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中華民國》被國民黨胡編亂造
美化民國，曲解曆史，曆史，可以有爭議，但絕不可以粉飾，更不可以以爭議去洗地。曆史，可以有爭議，但不能任人胡說八道，更不能借爭議之名行洗白之實。
【中華民國（1912年——1949年），是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簡稱民國。】？而事實上，亞洲曆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是1776年—1886年存在於南洋婆羅洲(現稱加裏曼丹島)上的海外華人所創立的第一個共和國，這個才是亞洲曆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說《中華民國》，是張冠李戴，強行美化啊。
《中華民國》：孫中山當了四十三天臨時大總統後，被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中華民國不到幾個月，就被袁世凱一紙調令即可把蔡鍔從雲南調到北京，北方牢牢控製在袁世凱手裏，內蒙東北也是唯袁是從。隨即改國號為《中華帝國》。
《中華民國》即亡。
袁世凱死後軍閥輪流執政，稱《北洋政府》。得到國際承認。社會穩定嗎？那連年的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盜賊四起，土匪橫行，這樣的民國是社會穩定？
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晉奉戰爭、二次北伐、河湟事變、蔣桂戰爭、二廣戰爭、中原大戰，……中原大地戰火紛飛的時代竟然是黃金十年？
1933年3月8日，蔣介石國民政府頒布了銀本位幣製造條例，實行廢兩改元。然後貨幣超發，成為了世界罕見的惡性通貨膨脹。大量國民財富化為烏有，肥了四大家族，導致國民經濟全麵崩潰。這其間隱藏在文字後麵的民生艱苦又有誰能看到？
當時的人們絕大多數是文盲，能讀得起書的，又有多少？
人均壽命35歲的社會，值得為之讚美不？何不食肉糜！
《中華民國》詞條裏說到憲政、共和、民主，又有哪一條落到了實處？獨裁的蔣介石政府竟然在今天吸粉無數，這些充斥了虛假的曆史信息的百科詞條絕對功不可沒。
是的，兩種百科詞條均聲稱其是開放的，人人都可以編輯詞條內容。但又有幾個人在看到詞條不對或有問題時，能花費無數的時間與精力去考據與修改？
日本九一八以前，蔣介石政令不出江浙，南方稍有統治權，北方在軍閥手裏，東北滿洲國。
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割據，蔣介石一年不到即被轟下台。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又一次亡了。
馬英九去中國大陸大談《九二共識》沒有變，九二共識等於什麽？等於放屁。《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嗎？馬英九在中山陵悼念孫中山時，孫中山會認同台灣是《中華民國》嗎？馬英九的中國行正對上蔡英文的過境訪美，目的為選舉拉票，結果如何？
到台灣後蔣介石從1948年到1975年當台灣領導人。
嚴家淦從1975到1978年當台灣領導人。
蔣經國從1978年到1988年當台灣領導人。
李登輝從1988年到2000年當台灣領導人。
陳水扁從2000年到2008年當台灣領導人。
馬英九從2008年到2016年當台灣領導人。
蔡英文從2016年到2024年當台灣領導人。
這跟中國曆史上的《中華民國》有何連續關係？
一個國家有國號，國土麵積，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承認才行。
自說自話，胡編亂造，胡說八道就能自嗨自稱一個國家了？
而且，就拿蔣介石也說，蔣介石敗走台灣：中華民國早就滅亡了。
台灣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郭正亮日前表示，蔣介石1950年的確曾說過“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就從《台灣領導人》來看，有哪一個是繼續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了？還是繼續了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了？
就是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有一絲一毫的一脈相傳嗎？孫中山的《中華民國》是聯蘇，容共，扶助工農。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屠殺共產黨和同情支持共產黨的一切人。
《台灣領導人》繼承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還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從曆任《台灣領導人》來看，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一致嗎？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是要《反攻大陸》統一後的《中華民國》。
蔣介石兒子蔣經國的《中華民國》，己變了，明知《反攻大陸》統一是不可能實現的，《中華民國》隻是台灣的代名詞。
李登輝就不認《中華民國》了。
陳水扁是繼承李登輝的。
蔡英文也是繼承李登輝的。
馬英九執政八年。應該說是一個機會。
兩岸《統一》，對誰有利？這個問號是指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的兩岸《統一》。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與改革開放後的兩岸《統一》是有區別的。
再說兩岸《統一》，對誰有利？
從大陸走資派政府來說，圖個名，在其任上完成了中國統一。
從台灣來講，好處多了。
一是對國民黨有利。國“共“兩黨哥倆好嗬，第三次合作。此時的走資派“共產黨“己《廢敵為我》，親切地稱《台灣同胞》《兩岸一家親》等。《惠台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千條萬條。而《台灣同胞》《兩岸一家親》幾乎隻為國民黨而為。
二是對台灣資本家。來大陸經商，優惠，優惠，再優惠。
三是對台灣名人來大陸撈錢。開放，開放，再開放。
馬英九執政八年。與習近平密談，馬英九隻要提一個要求，允許在大陸發展國民黨黨員即可。帶著台灣和習近平統一了。馬英九就可繼續當台灣的頭，大陸不會收稅，一切照舊，國民黨的官員到中央當官了。在大陸發展國民黨黨員一定很快超過共產黨員人數，國民黨的官員到中央當官的一定大量增加，這比蔣介石的《反攻大陸》統一容易多了。
四是沒有台灣民進黨的事了。
五是台灣人真正在世界上有地位了。
然而，馬英九聽美國的。自己又無主見。隻能無作為。無作為不要緊，默不作聲也就算了。但馬英九還是要作秀，阿Q自嗨。
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屠殺共產黨人時心狠手毒
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全球進入共產主義快速形成時期，自1945戰後至1950年前後，許多共產黨國家或政權形成，如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1946年的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1947年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1949年寮國人民軍、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國、1948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1952年波蘭人民共和國，紅色勢力急速形成。
美國為了防堵共產黨勢力的形成，在歐洲成立北約，繼而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而台灣也被納入反共的島鏈之中。
早在1938年，美國就有眾議院非美調查委員會HUAC已將目光聚焦在國內共產黨勢力的調查，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的興起，至1950年的麥卡倫國內安全法，都是一係列反共封鎖的過程。
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1946年沈崇案後聲望一落千丈。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的同時，官員們為爭奪日本投降後的戰利品而爭鬥得你死我活。
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在知識分子間流傳並廣為宣傳形成牢不可破的力量。同時積極準備迎此。
1947年開始國共會戰，中華民國國軍戰事失利節節敗退，也出現了明顯的西瓜效應，淪陷區越來越大，很多人認為一兩年內中華民國政府可能瓦解。
甚至1948年四六事件發生時，學生遊行唱的都是共產黨是燈塔這類紅歌，已不再遮掩對意識形態的支持，中央政府高級官員也傳出叛變如陳儀，直到1949年懲治叛亂條例公布施行後，共產黨的勢力在台灣的發 展才得以屠殺鎮壓遏止。
同時，也是當時國際冷戰結構逐漸形成的開始，台灣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開始處決共產黨的特工，等於是在美國漠視下開始對中國人權的一種侵害，此“特別刑法”成為白色恐怖的根源。
許多在台灣日治時期曾參加學運的領袖及菁英竟在短短幾年內遭到逮捕及槍決。如參與謝娥反日事件的唐誌堂、主張台灣革命獨立的國軍抗日將領李友邦中將、前往中國大陸參加抗戰的鍾浩東、尋找祖國的林如堉與吳思漢、閱讀反日禁書遭逮捕的李蒼降、東京興漢會藍明穀、反日的台大學生張璧坤與李水井等，皆魂斷馬場町。
1949年8月《光明報》事件曝光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麵臨第一次瓦解，全省大搜捕，殘餘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由陳福星領導，依退守保幹政策退入苗栗山區。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防台海，中共“解放台灣”的可能性減低，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抬頭，蔣介石國民黨台灣政府於此時開始對叛亂犯采取高壓政策。
自1950年2月之後開始，蔣介石國民黨台灣政府密集槍決省工委成員與中國共產黨派遣隱避戰線成員，幾乎每周都有省工委成員在馬場町刑場遭槍決。
1953年開始，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改采懷柔政策要求改變立場，瓦解省工委、台盟在台勢力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然而拒絕改變立場者則仍遭到判決死刑。
近年來由於社會氛圍改變，越來越多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願意將過去的經曆與受到不當用刑的經曆，透過口述曆史與回憶錄的方式陳述，如陳明忠、顏世鴻、黃華昌、陳英泰等，就讀台大經濟係記憶力驚人的陳英泰，由同學鄭文峰吸收入黨，幾乎钜細靡遺的紀錄了組織成員、在監獄所有見過的人與出獄後難友的狀況，並積極參與成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等團體。
蔣介石去台灣後，殺了多少人？對於台灣戒嚴時期的死難人數，網上流傳一種說法，稱台灣“實施了47年的戡亂戒嚴大屠殺”，“馬馬虎虎的統計至少屠殺了14萬人，實際被蔣介石、蔣經國屠殺的無辜人士遠不止30萬人”。
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戒嚴時期”，係指1949年頒布戒嚴令，至1987年宣布解嚴的38年時間。1991年，台灣終止“動員戡亂”。
在此期間，台灣頒布《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特殊法令，限製民眾自由權利，使很多無辜者獲罪被捕，被稱為“白色恐怖時期”。
1988年，“法務部”官員陳守煌報告，“國防部”軍事法庭在白色恐怖期間受理政治案件29407件，受難者約14萬人。
後經“監察院”統計，其中約有3000~4000人被立刻處決，這一數字得到持激進“台獨”立場的前“立委”謝聰敏認可，故有相當可信性。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估計，如龍應台說，“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為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至少殺害了4000多人”。
以比例來說，1950~1956年處死人數占戒嚴時期全部政治死刑數的90%。整個戒嚴時期因政治案件被處死者約為5000人。
2006年頒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規定除已受補償者，及“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認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確有實據者”外，蒙冤者都能獲得一定補償。
截止2014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受理統計，戒嚴時期因政治蒙冤者共7159人，其中809人被處死。
總的來看，台灣在戒嚴時期，因政治原因被處死者約為3000~5000人上下，其中約800人已被證實是冤殺。真正多少無法得知。
死難者多為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或左翼台灣青年。
戒嚴時期的法令，主要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潛伏人員。
按照《懲治叛亂條例》，凡將秘密文件、軍需物資等交付大陸。為大陸招募兵夫、運輸彈藥、傳遞信息者；……都可能被判處死刑。
1949年前後，為配合攻台，台灣各地建立起了不少武裝基地。
台中工委建立了白毛山、竹子坑、石崗等基地，策動暗殺警察及國民黨特務。
1950年被破獲，總共18人被捕，9人被處決。
蔡孝幹等在鹿窟山區設立了武裝基地，並發展原住民入黨。
1953年，台灣當局搜查鹿窟基地，總共183人被抓，36人被槍決，其中包括了不少農民和礦工。“鹿窟基地案”是台灣破獲的最重要的一起“匪諜案”。
位於台北市六張犁地區的一片墓地，埋葬了約200名戒嚴時期被處死者，如今被開辟為“戒嚴時期受難者紀念公園”。
經多年研究，這些死者的罪名多已被查明，並公開在“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網站上，供公眾查閱。
其中有很多這樣的案例：
“陳麻成，福建連江人，業商。1951年底，陳麻成由‘人民解放軍第四分區’工作組長陳震南派遣，於高登島一帶調查國民黨軍隊部署，將情報交予陳震南。又潛伏於高登島，將島上情形以信件傳回。後為高登島遊擊辦事處察覺，將陳麻成等人逮捕，判處死刑。”
特殊情勢下，確有不少人蒙冤。
比如1949年的“澎湖七一三事件”。
當時，5000多名流亡至澎湖的山東學生，被強征入伍。
校長張敏生等為讓學生繼續上學，多方奔走，結果被冠上“妨害建軍”的罪名，使此案成為“匪諜案”。張敏生等7人被槍決，另有2人死於獄中。
又如1952年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案，陳水炎、李振榮、林如鬆等5人，隻因閱讀《資本論》等日文書，即被控“參加匪黨”、“知匪不報”，判處死刑。
如此政治高壓之下，在台的秘密組織被徹底破壞。
1950年上半年，台灣“緝獲匪諜案300餘宗，人犯1000餘名”，主要是中央局、華東局、華南局在台秘密組織，以及蘇聯在台秘密情報組織成員。
據大陸官方披露，1949年前後，共派出1500多名幹部赴台，其中1100多名被捕犧牲。
1993年台灣《中國時報》發布的288位“台灣地區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人名單”中，地下黨朱楓、吳石、戴龍、王灜成等名列其中。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獨”案件層出不窮，但被處死者極少。
陳智雄精通8種語言，曾在日軍占領下的南洋地區出任文員，後加入了廖文毅組織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60年返台後，陳智雄繼續宣傳“台獨”，不久被捕，依照《懲治叛亂條例》判處死刑。另外“台獨聯盟”的宋景鬆、“台灣獨立會”的鄭評也被處死。
亦有一些原住民精英人士，因同地下黨合作或推動自治，而被當局打擊。
1949年，簡吉創建台灣工委“山地工作委員會”，和原住民領袖湯守仁等會麵，商談建立無線電話通訊及電台、建立武器修理所、確立武裝根據地等事項。湯守仁後來建立了“高砂族自治會”（即“蓬萊族解放委員會”）。1954年，湯守仁等3名原住民被處死。
1928年12月14日，新年將近，胡適寫了一篇《新年的好夢》。因為這是蔣介石在全國執政的第一年，胡適有時也不免做一些白日美夢。他夢想來年全國和平，沒有一處刀兵，因而可以實現全國裁兵，將每月1800萬的軍費減去一大半。他夢想苛捐雜稅可以完全取消。他夢想全國鐵道全部收歸國有。他夢想鴉片之禍永絕於中國。他夢想有一點點言論出版的自由，偶爾能給執政者指點出一兩處錯誤。他夢想……好夢說的口角流涎，隻不知幾成有準。”
然而，跟胡適曾經同屬《新青年》營壘的魯迅則認為“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麽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麵去。”（魯迅：《南腔北調集·聽說夢》）
魯迅的說法不幸而言中。
嚴酷的現實證明，到了1929年，胡適的夢想不但沒有一件成真，而且因為提倡人權而與國民黨當局處於劍拔弩張的緊張狀況，跟蔣介石在謀麵之前進行了一場間接交鋒的迂回戰。在介紹胡適跟蔣介石未曾謀麵之前發生的這場交鋒，有必要回顧一下蔣介石的發跡史以及1928年前胡適的經曆。
蔣介石的發跡史
在中國現代政壇上，蔣介石（1887—1945）曾經是一個聲名顯赫、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出生於浙江奉化縣溪口鎮的一個鹽商家庭。母親王彩玉石父親蔣肇聰的填房。在奉化蔣氏家譜上，蔣介石的名字是蔣學泰，上學時的名字叫蔣誌清。“介石”原是他1912年辦刊物時使用的筆名。1918年到廣東投奔孫中山後，他才正式啟用蔣介石這個名字。“介石”，出自《易經·爻辭》：“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蔣介石童年性格頑劣，經常惹禍，所以自撰一副對聯刻在母親墓前，寫的是：“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他9歲喪父，一門孤寡，常受吏胥勢豪欺淩脅逼，荼毒之苦，難於言表。
青年時代的蔣介石主要是在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1903年至1906年，他先後入縣城鳳麓學堂、寧波箭金學堂、奉化龍津中學，多少涉獵了一些新學。19歲那年，因身受土豪劣紳之害，萌發了學習軍事的念頭。
1906年4月首次東渡日本，因無清政府陸軍部保送資格，未能進入軍事學校，僅結識了陳其美等革命黨人。
1907年夏考入“通國陸軍速成中學堂”（即保定軍校）。在這所中國最早的正規軍校裏，蔣介石主修炮科，同年冬經考試稱為留日習武人選。
1908年3月，蔣介石進入日本東京的振武學堂——這是清政府為留日學軍事的學生設立的陸軍預備學校。同年夏，經陳其美介紹，蔣介石加入反清革命團體同盟會。
1910年11月下旬蔣介石以士官候補生的身份到日本陸軍第13師團野炮兵第19聯隊學習，豐富了軍隊的生活、管理、訓練知識。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前，蔣介石秘密回國參加起義，在杭州組織先鋒敢死團，並於11月4日發動起義。11月7日杭州宣告光複，蔣介石升為滬軍第5團團長，維持上海治安，成為立有戰功的軍事強人。“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積極參與了反袁鬥爭，多次亡命日本。
1917年7月，孫中山為了發動護法北伐，南下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於9月1日出任大元帥。蔣介石出謀劃策，予以支持，先後呈遞《對北軍作戰計劃》《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這兩份軍事計劃收到了孫中山的重視。1918年3月15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出任粵軍總部作戰科主任。
回顧蔣介石的政壇發跡史，不能不涉及江浙財團。
江浙財團以“南三行”（即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浙江實業銀行）為核心，控製了江浙一帶的工商業，其主要人物有張靜江、虞洽卿等。張是浙江吳興南潯鎮的巨富，庾是浙江鎮海龍山出生的買辦。關於蔣介石與張、虞二人的交往以及他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動，過去發表的回憶錄和野史中多有涉及，但往往粗疏謬誤，不足為信。據《孫文等上北京政府農商部呈文》（原件藏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創辦上海交易所原是孫中山、虞洽卿、張靜江、戴季陶等8人的倡議，表麵陳述的理由是為大宗物產交易提供適中的價格標準，避免各業商人任意買賣，造成市場混亂，同時也防止外國經紀人自由操縱市場，“病商病國”，實際上是想以盈利所得資助革命活動。所申報的業務範圍除證券交易之外，還有花紗、金銀、中外布疋、油類、糧食。該交易所於1917年2月22日正式向北京政府農工商部提出申請。
1918年，今個及時奉孫中山之命與戴季陶、張靜江等參與籌辦，先後成立過友愛公司（資本由蔣介石墊付），茂新公司（由陳果夫、朱守梅出資），恒泰號（與張靜江等17人合資），但經營大多虧本。1919年6月27日，農工商部準予吸收日資合辦。1920年2月1日，交易所正式成立，公推虞洽卿為臨時主席，蔣介石的同鄉友人周駿彥為監察人，張靜江為候補理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始營業後，半年內盈利50餘萬，鼎盛一時。1921年5月31日，張靜江等人又合資創辦利源號經紀人營業所，在30股中蔣介石占3股。蔣介石的個人證券活動大多以大虧本告終，因而是他認識到奸商心計險惡，同人利己忘義，民族資本困難重重。但在北伐和“四一二政變”中，蔣介石得到了江浙財團的資助；也可以說，蔣介石後來被江浙財團推向了政治中心。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出任黃埔軍校校長，立下了第二次東征大捷這樣威名遠揚的戰功；1926年7月，又出任北伐軍總司令。但他基於頑固的反共立場，不但製造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這樣的陰謀事件，而且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大批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他在南京執政的十年，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件之後，他才被迫置身於抗戰陣營，成為反法西斯陣營中國戰區的最高軍事負責人。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第二次合作破裂，他終於在自己發動的內戰中被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中國大陸，1975年病逝於台灣。
蔣介石21歲加入同盟會，但直到27歲才被孫中山單獨召見。40歲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二大才以高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當時在廣州第一公園大門口曾出現一副對聯，上聯是“精衛填海”（指汪精衛），下聯是“介石補天”（指蔣介石）。但後來這兩位曾經輝煌過的曆史人物都有負於國人的厚望，逐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麵。
汪精衛接受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現實，憤慨地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
汪精衛激動得從床上坐了起來。旁邊夫人趕緊使了一個眼色，他馬上又裝得一陣頭暈，倒了下去。
譚、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點神經病，這人在我們看來，平常就有神經病的，我看我們還得再走一趟，問問他想什麽和要什麽再說。”他們覺得，蔣介石和共產黨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衛的交情也不淺，何以突然做出這類顯然與共產黨為敵，對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精衛夫婦在寓所突遇兵變，一時束手無策。忽聽警衛來報，說譚延闓、朱培德二人求見。汪精衛眼睛一亮，因為這兩位分別是第二軍和第三軍的軍長，是他所企盼的實力人物。但是跟他們說什麽呢？陳璧君建議：不知對方站在哪一邊，你不妨裝病，聽聽對方怎麽講。
譚、朱二位受蔣介石之托，轉呈一封蔣給汪的親筆信。信中說：共產黨圖謀暴亂，不得不緊急處置，請求汪主席原諒雲雲。
躺在床上的汪精衛，接受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現實，憤慨地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他激動得從床上坐了起來。旁邊夫人趕緊使了一個眼色，他馬上又裝得一陣頭暈，倒了下去。
譚、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點神經病，這人在我們看來，平常就有神經病的，我看我們還得再走一趟，問問他想什麽和要什麽再說。”他們覺得，蔣介石和共產黨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衛的交情也不淺，何以突然做出這類顯然與共產黨為敵，對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仍很激動，要和譚、朱同去。陳璧君擔心汪遭暗算，焦急地提醒：“你身體這樣是不能去的。”汪馬上改口說：“好！等你們回來再說罷，我在黨內有我的地位和曆史，並不是蔣介石能反掉的!”
其他國民黨左派人士對突發而來的兵變也無法理解，紛紛出麵，了解和調解危機。當天上午，除了譚延闓、朱培德之外，何香凝也去見蔣介石。何質問蔣：“你究竟想幹什麽？派軍隊到處戒嚴，並且包圍罷工委員會，是不是發了瘋，還是想投降帝國主義？”這番義正言辭把蔣介石鎮住了，尤其是“投降帝國主義”這頂帽子，讓他意識到自己闖了多大的禍。蔣在辯解時，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台上哭了。
到了下午，通過跟李之龍、鄧演達、寶璧艦艦長、海軍局值班科長等多人的初步對證，蔣介石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捕風捉影”——根本沒有預謀綁架自己這碼事！傍晚時分，蔣介石解除了對蘇聯代表團和顧問團的包圍，也釋放了多數被扣留的共產黨員。他的心情壞到極點，如同將要被判死刑一般。
蘇聯代表團當然不能這麽不明不白地被耍弄一通，這個代表團團長布勃諾夫來頭不小，時任蘇共中央委員和蘇軍總政治部主任，他命令副團長拉茲貢找蔣介石交涉。當拉茲貢見到蔣介石時，發現蔣全無昔日的威儀，表情非常沮喪。
拉茲貢質問蔣介石為什麽如此對待代表團，蔣說：“我要請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給我處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為這裏發生的挑釁事件我本人負有一定的責任。我對俄國人遭軟禁表示歉意。我要下令對第五團團長的錯誤進行嚴格的調查。”他還辯解說：“我最近收到許多匿名信，威脅要對我行刺。我還收到海軍政委李之龍的信，信中要我在三個月期限內把廣東的所有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槍斃我。”
拉茲貢說：“這信肯定是偽造的。李之龍決不會寫這樣的信。”
中共在廣州的黨員們更加憤慨。當晚，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部長毛澤東、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等在一起碰頭，大家分析後認為：黃埔軍校有500多名共產黨員，國民革命軍在廣東的6個軍中，5個軍的軍長與蔣介石有矛盾，而蔣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幹大部分是共產黨員，我們還掌握了一個葉挺獨立團，從力量上看是可以反擊的。隻要我們態度強硬，國民黨左派也會支持我們。
他們試圖得到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的支持，但季山嘉早已從跟蔣介石對立的立場上後退了，推說合作不能破裂。
這邊蔣介石心緒煩亂，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是什麽，他已沒有與汪精衛徹底鬧翻的勇氣了，隻能走一步是一步。當天傍晚，他以探病的名義去見汪精衛。汪以病為由，不肯交談。第二天上午，蔣打算以書麵的形式向汪匯報和解釋，可當他下筆之時，才發現怎麽寫都不好：如果和盤端出實情，自己的形象就顯得非常不堪；如果編造一些情節，又不符合修身養性的自我要求。最後隻好罷筆。
3月21日晚上，蔣介石沒有按照前一天的許諾前去布勃諾夫的住處會談，說因事務太多，來不了。此時，布勃諾夫又得到情報，說蔣介石可能繼續進行他已經發動的事件。這使布勃諾夫感到情況嚴重，他立即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商議對策。會議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廣州市內的力量對比對我們不利，而省內力量對比對我們有利，需要贏得時間。而要贏得時間就要做出讓步。因為情況很清楚，整個行動是針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的。為了不使國共關係破裂，為了國民革命運動的前途，無論如何要留住蔣介石。為此，他們決定采取讓步措施，下決心撤掉不受蔣介石歡迎的季山嘉、羅加喬夫和拉茲貢的職務。
很多非左派的國民黨人士也對蔣介石的行為大為不滿。李濟深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的身份，親自到蘇聯顧問的住處道歉。朱培德、譚延闓等軍長訪問了季山嘉，表示蔣介石此舉為反革命行為，提議嚴厲懲罰。甚至一向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不太友好的人，也紛紛表示出親善的態度，如孫科設宴招待了蘇聯顧問們；第五軍軍長李福林也首次訪問蘇聯顧問們的居住地，並設午宴招待第五軍中的蘇聯顧問。
可以說，此刻隻要布勃諾夫點個頭，蔣介石的命運將從此改寫。但是，布勃諾夫並沒有這份信心，為了保證蘇聯在遠東的利益，尤其是保證自己不成為階下囚，布勃諾夫和代表團做出了妥協，中共方麵的強硬主張被否定了。
3月2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召集臨時特別會議。而主席汪精衛卻稱病不起，因此會議就在汪的寓所舉行。汪精衛躺在床上，大家圍床而坐。出席會議的有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伍朝樞、朱培德、宋子文、陳公博、甘乃光、林祖涵，列席會議的有李濟深、張太雷、卜世畸，另外蘇聯顧問薩洛威亞夫代表顧問團列席。
汪精衛在會上提出，軍事當局沒有奉黨的政治領袖命令不得擅自行動，而蔣介石在事前未征求他的意見，擅自行動，他表示大為不滿。蔣介石的表情很不坦然，他本來平時就不大說話，那天更少開口。有的人認為他還在倔強，也有的人認為是他愧怍使然。
由於蘇聯方麵的妥協，汪精衛本指望打擊蔣介石的願望落空，失望至極，於是要求休假療病。大家經過一番討論後，會議做出如下決議：第一，本黨應與蘇俄同誌繼續合作，並增進親愛關係；工作上意見不同之蘇俄同誌暫行離去，另聘其他為顧問。第二，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第三，李之龍受特種嫌疑，應即查辦。
與此同時，曾在事變的當天提出要與蔣介石鬥爭的各軍軍長，也因為蘇聯代表團的讓步而改變了態度，他們紛紛倒向了蔣介石一邊，對於蔣提出的解聘蘇聯顧問和製裁李之龍的辦法，均表讚成。
蔣介石如釋重負，方感到自己一身冷汗。他不但躲過一劫，而且發現：除汪精衛尚有與自己爭鬥的政治意圖，其他中央大員形同牆頭草，隨風而倒，實不足懼也。
為了讓此次事件的負麵影響盡快消除，蔣介石在3月25日對軍委會呈上一文，說是：18日中山艦擅自駛抵黃埔軍校前，偽稱奉校長命令來守候；19日該艦又於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為防其擾亂政府，采取緊急處理措施：扣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嚴訊，派軍隊於廣州附近戒嚴。由於事起倉猝，來不及報告，不得已而臨機處理，專擅之罪不敢辭，自請從嚴處分。
而汪精衛與陳璧君商議後決定，匿居養病，不再理事，並從原住所西華二路搬了出去。隨即，汪精衛消失了，不知行蹤。
蔣介石得誌之際，更增強了自己對汪精衛的判斷。他在3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政治生活全是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複問矣。精衛如果避而不出，則陷害之計，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至此，蔣介石已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渦，並無師自通地學會了權謀之術，38歲才初試鋒芒，就力挫那班政治老手。
國民黨基本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是1924到1927年。第二是1927年到1949年。不過國民黨的重大變化是1924年的國民黨改組。這不得不歸公於中華民國的孫中山。眾所諸知，孫中山是一名堅定的反抗滿清封建統治的理想主義政治家，但也正是因其理想主義，孫中山在政治手腕上稍欠火候。
以孫中山為主的辛亥革命表麵成功，實則失敗，在上層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就此也就表明地方軍閥控製了法理政府，在下層，土豪劣紳搖身一變成為新政府的行政官，繼續行巧取豪奪之能事。
此後孫中山又發動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卻都均告失敗，此時中國革命似乎陷入了十分低靡的狀態。派係軍閥相互鬥爭，北洋軍閥的北洋政府粉墨登場，整個中國千瘡百孔。
但就在此時，俄國的《十月革命》突然成功，振奮了陳獨秀，李大釗等青年，同時也振奮了失意的革命領袖孫中山，並且兩者都《以俄為師》。從而啟動了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兩件大事：《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
兩者都受到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獲得革命勝利的巨大鼓舞，都萌發了向其學習，建立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念頭。
中國共產黨完全吸收了俄共（布）的優點，自成立之初就成為了一個紀律嚴明，組織緊湊，積極進取的黨。
而中國國民黨的效俄之路卻不盡相同，孫中山是國民黨的黨魁，憑借個人魅力和威望成為國民黨不可撼動的最高領袖，孫中山的選擇基本上決定了國民黨的走向。
孫中山不怎麽認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他認為自己的三民主義更適合中國的國情，更適合中國革命，並且還認為馬克思的理論隻是自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的一部分，從而覺得三民主義更具有優越性，借此孫中山也否定了將共產主義革命理論引進國民黨意識形態領域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的改組時，國民黨也就隻學習了俄共組織建製的一部分，成為了一個“具有列寧主義組織形式的三民主義政黨”。
然而，雖然沒有學習到俄共的全部優點，但國民黨改組取得的效果卻不菲薄。
“孫中山以俄為師的結果，不僅建立了一個具有群眾性基礎的現代動員型革命黨，而且建立了一支在黨領導和控製下的新型軍隊。”
“黨軍較舊軍隊相比更具有嚴密的組織性和濃厚的意識形態信仰，並因此在與舊軍閥的較量中顯示出巨大的威力。在黨軍組建以前，國民黨連廣東一省都無法統一。但黨軍建立後，不但迅速統一了廣東全省，而且很快興師北伐，所向披靡。”
在北伐戰爭中，國民革命軍一路勢如破竹，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在有革命理想、紀律嚴明、目標明確、民心所向的軍隊麵前，各路軍閥紛紛被秒成了渣渣，望風而逃，簡直是單方麵的碾壓。這和國民黨改組之前軍隊屢戰屢敗的常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毫無疑問，《以俄為師》給國民黨帶來的效益是偉大的。國民黨成為人們心中中國革命的希望。孫中山十幾年以來都想達成的武裝革命的勝利終於在北伐戰爭期間得到了實現。不過遺憾的是孫中山已不能親眼看到此番場景了，孫中山於1925年3月於北京逝世，這也標誌著國民黨孫文時代的終結。
國民黨在改組前後由孫中山定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此確立了和中共的關係。雖說是“聯共”，但國民黨上層並未持此說法。認為中共為初生牛犢之青年成立，血氣方剛，政治觀點有些幼稚，並且黨員隻有兩三百人，因此並沒有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眼裏。在國民黨方各大官方報刊中，都先以“容共”的說法出現。中國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國民黨員卻不可以如此加入中國共產黨。
但是隨著國共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組織力差，凝聚力弱，缺乏宣傳能力的國民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力難以與紀律嚴明，意識形態極具吸引力和煽動性，組織極為協調與高效的中國共產黨匹敵，在全國各地的群眾活動中最活躍的都是共產黨員，國民黨內部大量左翼進步青年偏向或者直接加入共產黨。“容共”大有變成“容國”之勢。
這時，國民黨內一些人員感受到了危機，他們懼於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所吞並，這裏麵以代表國民黨元老的西山會議派和黨內巨頭胡漢民最為恐懼，作為國民黨右派，他們希望在黨內實行“清黨”，胡漢民提出“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主張，希望以此來保持國民黨的純潔性，把國民黨打造成一個黨性極強的效率極高的政黨。
這時正值黨內第一人黨魁孫文逝世之際，黨內關於黨魁繼承人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爭鬥，此時以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黨內地位最為顯著，此三人雖相互鬥爭，但其中兩人——胡漢民，蔣介石都堅持“清黨”反共政策，汪精衛雖極為左傾，但奈何勢單力薄，在黨魁繼承權的強烈鬥爭之中，右派蔣介石最終勝出，汪兆銘最終反戈，引起了“四一二”等血洗共產黨人的殘忍事件。史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清黨”對共產黨來說傷害確是巨大，但是同時對國民黨內部造成的後果則更為嚴重。
“在這場清洗運動中，被捕殺的非共產黨員人數遠超過中共黨員人數。”
“在這場清黨運動中，國民黨內被淘汰，受打擊的主要是一批對革命有理想，有熱情的黨員。”
這是一場國民黨內的逆淘汰運動，進步青年遭到淘汰，而守舊腐化分子遭到保留。
一批借黨營私的投機分子和土豪劣紳相繼湧入黨內，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仰一落千丈，因白色恐怖組織短時間內達到癱瘓局麵。
“清黨以前，國民黨將自身組織的渙散歸咎於共產黨分化所致，以為將共產黨清除後，國民黨的組織會趨於嚴密。熟料清黨後，糾紛有增無減。”
“清黨以後，共產黨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國民黨的紀律也似乎清除了。”
從此，國民黨走上了不要民眾，不要民眾運動的道路，逐漸退化成為一個傲慢的居廟堂之高的“精英”政黨。
1928年東北軍閥張學良易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然而：“1929年，南京政府僅控製約8%的領土或約20%的領土”。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實際上是十分脆弱的。
“由於黨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麵隻能將政權的組織觸角囿限於上層和城市，縣以下農村基層社會任由土豪劣紳和地痞流氓打著其旗號胡作非為。另一方麵，大量吸納北洋舊官僚進入其各級政權係統，使北洋官場的政治文化得以在南京政權中延續下來，形式上建立了一個新的黨治政權，實際上黨權根本沒有觸動既有的社會和權力結構。”
蔣介石國民黨的黨政機器十分脆弱，這不乏有諸多原因。
第一是蔣介石國民黨清黨以屠殺共產黨的四一二大屠殺的影響使國民黨，從一個革命黨變成了一個被民眾所厭棄的腐敗的執政黨，所有和群眾運動相關的活動都被看作是帶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對發動群眾，走進群眾的群眾運動十分反感，以至於取消了全國所有帶有“左傾色彩”的群眾活動和群眾組織，直接使《民國》黨政機關徹底脫離群眾。
第二個則是蔣介石國民黨與生俱來的痼疾——組織渙散。蔣介石國民黨“僅襲用俄共的組織形式，而未能得其精髓，組織技巧與意識形態相脫離。”蔣介石國民黨內部組織散漫，紀律廢弛，訓練缺乏，宣傳乏力，民運空虛，黨風敗壞在國民黨執政後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黨政關係的失衡，在國民黨內部流傳的“學而優則仕，學而不優則黨”的說法是對此的生動寫照，國民黨最初在全國實行黨政分開，期望以此走向民主政治，可事與願違，此舉並沒有有效建立起民主政治製度，卻削弱了它的黨治權威和黨治基礎。黨政分開首先在體製上奠定了黨政之間相互衝突的基礎，在這種“雙重衙門製度”下，黨機關處於不利地位，行政機關的權力遠大於黨機關，在大部分地方基層，黨組織形同虛設，根本不能起到發展黨員，宣傳黨義的作用；在薪俸上，黨務人員的薪俸遠低於行政人員，有時同級人員的薪俸竟相差十倍左右，黨務機關變成了門可羅雀的“冷衙門”，無人問津。
“在黨政的權力競爭中，因國民黨中央傾向於將地方政治交給地方政府主控，地方黨部被置於次要的和無足輕重的地位，最終淪為地方政府的附庸。”
國民黨本是效仿蘇俄辦黨模式，但蘇俄黨治自上而下貫徹到底，黨權高於一切，黨權對政權處於絕對領導地位，但在國民黨的辦黨是實踐中，“以黨治國”變成了一種口號，黨治在地方中逐漸成為了可有可無之物。
第四：以軍治黨，重軍輕黨。在孫中山執政時期，國民黨尚能把控形勢，革命軍隊掌握在黨機關手中；在孫中山逝世後的第二代黨魁競爭中，蔣介石以黨軍做大，戰勝以黨統為底牌的胡漢民和汪兆銘，一家獨大。蔣介石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逐漸迷戀於君權和軍治，在成為政府首腦後把軍治思想運用到黨政體製中，總理遺訓中的“以黨治國”，“以黨治軍”衍變為“以軍治國”，“以軍治黨”。
軍事機關離開了黨，黨不能指揮槍，說明軍權已膨脹，黨權在低落。
國民黨政府中央“中政會”，“中常會”權力被架空，隻有控製軍隊的官員才擁有實權，中央尚且如此，地方情況更是嚴重：在地方上，太原的閻錫山，武漢李宗仁，東北的張學良，開封的馮玉祥，廣州的李濟深，各自傭兵自守，形成一個個獨立的軍事權力中心，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實則並不能掌控全國的局勢。蔣介石對黨人和黨治的作用的忽視客觀上造成了國民黨黨權的衰落。
“一黨專政雖然是國民黨政權最顯明的特征，但國民黨始終未能建立一個具有嚴密滲透性的強勢的政黨組織體係。國民黨政權的實際支撐力量主要不是鬆弛渙散的各級黨務組織，而是軍人和武力。”
第五：派係鬥爭。國民黨內部的派係鬥爭是國民黨的頗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但也是國民黨潰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北伐時期國民黨的內部派係就已然成立，最初有代表黨內“老同誌”的西山會議派和代表黨內少壯派的汪兆銘的改組派，後來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又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的CC係和軍政人物領導的力行社和政學係。由於國民黨在法理上“黨外無黨，黨內無黨”，各個派係大都秘密行動，在國民黨政府長達近二十年的執政時間裏，黨內各個派係為爭奪政治權力相互傾軋，形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使組織本就渙散的國民黨雪上加霜，到抗戰之後黨組織已有風雨飄搖的立將分崩離析之勢。
蔣介石在國民黨的派係鬥爭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執政時期的各派係在其本質上都是擁蔣派係，它們都對蔣介石負責，蔣介石為防止其中一方權力過大，挑戰其黨治權威，便都賦予各方一定權力，這在客觀上使蔣介石毫無疑問的成為了國民黨的權力領袖，但是其造成的黨內強韌的內耗和自毀機製卻重創了國民黨機器，使國民黨在後期再無回天之力。
派係鬥爭對國民黨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不過最嚴重的問題還是“清黨”使國民黨脫離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有和群眾運動相關的活動都被看作是帶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對發動群眾，走進群眾的群眾運動十分反感，地方各種工會，農會都有名無實，全成為了黨機關形式上執行黨權的麵子工程。國民黨自稱是代表全民的政黨，實際上是兩不討好，資本家，地主，精英上層和工人，農民，勞苦群眾都沒有在國民黨那裏找到自己階級利益的歸屬感。全國近一半地區都沒有像樣的省黨部。中下基層的黨組織基本上銷聲匿跡，黨在地方基層上的權力甚至不如哥老會，老鄉會這樣的民間組織，有時行使權力還要通過民間組織長老的通許。“城市有黨，農村無黨”是此類情形的真實寫照。
抗戰給國民黨提供了寶貴的重整旗鼓的機會，民族主義情緒使國民黨取得了一定的統治合法性，獲得了民眾的支持。國民黨在和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展開了對於組織的競爭，“就僅量的擴充而言，國民黨是這場組織競爭的優勝者。
"1939年—1945年間，國民黨普通黨員每年平均以30萬—40萬人的速度增長。1945年前後，國民黨普通黨員增至264萬多人，軍隊黨員多達423萬餘人。同期三青團和共產黨員人數是124萬和124萬。”
但是實際上此中卻有很大水分，為擴大組織規模，國民黨大批大批強製軍隊，學校教職人員，黨政人員集體入黨，濫收黨員成為國民黨的又一大問題，實際上，集體全部入黨等於沒有入黨，入黨程序缺乏篩選性和淘汰性，大批行政人員，教職人員為保住飯碗不得以而入黨，更有甚者，竟三番五次請求退黨。
“對一個政黨而言，當其黨員到了要求脫黨，或連開除黨籍也毫無顧忌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它已喪失了作為一個政黨的基本組織機能和凝聚力。此時黨紀實際上已蕩然無存。”
到了解放前期，國民黨形象已淪落不堪，黨機器千瘡百孔，整個黨內如同被蛆蟲侵蝕的朽肉，這與國民黨本身的沉屙疾病是不能逃脫幹係的。
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汪精衛。這時的汪精衛並不了解蔣介石的心理，覺得是小事一樁，就把季山嘉的原話轉給了蔣介石，還勸其蔣介石不必計較。汪精衛的出麵讓蔣介石很不高興。在蔣介石看來，汪精衛雖然坐在孫中山原來的位置上，但並不值得特別尊敬，尤其是作為軍委主席名不副實。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明爭暗鬥不斷升級。
蔣介石最近比較焦躁，因為他幾乎受不了政治暗鬥。除了非議他的謠言開始流傳外，最令他失望的，是他寄予極大期望的北伐計劃，竟遇到來自於蘇聯顧問團的阻力。本來，他對個別蘇聯顧問還是頗有好感的，如孫中山任命的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和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可是，加倫回蘇聯治病和療養去了，鮑羅廷也回莫斯科匯報工作並休假去了，換由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全權負責，麻煩由此而生。
季山嘉認為，北伐的政治、軍事等方麵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他不了解北洋軍閥的實情，過高地估計了北伐的困難，甚至對國民革命軍有輕侮之意。蔣介石不堪忍受，開始向季山嘉表達不滿，令對方有所顧忌。
季山嘉為了緩和關係，就找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汪精衛。汪這時並不了解蔣的心理，覺得是小事一樁，就把季山嘉的原話轉給了蔣，還勸其不必計較。汪精衛的出麵讓蔣介石很不高興。在蔣看來，汪雖然坐在孫中山原來的位置上，但並不值得特別尊敬，尤其是作為軍委主席名不副實。
蔣介石左思右想之後，判斷季山嘉的輕侮和疑忌應是個人行為，不是蘇俄對中國革命在方針上的改變。他在日記中設想，接下來有三條路可走：一是繼續積極推動北伐，衝破難關；二是從此變得消極，以減輕責任，為下野留出餘地；三是出國到莫斯科一遊，趁機多研究一下蘇俄的經驗，為東山再起做準備。
蔣介石先做了一步試探——向汪精衛要求辭職，除了黃埔軍校校長一職以外，其他的都辭。汪精衛大驚，極力勸阻，表示“如因兄糊塗，致弟辦事困難，則兄不吝改過。”蔣介石隨後再加一碼，向汪提出赴蘇俄的請求，顯示出破釜沉舟的決心。這一下，不僅汪精衛被逼得苦苦相求，連季山嘉的立場都軟了。蔣介石心裏已經有了底——他們暫時還沒有準備換掉自己。於是，他開始直接與遠方的鮑羅廷聯係，要求換掉季山嘉。
同時，蔣介石在自己的控製範圍內動手，除掉可能的敵人。他感到嫡係第一軍中的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在蘇俄顧問和汪精衛那裏特別受寵，有被拉攏的可能，於是果斷下手，突然將其扣押並免職，由親信劉峙接任師長。
這一場爭鬥，以蔣介石獲勝而告一段落，這是他第一次施展政治手腕成功，令其喜出望外。在1926年2月27日的日記中，他這樣總結道：“凡事應認明其原因與要點，要點一破，則一切糾紛不解自決。一月以來之難境心戰，至此稍安，然而險危極矣。”
於是，蔣介石要展開反擊。他找到汪精衛，聲言季山嘉“專橫矛盾，如不免去，不惟黨國有害，而且牽動中俄邦交”。汪精衛不置可否，反過來勸他不必將情況看得如此嚴重。蔣說：“如不準我辭職，就應令季山嘉回國。”已明顯地在要挾汪。汪還是沒有明確表示，但是答應找季山嘉談話，把蔣應付過去了。
汪精衛這時才意識到，蔣某人已非昔日有勇無謀之匹夫，開始施展政治手段，咄咄逼人。但是，他隻是想在適當的時機警告一下蔣，並未真想鬧翻，否則，自己還必須重新物色一個軍事上的助手。
一周過去了，蔣介石提出的要求沒有任何積極的效果，他開始焦慮起來，偶爾會向自己的親信說幾句抱怨的話。這幾個親信包括：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王柏齡，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第一軍經理處處長徐桴，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等。這些人本來就不讚成“三大政策”，隻不過在形勢下順大流而已，現在，他們發現蔣本人也對蘇方和左派產生了厭惡，感覺有機可趁，就開始有意挑撥離間。
3月12日，蔣介石在季山嘉與他討論北伐問題時，居然將對方的方案一一駁斥，全盤否定。汪精衛覺得這樣下去不行。3月14日，汪對蔣說，你赴蘇俄的請求被批準了，可以盡快出發。這是蔣言行中的一個破綻，被汪抓住了。
蔣介石突然感到不妙，他開始懷疑所有的謠言誹謗等反蔣活動，都出自於汪的陰謀，頓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在他看來，汪精衛有蘇聯顧問團和共產黨支持，又高踞權力頂峰，可號令其他非蔣嫡係部隊。從這時起，他開始對周圍的一切活動都保持警覺。
3月18日，歐陽格跟他的侄子歐陽鍾串通，由後者從海軍局調艦，造成軍艦異動。歐陽鍾的身份是黃埔軍校交通股長，自稱接到軍校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奉蔣介石之命，要軍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改名自孫中山避難之永豐艦）艦長是共產黨員李之龍。李雖覺有點蹊蹺，但絕對想不到有人敢假稱蔣校長的命令，所以就簽署調令，讓寶璧、中山二艦赴黃埔聽命。
3月19日，蔣介石因事前往廣州，正碰上汪精衛。汪上次給了蔣一個難堪，還沒有機會和解，隻好沒話找話說：“你今天黃埔去不去？”蔣答道：“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手之後，汪想找機會再同蔣談一談，以緩和關係，於是兩次打來電話，問蔣：“黃埔什麽時候去？”這使本來就警覺的蔣介石產生了懷疑：他為什麽今天總是急急地來問我去不去呢？於是改口說：“我今天去不去還不一定。”
到下午1時左右，李之龍從黃埔給蔣介石打來電話，請求將中山艦調回廣州，預備給蘇聯代表團參觀。蔣表示：“我沒有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何必問我做什麽呢？”放下電話後，蔣介石越想越懷疑：中山艦本來隻有我能調動，你李之龍為什麽擅自將中山艦開往黃埔？而我不在黃埔在廣州，你又要開來廣州？他聯想到汪精衛催他去蘇俄，今天又3次詢問他的行蹤，頓時覺得發現了一個大陰謀：汪精衛和蘇俄顧問指令共產黨員李之龍，要用中山艦將自己綁架到蘇俄！
蔣介石一旦想到了這個“謎底”，馬上就不再關心其他任何事項，而集中全部注意力來應對“危機”。他立即找來陳肇英、徐桴和歐陽格，商議對策。陳和徐對蔣關於綁架他的判斷感到吃驚，始作俑者歐陽格也假裝驚訝，由於他們過去一直希望出現這種矛盾，所以都未表示異議。蔣對他們分析說：黃埔軍校內有不少共產黨員，所以呆在學校並不安全；廣州城有朱培德的滇軍，其中共產黨掌握的兵力也不少，加之海軍內有李之龍等共黨分子，因此在省城更難掌控；隻有潮、汕地區，經兩次東征洗禮後，我等頗有根基，可謂安全之地。這下歐陽格暗暗叫苦，事態朝著出乎他們意料的方向發展了，卻又不敢明說，就胡亂編了一些不同意見。但蔣介石心意已決，下令馬上準備動身。
下午5時，蔣介石乘車前往天字碼頭，準備乘船去汕頭躲避。由於時間匆忙，讓剛趕來的陳立夫隨車同往，並在車上向他說明情況與對策。立夫乃蔣之義兄陳其美之侄，剛從美國畢業回國，前來投奔蔣介石。年輕氣盛的陳立夫問道：“有兵在手上為什麽不幹？”蔣知陳指發動兵變，沒有說話。陳又說：“昔秦始皇不惜焚書坑儒，以成帝業。當機立斷，機不可失。退讓與妥協，必貽後悔。”蔣介石覺得陳立夫說得不無道理，心想：“如果我就這麽走了，政敵必然以此為口實，誣蔑我私自逃跑，豈不是太滅己威風，長他人誌氣了？權利可以放棄，名位可以不顧，氣節豈可喪失乎？！”此刻，汽車已到碼頭，蔣介石毅然決定：返回，拚它個魚死網破！
1926年3月20日淩晨4時，蔣介石以第一軍為主力，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全城立即戒嚴，宣稱要防止中共和蘇聯顧問季山嘉兵變。歐陽格、陳肇英奉蔣介石之令占領中山艦並在家中逮捕李之龍，部隊包圍蘇聯顧問、代表和共產黨機關，扣留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中共黨員，嚴密監視汪精衛和鄧演達。同時，任命歐陽格為中山艦艦長。
早上，汪精衛剛起床，親信就向他報告了兵變的消息，把他震驚得不知所措。他的警衛還說，發現住所周圍有軍隊的人站崗，電話也打不出去。汪慌忙問：是誰的部隊？警衛說不知道，對方也不回答他。汪跟夫人相互對望了一下。陳璧君平時雖然逞強，卻是第一次經曆“秀才遇上兵”的情況，也不免慌張，兩人的眼神都驚異不定。
中華民族八年《抗日戰爭》， “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做了什麽？它把納稅人的錢用到了哪裏？它的主力部隊又在哪裏？“
八年《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做了什麽？它把納稅人的錢用到了哪裏？它的主力部隊又在哪裏？“說得好，國民黨蔣介石但凡有一點點能力，就不至於當初連幾個紅軍都消滅不了，還讓他們發展壯大，更不至於在短短4-5年的時間，就被共軍殲滅幾百萬國軍，趕到荒涼小島上-台灣去了，好意思嗎？本人無黨無派，身居海外，但還是要說，國民黨蔣介石就是個無能的垃圾黨和領袖，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更不要在中共大閱兵時，也跑出來丟人現眼，可笑之極。“有人回答。
《國民黨需要的不是爭功而是反省》一文。“寫的好。有理有據。國民黨精於內鬥，對外裝孫子。在台灣，不敢反台獨，而盡力去中國化。有什麽臉爭功？“有人點讚。
有人評論：“這段曆史很值得回味，更值得研究。不要說國民黨爭功，就是現在也有人借機給蔣介石加封“民族英雄”的稱號而不惜顛倒曆史事實。國民黨執政期間，日本大規模入侵，雖然張學良不抵抗放棄了東三省，蔣介石作為國軍統帥，1931年至1937年這六年中也是沒有對日本的占領采取過任何收複失地解救民眾的軍事行動，倒是對共黨紅軍根據地實施了多次大規模軍事圍剿。1927年蔣介石翻臉殺共黨，殺了四年沒殺幹淨，日本人就占了東三省，蔣介石不甘心，寧可放著東三省給日本人占著，也要圍追堵截滅共匪。直到1937年，占領東三省六年的日本全麵軍事準備做好了，七七事變爆發了全麵侵華戰爭，蔣介石和他的國軍是日本人必須消滅的目標，不幹掉國軍大東亞無法共榮，蔣介石在麵臨滅頂之災的時候不得不傾國軍全部對日作戰了。算起來1927年4月殺共開始，到1937年七月抗戰爆發，蔣介石率領國軍剿共十年不果，期間放縱日本六年。有分析指出宏觀上看是美軍對日本的毀滅性打擊，導致了日本最終的失敗投降，國民黨政府應該去哪裏爭功呢。現如今國民黨隨時會成為在野黨，曾經的國民革命政府已經是記憶中的事情了。“
該文作者在2015-9-3己經說：“正由於無能，國民黨很可能成為曆史。不是被共產黨最後消滅，而是被自己。所以檢討抗戰還真是國民黨生存下去的機遇。可惜馬(英九）兄有錯過了。為了麵子，丟了裏子。“預見得很準！到了今年馬英九還在阿Q自嗨。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己亡。
“中共的抗日從31年就開始了！國軍什麽時候開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對付日軍占領區所有偽軍及日軍，偽軍不打國軍，國軍隻對付日軍。國外對中國的援助幾乎都給了國軍，中國的稅收也絕大部分給了國軍。國軍在西南抓‘壯丁’，由於官員貪汙餓死上萬壯丁(來美後才看到此新聞)，國民黨就這樣保為國家?如沒國際反法西斯和中共的抗戰，中國又要被外人統治！“
轉發《國民黨需要的不是爭功而是反省》
作者：馬力 發表時間： 2015-9-3
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巨大的災難。人口隻有中國的六分之一、國土不到中國的二十分之一的日本，從1931年開始入侵中國到1945年戰敗投降的十五個年頭裏，在中國領土上肆意掠奪財富、奴役和屠殺中國人民。在最糟糕的時期，日本侵占了中國大部分國土。十五年的侵略造成中國的傷亡總數超過三千四百萬人。其中有三千多萬，即90%以上是平民。所有這一切從頭到尾都發生在國民黨統治中國的年代。今天，國民黨不是反省當年統治失敗造成的巨大民族悲劇，而是熱衷於同裝備落後很多的中共軍隊比所謂的抗日戰績，實在讓人不可思議。
外族的入侵時常發生。二戰時還有比中國損失更大的國家，那就是蘇聯。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德國在和平條約的欺騙下，集中了幾十萬軍隊對蘇聯發動閃電般的突然襲擊，爾後在蘇聯戰場上投入了幾乎所有的精銳部隊和最佳裝備。在蘇聯人的傷亡中軍人所占的比例高於中國的一倍以上。而當時的日本隻是把一小部分最精銳的部隊派往中國，大部分則前往太平洋戰場與美軍作戰，或留在所謂的滿州國準備進攻蘇聯。最主要的是日本沒有集中大量兵力對中國發動悴不及防的突然襲擊，而是以小股部隊不斷試探逐步深入中國腹地的。從1931占領中國東北起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的“全麵抗戰”，日本占領軍不斷製造新的事件伺機進犯擴大領地。有頭腦的人都知道中日之間總有一天會爆發大規模戰爭，至少中國應該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國土。這就是說國民黨政府至少有六年的和平時間用以戰爭準備。
但國民黨政府做了什麽？它把納稅人的錢用到了哪裏？它的主力部隊又在哪裏？在接近日軍的前沿，國民黨政府又建築了哪些防備設施？有幾道防線？每道防線又有多少軍人和裝備？有沒有應對突發事件的軍事機構和力量？有沒有一個有效和統一的戰事指揮？又進行過多少次反侵略演習？國軍將領又去過幾次前線視察？國防部和參謀部開過多少會議討論如何防範日本軍隊的進攻？如果前線失守，又有什麽增兵計劃或撤離手段？如何在戰時保護平民百姓？如果這個政府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話，所有這些準備在當時的背景下都是理所當然和不可或缺的。但是國民黨政府究竟做了什麽？今天國民黨總是借口共產黨搗亂使國軍不能盡力攘外，但國軍用於圍剿紅軍的隻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軍隊無異於吃喝玩樂，浪費納稅人的錢。
在麵臨日本隨時可能的入侵之際，國民黨的中國幾乎是一個沒有國防的國家，沒有有效的邊境和防線。由於害怕嚇著了日軍打草驚蛇，故意減少和回避與日軍衝突相關的軍事訓練和活動。蔣介石不僅不加強前線的防守，相反抽掉己編入國軍鎮守東北的張學良部隊入關“剿匪”。日本關東軍便趁機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在事變中為了保護自己的實力，張學良的軍官不顧國家安危一再下令不許抵抗，並允許繳械投降。僅萬人的日本關東軍輕而易舉地打退四十多萬東北軍，其中包括近二十萬精銳部隊。不到四個月，整個東北淪陷變成後來的滿州國。輕而易舉的意外勝利不僅暴露了中國的弱點，也因此大大鼓舞了日本進一步冒險擴張的野心。當時以中國軍隊的數量和裝備完全可以擋住日軍的試探性進犯，中國抗戰的曆史也因此會重寫。
新收編的軍閥部隊如此，保定軍校科班出身的正規軍同樣是半斤八兩。在保衛南京的戰役中，主動請纓的國軍上將唐生智在戰事剛剛失利時，接到蔣介石和顧祝同的撤退命令後倉惶逃離戰場，丟下十多萬軍人任人宰割，進而造成三十萬同胞被屠殺的世界慘案。抗戰時國軍中這樣的烏龍很多。就是一些所謂的勝仗也是問題百出。十幾倍的兵力仍占不到什麽便宜。本人過去也懷疑中共貶低了國民黨抗日。看到大陸改革後拍攝的吹捧國民黨抗日的電影大失所望。感覺隻有一個，就是不解和憤怒。國民黨和其軍隊的無能、自私和卑劣是丟掉中國半壁河山的真正原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擁有德械和美式裝備的國軍一樣昏庸無能。中國軍人在抗戰中的傷亡比例如此之低(不到10%)，足以說明國軍抗戰的勇氣和誠意。
國民黨總是強調中國軍隊的裝備不如日軍。但差距不是說的那麽大，至少小於抗美援朝時中美兩軍的差異。從台灣拍攝的抗戰教育片來看，抗戰初期國軍擁有20個德械師，坦克、飛機和大炮等重武器。僅在九一八事變中，日本關東軍從張學良那裏繳獲的戰利品中就包括260架飛機、25輛坦克、2500挺機槍、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等等。抗戰初期，西方國家假裝中立，在對日本出口能源鋼鐵的同時卻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但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國民黨獲得大量美式裝備，但仍未能阻止日本的進攻。
國民黨的抗戰失利不是裝備的問題，而是在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戰略思想指導下的實行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結果。軍事訓練不夠準備不力，以至戰時軍心渙散鬥誌不足屢戰屢敗。這是地地道道的執政黨和政府的腐敗和失職。在東北淪陷後，國民黨本來還有機會阻止日軍冒險。在1932年1月28日軍進犯上海時，蔡延鍇將軍領導的第十九路軍總共隻有三萬多人率自奮起反抗，在最初的一個星期中擊退了包括後來五千多增援部隊在內的近萬日本軍隊。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卻見死不救按兵不動。雖然前線一再請求呼籲，國府拒絕派遣任何增援部隊，甚至拒絕補充十九路軍的戰地損失和醫救設備，克扣十九路軍的軍餉並截留捐款。
國民黨政府不僅對戰事視而不見，還電告全國：“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成了徹頭徹尾的賣國政府。駐守上海的國民黨海軍也與日本海軍達成協議不支持十九路軍地抗戰。此時日本的增援兵力已經達到2、3萬人。英勇的十九路軍仍然堅持作戰拖延時機等待救援。敢死隊甚至潛水炸傷了日軍的旗艦“出雲號”，在日本國內引起震動。最後日軍增援部隊超過6，7萬人，飛機兩百多架，迫使十九路軍退守第二戰線。一個多月後的三月三日，國際聯盟要求中日雙方停戰。五月五日，國民黨政府與日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隨後為抗戰立下第一功的十九路軍被調離前線開往福建。從兩方參戰的人數來看，後來的所謂勝仗都遠遠不如自發的十九路軍的抗戰。可見作戰意誌和士氣的重要性。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不是奉行投降主義政策，國民黨完全有可能把日軍阻止在沿海一線，至少不會失去大半江山。為了掩蓋無能於是便神話日本軍隊。如果沒有後來的解放戰爭，也許真能欺騙世界。但日本用了八年時間才隻占領半個中國，而後來的共軍隻用不到一半的時間便全殲國軍解放全中國。那時的國軍有更多的美式裝備，戰力應不亞於抗戰時期，而共軍的裝備也就是從投降日軍那裏接受了部分重武器，並不比日軍更加優越。可見中國戰場上的日本軍隊也同樣無能，隻比國軍強一些。就強這麽一點使中國遭受了慘痛的損失。
國民黨政府為阻止日本入侵沒有盡到應有的責職，對中國淪至日本鐵蹄之下並造成三千多萬人民的死傷負有不可推卻的責任，是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罪人。雖然在中國人民和共產黨的聲討和強迫下，國民黨政府自食惡果被動抗戰，所取得的與實際軍備力量不對稱的微弱戰績遠不足彌補犯下的罪行和造成的損失。在所謂的“全麵抗戰”最初的四年裏，中華民國甚至不敢正式對日宣戰。直到1941年12月9日，美國和英國都已對日宣戰後才敢對日本宣戰。難怪連戰敗的日本都不願從心裏承認中國的勝利。
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失職，抗戰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不是國民黨的勝利。在中國慶祝抗戰勝利的同時，中國應正視曆史，追究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討好洋人失守中國的罪責。今天在台灣的國民黨和馬英久先生如果真想重拾民意，還曆史以公道，請回答前麵提出的那些問題。如果不能，應該跪下向中國人民謝罪請求原諒，否則沒有資格竊取抗戰的勝利成果。
在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死傷幾千萬軍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為了獲得西方國家和戰後日本的支持，不在東京審判中爭取對中國的戰爭賠款。而美國為了補償用原子彈轟炸日本造成的人道危機，也不惜犧牲中國的最大利益免談日本對侵華戰爭必須支付的賠款。事後說不過去便用媒體到處放風說是中國自己放棄了日本賠款。英國同樣拒絕戰後把香港還給中國。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中國在戰後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不亞於一戰後的巴黎和會所為。然而戰後的中國因迅速轉入內戰而對此無暇顧及。實際上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就已經轉向日後與共軍的逐鹿之戰。
不知中共何時失去了話語權，與擁有國家資源和外國裝備的國民黨爭功，而不是檢討和反省曆史，追究執政者失守中國的責任。正如我前文所說，二戰實際上有兩個戰場。除了在生死麵前的苟合外，不存在真正的國際反法西斯陣線。所以熱戰之後緊接著便是冷戰。冷戰不過是二戰中第二戰場的繼續。二戰持續到今天，社會主義陣營在不知不覺中倒下，正是因為把二戰單純地理解為東西方聯合抵抗法西斯軍事侵略的戰爭，沒看到資本主義的全麵入侵所發起的另一場戰爭仍在繼續，在幻想中放下了武器，解除了武裝。有人甚至幻想把當年的露水夫妻變成終身夫婦，指望能白頭到老。結果殘酷的現實卻是日本重又占據了中國的釣魚島；當年被十九路軍擊傷的“出雲號”再次掛旗出航，向中國示威和嘲弄。中國需要的是一條不同於當年國民政府綏靖主義的路線，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用實際行動正告一切外敵打消用軍事手段征服中國的美夢。
評論：“這次北京閱兵，連戰和習近平一起，對中國的抗戰時間由原來的八年抗戰講法變為十四年抗戰，就是以九一八事件為起點了。我以為這樣的講法是給國民黨足足的麵子了。中國人民抗戰十四年，模糊了蔣介石的國軍1931年至1937年這六年不抗日專打共黨的曆史。“
評論：“兩黨爭功是扯淡! 沒有國共合作，國民黨不但要和共產黨為敵，還要和汪偽為敵，不要說正麵戰場了，後方它都受不了。內部又不團結。三麵受敵，四麵楚歌。最後肯定的投降。還有沒有美國和蘇聯的幫助，最終取得勝利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台灣隻有連戰和新黨能站在中華民族的角度上。其他的都是混帳。中國政府應該至少給連戰一個共和國榮譽主席或副主席的位置。以顯示第三次合作和統一的決心。“
評論：“國民黨一直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至今流落到孤零小島，依然內戰不停，這就決定了這個黨岌岌可危的結局。“
評論：“好文。若不是提醒，真以為國軍在正麵戰場的功勞被共產黨貶低了。是蔣介石的私欲、頑固、無能、愚蠢才是中國14年慘痛經曆的主因。馬英九還好意思爭功？“
評論：“有道理。客觀說來，1937年之前除十九路軍的自發抗戰，國軍真沒有什麽戰績可言。東北聯軍恐怕不是國民黨的部隊。“
評論：““沒有國共合作，國民黨不但要和共產黨為敵，還要和汪偽為敵，不要說正麵戰場了，後方它都受不了。內部又不團結。三麵受敵，四麵楚歌。最後肯定的投降。”
“農民有了土地固然士氣很高。但失去土地更能拚命。國民黨不重視農民利益，迷信黃浦的軍官，所以沒能調動士氣。”
“我覺得在抗戰問題上，國民黨的過和反省是主要的。先把狼放進來再打狼，打死也沒有多大功勞。“
“在抗戰問題上，國民黨的過和反省是主要的。先把狼放進來再打狼，打死也沒有多大功勞。
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局勢下能做出正確判斷的是偉人，歐洲戰場，法英美蘇也把德國放縱了。另外，中國當時的全麵實力真的是跟日本沒法比，自然就容易氣短。近代中國離日本實力最接近應該是甲午戰爭。“
“國民黨馬英九，和他們的能力是相符的，僅此而已，不能指望他們。“
“好文章。說得太對了。
馬英九和郝柏村等人爭功太過，反思嚴重不足。結果到現在國民黨馬上就要被邊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