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階級社會人權隻能靠鬥爭取得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人權必須靠爭取得來。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人權內容涉及麵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特別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麵發展。

眾所周知，青年毛澤東曾接受過當時中國流行的許多西方政治思想，在人權觀上一度還深受“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但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他就轉而樹立了“人賦人權”的思想，以後有過許多相關的精辟論述。認真研究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人賦人權”表明，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

作為一種理論，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觀由來已久，係針對神授王權而言的，它在曆史上起到過巨大進步意義。但是，它的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其理論基礎是抽象的人性論，理論內核是“自然權利說”。

“天賦人權”說，僅從常識上來說都是不可能的。

一方麵，如果說“天”是上帝，常識告訴我們，時空中根本不存在上帝這個實體，當然就不可能存在上帝賦予的權利。

另一方麵，如果說“天”是自然，常識同樣告訴我們，自然雖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它卻不是自覺的主體，因而同樣也不可能賦任何人予任何權利。

因此，“天賦人權”說，不管這個“天”是上帝還是自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盧梭堪稱“天賦人權”說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有關的基本論點具見《社會契約論》一書的第一卷。這些基本論點並未展開深入的發揮，而且本質上全屬形而上學的先天觀念，根本就沒有什麽事實的佐證。比如，該書開宗明義就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所以人就應該打碎自己的枷鎖，奪回來自己已被剝奪了的權利。即使是盧梭本人都承認，所有這一切觀點全都是想當然耳，是一種無須加以實證的唯心想象。所以他聲明：“我是探討權利和理性，而不是爭論事實。”而這恰恰是“自然權利說”的致命理論缺陷所在。

與資產階級的人權觀不同，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出了“人賦人權”思想。

關於“人賦人權”思想，毛澤東曾有過許多的精辟論述。

1945年8月毛澤東說：“去年有個美國記者問我：‘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呢?’我說：‘人民給的。’如果不是人民給的，還有誰呢?”

1965年12月毛澤東又說：“什麽‘天賦人權’?  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  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毛澤東批判“天賦人權”，認為人權的取得在人不在“天”，從理論上講理由在於：

第一，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礎的。人的權利雖則是天然的，但是國家、政權、社會、風尚、秩序等等卻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為的。這一點是天賦人權和人賦人權的基本區別所在。凡是人為的東西，就必須經過人的同意，而這裏的人隻能是“人民群眾”。所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群眾史觀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提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既然人民群眾創造了曆史，那麽在曆史中所形成的財富、民主、自由和權利理應由人民群眾享有。這一點，在毛澤東很多著述中都有所涉及。

第二，這一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權理論為基礎的。人權既然是人的權利，就隻能從人自身尋找存在的根據。人是什麽?馬克思主義認為，現實人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人在一定社會關係中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最基礎最原初地表現為人的社會勞動。個人是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決定人權，最基礎地可能理解為，人權決定於人的社會勞動。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4年在《神聖家族》中就充分肯定了黑格爾關於人權是曆史的產物的觀點，他們說：“黑格爾曾經說過，‘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曆史地產生的。”他們進而對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說進行了批判，指出人權是由人的本質決定，是曆史的產物、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任何權利都不可能脫離現實社會而孤立地存在。

第三，這一思想是中國人民追求現實人權的體現。“人賦人權”的出發點和現實目的，就是為了喚起中國廣大人民不要再做奴隸、不要再當牛馬，而要挺起腰杆做人，維護自己的尊嚴、捍衛自己的權利。正如1938年7月，毛澤東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時所說的那樣：“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一句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國家。”“在這個國家內，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這也是毛澤東一生都在奮鬥和追求的最終動力。

“人賦人權”表明，在階級社會人權隻能靠鬥爭取得。

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提出“天賦人權”，鼓吹他們的人權是“普遍的人權”、“超階級的人權”。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占有，資產階級以“天賦人權”、“個性解放”為主要口號，其實質是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私有製發展的權利。事實上，就是宣揚“天賦人權”的資產階級，他們所享有的一切人權既不是上天所賦予的，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過與封建統治階級進行艱苦的鬥爭所爭來的。

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的艱辛、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多次反複、英國的君主立憲製——資產階級向封建勢力妥協的見證物，這一切無不說明人權的來之不易。

人權既然是“人賦”而非“天賦”，那麽，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自由和權利呢?對此，恩格斯曾經指出：“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它們都是具體的，屬於一定階級的。”

毛澤東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他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所以，毛澤東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人權不可能天賦，要靠鬥爭得來。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麽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誌不要忘記。”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人權必須靠爭取得來。

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毛澤東已經意識到，被壓迫被剝削階級隻能自己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我們種田人的利益，是要我們種田人自己去求，別人不種田的，他和我們的利益不同，決不會幫我們去求。”向強權求人權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激烈的;   二是溫和的。

毛澤東最初也有過“愛的囈語”，主張“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以無血的革命，減少權利實現的代價。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領導了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

驅張等人權實驗失敗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多的接觸之後，毛澤東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時他認為和平的主張，在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卻不能有效地為人民爭來人權。“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於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權?”

溫和的方法行不通，就應該采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手段。

革命時期，在城市，毛澤東告訴工人們學會使用“階級鬥爭”這個武器，爭取自己的應有權利，並為安源煤礦工人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罷工口號。

在鄉村，毛澤東發動農民及農村婦女起來反對封建主義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帶領農民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平均地權”等口號。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思想，帶領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頒布各種法律、法規，一麵不斷擴大人權，一麵保障已得的人權。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努力建立、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不願意當亡國奴的所有中國人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民族的人權和國家的主權。

抗戰勝利後，為了避免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戰爭的災難之中，保護人民的生命權和財產權，毛澤東力爭用和平的辦法建立新中國，在和平的方法不能達到的前提下，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法，不放棄用戰爭的方法去爭取真正的和平、民主、統一。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人賦人權”的命題，依靠鞏固的政權來保障和改善人權。

文革中，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堅持繼續革命，因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必須用階級鬥爭來防止共產黨內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

然而，許多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不到這一嚴重危機，自以為工農兵們掌權了，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

當毛澤東逝世後，沒有人“看老百姓群眾的臉色行事了“。不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這些掌權的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夥同右派分子要自己“先富了“。於是工人下崗了。農民成農民工了。走資派夥同右派分子們都成資本家權貴階級了。

走資派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是要複辟資本主義。更證實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存在的，而且階級和階級鬥爭間的貪富差距越來越大，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反證了當年《文革》是對的，是必須的。《文革》的正麵教育，走資派右派分子們的反麵教育，對工農兵及其一切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後來者們都是經驗教訓。

在階級社會中，低層人士如工農兵和人民群眾的人權隻能靠自己去鬥爭中才能取得自己應有的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