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鄉團》就在身邊也就在眼前

《還鄉團》就在身邊也就在眼前

 

 

自從走資派鄧小乎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就回到了大陸的工人農民的身邊。《還鄉團》就是走資派和右派，加上台灣島上的國民黨。

走資派特色政府為什麽要出賣大陸的工人農民的利益，極端地推出《惠台政策》？因為台灣島上有《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的魂魄祖宗。走資派就是《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的政府。

所以，幾近滅亡的台灣島上的國民黨和過氣的馬英九要和走資派習近平湊合一起，大陸走資派的習近平國民黨拉一把台灣島上的國民黨。

《統一》也是大陸習近平國民黨和台灣島上的馬英九國民黨的《統一》。“我們國家有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台灣地區，一個是大陸地區，都是我們中華民國，都是中國”。

大陸的工人農民們和台灣的工人農民們願為此而去拚命嗎？

所謂《還鄉團》，就是在《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擁有八百萬軍隊的盛世時，國內革命戰爭中，返回家鄉向共產黨和革命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和階級報複的地主武裝，並不局限於解放戰爭。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戰，蘇區和解放區、根據地的敵我拉鋸戰中，《還鄉團》是一直存在的。

 如果我們把《還鄉團》作為一種曆史現象，站在整部中國革命史的角度來看待，不難發現這背後，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所具有的時代特征可以用“艱苦卓絕”四個字來簡單概括。說得再通俗點，那就是非常不容易。

 1840年之後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且核心問題在農村。不把億萬農民從落後的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把落後的農村建成先進的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共產黨就無法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砸碎一個舊世界，再建設一個新世界，使農業國向工業化轉型，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盡量爭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積累，走向民族複興的強國之路。

 而農村革命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也是中國革命包括孫中山的三民主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問題。這一問題的核心是解決土地歸誰所有。

 外國資本大舉入侵之下，社會財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買辦階層所鯨吞，地主和佃戶能夠分配的，隻有他們牙縫裏漏下的殘羹冷炙。佃戶原本用於彌補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業，在洋貨傾銷浪潮中基本破產，已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更無法負擔地主的地租，老實繳租就可能餓死。而地主階層在洋貨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標準大為提高，維持消費就需要加緊剝削。

 以河南南陽為例，這裏的佃耕主要有兩種：一種叫大佃，耕牛和大小農具都是佃戶的，收獲的糧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種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農具全是地主的，收獲的糧食，小麥二八分，秋糧三七分，地主占大頭。

傳統產業中的農民，是最沒有風險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災人禍，水旱湯蝗，除了等死，就是造反。而地主階級也分化嚴重，隨著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逆向淘汰淘汰日趨明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土豪劣紳成為農村的統治階層。他們架設在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盈利性經紀體製”，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卻無可化解。

 於是，革命來解套了，舊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製必然被打破，地主階級作為農村封建勢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當其衝。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當然為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所仇恨，而為廣大貧苦農民階級所衷心擁護，敵我雙方的鬥爭是長期、複雜、艱巨的，鬥爭雙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階段此消彼長。

 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的逃亡地主、惡霸土豪，憎恨一切終結他們萬年江山的“僭越者”，為重新奪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在反革命勢力的支持下，組織隊伍回鄉報複。

逃亡地主、惡霸土豪們高呼：“各位父老鄉親們，沒想到吧？我胡漢三回來了！正如今，還是我胡漢三的天下。若是誰拿了我的什麽，給我送回來；誰吃了我的什麽，給我吐出來。有人欠我的帳，那得一筆一筆慢慢算。”《還鄉團》回來了。

這是電影《閃閃的紅星》裏的逃亡地主、惡霸土豪們的台詞，卻是二十二年中國革命中，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和鬥爭反複性的寫照。

 解放戰爭初期，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和毛澤東的紅軍對比懸殊，蔣介石國民黨軍手中大批美械、日械“剩餘物資”就不說了，而毛澤東的紅軍完全是叫花子跟龍王爺比寶，國共之間軍隊員額的差距也高達4:1，國民黨狂妄叫囂：“三個月消滅共軍”，所以毛澤東的紅軍隻能放棄一部分根據地，大踏步向北撤退。名曰《長征》，實則逃亡。

 當然逃亡出來的毛澤東的紅軍，這是保存有生力量進行戰略決戰的不得已之策，但對這些地區留下來的黨員幹部、進步群眾，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卻意味著一場災難。慘遭《還鄉團》的殺害。

 相較此前，解放戰爭時期的《還鄉團》的成分更為複雜，除了逃亡地主、土豪劣紳和當地土匪外，還集結起了以往和解放區軍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為職業的日偽漢奸和國民黨頑固派、特務分子。

如果說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於追租追田，而過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漢奸及為非作惡的特務分子，在求財之外更求“命”——為保自己的命，去要別人的命，土豪劣紳和土匪則是他們的積極追隨者和幫凶。

所以，這部分《政治還鄉團》，對根據地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和階級報複的瘋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殘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線。

 因為這是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並不因為你說不說這些，人家就不這麽幹。階級和階級鬥爭是血淋淋地存在。

 關於這點，國民黨內部也有認識，蔣介石就有特別訓令，要求：“至對奸匪政訓工作與情報宣傳等工作，更應特加研究，積極增強，以加速軍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亂，必須軍事與政治互相配合，收複區內之地方行政工作尤為重要。”

 怎麽抓政治工作，怎麽收複地方行政？

 那隻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區軍民打生打死，完全沒有和解可能的漢奸和特務，他們知根知底，更“堅決堅定”啊！

 說到這裏，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詳的英烈，這就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烈士。殺害劉胡蘭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縣當地的“奮鬥複仇自衛隊”。光是聽聽名字，就能感受到《還鄉團》們身上濃重的血腥氣。

這支“複仇隊”的隊長呂德芳，是惡霸地主，他的哥哥呂善卿，時任文水縣三青團書記長，是“三料特務”、“三朝元老”—抗戰前是閻錫山的特務，後來跟了鬼子，光複後又成了國民黨的特務。整個文水縣，針對我軍民開展的“複仇”行動，基本都是這兄弟倆為主，勾結閻錫山所部駐紮該縣的72師所為。

 別以為犯下這些罪行的隻有“還鄉團”們，國民黨軍隊虐殺紅軍及平民的“興趣”，並不比還鄉團差。72師師長艾子謙就專門訓令配合“複仇隊”行動的215團1營：“該營此次開展工作進行鬆懈，做法太軟。今後做法要硬，去掉書生習氣，勿存婦人之仁，速將陳德照、劉胡蘭等扣獲歸案法辦！”

 不獨“山西王”閻錫山的軍隊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軍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對還鄉團也完全是縱容的態度。隨該部行動的魯南還鄉團，在當地大開殺戒，手段極其殘忍，以致中央社的隨軍記者翁鮮豪都看不下去了，規勸幾個還鄉團團長無效後，將虐殺現場拍了照片，找張靈甫告狀。希望這位高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名將”，能夠出於愛護“黨國”聲譽，更好更快懷柔地方的需要，約束下這些家夥，總不能學著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到時候民心喪盡，地方上怎麽長治久安？

 結果卻遭到了張靈甫的譏笑：“他們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樣，人家當然要出出氣呀！有什麽大驚小怪的？你們這些記者真是書呆子啊!”（溫靖邦：《大崩潰》）

張靈甫部隊長官都是這種態度，底下人的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張靈甫的整編74師進入解放區後，論殘害老百姓的花樣和力度，並不比還鄉團差。在臨沂張官村（今屬山東莒南），發現了幾雙繡有紅五星的鞋墊，整74師就將做鞋墊的9名婦女全部槍殺。在孟良崮被解放軍包圍時，他們將附近許多村莊燒毀焚平不算，還把來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槍殺。尤其令人發指的是，張靈甫為了解決糧食的困難，下令“就地補給”，縱兵搶掠百姓的糧食，對敢於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槍殺。

 隔壁李天霞的整編83師更沒書呆子氣，不但沒有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還帶著還鄉團幹各種壞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羅炳輝烈士的墳墓，把忠骸拖出來，百般淩辱。

 如果說國民黨軍隊是 “虎”的話，還鄉團就是為虎作倀的“倀”。在還鄉團的配合下，國民黨政權確實在不少新占領地區一定程度上恢複了舊有的“秩序”。以華中地區為例，我各級留守黨組織遭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從1946年秋至1947年3月，華中第一、第二地委的黨支部就由1641個銳減為989個，黨員由84498名減少到71206名。從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華中第九地委的黨員由37907名減少到13715名。（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共江蘇省組織史資料簡本》，P211）

熟悉曆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國在南越搞了個“鳳凰計劃（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陣，幫著南越偽政權版的還鄉團，對越共進行“整肅”。

 從賬麵來看，越共組織受到了極大傷害，然而同樣肆無忌憚的暴力虐殺，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死亡，導致了越南南部群眾對美偽政權的刻骨仇恨。而且南越偽政權和國民黨政權一樣腐朽墮落，戰術層麵的勝利，對戰略決戰並無太大幫助，反而讓更多的群眾看清了美帝的反動本質和偽政權的走狗底色，選擇支持“抗美救國戰爭”，抵製美國侵略，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解放。

 而當年在中國，美帝國主義也曾積極支持國民黨方麵的類似行動。1946年8月，“蘇中七戰七捷”中的五戰丁堰、林梓，在殲滅軍統武裝交警總隊後，在丁堰（今屬江蘇如皋）繳獲幾屋子數不盡的鐫刻有USA字樣的腳鐐手銬，這些東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這一地區的還鄉團，也的確對得起美國人和軍統。泰縣（今屬江蘇泰州）薑南區三太鄉的還鄉團，在一夜之間，抓捕了該區108名鄉、村幹部及土改積極分子，當夜就活埋了28人。黃橋地區浩堡鄉的還鄉團，一次就燒掉61戶民宅，將6戶人家無論男女老少，悉數滅門。（陳丕顯：《蘇中解放區十年》，P360）

 蘇中的老百姓說：“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還比鬼子壞，燒殺搶掠勝‘二黃（偽軍）’！”

 這樣的《還鄉團》，與其說是竭澤而漁，不如說是為淵驅魚。還鄉團所過之處，就連原先對共產黨紅軍持中立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國民黨卷土重來的一般士紳、地主和富農，也被逼得不得不倒向我黨。他們固然不喜歡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但兩害擇輕，還鄉團和國民黨軍的倒行逆施，更讓人難以容忍—善財難舍，但還是命更重要。

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到給共產黨的幹部寫信，說還鄉團是狼入雞群、胡作非為，必然難以長久，雖然你們收回了土地，但我們還是希望你們趕快打回來，不然這日子沒法過啊！

海安、高郵和寶應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也都唱起類似的民歌：“蠶豆開花，幹部回家；蠶豆排掛，新四軍要來；蠶豆結英兒，還鄉團翹殼兒。”

 應當承認，因為某些地方的執行有問題，一開始部分群眾對我黨的土改政策是有看法的，但“還鄉團”們來了之後，很快就用自己的暴行給大家上了一課，於是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了。無數的農民團結起來集結在我黨的領導下，拚了命也要推翻國民黨，憋足了勁也要找還鄉團報仇。隨著解放戰爭的深入進行，解放軍各個戰場陸續發起大反攻，國民黨正規軍大批被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還鄉團，自然也隨之土崩瓦解。

那些曾經橫行鄉裏的武裝的“還鄉團”，他們已經被人民子弟兵永遠地從這塊土地上消滅了。但這些年，有一些《還鄉團》，手裏麵沒有拿著滴血的刀槍，但卻借助媒體的力量殺了回來。他們又做了些什麽呢？

想必不少朋友都能感受到，《還鄉團》就在身邊，就在眼前。

 濰北縣委寫給華野九縱的那封信裏，還有一句說：“濰北縣廣大人民把複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軍隊身上。”

 我們如今要戰勝新時代的《還鄉團》，戰勝曆史虛無主義，希望首先要寄托在自己身上。時不我待，舍我其誰，這是持久戰，是人民自己的戰爭，是工人農民自己的戰爭！

[yongbing1993]

《革命前行》比《複辟倒退》難





孫中山棄醫從政終身為《革命前行》：三民主義，即民主、民權、民生。敗後改為新三民主義，即聯蘇、聯共、扶助工農。又失敗。難！

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革命的麵貌從此煥然一新。但也是萬裏長征，用命和血換來新中國。難！

1840年，急於向外擴張的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曆史的發展從此發生重大轉折。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麵對劫難，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奮起抗爭，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進行了一場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中的進步青年奮起反抗，仁人誌士奔走呐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

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台，但都以失敗告終。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但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1917年俄國爆發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事件。十月革命不僅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而且推動中國人民去關心、去研究這個革命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中，李大釗起著主要作用。1919年，他將《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為“馬克思研究專號”，幫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陳獨秀、毛澤東、董必武等有過不同經曆的先進知識分子，也先後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逐步進入廣泛傳播的階段。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衝破反動軍警的阻攔，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後舉行示威遊行。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從6月5日起，上海六七萬工人為聲援學生先後舉行罷工。工人罷工推動了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隨後，這場反帝愛國運動擴展到了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迫於人民群眾的壓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妥協、讓步，五四運動的直接鬥爭目標得以實現。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它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舉行。

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由於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了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舉行。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第一天就遭反對。一直反到今天。從50多名黨員至今日有多少共產黨員了？反共分子能反了共產黨嗎？厚顏無恥!厚顏無恥對馬列主義說三道四。不知天高地厚妄議毛澤東。不知天高地厚到處胡言亂語。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但進入近代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由於封建統治的腐敗，呈現在世界麵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

為了捍衛民族獨立和尊嚴，中國人民挺起脊梁，奮起抗爭，這其中，戰死沙場者有之，慷慨赴死者有之，蹈海酬國者有之，顛沛流離上下求索者有之。可是，鬥爭一次又一次失敗了，無數誌士仁人隻能為此抱終天之恨。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徹底洗刷了近代以來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曆史新征程”。在這場艱苦卓絕的偉大鬥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鬥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毛澤東的肉體不能萬歲。毛澤東思想能萬歲。毛澤東名字能萬歲。毛澤東的話能萬歲！

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因此，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廣大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都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複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複學習，反複運用。在報紙上，要經常結合實際，刊登毛主席的語錄，供大家學習和運用。幾年來廣大群眾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證明帶著問題選學毛主席的語錄，是一種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為了幫助廣大群眾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選編了這本《毛主席語錄》。各單位在組織學習的時候，應當結合形勢、任務、群眾的思想情況和工作情況，選學有關的內容。
　　
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出現一個工農兵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主席語錄》的大量出版，對廣大群眾掌握毛澤東思想，推動我國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個同誌認真地、刻苦地學習，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的2014年的時候，歌手韋唯參加了《我是歌手》第二期。在這個節目裏，她選了一首《太陽最紅毛澤東最親》，結果輿論一片大嘩。是的你沒看錯，輿論一片大嘩。媒體驚詫，驚問韋唯怎麽能選這樣的歌唱?韋唯為什麽唱紅歌?有些媒體則不懷好意，字裏行間夾帶嘲諷。韋唯自己則在一次訪談中退避式地為自己辯解，說自己那個年代，懷有崇敬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說她沒想到2014年那個時代懷有崇敬是不妥的。

這就是2002-2015年我們麵臨的網絡情況。這首歌唱的不好聽嗎?我個人覺得不錯，甚至比原版可能還契合時代風味。韋唯女生男相，霸氣豪邁，獨有韻味。她唱《亞洲雄風》，我覺得沒有第二個人唱得出來那個山風海嘯，屹立東方的氣勢。當然有人不喜歡這種風格也是很自然的。問題是媒體並不討論音樂和審美，他們隻是想反對毛澤東這三個字。所以你說網絡輿論這種東西是怎麽回事?媒體的風往哪裏刮就哪邊倒，我是曆來都很警惕他們的。

他老人家希望的中國是“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都有大智慧，人人都清醒，獨立，看懂了問題並且共同解決問題。這就是Marx說的，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人民自己醒悟起來，自己保衛自己，那才是他老人家想要的東西。

但是，《革命前行》比《複辟倒退》難。要想飛躍更是困難的。六億神州盡舜堯也是很難的。實際上地心引力是永遠存在，向下掉落永遠比向上攀登容易，因此人間永遠有寧願躺在地下的人，不肯站起來的人。如何讓人自覺站起並且攀登，是非常費腦筋的事情。最可怕的是，還有許多人胡說八道，把躺在淤泥裏說是“自由”。

用別夢依稀笑逝川 ，“思想越嚴控，道德越放開，利用的就是一般人很容易將之混起來看，把自由降低成一種近乎感官的感覺，便可輕而易舉地操縱人的思想。”、“他們想象的自由，一直都是一種屎尿屁的自由，括約肌不受限製的自由。你幹什麽都是可以的，寶貝，像牲口一樣都是你的自由。”

是的，向下墮落的自由不叫自由，那是地心引力給的，不是你自己的東西。隻有克服地心引力了，你才談得上自由。躺在牙床上吞雲吐霧吸福壽膏不是自由，像爛泥一灘不是自由。所以為什麽文藝界的人黃、賭、毒，總是和他們的屎尿屁一樣，和他們嘴裏的“自由”聯係在一起呢? 人一旦沾上了他們的東西，就會向下沉淪直至毀滅。

對於老百姓，曆來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把老百姓視為 “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群氓”，是應該“治於人”的“勞力者”，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下裏巴人”，是“難養”的“小人”。雖然他們中有的也總結出了 “民為邦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經驗，有的也能夠有畏民之心、撫民之舉，但是歸根結底，老百姓隻是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統治對象，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是代表上天來管理老百姓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才是曆史的主宰。

毛主席的人民觀，推翻了幾千年的曆史觀，指出了“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的真理。

毛主席的人民觀，不但肯定了人民創造曆史的作用，而且確定了人民要做社會主人的使命。

毛主席的人民觀，充分地強調了“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的基本道理，他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已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此，他在革命過程中始終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和人民群眾始終保持密切的聯係。

毛主席的人民觀，貫穿在政權建設的根本問題是：他認為，新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政府是代表人民來執掌政權。他要求政府，“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誡全黨同誌“應該使每個同誌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

毛主席的人民觀，還體現在保衛人民政權的理論中。他明確地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隻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主席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了這種人民觀，他心中時刻裝著人民，想著人民，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毛主席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這種人民觀的偉大，中國人民的站立，社會主義在中國的不可動搖就是靠的這種人民觀，正是這種人民觀深入人心、深入黨心的表現。

毛澤東思想的觀點歸根到底就是：一切為了人民。這個觀點是檢驗幹部的試金石。 實行這個觀點的幹部，就是好幹部；不實行這個觀點的，就不配當幹部；違背這個觀點的，就一定是壞幹部。這個觀點也是考驗一個政黨的分水嶺。執行這個觀點的 就是革命黨，反對這個觀點的就是反革命黨。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辦事，一切都好辦，否則什麽都不好辦。所以說，毛主席的人民觀是天下第一 觀。誰堅持了這一觀，天下無難關。

[yongbing1993]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階級報複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的階級報複：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造反派紅衛兵抓判殺絕，采取：

一是：批判、鬥爭、搞臭。

二是：抓捕、判刑。

三是：開除公職。

四是：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製使用。

總之，采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的階級報複、算賬派所采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複仇的殘酷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這是走資派鄧小平親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

例如某省，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

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被毛主席解放出來參加革委會‘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

而且對‘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

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

趙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1983年11月，xx省委副書記趙地在省委常委擴大會上的‘書麵發言’中說：‘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而且‘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趙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是批判、鬥爭、搞臭，二是抓捕、判刑，三是開除公職，四是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製使用，總之，采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算賬派所采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報複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是鄧小平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馬克思和毛主席講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變成了鄧小平、葉劍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殺頭”，這個被地主、還鄉團、資產階級顛倒了的革命口號，一定要顛倒過來，重新恢複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奴隸們，起來！起來！把資產階級的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即將到來。

在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從鄧小平等全國掌權的大小官員開始，掀起了中國原始資本積累的高潮。“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2006年十月發表的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級公務員收入，已經超過西方鷗美發達國家公務員收入及中產階層。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官僚資產階級。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擁有財產20450億元。”（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70-171頁）

目前，已經形成了以鄧小平、趙紫陽、江**、薄**、曾**、溫**等為首的數十大家族，遠遠超過了蔣介石的四大家族，成為中國新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成為中國新的統治階級，對全國廣大人民實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顛覆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建立起來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廣大工人、農民又成了資本的奴隸，成了被剝削、被壓迫階級。

同樣投靠美帝國主義作靠山，說“許多國家依靠美國都富強起來了”，現在他們要和美國建立“同舟共濟、攜手並進、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和美帝國主義同呼吸、共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和諧關係，要建立與美國親密無間的“夫妻關係”，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破壞了國際共產主義。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隻說：‘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同誌起了重要作用’。其實，這三個人的作用，都屬於‘前台’的，而真正在‘後台’策劃、導演的是鄧小平”。

“根據有關記載：對如何策劃‘把四人幫抓起來’，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人經過密商，由葉劍英擔任前台指揮，李先念與各方麵聯係。

新華社發稿的‘楊成武生平’說：1976年，在黨和國家命運攸關的危機時刻，協助葉劍英、聶榮臻等同誌、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並保持了軍隊的穩定。

《李先念文選》第157條注釋：‘9月2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爭（論）（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麽方式、在什麽時間解決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鄧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頁）

以鄧小平、葉劍英為首的翻案複辟派，“廣泛聯絡了‘元老’派，擁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但沒有黨中央的合法批準，他們就會背上‘搞軍事政變’的惡名”，因此，他們經多次串聯密商議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澤東的旗號，爭取華國鋒支持，由葉劍英作工作；二是把華國鋒捧上台；三是對毛澤東思想采取繼續“高舉”的策略，四是對鄧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總的策略是‘先發製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等人早就商定：‘下決心，先發製人’。對江、張、姚、王采取逐步升級策略。”

於是就在華的“紅”色外殼支持下，完成了鄧的“黑”色政變，真可謂“老謀深算”，對全黨全國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騙。

是爭取華國鋒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蔣抗日”（同上第36頁）。“怎樣才能把華國鋒爭取到他們這一邊呢？他們抓住了華國鋒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華國鋒急於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擔心江、張、姚、王等人不會支持他。所以‘說服’華國鋒是關鍵，就是要讓他相信：江青集團奪權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如果不馬上采取措施，將悔之晚矣。”（同上第30頁）“7月某日（另一說9月19日），鄧小平秘密來到葉劍英的家裏，與葉密商如何‘收拾殘局’交換了意見。鄧小平說：‘華國鋒這個人怎麽樣？靠向那邊？’葉劍英說：‘正在向我們這邊靠攏。江青、張春橋在他當了總理後就把矛頭指向他了。我們拉他們打，這個華國鋒還不倒向這一邊？

10月5日淩晨，華國鋒、葉劍英、 汪東興在約好的地點碰頭，決定5天後動手。

下午，葉劍英找華國鋒、汪東興緊急磋商，提議6~7日下決心，先發製人。綜合各方麵情況，華國鋒等商定10月6日按設想行動方案動手，隨即向李先念通報，征求意見。華國鋒說：‘動手的時間，我告訴了李先念同誌，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葉劍英下達指示：指示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總政機關要提高警惕，保持穩定，要加強部隊的管理教育。

指示總參謀部代總長楊成武：切實掌握好三總部，陸、空軍和沿海邊防，務必搞好戰備，無論如何要保證軍隊不出問題。楊成武表示：軍隊永遠聽黨的話，聽軍委指揮。

10月6日，在華國鋒、葉劍英的親自指揮下，由汪東興組織實施，不費一槍一彈，就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遲群、謝靜宜抓起來了。

10月6日晚上10時，在玉泉山9號樓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誌福、陳永貴和吳桂賢，共11人。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他首先通報了中共中央已對‘四人幫’采取了行動，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施了隔離審查。他提議先請葉劍英講話。

葉劍英說：‘四人幫’這個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們清除‘四人幫’不是政治局少數人的想法，也不是我們臨時的決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決而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問題。我們粉碎‘四人幫’，是繼承毛主席的遺誌。毛主席在世時，他們結成‘四人幫’進行分裂黨的宗派活動。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他們更加猖狂地向黨進攻，迫不急待地妄圖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情況已經到了不破不立的緊急時候。”（同上書38~52頁）

走資派們篡權後，為了忽悠人民群眾，打著紅旗反紅旗，借著毛澤東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用顛倒黑白的謊言來誤導人民群眾。打左燈往右轉，實現走資派和右派們瓜分國有資產，各個大走資派和大右派們都成了如同《中華民國》蔣宋孔陳四大富豪家庭。而大陸的走資派和右派們何至四大富豪家庭，四十或四百個富豪家庭。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批鬥的走資派和右派們。然而，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走資派和右派們簒權上台，走資派和右派們先富了，拿著鐵飯碗的工人們下崗了，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成了一盤散沙的四處流浪去找工作的農民工臨時工。走資派和右派們和國民黨的《還鄉團》又回來了，反對《文革》，抹黑《文革》，顛倒黑白《文革》，不惜用一切下作卑鄙的手段搞臭《文革》，進行殘酷無人道的階級報複和複仇。這就是現實存在的《階級鬥爭》。

[yongbing1993]

靠幾個還鄉團能《統一台灣》嗎





《統一台灣》是大陸走資派習近平的“中國夢“。習近平實現了這個“中國夢“之後，就可以“皇帝“做到死，名留青史。

習近平要《統一台灣》，在大陸，習近平依靠的是留下大陸的原蔣介石國民黨的《還鄉團》。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放出來的國民黨的《還鄉團》己經模行霸道了四十多年了。《還鄉團》們掌權後世襲子孫成了權貴階級。

習近平要《統一台灣》，在台灣，習近平依靠的是己經過氣了的台灣國民黨馬英九。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派特色政府以種種完全不平等的“惠台政策”、“對台讓利政策”，總是樂於不停地宣揚“兩岸一家親”、“兩岸是同胞”、“台灣也向往統一”的政策傾斜，來招引台灣國民黨的《還鄉團》。在大陸剩削工農。

然而，習近平要《統一台灣》的中國夢，靠幾個還鄉團能《統一台灣》嗎？且不說大陸的低層人士在走資派和國民黨的《還鄉團》以及右派資本家權貴的嚴控下不敢發聲。但有兩關要過：

一是美國。

二是台灣民進黨。

靠幾個還鄉團能《統一台灣》嗎？

想當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率領工農紅軍及低層群眾將國民黨成立的《還鄉團》都關進了牢裏。

1946年蔣介石國民黨成立《還鄉團》，迫害百姓，魚肉鄉裏，比日寇還殘忍可怖。

“我胡漢三又回來了！”這句話在年輕人眼中，可能隻是影視作品中一句有梗的台詞。

但在老一輩人來說，這句話是一段非常血腥恐怖的記憶，甚至比日本侵華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漢三正是《還鄉團》的一個縮影。

1946年，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發表了《關於國防部人民服務總隊與民眾自衛隊及難民還鄉團的聯係辦法》，《還鄉團》正式成立。

所謂《還鄉團》其中就是一些地主惡霸，因為在土地革命中，紅軍把他們的土地都分給了窮苦的百姓，這些地主鄉紳對紅軍恨之入骨，很多人都跑到了國統區尋求庇護。

有些地主土豪甚至為了和共產黨作對，甚至加入了日本偽軍，借用日本侵略軍來殺紅軍及其親人。

蔣介石看到這種情況不僅不管，反而感覺這些地主是對付共產黨的利器，因此成立了“難民還鄉團”。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給這些落魄的地主提供槍支彈藥，並且給他們派去了教官。

蔣軍司令湯恩伯還給《還鄉團》的人訓話，叫囂要打回蘇北去。

在這樣的背景下，每個縣都有一到兩個團的《還鄉團》。

這些人也不光是地主，也有土匪惡霸、罕見走狗，總而言之，隻要是能給紅軍使絆子，就算是條狗，蔣介石都要牽過來咬紅軍一口。

對於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路線，國民黨應接不暇，畢竟當時中國的基礎還是農村，並且共產黨在百姓中口碑非常好，即便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百姓們也願意幫助紅軍。

《還鄉團》成立後，情況就發生了改變，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每占領一處鄉鎮，就會讓《還鄉團》留在當地駐守。

這不僅給紅軍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更重要的是，《還鄉團》都是些無惡不作的惡霸，《還鄉團》們魚肉百姓，欺男霸女，給老百姓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還鄉團》對百姓非常狠，甚至有些比日寇都殘忍，《還鄉團》們對解放軍分的土地不屑一顧，並且挨家挨戶清算幫助過紅軍的人。

並且，《還鄉團》繼續搞老的那一套，強搶百姓土地，然後讓窮人們租用，以此來收繳糧食。

1946年，江蘇一處《還鄉團》一夜之間逮捕了108名村民，當天就活埋了30人。

燒房子，吃絕戶，搞滅門，《還鄉團》無惡不作。

1947年，《還鄉團》在郯城殺害了2124名革命幹部家屬，關押了10152人，侮辱婦女，強征兵役更是不計其數。

《還鄉團》的作案手法也非常殘忍，電刑、活埋就不說了，甚至還搞起了剝皮、炮烙柱、點天燈等極為殘酷的刑法。

這可是對待自己的同胞，《還鄉團》都能采取如此手段，由此可見《還鄉團》已經完全泯滅了良心。

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還鄉團》作為國民黨在基層的“代理人”，自然為國民黨反動派積累了一係列的“好名聲”。

也正因《還鄉團》的暴行，人民群眾紛紛倒向紅軍的陣營，至少在紅軍這邊，他們能吃飽穿暖，保證“耕者有其田”。

很快，國民黨反動派就轟然垮台，《還鄉團》也遭到了百姓的清算。

蔣軍在占領井岡山根據地後，立刻開始了大規模報複性屠殺。蔣軍提出在蘇區“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燒殺政策，單大井村先後就被焚燒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萬人，到1936年居然隻有1370萬人，除去因戰爭死亡及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的人數，被蔣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達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100多萬，而且令人發指的手段不計其數。
　　
為徹底“消滅”紅軍，蔣介石軍隊和藍衣社別動隊在當地施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卷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複。蔣軍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蔣軍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軍肆意屠殺蘇區共產黨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蔣軍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蔣軍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奸割乳，淩辱而死。

比如，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命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6park.com
　　
據當地史料的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蔣軍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蔣軍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其中有個地方叫千墳崗的，1934年紅軍長征後還鄉團在半個月內在這一帶8個村殺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墳崗附近的一個村莊，民國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殺得隻剩下8戶，現在才100多戶。當地至今到處可以看到國民黨軍隊燒毀房屋後的灰黑地基殘餘。
　　
在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八路軍著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國民黨軍隊殺害了66口人，幾乎被滅了門。徐海東後來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蔣介石和國民黨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曆史，是十分殘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無法想象和無法理解的。因為從大量曆史資料來看，當時的時代和曆史事實絕非是今天某些人所大膽假設和求證的那樣簡單、平和，蔣介石本人也絕非象某些人士所歌功頌德的那樣溫良恭儉讓。
　　
當然，今天重提這些曆史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別的，隻是為了還原曆史，澄清史實，以正視聽，避免某些曆史細節被人隨意戲說、瞎說和胡說，進而使某些曆史悲劇不再重演。

[yongbing1993]

《統一》讓還鄉團剝削壓迫工農







走資派特色政府四十多年經年累月地宣揚國民黨以來，大陸的國民黨走資派麵對在台灣島上正牌的國民黨麵前時的自卑，讓走資派們對台事務上一直處於一種不正常的乞跪式的定政施策的狀態。

尤其是走資派特色政府種種完全不平等的“惠台政策”、“對台讓利政策”，從根子上帶偏了走資派們的思維腦路。

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宣傳部門，總是樂於不停地宣揚“兩岸一家親”、“兩岸是同胞”、“台灣也向往統一”……可台灣政府呢？屠殺大陸漁民己不算個事。台灣朝野哪個政黨要兩岸統一的。而大陸走資派一廂情願夢想《統一》？是讓台灣還鄉團來大陸同大陸的國民黨還鄉團一起剝削壓迫大陸的工人和農民工。馬英九的“不統不獨“是要《中華民國》。

可是事實呢？走資派特色政府過去四十多年來的“惠台政策”、“對台讓利政策”，“兩岸一家親”、“兩岸是同胞”、“台灣也向往統一”的結果是什麽呢？馬英九的國民黨在台灣島內已經失勢，誰也改變不了現有台灣的局麵。對於馬英九來大陸行的私心，相信各方都心如明鏡。沒有能改變台灣的選舉結果。現在的台灣問題影響的已經不隻是兩岸關係，更是中美博弈的大局。在美國急切想要將台灣地區打造成“抗中前沿”時，掌控台海局勢的是美國。

可以去瞅一瞅，每一次大陸發生天災人禍時，台灣人在社交平台上是怎樣的言辭在對我們進行詛咒、攻擊、辱罵………那些話我根本是沒法截圖發在這的……這世界上最惡毒、最汙濁的用語也不過如此。

那些人根本不是人，沒有人性沒有道德，反華把自己反成了反社會、反成了被殖民化的法西斯。

就這樣，走資派特色政府還是在不斷地惠台、利台，每年拿出百億體量的撥款用於高校供養台籍學生、政策惠及台商、各類無用的兩岸交流活動。

看看這張圖，中國某縣的“台辦”，自2017年3月至2018年12月的工作內容：這是福建福州永泰縣的，一年將近百萬量級。還有許多，不一一列舉。甚至內地西北西南地區的一些城市都成立了“台辦”、要求上級撥款進行“對台事務工作”……。真乃荒謬！

所謂“窮則思變”，台灣，首先得讓他“水深火熱”起來，中國才能一蹴而就地施行中國統一大業。

當年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夠凝聚起農民階級的革命鬥誌，不就是因為天下苦蔣久矣、不得不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嘛。

所以這一點來看，走資派的言論裏的：“2021年的台島就是1949年的北平”簡直就是一句自嗨，完全是自欺欺人式的自我致幻。

七十餘年前的北平戰事，在1949年年初時可謂三大戰役的收官，其水到渠成之勢非常清晰。

當時解放軍對傅作義集團進行了分割包圍，直接截斷其西退、南撤的兩條通路，驚弓之鳥瞬間變成籠中之鳥。

隨後解放軍按照毛主席確立的“先取兩頭後打中間”的次序，逐一以極小的代價和作戰成本，成功殲滅被圍困在新保安、張家口、天津等地的敵軍殘餘，順利解放天津和塘沽。

天津被解放後，才有了北平守敵二十五萬人陷於絕境的絕佳局麵，也才有了中央軍委決定同傅作義談判，以及傅作義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1月22日率部接受和平改編的結局。

比起戰事層麵的相對和平、輕快，真正讓北平解放大業載入史冊的，其實更是解放軍進京時城內百姓對共產黨解放軍的歡擁。

北平城被圍困一個多月，許多店鋪當時早已關門歇業，街道一片蕭條淒涼。但是隨著解放軍的進入，城內頓時恢複了生機和熱鬧。

根據平津區鐵路局工人的回憶，解放軍進城當天，許多工人、學生都是自發湧到軍車前，根本沒有報備，踩著凳子、扒著肩膀，都想一睹解放軍的風采。

還有許多人用粉筆在軍車上寫下各種祝福語——包括對新政權的期待、對共產黨的期許。

北平城的老百姓為什麽如此期待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

根據學者的記述，從1948年初冬開始，國民黨十三軍就從順義方向往北平城裏敗退，隨之而來就是北平這座早已被海外帝國主義拋棄、任由國民黨對之“自行處理”的華北重鎮的災難。

經過了與解放軍的一係列作戰，這幫國軍敗伍早已軍無軍模、人沒人樣。馬隊沒了隊形，騎兵沒了威風，兵蔫著頭顱，馬耷著腦袋。

但是，他們麵對解放軍時人困馬乏，可是一麵對北平城內的老百姓，這幫蔣記土匪立刻恢複“三頭六臂”之態：在東直門外關廂一帶，國民黨兵強拆民房、濫伐樹木，再把樹和木堆到護城河岸邊作為路障，妄圖阻擋我軍攻城。

解放戰爭打的是什麽？是人心向背，是政治征服。

作為對比，今天的問題在於：台灣雖然已有明顯掉隊之勢，但得益於美國半個多世紀來的喂養以及包括日本、澳大利亞等太平洋國家共同給予的地緣航道紅利，其經濟總量遠未到崩潰之時。

今天的台灣省，人均GDP約25000美元，經過七十年甘當帝國主義走狗的冗長崛起期，憑借地緣優勢而壯大的經濟規模，事實上非常穩固。

半個多世紀來，台灣經濟在殖民化模式下的突飛猛進舉世矚目，每年平均國民所得從1952年的186美元，到2010年提高為1萬9千多美元，六十年間增加逾百倍。

在海外貿易方麵，台灣在成為“四小龍”的歲月裏也由以出口農產品為主的貿易逆差，發展成為出口高科技和工業產品為主的貿易順差。

至2011年，台灣省累積了高達四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高居世界第四位，僅次於中國大陸、日本、俄羅斯。

自這一點而論，中國就不具備曾經解放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天然現實優勢——縱使想要從階級自決的層麵動員台灣省底層民眾，今日的中國自身是否有足夠的意識形態自信呢？

故而，對於台灣的解放事業，絕對不是雞血主義就能輕易實現，因為解放是一項長期作業，在登島之後究竟該如何治理、如何保證長治久安（不可重蹈香港覆轍），非一日之功。

不過雖然如此，台灣省的經濟也有改變不了基本弱點，除了受製於美國，由於台島沒有地下資源，經濟奇跡全靠人為“努力奮鬥”。這四十年來靠在大陸開血汗工廠來剝削農民工。

並且，台灣高度依賴海外貿易，每遇國際經濟不景氣，台灣經濟必被爆破：兩次世界石油危機、1998年金融危機、2008年的美國金融風暴和2011年的歐債危機，都造成台灣的股票大崩、全島經濟受挫。

所以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中國是擁有諸多壓製台灣經濟發展的方式方法的……

然而！格外讓人憤怒和無奈的是，作為大陸方麵的走資派，不但不去“窮台”，過往四十多年反而無底線地在“惠台”、“寵台”………。

特別是之於早就處在窮途末路的國民黨，“九二共識”早已成了一種“提款密碼”，而不再是會談門檻。

為了幫扶台灣經濟，走資派們甚至有過要求海南果農“排隊稍後”、讓台灣果商先賣，走資派們還有過問責令工廠和漁業資源以極大的優惠政策給台商經營。

待到台灣爆發塑化劑事件時，大陸這邊的官方卻又冷處理式的報道。

如若不是近年來大陸政治風氣得到有效扭轉，諸如台灣詐騙案、間諜特務案等，恐怕也難得到廣泛的報道以讓大陸網民認識到台島島民真實的對華麵目。

“留島不留人”當然是一句玩笑話，解放軍是人民軍隊，共產黨更是以人為本的的政黨，不可能去進行殺戮行為。但是，這絕不代表走資派們就可以走到另一個反麵，即無限製地自降身位、疼寵台島。

走資派這種自我矮化，與中央走資派習近平為《統一》作為政績想名留青史有關。和共產黨的信仰，是完全的、絕對的背離。

比如“海峽兩岸研究中心學術顧問”王衛星的這種讓人瞠目結舌的言論，就應該打到十八層地獄去：“若為統戰故，一切皆可拋”，如按這種思維去“統戰”，那麽統回來的絕不可能是什麽“台海同胞”，而是重新騎到中國人民頭上的地主大爺還鄉團！

背叛當初打下江山時的初心，一味地惠台舔台跪台，這樣的“統戰”無疑是對自己的閹割，也是統一大業的真正阻礙——而從來就不是什麽美帝國主義、什麽佩洛西。

剿海上寇易，剿心中寇難。

不把佩洛西落地的冰冷事實擺到某些投降分子麵前、不把這些幻想派逼到牆角、甚至把那最後一窩牆角——所謂“海峽中線”都給砸爛、使之退無可退………《凝聚力》是無從談起的。

別忘了，直到現在還有相當數量的那派人在極力淡化“解放戰爭”、妄圖用所謂“內戰”一詞取代呢。

美帝國主義，重要，又真的不那麽重要。

不清除內部蛀蟲生亂，談何域外收複失地？

應當有知：扭正某些“主流認知”已是當務之急，是全體中國人民、是所有愛國群眾的責任。

解放台灣，是原共產黨所有人的大業，它原則上屬於解放戰爭的收尾（解放戰爭從未結束），注定會成為一出史詩雄劇，宛若斯大林當年勒令蘇軍在攻入柏林之前一定要“梳洗幹淨、軍裝整潔”，這是戰爭行為本身無可撼動的正義性之體現。

對台灣，武裝解放是政治高度的征服，一定要在全世界各列強與兄弟國家們的安然注目下，雄赳赳地跨過台灣海峽，在台灣人民真心的擁護下（而非向利而往，或是堪堪屈服）完成毛主席與全體華夏兒女、英雄先烈們的共同誌願。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後，李登輝執掌台灣黨政軍大權，他進一步推行所謂“本土化”和以政黨政治為中心的“政經改造運動”，增加台籍人員在台灣權力中樞中的比重，為其“實質台獨”做準備。

從1988年7月國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始，新領導體製下的“本土化”進程飛速加快。

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主席，這是當時國民黨曆史上第一次由台籍人士擔任這個職務，且國民黨中委和中常委內的台籍人士也占據了主導地位。

1992年12月，台偽立法機構舉行重新選舉，原來從大陸來的一些“委員”或去世或退休，因此全部“立法委員”都由台灣居民選舉產生。

從那時開始，其實就已經注定：兩岸不可能再“一家親”了，“老朋友們”紛紛離去，隻剩下滿眼盡是“新敵人”。

除了武統，別無出路。

因而，佩洛西也好，佩洛東也罷，縱使這位美國老嫗是一篇終章的首頁，但與整部中國人民的解放史詩相比，已然竄訪又竄逃的她不過是滄海一粟。

美帝國主義利用台灣問題進行紅線試探和反複撩撥，這不以某一個政客的言行為轉移，真正決定進程的隻能是我們內部的政治姿態是否高度統一。

操縱中印關係、中日關係、英歐關係、俄歐關係乃至中俄關係和日韓關係，美帝的離岸拱火思路自20世紀初開始就沒有、也注定不可能改變。

所以，雖然不反對將台海問題納入全球視角來看待，但是正如1958年毛主席炮擊金門不與赫魯曉夫知會那般——這是中國內政框架內的議題，和你蘇聯無關，故而無需你的知曉甚至“許可”。

台海問題永遠是關起門來的私事，既是私事，自然“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不論是對岸還是大陸。

勿忘毛主席在1939年6月30日的話：

戰下去，團結下去，——中國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國必亡。

何去何從？國人速擇。

中國共產黨人是一定要戰下去，團結下去的。

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也是一定要戰下去，團結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陰謀和分裂陰謀即使一時得勢，最後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製裁。

中華民族的曆史任務是團結抗戰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無論他們如何得勢，如何興高采烈，以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們的命運是最後一定要受到全國人民的製裁的。

反對投降和分裂——這就是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的當前緊急任務。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和團結，把投降陰謀和分裂陰謀鎮壓下去！

[yongbing1993]

走訪了數位毛澤東時代的老工人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是真正的工廠主人。工人階級在毛澤東時代有極其高昂的生產熱情，他們對工廠的熱愛、對生產的熱情甚至到了我們現在無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們會主動申請義務勞動，不要任何報酬;如果領導安排義務勞動沒有安排到他，他會覺得這是領導看不起他，心裏麵會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為了搶任務，會連續工作24小時，領導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觀點看來，這種熱情是一種畸形的、違反人性的熱情，這種熱情的出現就是一種錯誤。那麽事實的情況又是怎麽樣的呢?如此高昂的生產熱情究竟是怎麽產生的呢?

我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走訪了數位毛澤東時代的老工人，通過訪談我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結論：高昂的生產熱情之所以能夠產生，是因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廠的主人;這種主人的地位並不僅僅是體現在口頭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滲透到了生產、生活的方方麵麵。下麵是我們之間的訪談記錄。

問：我接觸過一些毛澤東時代的老工人，那些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在提到毛澤東時代的時候都很感慨。常常說當時的工人是愛廠如家，所以生產熱情非常高，而現在的工人對工廠沒得任何感情得。我想問，當時的工人為什麽會對工廠產生這種感情呢?

羅師傅：小李，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這個世界上沒得無緣無故的愛，也沒得無緣無故的恨。我們為什麽會愛廠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認為首先是因為這個廠關心工人。當時的廠對工人的關心可以說是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

舉個例子來說，我是58年之後參加工作的。工作沒得好久，有一次家裏麵來信，說我爸爸身體不好，現在家裏麵很困難。我當時也沒有給廠裏麵說，但是在私下給朋友說話的時候說漏嘴了。過了一段時間，家裏麵來信說收到了50塊錢，我都不曉得是怎麽一回事。後來我問領導，才曉得是工會寄的。

羅師傅正準備往下說，黎師傅打斷了他的話。黎師傅是退休幹部，以前在團委和工會都幹過。

黎師傅說：小李，當時工會領導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裝在心裏麵的。當時每個班組都有一個工會小組長，他負責了解班組工人的情況。方方麵麵的情況都要了解：家裏麵困不困難?愛人是幹什麽的?小孩是否該上學了?最近有什麽狀況等等。班組把情況匯總到車間一級的工會，車間再把情況匯總到廠工會。所以說工會對整個廠裏麵所有工人的情況、困難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問題馬上就給你解決了。他甚至都不用你來說，自己主動就給你解決了。舉個例來說，凡職工生病請病假3天以上的，工會領導就必須要去關心。無微不至啊，就到了這種程度。

張師傅是廠裏的處級幹部，改革後在職工大學當校長。張師傅說：我給你舉個例子，切身的體會。我55年的時候在一線當工人，得了胃病，經常去醫院，很嚴重。當時袁景良是我們工會的勞保委員，他曉得了這個事情，就提名讓我去療養。單位就送我去療養所療養了50天，療養所的夥食非常好，標準是21塊/月，我自己隻出9塊錢。療養了之後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現在都沒有犯過。

你問我為什麽工廠會這麽關心工人?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是工廠的主人。

問：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比如現在，很多幹部最初也是很優秀的，但他們後來就慢慢變質了，開始搞貪汙腐敗。那當時出現這個問題怎麽辦呢?也就是說怎麽防止優秀的人變質呢?

周師傅自己有當領導被群眾檢舉的經曆。周師傅說：當時的貪汙腐敗很少，各方麵的原因都有。比如當時對現金的管理很嚴格，30塊錢以上不能使用現金，隻能使用支票，這就讓你貪起來很困難。再比如當時人們思想覺悟很高，覺得貪汙是很可恥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願意去貪。現在完全搞反了，貪得越多覺得你越能幹。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眾的監督很厲害。當時所有賬目都要張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電力係統的領導崗位，在文革的時候我管經濟。當時我經手一筆款子，8萬多，有3角7分錢對不上帳。就因為這麽一個事情，我被人檢舉，上麵派了7個人來查我的經濟，前前後後查了半年多時間。最後終於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貪汙，而是賬記錯了，所以給我定了一個“貪汙行為不按貪汙論處”。當時的群眾監督就能嚴到這種程度，你說還有哪個敢貪。

梁師傅：毛主席說過：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群眾。當時幹部和群眾是住在一塊的，幹部家裏麵是什麽情況群眾都曉得。所以沒得人敢貪，群眾把你盯著的，一有任何問題馬上就檢舉你。工人的檢舉途徑也很多，可以寫大字報、小字報，可以直接找黨委書記反映。還有就是當時每個月有一次民主生活會，你可以在上麵給領導提意見。而且他還拿你沒得法，因為領導是沒得權力開除工人的。

比如說我們廠的副廠長利用權力給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眾在民主生活會的時候反映到黨委，結果這個人被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房子退回，級別從副廳級降到副處級。

張師傅是廠裏的處級幹部，改革後在職工大學當校長。張師傅說：我說一點個人的看法，和他們的認識有一些出入。我認為要分兩個方麵來看，第一、當時對領導的監督還解決得不夠好;第二、由於工人敢用大鳴大放來監督領導，所以這個監督問題比現在解決得好得多。我說不夠好是因為當時有些領導濫用權利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比如我們廠的領導楊××，他喜歡在背後用小動作整人，這就明顯是亂用權力。文革的時候群眾寫大字報揭露他的問題，後來他就被群眾批判了，批判了之後整個作風大大改變。嗬嗬，不過改革開放之後老毛病又犯了。

範師傅70多歲，是全國勞模。範師傅說：小李，我還想給你說一點，要理解什麽是主人，就要理解什麽是奴隸。主人的對立麵就是奴隸，奴隸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隸的，怕他們偷懶，所以隨時都拿著皮鞭抽打他們，強迫他們工作，根本不把他們當人，隻把他們當會說話的工具。

說得難聽點，現在的工人就是這樣。領導和工人處於一個對立的狀況，工人在一線幹活累得半死，領導在辦公室吹空調。工人稍微不隨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罵，動不動就克扣工資。在工廠裏麵工人沒得半點說話的權利，你能做的就隻有服從，除了服從還是服從。

以前可不是這樣，當時提倡鞍鋼憲法，充分的相信群眾的自主性，讓工人以主人翁的態度去幹活，而不是廠長拿著棍棒驅使工人去幹活。當時是幹部帶頭參加勞動，以此帶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比如我們廠，副處級以下幹部基本上所有時間都在生產一線，幹的活比工人還多。正處級以上的幹部每個禮拜五都要參加勞動，還要向工人拜師學藝。當時幹部參加勞動那是真的在勞動喲，我就聽說過有些車間的主任、書記親自上一線結果中暑暈倒的。

當時還提倡讓群眾提合理化建議。我們廠還專門設立了機械化車間去實施工人提出來的合理化建議。當時工人一共提出了4萬多條建議，最後根據這些建議做出了400多項技術革新。現在呢?領導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覺得技術革新是技術員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見。

張師傅：當時的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也處於一個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產任務的製定來說，現在生產任務的製定都是廠長說了算，當時可不是這樣。一個生產任務下來了，廠裏麵下到車間，車間下到班組，班組傳達到每個工人。然後讓工人討論，看應該怎樣完成這個生產任務，如果覺得這個生產任務規定得不合適，工人就提意見讓上麵修改生產任務。比如有一次一個生產任務下去了，讓一個工人軋了碳素鋼馬上軋鋒鋼，工人覺得這種生產任務安排不合理，於是提出意見，後來就把生產任務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見上麵不聽怎麽辦?那工人就可以繼續提意見、可以去鬧，你當官的把他沒得辦法，因為你沒得開除工人的權力。當時有句俗話：你當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沒得辦法。我給你舉個例子。當時碳素鋼鋼錠出來之後，為了保證鋼的質量，按照操作規程，要切掉1.5%的量。後來我們在實踐過程中發現，隻切掉1%的量也能夠保證質量。這樣每噸鋼錠就可以多出0.5%的鋼材。

我當時在團總支任生產委員，就和另外一個工人一起向上麵反映這個問題。結果車間和廠裏麵都不支持我們，說這個東西是蘇聯專家定的，不能改。我們就和上麵頂著幹，連續幾百次違反蘇聯專家定的操作規程，隻切1%的量。結果廠裏麵拿我們也沒得辦法，因為我們沒出任何質量問題。後來我們把問題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讓我們把實驗數據交了上去，最後冶金部批下來同意了這種操作方法。

周師傅：工人為社麽覺得自己是主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幹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糧為例，當時根據工種定糧。困難時期我在市委工作，當時市委幹部是21斤糧，工人普遍比幹部多，某些工種能到50斤糧。

梁師傅：有一次我們單位發獎金，幹部獎金是4塊錢，煉鋼工人的獎金是6塊錢。由此可見，當時的幹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務員。那個時候當幹部隻有多做事的，幹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當然，你問我們工資有沒有差異，也有差異，但是這個差異很小。

張師傅：你說工人和幹部的工資有沒有差距呢?這也有差距，但這個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資比幹部還高。我們廠裏麵有一個8級鉗工叫李孟虎，工資待遇相當於縣級幹部的收入。他一個人的工資就夠全家人生活，而且還生活得很好。他有8個小孩，後來這些小孩有上中專的，也有上大學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現在，你一個工人的工資能夠養活8個小孩?還要讀書喲!根本不可能。

問：毛澤東時代每個人能夠得到的物資那麽匱乏，為什麽小偷小摸的利己現象反而很少呢?為什麽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了，物質財富豐富了，消極怠工的現象反而越來越厲害了?工人為什麽會偷懶呢?西方經濟學有一個觀點叫做“公有地的悲劇”，或者“搭便車”，來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會情況。在毛時代，工人們中間有“搭便車”的情況嗎?如果有，那麽是用什麽樣的方法對待的呢?

老工人李師傅：拿我們鋼廠為例。承包以後，那個廠長想給大家發獎金想刺激工人幹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領導了，這些人一起挖社會主義牆角，工人幹脆不幹了。工人喪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認為是在給自己的廠子幹了，這是你廠長的廠子，你廠長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願意幹了、消極怠工。資產階級就借著這個汙蔑工人階級“大鍋飯、養懶漢”。

偷懶是廠長承包製以後。你廠長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發財了，每年拿幾十萬的獎金，工人一個月才一二百塊錢，工人生氣咧，所以磨洋工。這與計劃經濟沒一點關係。他把自己犯的錯誤強加到計劃經濟、工人頭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毛澤東時代工人們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無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說，廠子是工人自己的，不會去偷的。當時也有“搭便車”的，不過是極個別人，通常大家都會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時對小偷小摸的現象定性是很嚴重的，誰要是偷拿工廠東西，大家都會很看不起他，輿論壓力很大，並且廠裏也要嚴肅處理。

改革開放後，所有製的變化把人的私心都給挖出來了。主流媒體都是在告訴人們如何賺錢發家，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都發生了變化，金錢至上。從上層領導就開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現象多了。

毛澤東時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參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專門的實驗室供工人從事技改活動，雖然學曆低，但在實踐中也是能有所創新的。工人們都是主動參與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動參加義務勞動，不讓他參加他才不樂意呢。那時候要的是榮譽。現在你給人家錢，人家都不幹。”

常師傅是××針織廠的老黨委書記。常師傅說：共產黨的最高宗旨是消滅私有製。過去，工人真正是工廠的主人，現在工人是雇傭。紡織局局長李**，原來是紗廠廠長，紗廠產品為生產原料，不可能賣不出去，他把紗廠搞破產後，轉為私人，2600名工人成為雇傭工，供其榨取勞動剩餘價值。80年代有一些煙廠的工人，會把煙塞到飯盒裏帶回家，如今這種小偷小摸的現象會有增無減。

記者：小李

[yongbing1993]

習近平馬英九實現《反攻大陸》






號稱《不統不獨不武》的馬英九，又要同走資派習近平互相跪拜稱兄道弟成為老朋友了。蔣介石國民黨未能得逞的《反攻大陸》在馬英九得以實現。大陸走資派習近平特色政府積極地裏應外合配合得很好。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裏說得好哇：世界上隻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僅僅一個為了《和統》是唬不住人的，更是說服不了大陸的廣大工農兵的。因為隻有在明辨“誰是真正的敵人，誰是真正的朋友“的前提下，要團結《和統》的是誰，才能產生正向的政治統一的意義，團結才能真正團結的力量，才能創造強大的階級鬥爭的力量。

列寧在《統一》中的觀點則更為辛辣：統一，這是偉大的事業和偉大的口號，但是，工人事業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反對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統一。

此前有述，號稱“不統不獨不武”的馬英九，其所謂“一中各表”，是比綠黨更為陰晦的台獨，也是對「蔣經國路線」的繼承發展，是對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年的解放戰爭、對《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大陸十四億工農兵群眾的毫不掩飾的否定與挑釁。

推薦閱讀：《不可借批李登輝而給蔣氏父子洗白》：【…從曆史變遷而論，“紮根本土、深耕台灣”這個方針實質是為李登輝等“本土派”、“獨立派”鋪平了道路，李登輝嚴格來說不過是蔣經國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已。

這八個字是不折不扣的妄圖實現長期割據的台獨戰略，此後的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之流均不過形式不同罷了。

在年近古稀之時，蔣經國選擇李登輝作為自己的繼任者，此人的曆史形象其實是不需要討論的。

李登輝何許人也？一個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產生的殖民化家族一員，其父親為日本人統治台灣政權下的一名秘密警察，日常工作就是鎮壓台灣人民、壓製台灣民間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動；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曾被日本法西斯派往菲律賓作戰並死於當地，也算是為天皇盡過忠的人。

至於李登輝本人，對天皇更是忠心耿耿，中學時代就給自己起了一個日本名字“岩裏政男”，後又認賊作父宣稱日本是“第二故鄉”並用日文寫了大量詩歌讚美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大亞細亞主義”。

李登輝在台北高等學校就讀後，還未畢業即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就讀（主攻農業），後隨著日本在亞洲戰場陷入被動、兵源吃緊，忠誠可鑒的李登輝加入了日軍——隻不過還沒有等他來到戰場搏殺，日本法西斯就已經戰敗。

這麽一個殖民化人物、奴化政客，竟然可以被蔣經國相中、作為台灣省領導人，其對於台島的曆史定位和未來走向的判斷，根本無需爭議。…】

不誇張地說，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承認馬英九這個國民黨前主席的政治存在，以及默認其“不統不獨不武”的政治主張而不進行嚴肅批駁，這是對新中國政權合法性、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否認。

更為明顯的是：台灣國民黨連一個台灣島的政權都搞不定，空喊《中華民國》《就是我們國家》有用嗎？走資派習近平容任馬英九的臆想不說，還請馬英九再訪大陸。

上次大陸之行，馬英九巧妙地以小資產階級做派的“和平”、“仁愛”、“親善”作為同各省大員乃至媒體群眾的交流麵具，絕口不提新中國。口口聲聲《中華民國》《就是我們國家》。這《我們》就是習近平和馬英九嗎？問問台灣執政的蔡英文同意嗎？大陸人聽習皇上的不說了。

1942年5月2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有過揭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誌卻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麽一切應該從‘愛’出發。

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裏，也隻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誌卻要追求什麽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誌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

滿口靡靡之音，渾身抗拒政治，馬英九這個國民黨人的忸怩姿態倒也不出乎人們的意料。

猶記2017年12月，時任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在出席一次集會時，聽到有民眾高呼“和平統一”，登時大慌手腳，連忙說：你不要提這個事!

吳敦義的表現讓人奇怪，你不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嗎?為什麽不能讓民眾喊出“和平統一”的口號?難道你被民進黨策反了?

過往，國民黨從來是沒有丟棄“國家統一”這個口號的，雖然他喊的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好歹還是會在表麵上講講統一。

可自從李登輝上台拋棄了“國統綱領”，統一這件事在國民黨內就再也沒有人講過了。

雖然洪秀柱在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表達過“一中同表”(有蘊含著國家統一的含義)，但後來接任洪秀柱任國民黨主席的吳敦義仍然堅持所謂“一中各表”。

這個“一中各表”當然是一個邏輯上的怪物了，實乃變相的“兩國論”、變相的“兩個中國”，反映了國民黨1949年流竄台島之後其黨內主流派的心理狀態。

就曆史事實與政治意識的雙重層麵來看，國共兩黨之間是有不共戴天、不可調和的階級層麵的血海深仇的，這永遠不以時間和外部形勢為轉移。

八九十年前，這個蔣介石國民黨的爛黨寧願放任日本人燒殺搶掠、寧願向美國人賤賣主權，也要瘋了一樣地《剿共》屠殺共產黨人以維係其買辦資本的壓迫統治。

七十多年前，這個蔣介石國民黨的爛黨的軍隊用足以對標德國納粹和日本鬼子的虐俘、奸民、抓丁等手段，同共產黨解放軍反人道地血戰三年，後潰逃孤島後，幾十年來於東南沿海襲擾搶殺大陸漁民無數。

七十年前，這個蔣介石國民黨的爛黨派特務前往朝鮮配合美軍策反並虐待中國人民誌願軍被俘戰士，消防水龍頭插肛門、涼水灌肚、高分貝噪音、強光束照射、超強微波刺激、後背刺青等殘酷折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推薦閱讀：全殲國民黨是中共的曆史使命。

而到了今天，這個蔣介石國民黨的爛黨的舊人舊官，竟然屢屢登上共產黨解放軍的舞台殿堂，張靈甫、孫立人、孫元良、陳砥中、劉建章統統成為了光輝人物!《還鄉團》大行其道，蔣公被喚“千古巨人”。

走資派特色政府“若為統戰故，一切皆可拋”，如按這種思維去“統戰”，那麽統回來的絕不可能是什麽“台海同胞”，而是重新騎到中國人民頭上的地主大爺《還鄉團》。

走資派背叛了當初共產黨打下江山時的初心，一味地《惠台》《舔台》《跪台》，特別是向國民黨示好，這樣的“統戰”是對自己的閹割。

不論是焚香祭祖，還是標榜“中華”，馬英九2023年的登陸之旅充滿了濃厚的威脅味道——仿佛一旦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妄圖”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那就是破壞兩岸和平、破壞兩岸同胞一家親、破壞中華子孫大團結……。

不得不說，馬英九真是完滿繼承了七十四年前蔣介石的“偽和平，真拖延”的嘴臉。

1949年1月渡江戰役前夕，據守南京的國民黨法西斯政權也曾在蔣記幕僚的指揮下，向毛主席、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和同仇敵愾的工農民兵，高呼“和平”、要求“停止戰爭”。

那年的新年團拜會上，蔣介石親自宣讀了搖尾乞憐的《新年文告》，並下令將這篇酸文刊登在包括《中央日報》等國民黨的大小報刊上，且全部都是頭版頭條。

蔣介石鼓吹的和平當然是假的，其目的一方麵是祈求人民解放軍停下過江的步伐，另一方麵則是裹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集團，妄圖在輿論上給毛主席施壓、把“破壞和平、不接受止戰訴求”的歪理大帽甩給共產黨。這與蔣光頭曾經執意在上海與日寇“決一死戰”是一個道理，借買辦雲集之地求得西方注目。

輿論嗅覺敏銳、政治意識敏感的毛主席當然一眼識破。

在蔣府刊登《新年文告》幾小時後，毛主席迅速發表共產黨方麵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光是題目就秒殺了矯揉陰綿的國民黨寫手。

而毛主席所著文章的內容更是雄氣英發、直戳要害：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

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鬥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鬥爭的方法。

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麵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麵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係，又同革命陣營有聯係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

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並且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

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

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於這夥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願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

這些盜匪的曆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鬥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

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於這些窮凶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了。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和平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要看到這「和平」是誰的和平?

蔣介石及其背後財閥所祈求的“和平”，當然不是國統區人民百姓的和平，而是“蔣家天下陳家黨，宋家姐妹孔家財”的和平，是一眾大家族、大財族、大宗族們的和平，是這些泉櫃們屁股後麵的執鞭洋人的和平。

蔣記國民政府統治下的黎民黑暗，卻是那些法西斯當權者們的歡騰天堂。麵對百萬洪流、殺紅了眼誓要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軍，他們當然會祈求“和平”、會夥同所謂的“國際社會”一道擎起“反戰”的大旗，保護西洋資本與買辦勢力的根基。

同理，七十餘年後，如果馬英九憑借幾筆纖柔的書法揮毫、幾根廉價的祭祖檀香就可以“感動”大陸方麵的官員、群眾、媒體……那不得不說，國民黨曾叫囂了半個世紀的《反攻大陸》還真是在馬英九的台灣國民黨層麵上得以實現。

這裏，恐怕不得不對一個城市氣質極為獨特的城市進行批判，南京(注意：我們在批判一片地域的時候，往往都是針對當地官僚群體，而非普通群眾階層)：

列寧在《瑞士社會民主黨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的任務》中曾有言：無產階級對戰爭的回答應當是：宣傳、準備和實現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製度為目的的群眾性的革命行動。隻有社會主義製度，才能使人類擺脫戰爭。

靠盲吹“反戰”、“和平”，帶來不了真正的和平。

如是前提下，誰越叫嚷“和平”，誰反而才是真正的戰爭渴望者與戰爭利益的實際收割者。

正像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上所說的：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國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戰爭、不要和平的，僅僅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發財的壟斷資本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