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文革前就己經開始

《上山下鄉》文革前就己經開始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在立國時的一窮二白，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政府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台灣蔣匪的轟炸破壞，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上山下鄉》文革前就己經開始，稱作《插場、插隊階段》。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並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其中第39條規定：“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五年或七年內，解決城市中的失業問題，使現有的城市失業人員都有獲得就業的機會。除了在城市能夠就業的以外，他們的就業途徑是到郊區、到農村、到農墾區、或者山區，參加農、林、牧、漁各種生產事業和農村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事業。”除了城市失業人員，還包括未升學就業的中小學畢業生，指明了他們就業的方向。規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鄉”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

其中第39條修改為第38條，內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到1960年4月，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正文有關“下鄉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動。至此，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基本思路以“國家發展綱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將“精簡職工和精簡城市人口”的運動與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結合在一起進行動員，但還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運動的特點，使得動員城市青年下鄉的工作得以逐步推進，逐年進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鄉的方向以滬郊為主，到了1958年則以外省安置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場為主。經過數年安置實踐，到1962年，國家確定了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的三種主要方式：插隊落戶；建立集體所有製的生產隊、農牧場；到國營農、林、牧、漁、礦插場，或創建新場等。

1962年6月，為協調城市知識青年插場，成立了副部級的農墾部安置辦公室。12月組建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林辦主任譚震林統籌領導。半年以後，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領導小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區均組建專門辦事機構，這標誌著上山下鄉問題正式提到黨、政重要工作議程。

1963年6月，國務院召開“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會議”。會議決定：今後15年內，每年大約有100萬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計劃地安置下鄉，參加農、林、牧、副、漁業生產；下鄉學生年齡可以由18歲放寬到16歲，條件是能夠獨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隊，其次是插場，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國營農、林、牧、漁場等。

到年底統計，自1961年以來，全國各地共動員下鄉知識青年14.87萬人，其中到國營農場的11.51萬人，占總數的77%。這些知識青年同老職工一起，在艱苦的地方擴建、新建400多個農、林、牧、漁場，蓋起42萬平方米的住房，開荒4.13萬公頃，播種3.20萬公頃，擴大育林麵積7730公頃，擴大水產養殖麵積1.03萬公頃。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國務院召開“城市青年下鄉插隊經驗交流會”。在會議上分別交流了成戶插隊、集體戶插隊、分散插隊，以及上海市組織跨省插隊的經驗等，就知識青年插隊落戶的問題進行細致的分析研討。這標誌著中央對城市青年下鄉安置方向的轉變。

隨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的匯報。在會議上鄧小平說：城市知青下鄉，以插隊為主，這是一件長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用插隊的辦法，每人給的安置費不到200元。插場每人則要1000元，如果100萬人插場的話，需要10億元，這怎麽得了。

周恩來總理也發言說：我們腦子裏要有國家大、人口多這個概念，考慮問題就要從這裏出發。會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次發布的指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綱領性文件。《決定》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認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

大批城市知青下鄉，使城鄉青年結合在一起，既有利於穩定農村青年從事農業生產，也有利於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的新型農民隊伍。同時，這樣做，也為城市未能升學、就業的知青開辟一條廣闊的就業門路，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的鍛煉，健康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同年5月，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發布《關於落實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計劃的報告》，1964年安置人數為78.6萬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的65.4萬人，占83.2％；國營農、林、漁場安置12.8萬人，占16.4％。按插隊人數的千分之六配備4000名安置工作專職幹部等。另據《四川知青史》記載，四川省在1964年下鄉的城鎮知青37763人中，插隊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辦場和國營農場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國家將插隊定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後，每年插隊安置費標準是，南方地區每人185元，北方地區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綜合各大區的安置計劃是：1966年計劃動員下鄉67萬多人；“三五”期間計劃動員下鄉366萬人；15年內全國計劃動員下鄉1100-1200萬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隊為主。

《人民日報》在1965年期間連續發表社論，強調上山下鄉的政治意義，指出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項重大事業，是黨的一項長期方針，決不是一項臨時措施和無足輕重的小事，而是今後長期要做好的一項“具有革命的戰略意義的大事情”。

知青下鄉的“革命”意義主要是：實現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逐步消滅“三大差別”，增加農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產主義萌芽，防止產生修正主義，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統計，全國各地共有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知青196.9萬人，返鄉知青達4000多萬人；這些知識青年95％以上初步穩定在農村。國家支出安置費9.87億元，人均346-580元。

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間，共有16.4萬人上山下鄉。具體去向以新疆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滬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艱苦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一大批知青先進集體和模範人物在全國各地相繼踴現出來，如1955年回鄉務農的呂玉蘭，1958年回鄉務農的邢燕子，1961年回鄉務農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隊落戶的侯雋等等，他們的優秀事跡通過黨報的宣傳，鼓舞了全國各地已經下鄉和尚未下鄉的知識青年，進一步堅定了他們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決心，對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起到推動的作用。

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的社論，鼓勵有誌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進人物為榜樣，投身到農業戰線“三大革命”運動中去，同廣大農民群眾結合起來，在艱苦中鍛煉自己，在勞動中創造真正的幸福，成為能夠經得起風霜、挑得起重擔的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時期樹立的城市知青先進典型還有天津的王培珍、趙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錦文、張韌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親自觀看了河南省豫劇院演出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現代劇《朝陽溝》，讚揚《朝陽溝》是“近年來戲曲舞台上出現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戲”。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邊進餐，表達了偉大領袖對全國知識青年的親切關懷和巨大鼓舞。

1965年8月，由中國青年出版杜編輯出版了《在廣闊的天地裏》報告文學集，文集載有邢燕子、宋喜明、劉品、王敬璋等十名先進知青的事跡。此後，有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出版物大量出現。

10月1日，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反映上海知識青年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動生活的彩色紀錄片《軍墾戰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國知識青年中激起巨大反響，而且使上山下鄉成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榮事業，在全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鄉的高潮。

1966年3月，黨中央為了表彰知識青年，特意邀請200名先進知青代表參加國慶觀禮。譚震林接見這些知青代表們時說：“農業很重要，沒有農業就沒有工業。農業要現代化，你們有知識，要研究如何現代化。你們下鄉不是簡單地為農村增加幾個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術帶下去。農村天地廣闊，大有作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以後，中央各部委根據中央的安置規劃，紛紛製定各項法規製度和配套措施，為保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建立政策體係。

前後公布的法規計有：糧食部《關於城市下鄉青年糧油供應工作的幾項規定》；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關於在高寒地區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冬裝補助問題的通知》；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製委員會《關於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機構的編製及其經費分配的通知》；財政部發布《關於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支出預算指標和預算管理的通知》；財政部、林業部發布《關於國營林場安置經費結算問題的聯合通知》；財政部、中國農業銀行《關於1965年安置經費管理的幾項規定》；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委聯合發布《關於增加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工作機構編製的通知》；中國農業銀行發布《關於監督支付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安置經費的通知》。

關於加強輿論宣傳，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糧，領導幹部以身作則動員子女上山下鄉，以及粗暴對待知識青年，歧視、打擊、汙辱知識青年，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犯法犯罪行為的處理等。

從吃糧補貼、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醫藥費用補助等；從生活用具到生產資料；從近期到長遠，事無巨細，無不周到統籌，關心備至，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青年一代的關心，體現了黨和政府將上山下鄉運動作為國家長遠的發展戰略的決心，也為此後實施全國範圍的大規模上山下鄉準備了社會基礎、物質條件，以及構建起了較為完善的上山下鄉政策體係。

新中國的政策體係，歸根到底就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為實現社會主義製度而製定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法規、措施等，直接反映社會現實，規範社會行為，推進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整合，服務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部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體係是比較特殊的，原因就在於它的本質是青年運動，而青年正是社會上最活躍、最熱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複雜、思想可塑性強的群體，這就決定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既有長遠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論事的應對性，以及政治導向多於具體扶助等特點。

《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大致經曆了上述幾個階段，通過十多年艱苦曲折的社會實踐，從一般性號召到逐步形成政策體係框架，終於由單一的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參加農業生產，逐步匯合形成農村知識青年與城鎮知識青年一起上山下鄉的滾滾洪流，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大奇觀，帶動整個中國農村麵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正是因為有了上山下鄉政策體係，有了開展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社會條件、群眾基礎和實踐經驗，才有了《文革》期間動員上千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可行性。

[yongbing1993]

農村人民公社老有養弱有扶病有醫






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五保戶》與《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的特點是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即今天所講的農民們或是農民工們人人都會得到：老有養，弱有扶，病有醫。孩子們都有學上。

在毛澤東的農村人民公社中，農民的福利和保障得到足夠重視。通過普遍實行《五保》供養、合作醫療、社會救濟和優撫等政策，建立敬老院等福利機構，旨在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依》的大道之欲求。

（一）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養製度

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燒以及保教和保葬的簡稱。

五保供養製度是農村人民公社對缺乏或完全喪失勞動力、生活無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社員設計和實施的一項福利保障製度，享受這種照顧的家庭或人員被稱為五保戶。

人民公社組織承載了毛澤東對弱勢和困難農民生產生活保障的更大寄托，1962年當李雪峰說胡開明認為農村的黃金時代是互助組和初級社時期時，毛澤東說：他隻講到勞動力問題，沒有講四屬戶、五保戶。

言中之意，人民公社比以往集體組織能更好地解決五保戶、困難戶的問題。

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多次講（談）話中都提到要保證五保戶的基本生活。在強調反對分配中平均主義的同時，毛澤東認為還是要“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這一點平均主義還要。”

在困難時期的政策大調整中，關於供給製問題，毛澤東主張“五保戶得保，困難戶得補助，必須采取這個辦法。”

毛澤東說，“五保戶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勞動力的，有的有各種原因，要保證他們的生活”，“除了包五保戶、酌量照顧困難戶，其他通通是按勞分配。”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人民公社六十條》）把扶助救濟貧弱社員作為人民公社的一項製度給固定下來。

各地農村人民公社將五保戶和困難戶的生產生活安排照顧委托給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負責。一般做法是：

(1)照顧農活。對於有一定勞動能力的五保戶，安排他們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諸如養豬羊、看場院等輕巧農活，適當給予工分，保障他們的生活相當於一般群眾的水平。

(2)補助勞動日。對於喪失勞動能力的五保戶，補助其全社一年的人均勞動日數，與其他社員一同參加分配。

(3)補助錢物。即按照政策規定和民主商議的吃、穿、燒、教等標準計算出五保戶所需要的錢款和物資數，從提留的公益金中直接分給現金和實物。如吉林省規定，從人民公社可分配的總收入3%-5%的公益金用於五保戶和困難戶的補助。

(4)對年老體弱病殘人員、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難的五保戶，安排專人照顧其日常起居。

(5)五保戶的費用和具體照顧由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分擔，對於窮社隊和遭受自然災害嚴重、負擔五保供養確有困難的社隊，國家給予必要的補助。

廣西區委在關於1961年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後的分配問題的規定中提出，包“五保戶”有兩種辦法：一是全部由大隊包；二是大隊包用錢，生產隊包實物，死後埋葬，由生產隊負責，其遺產由生產隊處理。

孤兒必須撫養好，其費用，一般由生產大隊開支，對有親屬族房撫養的孤兒，大隊可將孤兒的照顧費用，交給撫養人；產婦補助、病號照顧，應該由生產隊負責。

1962年，在強調繼續維護集體經濟，認真履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政策，應該做到既調動最大多數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又要確保軍烈職工家屬、五保戶、困難戶都能吃到一般標準的口糧。

據統計，1958年全國農村享受五保的有413萬戶、519萬人。絕對大多數五保戶對於生活安排照顧感到滿意。

隨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為了解決一些老幼無人照料的問題，一些地方開始試辦托兒所、幼兒園和敬老院（幸福院），對五保對象實行集中供養。

毛澤東認為這也是人民公社優越性的重要體現，並且認為幸福院不應當孤立地辦，而要大中小結合，否則僅僅老人們住在一起，見不到自己的兒女，沒有中小，“隻有陰陽，沒有五行”，幸福院就不幸福了。

1958年12月，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規定：要辦好敬老院，為那些無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戶）提供一個良好的生活場所。此後，敬老院迅速在全國各地發展起來。據1958年底統計，全國辦敬老院15萬所，收養300餘萬老人。

人民公社依靠農村集體經濟的力量，使兩百多萬五保戶得到了較好的供養。盡管五保製度在發展過程中經曆了許多挫折和起伏，製度的保障水平不高甚至還有缺陷，但它的建立與發展對於解決我國農村中絕大多數鰥寡孤獨殘疾人的生活問題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這其中蘊含著毛澤東對於農村社會保障的思考，其實踐結果彰顯了中共和政府對農民群眾的關懷。

（二）農村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製度

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多重功能設計當中，一項與廣大農村的民生息息相關的製度，就是合作醫療。當時，在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後、國民經濟實力相當薄弱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龐大農村人口的醫療問題，是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一項艱巨任務。毛澤東的設想是，以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為主要經費來源，通過社員的互助共濟，以滿足廣大農民的基本醫療需求。

當時，新中國的醫療情況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培養的衛生工作者、新建起來的醫療設施以及國家醫療衛生資源，都集中在城市和城鎮，而廣大農村卻缺醫少藥。這種情況引起了關注農村醫療衛生需要的毛澤東的不滿。

1965年6月26日，他在頤年堂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中，開始嚴厲批評衛生部的城市偏向，說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部、老爺部或城市老爺部好了。

因而他強調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提出醫療衛生工作人員大量的應放在農村，城市隻放些畢業一二年的大夫，把好的都放在農村。這就是給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帶來重大改善的“六·二六指示”。

8月15日，毛澤東同衛生部長錢信忠談話，再次談到農村醫療衛生工作。他說：過去農村衛生工作是無人管的，衛生廳也不大管。你說的半農半醫這辦法好。醫務人員下去三分之一，任務一是醫療，二是訓練農村醫生。農村衛生員應給點工分。

9月3日，衛生部向中央提交《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轉向農村的報告》，提出“今後要做到經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醫藥衛生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在農村，大力加強農村衛生工作。”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的報告，強調必須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認真組織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培養農村衛生人員，建立和健全農村基層衛生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農村醫藥衛生問題。此後，衛生工作中的重點及人力物力財力逐步放到農村，農村衛生工作迅速改觀。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中城市、各高校和解放軍，迅速組織醫療隊去山區、牧區、林區農村巡回醫療，開展合作醫療衛生工作。據統計，1965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2.8萬多人下農村。到1975年，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後有110多萬人次下農村巡回醫療。城市對農村的醫療衛生支援，不僅把文化衛生知識和醫療技術帶到農村，而且培育了大量鄉村醫生（“赤腳醫生”），直接加強了農村衛生工作的力量，促進了當地缺醫少藥狀況的改變，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建立和發展。

衛生部在1959年《關於人民公社衛生工作幾個問題的意見》中提出：“根據目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群眾覺悟等實際情況，以實行人民公社集體保健醫療製度為宜。”

到1965年時，全國已有山西、湖北、江蘇、福建、廣東、新疆等1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部分農村實行了合作醫療製度。如湖北省麻城縣13個公社有10個公社實行了合作醫療製度，參加合作醫療的人數占全縣總人數的84.1%。

1968年12月，毛澤東批轉了關於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合作醫療製度及經驗的報告。報告介紹了湖北省長陽縣樂陽公社“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合作醫療製度”，看病吃藥花錢少，“成功地解決了貧下中農看病吃藥、確保健康的問題”，並稱讚首創者當地赤腳醫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醫生”。

當天，該報記者還發表了一篇座談會紀要，反映京郊兩個公社就樂陽經驗召開座談會的情況，說與會者一致認為“合作醫療是農村醫療工作的方向，是一種好辦法”。由此，全國絕大多數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辦起了合作醫療，與縣一級醫療機構共同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

至1976年，全國農村實行合作醫療製度的生產大隊達90%，由合作醫療擔負的衛生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從而基本解決了農村人口在醫療保健方麵缺醫少藥問題。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合作醫療”列入其中。1979年12月15日，衛生部、農業部等聯合下發通知，發布《農村合作醫療章程（試行草案）》，要求各地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參照執行，到1980年，全國農村約有90%的行政村（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

合作醫療製度和“赤腳醫生”製度的推廣，使農村人口在收入普遍較低的情況下得以用較低的花費獲得衛生防疫和流行病防治方麵的服務，使中國用不到發達國家1%的醫療衛生支出，解決了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的醫療保障問題，有效地減少了農村人口因小病不治而喪失健康和勞動能力的風險，對提高農民群眾的健康與生活水平發揮了重大作用，取得了“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如果考慮到中國曆來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衛生保障能力嚴重不足的農業大國，這一成就的取得更加來之不易，令人欽佩。

1980年代以後，隨著農村合作組織形式的變化，加上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不斷深入，農村醫療保障製度因逐漸失去集體經濟支撐和製度支撐而受到極大衝擊並隨之瓦解，合作醫療為私人診所取代，“赤腳醫生”也消退了。廣大農村地區再度出現看病難、看病貴，因病致貧、返貧等現象，尤其偏遠落後農村的農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著見閻王”。

為此，1990年代，政府曾嚐試重建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但由於指導思想不明確，成效並不顯著。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從資金籌集、管理機構等方麵規劃了農村衛生工作的目標和方向，提出要積極組織引導農民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重點解決農民因患傳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現的致貧、返貧等問題。

從2003年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全麵推行。可以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或多或少地能夠從傳統合作醫療的興衰中汲取一些經驗教訓。

[yongbing1993]

公社辦學人人有書念村村有文化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國民文化素質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毛澤東在賦予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位一體》綜合功能中，十分重視《學》，即《公社辦學》。

在毛澤東看來，在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奠定了新中國發展所必需的政治秩序和經濟基礎之後，接著必須要進行的是技術和文化方麵的《革命》。

農村人民公社大辦文化教育，以《能者為師》，開展識字掃盲，辦業餘紅專學校，辦幼兒園、小學、中學特別是農業中學，乃至辦農業大學等，使人人有書念，不僅提高了廣大農民科學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而且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內容與形式。

首先，開展識字、掃盲運動。

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農村發展的需要，毛澤東提出要組織農民學文化，在農村開展掃盲工作，並要求在教學內容、形式和時間上都要切合農民的實際。農業“四十條”提出：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12年內，基本上掃除青年和壯年中的文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在三年到五年時間內，全國基本完成掃除文盲的任務。據此，各農村人民公社號召在校學生和一切識字的人都參加掃盲工作，培訓民師，組織誌願掃盲工作隊，突擊編寫、印刷、出版掃盲識字課本，大力開展掃盲運動。

1951年至1961年的十年間，山東省共掃除青壯年文盲370萬人，1965年全省共有掃盲班學員261.5萬人，摘掉文盲帽的有21.3萬人。盡管當時存在急於求成、浮誇等問題，但掃盲力度之大，普及麵之廣，可以說是達到了教育下移、教育平民化的目的，幾乎讓所有農民，無論青少年文盲，還是中老年文盲，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機會。

其次，開辦幼兒園，普及小學，舉辦初中。

毛澤東強調．：農村辦學應當采取多種形式，除了國家辦學以外，必須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允許私人辦學，以便逐步普及小學教育。據此，人民公社開辦了大批農村小學、幼兒園和托兒所，並盡可能舉辦初級中學，使農村人口受教育機會大大增加，適齡兒童大都被送進學校接受教育。

山東掖縣（今萊州市）西由公社1963年兒童入學率比1958年前增長了30%．基本上普及了小學教育；學生總數由1958年時的88名增至556名。安徽霍丘縣夏店公社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兩條腿走路的方針，1958年秋辦起民辦小學32所，吸收了1570名學生入學，普及了當地的小學教育。

湖北省荊州地區高坪、黃龍兩個公社通過建立教育網，並“把學校辦到了貧下中農的家門口”，在147個生產隊都開辦了幼兒班，上幼兒班的3-6歲兒童達3040名。

此外，許多地方還興辦了耕讀小學。如江蘇句容縣大卓人民公社，1964年辦起了47所耕讀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85%。同年，江西南昌縣也興辦了許多耕讀小學，使90%以上學齡兒童入了學。

再者，興辦農業中學。

1957年3月，毛澤東分別同各省市委宣傳部長和七省市教育廳長談教育工作問題，毛澤東說：中學辦在農村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後可以回家生產。

1958年9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這是一大改革。動員群眾力量辦農業中學，使不能進普通初中的小學生畢業生都能升學，至今看來仍不失為一個好辦法。“農業中學可以把幾十萬幾百萬小學畢業生，訓練成工農業生產所需要的技術力量”。

由此，大多數農村人民公社都舉辦了農業中學。如江蘇省在1958年春季辦起了6000多所農（職）業中學，入學的學生達30多萬人。這些農業中學大都是依靠群眾解決校舍設備問題，如獻工獻料，送農具、校具等。農業中學在創辦之初，便顯示出對於農業生產、推動技術改革方麵的促進作用。全省農（職）業中學共種38844畝高額豐產試驗田，開辦各種小型工廠12340個。學生邊學習邊勞動，在掌握了某項技術後，馬上向社員推廣，農業中學成了農村革新農業技術、推廣先進經驗的重要平台。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肯定了農業中學的重大作用，要求采取各種有效方法培養農業中學的師資、因地製宜學以致用地編寫教材，並且明確指m農業中學是一種職業學校，與普通中學擔負著不同任務，兩者發展並重。

最後，建立業餘紅專學校和農業大學。

紅專學校是為掃盲畢業學員升入高一級學校而設立的一種政治、技術、文化“三合一”的學校，屬成人教育、工農業餘教育的一種形式，縣、公社、大隊都辦，學製有長短，由學校自行掌握。

學校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集中生產、食宿，白天勞動，晚上學習，實際是生產專業隊性質；

二是基本上半工半讀，學員文化水平不一，辦學也不正規；

三是縣辦的較正規的農業學校，半工半讀，多數與縣初級農校、農場、拖拉機站合並，學員文化水平多在高小以上。

農村人民公社舉辦的大學一般為業餘大學，如人民公社辦業餘大學的“開路先鋒”——河南省孟津縣的翟泉紅專大學，吉林省延邊朝鮮民族自治州的黎明農業大學等。

據《光明日報》報道，到1958年10月1日，廣大農村中的紅專學校和紅專大學已達34.9萬餘所，有2000餘萬人在這些學校裏學習。山西省辦起業餘紅專學校和文化技術學校共23653所，入學人數達200萬人，紅專大學7478所，入學人數近129萬人。

1959年冬，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以適應農業機械化的要求。誠然，在辦學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如不顧客觀條件限製一哄而起、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但從效果看，當時的紅專學校和業餘大學在提高群眾文化和思想水平、推動農業生產方麵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別是其既勞動又生產、就地取材、能者為師的做法是適合當時實際和需要的。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負載的價值。

首先，“靠文盲建設不起社會主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文化教育十分落後，“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據統計，各級各類學校在校生僅占全國人口的5.6%，學齡兒童入學率隻有20%左右。

毛澤東在會見斯諾時談到：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

毛澤東借用列寧的話說： “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開始進行”。

因此，普及和加強文化教育，是社會主義建設大業當中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公社的題中之意。各人民公社的章程或簡章中，對於文化教育都作出相關規定，如七裏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五十四條規定：16歲以下的男女兒童必須在學校學習，要使社員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喳岈山公社試行簡章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其次，農民“迫切地要求學文化”。

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在過去長期的封建製生產關係當中，地主階級不僅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而且還壟斷了教育與文化。因此，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麵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

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就有這種可能了。而現在農民有了合作組織，有了農村人民公社，就更“因為經濟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學文化。”這種經濟上的需要諸如：要合理建立生產隊賬冊、搞好集體經濟的財務，就要懂簿記、會計；有了電，就要有人會操作和掌控；要消滅農作物的病蟲害，就要有人會使用農藥，等等。並且，由於公社是多業同展的較大規模組織，其經營管理需要各類人才。

再者，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

農村人民公社的建立，為農業機器的使用提供了組織條件。而農業機械化的實施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抽水機、拖拉機、運輸和加工機器等等，從這些農業機械的操作、維修到改進和研製，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學技術知識。

並且，在人民公社組織當中，要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科學種田以及實施農村計劃生育、移風易俗、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等，都需要文化。而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教育是基礎，這就對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農村人民公社辦“草根教育”，是毛澤東思考農村問題的十分重要一環。

再次，教育事業是公社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不僅對公社辦學寄予厚望，並對公社的教育發展作了規劃：“在教育方麵來說，每個基層單位將有自己的初等學校、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推薦的《楂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對公社的教育發展作出了更詳盡的設計。簡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務是管理本社範圍內的一切工農業生產、交換、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務。

為此，必須多快好省地發展農業、工業生產和文化教育事業，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縮小鄉村和城市的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對發展教育的規劃是：公社實行與勞動密切結合的普遍義務教育。要普遍地設立小學和業餘的補習學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學齡兒童都能夠入學，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小程度。要逐步做到每一個大隊建立一個業餘農業中學，使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中程度。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建立適合公社需要的專科學校或者大學。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掃除文盲、提高廣大農村人口的文化技術水平等方麵，取得了顯著成績，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麵獲得了很多寶貴經驗。

農村人民公社時期中國的教育水平，或者說是農村教育水平達到了同等經濟水平國家中少見的高水平。

據統計，1980年中國小學入學率為94%，初中入學率為73%。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83%，初中入學率為30%。73%的初中入學率大約低於發達國家（通常在93-80%之間，但意大利當年為70%），低於同期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通常與西方發達國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蘇聯達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韓國(78%)，中國高於所有現在所謂新興市場國家（大約在30-50%之間），更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15 -30%)。

可見，中國在人均GDP並不高的時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與印度相比較，印度的高等教育優於中國，但民眾受教育程度遠遠落後於中國，中國有著識字率較高的民眾群體。在有著龐大農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當低的國度取得這樣的成績，這不能不說與當年人民公社辦學緊密相關。

[yongbing1993]

毛澤東人民公社工農兵學商都有





供銷、信用合作：減少中間環節，直接服務於農村生產生活

人民公社要有商業。毛澤東多次談到：社裏工、農、兵、學、商都有，不隻是農業。人民公社在進行自給性生產的同時，要大力發展商品性生產，這也是公社製度設計的應有之意。人民公社的商業和金融活動，主要通過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進行組織。

早在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蘇區就有組織消費合作社（供銷合作社的前身）和信用合作社的經驗。延安時期，以消費合作和信用合作為基礎發展出了綜合性合作社，如延安南區合作社，由單一的消費合作社發展為辦理生產、運輸、借貸和供銷等業務的綜合性合作社。

毛澤東曾讚譽說：“南區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邊區合作社事業的道路”，並且認為發展這樣的合作社，是發展邊區經濟的重要工作之一。延安的這些經驗在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人民公社建立之後得到毛澤東的重視。

新中國成立後，《共同綱領》規定：在城鎮中和鄉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

還在農村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毛澤東就指出：公社的社會主義商業要發展，必須使每一個公社，並且使每一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

毛澤東說：“商品流轉，就是產品進入流通過程。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綜合，就是我們所說的經濟。”

供銷和信用是人民公社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和金融服務於生產和生活，並且促進生產的發展。農村人民公社各業並舉，有生產、有交換、有商業流通、有信用活動。

毛澤東批評那種“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的觀點”說，生產總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業、農業。既有分工，搞工業的就不能生產糧食、棉花、油料，他就沒有吃的，沒有穿的，隻好交換。

因此，毛澤東強調，“每個社都應當種一些有交換價值的經濟作物”。他還談到，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換不但是城鄉之間，還有鄉與鄉之間以及與外省之間的交換。

農產品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實現其價值，因而毛澤東強調，人民公社不僅要有自給性生產，還要有商品性生產。

毛澤東說，不發展商品交換，生活不能富裕，沒有工資或工資很少，那就隻有飯吃。

因此，要提倡每一個公社生產商品，不要忌諱“商品”這兩個字，忌諱它幹什麽呢？它現在有作用嘛。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於交換的社會主義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

並且，毛澤東還指出，在生活資料方麵，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可以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作為過渡時期經濟核算的工具。

毛澤東說，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

列寧就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個時候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1950年也曾有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為此，毛澤東還提出要搞好交通運輸業。

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的商業是農民與國家交換勞動的一種必要形式。

毛澤東說，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統統是他們自己所有的，他們有產品所有權。要獲得這些產品，必須進行交換。他們隻願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

並且，毛澤東在這裏就已指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麽經濟製度相聯係，同資本主義製度相聯係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製度相聯係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

毛澤東說，為什麽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

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並且指出，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後，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於消失。隻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隻要存在兩種所有製，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

以供銷合作社為人民公社的商品流通渠道，可以減少中間環節和流通費用。

人民公社的商業，通過供銷合作社作為流通中介，統一購買農民生產的農副產品，並為農民提供農具等生產資料以及基本生活資料，可減少中間環節，節省流通費用。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劉少奇曾多次提到：供銷合作社的“首要任務，是供給社員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例如工具、原料）與生活資料（例如糧食、煤炭、布匹、油、鹽），推銷社員所生產的商品（例如農民的糧食、棉花，手工業者的成品）”，這樣就可以不假手於中間商人，“免除中間剝削”。

人民公社成立後，劉少奇進一步提出把群眾加入供銷合作社的目的和要求與黨和國家組織供銷合作社的更高的目的和要求結合起來，將供銷合作社與國營商業互相配合，使國家能夠掌握農副產品的流通，統籌城鄉交流。

從新中國成立到1957年，供銷合作社得到空前發展，為國民經濟恢複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作出了貢獻。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文按語中強調，要訓練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的會計員，提高他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

在當時農村生產力水平低、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要發展經濟，農民要擺脫貧困的命運，就必須通過生產合作形成生產力合力，通過供銷合作供給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的交換，通過信用合作為農民提供生產資金。

人民公社時期的供銷社經營著化肥、農藥、農藥機、小農具和部分中型農具，還接受國營商業委托代銷部分用於農業生產和生活的工業品，實際上農村主要生產資料是由供銷社提供的。

人民公社時期的信用社在協助國家銀行管好用好國家支援農業的各項資金的同時，通過放款支援農業生產，主要是農業生產放款（主要是購買化肥、種子、農具、農藥的款項）和多種經營放款（主要支持一些資金少、見效快的“短、平、快”項目）。

可以說，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事業發展狀況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

[yongbing1993]

近代青年《上山下鄉》能否成型





近年來，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年輕人《上山下鄉》已經成為當代青年的從業趨勢。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正從城市走向農村，在祖國大地各處的鄉鎮村落四散開來。這些年輕人有些是出生在鄉村，去往大城市學習、工作或生活又返回老家；有些是成長在鄉村，去往大城市後選擇非家鄉的農村地區工作或生活；有些過著“鄉村工作，城市生活”的“兩頭跑”生活……無論是哪種形態的遷徙，這些從鄉村走出去又回到鄉村的青年就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落到哪片土地，就在哪裏生根發芽、努力生長，他們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下選擇“隨風而動”，主動選擇從城市反向回流鄉村，帶來了農村地區生產方式和觀念的改變。

近代青年《上山下鄉》能否成型？毛澤東時代的《上山下鄉》己經開了頭並己成型。走資派篡權上台後大肆地抹黑否定，還將己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全部返城之外，還將農村出生的知識青年們鼓吹蝙動以《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誘惑，讓農村的知識青年們全部離開了農村。造成如今中國農村隻剩留守老人和兒童。

農村留守老人。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生活在農村的60歲及以上人口有1.2億人。其中留守老人占了很大的比重。據2016年民政部的摸底排查結果，中國有1600萬左右的農村留守老人。他們每天隨便吃一餐是常態。“小病拖大病挨”屢見不鮮。情感聯係被切斷很孤單。

2013年，全國婦聯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中國共有6102.55萬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兒童中的79.7%由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撫養，13%的孩子被托付給親戚、朋友，7.3%為不確定或無人監護。留守兒童最多嚴重性的問題，家裏吃不起飯，得靠山上種的糧食步步為營，實在吃不起的去山上弄點野菜吃，稀飯也是湯多飯少可以數出來！穿衣服縫縫補補又三年，姐姐的衣服妹妹穿，依次反複，能省出很多錢，可是這種情況維持不了多少年，幾個娃要上學，吃穿家用，樣樣都花錢，就算一年不吃不喝也不夠，最後，被迫？

中國農村的留守兒童人數目前已達到5800萬左右，其生存現狀堪憂，由於父母常年外出務工，親子關係疏遠，兒童心理障礙和學習障礙出現的可能性比普通孩子要高；此外，他們更容易染上酗酒等不良嗜好，產生自殺的想法幾率高於其他兒童。

《留守婦女》上養老下養小。“村裏有些夫妻雙雙在外打工，留下孩子在家跟爺爺奶奶生活，僅中心招收的學生裏麵就有七八個。老人帶大的孩子容易養成不良習慣，比方說吹牛、說髒話、做事拖拉、東西亂丟亂放。”《留守老人照料難、留守兒童照顧難、留守婦女就業難。》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的發生、變化、成熟，及至衰落，總是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規律，有一個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有一個形成獨立體係的曆史成因。自20世紀50年代初發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有這樣一個過程。在上山下鄉政策體係形成之前，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即返鄉務農階段、墾荒移民階段、精簡城市人口階段和插場、插隊階段等。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的出發點之低，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新中國建立以後的首要任務，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徹底摧毀封建製度，將地主階級霸占的土地分給農民，使他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成為國家的主人。

翻身解放的農民煥發出極大的生產熱情，為發展農業生產，加強工農聯盟，實現國家工業化建設創造了條件。但由於中國農民長期缺乏文化知識，對於完成土地改革進入新時期的生產建設顯得不夠適應，急需有文化的青年一代來承擔中國農村變革的偉大而艱巨的任務。正是在這種時候，新中國第一代高小畢業生應運而起，成為農業興起的領頭人。

1950年剛剛高小畢業的徐建春回到家鄉擔任了互助組組長，開始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她帶領的互助組取得了出色的成績，被評選為勞動模範。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勞動》社論，社論表揚了徐建春，以及蓬萊縣潮水鄉、榮成縣海崖鄉等返鄉參加農業生產的高小畢業生們，說他們的事業是“最有出息的一種事業”，他們的前途是“無限遠大的”。

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報》轉載《大眾日報》的文章《徐建春——農村知識青年的好榜樣》，這是黨報為全國知識青年樹立的第一個知識青年先進典型。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積極參加農業生產並成為勞動模範的初中畢業生呂根澤、高小畢業生徐建春，都在忘我的勞動中推動了國家建設事業的前進，成為青年的榜樣。

社論強調指出：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我國青年一代，把他們培養成為社會主義的自覺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乃是十分迫切而艱巨的任務。隨後，全國各地出現了大批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熱潮。

據1952年統計，建國以來中小學生人數增加很快，小學生人數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多出2742萬人；中學生則多出124.7萬人。到1957年，全國小學生已有6000多萬人、中學生近600萬人以及約40萬大學生。

逐年增加的中小學生不僅使原本基礎薄弱的文教資源不堪重負，造成每年都有大量中小學畢業生不能升學，也增加了這些中小學生就業安排的難度。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參加農業生產，不僅是解決就業問題，還是參加農村土地改革，與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鄙視農民、鄙視體力勞動的錯誤意識進行徹底決裂的思想鬥爭的問題。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發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從事勞動生產的宣傳提綱》強調：不論從小學、中學或大學畢業的青年，都應該積極從事勞動生產，使之成為有政治覺悟、有文化教養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同年10月，據遼寧、北京等7個省、市統計，高小畢業生從事工農業生產或參加其他工作的有44.6萬人，占不能升學畢業學生的68.5％。

據吉林省統計，全省高小畢業生有6.88萬人參加農業生產，大多在互助組裏擔任各種職務。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充分肯定了初中和高小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對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都有很大作用的事實。社論說：僅河南省七十四個縣即已有十萬多初中和高小畢業生擔任了生產合作社主任、互助組長、會計員、宣傳員、民校教師等工作，占從事農業生產的初中和高小畢業生總數的87%，他們在農業生產和農村各項工作中都發揮了積極帶頭的作用。

1955年是中國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一年，合作社總數由6月份的60萬個，到年底猛增到100萬個，入社農戶也由14.2%猛增到63.3%。

同時全國人口總數達到6.1億人，糧食產量由1949年的11318萬噸增加到18394萬噸，增長率達61.5%；人均糧食產量由208公斤/人增加到293公斤/人，增長率達71%。短短的6年就使中國農業發生如此巨大變化，返鄉知識青年起到的作用可謂至關重要！

毛主席在年底主持重編《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後改名《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全書收錄176篇各地選報的材料，毛主席為其中85篇撰寫了按語。

在河南省報送的《郟縣大李莊鄉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中，毛澤東看到鄉政府把未曾繼續升學的7名初中畢業生和25名高小畢業生合理地分配到各個合作社，解決了缺少會計和記工員的問題，即此寫下一篇按語：“其中提出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毛澤東的諸多按語中，有很多涉及到農村知識青年的內容，非常注重知識青年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積極而且是關鍵性的作用，熱情地肯定和讚揚了農村知識青年。

而在這篇按語中，毛澤東不但寫下了“值得特別注意”的提示語，而且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眼光和胸襟向全國知識青年發出了偉大號召，而這段按語也成為此後動員和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導思想，成為廣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鍛煉成長的精神力量。

一般認為，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源於50年代中期”，如顧洪章主編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開篇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說的。實際上這個起源還應該提前，以徐建春高小畢業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為確實時間算起，其他未見記載的返鄉參加農業生產的農村知識青年不在少數，他們都是新中國剛剛建立就毅然返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最早實踐者。

認為“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源於50年代中期”的說法，其實是從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算起的。而真正的曆史事實，恰恰是因為有了農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才開啟和影響了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

截止於1965年，全國返鄉知青總數已達4000餘萬人，這個數字幾乎是同時期上山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總數的24倍之多！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務農的政策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直到“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務工而自然終止，其人數更是難以計數！僅僅從這樣一個事實看，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上山下鄉運動的主體並非城鎮知識青年，而是農村知識青年！

[yongbing1993]

《青年誌願者》到山區邊疆墾荒






《青年誌願者》們為到山區邊疆去墾荒，這些青年主動“請戰”，用鮮血寫下“決心書”！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此時的中國，從戰爭創傷中走來，國民經濟嚴重衰退，工業基礎幾乎為零，且糧食短缺問題嚴重，全國普遍存在饑荒狀態。

為扭轉這一局麵，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將開墾荒地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隨後，團中央號召全國青年“向荒山、荒地、荒灘進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邊疆去”。

新中國第一支青年誌願墾荒隊。這是一位24歲的北京青年用鮮血寫下的“決心書”：“我是荒原上的一名墾荒戰士，我要永遠做個墾荒戰士，去克服一切困難，完成黨所交給我們的任務，要把一切貢獻給祖國。”

一個個鮮紅的字，凝結著他對黨、對墾荒事業的無限忠誠。寫下這封血書的青年叫楊華，被譽為“新中國青年誌願墾荒第一人”。1955年8月30日，在歡送大會上，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向楊華等人授予北京市青年誌願墾荒隊旗幟。

當晚，這支“光榮的第一隊”——北京青年誌願墾荒隊，高舉旗幟，唱著《青年墾荒隊之歌》，登上了北上的火車。幾天後，墾荒隊到達三江平原北部的邊疆縣——蘿北，在茫茫荒原上，豎起了中國青年誌願墾荒隊的第一麵旗幟。“窩窩頭用鎬刨，棉鞋棉褲用棍敲，虱子臭蟲用火燒”，成了那時青年墾荒隊員們最生動的生活寫照。

受到墾荒精神的鼓舞，各地青年躍躍欲試。到1956年底，全國二十多萬青年成為墾荒隊員，在荒原上綻放他們的青春歲月。

1956年，為改善生態環境，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的號召。3月，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在延安召開。來自陝西、甘肅、山西、內蒙古和河南以及延安地區的5700多名青年代表，扛著樹苗、鐵鍬，拎著水桶，浩浩蕩蕩分途奔赴至延安楊家嶺、寶塔山、清涼山、棗園等地，種下一棵棵載著希望的樹苗。

此後，各地青年在團組織的帶領下，將“綠化祖國，向荒山禿嶺進軍”“給沙漠披上綠裝”等口號變成實際行動。

我為祖國獻石油。1953年6月，溫州師範學校速師班的女學生們響應號召，懷著滿腔熱血毅然奔赴黃沙漫漫的大西北，加入到了石油勘探的大軍之中。

在經曆了半年多理論學習和野外實踐後，1954年4月，姑娘們被分配到了中國石油工業的搖籃——甘肅玉門油田。在這裏，她們主動向領導申請，組建成立了404女子測量隊。

女子測量隊的動人事跡迅速傳遍了全國，此後，無數青年也接續投身祖國的石油事業。

1959年9月底，中國石油勘探隊在東北鬆遼平原的黑龍江肇州縣境內，打出第一口穩產油井，人們將這個油田命名為“大慶”。

這位被譽為“鐵人”的1205鑽井隊隊長王進喜，用鋼鐵般的意誌和拚搏苦幹的作風，把自己的名字和大慶石油會戰緊緊連在了一起。

經過三年多奮戰，1963年當年，大慶油田產原油達到439.3萬噸，占全國原油產量的67.3%。這一年，中國終於甩掉了貧油的帽子。

聞名全國的“燕子突擊隊”。這是一張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紅遍大江南北的海報，上麵的女孩叫邢燕子。她曾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接見，是當時家喻戶曉的明星。

1958年，年僅17歲的邢燕子中學剛一畢業，就響應中央號召，放棄了在大城市就業的機會，回到了家鄉寶坻縣司家莊村，決心“做祖國第一代有文化的農民”。

邢燕子帶領村裏的女共青團員，組成一支生機勃勃的“燕子突擊隊”。

1960年，她們一鼓作氣開墾了560畝荒地，第二年秋天多收獲了4萬多公斤糧食，幫助鄉親們度過災荒。

就是憑著這股“要使石頭長出糧”的幹勁兒，邢燕子成為“發憤圖強、紮根農村、大辦農業”的青年典型。

新中國成立以後，一代代青年響應號召，迎難而上，把青春獻給祖國，成為黨和人民的助手和生力軍。他們所展現出的大無畏奮鬥精神，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力量源泉，更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偉大動力！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告別了母親，背起行裝，踏上征途，遠離故鄉。穿過那無邊的田野，越過那重重山崗，高舉著墾荒的旗幟，奔向遙遠的邊疆……”許多年了，這首《青年墾荒隊隊歌》的歌聲不時在耳邊回響，將我們的思緒拉回到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將記憶追溯到那個樹立起不朽的北大荒精神的時代。曾任天津農莊主席、共青農場教育中心黨總支書記的杜俊起就是在這熟悉的旋律中走進北大荒，成為共青農場第一代墾荒人，也成為廣大勞動人民勤勞勇敢奉獻的精神踐行者。

在去北大荒之前，團中央組織了培訓班，對支援北大荒的青年們進行了深刻的“思想武裝”。麵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和未知的困難，杜俊起和他的隊友們必須建立牢靠的思想基礎，隻有思想堅定，才能完成國家給予的任務。

真實的北大荒比想象中荒涼，杜俊起說：“那裏夏天沼澤遍布，蚊蟲成群，晚上螞蟻和蛇會爬到被窩裏，冬天風雪極大，嚴寒難耐。剛到北大荒的我們，時常因艱苦的環境感到恐懼”。談到那段歲月，回憶起很多戰友將生命奉獻給了北大荒，杜俊起眼眶濕潤。最讓他心痛難忘的，是來自北京的一名戰友，剛到北大荒不久，在出工的路上被雷電擊打犧牲了，戰友們一直沒有敢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的父母，直到父母去世時仍帶著思念兒子的遺憾。還有一位戰友，妻子和兒子都不幸被壓在了沙墩下，自己依舊拖著病重的身體堅持勞動，最後將生命獻給了北大荒。杜俊起說，像他們這樣在北大荒奉獻了生命的戰友還有許多，他們將青春獻給了北大荒，用生命抒寫了北大荒精神。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的發生、變化、成熟，及至衰落，總是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規律，有一個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有一個形成獨立體係的曆史成因。自20世紀50年代初發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有這樣一個過程。在上山下鄉政策體係形成之前，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即返鄉務農階段、墾荒移民階段、精簡城市人口階段和插場、插隊階段等。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的出發點之低，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事實上，直到1955年，雖然當時國家積極引導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務農，但還沒有考慮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支援農業的問題。由於國家難以為城鎮中小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們都是由國家組織起來，自主學習，等待分配，所以這部分城市無業青年的情況並不穩定。

1955年5月，團中央組織代表團考察蘇聯共青團組織城市青年遠征墾荒、建設“共青城”的情況，提出參照蘇聯共青團的經驗，發起城市知識青年到山區和邊疆墾荒的“青年誌願墾荒”運動，以完成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開墾258萬公頃荒地的任務。

同時，中共中央批準下發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墾荒、移民、擴大耕地、增產糧食的初步意見》文件。7月6日，共青團中央在《關於組織青年參加邊疆建設問題的一些意見》中說：請求參加邊疆建設的絕大多數是應屆、往屆畢業的初中、高小畢業生和部分沒有職業的社會青年。

在今後一定時期內，國家還沒有力量解決全部高小、初中畢業生的升學就業，以及城市中部分無職業青年的就業問題，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一個困難。

因此，需要動員一部分城市青年參加墾荒工作。團中央的號召在全國城市知識青年中間引起巨大反響，全國報名者人數眾多，僅天津就有17000人報名。其中北京挑選了60人作為第一批誌願墾荒隊的隊員，上海批準了98名隊員，天津則選拔了52名隊員等，全國各省市共組織了50多批次，共有3.7萬城市知識青年參加了青年遠征墾荒隊。

移民墾荒並不是這時候才有的，而是建國伊始就實施的一項就業安置政策。1950年，勞動部發布《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失業工人應由工會根據自願原則，組織並鼓勵他們回鄉生產。

由失業工人救濟處發給本人及其家屬所必需的旅費外，並酌量發給救濟金作為生產資金的補助。”據《內蒙古大事記》所載：1950年2月16日，綏遠省（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人民政府發出指示，要求工作基礎和自然條件較好的綏東7個縣（今烏蘭察布市）迅速進行準備安置北京移民工作。

這批移民是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由北京市遷移綏遠轉入農業生產的，共安置4728人。與此同時，上海也動員農村來城的失業工人返回農村，當年有3500人移民，此後動員人數逐年增加，1951年6600人，1952年2700多人，到1955年共有24.68萬人移民。

1956年《人民日報》綜合報道，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國家有組織地進行移民，從山東、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移往內蒙古、黑龍江、甘肅、青海、江西、新疆等省區的移民達43.3萬人。廣東、福建、遼寧、吉林、浙江、江蘇等18省在省內移民29萬人。

國家對這項工作給予很高重視，僅黑龍江、甘肅、青海和內蒙古自治區等9個省區，國家即投入安置資金1億多元。至此，青年墾荒隊的安置，己同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移民結合在一起了。

1949年上海解放時城市人口為502.9萬，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達到699.7萬，其中僅無業社會青年就有30萬人。此即是說，在解放後的6年時間裏，人口淨增近200萬人。

究其原因，一方麵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而自然增長率加快，另一方麵則是由於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在上海不作為國家“重點發展地區”的情況下，上海就業壓力巨大，已經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

因此，1955年2月上海實行“緊縮人口和加強戰備”的方針，對城市人口進行了曆時一年的大規模移民外遷。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疏散城市人口的運動。疏散城市人口主要有三種去向：

一是去內地支援國家建設，二是回鄉生產，三是到外省參加移民墾荒；計劃疏散的城市人口約為53萬人。

其中上海與江西達成協議，計劃由江西省分批接收安置上海移民9萬餘人，連同家屬在內共約30萬人。

到1956年6月移民計劃被終止時，安置了33081人，隻完成原計劃的一成。移民計劃之所以被終止，原因在於安置成本過高，移民與當地農民矛盾突出，很難在當地進行有效生產，而且沒有戶籍政策的法規約束以至倒流城市的情況嚴重等。

事實證明，墾荒移民的政策並不成熟，這不是解決城市人口壓力的有效方式。與此同時，青年墾荒隊的組織安置工作也被叫停。

移民計劃被終止，但青年墾荒運動卻作為全國性移民計劃中的一部分保持了下來，成為當年移民運動的僅存碩果。

當時上海青年墾荒隊也有去黑龍江的動議，經過勸說，改去淮河流域開墾荒地。毛主席知道這個情況以後，建議上海青年墾荒隊以去江西為好，不僅氣候適宜，飲食習慣也相近，有利於盡快適應環境，投入生產勞動。

隨後又委托主持領導青年墾荒運動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探望慰問墾荒隊。胡耀邦來到上海青年墾荒隊所在地，轉達了毛主席的慰問和期望，以渡過“愚昧”和“貧窮”這兩條大河為比喻，形象地說明了知識青年參加墾荒運動的光榮曆史任務。青年墾荒運動是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先行者，他們吹響了城市知識青年“向困難進軍，把荒山變成良田”的號角，成為整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一麵光輝旗幟。

[yongbing1993]

《失業》走資派無法蓋住的傷疤





《失業》，尤其是《青年失業》是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無法蓋住的傷疤。據2023年統計的數據來看，走資派特色政府有超過五分之一的青年勞動力沒有工作。也就是說在16-24歲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每五個就有一個人失業，無法為社會創造價值。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數據，因為如今的中國人口總數在下降，人口老齡化日漸增加，如果這些年輕人再無法創造價值，國家發展速度會減緩並且可能在幾年後掏不出養老金。

在走資派篡權剛改革開放初期，走資派讓全國知青都開始返城，城市中沒有那麽多工作崗位提供給他們，人多崗位少，不少人為了爭一個工作想盡辦法，競爭壓力和現在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家長也是求爺爺告奶奶給孩子安排工作。家裏沒有錢也沒有關係的就隻能讓孩子在家待著，一部分閑不住的人成了對社會的威脅，他們對找工作開始不抱希望，用極端的手段獲取不法利益，從此走上不歸路。

青年人都需要去工作，畢竟不工作就沒錢賺，沒錢賺就隻能餓肚子，而現在的走資派特色政府又一次麵臨同樣的問題，青年人又找不到工作了。失業人員就代表著他們沒有固定收入，現在的社會沒錢寸步難行，所以一部分人可能會因為錢影響社會治安，失業的人實在太不好控製了，不論是他們的心態還是行為，誰也不知道他們下一步可能做出什麽樣的選擇。

一些人在找工作的時候處處碰壁，開始對整個社會不抱希望，最後在挫敗感中走向一條不歸路，現在的年輕人很容易被情緒左右，衝動、暴躁是這個時代青年的常態。身為父母的你們有沒有一種感受，就是孩子不像自己那一輩好管教了，說什麽都喜歡頂嘴，他們總有他們的道理，對於失業在家的孩子，我們總覺得人就應該出去工作，就應該為社會創造價值，但是孩子們卻不這麽想，他們隻想“躺平”。

隻要有網絡有手機和一張床，孩子就能在床上躺一天，有的時候甚至飯都不想吃，這樣的心態怎麽可能找得到工作呢，但是這一切並不全是孩子的問題，這是整個社會自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至今所導致的問題。國家在發展，物質條件得到了提升，孩子們感受不到舊社會的苦，反正在家躺著也能活的很好，在家無非就是吃爹媽一口飯，哪怕不工作也能活的挺好，隻要肚子填飽就不去思考其他了。

有句話說的好，沒感受過餓的人是不知道糧食多難得的，這些孩子習慣了嬌生慣養就不想自己努力打拚了，並且在如今的信息時代，互聯網這個“暴利”的行業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在手機屏幕前動一動就能賺錢的網紅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都妄想著成為大網紅，但是一夜成名的機會和買彩票中五百萬差不多，沒有專業的團隊打造僅憑自己想要做出成績幾乎不可能，要是每個人都能輕鬆成為網紅月入百萬，中國的貧富差距就不會這麽大了。

還有部分青年在社會上摸爬滾打過幾天，感受過了資本的壓榨，他們受不了殘酷競爭的職場，沒有背景卷又卷不過，每天隻想回到“溫柔鄉”，於是一個個辭職回家，整天沉浸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逃避現實。不想努力、不想麵對生活、不想找工作，太多年輕人有這樣的想法了，他們足不出戶也不喜歡跟其他人交流，社會壓力把他們嚇住了，在學校接受的教育就是學習課本上的知識，沒有人告訴他們工作有多難、維持人際關係有多難。

毛澤東時代：一定要把城市知青安排好再送去。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的發生、變化、成熟，及至衰落，總是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規律，有一個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有一個形成獨立體係的曆史成因。自20世紀50年代初發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有這樣一個過程。在上山下鄉政策體係形成之前，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即返鄉務農階段、墾荒移民階段、精簡城市人口階段和插場、插隊階段等。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的出發點之低，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精簡城市人口階段》

移民運動雖然終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壓力卻日甚一日，疏散和緊縮人口仍然是上海經濟發展所麵臨的最嚴峻問題。

1955年統計，在人口職業結構方麵，上海生產性人口所占比重僅有37.07%，而“非在業人口”竟高達62.93%。到了三年自然災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總數首次突破了1000萬，達到1028.39萬人。

這個數字一方麵顯示了人口壓力巨大，另一方麵則突出了精簡城市人口的迫切性。對於農村而言，“人多力量大”，這是勞動力增量的優勢；但對於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經濟的承受能力，卻是一場實實在在的“災難”！

減縮城市人口，背後體現的是傳統小農經濟模式與工業化建設時期城市對農產品尤其是對糧食的需求之間的矛盾。

新中國工業化建設規模的展開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對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供應提出新的要求，這就影響到國家對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村社會結構的改造政策的製定與實施。

因此，有組織地持續不斷地將城市新增加的人口遷往農村，向邊疆地區和內陸偏遠地區輸送精簡下來的無業居民，成為緩解城市人口壓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說：“精簡一定要堅決搞，一條是減人，一條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精簡城市人口采用的方法是群眾運動式的政治動員，而城市與農村之間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許多人不願意去農村，因而對動員下鄉存在抵觸情緒。這表明，單純依靠政治動員和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並不能有效地解決城市人口問題。

因此國家開始更多地尋求製度方麵的支持，譬如實現糧食統銷統購政策、勞動力統包統配、戶口管理製度、糧食定量供應製度等等，以限製城鄉人口的無序流動。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製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通過《戶口登記條例》，首次在全國範圍實施戶籍管理製度，使城鄉人口無序流動受到嚴格控製，有效地減輕了城市人口的壓力。

在精簡城市人口的過程中，精簡計劃遇到了巨大阻力，一方麵國家實施嚴格的戶口管理製度，大力推進城市人口的精簡工作，但另一方麵又有不少部門單位大量招收農村青壯勞動力當新工人，致使1957年職工總數3101萬人，僅僅一年之後就增加到5194萬人，整整增加了2093萬人！這當然是“大躍進”的“輝煌戰果”之一。

農村勞動力大量湧進城市，不僅造成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影響了農業生產，同時更加重了城市人口危機和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當著三年自然災害即將來臨之際，打亂了精簡城市人口的步驟，也不利於應對自然災害危機。於是，中央在1960年8月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將精簡職工、精簡城市人口列為重點措施。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動員大批城市人口下鄉，要有很大決心。”

1956年，上海繼續執行經濟“緊縮”方針，將大批工廠、企業、學校等遷往內地，產業工人和在職人員43萬人隨之遷徙；此外就是動員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已經成為長期性工作。1957年動員城市知識青年9000人參加郊縣農業生產。

195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青年兒女，誌在四方”的口號，製定五項具體措施，鼓勵知識青年積極參加外省農業建設，當年就有2萬多知識青年離開了上海，形成了上海市第二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動員高潮。

195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計劃在1958-1963年期間，從內地動員570萬青年到邊疆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支援邊疆建設的宏大計劃因為三年自然災害而中止。

在這期間，全國一共動員安置了支邊青年99.7萬人，隨遷家屬44.6萬人，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邊疆建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這個計劃雖然中斷了，但摸索了為遠距離大規模安置上百萬青年所需要的各種客觀條件和相應的政策支持，這為後來支援邊疆的上山下鄉運動提供了寶貴經驗。

1959年中央強調必須完成“精簡800至1000萬新招收工人”的任務。1960年，在“大躍進”餘潮的影響下，全國職工人數比上年增加694萬人，總數達到5969萬人的高峰，更使國民經濟發展雪上加霜。

1961年，中央加大了實行精簡人口政策的力度，發布《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國1.29億城鎮人口的基礎上，3年內減少2000萬以上，其中精簡職工1160萬人；1961年內要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人，其中職工970萬人。全國年末職工人數由1960年的5969萬人，減少到5171萬人。

1962年，中共中央確定在年內再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其中職工850萬人；而農業勞動力則比上年增加2730萬人。農業勞動力總量的增加，有助於農業生產的迅速恢複。

為了鞏固精簡人口的成果，國家製定了若幹相應的法規政策，如1962年6月1日，國務院發布《關於精簡職工安置辦法的若幹規定》，並成立農墾部安置辦公室，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動員城鎮知青插場安置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農林辦《關於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議的報告》中，明確安置對象是精簡下來的、具有下鄉條件的職工和年滿18周歲有獨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學生等；安置方式是在原有的國營農、林、牧、漁場采取頂替、增補的方式安置……據初步匡算，3.5億元大約可以安置職工和學生40萬人左右。1962年，全國社會青年累計達200萬人。

這些城市裏的社會青年，絕大部分是未升學就業的學生和精簡下來的新工人。其中上海社會青年有7萬餘人，其成分構成是：曆屆高、初中畢業生和少數不服從分配的大專畢業生共約2萬人，占總數30％；被精簡、退職或支援外地又自發跑回的3萬人，占45％；因各種原因中途輟學、退學的1.5萬人，占20％；被學校、工廠清除下來的，占5％。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意見的報告》。《報告》稱：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9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2800萬人。

到年底共精簡職工2546萬人，其中回農村的有1641萬人，占精簡職工總數的67％。《報告》總結說：大量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對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減少商品糧供應，調整城鄉關係、工農關係，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數以千萬計被精簡職工和下鄉人員，憑著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樸素感情，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分擔國家的困難，犧牲小家的利益，換來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對此，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7月，經過上海與新疆方麵的協商，決定上海動員知青參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至1966年7月，三年內共動員10萬餘名上海知青西出鄉關、遠赴新疆屯墾戍邊。

其中參加兵團的97048人，僅分配到農一師的上海知青就有45784人（其中大學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學生13089人，占28.83%。年齡最小的14歲，最大的38歲）；此外還在新疆各地方安置了3000多人。

這是文革前上海市掀起的第三次上山下鄉高潮。在上海知青大規模奔赴新疆、參加邊疆開發建設的熱潮影響下，全國各大中城市也有知青奔赴新疆、甘肅、寧夏等各地生產建設兵團，使邊疆地區建設麵貌出現了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