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階級社會人權隻能靠鬥爭取得

在階級社會人權隻能靠鬥爭取得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人權必須靠爭取得來。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人權內容涉及麵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特別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

眾所周知，青年毛澤東曾接受過當時中國流行的許多西方政治思想，在人權觀上一度還深受“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但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他就轉而樹立了“人賦人權”的思想，以後有過許多相關的精辟論述。認真研究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賦人權”表明，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

作為一種理論，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觀由來已久，係針對神授王權而言的，它在曆史上起到過巨大進步意義。但是，它的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其理論基礎是抽象的人性論，理論內核是“自然權利說”。

“天賦人權”說，僅從常識上來說都是不可能的。

一方麵，如果說“天”是上帝，常識告訴我們，時空中根本不存在上帝這個實體，當然就不可能存在上帝賦予的權利。

另一方麵，如果說“天”是自然，常識同樣告訴我們，自然雖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它卻不是自覺的主體，因而同樣也不可能賦任何人予任何權利。

因此，“天賦人權”說，不管這個“天”是上帝還是自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盧梭堪稱“天賦人權”說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有關的基本論點具見《社會契約論》一書的第一卷。這些基本論點並未展開深入的發揮，而且本質上全屬形而上學的先天觀念，根本就沒有什麽事實的佐證。比如，該書開宗明義就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所以人就應該打碎自己的枷鎖，奪回來自己已被剝奪了的權利。即使是盧梭本人都承認，所有這一切觀點全都是想當然耳，是一種無須加以實證的唯心想象。所以他聲明：“我是探討權利和理性，而不是爭論事實。”而這恰恰是“自然權利說”的致命理論缺陷所在。

與資產階級的人權觀不同，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出了“人賦人權”思想。

關於“人賦人權”思想，毛澤東曾有過許多的精辟論述。

1945年8月毛澤東說：“去年有個美國記者問我：‘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呢?’我說：‘人民給的。’如果不是人民給的，還有誰呢?”

1965年12月毛澤東又說：“什麽‘天賦人權’?  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  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毛澤東批判“天賦人權”，認為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從理論上講理由在於：

第一，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礎的。人的權利雖則是天然的，但是國家、政權、社會、風尚、秩序等等卻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為的。這一點是天賦人權和人賦人權的基本區別所在。凡是人為的東西，就必須經過人的同意，而這裏的人隻能是“人民群眾”。所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群眾史觀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提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既然人民群眾創造了曆史，那麽在曆史中所形成的財富、民主、自由和權利理應由人民群眾享有。這一點，在毛澤東很多著述中都有所涉及。

第二，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權理論為基礎的。人權既然是人的權利，就隻能從人自身尋找存在的根據。人是什麽?馬克思主義認為，現實人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人在一定社會關係中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最基礎最原初地表現為人的社會勞動。個人是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決定人權，最基礎地可能理解為，人權決定於人的社會勞動。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4年在《神聖家族》中就充分肯定了黑格爾關於人權是曆史的產物的觀點，他們說：“黑格爾曾經說過，‘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曆史地產生的。”他們進而對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說進行了批判，指出人權是由人的本質決定，是曆史的產物、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任何權利都不可能脫離現實社會而孤立地存在。

第三，這一思想是中國人民追求現實人權的體現。“人賦人權”的出發點和現實目的，就是為了喚起中國廣大人民不要再做奴隸、不要再當牛馬，而要挺起腰杆做人，維護自己的尊嚴、捍衛自己的權利。正如1938年7月，毛澤東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時所說的那樣：“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一句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國家。”“在這個國家內，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這也是毛澤東一生都在奮鬥和追求的最終動力。

“人賦人權”表明，在階級社會人權隻能靠鬥爭取得。

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提出“天賦人權”，鼓吹他們的人權是“普遍的人權”、“超階級的人權”。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占有，資產階級以“天賦人權”、“個性解放”為主要口號，其實質是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私有製發展的權利。事實上，就是宣揚“天賦人權”的資產階級，他們所享有的一切人權既不是上天所賦予的，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過與封建統治階級進行艱苦的鬥爭所爭來的。

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的艱辛、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多次反複、英國的君主立憲製——資產階級向封建勢力妥協的見證物，這一切無不說明人權的來之不易。

人權既然是“人賦”而非“天賦”，那麽，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自由和權利呢?對此，恩格斯曾經指出：“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它們都是具體的，屬於一定階級的。”

毛澤東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他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所以，毛澤東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人權不可能天賦，要靠鬥爭得來。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麽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誌不要忘記。”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人權必須靠爭取得來。

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毛澤東已經意識到，被壓迫被剝削階級隻能自己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我們種田人的利益，是要我們種田人自己去求，別人不種田的，他和我們的利益不同，決不會幫我們去求。”向強權求人權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激烈的;   二是溫和的。

毛澤東最初也有過“愛的囈語”，主張“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以無血的革命，減少權利實現的代價。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領導了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

驅張等人權實驗失敗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多的接觸之後，毛澤東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時他認為和平的主張，在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卻不能有效地為人民爭來人權。“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於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權?”

溫和的方法行不通，就應該采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手段。

革命時期，在城市，毛澤東告訴工人們學會使用“階級鬥爭”這個武器，爭取自己的應有權利，並為安源煤礦工人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罷工口號。

在鄉村，毛澤東發動農民及農村婦女起來反對封建主義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帶領農民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平均地權”等口號。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思想，帶領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頒布各種法律、法規，一麵不斷擴大人權，一麵保障已得的人權。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努力建立、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不願意當亡國奴的所有中國人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民族的人權和國家的主權。

抗戰勝利後，為了避免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戰爭的災難之中，保護人民的生命權和財產權，毛澤東力爭用和平的辦法建立新中國，在和平的方法不能達到的前提下，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法，不放棄用戰爭的方法去爭取真正的和平、民主、統一。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人賦人權”的命題，依靠鞏固的政權來保障和改善人權。

文革中，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堅持繼續革命，因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必須用階級鬥爭來防止共產黨內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

然而，許多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不到這一嚴重危機，自以為工農兵們掌權了，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

當毛澤東逝世後，沒有人“看老百姓群眾的臉色行事了“。不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這些掌權的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夥同右派分子要自己“先富了“。於是工人下崗了。農民成農民工了。走資派夥同右派分子們都成資本家權貴階級了。

走資派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是要複辟資本主義。更證實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存在的，而且階級和階級鬥爭間的貪富差距越來越大，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反證了當年《文革》是對的，是必須的。《文革》的正麵教育，走資派右派分子們的反麵教育，對工農兵及其一切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後來者們都是經驗教訓。

在階級社會中，低層人士如工農兵和人民群眾的人權隻能靠自己去鬥爭中才能取得自己應有的人權。

[yongbing1993]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好下場








毛澤東：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

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

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

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

借口“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去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允許，這是方向性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麵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隻有靠在外麵。

有的同誌鬥別人很凶，鬥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誌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的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有的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麽辦？〕怕什麽？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麽？要將“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那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的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製，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製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致”。這是什麽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麽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那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麽到現在還這麽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麽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什麽是“正確的道路”？什麽是“正確的方向”？什麽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係同誌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什麽“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麽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製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麽人，搞的什麽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作夢！

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鬼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yongbing1993]

儒家文化就是官僚貪腐文化之源





中國的儒家文化也就是中國官僚貪腐文化之源。儒家文化也嚴重的影響導致中國文化屬於一種內斂，停滯，不會自我更新發展的文化。如無外來文化力量的強加或入侵，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的。也不會有絲毫的社會進步，隻是循環式的改朝換代。

曆史上，無論是孔儒的喪家犬，漢儒的看家犬，宋儒的道學犬，還是明儒的瘋犬，他們所主要維護的貴族權，皇權以及儒術獨尊權，道德評判權雖各有所側重，但以禮為核心的等級製，血緣為中心的倫理觀和文人的道德評判權是一成不變的。

由於儒學的低級奴性，無法抵禦外來文化的入侵，第一次對中華文化大的衝擊是佛教的傳入。在儒佛的鬥爭中，基本勢均力敵各有優勢。儒適合皇權官僚統治，儒和士大夫天然聯係在一起，佛教要求人們忍受現世的統治，有利於國家政權的穩定。當然佛教為迎合儒教，簡化了教義和修行方法。

儒家缺乏追求彼岸世界的終極理論和修養方法。佛教太盛則影響兵源和財源。由於佛道的衝擊，在宋代出現了理學。佛教對中華文化的衝擊是非武力的。佛教給中國人帶來了緣分，忍受，來世。但同時放棄了邏輯的必然，現世的鬥爭性。

但到了鴉片戰爭，西方文化裹脅著武力對中華文化進行了大肆的衝擊，中國的士大夫進行了毫無意義的抵抗，中國的文化則在軍刀之下進行著艱難無奈的變革。有聲稱“舍禮無道德，舍禮無政事”。“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不可倒置”的曾國藩，有號召“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曾張二人是封建禮教維護者中的優秀代表，曾國藩巧妙的將太平天國所宣講的民族矛盾轉化為禮教的存廢，進而和儒生的個人利益相結合，團結了整個文化階層鎮壓太平天國。

然而僅僅半個世紀後，在讀書人中對禮教的認識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張之洞希望通過固守中國傳統道德教育，引進西方文明中的技術教育和科學教育來挽救封建道統統治。同盟會的黃興曾說要給張之洞頒發一枚百噸黃金做的勳章，因張用官費送出的3000名留日學生半數成為革命者，張之洞建造的漢陽槍炮廠為革命準備了充足的武器。

其後的戊戌變法，試圖實現君主立憲，除器物的學習外，也試圖製度上模仿，在五四運動又提出科學民主新文化運動，曆史發展到今天，如果回顧五四，審視今天的國際形勢，不難發現五四的深度不夠，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五四運動的局限在於五四運動把目光僅僅聚集在科學和民主上，沒有提倡真理文化和信仰問題，民主和科學仍然屬於器物方麵，所謂科學的盡頭是宗教，真正主宰科學和民主的仍然是文化，思維方式和信仰。如果對當今中國的科研體製以及院士評選經費分配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今天中國追求科學的效果和形式仍然麵臨是在官僚倫理貪腐文化，還是民主真理文化指導下進行的問題。

中國目前所麵臨的世界形勢其實質仍然是《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所謂的文化就是一個民族區別另一個民族的主要標誌，承載的是民族精神與靈魂。一國或一民族長期積澱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心理習慣等。中國的文化傳統其實應當分為屬於廟堂的官僚士大夫道統文化和屬於民間鄉土社會的孝道文化，中國縣以下是鄉紳治理，他們分別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三畝地一頭牛，妻賢子孝。也有少量附屬於他們的落魄文人的老莊文化（風月酒色或禪宗）和江湖文化（行俠仗義），這不難看出，中國人的心靈和大腦理解宗教世界是多麽難。中國有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土壤，但是和超自然主義絕緣。中國的廟堂文化的代表是以儒家的禮和德為倫理的官僚文化，法家則主宰中國的政治組織形式，道家是官場失意者的精神家園。

但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最為有價值的永恒的靈魂就是中國是中央之國，這個信念如同猶太人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一樣，應當成為中華民族之魂。是奮進不止，永不言敗的動力之源。這個不能變，其它的都可以變革。

在中國文化的演進過程中，最燦爛，最有活力的是周朝家天下崩潰瓦解時的先秦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同的諸侯國為競爭霸業，統一四海，因此他們基本上是采取以行耕戰，不虛無，修水利，論軍功為特點的奮發有為的競爭性事功文化，如管子，墨子，商鞅，兵家，法家等。所有這些文化雖然優秀，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功利性的術而非道對於與信仰的認識或倡導很弱或幹脆沒有，隻能充當展示的動員令或管理文化。

隻有墨家提出社會混亂的原因在於宗教的喪失和對天神崇拜的淡薄，提出天誌信仰至上神，明鬼的人神溝通，非命的救贖理念和尚同的社會目標。當然選擇墨家也不一定就走向信仰，理性，科學和民主，但選擇了儒家就一定不會。

秦是為了稱霸而戰爭，一旦戰爭結束，天下定後，變得無所追求，秦國並沒有找到統一全國思想的繼續革命的基本理論。這是秦國短命的根本原因。

漢朝在漢武帝驅逐匈奴之後，沒有太多的外部壓力逐漸采取鼓吹恢複周禮的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文化，漢以後的全麵儒化使得儒家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各個方麵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家的倫理原則和價值標準成為中國最為重要的文化傳統，反應到社會現實的就是尊卑有別的差序格局，和出人頭地的人生誌向。

因此中國的文化就有了儒家倫理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鮮明特點。中國的自然環境適合農耕社會，農耕文明的最大特點就是保守穩定熱愛和平，農業經濟的特點，春種秋收耽誤不得，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不同於孕育草原文化，海盜文化的經濟，牲畜到季節就會發情繁殖，不以人的行為而轉移。

道德方麵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宗教信仰，極其淺薄低級，功利實用，沒有形而上的理想，學而優則仕充當官奴，以人的情感為價值判斷標準，盛行“差序格局”，潛規則橫行。否定神聖的未知和客觀精神價值就等同於我的欲望就是道德，肯定了人對現實世界的功利追求是天道。因此幾千年來福祿財壽，就是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內容。

沒有上帝就沒有絕對真理，沒有絕對真理，就不能鬥私，提倡私心合理就沒有理性公德，隻有功利。沒有宗教上帝或類似的超越性主宰，道德，真理，法律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商周之變的天人合一和天命王權，沒有思想和靈魂意識隻有俗世的功利和王權統一。

中國的政治文化一直處於在權術和政治手段方麵研究和思考達到非常精致極其先進的法家和在國家，個人政治理想，社會契約，靈魂導引以及終極關懷方麵及其腐朽落後甚至空白的不協調中。這種不協調所造成的曆史表象就是：曆史發展停滯，總在革命，治，亂間輪回。

中國的農民受皇糧國稅和地租的雙重壓迫剝削，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控製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地主豪強對土地的控製對於經濟發展沒有任何好處，對於饑荒他們也不承擔救災責任。地主可能有一般意義上的好人，但地主階級是萬惡的食利階層絕無益處。中國的農業稅到一直不高，基本上5-8%。國家政權對縣以下的管理乏力，主要依靠鄉紳的氏族社會管理導致中國隻有個人氏族利益，沒有公德意識，一盤散沙。

中國社會文化傳統的欠缺在於：無經濟組織，無開疆拓土，無國家民族觀念，無邏輯，無科學。對內不平等壓迫—禮製，對外曲膝投降------和親，和諧。

所有這些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但中國人沒缺陷，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的缺點，而沒有一種獨屬於中國人的缺點。中國需要製度建設，但是文化改良或革命須先行。中國傳統文化有一些特點雖然不是儒家學說所直接倡導的，但是屬於儒家學說間接所致。

孔老二是一條周遊列國四處求官做的喪家狗，而中國文人又把孔老二奉為精神領袖，於是中國文人也就理所當然的成為迷失了精神家園的喪家狗們，不知何去何從，除去做官，百無一用。文人的終極追求不過是功名財富，女子。同時他們也沒有腳踏實地的態度，更沒有客觀公正的現實批判精神。

在文化上，科學上沒有任何建樹。中國的文人從來都是隻有媚俗，裝B ，偏執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說謊造謠，篡改曆史，奸屍，喝藥壯陽，寫淫詩，填豔詞，玩妓女，納小妾，把弄三寸金蓮，秀傷痕，當怨婦，說大話，唱高調，放空炮，血口噴人，為了功名財帛女子隨時都準備賣身求榮的衝動和浮淺，從來就沒有天下為公，舍己救人，力挽狂瀾的氣概和真知灼見，也沒有腳踏實地的態度方法，也沒有客觀公正的現實批判情懷，得意就猖狂，失意就罵翻天。

從來也不會，也不可能為社會和曆史的發展指出方向，因為他們既沒有救世的情懷，也沒有這種能力提出自己的理論引領社會健康的發展。當然更遠遠談不上能鐵肩擔道義，舍家棄命自打天下的浩然英雄氣。他們曆來就是社會的寄生蟲，食利者，沽名釣譽之徒。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蛀蟲。

每每當中華民族處於危難生死關頭，他們從來不能成為民眾抵抗的組織者或領導者。相反他們總是不惜賣身投靠，貪名貪利，一心謀官。從董仲舒到康有為，隻有王安石值得研究。還有當代公知借公益普世之名，行利己之私，以及金，元，滿，日封下的衍聖公為此做了精彩的注解。

以上所總結的屬於所謂的中國的廟堂文化傳統，他們所覆蓋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他們掌握著中國的話語權，道德評判權。絕大多數時候決定著中國的文化走向。

然而中國的大多數普通民眾是屬於和廟堂文化風馬牛不相及的鄉土文化，也有少數人的江湖和俠客文化。這種文化上的割裂為中國製造了革命的土壤。

走資派複辟後的中國又繼承了這一封建傳統文化的衣缽，從幹部群眾的魚水關係變為官民對立。這種對立的形成是對無數先烈以平等獨立為信仰流血所建立的新中國的背叛。這種對立同樣可能成為再一次爆發革命的隱患。

什麽時候爆發決定於下述兩點：第一有沒有一個繼承了毛主席思想的組織的成立，第二，中國現在的經濟還是增長的，但是，資本的貪婪和資本家嗜血的階級本性決定了製造資本向更貧窮國家轉移的必然，這種打工經濟的停滯或衰退是肯定的。

中國傳統鄉土宗族文化的風情畫描述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四世同堂。其核心是孝道，如是反對孝道，尊老和敬老的，老年人年紀大各種功能衰退，應當關心和愛護。孝，尊，敬其實裏麵包含著無條件服從。

服從隻能服從正確，不能被其它因素所左右，如感情，職位，年齡等，孝道簡直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萬惡之源，舜的父母和弟弟三番五次迫害舜，舜都不能勇於鬥爭，如舜接位後，舜的弟弟魚肉百姓，舜豈不是會更不管不顧嗎？二十四孝恐怕光孝還不夠，還得愚蠢，心地邪惡歹毒才能做到。裏麵沒一個正常的。不評論也罷。

與孝一致的祖先崇拜是中國的宗法基礎，也是一盤散沙，隻有私德沒有公德的基礎。

在中國社會早期，夏商周三代中，夏商二朝是敬神的兩個朝代，周朝作為乘虛而入以一個小國推翻大國的朝代，出於維穩的需要，廢除了前兩代對上帝的信仰，以一籠統的天取代了人格神上帝，同時也取締了聯係神和人的貞人集團，開了政治上一元化領導之濫觴。

使得中華民族走向了人本的大一統社會，據說老子對於當時的統治者，妄稱天意，褻瀆神明不滿，做了《道德經》。商周之變是一個貌似進步的文化反動。正如弗蘭西斯培根曾說過，“一知半解的哲學思考把人導向於無神論，但是對宇宙與哲學的深刻思考，卻必然使人皈依於上帝。”

尊天命敬祖宗的人本社會（事實上君本）的建立，在大尺度的時間範圍內，對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中國人沒有信仰，較為功利，隻注重現世，保守，不冒險，沒有邏輯思維，中國的音樂多數是歡快的，沒有沉思。

中華民族沒有經曆統一的人為一神教完成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建築，提前進入了一個人本社會，而構建了一個完整病態的人本倫理和功利人生價值觀的低等等級社會和政治文化大一統的社會。就如同一身體沒有完全發育的兒童提前進入了青春期。另一方麵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信仰，所以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逆淘汰社會。西方社會以上帝為媒介，建立了一個文化係統，形成了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標。

[yongbing1993]

文革是一場由上至下反官僚運動





“文化大革命”與反對官僚主義

毛澤東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

毛澤東認為，我們的黨裏、政府裏、軍隊裏混進了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在毛澤東的頭腦中，資本主義就是私有製，就是剝削，而資產階級，就是剝削者，就是富人。

毛澤東認為，國家、黨，麵臨變質——即變修——即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

毛澤東1967年2月8日在一次談話中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這種形式現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揪“走資派”。

毛澤東說：“大官們壓人，但是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傳部印：《第三次理論討論會的五個發言材料》，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

可見，毛澤東認為，官員們的被“揪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在1967年的幾次談話中，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對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的《走資派》，這一點講得再清楚不過了。

比如，9月30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時候講到：“中國的事情有一部分幹得還可以，有一部分幹得不好。如果統統幹得好，還搞文化大革命幹什麽？正是有個黑暗麵，要改變。”（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507頁）。

10月12日，毛澤東在接見同一個代表團時又談到了同一個話題，毛澤東說：“這是一次審查幹部的好機會。”

毛澤東還講到：我們有一部分幹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幹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同上書，第1509頁）。

所以，不管對“文化大革命”怎麽評價，都不可否認，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動機之一。

之所以要反官僚主義、反特權，目的還是要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使共產黨、新中國永不改變毛澤東心目中的“革命本色”。

聯係到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先生那一席關於如何保持共產黨“革命”本質的深刻、鐫永的談話，應該認為，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毛澤東從早到晚、貫穿一生、始終都在的一個思想。

“文化大革命”在反官僚主義方麵的啟示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是反官僚主義，反幹部特權，乃至反腐敗。

毛澤東是以“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作為整頓方式。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整頓，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瓦解原有的分利聯盟，使政治重現清明，使公正再降人間。

毛澤東提出，像“文革”這樣的運動要進行多次。

而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既得利益集團和分利聯盟的重新形成大致需要多少時間，毛澤東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和對中國古今政治、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了解，估計這個時間周期大約為七到八年。.

所以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以後再來一次！

也就是說，七到八年，是毛澤東在深悟了中國現實政治之後，總結出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建立和分利聯盟的組成通常需要的大致時間。

“文化大革命”收到的效果是很明顯的。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實際上是大眾民主化的，群眾對製約權力的影響是明顯的。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大小小的“走資派乃至所有當權派”們都在平民百姓的堅督之中，受到了如同在洗禮一般的清查，凡走資派作過“惡”的，多數還是有真心的“懺悔”，別的 “走資派惡官”，即使沒有“懺悔”，也有真心的後悔不敢再作惡了。

[yongbing1993]

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





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

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

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

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

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革命的反抗，製止他們的複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

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結束了。

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1951年10月23日)

1、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

2、分地的問題，與宗教問題有所不同。在漢人區域已經分了土地，這裏對宗教仍然是保護的。少數民族地區分不分土地，由少數民族自己決定。西藏地區，現在談不上分地，將來分不分，由你們自己決定，並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分。(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是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文化。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是要執行幫助你們的政策。開始進去的時候不會有幫助，三、四年之內也不可能有多的幫助，但以後就能幫助你們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麽用處。(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接見西藏致敬團時的談話)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1953年9月12日)

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革命的反抗，製止他們的複辟活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駁“輿論一律”》，1955年5月24日)

中國的情況是：由於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隻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隻有一畝田、或隻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後，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後，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隻占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隻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

西藏幾年來有進步，每年都有進步，西藏今後是會發展的，人口要發展，財產要發展，文化教育也要發展。宗教學校也可以辦，幾十年後西藏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你們有自治權，各民族的事自己管，就像新疆維吾爾人的事情自己管一樣。漢人隻能幫助，不能代替他們管理。……我國有一百多種少數民族，各民族的事情都歸自己管。(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接見西藏參觀團時的談話)

漢人裏麵也有信佛教的。土改以後他們信，社會主義以後還會有人信。對於宗教信仰，政府是不幹涉的，也不能隨便取消的。(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地方參觀團成員拉魯?次旺多吉時的談話)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並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於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製。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製，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麵，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實際上，世界上隻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麵地強調某一個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製。在這個製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這種所謂兩黨製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對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在美帝國主義眼裏，什麽聯合國，什麽美洲國家組織，什麽別的玩意兒，統統都是它手掌裏的工具。對於這些工具，它用得著就用，用不著的時候就一腳踢開。踢開了，還可以揀起來再用。用也好，踢開也好，都是以有利於它的侵略目的為轉移。(《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1964年1月13日)

[yongbing1993]

共產黨執政權是工人農民賦給的






共產黨執政權是工人農民賦給的。“人賦人權”表明，共產黨必須要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 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用好權的同時，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 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廣大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

如今走資派為資本家服務了。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就不合法。

管理權是人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它的權力同樣是人賦的，這個“人”就是人民大眾，這是毛澤東的一貫觀點。

1968年10月毛澤東再次強調：“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 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廣大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

執政之後，毛澤東一再提醒全黨，共產黨是代表人民執掌政權的，如果代表得不好，人民就會收回這種權力。那麽，怎麽樣才算“代表得好”呢? 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用好權的同時，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一方麵，因為共產黨的管理權是人民所賦予的，所以必須履行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

其一，毛澤東始終把人民的利益作為最高的價值標準。

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回答“為什麽要革命”時，就講到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上的幸福。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又提出“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在毛澤東眼裏，為人民服務，歸根結底就是為人民謀利益。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其二，毛澤東始終把符合人民利益作為共產黨員的道德準則。

毛澤東甚至認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就不但把人民利益標準作為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的標準，而且引申為生死觀的標準，具體化為可以操作的行為準則和評價標準。

其三，毛澤東始終把符合人民利益作為工作判斷的最高標準。

毛澤東說，“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毛澤東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即是說，共產黨人所做的各項重大決策，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同時，符合人民的利益絕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必須關注民生問題。

其四，毛澤東始終堅持“革命功利主義”。

毛澤東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麽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隻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

另一方麵，為保障共產黨的管理權的正確行使，必須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毛澤東認為，人民能將權力賦予給共產黨，也能將權力收回，如果共產黨蛻變成一個特權階層、腐化集團，那麽人民也應當毫不客氣地將其“革掉”。

所以，“政治工作要走群眾路線，單靠首長不行。你能管的了那麽多嗎? 許多事你們是看不到的，你隻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發動群眾，人人負責，人人開口，人人鼓動，人人批評。”

1945年毛澤東同黃炎培關於“曆史周期律”的對話，既表現了他對共產黨能夠使用好人民賦予的權力的高度自信，也是對全黨的一個警示。

為此，在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鄭重提出了“兩個務必”，警告全黨要注意拒腐防變。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說，並又反複強調：“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基於這種認識，毛澤東在《文革》中特別注意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

《反走資派》不是借著歌頌毛澤東來反走資派，而是聽毛主席話要反走資派。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是一次在我黨曆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代表大會。

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召開的。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大大地加強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地加強了我們的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這次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為了充分認識毛主席這個科學的論斷，我們應當深刻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毛主席同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主席全麵地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麵的曆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革》是什麽？文革就是階級鬥爭。是毛澤東共產黨同蔣介石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武裝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看似結束了。

但蔣介石國民黨留下的無數的右派分子還在，而且還有無數的新的產生。每個人腦子裏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資產階級思想。他們聯合起來瘋狂地反對共產黨，逼共產黨下台。他們在共產黨內找到了代理人《走資派》。

鄧小平篡權上台所做的一切證明了這個事實。文革就是階級鬥爭。工人下崗了，被砸了鐵飯碗。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又一盤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資本主義私有化後的一切醜陋社會現象都變本加利地複辟了。睜眼看不見嗎？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鬥爭，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還大量產生，社會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使必為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來，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試圖複辟資本主義。所以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必定成為走資派。文革就是階級鬥爭的繼續，而使用的方法是文鬥而不是武鬥，使用的是《東方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也稱大民主。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毛澤東說：“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指出：“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同階級敵人作鬥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提出了“打擊官氣、尊重群眾熱情、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號召群眾大規模廣泛參與社會管理和勞動、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利用一切人類先進技術實現大規模飛躍”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毛澤東指出：“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來是很豐富的。過去是在舊製度的壓抑下，沒有解放出來。現在解放了，開始爆發了”，“我們現在的方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

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實現從集體所有製經濟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基層載體構建方麵，毛澤東開創了集體公社理論——集體公社實行工農商學兵合一、政經合一、全民皆兵，大力發展政治經濟和民兵力量，作為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向社會主義發達階段過渡的載體。而且，毛澤東創造性的指出，兩大所有製並存條件下，一部分生產資料也是商品，例如買給農民的生產工具。

毛澤東指出：“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公社在現階段同時又是基層政權的組織。”

公社是實現農村自主工業化、發展鄉村的社會生產力、實現鄉村有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載體。

毛澤東說：“現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現的社會主義大集體所有製，也就係小全民所有製，要逐步地發展為全麵的全民所有製。”

毛澤東說：“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

毛澤東說：“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長期並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製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製轉變為全民所有製，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製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

關於公社的自主工業化，毛澤東深刻指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毛澤東開創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取得了極其輝煌的實踐成就——不到三十年，我們就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係、國民經濟體係、國防設備體係，擁有了自己的“兩彈一星”。

毛澤東敢闖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沒有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變為現實，取得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曆史上迄今為止最輝煌的成就。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最全麵、最有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是迄今為止最全麵、最豐富、最科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實現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效率最高的實踐成就。

新中國剛成立，中國一窮二白（1949年建國之初，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還不如比一個僅僅三萬多平方公裏的比利時），經濟嚴重基礎薄弱，人口平均壽命僅僅三十五歲。

但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人口平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增長到六十五歲，全國糧食也增長近一倍。

起點於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了人類曆史起點極其低、條件極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現代工業建設成就。.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從兩千多年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開展了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水利工程建設，用二十七年實現了西方社會近兩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基礎現代化，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自己擁有《兩彈一星一潛艇》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

[yongbing1993]

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人權





《要捍衛》《人權》？權貴們的《人權》《要捍衛》嗎？《人權》掌握在《權貴們》的手中。《要捍衛》《人權》的是低層的無權無勢無錢無貴的平民百姓。

“人賦人權”表明，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人權。

毛澤東曾說：“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回答“為什麽人”的問題，首先必須把握人民概念。毛澤東人民概念呈現出一些獨特之處。一是具有曆史性。毛澤東根據中國不同曆史時期的矛盾狀況，界定了不同曆史時期人民的範圍;二是具有階級性。階級性是毛澤東人民概念的本質特征。三是具有群眾性。毛澤東認為，人民的範圍極其廣泛，不論在哪個曆史時期，均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由此出發，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

一方麵，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毛澤東認為隻有帶階級性的人性，沒有不帶階級性的人性。同樣是人權，因時代、地區、國家、民族、階級的差別而有不同的表現，這種具體表現就是個性、特殊性，在階級社會主要是階級性。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強權者的利益和被壓迫者的利益不一樣，舊中國的受教育權並沒有惠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等等。他說：“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可以說，毛澤東早在青年時期就有了“人民大眾的權利”這樣的意識，他一生都在為實現和保障人民大眾的人權而努力。五四前後他已經看到，曾經令他激動不已的“中華民國”並不是真正的“人民的國家”，這使毛澤東萌發了用“民眾的大聯合”推翻少數人的統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的最初意識。

在《湘江評論》的二號刊上，青年毛澤東說，天地間的權利和自由本來是人人都可以到手的，但卻成了少數“惡賊”的專利，這“惡賊”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有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後，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取的就是本階級的人權，指出共產黨就是要爭取人民大眾的權利。

毛澤東非常讚賞孫中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的民權主張。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

毛澤東始終站在農民運動前列，指導著運動前進。

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中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他對封建宗法思想和製度的批判是極為深刻的，遠遠超過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

1941年11月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民權和民生就是為全體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全國人民各得其所，“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

毛澤東一生都把人民大眾的權利放在首位，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作為共產黨和他個人的革命目標。

另一方麵，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是把人權的普遍性與階級性結合起來的楷模。在毛澤東那裏，工農一直是人民大眾的主要部分，但並不是全部。

《民眾的大聯合》就旗幟鮮明地宣傳了廣大受苦受壓迫的民眾，占了人口的大多數，是國家、民族和社會主體的思想。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人權都不是隻由工農專有的，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開明紳士都是人權的主體。

比如，他認為每個時期人權主體的變化應與該時期“人民”概念的變化相一致。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階級和階層包括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本家都與工人農民共同享有各項人權、財權和政治權利。

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寫道：“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

解放戰爭時期，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及其總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各項權利都應當得到保障。過渡時期，一切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和工農享有同樣的權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作為人權主體的範圍更是空前廣泛，國家的一切權利都屬於這些人。

再比如，毛澤東始終堅持了“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因為，革命的目的是消滅剝削階級，麵對整個敵對階級，隻能用鬥爭的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則。

但對於不同階級中的具體個人，卻可以和應該采用人道原則。放下武器的敵人，他們更多地是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階級與人民對立。而且，敵人營壘中的士兵，如日偽軍以及國民黨反動軍隊中的士兵，多是被強征入伍的，屬於勞苦大眾而不屬於剝削階級，從這一點來說，也應該用人道原則去保護、爭取、團結他們。

“人賦人權”表明，必須追求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

人權內容涉及麵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特別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這一點在毛澤東早年的“新村”藍圖中就有所體現，在後來的人民公社運動中也可見一斑。

一方麵，毛澤東提倡人的個性解放。

1926年毛澤東在起草“上海互助團”的“啟事”中指出：西方的個性解放值得提倡，專製主義的最大罪惡就是壓製、摧殘個性。青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是“由少數階級專製的黑暗社會，變為全體人民自由發展的光明社會”，在其中“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故凡有壓抑個性、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

這裏，毛澤東宇宙觀的唯我論錯誤是明顯的;同樣，他主張個性解放的反封建革命性也是異常鮮明的。膾炙人口的“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詩句，反映了青年毛澤東追求自由、向往自由的心境。1939年3月，毛澤東提出：“我們共產黨人是永遠站在爭自由與爭平等的人們一起的。”

1944年，他還說：“解放個性，這也是民主對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縛的個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1947年1月1日《新年祝詞》飽含熱情地寫道：“自由的陽光一定要照遍祖國的大地。”晚年他在閱讀《聊齋誌異》《小謝》時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人與人的關係應當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頁)毛澤東理解的人的個性解放具體講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一是政治解放。

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是毛澤東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毛澤東深刻認識到，“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獨立，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個性解放”。因此，實現民主獨立和人民解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首要曆史任務，也必然是中國人民個性解放和全麵發展的前提。

二是經濟解放。

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個性的解放，人格的獨立，均以個人經濟的獨立為基礎。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封建製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權。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這是財產權的產物”。因此他認為，解決農民、工人生存權的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徹底改變地主、資產階級的私有製，使生產資料歸工農勞動人民所掌握。

三是思想解放。

毛澤東自稱“性不受束縛”、“好獨立蹊徑”。他反對迷信，反對盲從，提倡“人人依自已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毛澤東最早了舉起反對“本本主義”的大旗，教育全黨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他還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以蘇為戒”，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思想條件。正是毛澤東大力倡導了思想解放運動，為中國人民的全麵發展，從思維方式上開辟了一條嶄新通道。

另一方麵，毛澤東提倡人的全麵發展。毛澤東認為，人不僅要生存，還要發展。人的發展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人的發展應當是全麵的。

其一，普及文化教育。

在毛澤東看來，要使廣大民眾享有文化教育權利，就必須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實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建國前，毛澤東不但親自創辦農民夜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而且針對“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麵，最大多數是農民”的社會現實，指出：“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發出了“為消滅文盲而鬥爭”的號召。

抗戰時期，僅陝甘寧邊區1937年至1941年就有農民夜校和學習班組2萬餘個，參加學習的農民23萬餘人。建國以後，毛澤東提出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是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二是全日製與半工半讀、業餘教育並舉。在毛澤東的重視下，人民群眾的受教育權得到了根本改善。

1957年毛澤東總結到：“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提倡在整個教育體係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人。

毛澤東倡導人民藝術，1942年5月，毛澤東係統闡述了“兩為”方針;建國後又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式定為黨的科學與文化事業的一個基本性長期性的方針，確保了文藝為人的全麵發展服務的正確方向。

其二，注重人民體育事業。

早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千百年沿襲下來的“重文輕武”、“羞恥短後”的陳腐教育觀，毛澤東認為，所謂德智體全麵發展，德育是靈魂、是根本;智育是知識、是核心;德育、智育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載知識之“車”，寓道德之“舍”，也是枉然。“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隻有“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才能達到“身心並完”的目的。

因此，毛澤東極力倡導“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個思想是超前的並且言中了當時國人與教育界的弊端。1950年毛澤東對教育界人士又談到：你們辦學校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我認為有誌參加革命的青年，必須鍛煉身體，不鍛煉身體的人，就不配談革命。1952年，毛澤東寫下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光輝題詞，成為社會主義人民體育事業發展的總方針。

其三，人的全麵發展取決於生產方式的實現程度。

毛澤東認為，隻有生產力發展了，才有可能使人民群眾擴大自己的活動領域，實現全麵發展。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的近代化而鬥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其四，勞動與教育相結合是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的途徑。

1921年，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組織》中就指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顯見，毛澤東是把勞動視為人的全麵發展的基礎及實現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