澤東自稱“性不受束縛”、“好獨立蹊徑”。他反對迷信，反對盲從，提倡“人人依自已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毛澤東最早了舉起反對“本本主義”的大旗，教育全黨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他還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以蘇為戒”，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思想條件。正是毛澤東大力倡導了思想解放運動，為中國人民的全麵發展，從思維方式上開辟了一條嶄新通道。
另一方麵，毛澤東提倡人的全麵發展。毛澤東認為，人不僅要生存，還要發展。人的發展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人的發展應當是全麵的。
其一，普及文化教育。
在毛澤東看來，要使廣大民眾享有文化教育權利，就必須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實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建國前，毛澤東不但親自創辦農民夜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而且針對“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麵，最大多數是農民”的社會現實，指出：“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發出了“為消滅文盲而鬥爭”的號召。
抗戰時期，僅陝甘寧邊區1937年至1941年就有農民夜校和學習班組2萬餘個，參加學習的農民23萬餘人。建國以後，毛澤東提出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是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二是全日製與半工半讀、業餘教育並舉。在毛澤東的重視下，人民群眾的受教育權得到了根本改善。
1957年毛澤東總結到：“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提倡在整個教育體係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人。
毛澤東倡導人民藝術，1942年5月，毛澤東係統闡述了“兩為”方針;建國後又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式定為黨的科學與文化事業的一個基本性長期性的方針，確保了文藝為人的全麵發展服務的正確方向。
其二，注重人民體育事業。
早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千百年沿襲下來的“重文輕武”、“羞恥短後”的陳腐教育觀，毛澤東認為，所謂德智體全麵發展，德育是靈魂、是根本;智育是知識、是核心;德育、智育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載知識之“車”，寓道德之“舍”，也是枉然。“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隻有“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才能達到“身心並完”的目的。
因此，毛澤東極力倡導“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個思想是超前的並且言中了當時國人與教育界的弊端。1950年毛澤東對教育界人士又談到：你們辦學校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我認為有誌參加革命的青年，必須鍛煉身體，不鍛煉身體的人，就不配談革命。1952年，毛澤東寫下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光輝題詞，成為社會主義人民體育事業發展的總方針。
其三，人的全麵發展取決於生產方式的實現程度。
毛澤東認為，隻有生產力發展了，才有可能使人民群眾擴大自己的活動領域，實現全麵發展。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的近代化而鬥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其四，勞動與教育相結合是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的途徑。
1921年，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組織》中就指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顯見，毛澤東是把勞動視為人的全麵發展的基礎及實現手段的。
毛澤東：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
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
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
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
借口“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去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允許，這是方向性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麵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隻有靠在外麵。
有的同誌鬥別人很凶，鬥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誌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的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有的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麽辦？〕怕什麽？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麽？要將“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那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的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製，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製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致”。這是什麽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麽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那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麽到現在還這麽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麽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什麽是“正確的道路”？什麽是“正確的方向”？什麽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係同誌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什麽“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麽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製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麽人，搞的什麽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作夢！
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鬼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是如何揭露與反擊美國“人權攻勢”的？美國自認為其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十分完美，希冀普天之下均以美國為楷模。在美國看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洪水猛獸，對於救民於水火的中國革命，美國更是一貫仇視。
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國便不惜血本，武裝支持蔣介石鎮壓中國人民革命，力圖保持南京政權這個“民主的象征”，決意防止“邪惡的共產主義顛覆網”將中國“不幸的人民導入歧途”。《扶蔣反共》破產美國就祭起了《人權旗》。
然而，正義的力量終究是不可戰勝的，不出兩三年，蔣介石政權已日薄西山，美國的《扶蔣反共》破產在即。絕望、慌亂之餘，美國拋出了“白皮書”，祭起了“人權旗”。美國極力掩飾自己的侵略罪行，誣蔑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獨裁”，是“極權主義”，斷言新中國人民政府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這一最基本的人權。
新中國麵對美國的攻擊和汙蔑，封鎖封運和製裁。毛澤東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駁斥。毛澤東回顧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實，舊中國領土被割占，主權遭踐踏，舊中國人民受奴役的悲慘曆史，深刻地指出，人權是從屬於國家主權的，當國家喪失主權，民族不能自立時，是根本談不上人權的。
《人權是從屬於國家主權的，當國家喪失主權，民族不能自立時，是根本談不上人權的。》今天的加沙地區的《人》有《人權》嗎？
《今天的加沙地區的《人》有《人權》嗎？》
《舊中國民國時代的戰亂時期，舊中國勞動人民有《人權》嗎？》
毛澤東在“五評白皮書”等重要文章中，以大量的事實證明，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正是踐踏中國人民基本人權的罪魁禍首。
首先，美國等西方列強通過連續不斷的侵略和掠奪，破壞了中國的獨立和主權，洗劫了中國的社會財富，惡化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使中國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困境，使中國人民喪失了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其次，美國的侵略戰爭，直接剝奪了中國人民的生命權利。
1900年，美國參與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屠殺了大批中國民眾。再次，美國扶持中國的反動政府進行反革命內戰，間接剝奪中國人民的生命權。
毛澤東特別指出:“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美國出錢出槍“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
總之，近百年來，美國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無數血債，它將永遠被刻在中國曆史的恥辱柱上。
毛澤東總結了近代中國人民革命的經驗，提出了“革命加生產”這一解決中國人權問題的根本途徑。
毛澤東指出:“自由是人民爭取來的，不是什麽人恩賜的。”
要實現人權，就必須從創造實現人權的社會條件開始，就必須進行社會革命，消滅使人受奴役、受剝削、不平等、不自由的社會關係。
要實現人權，就必須從創造實現人權的社會條件開始，就必須進行社會革命，消滅使人受奴役、受剝削、不平等、不自由的社會關係。
無論是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要有自己的人權，就必須推翻腐朽沒落的反動階級的統治，使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
同樣，在中國，要有勞動人民的人權，首先必須有勞動人民的政權。這就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從根本上掃除帝國主義的壓迫，擺脫封建勢力的束縛。隻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新型的勞動人民的政權。
毛澤東強調: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鬥爭。”
在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政府隻能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但它“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的，而是民主的。”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決不容許搞對人民專政的資產階級民主。不管他們叫獨裁也罷，專製也罷，極權也罷，反正是不給敵人以民主，“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毛澤東著重指出，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人民幾十年奮鬥的成果，通過人民民主專政達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保障絕大多數人的人權的根本選擇。
人權作為一種“權利”關係，屬於上層建築的範圍，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的。人權的發展狀況必受社會物質條件的製約。
因此，毛澤東認為，在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後，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創造豐裕的物質財富，為人民的生存發展奠定物質基礎。否則，革命就失去了意義。
毛澤東特別批駁了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5日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所說的“吃飯問題”。
毛澤東指出，美國無非是說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天下大亂，隻有靠美國的麵粉，隻有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但是，美國的險惡用心是不可能得逞的。
毛澤東用解放區根本不存在吃飯問題的事實戳穿了這一謬論，並深刻揭示了國民黨統治區存在吃飯問題的真正原因，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
毛澤東滿懷信心地指出，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通過大力發展生產，“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
毛澤東深刻揭示了資產階級人權的內在矛盾，指出在階級社會裏，人權具有鮮明的階級內容，根本不存在超階級的、普遍的人權。
美國自詡其“民主政治”是人權的最好保障，但在毛澤東看來，它“隻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獨裁統治的別名”。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
可見，美國所謂的人權在政治上就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並且隨著階級矛盾的加劇，這種人權的內容變得愈狹窄。
所以，“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
在經濟上，美國所謂的人權則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這種人權的首要特征就是私有財產被確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
廣大勞動人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但是他們並不能真正占有自己的勞動果實，而少數資本家卻憑借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加劇了對工人階級和國外勞動人民的剝奪。
正如毛澤東所說:“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
針對白皮書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的人權思想，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沒有出路。
毛澤東反思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艱苦曆程，說：從1840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的70多年中，中國人民沒有什麽思想武器可以抵禦帝國主義，“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這不僅因為資產階級人權思想、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有其曆史和階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它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資產階級由於其本身的軟弱性，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勝利，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首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毛澤東強調指出，中國人民經過比較和鑒別，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根本原因在於它是“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符合了中國革命的社會條件的需要。這一理論一經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一經為中國人民所掌握，便產生了巨大的進步作用，指導著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
今天的加沙人民，缺少的是共產黨，缺少的是人民的自己的軍隊，缺少的是毛澤東式的領袖人物。加沙人民何時才有《人權》？
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
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
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
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革命的反抗，製止他們的複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
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結束了。
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1951年10月23日)
1、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
2、分地的問題，與宗教問題有所不同。在漢人區域已經分了土地，這裏對宗教仍然是保護的。少數民族地區分不分土地，由少數民族自己決定。西藏地區，現在談不上分地，將來分不分，由你們自己決定，並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分。(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是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文化。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是要執行幫助你們的政策。開始進去的時候不會有幫助，三、四年之內也不可能有多的幫助，但以後就能幫助你們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麽用處。(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革命的反抗，製止他們的複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駁“輿論一律”》，1955年5月24日)
中國的情況是：由於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隻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隻有一畝田、或隻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後，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後，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隻占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隻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
西藏幾年來有進步，每年都有進步，西藏今後是會發展的，人口要發展，財產要發展，文化教育也要發展。宗教學校也可以辦，幾十年後西藏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你們有自治權，各民族的事自己管，就像新疆維吾爾人的事情自己管一樣。漢人隻能幫助，不能代替他們管理。……我國有一百多種少數民族，各民族的事情都歸自己管。(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接見西藏參觀團時的談話)
漢人裏麵也有信佛教的。土改以後他們信，社會主義以後還會有人信。對於宗教信仰，政府是不幹涉的，也不能隨便取消的。(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地方參觀團成員拉魯?次旺多吉時的談話)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並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於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製。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製，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麵，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實際上，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這種所謂兩黨製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對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在美帝國主義眼裏，什麽聯合國，什麽美洲國家組織，什麽別的玩意兒，統統都是它手掌裏的工具。對於這些工具，它用得著就用，用不著的時候就一腳踢開。踢開了，還可以揀起來再用。用也好，踢開也好，都是以有利於它的侵略目的為轉移。(《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1964年1月13日)
毛主席真是高瞻遠矚 ！
共產黨執政權是工人農民賦給的。“人賦人權”表明，共產黨必須要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 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用好權的同時，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 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廣大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
如今走資派為資本家服務了。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就不合法。
管理權是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它的權力同樣是人賦的，這個“人”就是人民大眾，這是毛澤東的一貫觀點。
1968年10月毛澤東再次強調：“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 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廣大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
執政之後，毛澤東一再提醒全黨，共產黨是代表人民執掌政權的，如果代表得不好，人民就會收回這種權力。那麽，怎麽樣才算“代表得好”呢? 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用好權的同時，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一方麵，因為共產黨的管理權是人民所賦予的，所以必須履行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
其一，毛澤東始終把人民的利益作為最高的價值標準。
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回答“為什麽要革命”時，就講到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上的幸福。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又提出“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在毛澤東眼裏，為人民服務，歸根結底就是為人民謀利益。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其二，毛澤東始終把符合人民利益作為共產黨員的道德準則。
毛澤東甚至認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就不但把人民利益標準作為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的標準，而且引申為生死觀的標準，具體化為可以操作的行為準則和評價標準。
其三，毛澤東始終把符合人民利益作為工作判斷的最高標準。
毛澤東說，“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毛澤東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即是說，共產黨人所做的各項重大決策，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時，符合人民的利益絕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必須關注民生問題。
其四，毛澤東始終堅持“革命功利主義”。
毛澤東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麽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隻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
另一方麵，為保障共產黨的管理權的正確行使，必須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毛澤東認為，人民能將權力賦予給共產黨，也能將權力收回，如果共產黨蛻變成一個特權階層、腐化集團，那麽人民也應當毫不客氣地將其“革掉”。
所以，“政治工作要走群眾路線，單靠首長不行。你能管的了那麽多嗎? 許多事你們是看不到的，你隻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發動群眾，人人負責，人人開口，人人鼓動，人人批評。”
1945年毛澤東同黃炎培關於“曆史周期律”的對話，既表現了他對共產黨能夠使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的高度自信，也是對全黨的一個警示。
為此，在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鄭重提出了“兩個務必”，警告全黨要注意拒腐防變。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說，並又反複強調：“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基於這種認識，毛澤東在《文革》中特別注意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
《反走資派》不是借著歌頌毛澤東來反走資派，而是聽毛主席話要反走資派。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是一次在我黨曆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代表大會。
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大大地加強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地加強了我們的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這次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麵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麵的曆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革》是什麽？文革就是階級鬥爭。是毛澤東共產黨同蔣介石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武裝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看似結束了。
但蔣介石國民黨留下的無數的右派分子還在，而且還有無數的新的產生。每個人腦子裏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資產階級思想。他們聯合起來瘋狂地反對共產黨，逼共產黨下台。他們在共產黨內找到了代理人《走資派》。
鄧小平篡權上台所做的一切證明了這個事實。文革就是階級鬥爭。工人下崗了，被砸了鐵飯碗。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又一盤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資本主義私有化後的一切醜陋社會現象都變本加利地複辟了。睜眼看不見嗎？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鬥爭，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還大量產生，社會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使必為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來，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試圖複辟資本主義。所以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必定成為走資派。文革就是階級鬥爭的繼續，而使用的方法是文鬥而不是武鬥，使用的是《東方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也稱大民主。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毛澤東說：“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指出：“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同階級敵人作鬥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提出了“打擊官氣、尊重群眾熱情、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號召群眾大規模廣泛參與社會管理和勞動、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利用一切人類先進技術實現大規模飛躍”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毛澤東指出：“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來是很豐富的。過去是在舊製度的壓抑下，沒有解放出來。現在解放了，開始爆發了”，“我們現在的方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
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實現從集體所有製經濟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基層載體構建方麵，毛澤東開創了集體公社理論——集體公社實行工農商學兵合一、政經合一、全民皆兵，大力發展政治經濟和民兵力量，作為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向社會主義發達階段過渡的載體。而且，毛澤東創造性的指出，兩大所有製並存條件下，一部分生產資料也是商品，例如買給農民的生產工具。
毛澤東指出：“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公社在現階段同時又是基層政權的組織。”
公社是實現農村自主工業化、發展鄉村的社會生產力、實現鄉村有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載體。
毛澤東說：“現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現的社會主義大集體所有製，也就係小全民所有製，要逐步地發展為全麵的全民所有製。”
毛澤東說：“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
毛澤東說：“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長期並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製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製轉變為全民所有製，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製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
關於公社的自主工業化，毛澤東深刻指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毛澤東開創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取得了極其輝煌的實踐成就——不到三十年，我們就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係、國民經濟體係、國防設備體係，擁有了自己的“兩彈一星”。
毛澤東敢闖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沒有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變為現實，取得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曆史上迄今為止最輝煌的成就。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最全麵、最有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是迄今為止最全麵、最豐富、最科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實現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效率最高的實踐成就。
新中國剛成立，中國一窮二白（1949年建國之初，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還不如比一個僅僅三萬多平方公裏的比利時），經濟嚴重基礎薄弱，人口平均壽命僅僅三十五歲。
但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人口平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增長到六十五歲，全國糧食也增長近一倍。
起點於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了人類曆史起點極其低、條件極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現代工業建設成就。.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從兩千多年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開展了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水利工程建設，用二十七年實現了西方社會近兩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基礎現代化，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自己擁有《兩彈一星一潛艇》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