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心靈大師但卻少了靈魂

人人都是心靈大師但卻少了靈魂

 

 

 

個個都是文化巨匠，卻少了文化。

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用改革開放包裝的特色中國，除了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外，更是在滿世界許多國家沒立孔子學院宣揚所謂的傳統“文化“，最喜歡談論中國的古代文化，也是世界上文化形態最多的一個國度，不管是優良文化還是糟粕文化。還有永無止境地向聯合國申請所謂的“非物質遺產文化“。

喝茶的有喝茶文化，喝酒的有喝酒文化，唱京劇的有京劇文化；在企業裏有企業文化，在官場裏有官場文化，在飲食上由飲食文化；即使對於嫖娼也還有個青樓文化，這麽多文化形態估計是細分到連孔老夫子也都難以將他說全。

而四十多年來在特色中國裏的“文化巨匠們“也總是習慣性的張口“文化“、閉口“文化“的，好像不說兩句“之乎者也”這日子就沒法過，全身發癢似的。說上“文化“了，就是“文化“大師了，“文化“博士了。

可到底文化是個什麽玩意兒，他們也從來就沒說出個之所以然。就如同某一個人進入一家企業的，還沒入職對方肯定先給你灌輸下本企業的文化。

可到底這家企業的“文化“是個什麽東西？你一問他估計連他自己也未必能說清楚來。

總以為牆上貼的那幾個標語、擺的那幾幅名人畫像，或者是牆壁上掛的那些假冒的中國山水畫，就以為是企業“文化“了。

然而連在這種自己對文化都沒能有幾個能解釋清楚的國度裏，卻可有很多的人揚言要用中國的的文化去拯救全世界，全人類。要推廣中國走資派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來了。

最可笑的就是動不動提出要拿中國儒家思想去解決西方的問題。

可關鍵是中國儒家思想自己搞了幾千年，連中國自己的問題都沒解決還又拿什麽解決別國的問題啊。

而毫不客氣的說，那些所謂拿著儒家、道家、黃帝內經準備拯救全人類的，不是腦子有病，就是徹頭徹尾的騙子。

人人都是心靈大師，卻少了靈魂。

千百年來，知識分子自命是人類心靈的守護者，所謂“為天地立心”者。

李敖先生跑到北京來，大發感慨，說現在是“形勢大好，人心大壞”，似乎跟“禮崩樂毀”差不多了。

跟李大師持同樣觀點的人，為數不少。看來中華民族的心靈的確出了問題。

為收拾世道人心，各種心靈大廚也就應運而生，製作出各種口味的所謂心靈雞湯。

說是雞湯，實際上就是把孔孟等先賢的朽骨隨意扔進鍋裏，加上各種佐料、色素、激素熬成湯給我們喝。不過從臨床上看，心靈雞湯的治療效果實在有限。

為何？因為心靈雞湯和心靈大廚們盡管弄得色彩繽紛，但卻少了一種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靈魂。

比如於丹教授的所謂論語心得，讀來讀去不知道她要講什麽，很多都是一些跟孔夫子的本義無關的東西，可在他這卻頭頭道來。

神農氏還要親嚐百草方可入藥，而我輩凡夫俗子，至少也應該明白自己扔到鍋裏的是什麽東西，其營養價值如何才可入藥啊。

以這種狀況看來，原來所謂的心靈廚子們做的隻是一場生意罷了，拿雞湯、驢湯、螞蟻湯賺大家的銀子；至於到底有沒有營養，那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隻是打著心靈大師的旗號來做生意罷了，來賺錢而已。

而在這裏更有這樣的一則故事,更是將心靈大師的醜態展示的一覽無遺。

說的是某心靈大師在異地傳授心靈大法之後，便去了一家上好酒店叫了一名“女性陪侍”，一番雲雨之後這位心靈大師似乎尤為意境。

更是可笑的是馬上對這位“女性陪侍”心靈教育，勸其從良改道。熟不知，你若無此需求她又怎此有行當了。

而以此來看，那些心靈大師口中所謂的心靈雞湯無非是一種用來獲取錢財的一份食餌罷了，沒有任何的實質價值與意義。

天天探求真相，卻少了真誠。

很多知識分子都說自己在尋找曆史或現實的真相，也以為自己找到了真相。

但要探求到真相首選應具有起碼的真誠，隻有具有真誠後你才能有機會獲取真相。

諸如一個在學術上總是喜歡弄虛作假，缺乏學術真誠的人，他又怎麽可能獲取真相了，這顯然是不太可能的。

季羨林先生生前說他一生不講假話，隻講真話。我們沒理由懷疑季老，問題是假話沒說，說的都是不痛不癢的真話跟講假話又有多大區別呢？

富蘭克林講：“真話說一半常常是彌天大謊。”一個不願意說全真話或者是一個隻說一半真話的人，其實同說假話本質上沒有區別。

其實一個人對待事物真誠的與否，個人認為至少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是不講假話，另一個是該說的真話就要說，不該說的不說。

雖然在這點上沒資格去譴責老先生，起碼人家一直在講不痛不癢的真話。

可現實中更多的卻是假話和瞎話的，明知說假話不好，可大家就是樂此不疲；而在大家都沒了真誠的前提下，你又怎能找到真相，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人人是道德標杆，卻少了公德。

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用改革開放包裝之初，知識分子個個自號先鋒，主張砸破鐵飯碗，建設新社會。個個都樹立了道德標杆和時代楷模。

看著別人丟了飯碗，就義正嚴詞地講，這是國家進步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應該光榮地做出犧牲。

可到了讓他們付出成本，光榮一回的時候，就死活不幹了。

而近觀中國改革開發40多年來，你發現中國改革效果最差的就是知識界，時至今日大鍋飯依然吃得不亦樂乎！

原來他們所主張的改革開放，不過是為了砸掉別人的飯碗，真是情何以堪！

作為時代道德宣揚的先鋒，正麵宣講、逆向操作或許已然成為當下偽知識界的最真實的嘴臉。

就像走資派右派之輩們，一麵宣傳和號召著大家要遵紀守法，清明廉政；一麵卻中飽私囊，違法亂紀。

而老百姓掏錢養活你的目的，就因為你是號稱是社會的良知；

就是讓你做學問的說話公正，知行合一，作好時代的榜樣，這是你的工作。做好了是你的本分，做不好或不好好做，就是你沒良心。

而至於“為生民立命”，為老百姓發言，保持公平公正，本來是你的天職。

你怎麽又可以表麵上的滿紙仁義道德，私下裏卻幹些蠅營狗苟的勾當了，缺乏應有的公德心了。

時時都思想先峰，卻少了思想。

當下的知識界總是主張要思想解放，而且要大解放，人人爭做思想解放的先鋒。

可除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概念，到底又解放了什麽呢，連有點新意的想法都少之又少。動不動就是什麽後現代、後文化、後國際化、後婚姻、後主義等等。

但不能隻是抄襲一些別人的概念硬套在中國的頭上，就覺著自己是思想先鋒，自命不凡。

起碼應該告訴大家，這些前、後的東西到底是什麽東西，或者說到底是要表達什麽吧，總是要表達清楚和說清楚來吧。

其實對於這些概念又是他們自己都未必清晰，動不動的要弄出一堆是是而非的概念，原因也無非是由兩點構成。

一是不學無術，對自己研究的問題根本搞不清楚，所以用一些空洞的概念來瞞天過海、欺世盜名；

二是為了趕潮流，顯得自己多麽高明，多麽時髦，多麽現代，多麽與眾不同。

“一個人不可能既時髦又出類拔萃”，這是俄羅斯人的觀點，我們可以不同意。但要既時髦又出類拔萃，總得拿出些幹貨才行。

不能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描述的那樣，剪掉了辮子，就以為很革命了，不但要耍革命黨的威風，還要摸吳媽的大胸部。

有位日本有人曾問魯迅：“周先生，你天天批判中國人，是不是因為你很討厭他們”。魯迅先生低著頭，沉思很久突然抬起頭，眼含淚光地說：“不，我愛他們”！

[yongbing1993]

我懷念人民公社隻是在反思當下







我懷念“人民公社”，並不是我想回到過去，而是在反思當下，什麽事我們能做，什麽事我們不能做。因為我們每做的一件事，都會關乎到我們的子孫後代，關乎到國家的未來。

那時候，學習生活是一種樂趣，包括上課、唱歌和勞動。那年，在新教室學唱的第一首歌是“公社是棵常青藤”，歌詞大約是這樣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著藤，藤兒牽著瓜，藤兒越肥瓜兒越甜;藤兒越壯瓜兒越大。公社的青藤連萬家……”

學校有“實驗田”，麵積大約有二三畝的樣子，每星期我們要到這裏勞動兩次，幾十個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站成一排，大家高舉鋤頭，唱著歌兒刨地;十幾個身強力壯的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用繩子拉耙。我體質孱弱，沒有被選上拉耙，得生很長時間的氣。

冬天，學校貫徹偉人“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指示，辦起了校辦工廠，有“棕墊廠”，我們的任務是每天下午放學後，在校園特定的區域，撕棕片，再讓專人製作棕墊，一般都賣給城市的招待所。還有一個蠟燭廠，實際上就是一個小作坊。這裏需要人很少，老師總是挑選班幹部，或者一些積極分子。

我是1963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好像很多，我們生產隊跟我一個年齡，並在一個班裏上課的學生有七八個。小孩子多，成年勞動力少，有時候，隊長就跑到學校，把正在上課的學生拉走。老師也不會阻止，我們也很高興，“呼啦”一下，跟著隊長就走了。我們的活兒一般也不累，比如春天種棉花，就讓我們這些半大孩子，用水盆往地裏潑水，因為種棉花不需要很大的墒情。

家家戶戶都安上了小喇叭，線路連接著公社和縣裏，隻要有什麽重要通知，公社書記，或者縣裏的幹部，就可以直接在小喇叭裏講話了。平時小喇叭播放中央電台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當時，農民家裏，收音機還沒有普及，裝上這個小玩意，大家感到很高興。

那時候，化肥和良種開始推廣，糧食產量大幅提高，農民收入明顯提高。我家就父母兩個勞力，七六年以前，每年的現金收入不超過50元，的確很緊張。但1977年，收入一下子提高到127元，糧食也吃不完。以後每年的收入都上一個台階，到生產隊解體，短短幾年時間內，幾乎靠父親一個人，家裏蓋上了五間紅磚玻璃窗大瓦房。

那時候，因為大家都在集體幹活兒，誰家裏有幾口人，都什麽情況，都是透明的。去菜園子分菜，菜農按照人口多少，把蔬菜分成若幹份，一排一排排列好，幾口人的人家，就去拿幾口人的蔬菜。

有時候，誰家裏又添了一個小孩子，菜農不知道，沒有給小家夥分菜，小哥哥小姐姐，拿著菜籃子，一路跑過去，大聲喊著：“我家又添一口人——”

主管分菜的菜農，就會一聲不響地再拿著杆秤給人家再添上一口人的菜。這樣的事情，也不用向隊長匯報，再由隊長批準，隻要吆喝一聲，什麽問題都解決了。

鄰裏關係非常和睦，誰家有事，隻要站在大街上喊上一聲，大家雲集而來，喊著號子，唱著歌兒，就把活兒給幹了。誰家娶媳婦，或者殯葬老人，更是村裏最熱鬧的事情，家裏再忙，也會高高興興去幫忙。

晚上，是農村最熱鬧的時候。大家端著飯碗，講究一點的人，還會再帶上一個小碟子，鹹菜上再滴兩滴香油，再捏上一撮兒香菜，在大街兩旁席地而坐，一邊吃飯，一邊聊天，說到高興的時候，半條街上，都是笑聲。

誰家有吵架磨牙的事情，村“革委會”辦公室就是調解矛盾的地方。一般來說，家長裏短，入情入理，雙方都會很滿意的，沒有仗勢欺負人的現象。當然，那些膀大腰圓，身上有刺的人也不敢囂張，因為他們會受到懲罰。

有人說，你說這麽多，跟“人民公社”有什麽屁關係?當然有關係，如果不是“人民公社”這種公有製體製所形成的大環境，農民生活能改善得如此迅速嗎?人與人之間能有如此和諧的社會關係嗎?不是“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有製經濟基礎，人民群眾會有如此昂揚向上的積極的精神狀態嗎?

前幾天，看到一個視頻：村裏剛剛修建的水泥路，拓寬取直，妥妥的好事，但一個小夥子，因為修路壞了他家的一小片麥子，他竟然揮起鋤頭，把剛剛修好的水泥路麵毀壞掉。

當年的小孩子，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六十歲老人，幾十年風風雨雨，隻有一個感受，吃好穿好，吃飽穿暖，其實不是一個問題，社會向前發展，這些問題多會迎刃而解的，但人心散了，這個社會就不會有精氣神了。

《我們小時候的農村》！農村人民公社。在農村人民公社裏來了不少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和回鄉的知識青年，這是人才。有農村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為骨幹的社隊幹部，這是信仰共產黨的一個階級。所有的人都是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沒有地主和特權，沒有貧富差距。農村人民公社裏有社辦工廠，有農機站，種子站，農科所，有人民政府，人民商店，人民禮堂，人民文藝宣傳隊，婦女突擊隊，婦女會，托兒所，人民衛生院，農村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社員們養得起的自己的醫生），有托兒所，幼兒園，小學，中學，上大學的年輕人國家包一切費用，畢業後回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有五保戶政策對老弱病殘孤獨老人軍烈屬等實行了五保服務到壽終，有人民調解員調解各種家庭矛盾夫妻吵架鄰裏糾分，有過食堂，有民兵營，有共青團，有少先隊，有學雷鋒小組義務為人民做好事，農忙時有城裏來的醫療隊，幫忙的工人階級支農等等。如此持續發展至今，每一個農村人民公社都早己成為一個小城市了。就是沒有地主和流浪漢。

這就是博主所說的《我們小時候的農村》！當然，各個《我們小時候的農村》的農村人民公社有所不同，例如社辦廠就根據各農村人民公社的具體優勢的行業，再根各自農村人民公社的具體需求創辦的。但都是屬於農村人民公社全體社員的公有財產，不是私人的，是不允許讓少數人先富的。堅持到現在，農村人還會去城市做牛做馬到處流浪看人臉色去當農民工，還被欠薪，而討薪不到還被抓嗎？

《我們小時候的農村》！曾經存在過。後代子孫們自己拿主意要不要？即便想要，也要靠自己。共產黨隻是指明了方向，共產黨己經被走資派消滅了。從頭越，一切靠自己。不要也行，子子孫孫當四處流浪的農民工也行。再也沒有人來《為人民服務》了。

從走資派們的“兩岸一家親“給台灣資本家發財先富買美國武器，到如今的兩岸是敵對勢力，說明了什麽？

中國如今在資本經濟操作下的資本大鱷們是不是能受習近平皇帝管控？

中國如今在資本經濟操作下的打工仔農民工士兵們是不是能聽習近平皇帝的話？

中國如今在資本經濟操作下的軍頭們是不是還能為習近平皇帝去打仗收複台灣？軍頭們個個爭先富去了，提了這麽多將軍，有哪一個能指揮打仗？有了先進武器大殺傷性武器航母當玩具玩玩而已。

轉載《聊聊“人民公社”那些事！》

作者：空山新雨
　　
關於“人民公社”，我不敢妄議，我擔心自己的一孔之見，會引起一些人的心理不適。就我個人而言，大半生為人和善，不願意得罪什麽人。所以對這件事隻能說說，聊聊，漫無目的，說到哪算哪。

小時候上學，讀史書有“巴黎公社”一說，不知道什麽原因，對這個詞語感到很親切，心裏總有一股暖流在湧動。又聽說新中國“人民公社”的發端，始於新鄉市七裏營，當時雖然沒有去過當地，但也感到親近。

據說，全國性推廣“人民公社”是源於偉人的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國的農村把鄉鎮建製都改為“公社”。

至於一件事物或者一個人，叫什麽名字，跟其實用效果沒有多大關係，最多是表達一種良好的意願和追求而已。叫“愛國”的人不一定愛國，叫“建設”的人說不定是搞破壞的。

可是，我這就想不通了，偉人去世後，有人迫不及待得改掉“公社”這個名字，回到原來的“鄉鎮”，隨之而來的是，“人民”兩個字也抹去了。我說過，名字不算什麽，隻要能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隨你怎麽叫都行。

“人民公社”離開百姓已經將近五十年了，令人奇怪的是，在百姓中間，悄悄滋生了一股濃濃的懷念，文化界曾經把它批得體無完膚，現在卻又扭扭捏捏地，時不時地提上幾句，似乎還有什麽“研究價值”。

我不是專業研究人員，隻是一個能說話，能寫一點文字的小人物，人微言輕，但我也想把自己的思緒拉回到過去的時光，說說“人民公社”那些事。

偉人去世前，我年齡還小，大人世界裏很多事情，我們是不清楚的。1977年，我上初中，教室是村裏剛剛修建的二層樓房，鋼筋混凝土結構，一溜十幾間房，每個教室是三間，大玻璃窗，西式門，教室裏的桌子是整齊的水泥板。

那時候，學習生活是一種樂趣，包括上課、唱歌和勞動。那年，在新教室學唱的第一首歌是“公社是棵常青藤”，歌詞大約是這樣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著藤，藤兒牽著瓜，藤兒越肥瓜兒越甜;藤兒越壯瓜兒越大。公社的青藤連萬家……”

學校有“實驗田”，麵積大約有二三畝的樣子，每星期我們要到這裏勞動兩次，幾十個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站成一排，大家高舉鋤頭，唱著歌兒刨地;十幾個身強力壯的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用繩子拉耙。我體質孱弱，沒有被選上拉耙，得生很長時間的氣。

冬天，學校貫徹偉人“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指示，辦起了校辦工廠，有“棕墊廠”，我們的任務是每天下午放學後，在校園特定的區域，撕棕片，再讓專人製作棕墊，一般都賣給城市的招待所。還有一個蠟燭廠，實際上就是一個小作坊。這裏需要人很少，老師總是挑選班幹部，或者一些積極分子。

很長時間，我都沒有被選上，我非常懊惱。於是，我就幹脆自己跑去了，老師見我眼巴巴的樣子，就給我一個活兒，讓我拿著一段冷凝管。我高興地握著這段橡膠管子，一點也不敢放鬆。

我是1963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好像很多，我們生產隊跟我一個年齡，並在一個班裏上課的學生有七八個。小孩子多，成年勞動力少，有時候，隊長就跑到學校，把正在上課的學生拉走。老師也不會阻止，我們也很高興，“呼啦”一下，跟著隊長就走了。我們的活兒一般也不累，比如春天種棉花，就讓我們這些半大孩子，用水盆往地裏潑水，因為種棉花不需要很大的墒情。

家家戶戶都安上了小喇叭，線路連接著公社和縣裏，隻要有什麽重要通知，公社書記，或者縣裏的幹部，就可以直接在小喇叭裏講話了。平時小喇叭播放中央電台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當時，農民家裏，收音機還沒有普及，裝上這個小玩意，大家感到很高興。

那時候，化肥和良種開始推廣，糧食產量大幅提高，農民收入明顯提高。我家就父母兩個勞力，七六年以前，每年的現金收入不超過50元，的確很緊張。但1977年，收入一下子提高到127元，糧食也吃不完。以後每年的收入都上一個台階，到生產隊解體，短短幾年時間內，幾乎靠父親一個人，家裏蓋上了五間紅磚玻璃窗大瓦房。

那時候，因為大家都在集體幹活兒，誰家裏有幾口人，都什麽情況，都是透明的。去菜園子分菜，菜農按照人口多少，把蔬菜分成若幹份，一排一排排列好，幾口人的人家，就去拿幾口人的蔬菜。

有時候，誰家裏又添了一個小孩子，菜農不知道，沒有給小家夥分菜，小哥哥小姐姐，拿著菜籃子，一路跑過去，大聲喊著：“我家又添一口人——”

主管分菜的菜農，就會一聲不響地再拿著杆秤給人家再添上一口人的菜。這樣的事情，也不用向隊長匯報，再由隊長批準，隻要吆喝一聲，什麽問題都解決了。

鄰裏關係非常和睦，誰家有事，隻要站在大街上喊上一聲，大家雲集而來，喊著號子，唱著歌兒，就把活兒給幹了。誰家娶媳婦，或者殯葬老人，更是村裏最熱鬧的事情，家裏再忙，也會高高興興去幫忙。

晚上，是農村最熱鬧的時候。大家端著飯碗，講究一點的人，還會再帶上一個小碟子，鹹菜上再滴兩滴香油，再捏上一撮兒香菜，在大街兩旁席地而坐，一邊吃飯，一邊聊天，說到高興的時候，半條街上，都是笑聲。

誰家有吵架磨牙的事情，村“革委會”辦公室就是調解矛盾的地方。一般來說，家長裏短，入情入理，雙方都會很滿意的，沒有仗勢欺負人的現象。當然，那些膀大腰圓，身上有刺的人也不敢囂張，因為他們會受到懲罰。

有人說，你說這麽多，跟“人民公社”有什麽屁關係?當然有關係，如果不是“人民公社”這種公有製體製所形成的大環境，農民生活能改善得如此迅速嗎?人與人之間能有如此和諧的社會關係嗎?不是“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有製經濟基礎，人民群眾會有如此昂揚向上的積極的精神狀態嗎?

前幾天，看到一個視頻：村裏剛剛修建的水泥路，拓寬取直，妥妥的好事，但一個小夥子，因為修路壞了他家的一小片麥子，他竟然揮起鋤頭，把剛剛修好的水泥路麵毀壞掉。

當年的小孩子，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六十歲老人，幾十年風風雨雨，隻有一個感受，吃好穿好，吃飽穿暖，其實不是一個問題，社會向前發展，這些問題多會迎刃而解的，但人心散了，這個社會就不會有精氣神了。

我懷念“人民公社”，並不是我想回到過去，而是在反思當下，什麽事我們能做，什麽事我們不能做。因為我們每做的一件事，都會關乎到我們的子孫後代，關乎到國家的未來。

[yongbing1993]

該把知識騙子牢牢鎖定在臭老九






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之所以把知識騙子牢牢鎖定在臭老九的位置上，就在於中國知識騙子特定的政治依附性，上層知識騙子是官僚學者集於一身，知識就是做官技巧；中層知識騙子是官員幕僚，專門為官員出謀劃策，狼狽為奸；下層知識騙子是富人的師爺狗腿子，比富人本身更壞。

所以中國老百姓對知識騙子特別鄙視，堅持認為“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皆是讀書人”，始終把知識騙子鎖定在妓女之下的臭老九位置上: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農七醫八娼九儒十丐。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農》《七醫》《八娼》《九儒》《十丐》

《杜十娘》更是形象地展示了妓女的道德品質遠遠高於知識分子。新中國成立後，把知識分子全部包養下來，知識騙子卻拒絕與勞動相結合，敵視勞動和勞動人民，再次被老百姓鎖定在了老九的位置上: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騙子。走資派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知識騙子通過文憑和學曆，控製了中國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通過官員皇權化改革，建立了隨意掠奪老百姓財富和任意淫弄老百姓妻女的體製，最終淪落到了下九流的地步，成為人類曆史上最邪惡最肮髒最齷齪最下流的一個生物群體。這就是中國知識騙子的曆史演變。

“知識分子”，知識騙子，知識婊子，知識痞子，知識鬼子，知識漢奸狗腿子。知識騙子：用“知識”招搖撞騙。知識婊子：用“知識”賣身賺錢。知識痞子：用“知識”撒潑耍賴。知識鬼子：用“知識”殺光、搶光、毀光。知識漢奸狗腿子：用“知識”賣國求榮。自命“精英”是總禍根子。

何謂“普世公知”?知識混混，知識潑皮，知識無賴，知識惡霸，知識土匪，知識賣國賊——名為“知識分子“，實為知識騙子，富人麵前是知識婊子，老百姓麵前是知識痞子加知識鬼子，帝國主義麵前是知識漢奸狗腿子。

知識騙子：用“知識”招搖撞騙。騙子的特征是什麽?看看專在街頭行騙的混混就行。核心本色：專拿空話忽悠人——自己啥也沒有，啥也不會，啥也不幹，一天到晚全靠賣嘴皮子騙吃騙喝騙財騙色。

知識騙子的特征是什麽? 跟街頭的混混一個樣，隻不過所賣的嘴皮子加了個“文明”包裝，美其名曰“知識”——專用“知識”招搖撞騙。

知識騙子其實跟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裏的那倆騙子一個德性。琢磨透了那倆騙子的行為特征，就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把握住現實社會中知識騙子的要害伎倆。

知識騙子專拿空話忽悠人：自己啥也沒有，啥也不會，啥也不幹，一天到晚全靠賣嘴皮子騙吃騙喝騙財騙色——給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華而不實、徒有其表的玩藝;撈回來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幹貨”;留給受害者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傷害：

知識騙子是“皇帝的新衣”裏的騙子：給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華而不實、徒有其表的玩藝——“最美麗與奇特的布料”、“多麽美的花紋!多麽美的色彩!”、“在空空的織機上忙碌地工作”……撈回來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幹貨”——絲綢、金錢、珠寶……

知識騙子：給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華而不實、徒有其表的玩藝——“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先進文明”、“精英”、“學位”、“學者的良知”、“學術研究成果”、“改革”、“為富人講話、為窮人做事”……撈回來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幹貨”——“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專家學者說了算”、“話語霸權”、“學者型官員”、“高薪養廉”、“先富起來”……

知識騙子留給受害者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傷害：古代的知識騙子忽悠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如今的知識騙子忽悠說，“亡國事小，民主事大”;南方都市報忽悠說，“和自由相比，強奸算得了什麽呢?”——對受害者來說，知識騙子所謂的“節”是空空洞洞的東西，而“餓死”失去的則是是實實在在的生命;知識騙子所謂的“民主”是空空洞洞的東西，而“亡國”帶來的則是實實在在的家破人亡;南方都市報所謂的“自由”是空空洞洞的東西，而“強奸”所帶來的則是實實在在的傷害。

知識騙子“專拿空話忽悠人”、“啥也沒有，啥也不會，啥也不幹”、“給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華而不實、徒有其表的玩藝;撈回來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幹貨’”、“用空空洞洞的忽悠給受害者造成實實在在的傷害”——這是一切騙子共有的行為特征。掌握住這條就把握住了一切騙子行騙的大方向大規律。

不管是誰，不管用什麽方式，不管用什麽理由，隻要朝著“虛的換實的、沒的換有的、假的換真的、賤的換貴的、賒的換現的、虛無飄渺的換實實在在的、天花亂墜的換貨真價實的、模棱兩可的換確切無疑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換看得見摸得著的、他說了算的換人所共知的”方向演變，那就該長個心眼：這可是騙子行騙最典型的特色。如果導致的最終的結果是別人吃虧他占便宜，那不用說，百分之百的騙子。

用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誇張取代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皇帝的新衣”裏的騙子所謂“最美麗與奇特的布料”、“多麽美的花紋!多麽美的色彩!”等等全是“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誇張”;而“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則是根本不存在什麽“皇帝的新衣”。“用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誇張東西取代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的結果就是憑兩個騙子的一番信口開河，楞是憑空捏造出了“皇帝的新衣”。

知識騙子所謂“失節”、“民主”、“自由”之類同樣全是“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誇張”——什麽叫“失節”?全憑知識騙子滿嘴裏跑舌頭——對別人是“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從一而忠”，對自己則是“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順天意”、“應天命”。什麽叫“民主”?;全憑知識騙子滿嘴裏跑舌頭：自己說了算才叫“民主”，老百姓說了算就叫“民粹”，毛澤東的民主集中製就叫“獨裁”。“民主”不“民主”全看知識騙子的舌頭怎麽翻。什麽叫“自由”?還是全憑知識騙子滿嘴裏跑舌頭：他欺負老百姓就叫“自由”，老百姓反抗壓迫就叫“極左”、“暴亂”。“自由”不“自由”還是全憑知識騙子隨心所欲的主觀誇張。“用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誇張東西取代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的結果就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亡國事小、民主事大”、“和自由相比，強奸算得了什麽呢?”——讓騙子用“自家說了算的主觀誇張”給受害者造成實實在在的禍害。

騙子行騙的要害不在名義而在實際。魔鬼都在細節中，騙局都在過程中，名義上總是冠冕堂皇的。騙子行騙的一大訣竅就是誘導受害者接受騙子製定的遊戲規則，按騙子定義的標準判斷是非。而隻要按騙子製定的遊戲規則辦事一定是他贏，按騙子定義的是非標準判斷問題一定是他占便宜。

不管是誰，不管用什麽方式，不管用什麽理由，隻要企圖用他說了算的主觀誇張來取代你建立在切切實實客觀存在基礎上的是非標準，那就要小心點：這可是騙子行騙的標準手法。

不幹實事　　騙子的本質是不勞而獲。不勞而獲者豈能實實在在創造財富?豈能幹實事?因此“幹不幹實事”是判斷是不是騙子的一大法寶。

“皇帝的新衣”裏的騙子：“假裝在空空的織機上忙碌地工作”。知識騙子：連“假裝在空空的織機上忙碌地工作”這類裝模作樣都不肯幹，不做一事，不設一謀，卻整天挑剔實實在在幹實事的人這不對那不對：中國老百姓“愚昧無知”，社會主義錯、公有製錯、“兩彈一星”錯，整個中國革命特別是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更是一無是處：抗美援朝錯、援越抗美錯、解放戰爭錯：“千萬軍民的死亡，換來公有製的社會主義，原來卻沒有道理，被改革開放否定了”、抗日戰爭錯：“不打又如何?讓日本人管理中國，滿族人入主中原，中華文明依舊，滿族沒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這個下場”、土地革命錯：“打土豪分田地，有什麽道理?符合什麽原理?什麽法理?”、辛亥革命錯：“不革又如何?君主立憲，未嚐不可”——整個中國近代史全部都是錯、錯、錯、仍然錯、繼續錯、尤其錯!(陳有西學術網：“熱帶水果”對“茅於軾：戰爭與和平——人民需要覺醒”的評論)。

有點生活常識就可以知道，沒什麽正經職業、好吃懶做、遊手好閑、一天到晚什麽正事也不幹、專門張家長李家短撥弄是非專門說別人的壞話的長嘴婆娘、街頭混混之類不是職業騙子也決不是什麽正經貨，說出的話決不可信。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一切都是自己實幹出來的：從一開始的幾十個人發展到上千萬黨員奪取天下、把中國從任人宰割變成核大國，全靠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實幹。

“普世公知”們半分實事都不幹，卻整天指手劃腳說三道四、沒完沒了地指責實實在在幹事的毛澤東共產黨這錯那錯，這跟那些一天到晚什麽正經事不幹、專門張家長李家短撥弄是非說別人的壞話的長嘴婆娘、街頭混混有多大區別?你說毛澤東指揮打仗不行，你打過哪怕一仗沒有?你說毛澤東搞建設不行，你搞過哪怕一個建設項目、有過一磚一瓦的貢獻沒有?你說毛澤東做事這錯那錯，你做過哪怕一件實事沒有?根本不敢下水的人指責遊泳冠軍不會遊泳，根本不敢上戰場的人諷刺常勝將軍不會打仗——諷刺不諷刺?從不勞動的人決不會懂得珍惜別人的勞動成果，從不幹實事的人決不會懂得尊重別人的苦幹實幹。大筆一揮，大嘴一張，不由分說一下子就把多少億人流血流汗拚命努力創造的曆史一筆勾銷。

如此“普世公知”比長嘴婆娘、街頭混混都不如——長嘴婆娘、街頭混混胡說八道還有可能是為了圖一時的嘴快而不一定是存心坑人，而“普世公知”則完全是為了謀私利蓄意害人。他們的行徑一象奴隸監工二象匪——隻有奴隸監工才自己什麽實事都不幹、整天光盯著實實在在幹活的人拚命挑毛病、狠命抽鞭子。“普世公知”可不就是整天用筆當鞭子專門抽人的“奴隸監工”?至於說匪——從不建設、從不創造財富、專門用硬刀子到處搶劫破壞的是土匪;從不建設、從不創造財富、專門用軟刀子到處搶劫破壞的是文匪。“普世公知”就是一群文匪。說他們是知識騙子實在太客氣。

知識騙子如象好吃懶做、遊手好閑、一天到晚什麽正經事不幹、專門撥弄是非說別人的壞話的長嘴婆娘、街頭混混那樣從不幹實事卻整天指責實實在在幹實事者的人必是騙子。

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之所以把知識分子牢牢鎖定在臭老九的位置上，就在於中國知識分子特定的政治依附性，上層知識分子是官僚學者集於一身，知識就是做官技巧；中層知識分子是官員幕僚，專門為官員出謀劃策，狼狽為奸；下層知識分子是富人的師爺狗腿子，比富人本身更壞。

所以中國老百姓對知識分子特別鄙視，堅持認為“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皆是讀書人”，始終把知識分子鎖定在妓女之下的臭老九位置上: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農七醫八娼九儒十丐。《杜十娘》更是形象地展示了妓女的道德品質遠遠高於知識分子。

新中國成立後，把知識分子全部包養下來，知識分子卻拒絕與勞動相結合，敵視勞動和勞動人民，再次被老百姓鎖定在了老九的位置上: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通過文憑和學曆，控製了中國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通過官員皇權化改革，建立了隨意掠奪老百姓財富和任意淫弄老百姓妻女的體製，最終淪落到了下九流的地步，成為人類曆史上最邪惡最肮髒最齷齪最下流的一個生物群體。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演變。

[yongbing1993]

為啥讓加拿大華人參政困難重重







為啥讓加拿大華人參政困難重重？有文章稱：《先天性的“缺陷”》。

文章題目就是：《先天性的“缺陷”，讓加拿大華人參政困難重重》。

《先天性的“缺陷”》在哪裏？文章中指出：《先天性的“缺陷”》是在於《是個炎黃子孫的後裔，具有先天性的“缺陷”。》

作者又進一步說明：“在麵對中加關係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他有點像帶著與生俱來的“原罪”身分去從政。既不能違背加國的利益，也不能忽略中國應得的平公待遇。如何取得平衡，確是一個重大的考驗。今天的中國，對很多華人參政者來說，好像是一個大包袱。中國愈強大，這個包袱就變得愈沉重。

投身政治的華人，猶如綠林好漢，在入夥之前必須繳納“投名狀”。他們必須爭取信任，表達忠誠，是入圍的先決條件之一。他們必須忘記自己是個“龍的傳人”，並且甘心做個“黃皮白心”的效忠者，一言一行，都以加拿大的利益為優先考量。這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而且越過了也不一定能夠安全著陸。

保安情報局的首要任務就是創造一個“假想敵”，並將矛頭對準中國及一些與中國接觸頻密的華人，懷疑他們對加拿大的安全存在威脅，必須防範，及時製止。有了固定的目標之後，才可投入資源，結集一切力量，向“假想敵”發難。陳國治隻是他們捕捉的“獵物”之一，還有不少後來者。陳國治一案，如何發展下去，仍是一個未知數。但它所產生“殺一儆百”的效應，正是保安部門想要達到的目標。“

作者最後的結論是：“中國的強大，本來是旅居海外華人的喜訊，哪裏想到會成為他們參政的絆腳石。這些障礙會冷卻華人從政的熱忱，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對華裔社會很不利。如何才能扭轉這個不利的形勢，有待加中關係的改善。除此之外，別無良方。“

這裏提到了一個核心問題：《懷疑他們對加拿大的安全存在威脅》。

這裏的《他們》是指：參政的加拿大華人。具體地說是指：“既不能違背加國的利益，也不能忽略中國應得的平公待遇。“的參政的加拿大華人。而對於那些專職死心踏地反華反中的參政的加拿大華人是不受影響的。就如文章中所說：“投身政治的華人，猶如綠林好漢，在入夥之前必須繳納“投名狀”。他們必須爭取信任，表達忠誠，是入圍的先決條件之一。他們必須忘記自己是個“龍的傳人”，並且甘心做個“黃皮白心”的效忠者，一言一行，都以加拿大的利益為優先考量。這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而且越過了也不一定能夠安全著陸。“

那麽能否請指出：他們對加拿大的安全存在的威脅是什麽？還是隻是《懷疑》？又說，他們是中國的代理人，那麽能否請進一步說說，他們作為中國的代理人，對加拿大的安全存在的威脅是什麽？

常聽到的是：他們沒有參與投票舉手同意《中國在新疆滅絕人類罪》的議案。他們沒有公開發聲支持香港的暴亂。他們沒有發聲反中反華和反中反華的華人站在同一戰線上。

說到底，還是華人鬥華人。華人之間的內鬥。

洋人本來就對黃小人看不順眼，如百多年前的排華。如今華人多了，在華人中各路人雜都有，在一些專業的《反中華人》的鼓嗓下，洋人們的對黃小人看不順眼的情緒又上來了，所以就有了今日之結果。

我認為這稱不上是：《先天性的“缺陷”》。而是後天性的華人來加拿大多了，將華人之間的內鬥帶來了國外，一小部分人利用洋人作後盾來反對被《反中華人》看不順眼的一些在加拿大參政的華人而己。

轉發《先天性的“缺陷”，讓加拿大華人參政困難重重》
發布：2025年04月17日
來源：來稿《https://www.51.ca/》
作者：黃啟樟

假設陳國治不是華人，而是斯裏蘭卡人的後裔，或者是來自其他小國的移民，或者是這些移民的後裔，與中國扯不上任何關係。他可自由享受，每隔三兩天就和斯裏蘭卡駐加拿大的外交人員飲咖啡，聊天，或者每年定時返回可倫坡度假，探親。我可以肯定地說，他絕對不會引起加拿大保安情報單位的關注。理由很簡單，斯裏蘭卡是個弱國，自顧不暇，那有野心向外擴張，或介入外國的選舉。這個國家對加拿大完全沒有任何威脅，我們的政府大可安枕無憂，陳國治也不會受到任何滋擾，能夠安心工作及享受生活。

可惜陳國治是個炎黃子孫的後裔，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在麵對中加關係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他有點像帶著與生俱來的“原罪”身分去從政。既不能違背加國的利益，也不能忽略中國應得的平公待遇。如何取得平衡，確是一個重大的考驗。今天的中國，對很多華人參政者來說，好像是一個大包袱。中國愈強大，這個包袱就變得愈沉重。

投身政治的華人，猶如綠林好漢，在入夥之前必須繳納“投名狀”。他們必須爭取信任，表達忠誠，是入圍的先決條件之一。他們必須忘記自己是個“龍的傳人”，並且甘心做個“黃皮白心”的效忠者，一言一行，都以加拿大的利益為優先考量。這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而且越過了也不一定能夠安全著陸。

保安情報局的首要任務就是創造一個“假想敵”，並將矛頭對準中國及一些與中國接觸頻密的華人，懷疑他們對加拿大的安全存在威脅，必須防範，及時製止。有了固定的目標之後，才可投入資源，結集一切力量，向“假想敵”發難。陳國治隻是他們捕捉的“獵物”之一，還有不少後來者。陳國治一案，如何發展下去，仍是一個未知數。但它所產生“殺一儆百”的效應，正是保安部門想要達到的目標。

據聞，政治捐款的來源也引起關注。捐款人及受益者都要小心翼翼，如果處理不當，會引發保安人員的注意，成為調查的對象。外國介入選舉活動，是啟動監視行動的前提，而且理直氣壯。

其他少數族裔有意參政的人，似乎就沒有遇到上述的困擾，也從未曾聽過非華裔議員或官員，與他們原籍政府有任何不尋常關係，威脅到加拿大的安全。一般來說，無風起浪，絕大多數是由國安部導致的。陳國治到了今天仍然是清白的，但風未停，浪未平，好戲連場，陸續上演。

中國的強大，本來是旅居海外華人的喜訊，哪裏想到會成為他們參政的絆腳石。這些障礙會冷卻華人從政的熱忱，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對華裔社會很不利。如何才能扭轉這個不利的形勢，有待加中關係的改善。除此之外，別無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