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美國說《不》習皇統一夢會成嗎
美國說《不》習皇統一夢會成嗎？過氣的台灣國民黨馬英九能不聽美國主子的話嗎？過氣的台灣國民黨朱立倫能不聽美國主子的話嗎？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蔡英文能不聽美國主子的話嗎？下屆台灣執政的民進黨賴清德能不聽美國主子的話嗎？台灣民眾黨柯文哲能不聽美國主子的話嗎？大陸走資派習近平能不聽美國主子的話嗎？如聽，一是會聽話的！美國說《不》習皇統一夢會成嗎？
如果說對台軍售，還隻是拿台灣當棋子。那麽美國親自將美國的軍事力量嵌入台灣島內，則是美國對台灣島的戰略重視程度，以及台灣島之於美國“遏製戰略”的地緣價值拔升的事實體現。也是美國執政當權集團開始撕下畫皮、歇斯底裏“保衛”台灣島，這個東北亞反對共產黨的前沿陣地的事實體現。美國才不管走資派們是不是真的共產黨。就如俄羅斯普京一樣不是共產黨，但美西方要《打》你，一樣作為敵人樣的“共產黨“為目標來打擊。中國走資派習近平也一樣待之。
2021年6月，美國參議員達克沃斯、蘇利文和昆斯三人(一個共和黨配兩個民主黨)就已經高調竄訪台灣，且是乘坐C-17軍事戰略運輸機而非慣例的C-40行政專機，抵達台北鬆山機場(軍民兩用機場)。
美方當時的說辭是“捐贈台灣75萬劑疫苗”，但實際情況是，美國人根本沒有攜帶哪怕一劑疫苗來島。
這就是單純的政治挑釁舉動，並非衛生事務行為。
台島當局的偽外事部門主管吳釗燮，當日屁顛屁顛、流著一嘴哈喇子前去接機，台當局偽領導人蔡英文隨後也在台空軍鬆山基地指揮部與美國人會麵。
對此，島內獨派“綠媒”興奮炒作，稱美國客人乘坐軍機首次抵台，“意義重大”……
再往前看，2020年8月初，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亞曆克斯·阿紮爾就已經率領代表團抵達過台灣。
阿紮爾是六年來首次訪台的白宮內閣官員，在兩年前時也是1979年以來訪台層級最高的白宮內閣成員。
再再往前看，2018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得到參眾兩院通過後，正式簽署了臭名昭著的《與台灣交往法》，也就是台島島內稱的所謂《台灣旅行法》。
該法是繼《與台灣關係法》之後，另一部現行的與台島偽府官方相關的美國國內法案。
請注意這個法案的全稱：《鼓勵美國與台灣間所有層級互訪與其他目的之法律》，它允許台島偽府的官員進入美國，並在允許與美國官員——包括美國國務院、國防部以及其他內閣機構官員會麵;它還鼓勵駐美國的所謂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任何台島偽府在美國成立的機構在美國進行一切正式活動，並使美國國會成員、聯邦及各州政府官員、台島偽府高官參與其中，不再受到限製。
從《與台灣交往法》開始，美帝國主義就已經是毫不遮掩地在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踩在腳下了，理論上已容不得中國方麵再心存任何幻想。
像這樣的論調，根本是大大逾越了“和稀泥糊牆”的範疇，而是已經事實站在了美帝國主義的角度，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與全體中國人民進行喊話與誘降：
所謂“堅決避免和美國滑向對抗”，此等怯姿簡直連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太後都不如。
老太後至少名義上還敢出詔“宣戰”，胡某人此番嘴臉，已足以同蔣介石在日寇麵前的“噗通”下跪對標媲美。
百餘年前的抗戰伊始，蔣介石就明確於國民黨內部表示：
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
我們為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
我們決不能輕舉妄動，致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
但是，毛主席則在1937年3月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工農階級向世界表達了另一種態度：
在日本進攻中國時，不管在什麽時候進攻，中國都應該立起抗戰。
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反對借準備之名，行妥協之實。
現實也證明，投降和妥協絕不能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華領土的圖謀進犯，反而會給國家釀成無法挽回的時代級損失。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這是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1969年珍寶島戰役以及三次擊落美軍偵察機，給予新中國的寶貴經驗。
1964年10月5日，毛主席氣宇軒昂的話語至今聽來仍鏗鏘有力：
過去我們的事實也證明過，蔣介石是可以打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可以打的。朝鮮戰爭證明，美帝國主義也是可以打的。
你打它，它“舒服”了。如果不打，它就不高興。你愈把它打得徹底，它就愈“舒服”
事實證明，打得它愈痛，它就愈“舒服”。
一年後主席又有指明：
美機入侵海南島，應該打，堅決打!美機昨天是試探，今天又是試探，真的來挑釁啦!既來，就應該堅決打!
就在那僅僅三年前，我人民空軍地空導彈部隊剛剛采用機動設伏戰術，一舉擊落了U-2飛機!
那也是地空導彈部隊第一次采用“打遊擊”的方式擊落敵機，振奮了國人，當時更是得到了毛主席本人的讚賞!
此前，美國利用U-2飛機進行空中間諜活動已有多次，先後侵入過蘇聯、古巴、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上空采取照相偵察、氣象觀測等侵略行為，是冷戰時期美國獲取社會主義國家重要情報的來源之一。
依照毛主席“鋼少氣多”以及“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理論，經考慮，中央軍委批準了空軍“用遊擊戰打飛機”的方案，最終取得奇效，從此長空無虞。
就在我們打下美機不過兩年之前，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媚美恐美的蘇修當局還對“不聽指揮、一意孤行與美對抗”的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全麵攻擊。
他們在各兄弟黨同誌們的麵前對中方當眾叫囂：
列寧同誌得揪一揪中國同誌的耳朵!
作為回應，中國共產黨方麵予以尖銳反擊：
列寧同誌如果能揪我們耳朵，說明我們離列寧同誌還很近。至於有些同誌，列寧恐怕想揪他們的耳朵，都找不到他們了!
看，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之論調，站得住腳嗎?
如若軟弱，美帝國主義與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會合力將你圍剿;而如若拋棄幻想、獨立自主，麵對艾森豪威爾、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一眾法西斯帝國主義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脅，永遠站立於人民偉力之中的毛主席，從來可曾有過恐懼和妥協?
美帝國主義的原子彈幾乎快要到來時，毛主席的態度是：
時間要打多久，我想我們不要做決定。過去是由杜魯門、以後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的將來的什麽總統，由他們做決定!就是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原子彈幾乎快要到來時，毛主席的態度是用大三線建設換取時間和空間，令蘇修軍隊入侵中國的成本和付出的代價呈指數級上升——最終在大國捭闔、主動扭轉國際形勢的共同配合下，蘇修放棄了進攻中國，轉而培植越南等蘇修勢力在東南亞襲擾中國(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戰爭也最終成了蘇修“流血的傷口”，間接促成其亡國)。
昔日，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意識形態堡壘的中國，在蘇聯同誌的眼裏竟然成了“異類”——宛若今天鐵骨錚錚的群眾，在以胡某人為首的“和平派”眼中是大逆不道的異類一般。
然而，還是毛主席說得好：
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讚成。我們不讚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
“一意孤行”打下美機十年後，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正式訪問已然擁有了原子彈的中國，在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鄭重承諾：
美國會停止一切在中國大陸的偵察飛行!
那一次，這位美國總統飛抵北京時，我們是用這樣的標語歡迎他的：
這等“不和平、不友好”的場麵，在胡某人看來或許又要被批判為“激進、對抗”了吧?
但是他尼克鬆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卻不得不承認：
近二十年來，美國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帶頭孤立、封鎖新中國，不但沒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對華利益的巨大損失。美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無視新中國的存在了!
不論是蘇修社會主義還是美帝國主義，為什麽他們會懼怕毛主席?
換句話說：為什麽毛主席從無畏懼蘇修和美帝?
原因很簡單：毛主席從不幻想。
1949年8月14日，麵對蔣介石軍事集團窮途末路之下的“和平請求”，以及美帝國主義包藏禍心的停戰調停，在黨內和社會上部分難斷形勢的群眾、商賈、民主黨派人士的嘈雜喧囂聲中，目光如炬的毛主席果斷用一紙雄文《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徹底凝聚了人心共識、為閃亮巍峨的新中國政權敲響了初生的鍾聲：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裏是看。
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
他們不願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鬥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
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凶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自我批評的方法隻能用於人民的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鬥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讚成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準備鬥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團結，絕不是盲目地擴大化迎合。
為了反綠而擁藍，最後隻會將自己的「紅」汙染得褪色難淨。
在《論持久戰》中，毛主席有過精準點明：
全國有幾百萬資產階級和曾為舊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需要這些人為我們工作，我們必須進一步改善和他們的關係，以便使他們更有效率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以便進一步改造他們，使他們逐步地工人階級化，走向現狀的反麵。大多數人一定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改造，就是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
“以鬥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一語道破天機，隻有鬥爭哲學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團結哲學，如列寧所言：
產階級如果沒有高度的覺悟、嚴格的紀律以及對反資產階級鬥爭的無限忠誠，它就沒有具備完全戰勝宿敵的一切條件，也就談不到無產階級專政。
妥協、投降、噤聲…這些能夠實現團結嗎?答案顯然無需多議。
常說“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那麽什麽是“可以團結的力量”?
還是要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討教，1964年7月，主席的這段話言簡意賅、撥雲見日：
不管什麽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黃種人，不管他信什麽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對帝國主義走狗的，都應該團結。
蔣介石國民黨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利益, 而幾千年以來曆朝曆代地主資本家屠殺打工人是任意的。蔣介石國民黨為什麽要對毛澤東共產黨大屠殺呢? 因為毛澤東共產黨代表了工人農民階級的利益。當年蔣介石被張楊抓起來時, 毛澤東主張放蔣, 但工農紅軍官兵不答應。毛澤東說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殺害了, 要說個人恩怨早就想殺蔣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麵前要以民族利益為重。而蔣介石呢?
《安慶慘案》1927年3月20日，蔣介石在離開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達安徽省會安慶。其時，安徽軍閥利用青紅幫頭子組織禦用的“安徽省總工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派人組織的工會組織籌備處發生對抗。3月23日，蔣介石禦用“安徽省總工會”經嚴密籌備，召開歡迎蔣介石的大會。會後，他們組織暴徒衝進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安慶市黨部、安徽省總工會籌備處、安慶市總工會籌備處、安徽省農協籌備處等省市機關團體，砸碎門窗，搶劫搗毀用具，打傷多人，暴徒們還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當時在安慶力勸蔣介石派兵保護安慶國民黨省市黨部的郭沫若，於3月31日寫下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當時的郭沫若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考委員會委員、政治教官、著名學者。1926年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兼宣傳科長，隨軍參加北伐戰爭，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持軍隊宣傳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前的郭沫若是北伐軍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後來號稱蔣介石五虎上將的陳誠、劉峙、衛立煌等人還是營連級軍官，見了郭主任是要大老遠的打敬禮的，排長張靈甫恐怕連給郭主任敬禮的資格都沒有。蔣介石也是極力拉攏郭沫若的。蔣介石每次接見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幾個月時間裏，郭沫若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秘書長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軍銜也由中校晉升為中將。蔣介石的一係列舉動意味著什麽，除了傻瓜，都清楚什麽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蔣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並一再表示：“你無論怎樣要跟著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體以後要多多仰仗你。”還說：“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現在我要到南京，你過兩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後，長江六省的政權就請你負責。”郭沫若卻不為所動，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隻能做做文章、搞搞宣傳。”蔣介石依然不肯放鬆，“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後來得知，一係列大屠殺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真相大白以後，郭沫若決心擺脫蔣介石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不顧個人安危寫出《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於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寫就的，聲討蔣介石反動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發表於武漢《中央日報》。1927年5月武漢《中央日報》副刊作為16開單行本出版，現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1927年3月7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人陳讚賢被殺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搗毀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打傷數人。蔣介石到安徽安慶後，3月23日又發生了暴徒襲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各合法民眾團體的事件，打傷了六個人，剝去外衣，拖出來遊街，說他們就是共產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樣。這些事件的發生，開始時郭沫若並不知真相，後來得知，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蔣介石公然破壞國共合作，劊子手的麵目已徹底暴露。在此情況下，郭沫若決心脫離蔣介石，化名“高浩然”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奮筆疾書，寫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無比憤怒的心情，詳盡而具體地揭露了蔣介石陰謀製造“贛州慘案”、“南潯事件”和“安慶慘案”的血腥罪行，撕下來蔣介石的種種偽裝，將蔣介石的反動麵目暴露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麵前。這篇文章寫在“四·一二”政變以前，響亮提出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具有重大的革命意義，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就郭沫若個人來說，這篇在革命的黑暗時代公開討伐蔣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標誌，更代表了郭“旗幟鮮明”的革命態度。
《贛州慘案》贛州慘案，是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製造的慘案之一。1927年初，蔣介石積極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派其親信倪弼到江西贛州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打擊革命力量，1月26日到會贛州總工會，下令通緝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3月6日又將陳讚賢槍殺。陳遇害後，南昌工人罷工三天表示抗議，3月18日，南昌各界數萬人舉行追悼大會，反對蔣介石的叛變行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1927年4月12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事件。12日下午，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閘北工人作出回應，從蔣中正領導的軍隊手裏奪回了總工會會所，並宣布全市舉行總罷工，於次日展開遊行。他們的行為遭到上海當局的鎮壓。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繼上海大屠殺之後，廣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開始大肆鎮壓共產黨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隨後不久，汪精衛的部下就和蔣中正一樣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實行大屠殺。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為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國軍和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報複性屠殺。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3]，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有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報複蘇區人民。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國軍在蘇區屠殺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又被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它是共產黨對這一事件的定義，但在國民黨的文件和曆史敘事中被稱為“清黨”。所謂“清黨”，是既清除共產黨，也清除國民黨左派。根據台灣李雲漢著《從容共到清黨》書中記載名錄及次序 附通緝名單：鮑羅廷 陳獨秀 譚平山 林祖涵 於樹德 吳玉章 楊匏安 惲代英 毛澤東 許郠魂 夏曦 韓麟符 董用威 鄧穎超 羅亦農 高語罕 江 浩 劉芬 鄧中夏 許白昊 林育南 李漢俊 羅章龍 李碩勳 李囯瑄 李國珍 王基永 易禮容 戴曉雲 郭 亮 譚影竹 熊亨瀚 李榮植 李立三 劉少奇 淩炳 羅馭雄 範鴻勂 範鴻勳 張國燾 趙 幹 蔡和森 方誌敏 彭述之 王景雲 李伯雲 汪壽華 侯紹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統 張泰來 林 鈞 何 洛 張曙時 高爾柏 高爾鬆 王守謙 林劍臣 朱義權 劉端周 金澤宏 史鵬展 劉榮簡 丁曉先 蘇兆徵 陳其璦 周恩來 彭 湃 羅綺園 馮菊坡 彭漢垣 阮嘯仙 譚植棠 楊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華 楊賢江 潘楓塗 門啟衷 丁濟美 楊之華 餘澤宏 熊 耀 潘穀公 徐 琛 蕭楚女 漆樹芬 高統勳 楊眉山 王貫三 汪誌青 徐白民 黃 胤 唐公憲 胡淺因 宋敬卿 黃司葵 趙世炎 劉清揚 夏秀峯 何孟雄 於國禎 江少懷 郭沫若 韓寳華 查人偉 於方舟 查猛濟 宋雲肜 鄭惻塵 黃俠生 劉爾崧 李花白 陸沉 李汨之 王 鯤 許廣武 華 翀 王鬆壽 邱學訓 宓維琮 馬東林 裘 英 梁子光 陳 東 孫炳文 王平 顧順章 章鬱菴 王根英 徐 偉 王承緯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亞章 龍大道 錢介盟 耿 舟 李春濤 鮑慧僧 黎樾庭 宛希儼 彭澤湘 楊石魂 張餘生 陳 良 孔偉虎 林 錚 趙濟猛 張德鍾 李俠公 嚴紹彭 王若飛 謝強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張秋人 劉一清 孫靖華 周邦彩 金家濟 林平海 孫道濟 莊勁秋 戴國鵬 蘇眉如 何葆楨 陳國詠 王競天 楊闇公 劉伯承 李筮乘 陳達三 季外方 季達方 陳誌益 張國思 劉季良 羅貢華 鄧希禹 徐 謙 鄧演達 彭澤民 詹大悲 柳亞子章伯鈞
被撤銷通緝的8人名單：鄧懋修 謝 晉 郭壽華 光明甫 陳啟修 鄧劼剛 江仕祥 梁治文
從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並逮捕報社社長。隨後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張人傑 (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
1927年6月，陳獨秀之子，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因叛徒出賣在上海恒豐裏104號召開的中共秘密會議場所被捕。中共黨魁陳獨秀的兒子、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共產黨的頭號負責人陳延年已被關進了蔣介石國民黨的監獄。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壯烈犧牲於上海龍華監獄，時年29歲，蔣介石下令不準收屍。陳延年的死狀十分慘烈——被楊虎下令用亂刀砍死。還以“市政府組織人員中混有共產分子”為借口，下令封閉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大批軍警出動搜查和封閉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上海特別市市黨部、上海學生聯合會、平民日報社等團體和機關。在此後的數天中，各革命的工會組織概被查封，工人集會和罷工概被以“反革命”論罪，凡佩戴上海總工會符號的工人隨時被拘捕判罪。隨即將市政府在場開會的執行委員10餘人連同辦事員、茶役等20餘人，押乘汽車一並解往龍華司令部。上海區委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等都在此次政變不久後英勇犧牲。
國民黨梧州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開始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共產黨員鍾雲、陳漫遠，共青團員李素秋、蘇小芬，還有革命群眾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國民黨當局再次捕捉100多名進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間，國民黨當局殺害了鍾雲、李素秋等45人。據統計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黨”行動期間被捕的廣西進步青年人數眾多，涉及麵廣。在南寧、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數以千計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被捕或監禁，兩千多人被殺。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廣州共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包括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在內的2000多名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或者失蹤。據說當時廣州城內在大街上凡是發現工人學生打扮的，不論分說就地殺死。在蔣介石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後三天，作為蔣反共大屠殺核心成員的李濟深在廣州也開展了大屠殺行動，史稱“四一五大屠殺”。廣東的“清黨”大屠殺重點和特點是黃埔軍校。黃埔軍校以校長蔣介石、黨代表汪精衛的名義轉發總司令部通令，稱共產黨為“少數奸徒，意存破壞”，要學生“不可受人挑撥”，對黨國大事不可“妄有發言以及越軌行動”。宣布戒嚴期內，不許開會，令軍校各級黨部停開黨員大會和小組會。“從嚴審查，如發現校中尚有共產黨員，嚴為剔除。”自此，軍校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或被殺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個事變，逮捕之共產分子，共400餘人。黃埔學生被李濟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槍斃的也很多。
讀博文《台灣—戳心之問》。有的內容認同。有的內容不認同。但也不是全盤否認這篇博文的內容。更不是逐條去議論。隻是讀後感覺台灣蔣經國的治理確有可讚之處。別忘了，蔣經國的“恩師“是前蘇聯。
要說馬列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實踐，台灣蔣經國要比習近平強。讀了《台灣—戳心之問》感覺台灣社會某些方麵做得不錯。有些比走資派習近平要好。這次沒落將亡的台灣國民黨在過氣的馬英九努力說服下，習近平會不會同意被台灣的偽中華民國《統一》嗎？
請看看蔣經國的馬列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實踐：
1925年，蔣經國想學法文，以便遊曆法國。當年舊中國有多少進步青年去法國。
當年在上海日本在華紡織工廠所發生勞資糾紛，爾後演變為所謂五卅運動，更發展成為反帝國主義運動。蔣經國參加四次示威活動，每次都當選浦東中學示威隊伍領隊，也當選抵製外國貨品小組領隊。他受到同學和老師讚揚，但校方卻執行政府指令，以“該生行為不檢”為由，開除其學籍。
1925年6月，蔣經國告別上海去北京，進入共和革命元老吳稚暉主辦之一所私立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子弟學校——“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語。不久，他又加入當地學生發動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示威遊行，被軍閥當局判處兩個星期監禁；恢複自由後，他從天津乘船到廣州。那年暑假，他前往廣東探訪父親蔣介石；廣東當時是國民革命基地，因此，“奔向廣東”成為爭取挺身對抗帝國主義和北方軍閥之嘹亮口號。尤其他父親是革命軍最高負責人。抵達廣東後，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動；在那裏他遇到許多俄國人；蔣經國渴望參加國民革命軍。但此時蔣介石並沒有同意少年蔣經國請求，不讓他立刻實現願望，反送他到北京求學。蔣經國參加中國國民黨。
蔣經國回到北京求學。期間他開始有前往莫斯科留學的想法，而在當時蘇聯也安排東亞國家支持人士得以就讀培訓學校莫斯科中山大學。蔣經國隻待在北京幾個月，因為邵力子在那裏介紹他結識中國共產黨黨員李大釗；李大釗住在蘇聯大使館，引介蔣經國認識很多俄國人。在蔣經國決定去蘇聯之前，曾經把此事向吳稚暉報告。許多朋友建議蔣經國到蘇聯留學。兩周後，蔣經國已經決定到蘇聯去，就再去看吳稚暉；吳稚暉見蔣經國赴蘇意誌堅決，就說青年人多嚐試一次都好。此議深合蔣經國心意，他想熟習蘇聯政治組織，決定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為準備赴俄，他先到上海以便搭船成行。於是蔣經國離開吳稚暉，動身南下；臨走時，吳稚暉還親自送蔣經國到火車站，祝福蔣經國一路平安。
蔣經國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10月19日，蔣經國告別上海，乘搭貨輪前往莫斯科。在海參崴上岸後，改搭普通列車轉往莫斯科。11月底，蔣經國抵達莫斯科。12月，蔣經國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並取俄文姓名“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紮洛夫”。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編輯明日壁報“紅牆”到午夜。和蔣經國同學有廖承誌、林祖涵、烏蘭夫等許多共產黨人。蔣經國以俄語學西方革命史、政治學和經濟學。
當時許多有影響力的中國家族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這包括有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由於蔣經國信仰堅定，加上他又是蔣介石兒子，所以當他到達莫斯科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學黨支部便吸收他為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員，後來又升為預備黨員。
1926年下半年，有人邀請蔣經國到群眾大會，題為“中國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後的成功”，用俄文對3,000人發表演說。這是他首次對公眾演說，不過卻使俄國人民大為激賞。一周後，他在鐵路工人大會上，對大約3,500人發表演說，題為“偉大的孫逸仙先生”。以後常常有人請他去演講，每都受到聽眾熱烈歡迎。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全麵清黨，一部分共產黨分子被捕，其他共產黨分子則去從事秘密活動。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接踵而來，莫斯科中山大學群情嘩然，一致致電武漢政府，要求嚴懲蔣介石。
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集會上登台演講以譴責蔣介石的背叛，幾天後則在塔斯社發表公開聲明而與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
這年夏天，蘇聯當局遣送莫斯科中山大學部份學生回國，蔣經國卻未被遣送回國之列。在斯大林眼中，蔣經國是他手中的一顆棋子，將來時機來臨，和蔣介石重打交道時也許能派上用場。當時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團認為蔣經國回中國比留在莫斯科對他們威脅更大。1927年4月，蔣經國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同一群畢業同學要求回中國，卻未得他們允許。
蔣經國在列寧格勒國立大學的“蘇聯軍事情報局特種學校”就讀，並且在蘇聯紅軍第一師擔任學生兵。1927年12月，蔣經國則轉往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進修，並且在此學習軍事戰術、行政管理、交通運輸、地形學、火炮原理、軍隊政治工作、軍事戰略、戰爭史以及遊擊戰術等正規軍事教育。該校規定須研習三學年課程。
1929年11月2日，多次申請加入聯共（布）的蔣經國獲得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聯共（布）支部的一致同意而得以入黨。12月15日，蔣經國正式以第四類黨員的身分加入聯共（布）。1930年3月28日，列寧格勒軍事委員會正式批準蔣經國為聯共（布）候補黨員。5月，蔣經國在該所學校畢業。
附《台灣—戳心之問》博文如下：
台灣地是中國領土，這是事實之一；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這是事實之二；
台灣的執政者是台灣人選舉的，不是大陸委派的，這是事實之三；
台灣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大陸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事實之四；
台灣的人均GDP是大陸的3.5，超出日韓，雄居全亞，也超過美國歐盟，隻是弱於卡塔爾、摩納哥、冰島這些小鍋，這是事實之五；
台灣下轄19個縣市的民選首長，30年來無一個貪腐犯罪記錄，這是事實之六；
台灣所有的民選首長，均向民眾公開自己的家庭財產明細及納稅記錄，這是事實之七；
台灣的農民退休費與下台總統一樣，這是事實之八；
台灣所有人看病100%免費不算，還提供免費的飲食，這是事實之九；
台灣的老年人如果居家養老，政府給他的子女發護理工資，這是事實之十；
台灣人在國際上受到普遍尊敬，170多個國家免簽證自由出入，這是事實之十一；
台灣老總統蔣介石辦公用毛筆，平時喜歡書法，常用高級宣紙。可是，到了台灣，大陸宣紙沒有了，日本產的宣紙不錯。他想要進口一些使用，結果被駁回：國家外匯緊缺，宣紙非急需物資，不能使用外匯。這是第十二；
台灣另一個老總統蔣經國住院，抗議示威者拿著喇叭對病房大喊大叫，罵他是獨裁者。身邊人看不慣，請求驅離，蔣經國卻說：“不要驅離，這是他們的權利，也是權力。我不知道，究竟要我怎麽做，他們才滿意?”後來，毅然決然廢除國民黨一黨專製，而且把軍隊交給國家，把黨員清退出軍隊。這是第十三；
台灣退休總統馬英九過大年，自己在街道擺攤免費給老百姓寫春聯，而且騎著摩托車送外賣，這是第十四；
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下班回家，自己拎包搭火車，她是老小姐，沒有家庭，所以，有的是錢，可是，她一身行頭，不超過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把錢秘密捐獻，這是第十五；
台灣明年就要進行總統選舉，現在，各方諸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可是，一律要過這一關：人民政審。把你的個人履曆真實展示。家庭財產，全部曝曬。這是第十六。
“台灣問題”是大陸一麵之詞。台灣有什麽問題？答案是：台灣像人一樣，很健康，沒有問題。台灣的現政權是把台灣人當人看的政權。台灣人的福利待遇，處在當今世界前列。有人說“解放台灣”，解放你自己吧！
台灣的政治文明是當今文明世界、自由世界、民主國家的模版。
台灣經濟是當今世界上，經濟最繁榮地區之一。你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處於國際絕對貧困線以下，你有什麽資格擔心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台灣沒有官媒，輿論工具由老百姓掌控。所以，台灣沒有假話，瞎話，空話，套話，廢話，屁話，捧話，橫話，胡話，狂話，瘋話，夢話等等。
（轉自微信群）
有一評論：說台灣官員沒貪腐是瞎掰。不看台灣新聞。陳水扁如何進監獄的？
對不講道理的犬講道理，能聽得懂嗎？對不懂得美的人講風雅，能懂得美嗎？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有多少叛徒。最大的是走資派鄧小平。等到毛澤東逝世後篡權成功的一位。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叛徒有不少。哪個政黨沒有叛徒？沒有內鬥？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當了領導的還當叛徒的就有不少。
向忠發(1880-1931)，又名向仲發，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國民黨“二大”，任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國民黨漢口市黨部工人部長；在1928年7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但實際上他缺乏擔任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的經驗和才幹。1931年年6月22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向忠發被捕後立刻叛變，出賣了組織和同誌。雖然蔣介石得知後急電暫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於邀功的國民黨上海當局還是於1931年6月23日晚將他槍決了，前後不過兩天時間。行刑前，向忠發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饒他一命，但還是難逃一死。他同顧順章一道，成為了中共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周恩來曾這樣評價向忠發：“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向忠發被國民政府槍決，終年51歲。
顧順章(1903-1934)，本名顧鳳鳴，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地下情報人員，中共秘密情報組織中共中央特科的負責人。1931年3月，顧順章從上海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蘇區。在漢口，將張陳二人送走後，顧順章勾搭上了一個女人。因為缺錢，他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術。當然，顧順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險，還是因為對自己的身手過於自負。他有著高超的化裝術，經常化裝後登台演出，從未失手。然而，千慮一失。4月25日，顧順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認出，遭到特務的逮捕。當晚，顧順章被迅速押解到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沒有嚴刑拷打，也沒有威逼利誘，顧順章立即叛變。1934年被國民政府以秘密聯絡共產黨為由處死。由於其掌握大量共產黨機密，叛變後又破壞中共各地的組織，故有人稱他為“中共曆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餘灑度(1898-1934)，黃埔軍校第二期，在周恩來的影響下入黨。南昌起義後，餘灑度任警衛團團長，後參加秋收起義，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三灣改編後任前敵委員會委員。1927年10月，餘灑度受遣抵滬，向當時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寫了《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並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的工作匯報，該文成為研究秋收起義的重要文獻。在滬期間，餘灑度對革命產生了悲觀情緒，最後脫黨。1933年，餘灑度成為國民黨第61軍政訓處少將處長，在此期間開始利用職權販毒；1934年販毒事發，蔣介石親自下令槍決。
賀治華(1903-？)，原名賀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歐洲回國後長期滯留國外，後與朱德離婚，並在蘇聯與霍家新結婚。1928年因為貪圖懸賞，賀、霍二人出賣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導致後者被捕犧牲。周恩來、陳賡等中央特科負責人員查明真相後，令紅隊衝入賀治華房中，開槍打死了霍家新，賀治華重傷未死，但一隻眼睛被打瞎，後不知所終。曆史留下來的多種記述中都稱賀治華生得很漂亮，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在其《往事如煙》一書中說，賀治華生得的確妖嬈，柳眉杏眼，怒中帶笑，愁中見喜，見了高級負責者，熱得像團火。
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留學蘇聯，肄業於東方大學。1928年回國從事地下活動；1932年被國民黨中統特務逮捕，自首叛變，被委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上海工作區直屬情報員；1938年投靠日本人，後回上海為日本侵略者做情報特務工作；1939年任汪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秘書長、特工總部副主任，殘酷迫害抗日軍民；於1943年被日本方麵毒死。
陳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參與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參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陳炯明而被開除黨籍；1925年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國民政府實業部長等職；1938年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曆任汪偽政府立法院院長、軍委會常委、偽國民政府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等職。1946年4月12日，以通謀敵國罪成立，陳公博被處以死刑，6月3日槍決。自稱“亂世能臣”的陳公博是一個富於多變的人物。他少年時就隨父親參加反清秘密會黨的很多活動，決心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青年時期，他參加中國共產黨，是中共一大代表，爾後脫離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從此便一生追隨、效忠汪精衛。大革命時期，他以國民黨“左派”自詡。大革命失敗後，他又成為擁汪反蔣的改組派代表人物。汪蔣合流後，他則成了蔣介石的座上客。抗戰爆發後，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成為汪精衛偽政權的第二號大漢奸。陳公博一生在政治上變化多端，最終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叛投國民黨，任軍統第三處處長。1938年冬，丁默邨潛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抗日誌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陳立夫招降，成為國民政府的內應。陳立夫及戴笠則保證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戰勝利後獲保外就醫待遇。據陳立夫回憶，丁遊覽玄武湖被記者認出，遂有《丁默邨逍遙玄武湖》見報。該報道被蔣介石看到，蔣極生氣，說“生病怎還能遊玄武湖呢？應予槍斃！”丁遂遭槍斃。電影《色，戒》描述軍統女特務暗殺丁默邨，隻是部分史實。《色，戒》根據張愛玲小說改編，影片中由梁朝偉飾演的“易先生”，影射的正是丁默邨，女主角湯唯飾演王佳芝，則是軍統女間諜鄭蘋如。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9月脫離中國共產黨；後曆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1938年9月與汪精衛投靠日本，曆任汪偽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長等職。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後獲蔣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髒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獄中。周佛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少有的變化無常的人物，他一生三變，反複無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後，他居然叛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他一生三變，朝秦暮楚，的確值得後人玩味和深思。
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魯邊軍區司令員、八路軍115師教導第6旅旅長。1942年，由於日軍掃蕩，邢仁甫對形勢產生了悲觀情緒，後竟無視黨紀、軍紀，娶女學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學習的通知，認為是副旅長黃驊等人在排擠他，6月30日，將黃驊等人打死，隨後投降侵華日軍，解放後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抓獲。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鹽山縣城東的萬人公審大會上被正法。
張國燾(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參加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出席並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為列寧惟一接見的中共領導人；1930年任紅四方麵軍主要領導人；1931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自任主席。1938年4月投靠國民黨，同月18日被開除黨籍，後加入軍統，從事反共特務活動。解放後先後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在養老院凍餓而死之說係謠傳)。
楊遇春(1909-1989)，黃埔軍校第三期，曾參加南昌起義，1929年入黨，曆任紅12軍獨立7師1團團長、紅34師101團團長、紅12軍35師師長、模範少年先鋒師師長、建泰黎獨立師師長，係紅軍重要將領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變故(據龔楚回憶，楊遇春係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財產全被沒收)，他槍殺政委後叛投國民黨，抗戰中在廬山堅持抗戰；1949年後去台，任“國防部”少將參議、警政署副署長，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於台北。
葉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後轉為中共黨員；曾任旅歐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後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等職；1928年被捕後叛變，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長期進行反共宣傳活動。1949年去台灣，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台北政治大學教授、政治作戰學校教授，1990年在台灣逝世。葉青自稱堅持反共近半個世紀，著述逾千萬字，堪稱中共曆史上最決絕的叛徒。
龔楚(1901-1995)，曾用名龔鶴村，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了包括了南昌起義、百色起義(任參謀長，軍長張雲逸，政委鄧小平)在內的許多黨的重要軍事活動，並在紅軍中擔任過重要職務，最高曾任中央軍區參謀長。由於“吃不了苦”，以及對黨在當時的一些做法有意見，龔楚於1935年離開紅軍，投奔國民黨，被稱為“紅軍第一叛將”。新中國成立後，龔楚改名龔鬆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後攜款回家鄉投資並定居，1995年在家鄉辭世。
文強(1907-2001)，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後遭處分，因未能找到周恩來進行申訴而脫黨；1937年加入軍統，抗戰後期策反華北、東北近百萬偽軍，以功晉升中將，淮海戰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後拒寫悔過書，稱：“我曾任紅一師師長兼政委，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級，周恩來是我老師和入黨介紹人，林彪是我部下，劉少奇家離我家不到20裏。他們沒把我教好，應該他們寫，我不寫。”1975年文強獲特赦出獄，與周恩來見麵，周恩來怪他不肯早寫悔過書；後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委員，2001年病逝。
毛澤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繼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二個蔣介石。這是事實：蔣介石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總頭目，他是以背叛孫中山的革命新三民主義、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實行殘酷鎮壓後而起家的，是依靠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產階級聯合封建地主階級對中國廣大人民實行法西斯統治，蔣以美國為靠山、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階級鬥爭。因此，如何看待《文革》這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反映。各自站在階級的立場上視之。不足為怪。人類曆史一直是少數掌握資本的統治，統治者如何剝削壓迫大多數的老百姓人之皆知不必多言。統治者如何鎮壓屠殺反抗的平民百姓更是數不勝數，當然權貴資產者為維護自身利益裝作看不見，又或是在資產階級自己製訂的法律下是合法的。而一旦平民百姓被逼反抗時，這些權貴資產者就指責“暴力“、“瘋狂”、”非法“等，權貴資產者動用國家機器滅之。
毛澤東的新中國隻有近三十年工人農民翻身當了家之後，中國共產黨內的一部分高官充當了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毛澤東不為大多數工人農民們著想，就不會發動文革。然而正相反毛澤東發動了《文革》從正麵教育，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後的改革開放從反麵教育了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們。正反二方麵的社會實踐及事實教育下，除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們外，少數頑固分子反對抹黑《文革》者，不言自明是站在誰的立場上。
再看看鄧小平走的路恰巧和蔣介石走的路幾乎一模一樣。鄧小平背叛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貫堅持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而堅決地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否定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否定毛主席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完全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徹底推翻了毛澤東、周恩來、康生、張春橋、江青等親手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利用批判林彪、四人幫的非法名義，殘酷鎮壓毛澤東等馬列主義者支持的革命左派。
一抓起“四人幫”，恢複鄧小平職務後，他雖是黨中央副主席、軍委主席，但實際工作都是按他說的辦，鄧小平自稱是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到1987和1989年，又以黨委常委和軍委主席的名義，撤銷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總書記的職務。他就這樣一步一步篡奪黨政大權，以“槍指揮黨”的反革命方式罷免掉了兩個黨的一把手，成為獨攬大權的罪魁、“慈禧太後”。
借批“四人幫”對各省、市、縣、公社進行了揭批查運動，從上到下，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徹底摧毀了毛主席、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依靠的革命左派。實際是以批“四人幫”為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摧毀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革命取得的偉大成果——已建立起的紅色新政權。全部解散各級革命委員會、大批抓捕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被逮捕判刑的何止千萬人，在全國掀起了類似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的白色恐怖。因走資派掌權不可能統計公布的。
1983年11月，某省：‘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而且‘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某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批判、鬥爭、搞臭，二抓捕、判刑，三開除公職，四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製使用，總之，采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算賬派所采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報複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是走資派鄧小平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馬克思和毛主席講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變成了走資派鄧小平、葉劍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殺頭”，這個被地主、還鄉團、資產階級顛倒了的革命口號，一定要顛倒過來，重新恢複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奴隸們，起來！起來！把資產階級的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即將到來。
在走資派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從鄧小平等全國掌權的大小官員開始，掀起了中國原始資本積累的高潮。“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2006年十月發表的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級公務員收入，已經超過西方鷗美發達國家公務員收入及中產階層。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官僚資產階級。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擁有財產20450億元。”（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70-171頁）
現代中國，已經形成了以鄧小平、趙紫陽、江**、薄**、曾**、溫**等為首的數十大家族，遠遠超過了蔣介石的四大家族，成為中國新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成為中國新的統治階級，對全國廣大人民實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顛覆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建立起來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廣大工人、農民又成了資本的奴隸，成了被剝削、被壓迫階級。
走資派鄧小平同蔣介石一樣投靠美帝國主義作靠山，說“許多國家依靠美國都富強起來了”，現在他們要和美國建立“同舟共濟、攜手並進、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和美帝國主義同呼吸、共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和諧關係，要建立與美國親密無間的“夫妻關係”，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破壞了國際共產主義。
走資派鄧小平是個表麵耿直，內心陰險毒辣的大陰謀家大野心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隻說：‘“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同誌起了重要作用’。其實，這三個人的作用，都屬於‘前台’的，而真正在‘後台’策劃、導演的是鄧小平”。“根據有關記載：對如何策劃‘把四人幫抓起來’，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人經過密商，由葉劍英擔任前台指揮，李先念與各方麵聯係。
以鄧小平、葉劍英為首的翻案複辟派，“廣泛聯絡了‘元老’派，擁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但沒有黨中央的合法批準，他們就會背上‘搞軍事政變’的惡名”，因此，他們經多次串聯密商議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澤東的旗號，爭取華國鋒支持，由葉劍英作工作；二是把華國鋒捧上台；三是對毛澤東思想采取繼續“高舉”的策略，四是對鄧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總的策略是‘先發製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等人早就商定：‘下決心，先發製人’。對江、張、姚、王采取逐步升級策略。”於是就在華的“紅”色外殼支持下，完成了鄧的“黑”色政變，真可謂“老謀深算”，對全黨全國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騙。
最後鄧小平、葉劍英等硬把預謀暗算毛澤東的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毛澤東支持的反對鄧小平搞右傾翻案的革命集團，這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集團捆在一起審判，目的是把江青反對鄧小平搞右傾翻案的革命行動和林彪的反革命行動劃等號，把毛澤東和鄧小平劃等號，反對毛澤東和反對鄧小平都是反革命。這就如同在民主革命時期反對蔣介石和反對共產黨混為一潭一樣，妄圖把水攪渾，以便欺騙全黨和全國人民。
“鄧小平在實況（審判）轉播時對眾人說：‘你們看到了吧，這個壞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壞、最無恥的家夥，殺一千遍都不解恨。她不甘心失敗啊，她還想複辟。不過她的表演倒從反麵提醒了我們，一定要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班子整頓好，不能讓這樣的壞人再鑽進來。’‘江青要判死刑，一定要殺掉！’，‘國人皆曰可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江青不殺，世界上就再沒有可殺的人了。’，‘江青的這套表演，會在全國引起共鳴的。’，‘沒關係，我們專政的手腕不會成了豆腐。對敵人，再不能心慈手軟了。’“緊接著特別法庭召開會議討論量刑的問題。當江華把鄧小平的看法和中央的精神傳達後，幾乎大多數人都說：‘如果不判江青和張春橋死刑，難服眾人之心。這兩個人都死有餘辜，必須判死刑。’
“1976年10月6日，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後，葉劍英隨即安排鄧小平由城內搬到西山，在離自己住地不遠的25號樓住下，並派辦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機要秘書李俊山給他轉送文件。”這顯然是未經華國鋒同意，而暗中為鄧複出作準備。 “鄧小平在得知華國鋒不同意他出來工作後，在1976年10月10日給華國鋒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勝利，……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1977年4月10日，鄧又給華國鋒寫了第二封信，信中說：“感謝黨中央證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門事件沒有聯係。”這兩封信一字不提毛主席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正確性，對此不僅沒有一個自我批評的字，反而說，天安門事件和他沒關係，這兩封信的實質是否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一步為徹底翻文化革命的案作準備。
鄧小平上台前後在政治上采取的幾個陰謀複辟的步驟：一是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批判“兩個凡是”，為篡黨奪權掃清障礙；二是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怨假錯案”平反昭雪；三是借揭批“四人幫”在全國自上而下掀起大換班高潮；四是，借批“四人幫”全麵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思想，大搞非毛化；五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為複辟資本主義廓清了道路。
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口號，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為自己篡權上台創造條件。走資派鄧小平批“兩個凡是”，後來又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其近期目的是批判華國鋒，為他複出作輿論準備。因為華國鋒在抓捕四人幫後，數次拒絕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並且“1977年2月4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根據汪東興的指示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不僅沒有錯誤，而且是完全正確的。但按毛主席生前提議經政治局一致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鄧小平就不能複出，所以他就千方百計造輿論，否定華提出的所謂“兩個凡是”。這時，“英明領袖華主席”、“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的話，雖然仍在耳邊回蕩，因沒有恢複鄧小平的工作和職務，就著手批判華國鋒了。這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的真麵目。
《維持現狀》是美國期許的。誰敢不聽？誰有膽違背？大陸走資派習近平聽美國的。過氣的台灣國民黨馬英九聽美國的。執政的台灣民進黨蔡英文聽美國的。接著執政的台灣民進黨賴清德也是聽美國的。
為什麽要《維持現狀》？因為美國要《對台軍售》。美國軍隊滿世界駐軍，用過的大量二手軍火如何處理？都扔太平洋？美國人可聰明了不會扔掉的。還可賺錢。台海兩岸分治，台灣可是個聽話的買家。美國將二，三手軍火賣給台灣每年可賺不少錢。美國賣不了的二手軍火還可以援助烏克蘭等國家。何樂而不為。《統一》？夢想嗎。走資派習近平實現了做皇帝的夢想。還夢想《統一》台灣名留曆史。可事實呢？美國不同意兩岸《統一》，走資派習近平的夢想能實現嗎？
當前，或許也已經確實到了必須要“拋棄幻想”的階段，域內域外形勢皆不容樂觀，如果仍然保守“peace and love”的信條去“維持現狀”，恐怕曆史性重任的實現會被繼續推遲，遙遙無期。
去年9月1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票通過《2022年台灣政策法案》，這是1979年美台斷交及《台灣關係法》生效以來，美官方層麵對台政策最全麵調整。
該法案在外交軍事等領域全方位提升美台關係，雖然當中部分條文經過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騎臉”味兒依舊濃鬱。
該法案由民主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鮑勃·梅嫩德斯與共和黨籍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共同提出，審議曾被兩度推遲。
梅嫩德斯在聲明中指出：
此次表決顯示了美國對台灣人民的堅定支持，並認可美國國會在麵對這些挑戰時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同時，《法案》原有條文曾要求駐美的準外交機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台灣代表處”、“美國在台協會”更名“美國代表處”……
並且，《法案》原本還要賦予台島“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經修訂後改為在軍備移轉上以“主要非北約盟友”盟友同等方式對待台灣，並計劃未來四年提供台灣45億美元外國軍事融資資金(修正版則強調是無償的軍事援助，且加碼第五年提供20億美元)。
需看到，就在那一個月前，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埃德·馬基率領跨黨派國會代表團竄訪我台灣省，重申“美國對台支持”。
當時的竄訪團成員還包括美眾議員加勒曼帝、魯文索、貝耶和羅德薇。
就在那十二天前，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剛剛竄訪台島，成為美國二十五年來落地台島最高級別的政治人物。
毫不客氣地說，如果此時還依然有人繼續對“和平統一”、特別是對美帝國主義與所謂“島內中間派”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那實為自我安慰和自我取嗨了。
在國內，極多數的人群四十年來實質上從沒有真正認識到：美帝國主義縱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完成了曆史性的建交，但自建交以來也從未尊重過我國主權領土完整，包括重中之重台灣省的領土歸屬。
就在中美建交二十多天後，1979年1月26日，美國務院向國會提交“台灣授權法案”，主要是關於設立“美國在台灣協會”的技術性規定，議員們乘機對法案進行了兩個多月辯論，並把許多議員感興趣的對台島安全擔保寫進法案。
該法共18條，其中最關鍵的是“關於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和“台灣的國際地位”兩條。
關於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該法第二條說：
美國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是基於台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這樣的期望;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製或禁運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並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美國將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並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製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製形式的能力。
該法第三條還規定：
美國將向台灣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夠自衛能力所需數量的防禦物資和防禦服務;總統和國會完全根據他們對台灣的需要的判斷並依照法律程序來決定這類防禦物資和服務的性質和數量。
總統將對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製度的任何威脅並由此產生的對美國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險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應依照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任何這類危的適當行動。
台灣問題如何解決，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但該法卻把完全屬於中國內政的問題作為美國國內法闡述的主題，這粗暴踐踏中國的主權，幹涉了中國內政。
關於台灣的所謂“國際地位”，該法案第四條的所謂“法律的適用或國際協定”又規定：
外交關係或承認之不存在不影響美國法律對台灣的適用……凡當美國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時，上述各詞含義中應包括台灣，此類法律亦應適用於台灣。
國會批準美國同到 1979 年1月1日止被它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所簽訂的並在1978 年12 月31 日有效的一切條約和其他國際協定(包括多邊公約)依然繼續有效，除非和直到依照法律予以終止。
本法的任何內容不得解釋為支持把台灣當局從任何國際金融機構或任何其他國際組織中排斥或驅逐出去的依據。
即，美國實際上仍然把台灣看作“國家”，把台當局當局看作“政府”，這同《中美建交公報》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1979年4月10日，“與台灣關係法”經卡特總統簽字正式生效………
直到今天，該法案對對中美關係以及我們的統一大業造成著負麵影響，堪稱埋雷。
同時，作為對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的某種“呼應”，也是對此前國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切向前看》與“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新思路的踐行，諸多時代性的對台方略紛紛出爐。
比如，1981年我們製定的“葉九條”，就很有代表性：
一年後的8月17日，中美就美對台軍售問題簽訂《八一七公報》。
以今天視角重新回溯看待，這是一份內容相當含糊的公報：
美國政府聲明，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並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在作這樣的聲明時，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一貫立場。
這些條款均無精確定義，“逐步減少”、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平”基準是什麽，全都沒有指定。
盡管美方聲明放棄長期對台軍售，但也沒有說明長期”有多長;雖重申“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但也並沒有設立明確期限。
而就在中美簽訂《八一七公報》僅一個月前即1982年7月14日，裏根指派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這位可是一個重量級人物)會見台偽總統將經國，對台提出“六項保證”。
大致內容為：
美國無意就對台軍售設下截止日期;不會就對台軍售議題事先與北京協商;不會在北京壓力下停止對台軍售;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無意扮演台海兩岸的中間人，不會施壓迫使台灣與北京展開談判，不支持北京對台灣主權的主張。
這就是真實的曆史。
1979年的元旦，在中美建交的“喜慶氛圍”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了著名的《告台灣同胞書》，表達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爭取「國家和統」的願望，並提出了相關方針政策。
隨即，人民軍隊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大金門、小金門等島嶼的炮擊，釋放出“結束兩岸軍事對峙、擴大兩岸交流和實行兩岸三通”的意願。
也是在那天，我們正式宣布放棄“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提出“和平統一祖國”政策，並呼籲兩岸進行“三通”(通郵、通航、通商)和“四流”(學術、文化、體育、藝術的交流)，以期化解兩岸的長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我們的熱情換回了什麽?
蔣經國的“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遵循著“紮根本土，深耕台灣”的方略，蔣經國集團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公開對美依附。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一年，美國一次性交付台島48架F-5E/F戰機(價值1.6億美元)、500枚AGM-65B小牛導彈(價值3200萬美元);次年更是分批次交付台島1013枚BGM-71拖式導彈與49具發射器、5套改良型鷹式導彈、284枚MIM-72C檞樹導彈、14輛M110A2自走炮(價值2.83億美元)。
在《《還鄉團》的報複殘殺毛發聳然》博文的評論中：“建議了解一下文革中湖南道縣的大屠殺“。認真的去《了解一下》了。
在《維基百科》中介召：“道縣事件，也稱道縣慘案、道縣大屠殺，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在湖南零陵地區包括道縣在內的10餘個縣市發生的大規模屠殺事件。“
又說：“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共有7696人被殺，1397人被逼自殺，2146人被致殘。死者絕大部分是被中共政權劃分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的五類分子（3576人）以及他們的子女（4057人），還包括貧下中農1049人、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10天，14000多人參與了大屠殺。湖南道縣屠殺還直接影響了1968年的湖南邵陽縣大屠殺。“
沒法去核實真假。以“信“為準。
不過，在《了解》過程中：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在控訴聲討《文革》中的“大屠殺“。
搜索了幾十篇《題目》都是相似的。而作者有不同：
《文革殺人- 共產暴政錄：湖南道縣大屠殺》大紀元新聞網。
《湖南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 明鏡書刊》RFI。
《從湖南道縣大屠殺看文革中的兩派 - 萬維博客》萬維博客。
《文革道縣大屠殺駭人聽聞的人間地獄》大紀元新聞網。
《發生在湖南道縣的那場大屠殺》紐約時報中文網國際縱覽。
《黨性殺人無法無天文革道縣大屠殺| 兩岸| 重點新聞》中央社 。
《從機密檔案看道縣地區的文革的大屠殺》阿波羅新聞網。
.........幾百篇。
難得見到一篇：《文革中的武鬥與“階級敵人”、保守派——《道縣大屠殺》讀後感》烏有之鄉。但打不開。顯示《404》。
這是在互聯網上的現實。可以理解。說明實際社會中的各行各業每一個部位裏都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
《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
可惡的是《走資派右派還鄉團》們不承認有《階級和階級鬥爭》。
《走資派右派還鄉團》們自己口頭上說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但在行動上可狠得很。例如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屠殺鎮壓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六四時鄧以為造反派和紅衛兵又回來了，就動用軍隊開槍鎮壓。
《殺人》不是就在文革中發生過。更不是毛澤東發明的。
對於《殺人》古今中外都存在。基督教十字軍東征幾千年《殺人》到現在。以巴戰爭，俄烏戰爭每天都在《殺人》。中國古代的皇室兄弟之間爭皇位要《殺人》。換朝代要《殺人》。
今天的海峽兩岸殺漁民就不是《殺人》？習近平和馬英九高呼：“兩岸一家親”、“兩岸是同胞”了嗎？漁民的命不是命？隻有習近平和馬英九的命是命？建漢《了解一下》四十年來台灣方殺了多少大陸漁民？
對於《殺人》在中國曆史上有多少？恐怕無人能正確回答。
但在中國近一百年來，《殺人》都是有文字記錄的。顯然在《階級和階級鬥爭》中的各自的階級立場不同，各自都將對方的《殺人》說得嚴重點。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階級立場，決定了你該相信哪一個階級陣營裏作的宣傳。
作為一個想了解事實真相的人來講，是要用自己的頭腦和社會實踐來辨別內容的真假還是可以的。比如有的《殺人》是騙不了後人的。
如說走資派鄧小平六四沒蔣介石國民黨？恐怕鄧小平的兒孫也不相信。
蔣介石國民黨的《四一二大屠殺》各自都有記錄。蔣介石國民黨方作為戰功來記錄的。反證了《殺人》的事實。
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的《殺人》也是要去邀功的，都記錄在案的，想懶也懶不了的。
而文革中受到批判鬥爭過的走資派右派地富反壞等，在文革後都放出來後說的，水分就很多了。
就拿鄧小平來說，《永不翻案》還有誰會相信？以此類推，鄧說：江青走資本主義道路，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莫說別人不信，就是鄧自己信嗎？
這就是《階級和階級鬥爭》。
文革有《階級和階級鬥爭》，而且還十分激烈，當然有《殺人》。
有武鬥，就會有《殺人》。
站在《走資派》立場上，攻擊《文革》，能理解。
站在改革開放後被下崗的工人，四處乞討式的農民工臨時工，被跳樓的富士康工人及工人親人的立場上，他們不理解：毛澤東在文革中為什麽沒有把鄧小平等走資派殺光？
事實上，從古今中外的領導人看，毛澤東是最少《殺人》的一個偉人。這方麵在這個博客裏曾發過許多博文說過的。有興趣可翻看。
當然，沒有這立場去看。也是正常的。人各有誌。
這就是階級鬥爭。
走資派鄧小平上台後殺人少嗎？
隻是各時期被殺的人不同而己。
可惡的是，現在的走資派一邊殺人，一邊說沒有階級鬥爭了。忽悠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