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文革前就己經開始 上山下鄉運動的出現和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新中國是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她在立國時的一窮二白，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政府麵對的是一副爛的不能再爛的爛攤子：既沒有獨立的工業體係，沒有重工業基礎，也沒有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基礎，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而占據社會勞動力八成以上的農業經濟，因為生產方式極端落後，加上台灣蔣匪的轟炸破壞，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進行經濟封鎖等原因，新中國完全是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中起步的。 《上山下鄉》文革前就己經開始，稱作《插場、插隊階段》。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並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其中第39條規定：“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五年或七年內，解決城市中的失業問題，使現有的城市失業人員都有獲得就業的機會。除了在城市能夠就業的以外，他們的就業途徑是到郊區、到農村、到農墾區、或者山區，參加農、林、牧、漁各種生產事業和農村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事業。”除了城市失業人員，還包括未升學就業的中小學畢業生，指明了他們就業的方向。規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鄉”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 其中第39條修改為第38條，內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到1960年4月，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正文有關“下鄉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動。至此，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基本思路以“國家發展綱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將“精簡職工和精簡城市人口”的運動與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結合在一起進行動員，但還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運動的特點，使得動員城市青年下鄉的工作得以逐步推進，逐年進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鄉的方向以滬郊為主，到了1958年則以外省安置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場為主。經過數年安置實踐，到1962年，國家確定了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的三種主要方式：插隊落戶；建立集體所有製的生產隊、農牧場；到國營農、林、牧、漁、礦插場，或創建新場等。 1962年6月，為協調城市知識青年插場，成立了副部級的農墾部安置辦公室。12月組建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林辦主任譚震林統籌領導。半年以後，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領導小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區均組建專門辦事機構，這標誌著上山下鄉問題正式提到黨、政重要工作議程。 1963年6月，國務院召開“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會議”。會議決定：今後15年內，每年大約有100萬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計劃地安置下鄉，參加農、林、牧、副、漁業生產；下鄉學生年齡可以由18歲放寬到16歲，條件是能夠獨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隊，其次是插場，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國營農、林、牧、漁場等。 到年底統計，自1961年以來，全國各地共動員下鄉知識青年14.87萬人，其中到國營農場的11.51萬人，占總數的77%。這些知識青年同老職工一起，在艱苦的地方擴建、新建400多個農、林、牧、漁場，蓋起42萬平方米的住房，開荒4.13萬公頃，播種3.20萬公頃，擴大育林麵積7730公頃，擴大水產養殖麵積1.03萬公頃。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國務院召開“城市青年下鄉插隊經驗交流會”。在會議上分別交流了成戶插隊、集體戶插隊、分散插隊，以及上海市組織跨省插隊的經驗等，就知識青年插隊落戶的問題進行細致的分析研討。這標誌著中央對城市青年下鄉安置方向的轉變。 隨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的匯報。在會議上鄧小平說：城市知青下鄉，以插隊為主，這是一件長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用插隊的辦法，每人給的安置費不到200元。插場每人則要1000元，如果100萬人插場的話，需要10億元，這怎麽得了。 周恩來總理也發言說：我們腦子裏要有國家大、人口多這個概念，考慮問題就要從這裏出發。會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次發布的指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綱領性文件。《決定》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認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 大批城市知青下鄉，使城鄉青年結合在一起，既有利於穩定農村青年從事農業生產，也有利於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學知識的新型農民隊伍。同時，這樣做，也為城市未能升學、就業的知青開辟一條廣闊的就業門路，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的鍛煉，健康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同年5月，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發布《關於落實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計劃的報告》，1964年安置人數為78.6萬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的65.4萬人，占83.2％；國營農、林、漁場安置12.8萬人，占16.4％。按插隊人數的千分之六配備4000名安置工作專職幹部等。另據《四川知青史》記載，四川省在1964年下鄉的城鎮知青37763人中，插隊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辦場和國營農場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國家將插隊定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後，每年插隊安置費標準是，南方地區每人185元，北方地區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綜合各大區的安置計劃是：1966年計劃動員下鄉67萬多人；“三五”期間計劃動員下鄉366萬人；15年內全國計劃動員下鄉1100-1200萬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隊為主。 《人民日報》在1965年期間連續發表社論，強調上山下鄉的政治意義，指出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項重大事業，是黨的一項長期方針，決不是一項臨時措施和無足輕重的小事，而是今後長期要做好的一項“具有革命的戰略意義的大事情”。 知青下鄉的“革命”意義主要是：實現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逐步消滅“三大差別”，增加農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產主義萌芽，防止產生修正主義，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統計，全國各地共有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知青196.9萬人，返鄉知青達4000多萬人；這些知識青年95％以上初步穩定在農村。國家支出安置費9.87億元，人均346-580元。 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間，共有16.4萬人上山下鄉。具體去向以新疆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滬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艱苦的農業生產實踐中，一大批知青先進集體和模範人物在全國各地相繼踴現出來，如1955年回鄉務農的呂玉蘭，1958年回鄉務農的邢燕子，1961年回鄉務農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隊落戶的侯雋等等，他們的優秀事跡通過黨報的宣傳，鼓舞了全國各地已經下鄉和尚未下鄉的知識青年，進一步堅定了他們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決心，對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起到推動的作用。 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的社論，鼓勵有誌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進人物為榜樣，投身到農業戰線“三大革命”運動中去，同廣大農民群眾結合起來，在艱苦中鍛煉自己，在勞動中創造真正的幸福，成為能夠經得起風霜、挑得起重擔的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時期樹立的城市知青先進典型還有天津的王培珍、趙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錦文、張韌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親自觀看了河南省豫劇院演出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現代劇《朝陽溝》，讚揚《朝陽溝》是“近年來戲曲舞台上出現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戲”。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邊進餐，表達了偉大領袖對全國知識青年的親切關懷和巨大鼓舞。 1965年8月，由中國青年出版杜編輯出版了《在廣闊的天地裏》報告文學集，文集載有邢燕子、宋喜明、劉品、王敬璋等十名先進知青的事跡。此後，有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出版物大量出現。 10月1日，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反映上海知識青年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動生活的彩色紀錄片《軍墾戰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國知識青年中激起巨大反響，而且使上山下鄉成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榮事業，在全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鄉的高潮。 1966年3月，黨中央為了表彰知識青年，特意邀請200名先進知青代表參加國慶觀禮。譚震林接見這些知青代表們時說：“農業很重要，沒有農業就沒有工業。農業要現代化，你們有知識，要研究如何現代化。你們下鄉不是簡單地為農村增加幾個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術帶下去。農村天地廣闊，大有作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以後，中央各部委根據中央的安置規劃，紛紛製定各項法規製度和配套措施，為保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建立政策體係。 前後公布的法規計有：糧食部《關於城市下鄉青年糧油供應工作的幾項規定》；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關於在高寒地區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冬裝補助問題的通知》；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製委員會《關於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機構的編製及其經費分配的通知》；財政部發布《關於1964年安置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支出預算指標和預算管理的通知》；財政部、林業部發布《關於國營林場安置經費結算問題的聯合通知》；財政部、中國農業銀行《關於1965年安置經費管理的幾項規定》；內務部、財政部、勞動部、糧食部、國家編委聯合發布《關於增加安置城市下鄉青年工作機構編製的通知》；中國農業銀行發布《關於監督支付城市下鄉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安置經費的通知》。 關於加強輿論宣傳，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糧，領導幹部以身作則動員子女上山下鄉，以及粗暴對待知識青年，歧視、打擊、汙辱知識青年，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犯法犯罪行為的處理等。 從吃糧補貼、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醫藥費用補助等；從生活用具到生產資料；從近期到長遠，事無巨細，無不周到統籌，關心備至，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青年一代的關心，體現了黨和政府將上山下鄉運動作為國家長遠的發展戰略的決心，也為此後實施全國範圍的大規模上山下鄉準備了社會基礎、物質條件，以及構建起了較為完善的上山下鄉政策體係。 新中國的政策體係，歸根到底就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為實現社會主義製度而製定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法規、措施等，直接反映社會現實，規範社會行為，推進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整合，服務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部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體係是比較特殊的，原因就在於它的本質是青年運動，而青年正是社會上最活躍、最熱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複雜、思想可塑性強的群體，這就決定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既有長遠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論事的應對性，以及政治導向多於具體扶助等特點。 《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大致經曆了上述幾個階段，通過十多年艱苦曲折的社會實踐，從一般性號召到逐步形成政策體係框架，終於由單一的農村知識青年返鄉參加農業生產，逐步匯合形成農村知識青年與城鎮知識青年一起上山下鄉的滾滾洪流，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大奇觀，帶動整個中國農村麵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正是因為有了上山下鄉政策體係，有了開展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社會條件、群眾基礎和實踐經驗，才有了《文革》期間動員上千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可行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