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孫中山四十三天蔣介石二十二年
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共四十三天。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己亡。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凱已改國號為《北洋政府》。
代表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國旗為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國歌為取自尚書大傳虞舜篇的《卿雲歌》，其中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
《北洋時代》《五色旗》從1912年到1928年。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從1928年到1949年亡國。在中國大陸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共二十二年。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至今。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定南京為首都。
真正的《中華民國》的曆史是：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
《中華民國》的國慶日：《雙十節》是以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發動成功武昌起義，並在隨後的兩個多月帶動中國各地的革命響應。
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個行省中業已獨立的17個省，派出代表，推選剛剛返國的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臨時憲法，南京為臨時首都。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下，宣統帝溥儀的兼祧母後（即溥儀的伯母）隆裕太後發布退位詔書，“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為一大中華民國”。
至此，《中華民國》正式取代與繼承《大清帝國》。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被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首都遷至北京。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己亡。
此後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已改國號為《北洋政府》。
代表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國旗為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國歌為取自尚書大傳虞舜篇的《卿雲歌》，其中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
《北洋時代》《五色旗》從1912年到1928年。
南京臨時政府正式遷京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權建立起來。袁世凱對內鎮壓孫中山的國民黨，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孫中山號召武力討袁，史稱孫中山的“二次革命”發生了。由於孫中山的國民黨力量渙散，北洋軍力量強大，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很快失敗。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開始了複辟帝製的活動。孫中山再次組織武力討袁，孫中山的護國運動爆發，袁世凱被迫取消帝製，在絕望中死去。
袁世凱死後，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麵。徐州軍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爭”為名，進北京擁戴溥儀複辟，史稱"張勳複辟"。但複辟醜劇隻持續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執政後，拒絕恢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召集國會。為維護共和製度，孫中山倡導了護法運動，但不久也失敗了。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強烈要求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對封建軍閥的統治，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了。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民主”和“科學”是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口號。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李大釗宣傳十月革命，在中國第一次舉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從而使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的發展。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開來，成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進分子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初步結合起來。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各地相繼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誕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製定了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孫中山的國民黨和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聯合進行北伐與統一中國。
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隻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為此，中國共產黨決定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和革命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黃埔建立了陸軍軍官學校即黃浦軍校，為建立國民革命軍奠定了基礎。
孫中山的國民黨一大後，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廣東革命政府還創辦了培養農民運動骨幹的講習所。兩次東征陳炯明後，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統一。第一次東征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並將所屬軍隊編為國民革命軍。
為了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統一中國，國民政府於1926開始了北伐。北伐軍勝利進軍，不到半年打到長江流域。北伐戰爭得到了工農運動的大力支援。北伐戰爭的勝利又推動了工農運動的高漲。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間，上海工人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了勝利。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加緊爭奪革命領導權。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
這期間，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國民革命失敗。
蔣介石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屠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國民黨在南京又重新建立的國民政府叫《中華民國》。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從1928年到1949年亡國。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共二十二年。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至今。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定南京為首都。
1928年，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舉行“北伐”，占領北京，奉係軍閥張作霖退到關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年底，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占領北京後，將北京改為北平，置北平特別市。國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國旗（其後東北易幟），並訂於國府的《訓政時期約法》中。“約法”相當於憲法。卿雲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訓典禮所撰訓辭“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為國歌。
根據1924年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軍政”時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結束，“訓政”時期開始。
由於國共內戰繼續，以及日本侵華，直到1946年方訂定中華民國憲法並於1947年頒行，訓政時期始告結束。
1936年5月擬定“五五憲草”預備正式立憲。後因中日戰爭爆發，立憲遂向後拖延。
當時國民政府主席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長為汪精衛（1932年－1935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蔣介石（1932年－1946年） 。
汪精衛因屢遭國民黨內壓力，後出亡河內，與日本接觸，應允反共，停止抗日，於1940年在南京另組一個《汪偽國民政府》。該《汪偽國民政府》僅獲教廷、意大利、納粹德國、偽滿洲國的承認。汪精衛於1944年病死東京。
抗日戰爭時期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從東北地區開始了局部侵華。
1937年7月7日，日軍中國駐屯軍一部製造“盧溝橋事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全國抗日戰爭爆發。8月13日，日軍在上海製造“虹橋機場事變”，蓄意擴大侵華戰爭規模，國民政府被迫對日作戰，“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9月下旬，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全民族的抗戰開始。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在正麵戰場組織多次大規模戰役，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實行的是一條片麵抗戰的路線，喪失了大片國土。
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全麵抗戰的路線，執行持久抗戰的方針，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後戰場，廣泛開展遊擊戰爭，與正麵戰場互相配合，抗擊日軍侵略，為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44年，解放區軍民開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七大召開。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9日，毛澤東發出“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號召，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
1945年8月初，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先後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於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帝國於9月2日向盟國簽訂投降書，接受《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規定、歸還占領之外國領土。遂即“偽滿洲國”瓦解，汪精衛政府覆亡，台澎諸島後由中華民國進行接收。
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有利於人民的決議，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國民黨雖然也宣布批準政協決議，但提出許多保留條件。接著，在3月間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則公然不承認政協會議的約束力，繼續鼓吹一黨專政。同時對全國人民要求遵守政協決議和反對內戰的活動橫加破壞鎮壓，製造了“較場口事件”、“李聞血案”及“下關慘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國共談判也轉到南京舉行。蔣介石借口共產黨拒絕從蘇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調集二十萬軍隊，於6月大舉圍攻以宣化店為中心的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麵內戰。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令。 百萬雄師強渡長江， 摧毀了國民黨軍的防線，於23日解放南京。
《中華民國》在大陸最後一屆反動政府垮台，宣告國民黨在大陸二十二年統治的結束。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亡國。
接著，解放軍攻占上海、 杭州、 南昌、武漢等城市，共殲滅國民黨軍四十三萬餘人，取得了渡江戰役的勝利。殘餘的國民黨軍隊紛紛退向兩廣、西南、西北及台灣等地。
蔣介石從幕後走到前台，在廣州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直接掌握軍政大權，後又退到四川，企圖負隅頑抗。為了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人民解放軍分路展開追殲戰，席卷兩廣、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區。在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形勢下，綏遠、新疆、湖南、雲南等省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蔣介石帶領餘部逃往台灣島。
根據《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的台灣地區政權，應稱之為“台灣當局”或“台灣有關方麵”、“台灣方麵”，不使用《中華民國》，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
1．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的台灣地區政權，應稱之為“台灣當局”或“台灣有關方麵”“台灣方麵”，不使用“中華民國”，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2．不使用“台灣政府”一詞。不直接使用台灣當局以所謂“國家”“中央”“全國”名義設立的官方機構名稱，即台所謂“一府”（“總統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其下屬機構，如“內政部”“行政院新聞局”等，可用台灣“有關當局”、台灣當局“主管部門”“主管機關”代替。如對“台灣行政院”可稱其為“台灣行政主管部門”或“台灣行政當局”，對“台灣各部”可稱其為“台灣某某主管部門”，如“行政院新聞局”可稱其為“台灣新聞主管部門”。特殊情況報道中不得不直接稱呼上述機構時，必須加引號，我廣播電視媒體口播時則需加“所謂”一詞。
3．不直接使用台灣當局以所謂“國家”“中央”“全國”名義設立的官方機構中官員的職務名稱，可稱其為“台灣知名人士”“台灣政界人士”或“××先生（女士）”。台灣市級及市級以下（包括台北市、高雄市）的機構名稱及人員職務，如市長、縣長、議長、議員、鄉長、鎮長，縣民政局、市教育局等，在相關新聞報道中，原則上可以直接稱呼。
........
稍為有一點良心的中國人都可以讀得出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給莫言的頒獎詞，是一篇典型的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的“傑作”。
頒獎詞露出反共反華的凶相，把“日本侵略”和“共產黨的恐怖”混淆在一起，“從來沒有見過毛澤東時代標準化的城鄉、市民”，毛主席和共產黨員領導下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個崛起的新中國，在莫言和頒獎詞筆下，英雄烈士的結果是死在糞坑裏，中國人民過著“豬圈般的生活”，中國人“自我和貪婪”、“冷酷無情”，“20世紀中國”，是一個“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裏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
他們為了汙蔑和詆毀新中國前三十年，突出1958年代“大躍進和1960年代的大饑荒”以及反“右派分子”的鬥爭。
特別惡毒的汙蔑“就是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的吃人肉的風俗。”中國人“吃人肉象征著毫無節製的消費、鋪張、垃圾、肉欲和無法描述的欲望。”中國“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男童成為很難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無人問津反而得以生存。”
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反思，你讀到這些反毛、反華、反社會主義的論調，你接受得了嗎?
中國人要告訴諾獎評委們：“共產黨的恐怖”在中國是不存在的，是你們橫加在中國共產黨頭上的莫須有罪名。
毛澤東時代，中華民族獲得解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過著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幸福生活。毛澤東時代，創建了一個古今中外沒有過的清廉政府，創建了一個團結和睦，朝氣蓬勃的新社會，創建了一個沒有剝削壓迫、沒有貧富兩極分化的經濟製度，等等。
有人覺得“恐怖”是自然的。覺得“恐怖”的是少數人，是帝國主義覺得恐怖，它們夾著尾巴逃跑了。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覺得恐怖，它們跑到一群小島上去了。是那些地、富、反、壞、右以及反鄉團們覺得恐怖，無產階級專政限製了它們的自由，隻許它們老老實實，不許它們亂說亂動。毛澤東時代這種多數人對少數人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必要的，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大多數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莫言用小說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出賣祖國有功，受到西方反華勢力的青睞，2004年獲法國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2005年獲第30屆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06年獲日本第17屆福岡亞洲文化獎。
2012年莫言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獎時，頒獎詞通篇噴糞，充斥著對中國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對中華民族的汙蔑、詆毀，麵對如此侮辱，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國人，都會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莫言沒有，他帶著三生有幸的喜悅，深深鞠躬接過了他的獎狀和獎金。
有人說：諾委會的頒獎詞，就如同一份“DNA鑒定書”，DNA鑒定的是血緣關係，頒獎詞鑒定的是政治立場。
莫言自己坦言：“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把自己當罪人寫”。莫言的這句話才是“魔幻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
是莫言把曆史顛倒了一個過兒，他的作品都是把“侵華日軍”，“國民黨及偽軍”，“返鄉團”，“漢奸”，他們所幹的一切壞事，一股腦兒地安排在共產黨員、八路軍、新四軍、遊擊隊和土改工作隊及英雄烈士的身上;反之，把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幹出的好事，都變成了壞人的光環。喜歡讀莫言小說的莫粉們，要牢記莫言的自我寫照：他的筆法是顛倒著寫的。
“把自己當罪人寫”，我們怎麽理解?筆者認為，莫言“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這樣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用“魔幻主義”手法，抹黑毛主席、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人民軍隊、抹黑英雄烈士，美化人民的敵人，給西方反華勢力迭刀子，這就是罪人!
對莫言這樣的“罪人”，為什麽不能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烈保護法》去起訴他??
附一：反毛頒獎詞
莫言是個詩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傳海報，讓個人在芸芸眾生中凸顯而出。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曆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後的貧瘠發起攻擊。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麵，在不經意間找到了有強烈象征意義的形象。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這些故事和曆史進入一個這樣的國度，那裏驢子和豬的叫囂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呈現了超自然的比例。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個人類。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饑餓的所有含意。
20世紀中國的殘酷無情從來沒有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以及堅強、不屈不撓的母親們那樣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裏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這一苦痛的證據就是中國曆史上經常出現的吃人肉的風俗。在莫言的筆下，吃人肉象征著毫無節製的消費、鋪張、垃圾、肉欲和無法描述的欲望。隻有他能夠跨越種種禁忌界限試圖加以闡釋。
莫言的小說《酒國》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男童成為很難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無人問津反而得以生存。這一譏諷的對象正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因為這一政策女嬰被流產，規模之眾多達天文數字：女孩子不夠好，都沒人願意吃她們。莫言就此話題還寫了一部完整的小說《蛙》。
莫言的故事都偽裝成神話和寓言，將所有的價值觀置於故事的主題中。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寫的人物都充滿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規的步驟和方法來實現他們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運和政治所規劃的牢籠。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曆史，而是他用誇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變體重現五十年的宣傳，令人信服、深入細致。
在他最傑出的小說《豐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據主導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躍進和1960年代的大饑荒。他嘲笑試圖用兔子精液讓母羊受孕的偽科學革命派，他們把所有對此表示懷疑的人斥為右派分子。這部小說的結局是90年代的新資本主義，所有的騙子因為兜售美容產品而致富，仍在試圖通過異體受精孵化出鳳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在我們的眼前崛起、生機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氣體也讓人心曠神怡，雖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無情卻充滿了快樂的無私。他的筆下從來沒有一刻枯燥乏味。這個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並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種手工藝、鐵匠活、建築、開溝、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詭計。他的筆尖附著了所有的人類生活。
他是繼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後，也是繼我們這個時代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後比很多人都更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寫中國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掛毯的故事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但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致我們覺得已經在那裏呆了太久。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是人類的自我中心和貪婪卻永存。所以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莫言的家鄉是一個無數美德與最卑鄙冷酷交戰的地方。那些敢於去的人，等待你們的將是一次踉蹌的文學冒險。中國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詩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學發出的巨吼淹沒了很多同代人的聲音。
瑞典文學院祝賀你。請你從國王手中接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喊這個口號“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轉戰陝北途中的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在解放戰爭開始之後提出來的。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之後的十年內戰期間沒有喊這個口號。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也沒有喊這個口號。抗日戰爭勝利後還是沒有喊這個口號。還在重慶談判後簽了一個“雙十協定”。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對中原解放區發動瘋狂進攻，全麵內戰爆發。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糾集大軍進攻延安城的槍炮聲，打破了王家坪的寧靜。
1947年，中國命運的十字路口，轉戰陝北途中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出戰鬥號召。“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從黃土溝壑中飛出的口號，道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激勵著軍民鬥誌。一時間，“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軍歌嘹亮，衝鋒，衝鋒！這響亮的口號伴隨人民解放軍挺進大別山、打過長江天險，覆滅蔣家王朝。
紅旗漫卷，前進，前進！這有力口號宣告中國共產黨從劣勢轉為優勢，帶領廣大人民迎來新中國的誕生。
兩座大山山腳下，坐落著延安王家坪。這裏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駐地。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對中原解放區發動瘋狂進攻，全麵內戰爆發。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糾集大軍進攻延安城的槍炮聲，打破了王家坪的寧靜。
國民黨軍集中了34個旅（師），共23萬餘人，由胡宗南等率領，妄圖一舉占領延安；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陝甘寧邊區的部隊僅有不足3萬人。一時間，“希望之城”延安聖地告急！（不是加沙告急。）
“麵對國民黨軍的來勢洶洶，延安有人表示要誓死保衛延安。
但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之後，作出一個大膽的決定——主動撤離延安。好多人不理解，毛澤東就給大家做解釋工作。毛澤東說：“留人失地，人地皆存；而留地失人，人地皆亡。我們要用一個延安來換取全中國，不要在乎這一城一池的得失。”
也有人出於對領導安全考慮，堅持要“中共中央離開陝北，東渡黃河到較安全的地方”。
而毛澤東再次站在全局的視角，明確指出自己不能走，並要求黨中央也最好不要走，從而達到拖住胡宗南為其他地方爭取有利條件的目的。最終，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由毛澤東領導一部分中共中央機關人員繼續留在陝北指揮作戰。由劉少奇帶一部分轉移。
1947年3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就從王家坪出發，踏上轉戰陝北的征程。
1947年4月，轉戰中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在這裏停留了58天。窯洞內的牆上，掛著毛澤東的題字——“光明在前”。
這是在王家灣停駐時，應任弼時女兒任遠誌的要求，毛澤東所題寫的。轉戰之路險象環生，困難時刻，這題字卻如此堅定，給人無限鼓舞。
從延安撤離，毛澤東便化名李德勝，取“離得勝”之諧音，也就是“離開以後取得勝利”的意思。周恩來化名“胡必成”，“胡”來自他那長長的黑胡子，戰爭歲月他實在無暇天天剃須，幹脆讓它長個夠，而“必成”則是“必定成功”之意。
“從安塞到靖邊，麵對敵人四個半旅的追擊，在小河幾乎和敵人迎麵相遇。在天賜灣，毛澤東按兵不動，唱了一出‘空城計’，讓敵人順溝過去。在佳縣，敵人10萬兵馬南北撲來，大雨連綿，河水猛漲，麵對漸漸逼近的敵兵，毛澤東毅然決定沿著葭蘆河向黃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脫離險境……盡管輾轉勞頓、危險重重，但絲毫都不影響毛主席對前途的信念、對勝利的信心。”
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揮下，八路軍運用“蘑菇戰術”與敵巧妙周旋、牽製，並殲滅其有生力量，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轉戰中盡管有艱難、有危險，戰士們有時會感到非常緊張，但他們從不曾感到消沉，從不曾產生過失望。
“在那段日子裏，部隊依然不斷傳出玩笑和嬉鬧聲。因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運籌帷幄，部隊就會無往不勝。”戰士們說。
對革命必勝的信念、對戰爭必勝的信心，時刻都在激蕩著全體軍民。正是有了這個信念，毛澤東等領導人雖處一隅，卻始終放眼全國；雖居險難，卻永遠心向光明。
而轉戰陝北的結局也正印證了毛澤東的預言。僅僅一年多，敵人在損失兵力10萬餘人之後，不得不狼狽逃出陝北，落了個“人地皆失”的局麵。
當地群眾不管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有主動為解放軍帶路的老大爺，有趕著牲口給解放軍送糧的村民小隊，有運送一捆捆軍鞋的女青年們……在黃河渡口，為了讓解放軍順利渡河，老大爺甚至趕著牛車，送來了自己的棺材板當船用。
那時候解放軍打仗糧食短缺，一天到晚人肚子都是餓的，有時候連野菜也吃不上。但村民們隻要有點糧食，每家每戶就會蒸饅頭、烙成餅或者做成窩窩頭，給路過的自己的解放軍部隊送去。
“自己的黨、自己的部隊”，每當解放軍路過時，在當地老百姓的心中就是這樣的認知，村民們傾其所有支持共產黨和解放軍。
1947年10月，毛澤東帶領中共中央轉戰到佳縣，與胡宗南部將展開一場惡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佳縣一帶已被胡宗南部搶掠一空，解放軍方糧草十分吃緊。毛澤東計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隊就需要12萬斤糧食。
時任佳縣縣委書記張俊賢說：“把全縣堅壁的糧食挖出來，夠部隊吃一天；把全縣地裏的青玉米和穀子收割了，還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縣的羊和驢都殺了！”
戰役打響了，佳縣老百姓的支前隊伍扛著拉著從各家各戶湊來的糧食、驢和羊，解放軍打到哪裏他們就一步不離地跟到哪裏。戰鬥勝利後，應張俊賢的請求，毛澤東在一塊白布上揮筆寫下“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麵”這13個大字。
中共中央轉戰陝北的曆程，就是一幅壯麗的人民戰爭畫卷：前方人民解放軍衝鋒陷陣、奮勇殺敵，後方遊擊隊緊密配合、神出鬼沒、搗毀敵營，戰,鬥在各地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踴躍參加，用最高漲的革命熱情支前、助戰。
據清澗縣統計，轉戰陝北之初，全縣支前超過28萬人次，出動牲口23萬次，運送軍糧10萬多石，做軍鞋2萬多雙，有2100名青年自覺主動參加了解放軍。據綏德縣統計，從1947年6月開始，全縣應征公糧5.98萬斤，超征6700斤；應征公草1100萬斤，超征200萬斤。
為什麽陝北群眾會如此擁護共產黨？在楊曉紅看來，這是因為共產黨心中同樣裝著群眾。
中國共產黨的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的10多年的時間裏，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始終為老百姓謀福利。老百姓得了實惠、得了好處，自然覺得共產黨好，自然心甘情願聽黨的話、跟黨走。”當地群眾說，“真正贏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恪守了自己的群眾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群眾，才可能一切依靠群眾。”
轉戰陝北的過程中，每當遇到危險和困難，黨的領導人總是惦記著群眾。1947年6月7日中央撤離王家灣時，轉移方向確定了，毛澤東對警衛人員說：“馬上通知村幹部，讓鄉親們跟上部隊撤離。”
有人擔心這樣會暴露中央機關的行蹤，建議不要把部隊的行動告訴老百姓。毛澤東嚴肅地批評了這種意見，他指出：“現在軍民已凝成一體，我們應該對群眾負責到底。一定要把我們的行動方向告訴村幹部，讓鄉親們跟上部隊轉移。”
共產黨對人民群眾的關心愛護贏得了陝北人民的真心擁護。在安塞王家灣村，村民們說：黨中央從王家灣撤離之後，國民黨進駐王家灣，老百姓堅壁清野之後，全部避到山上。毛澤東的房東薛老漢被抓住以後，被國民黨剁掉手指，也沒有說出毛澤東他們的去向。
在王家灣村民高慶凱的記憶中，完全沒有父親的身影。“父親犧牲時，我才一歲。根本不記得他長什麽樣子。”高慶凱說。轉戰中，他的父親誌願為部隊抬擔架，剛去了20多天，就犧牲在羊馬河戰役中。
在子長縣餘家坪鄉羊馬河戰役烈士紀念碑上，記者找到了高慶凱父親高煥明的名字。上麵刻著：“高煥明，男，漢族，1917年出生，陝西省延安市安塞區坪橋鎮王峁灣村人，擔架隊民工，1947年在子長縣羊馬河戰役中搶救傷員犧牲。”羊馬河戰役中，解放軍以傷亡479人的代價，斃傷俘敵4700餘人。
高煥明的屍體被拉回到村子後，毛主席正在王家灣。村子裏給高煥明開了追悼會，當時中央警備團、王家灣的官兵都參加了，毛主席也參加了高煥明的追悼會。在這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心中，群眾是銅牆鐵壁，人民就是江山。
瘋狂反撲也未能挽救國民黨在各個戰場的潰敗。從1947年下半年開始，再經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消滅，決定戰爭進程的主動權開始轉入共產黨人手中。
6月底，劉伯承鄧小平12萬大軍一舉強渡黃河天險，隨後揮師千裏進軍大別山，由此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不久，陳賡謝富治大軍挺進豫西，陳毅粟裕大軍揮戈西進，三支大軍與國民黨軍逐鹿中原，創建了江淮河漢之間新的中原解放區，完成了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的戰略任務。
1947年10月，在佳縣神泉堡，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並於10月10日頒布，響亮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這個口號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得到了熱烈的擁護和響應，對整個解放戰爭後來的迅速發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
喊出這句口號5個多月後，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在陝北轉戰了一年的中央縱隊，從吳堡縣東渡黃河，前往河北西柏坡。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從陝西省榆林市吳堡縣川口村渡口東渡黃河。曆時1年零5天的轉戰陝北結束，中國革命進入新的篇章。在抵達東岸的山西後，毛主席下船回望對麵蒼茫的陝北大地，深情地說：“陝北是個好地方！”
黑白老照片定格的瞬間中，老船工薛海玉頭上包著白羊肚手巾，手裏拿著旱煙袋，如陝北大地一般溝壑縱橫的臉上綻放著淳樸的笑容。73年前的料峭春寒中，薛海玉撐著木船將毛澤東擺渡過黃河。那天渾濁的黃河水比以往平緩，但依然夾雜著冰塊撞擊船身。薛海玉憑豐富的經驗避開了漩渦和險灘，讓木船順利靠岸。
彼時的薛海玉沒有意識到，自己親身參與了中國革命的轉折點。1935年10月落腳陝北時，中央紅軍僅剩7000餘人；1948年3月黨中央離開時，人民軍隊兵力已達280萬，解放全中國勝利在望。
在宣言發出之時，解放軍已著手進行戰略反攻，曆52天的遼沈戰役，人民解放軍以傷亡6.9萬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精銳部隊47.1萬餘人，取得決定性勝利。三大戰役的勝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基礎。“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句口號也就隨著三大戰役的推進，從北到南，越喊越響亮，一路喊過長江、喊到南京。
這簡潔有力、氣勢恢宏的口號，配合解放軍的所向披靡、戰無不勝，一路凱歌。這句口號成了解放軍的精神旗幟，成了蔣家王朝的喪鍾挽歌，真正聲震全國、聲震全世界。從此以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屹立在了世界東方。
美籍港人孫中山棄醫鬧革命，向清皇朝造反以武裝推翻之，屢戰屢敗之後，聯合清皇朝叛臣袁世凱，最後裏應外合後成功。建立新政府。
《中華民國》：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定國號為中華民國，首都為南京，改用陽曆。同時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袁世凱不同意，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共四十三天。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己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屆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自鎮壓孫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後，即迫使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後又解散國會。1914年﹐袁世凱召開約法會議，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製定《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製為總統製，大權獨攬。隨即廢除國務院，改設政事堂，並設參政院代行立法權。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被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首都遷至北京。
《大清帝國》：袁世凱複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複辟帝製，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並下令廢除民國紀元，改民國5年（1916年）為“洪憲元年”，史稱“洪憲帝製”。
袁世凱接受帝位後，隨即封官晉爵，改總統府為新華宮，並發行一種以他的頭像和龍作圖案的紀念金幣和銀幣，準備於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帝製自為的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雲南宣布獨立》：反帝製運動在深入發展。12月25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雲南宣布獨立，討伐袁世凱背叛共和，護國戰爭爆發。袁世凱放棄洪憲帝製，恢複“中華民國”年號，但仍然想當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並起用段祺瑞為國務卿兼陸軍總長，企圖依靠段團結北洋勢力，壓製南方起義力量，但起義各省沒有停止軍事行動。5月下旬袁世凱憂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北洋政府》：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稱北京政府，是指北洋軍閥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也是中國繼清朝滅亡後第一個被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
袁世凱死後，北洋各部分崩離析，皖係、直係兩大派係先後控製中央政府，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北洋政府又被迅速壯大的奉係軍閥控製。
《北洋政府軍閥混戰》：軍閥是指由自成派係的軍人組成軍事集團，他們通過軍事手段割據一方，並實際控製其割據地的行政、司法、教育、稅務等政府事物，名義上，軍閥服從國家政府，但實際上根本無視國家中央政府的存在，隻服從於其軍事首領，與國家中央政府各行其政甚至分庭抗禮。
北洋軍閥的誕生，最早孕育於李鴻章的淮軍。1895年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到1912年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奠定了北洋軍閥的基本框架。1928年東北易幟，則標誌著北洋軍閥的衰亡。
袁世凱稱帝失敗身亡後，無人具有足夠威望和能力統領全部北洋軍隊及政權，各大出身於北洋新軍的軍頭以所帥軍隊為主要力量搶奪地盤建立勢力範圍。雖然名義上接受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實際上各自格局，並搶奪、控製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政權，故這一時期稱為北洋軍閥時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軍閥政府簡稱《北洋政府》。
北洋軍閥分裂為皖係、直係、奉係三大派係。北洋軍閥的特點是封建所有製的人身依附為屬性，經濟上依靠外國列強和大地主。
《皖係軍閥》：因首領段祺瑞為安徽（簡稱皖）人而得名，是北洋軍閥嫡係分支，袁世凱死後，迅速奪得北京政權。主要人物有徐樹錚﹑靳雲鵬﹑段芝貴﹑傅良佐﹑倪嗣衝、盧永祥等。皖係在日本的支持下，控製皖、浙、閩、魯、陝等省。在北洋三大派係中，皖係最先興盛，亦最早衰敗。1920年7月直皖戰爭，皖係一敗塗地，一蹶不振。1924年，皖係最後的軍閥盧永祥為新直係齊燮元、孫傳芳等擊敗，皖係勢力從此在政治與軍事方麵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
《直係軍閥》：直係軍閥領袖大多出身直隸省，故稱為“直係”，政治上親英美，代表舊地主。主要代表人物有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等。
直係軍閥在英美的支持下，控製長江中下遊的蘇、贛、鄂及直隸和西北等地。1926北伐戰爭中，吳佩孚孫傳芳被北伐軍擊敗，直係到此消亡，大部分在北伐戰爭中被收編或遣散。
《奉係軍閥》：因首領張作霖出生在奉天故稱奉係。奉係並非北洋軍閥嫡係，其出身為清末招安組成的奉天巡防營。奉係軍閥以日本為靠山，占踞東北三省。主要將領分兩派，舊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馬占山等；新派以張學良為首，又分為以楊宇霆、薑登選為中堅的士官派和以郭鬆齡、李景林為首領的陸大派。此外，著名的“狗肉將軍”張宗昌於1921年投靠奉係，屬於奉係旁支。皇姑屯事件之後，統治中國東北的奉係軍閥將領張學良，於1928年12月29日通電全國，宣布：東北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果民政府，改變旗幟（將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換成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標誌著北洋軍閥時代的結束。
《其他派係軍閥》：山西的晉係軍閥閻錫山，徐州一帶張勳的定武軍，西南的滇係軍閥唐繼堯、桂係軍閥陸榮廷等，都在外國列強操縱下，爾虞我詐，爭鬥不已，甚至於民國海軍也曾割據福建部分地區。
《新軍閥時期》：東北易幟標誌著中國名義上的統一，但軍閥實力一直存在，包括北洋時期的一些雜係力量，一直延續到1949。貫穿1911～1949整個時期。因占據中央名義的北洋軍閥倒台。這段時期稱為新軍閥時期。相比於北洋政府的舊軍閥時期，新軍閥時期有了為形式上更為統一的中央政府，經濟基礎由傳統列強和大地主轉換為大買辦和大地主階級。同時，利益糾葛更為複雜，衝突戰爭戰爭更為激烈，其程度遠超北洋軍閥時期。
《滇係軍閥》：1907年9月創辦的雲南陸軍講武堂，可以看做滇係軍閥的根基。主要代表人物有：蔡鍔、唐繼堯、李烈鈞、龍雲、顧品珍等。辛亥革命爆發後，蔡鍔將軍出任雲南督軍，創立滇係軍閥雛形，後由唐繼堯繼任督軍。隨著蔡鍔逝世，唐繼堯全麵掌握滇軍，並利用護國戰爭、護法運動，不斷派兵進占貴州、四川等省，轄鎮滇、黔兩省，後向四川擴張。
《粵係軍閥》：粵係軍閥政治上大都親孫中山，代表人物有陳炯明、許崇智、張發奎、李濟深、陳濟棠等。粵閥最早是由孫中山1917年7月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時組建。之前，廣東為滇、桂係軍閥和受北京北洋政府支持的本地勢力角逐，並無統一的粵軍。
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粵軍總司令，擴編為2個軍3個師共15個旅，陳炯明、許崇智分任軍長。1922 年6月，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後，粵軍分裂為兩派。
後蔣介石聯合李濟深排擠許崇智，許崇智逐漸退出曆史舞台，麾下部分武裝力量後來演變成為中央軍嫡係部隊。
《桂係軍閥》：桂係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先後以廣西為統治基地，以廣西籍軍政人物為主要代表的軍政集團。按代表人物來分，可以分為以陸榮廷為代表的“舊桂係”，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新桂係”。
《湘係軍閥》：湘係軍閥可追溯到曾國藩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譚延闓、程潛、趙恒惕、唐生智、何健。湘係軍閥在發展過程中，其主要將領和軍隊多依附中央政府，和粵係軍閥一樣，具有半中央化的特點。
《川係軍閥》：1918年，以四川靖國軍總司令名義攝行四川軍民兩政的熊克武，決定按各軍駐防地區，劃撥地方稅款，由各軍自行向各縣征收局提用，作為糧餉之需。四川軍閥防區製由此形成。因各軍駐防日久，不僅在防區內提取糧餉，還幹預政事，委任官吏，預征賦稅，致使各防區成了軍閥割據的“獨立王國”。
《晉綏軍閥》：晉綏軍，又稱晉軍、閻軍，主要活動在山西、綏遠以及華北地區，核心割據地區為山西，其次綏遠，故稱晉綏軍。
在新軍閥時期，晉綏軍因蔣介石政治手段，先後分離出商震、傅作義等部。1949年1月，傅作義將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餘部逐步改編，所部消亡。
《西北軍》：曆史上有兩個西北軍，一個是馮玉祥國民軍；一個是楊虎城的17路軍。
《黔係軍閥》：黔係軍閥也是西南軍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馬家軍》：馬家軍，民國時期實際控製中國甘肅、寧夏、青海等地的地方軍閥名稱，合稱為“西北三馬”，即青海馬步芳（青馬），寧夏馬鴻逵（寧馬），甘肅馬鴻賓（甘馬）。
《新疆軍閥》：新疆軍閥按統治者順序分為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三個時期。
《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於1917年9月在廣州成立的政府。正式稱中華民國軍政府。1918年7月5日，改組後的軍政府成立，實權落到桂係軍閥手裏。他們壓製、排擠親近孫中山的伍廷芳、唐紹儀。8月19日推岑春煊為總裁會議主席。軍政府的大權被篡奪，孫中山護法運動告失敗。此時，孫中山才認識到南北軍閥猶如“一丘之貉”。它也可為談論政體、製度，隻看形式上的民主性而不察其實質者鑒。
《滿洲國》：1932年滿洲國成立，3400萬其中漢族83%，蒙古和滿族總共就15%。日本和朝鮮人2%，剩下就是其他民族。偽滿洲國握著實權的是日本人。鴉片在滿洲國也是相當重要的作物。除了無償強迫滿洲勞力勞動，在工礦企業中滿洲當地員工的薪水與日本雇員相比也相當低。對比1931年撫順煤礦職工工資水平可以發現，日本雇員的工資水平遠高於滿洲本地人。滿洲國經濟大多操控在日本資方手中，而工人則大多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環境惡劣，薪資經常受到壓榨，世界曆史上最大的礦難本溪湖煤礦爆炸就發生在滿洲國時期。
日本731生生化武器部隊的人體實驗造成約58萬人死亡，其中受害者以中國人為主。關押在戰俘營的數以千計的男人、女人、兒童和嬰兒接受了活體解剖，通常沒有麻醉，通常以受害者的死亡告終。囚犯在感染各種疾病後對其進行活體解剖。研究人員對囚犯進行侵入性手術，摘除器官以研究疾病對人體的影響。
《汪偽國民政府》：汪偽國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又稱汪偽政權等，是抗日戰爭期間以汪精衛（本名汪兆銘）等投靠日本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為首建立的政權，其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名，實際上則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扶持的傀儡政權之一。
1938年12月8日，汪精衛托詞到昆明進行演講，按預先策劃好的叛國降日路線，先飛到“雲南王”龍雲管轄的昆明，再轉飛越南河內。12月18日，汪精衛夫婦和曾仲鳴﹑周佛海等逃離到越南河內後，發表降敵“豔電”。1939年4月，由日本特務秘密護送汪等進入上海。1940年3月30日，南京舉行所謂“國民政府”還都儀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權，汪精衛擔任該政權的“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周佛海、李士群為主要成員。“汪偽國民政府”一度遙奉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為主席，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1943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慶車禍身亡後，渝方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同時在南京"轉正"。1944年汪精衛在日本病死，陳公博繼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6日，偽“國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陳公博為首的一批漢奸頭目先後被處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6日）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和第三國際的支持下，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政體。先後轄有18省、4直轄縣。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延安》：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主席毛澤東，定都瑞金（中央蘇區-瑞金縣），以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家的武裝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同月，組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統一領導中央蘇區留守軍民的鬥爭。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組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體製演變為聯邦製。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抵達陝甘蘇區。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變更對外名義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12月，中華蘇維埃政權改國名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宣布遷都延安。
《中華民國》時代中的苦難中國，處在一個中央政府名不副實，國家實際四分五裂的戰爭狀態。內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舊的封建王朝，但卻沒能凝聚成統一的主權國家，淪為軍閥割據的局麵。外部列強的幹涉不僅非常嚴重，而且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演變，致使中國大地成了世界強國的利益競技場。
此時的世界仍然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調整期。企圖為一戰後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巴黎和平會議，“和平”效果卻非常糟糕。德國被大大懲罰但沒有被徹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國民眾的強烈不滿，為日後的戰爭報複埋下了種子。意大利雖為戰勝國，但其訴求被忽視，間接催生了法西斯主義從該國萌發。蘇俄不僅被排斥在巴黎和會之外，而且會議決定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中國以戰勝國之一的身份，卻被會議裁定，戰前德國侵占的山東膠州灣的領土，以及那裏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統統歸日本所有，結果直接點燃了“五四運動”的怒火。
即使在該和會上獲益最大的英國、美國、日本，也為下一場大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軍軍備競賽。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任何國家，仰仗它急速膨脹的工業和金融實力，向世界頭號海軍強國英國發出了挑戰。美國海軍部長丹尼爾斯宣稱，將在5年內建造 137艘軍艦，“建設一支世界上最強大、最優秀的海軍”。英國不甘示弱，首相勞合·喬治表示：“大不列顛寧願花盡最後一分錢，也要保持海軍對美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優勢。”日本為了與美英一爭高下，雄心勃勃地製定了“八八艦隊”計劃，即擁有兩支強大的艦隊，每支艦隊有主力艦8艘，每8年更新一次。緊接著，法國和意大利也興衝衝地加入了這場不見硝煙的軍備大戰。
但隨著一艘艘戰艦的下水，軍費開支陡然大增，各國財政紛紛捉襟見肘。列強們開始嚐到了軍備競賽的苦頭，各國人民要求裁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總統沃倫·加梅利爾·哈定倡議召開限製海軍軍備的會議，得到了各國的響應，這就是影響深遠的“華盛頓會議”的由來。
由於巴黎和會的失敗，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議題不僅僅是海軍軍備問題，還有很多影響和平的問題，尤其是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特別是在中國的利益衝突。於是，出席華盛頓會議的擴大為9個國家：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
中國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派出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為全權代表，餘日章、蔣夢麟為國民代表，朱佛定為秘書，共130多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出席。原計劃還有廣州國民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為代表，但是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團，不被各國接受，伍朝樞遂未赴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國際會議。議程主要有兩項：一是限製海軍軍備問題；二是太平洋和遠東問題。為此組成兩個委員會：“限製軍備委員會”由英、美、日、法、意5個海軍大國參加；“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委員會”則由9國代表都參加。兩個委員會分別進行討論。
實際會議的過程中，各國的發言權是嚴重不平等的。美國、英國、日本處於第一等級，參與決定所有重大問題；法國其次，有時被前述3國置之不理；意大利還不如法國，在一些議題上被排除；比利時、荷蘭、葡萄牙重在參與，滿足於分得一小杯羹；中國則處於最下一級，完全為維護自己被侵犯的權益而來，對其他議題沒有什麽影響。
會議經過長時間激烈交鋒，各與會國簽訂了一係列條約、協定和決議案。其中對世界均勢影響最大的是《五國海軍條約》，它規定五國主力艦總噸位限額為：美、英各52.5萬噸，日本31.5萬噸，法、意各17.5萬噸。條約還嚴格限製了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噸位和建造，對於其他艦船也有相應的規定。
中國為自己達成了兩項成果：一是中日雙方簽署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二是《九國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通常簡稱為《九國公約》。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在法律形式上結束了日本對山東的軍事占領和政治控製，中國收回了部分喪失的主權。但中國也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不僅要償付高額的鐵路贖金等，更為重要的是日本通過安插日本人任車務長及會計長，仍然牢牢控製著膠濟鐵路。
《九國公約》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確立各國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有關條文規定，九國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專門研究中國的關稅政策。實際上使中國恢複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麵。
這次華盛頓會議，中國成功收回山東權益，是近代中國在沒有武力後盾的情況下，外爭國權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於中國政府在解決山東問題時仰賴美、英的幫助，因而作為妥協，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權、撤退外國軍警、恢複關稅自主權、取消勢力範圍等方麵取得實質性成果。
華盛頓會議後，日本在山東的利益受到抑製，遂轉為重點扶持東北的奉係軍閥。從地緣政治上，東北直接與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接壤，又是與宿敵蘇俄利益交叉的地區，所以成了日本擴張勢力的不二之選。奉係軍閥頭子張作霖為了爭勝中原，也需要靠上一個帝國主義後台。因此日本與奉係一拍即合。在這種有利條件下，奉係通過戰爭的勝利，已經雄霸東北和華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為中國最強大的一支軍閥。另外，盤踞在山西的閻錫山也跟日本往來密切。
英國主要憑借兩次鴉片戰爭的勝利獲得了在華最大的勢力範圍，以不平等條約開放的商埠（經濟發達城市）來計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國加起來都多。由於其大多數條約商埠都在長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軍閥更能保護它的利益。於是，英國聯合美國，支持直係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前者掌握著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陝西的部分地區，後者控製著富庶的東南五省。
美國是帝國主義列強中的後起之秀，因此早期在華勢力範圍還不及法國。美國意圖限製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所以與英國聯手支持直係軍閥，包括吹捧吳佩孚，派遣顧問，派軍艦掩護，等等。但是，美國人信奉實用主義，更重視商業實利，同時向直係和奉係兩邊都賣武器，大發戰爭之財。
從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蔣介石用以發動全麵內戰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殲滅，蔣介石已走向窮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發展的形勢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發表了向中國共產黨求和的聲明。
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攻勢，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這一聲明獲得了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的一致讚同和擁護。
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於1月22日聯合發表聲明《對時局的意見》，明確表示對於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他們“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一致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指出：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和偽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等八項條件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
從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蔣介石用以發動全麵內戰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殲滅，蔣介石已走向窮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發展的形勢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發出了元旦文告，列舉了向中國共產黨“求和”的條件：保留偽憲法、保留偽法統、保留反動軍隊等五項條件。
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攻勢，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月14日發表了著名的時局聲明，聲明中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
聲明主要內容如下：
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製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隻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1949年1月14日）
1949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發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主席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
聲明發布後，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一致響應，表示讚同和擁護。1月22日，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合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主席的八項和平條件，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
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發表《對時局的意見》。
從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蔣介石用以發動全麵內戰的國民黨軍隊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殲滅，蔣介石已走向窮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發展的形勢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發表了向中國共產黨求和的聲明。針對蔣介石的假和平攻勢，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了達到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這一聲明獲得了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的一致讚同和擁護。
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於1月22日聯合發表聲明《對時局的意見》，明確表示對於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他們“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一致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他們還深刻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假和平攻勢，指出國民黨反動派快要土崩瓦解了，其“軍事掙紮既已絕望，乃改變花樣，企圖以政治陰謀苟延殘喘”，企圖“爭取時間，讓反革命殘餘勢力在大江以南或邊遠省份作最後掙紮”。
他們強調說“革命必須貫徹到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並表示完全支持中共領袖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
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發表《對時局的意見》，支持和鼓舞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事業，為人民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9年1月6日《中國致公黨最近對時局之聲明》發布。
1949年元旦，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1月6日，致公黨發表《中國致公黨最近對時局之聲明》，表示：“中國當前正是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決鬥的階段，也就是革命勢力要徹底消滅反革命勢力的階段，在這一階段裏決沒有中間路線和妥協的餘地。”
1949年1月14日，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和平攻勢”，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宣布八項和平條件，號召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為實現真正的和平而奮鬥。毛澤東主席的聲明，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
1949年1月22日，已經到達解放區的致公黨和各民主黨派共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完全讚同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鄭重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認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陣線之內，絕無反動派立足之地，亦絕不允許有所謂中間路線之存在。
《涉台用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機構與新聞、媒體、出版、教育等非政府機構在涉及中華民國政府機構、人員身分、證件名稱、法律法規等方麵時所使用的係列術語 ，包括英文譯名，以及其它禁止事項。 在宣傳、新聞領域，或稱為涉台宣傳用語、涉台新聞用語。 此外，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某一領域所推動形成的產業術語。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不承認1949年10月1日之後《中華民國》的存在，並且《否認》現在位於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規定，中國大陸境內和國際活動時，使用涉及中華民國的用語時不承認中華民國為一個國家，不使中華民國政府相關機構、官員正式稱呼以及特定名詞，禁止出現中華民國紀年 和中華民國國家象征。
同時，不可以簡單地用「台灣」、「台」取代中華民國，以避免符合台獨勢力去中國化的意圖，以及賦予其主權國家（台灣國）的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在1949年建國之前存在的中華民國，仍承認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但主張在1949年後，中華民國已經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 台灣時期的中華民國不是合法主權國家，隻是地方政權。
涉台用語以「台灣地區領導人」或「台灣當局領導人」取代中華民國國家元首正式官銜－中華民國總統最為典型。 該稱謂用「台灣地區」表示不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使用「台灣當局」表示不承認是政府，使用「領導人」表示不承認是總統或國家元首。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兩岸就此產生事實分治的局麵。 此前，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政權和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府就互相貶稱為「匪」 。 除了蔣匪、共匪的貶稱外，中華民國方麵以中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則以國民黨政府、台灣當局、蔣介石集團等稱呼中華民國政府。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廈門與中華民國國軍對峙、從事台海心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地播音員，對國軍稱謂由「蔣匪軍」過渡到「國民黨軍」、「蔣軍」。
1979年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政治態度轉變。 基層對台廣播時，對國軍稱呼從蔣軍轉為國民黨軍。
1980年代初，鄧穎超在廈門視察時曾鼓勵基層人員，以「台灣同胞」取代「敵人」一詞稱呼。 兩岸關係緩和、敵意減輕後，雙方亦未互相承認。
1987年時，《新聞出版署關於轉發外交部《關於國內出版物出現台灣偽稱問題》來函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將“中華民國”之類的正式稱謂稱為“偽稱”， 中華民國國旗稱為「偽旗」。 認為此類情況，不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因此「如果我出版物中確需刊登有『中華民國』稱謂的內容，建議將偽稱加引號。」新聞出版署在通知中明確支持外交部建議。 日後，該通知被視為涉台用語相關檔案之一。
2002年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頒布了《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係涉及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各機構以及 中華民國總統所稱呼的規範，在中國大陸的媒體普遍使用。 這被認為是涉台用語的指導檔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在2015年12月實施《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術語》，以及《涉台婚姻登記機關服務規範》，試圖設定兩岸婚姻領域的產業術語。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台辦、中國外交部、中共中央宣辦對《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進行了修訂。 該份意見實質為對媒體及出版物報導及提及涉台相關內容的規定，由於當年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兩岸關係更加緊張，因此該意見的執行比以往 更加嚴格。 根據此意見，中華民國總統被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灣當局領導人」，且除了「陸委會」外，中國大陸媒體不直接使用中華民國以「國家」、「中央」、 「全國」名義設立的官方機構名稱，對台灣的總統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其下屬機構，如內政部、文化部等變通處理。 如對總統府，可稱其為“台灣當局領導人幕僚機構”、“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對立法院可稱其為“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對行政院可稱其為“台灣地區行政 管理機構」；對行政院的各部會可稱其為「台灣某某事務主管部門」、「台灣某某事務主管機關」，如文化部可稱其為「台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中央銀行可 稱為「台灣地區貨幣政策主管機關」，金管會可稱其為「台灣地區金融監理機關」。
獲準在中國大陸落地的境外電視台，如鳳凰衛視，一般以「台灣領導人」的稱謂來指稱中華民國總統，而中國大陸媒體一般不稱中華民國總統為「台灣省省長」，但是也有例外， 例如環球網曾將現任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稱為「蔡省長」。 但若新聞中無法避免正式稱謂，則需在其官銜或機構名稱加上引號，如“中華民國總統”、“總統府”等，並且經常在引號前加上“所謂” 二字，或將出現 的中華民國國旗畫麵或總統字眼打上馬賽克。 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CCTV-4）《海峽兩岸》節目中如出現在台灣相關人士相關論述中出現台灣當局以「國家」、「中央」、「全國」名義設立的機構或其他相關用語時 ，會對後製的字幕中的相關用語進行修改，如「立法委員」在字幕中會改為「民意代表」。 福建廣播電視台、觀察者網在使用台灣網路圖片或影片素材的時候，除了在電視節目主持人口播中會在引號之前加上「所謂」二字，還會將台灣方麵來源的原素材圖片 影片文字中「總統」「行政院」等相關字眼在後製中人為加上引號。 有時候由於後製痕跡不明顯以至於看不出來，部分網友並未察覺到引號是大陸方麵後期加上去的，實際上台灣方麵來源的原素材並無引號。
有作者根據《意見》概括出三種涉台用語問題處理方法，一是，「變通回避法」；二是，「加引號直接使用法」；三是，「不加引號直接使用法」。 「不加引號直接使用法」主要用於「出現在文獻中或隨文注釋中的資料名稱，還有就是行文中的引文」。 該作者認為《意見》沒有對這種情況明確規定，「隻要不引起負麵誤會和不良反應，而且語境確有需要」，應該可以直接使用。
《意見》第一項第1條即規定，不使用「中華民國」一詞，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使用自稱時，不涉及台灣的宣傳報導不以「大陸」、「中國大陸」取代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亦不可取代「全國」。
台灣當局又稱「台灣方麵」、「台灣相關麵向」，簡稱「台當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管轄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的稱謂，而不使用「中華民國 政府”或“台灣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認為自1949年其政府成立以來，已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唯一的中國政府，不承認1949年遷至台灣以來的中華民國政府。 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作者，依「台灣當局」一詞及馬英九政府時期兩岸官員「定期會晤、互稱官銜」，認為兩岸政府「在一定行政層級、在一定領域範圍內『預設』對方公權力 的『合法性』」。
1949年後，海峽兩岸互不承認。 中華民國方麵以中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麵則先後以國民黨政府、蔣介石集團、台灣當局等稱呼中華民國政府。
1987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官方檔案中將「中華民國」之類的正式稱謂視為「偽稱」。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新華社相關規定，對1949年以後遷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直接稱呼其名稱。
國台辦在回應香港部分曆史教材把以往的「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改為「中國國民黨遷台」時表示「1949年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島，從此喪失了代表全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 」。
台灣當局領導人或台灣地區領導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的正式稱謂。 2002年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頒布《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規範涉台用語。 2016年3月，修訂《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 第一項第一條，嚴禁用「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稱呼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可稱為「台灣當局領導人（副領導人）」、「台灣地區領導人（副 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