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蔣介石《中華民國》統治二十二年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張學良宣布改旗易幟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實現了表麵上的中國的統一。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南京。延續22年的蔣介石國民黨反動統治，頗受文藝創作者的青睞，以這一時期為創作背景的文藝作品層出不窮。而在文學創作的影響下，不少網民對民國進行美化和浪漫主義描述，認為民國時期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知識的時代，認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政治開明、經濟繁榮、文化自由，更有甚者認為當前對蔣介石統治集團與國民黨軍隊的種種負麵評價是中國共產黨的汙蔑攻擊。那蔣介石的民國是否真得像部分影視劇或文學作品中所說那麽美好嗎？
蔣介石專製獨裁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是代表地主階級、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一黨專政和軍事獨裁統治，通過建立龐大軍隊、推行特務統治、實行聯保連坐等方式鞏固專製統治，與民主政體背道而馳。
1929年3月，蔣介石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中華民國人民須服從擁護中國國民黨，……始得享受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對中華民國之政權治權”，要由蔣介石國民黨“獨負全責”。
1931年5月，蔣介石國民黨主持的國民會議通過《訓政時期約法》，第30條明確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將權力集中於蔣介石個人。
蔣介石國民黨建立了龐大的軍隊，1929年3月官方材料披露，“全國軍額達二百萬”，還大力加強地方反動武裝，將人民置於武裝力量的嚴密控製和監視之下。
蔣介石扶植“CC”派和複興社勢力，建立龐大的特務組織，如隸屬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隸屬於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以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大規模推行特務政治，以增強對各種政治力量及廣大民眾的有效控製。
蔣介石國民黨大力推行保甲製，1934年12月經中政會第432次會議議決，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普遍辦理地方保甲，強製實行聯保連坐，加強了對廣大群眾的控製束縛。《鄉鎮保甲長須知》中規定“各戶戶長應聯絡甲內全體戶長共具聯保連坐切結，聲明結內各戶互相勸勉監視，不為匪通匪縱匪，如有違反者，他戶應即報明，倘瞻徇隱匿，聯保各戶實行連坐”。
蔣介石思想禁錮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大力推行文化專製，用封建法西斯主義對人民進行思想禁錮與精神控製，與思想自由背道而馳。《訓政時期約法》雖規定了人民的結社集會之自由、發表言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請願之權等，並強調“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製之”，但為了控製輿論，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大肆剝奪人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從1929年起就相繼頒布《宣傳審查條例》《出版法》等嚴格限製書籍刊物的編輯、出版、發行，還設立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查禁具有進步傾向的文化作品，對進步作家進行監視、拘捕甚至槍殺。
1930年至1933年間，李偉森、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洪靈菲、潘漠華、應修人、宗暉等先後犧牲。據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6年製定的《取締反動文藝書籍一覽》《取締社會科學反動書刊一覽》，被查禁的文藝書籍和社會科學書刊就多達1040種。為了與敵人周旋，保存革命文化陣地，魯迅這一時期使用過的筆名達70多個。
蔣介石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在1931年5月國民會議開幕詞中提到，法西斯蒂政治理論能保證“最有效能的統治權”，而且“合於大同原則”。此後，“CC”派和複興社開展了宣傳法西斯主義的競賽，大力鼓吹“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蔣介石親自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目的也在於禁錮人們的言行，正如他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所說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禮義廉恥，也被蔣介石視為“根本剿滅土匪之最良武器”，用以加強全體民眾的反共意識，使民眾俯首帖耳地服從國民黨反動統治。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官員上下貪汙腐敗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采取一係列有利於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措施，控製全國經濟命脈，對廣大群眾進行超經濟的榨取和掠奪，與為民謀利背道而馳。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中央和南京政府高級官員利用手中權力，通過公開勒索、貪汙、投機倒把、借款、發行公債和增加稅率等手段，把許多國家財產變成由他們任意支配的私產，形成了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官僚兼買辦的資本家。他們與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結合，成為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壟斷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成立“四行聯合辦事總處”，控製了全國經濟命脈，為濫發紙幣、大規模發行公債打開了道路。
從1927年到1936年，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共發行26億元公債。抗戰期間，發行17種國內公債，共計法幣151.92億元，關金1億金單位，英金2000萬鎊，美金2.1億元。政府發行公債是以捐稅作為擔保，公債發行越多，人民承受的捐稅負擔就越重。
1934年，湖北省田賦附加稅達61種，江蘇省更是多達147種。而公債又由“四大家族”控製的銀行以低價承購，通過高利率還本付息獲取暴利。官僚資本集團通過資源委員會和工礦調整委員會對民族工業進行大規模掠奪和吞並，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官僚資本已占到整個工業資本的2/3。官僚資本不是在正常的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積累起來的，而是官僚資產階級利用超經濟的特權，主要在從事金融和商業投機的過程中，在充當外國帝國主義的買辦的過程中，通過掠奪廣大勞動人民和兼並民族工商業而發展起來的，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阻礙。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各級軍政官員在收複區內進行掠奪性接收，以“接收”名義加以侵吞。以北平為例，被接收的日、偽物資，入庫的數量不足五分之一，其餘絕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據為己有。《大公報》於1945年9月27日發表的社評稱：這種行為“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
民不聊生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貪汙腐敗，濫發紙幣，使經濟危機加劇，通貨膨脹嚴重，貧富差距巨大，廣大群眾的生活陷入極度困境，與安居樂業背道而馳。
據江蘇省民政廳統計，1928年至1934年間，省內擁有1000畝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個，其中77個為國民黨官吏，這就決定了國民黨政府必然要維護封建土地占有關係和地租剝削製度。苛捐雜稅眾多，加之災害頻發，廣大農民掙紮在饑餓和死亡線上。
1937年出版的《中國救荒史》記載，從1928年到1930年，全國因受災而死亡的人數達1000萬，1931年受災人數超過5000萬。由於國民黨政府到處抓兵拉夫、橫征暴斂，造成田園荒蕪，農民逃亡。
1946年，湖南、廣東已有40%的耕地荒蕪。國民黨政府實施的幣製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發展，但也使官僚資本極大膨脹。為了應對猛增的軍費開支，彌補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無限製地濫發紙幣，更是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急劇上漲，使百姓遭到洗劫，民族工商業走向破產。
1947年7月24日，美聯社電訊發表一則材料，稱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兩頭牛，1938年為一頭牛，1941年為一口豬，1943年為一隻雞，1945年為一隻魚，1946年為一個雞蛋，1947年為三分之一盒火柴。
到1948年8月，法幣發行額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戰前增發47萬多倍，物價暴漲725萬多倍。美國學者易勞逸曾評價道：貶值的貨幣就像染上白血病的血液在這個國家流淌，“使整個機體、軍隊、政府、經濟和社會普遍虛弱”。
1947年，工業產量較1936年減少30%，農作物產量減少33%-40%，各地饑民達1億人以上。1947年3月至7月，38個城市發生搶米風潮，17萬城市貧民參與其中。
當時的報紙感慨道：“中國不亡於日本，如今卻要亡於經濟總崩潰”。嚴重的經濟危機，給全國各階層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他們不得不團結起來，同國民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鬥爭。
四麵楚歌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破壞團結抗戰大局，大肆迫害愛國民主力量，鎮壓日益高漲的人民運動，將自己置於了人民的對立麵，與民族大義背道而馳。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也表現出很大的妥協倒退傾向。
1939年1月蔣介石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製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針。後國民黨成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製定和秘密頒發《防製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等一係列文件，大肆進行反共宣傳，設立集中營囚禁和殺害共產黨員、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並且發動三次反共高潮，殘酷鎮壓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動。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國民黨統治集團公然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肆意破壞和撕毀政協協議，悍然發動全麵內戰。隨著國民黨統治區政治、經濟危機不斷加深，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先後爆發“一二·一”運動、抗暴運動、“五二〇”運動、反美扶日大遊行等，其中參加抗暴運動的學生總數達到50萬人，“五二〇”運動則波及60多個大、中城市。僅1947年，參加罷工鬥爭的工人就達到320萬以上，波及20多個大中城市，涉及50多個行業。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還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充滿敵意，不斷進行殘酷迫害。
1946年2月10日，製造“較場口事件”，在重慶舉行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上打傷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樸、施複量、章乃器等多人。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特務先後暗殺著名民主人士、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聞一多。
1947年10月7日，殺害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
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總部被迫解散，許多成員轉入地下堅持鬥爭。在人民解放戰爭接近最後勝利時，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工農群眾和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以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都團結在了中國共產黨周圍，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經處在了全民的包圍中。
可以說，正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敗沒落，促成了中國革命高潮的早日到來。
這樣一個與民主政體、思想自由、為民謀利、安居樂業、民族大義背道而馳的政權，其滅亡是不可避免的。
喪盡民心的腐朽政權，最終隻能被人民所拋棄。
一些文藝作品中對民國時期與國民政府的謳歌，隻是對曆史一廂情願的想象。不能以精英階層的幸福生活掩蓋底層大眾的種種苦難，因為創造和書寫曆史的正是廣大群眾。
《謊言》一，走資派鄧小平“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亂臣賊子汪東興說：沒有毛主席，鄧小平什麽也不是。沒有華國鋒，鄧小平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盡管汪東興與華國鋒背叛毛主席的教導，違法黨紀國法夥同走資派發動反革命政變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災難，但對於鄧小平的評價是符合事實的。毛主席說，鄧小平當過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個定論任何人休想改變得了！
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結果翻了個底朝天。把一個好端端社會主義祖國演變成一個千瘡百孔的資本主義社會。文革中鄧小平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他說，“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鄧小平在《寫給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發誓：“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在信中說：“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登上權力的尖峰以後，掀起的翻案風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難道說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
《謊言》二，《四人幫是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
事實是走資派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實線證明他們才是真正的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鄧小平還說：“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著鼻子走。這說明什麽？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誌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裏體現出來。”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黨內的二號走資派，對黨中央和毛主席表明這樣的政治表態，應該說是正確的。鄧小平的這個政治態度，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記在心中的、是眼睛看著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鄧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權力的尖峰。
《謊言》三，《文革是十年內亂、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正如鄧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說的一樣：“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謊言》四，《走資派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主席的信中說：“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的確，鄧小平是一個“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這也許是鄧小平不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內心世界吧。
鄧小平“垂簾聽政”，重權在握，居高臨下，又不出任總書記或國家主席，最後還是要自封為“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而且還有那麽多追隨者隨聲附和，連篇累牘地為“核心”論尋找依據。
《謊言》五，《階級鬥爭熄滅論了》。
走資派鄧小平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逐步導致國內外敵對勢力越來越猖獗，特別是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氣焰越來越囂張，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他否定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否定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人民公社體製；讓5000萬國有集體企業工人買斷、下崗、失業、受窮，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讓兩億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為資本家打工，受盡剝削和壓迫，成為全世界唯中國獨有的“農民工”現象。
《謊言》六，《文革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謊言》七，《鄧小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而沒有富起來的工農大眾，成為相對貧困或者絕對貧困，中國有絕對貧困人口兩億（按照世界標準）。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會財富，反映財富分配的基尼指數，中國0.5，美國是0.4，其他發達國家0.28以下，中國的貧富差距為世界之最。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以富人和官僚資本為特征的新生資產階級。
鄧小平由於疏於學習，沒有讀過多少書，讀一點書，也從來不寫字，不劃道，不記日記。對馬列毛主義從來就沒有一篇具有係統性理論性思想性特別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總設計師”提出的理論，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談怪論。
《謊言》八，《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說：“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沒有定規麽，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和金庸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時說的一段話。這段話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沒有定規麽”。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從《共產黨宣言》、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到共產黨的所有文獻資料，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實踐，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都沒有對社會主義作出理論上的任何“定規麽”。
鄧小平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他的女兒鄧榕回憶，鄧小平沒看過馬恩全集，看的是選集，通讀了列寧全集。他的兒子鄧樸方回憶說，“他看書從來不在上麵寫字，連個道都不畫，熟記在心，融會貫通，他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
《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人關於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並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然後“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什麽是社會主義？老祖宗馬克思說得最明白：“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
列寧曾指出：“隻要還存在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貨幣權利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謊言》九，《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謊言》十，《不當“皇帝”，結果自我包裝成“核心”。》
鄧小平說：“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誌、李先念同誌，還有葉帥。這１０年我們黨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崗位，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
鄧小平說：“華國鋒隻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
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是為什麽人的？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寫作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生氣勃勃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而成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誌們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發生相互作用。”（《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頁）。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誌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誌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卻都是在為著共同事業努力工作著。依靠這些同誌，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曆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眾的。但是為什麽還說即使這些同誌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為什麽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為著人民大眾而是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
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
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麽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
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
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
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
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
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裏，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麽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所以我們的文藝，
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
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
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
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
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麵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
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麵。
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誌對於文藝為什麽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裏。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或者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群眾看得比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為是這樣。
有許多同誌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著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群眾，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兵群眾。
有許多同誌，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隻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麵。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麵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麵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為著獵奇，為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著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誌的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麵，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
這樣，為什麽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徹底解決的。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卻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麵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麵來。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誌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麽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為一般地說，這些同誌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和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是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比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隻有把為工農，為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
魯迅曾說：“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隻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隻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為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自由。
在我們這裏，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著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鬥爭裏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為實際生活裏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都可以解決了。
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麽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都不行，隻有用工農兵自己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麽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都不是，隻能是從工農兵群眾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裏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隻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隻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
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
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隻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裏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麽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麵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麵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起訴莫言的風波中，“好得很”和“糟得很”的聲音都很強烈。真正的民意是什麽，信仰和立場不同，站在不同的旗幟下麵，意見一定會截然相反。要想終結爭論，就一定要尋找到這場風波的源頭。
莫言的小說一度被認定為是中國文學的一座豐碑，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巔峰。不過那是一個中國社會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別人思維模式中的走資派時代;那是一個中國知識精英對美西方極度崇拜並視為文化和精神上宗主國的時代。
莫言今天從神壇上跌了下來，根本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時代變了。莫言風波本質上是西方話語霸權走入了黃昏，西方的道德形象開始碎裂，西方文化和價值觀走下神壇的同時也把莫言扯下了神壇。隻有讀懂今日世界，才能讀懂莫言風波和這場風波最終會走向哪裏。
中國是低著頭融入這個世界的。36年前的那個夏天，一曲“河殤”奏響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挽歌。從“河殤”流出的那一刻起，中華民族就麵臨著一場知識精英的集體背叛，就成了一個“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國占領的國家”。
莫言的小說就是“河殤”最好的文學注解，是這個古老民族背負著罪感和恥感文化走入曆史虛無主義最值得誇耀的“河殤”文學。他的小說同所有領域的“河殤”匯聚到一起，一個全盤西化，最終被征服者在思想上控製和奴化的時代就誕生了。
“河殤”和莫言的小說，都是文化殖民化的產物，都是精神和文化被別國控製後的次生性文化。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麵懷疑自己，就是給自己匹配了征服者的價值觀。在摧毀中華民族的精神意識，道德根基，自尊自信方麵，“河殤”和莫言可謂難分伯仲，異曲同工。
當一國知識分子全盤否定自己，甚至為自己是個中國人而自慚形穢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文明自信就徹底崩潰了。希拉裏說過，“通過巧妙運用美國文化軟實力，就可以輕鬆地控製中國”。當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文化被美西方徹底收編之後，這話還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有過這樣一個段子：“中美各驅逐了對方五家媒體，請問美國失去了多少媒體?答案是十家”。無論你把這個段子中的媒體換成作家、經濟學家、教育家，還是法律專家，最後的答案都是一樣的。這就使美國在中國形成了強勢的話語權，通過經濟買辦和文化買辦完成了中國經濟和文化主權的悄然轉移。
幾十年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殖民地色彩無法視而不見。中國的人文和道德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文化滲透麵前已經是千瘡百孔，中國社會的傳統信仰和崇拜內容已經被徹底顛覆。在這方麵，“河殤”和莫言功不可沒。美西方頒獎給莫言，可謂是目光如炬，慧眼識人。
斯大林說過，當曆史的火車頭轉向的時候，一定會有人被甩出去。今天這個世界正在發生巨變，在“東升西降”中西方霸權衰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衰落，當西方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莫言跌落凡塵和“河殤”的幹涸枯窘就順理成章地發生了。
四年前馬克龍在哀歎西方霸權走入終點的時候就說過，“當這些新型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並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對於這一點，我們的很多人還真的沒有這位顏值很高的“小馬哥”看得清楚。
西方周期性危機正在讓資本主義油盡燈枯，隨著美式民主的黯然失色和價值觀的完全破產，“河殤”和莫言的時代過去了。所有不甘心成為西方經濟和精神奴隸的人們正在掀起一場公開的審判，為曾經遭受的經濟和文化劫掠尋求一個公道，這才是莫言風波最真實的背景。
統治中國思想和文化界幾十年的西方價值觀正在走入末日時刻，猶太跨國資本正在引起全世界的憤怒，並且做好了和他們鬥爭的準備。莫言風波骨子裏是一個時代的碰撞和覺醒，是一個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條粗大的美國辮子，正在反思和拷問自己的靈魂。
莫言風波最大的意義，就是讓人們看清了那個龐大的，占據著有利位置，被賦予了道德優越感的“河殤派”來自哪裏;看清楚了我們的經濟，文化，教育，傳媒，法律被深度滲透後的顏色;同時也看清楚了這些人讓中華民族活在西方價值觀當中有多麽可怕。
正是這種覺醒，才能讓橫行無忌的“毒教材”“毒插圖”“毒字典”“毒小說”多年後被一個個地扒了出來，放到了陽光下麵。這不僅僅是社會性的應激反應，而是思想領域最珍貴的民族抵禦力量，是21世紀中國擺脫精神壓迫的一場文化解放運動，是國本國運國脈的覺醒。
被西方稱為“良心之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目睹蘇聯解體的悲慘之後痛徹心扉地說，“我的所作所為，對不住蘇聯和蘇聯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祖國”。索爾仁尼琴是一個有過錯的人，但也是一個熱愛自己祖國的人，是一個有良知的人。
中國的“河殤派”精英會有這樣的反思嗎，我估計不會。1945年日本戰敗後，朝鮮半島上自殺“殉國”的朝鮮人比日本本土還要多。這就是奴隸的悲哀，他們的心靈脫離了主子已經無處安放，他們最大的解脫就是帶著主子強行為自己注入的靈魂離開這個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成為人們對這個世界發展的主流認識。這個大變局不僅包括政治經濟的巨變，同樣也蘊含著豐沛的精神文化的變革衝動。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不是錢的問題，甚至不是科技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莫言走下了神壇，標誌著中國文化進入一個拂曉時刻。
莫言不會有事情，他和柳傳誌方方一樣都不會有事情。因為“河殤”時代還沒有徹底結束，新的時代還沒有完全到來。盡管他們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樣，但是距離徹底爛掉還需要時間。他們“過去30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他們和我們都要重新適應一個新的時代。
中國正在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脫胎換骨和真正繁榮同樣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老百姓都能夠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識形態。文化認同才是最深層次的國家認同，我們隻有踏著“河殤”的屍骸才能走上一個新的起點。
今天中國正在經濟上去依附，在文化上去殖民，正在逐漸遠離幾十年來依附型次生性的經濟和文化結構。莫言風波正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場文化和精神洗禮，隻有搞清楚這一爭論牽扯到的重大理論是非，才能同曾經像空氣一樣包裹著我們的“河殤”文化鄭重地道別。
當然，隻要“河殤派”仍然占據著優勢地位，就不能醫治中華民族文化上的創傷，也無法產生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強勢文化。中國文化也就無法在精神上由被動轉入主動，由自卑走向驕傲。莫言風波也許僅僅是一個前戲，文化革命的浪潮才更加值得期待。
思想文化從來都是經濟結構的折射，中國正在糾正之前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乾坤旋轉也必然會隨之發生。中國要維護自身的純潔性和正義性，就不能對西方的意識形態投降。這就使“河殤派”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精神亡國者，他們的潰敗已經無法避免。
中美必有一戰，這在美國已經成為共識。中國雖然沒有亮明態度，但是也在積極準備。中美決勝的關鍵就在於誰的糾錯能力更有效，在這些準備當中，文化準備是其中重要的內容。要擺脫來自西方的精神束縛，一團和氣顯然解決不了問題，一場衝突和對決已經開始熱身。
今天的中國不但要進行經濟建設，更要建構精神國力，積累文化軟實力，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影響力和精神感召力。“河殤”和莫言的時代結束了，中國走入了重建“道統”這個國家最高價值觀的道路上，正在重建文化的人民性和自主性，正在奪回已經喪失的文化話語權。
莫言風波更像是一個探路者，是尋找新文化必然經曆的一段路徑。一個民族的文化信仰，決定這個民族的前途。隻有充滿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是擁有未來的民族，才能在21世紀傲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百年大變局當中“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
稍為有一點良心的中國人都可以讀得出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給莫言的頒獎詞，是一篇典型的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的“傑作”。
頒獎詞露出反共反華的凶相，把“日本侵略”和“共產黨的恐怖”混淆在一起，“從來沒有見過毛澤東時代標準化的城鄉、市民”，毛主席和共產黨員領導下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個崛起的新中國，在莫言和頒獎詞筆下，英雄烈士的結果是死在糞坑裏，中國人民過著“豬圈般的生活”，中國人“自我和貪婪”、“冷酷無情”，“20世紀中國”，是一個“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裏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
他們為了汙蔑和詆毀新中國前三十年，突出1958年代“大躍進和1960年代的大饑荒”以及反“右派分子”的鬥爭。
特別惡毒的汙蔑“就是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的吃人肉的風俗。”中國人“吃人肉象征著毫無節製的消費、鋪張、垃圾、肉欲和無法描述的欲望。”中國“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男童成為很難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無人問津反而得以生存。”
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反思，你讀到這些反毛、反華、反社會主義的論調，你接受得了嗎?
中國人要告訴諾獎評委們：“共產黨的恐怖”在中國是不存在的，是你們橫加在中國共產黨頭上的莫須有罪名。
毛澤東時代，中華民族獲得解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過著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幸福生活。毛澤東時代，創建了一個古今中外沒有過的清廉政府，創建了一個團結和睦，朝氣蓬勃的新社會，創建了一個沒有剝削壓迫、沒有貧富兩極分化的經濟製度，等等。
有人覺得“恐怖”是自然的。覺得“恐怖”的是少數人，是帝國主義覺得恐怖，它們夾著尾巴逃跑了。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覺得恐怖，它們跑到一群小島上去了。是那些地、富、反、壞、右以及反鄉團們覺得恐怖，無產階級專政限製了它們的自由，隻許它們老老實實，不許它們亂說亂動。毛澤東時代這種多數人對少數人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必要的，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大多數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莫言用小說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出賣祖國有功，受到西方反華勢力的青睞，2004年獲法國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2005年獲第30屆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06年獲日本第17屆福岡亞洲文化獎。
2012年莫言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獎時，頒獎詞通篇噴糞，充斥著對中國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對中華民族的汙蔑、詆毀，麵對如此侮辱，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國人，都會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莫言沒有，他帶著三生有幸的喜悅，深深鞠躬接過了他的獎狀和獎金。
有人說：諾委會的頒獎詞，就如同一份“DNA鑒定書”，DNA鑒定的是血緣關係，頒獎詞鑒定的是政治立場。
莫言自己坦言：“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把自己當罪人寫”。莫言的這句話才是“魔幻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
是莫言把曆史顛倒了一個過兒，他的作品都是把“侵華日軍”，“國民黨及偽軍”，“返鄉團”，“漢奸”，他們所幹的一切壞事，一股腦兒地安排在共產黨員、八路軍、新四軍、遊擊隊和土改工作隊及英雄烈士的身上;反之，把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幹出的好事，都變成了壞人的光環。喜歡讀莫言小說的莫粉們，要牢記莫言的自我寫照：他的筆法是顛倒著寫的。
“把自己當罪人寫”，我們怎麽理解?筆者認為，莫言“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這樣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用“魔幻主義”手法，抹黑毛主席、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人民軍隊、抹黑英雄烈士，美化人民的敵人，給西方反華勢力迭刀子，這就是罪人!
對莫言這樣的“罪人”，為什麽不能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烈保護法》去起訴他??
附一：反毛頒獎詞
莫言是個詩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傳海報，讓個人在芸芸眾生中凸顯而出。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曆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後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麵，在不經意間找到了有強烈象征意義的形象。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這些故事和曆史進入一個這樣的國度，那裏驢子和豬的叫囂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呈現了超自然的比例。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個人類。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饑餓的所有含意。
20世紀中國的殘酷無情從來沒有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以及堅強、不屈不撓的母親們那樣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裏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這一苦痛的證據就是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的吃人肉的風俗。在莫言的筆下，吃人肉象征著毫無節製的消費、鋪張、垃圾、肉欲和無法描述的欲望。隻有他能夠跨越種種禁忌界限試圖加以闡釋。
莫言的小說《酒國》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男童成為很難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無人問津反而得以生存。這一譏諷的對象正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因為這一政策女嬰被流產，規模之眾多達天文數字：女孩子不夠好，都沒人願意吃她們。莫言就此話題還寫了一部完整的小說《蛙》。
莫言的故事都偽裝成神話和寓言，將所有的價值觀置於故事的主題中。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寫的人物都充滿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規的步驟和方法來實現他們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曆史，而是他用誇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變體重現五十年的宣傳，令人信服、深入細致。
在他最傑出的小說《豐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據主導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躍進和1960年代的大饑荒。他嘲笑試圖用兔子精液讓母羊受孕的偽科學革命派，他們把所有對此表示懷疑的人斥為右派分子。這部小說的結局是90年代的新資本主義，所有的騙子因為兜售美容產品而致富，仍在試圖通過異體受精孵化出鳳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在我們的眼前崛起、生機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氣體也讓人心曠神怡，雖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無情卻充滿了快樂的無私。他的筆下從來沒有一刻枯燥乏味。這個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並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種手工藝、鐵匠活、建築、開溝、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詭計。他的筆尖附著了所有的人類生活。
他是繼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後，也是繼我們這個時代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後比很多人都更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寫中國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掛毯的故事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但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致我們覺得已經在那裏呆了太久。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是人類的自我中心和貪婪卻永存。所以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莫言的家鄉是一個無數美德與最卑鄙冷酷交戰的地方。那些敢於去的人，等待你們的將是一次踉蹌的文學冒險。中國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詩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學發出的巨吼淹沒了很多同代人的聲音。
瑞典文學院祝賀你。請你從國王手中接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長工短工》《人民公社社員》和《農民工》成了三個時代的不同標配。有人問：【新中國解放了誰 ？】
《中華民國時代》：《長工短工》成了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被解放了。
《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成了領導階級，拿著錢飯碗。農村人民公社社員、貧下中農組織起了成了工人階級同盟軍。
《走資派時代》：工人被下崗，工人階級被解散。農村人民公社被解散，社員成了《農民工》《零時工》，又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打回到舊社會，隻不過改了個名稱，資本家改叫“民運企業家“，土豪，下崗工人，《農民工》，保姆等。
三個時代：舊中國民國時代。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中國走資派時代。
三個時代的不同標配：
舊中國中華民國時代，有資本家，地主、農民《長工短工》、傭人。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農村人民公社社員、貧下中農。
中國走資派時代，資本家，土豪，下崗工人，《農民工》，保姆。
讀《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一文有感。文中說：“文革中在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號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數學教師寫了一本高等數學上下冊。曾被評為優秀教材。因為該書把毛的哲學思想，把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對立統一，矛盾的觀點融合在微積分的理論中了。
文革後上大學，學校說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隻做為學生的參考書，可買可不買。主要聽老師講課。
由於對文革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很排斥，心想那本書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沒有購買。跑到學校圖書館借了本當時倍受歡迎的蘇聯專家吉米多維奇的《高等數學習題集》來學習。該書雖然好，看後習題也會做，但對微積分的理論和對微積分的應用還是覺得隔靴搔癢，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學裏的初等數學和大學裏的高等數學有何聯係。
一天聽數學老師講課，老師也是那套高等數學教材的作者之一。“
文中又說：“聽完老師一席話，我突然領悟在”顯微鏡”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數學變”活”了，把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有機地聯係起來了，微積分的應運開竅了。
我趕緊到學校的印刷廠買下了這套原以為是政治掛帥的書。細讀和精讀，受益很多。後來慢慢明白書中講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紀起源的古典微分幾何的分析方法。隻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在寫書時把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展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
遺憾的是這本書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後這本書已經改得麵貌全非了。此後我再沒有發現在國內高校的高等數學教材中有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理論，讓它淺顯易懂，讓學生深入了解其內核的。大多過雨煙雲，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文中最後說：”後來為人之父，為人之師。我嚐試著用老師傳授給我的用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覺得孩子們和我一樣對此易懂，易學，初等數學變”活”了。
看來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給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對立統一的。“
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不僅是辯證法理論大師，而且是辯證法實踐大師。辯證法是研究矛盾對立統一的學說，而矛盾普遍存在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天下萬事萬物運動變化的原生動力，“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
早在1937年，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矛盾論》，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唯物辯證法理論。這是一部深刻的有著重大理論價值的哲學論著，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奠基之作和主要標誌。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全麵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普遍性表現為矛盾鬥爭的絕對性，“矛盾的鬥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顯著”。
《文革》中毛澤東說：“現在的紅衛兵當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們白天不活動晚上活動，戴眼鏡，戴口罩，手裏拿著棍子、刀，到處搗亂，殺了一些好人，殺死了幾個人，殺傷了好幾百。多數都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弟。”
毛澤東又說：“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不是哲學自發的形成，是人為的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僅僅是從本體論角度，也就是從“世界的以物質還是以精神為本源”來做區分的。這個區分方式出自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簡稱《費爾巴哈論》。
這裏恩格斯所要指出《哲學基本問題》是有著深刻的曆史目的和政治目的：當時的國際局勢是，工人組織經常受到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修正思想，改良主義的侵蝕。
這種侵蝕使得工人階級內部出現分裂，而這種分裂往往是由於一些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將自己偽裝為工人革命的指導思想。如果按照這種思想進行革命鬥爭，隻能將革命引向失敗。
類似的思想包括：無政府主義（立刻消滅權威和政黨，構建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先走資產階級革命，借助資產階級的力量和平的完成社會主義過渡）、激進派（反對一切妥協，立刻掀起革命）、超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是一種政策，因此隻要帝國主義國家可以攜起手來訂立和平協議，世界就可以進入長久和平期）、拉薩爾主義（忽視現實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狀況，要求不折不扣的分配勞動所得的理想主義）。
其中，中國也有以胡適為首的社會改良派，宣稱階級鬥爭隻能引起階級仇恨，不應該用武力的方式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正是由他信奉的“實用主義”哲學所導致的。
現在我們看得到，這些思想，或多或少都偏離或完全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而對當時局勢的解決，不是缺乏變通就是過於懦弱，要麽則是過於理想主義而脫離了現實。
因為有相當多的思想家，都認為應該等待統治階級自我反省，主動幫助人民實現解放。
然而很明顯，這都是基於唯心主義的看法。他們認為，思想是高度獨立於現實的，甚至是思想支配現實，因此隻要統治階級“想”這樣做，他們就可以解放人民。並且他們相信人的理性天生趨向於自由民主，隻要統治階級覺醒了這種天性，自然會推動社會向更文明的方向發展。
但是唯物主義的觀點則是，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完全由自身決定的，更是由社會狀況和經濟條件決定的。因此寄希望於統治階級自身的覺醒，無疑是緣木求魚。
很明顯，這兩種基本觀點之下，各自提出的政治觀點也必然是不同的路線。
在這種背景之下，恩格斯就必須提出一種高效的辨別方法，來將一切“唯心主義的思潮”從黨內驅逐出去，堅定科學的理論指導，否則革命一定會失敗。
於是，《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就誕生了。
這一理論，寄托著全世界工人組織能否堅定馬克思主義科學指導，反對一切修正主義的侵蝕的願望。其有深厚的哲學背景和政治背景。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一些人出於“宗教狂熱”一般的情感，非常武斷的在任何研究方式中大談特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忽視了“哲學基本問題”這個學說提出本身的目的和背景，這實際上把這個劃分庸俗化了。
因為雖然絕大多數的各婁學派都可以以此劃分，但是它們的研究側重未必是這些基本問題。如果上來就大批特批，就屬於人家要做個蛋糕，你不品嚐蛋糕反而說它托盤的花紋不好看。
另外一些人讀了一些哲學史，認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論純屬無稽之談。這實際上也是不了解這個理論所提出的背景，導致評價片麵化。
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劃分哲學基本派別，本沒有問題。因為基本上所有派別，都要提到“何者為本源”的問題，即使聲稱超越二者分立或者二元論的學派，也會最終落腳於物質和意識之一。因此片麵強調基本派別劃分是僵硬的，而片麵否定基本派別劃分則是帶有強烈個人偏見的，這同樣是狹隘。
但是如果因此而過度貶低唯心主義，或者過度貶低唯物主義，則是另一種狹隘。
一、哲學的基本派別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物質是本原，意識是派生的，先有物質後有意識，物質決定意識。
《唯物主義》有三種基本形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
《唯心主義》的基本觀點：意識是本原，先有意識後有物質，意識決定物質。
《唯心主義》有兩種基本類型：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
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派別
(一)唯物主義：
1、古代樸素唯物主義
基本觀點：認為金、木、水、火、土等是世界的本原。
進步性：否認世界是神創造的，認為世界是物質的，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根本方向，本質上是正確的。
局限性：A.是一種可貴的猜測，沒有科學依據。
B.它把物質歸結為具體的物質形態，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2、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
基本觀點：認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的屬性就是物質的屬性。
進步性：豐富和發展了唯物主義。
局限性：仍然把物質的具體形態等同於物質。具有機械性、形而上學性、不徹底性。
3、現代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
基本觀點：認為物質是世界的本原，物質的本質屬性是客觀實在性。
進步性：終結了唯心史觀，創立了唯物史觀，做到了自然觀和曆史觀的統一。
(二)唯心主義
主觀唯心主義：把人的精神當成世界本原。
客觀唯心主義：把獨立於人之外的“客觀精神”當作世界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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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
文/萬湖小舟
文革中在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號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數學教師寫了一本高等數學上下冊。曾被評為優秀教材。因為該書把毛的哲學思想，把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對立統一，矛盾的觀點融合在微積分的理論中了。
文革後上大學，學校說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隻做為學生的參考書，可買可不買。主要聽老師講課。
由於對文革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很排斥，心想那本書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沒有購買。跑到學校圖書館借了本當時倍受歡迎的蘇聯專家吉米多維奇的《高等數學習題集》來學習。該書雖然好，看後習題也會做，但對微積分的理論和對微積分的應用還是覺得隔靴搔癢，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學裏的初等數學和大學裏的高等數學有何聯係。
一天聽數學老師講課，老師也是那套高等數學教材的作者之一。他這樣講到(大意):
同學們大家在初中時就學過梯形麵積公式: (上底+下底)x高/2。但梯形的邊如果是曲線就不能用這個公式，因為直和曲是矛盾的，不能互換。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曲邊梯形分成有若幹個小的梯形。由於這些小梯形的曲邊比大梯形的曲邊彎曲程度小，接近直線。 我們能夠用梯形麵積公式求出這些小梯形的麵積，在把他它們加到一起，就得到了大曲邊梯形的麵積。
同學們一定有疑問，這樣會帶來誤差，不精確，因為那些小梯形的邊仍然還是曲的。誤差和精確是矛盾的，不能相互代替。誤差的產生是因為我們把這個大的曲邊梯形隻做了有限次地劃分。設想我們把這個曲邊梯形劃分成無限多個細小的梯形。細小的程度連我們肉眼都看不見它的曲邊了。讓我們在顯微鏡下看，在這樣無限細小地劃分下梯形曲邊從量變發生了質變，曲線變成了直線，矛盾統一了。在這個條件下，我們可以放心地使用梯形麵積公式，求出每一個無限小的梯形的麵積，然後在把這些無窮多個的無限小的梯形的麵積加起來，其結果就是精確的曲邊梯形的麵積。積分的理論就是求無窮多個無限小量的和。
積分的過程體現了從有限到無限，從誤差到精確，從曲線到直線的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矛盾的規律)、質量互變(量變到質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現在讓我們來講述積分的理論和求積分的方法。....
聽完老師一席話，我突然領悟在”顯微鏡”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數學變”活”了，把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有機地聯係起來了，微積分的應運開竅了。
我趕緊到學校的印刷廠買下了這套原以為是政治掛帥的書。細讀和精讀，受益很多。後來慢慢明白書中講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紀起源的古典微分幾何的分析方法。隻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在寫書時把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展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
遺憾的是這本書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後這本書已經改得麵貌全非了。此後我再沒有發現在國內高校的高等數學教材中有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理論，讓它淺顯易懂，讓學生深入了解其內核的。大多過雨煙雲，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後來為人之父，為人之師。我嚐試著用老師傳授給我的用辯證法來講述微積分，覺得孩子們和我一樣對此易懂，易學，初等數學變”活”了。
看來唯物辯證法是個好東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給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對立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