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偽知識界和偽知識精英的官僚化
偽知識界與偽知識精英
作者： 辛可
中國知識分子都裝正人君子，其實很多都是標準的假貨和水貨。
現在的知識界和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的知識精英、文化精英，盡管個個裝的很斯文，都是正人君子，其實很多都是口是心非，是標準的假貨和水貨，我把這種現象稱為偽知識界與偽知識精英。我寫《斯文掃地》，就是要撕下偽知識界和偽知識精英的遮羞布，扒光了給大家看，到底是什麽德行。為什麽我可以寫這本書呢？因為我就是這偽知識界中的一員，精英算不上，我也是個偽知識分子啊。我今天跟同學們交流，就是代表中國的偽知識分子來向各位報告，讓大家看看，我們都是些什麽東西。
什麽是偽知識界和偽知識精英？我把它歸結為四化，官僚化、幫派化、貨幣化、剽客化。我們小時候一直被灌輸一種東西，就是要好好學習，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鬥。幾十年了，中國有沒有實現四個現代化我不敢說，但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大家，中國的知識界和知識精英，是貨真價實的實現四化了，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 偽知識界和偽知識精英的官僚化
中國的學界就是官場。中國現在的文化教育界特別好玩，絕對是中國特色。你會發現，在許多專家教授的名片上，寫滿密密麻麻的各種頭銜，實在寫不下，就寫在反麵，最讓人驚豔的是，教授、研究員後還來個括弧，寫著XX級或相當於XX級，如此等等。雖然“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是中國的傳統，可畢竟那時候社會分工不充分，讀書人除了走仕途，實在也沒有別的體麵的飯碗。現在社會分工如此明顯，社會為知識分子創造了很多體麵的飯碗，但凡有點成就的學者，很快就把學問丟在一邊，先弄一個帽子戴上，從此每天琢磨如何讓帽子更大、更威風。這到底是為什麽呢？很簡單，在中國的各種象牙塔裏，最威風的莫過於各種“老爺”，學究們隻能靠邊站，他們真正掌握著大量的公共權利和學術資源。隻要能弄到大把的資源，誰還願意老老實實坐冷板凳呢？
與之相反，官場是另一番景象，官員們喜歡在XX級後邊加括弧相當於教授，教授後邊加括弧相當於XX級。譬如國內極為有名的作家A，在電視上還動不動自稱正局級幹部，原來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級的大帽子唬人。這似乎很符合中國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難怪蒲鬆齡都71歲了，還要為小科長的位置奮鬥不息；國家級風流才子唐伯虎為了名片上能加個括弧，鋌而走險高考作弊（有人說是被冤枉的）。風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長安鑽營，見到皇上嚇得爬在床下不敢出來，非但不風流，簡直斯文掃地。所謂的象牙塔裏，各種型號的“老爺”掌握資源分配權力，呼風喚雨、風流瀟灑，似乎在為年輕一代的讀書人昭示著奮鬥的方向，坐冷板凳過時了，搞個烏紗帽才是人間正道。弄成這樣，學術的自由與價值也就不用再提了。
2. 偽知識精英的剽客化
首先要澄清一個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還要貼上自己的標簽。眼下的偽知識界，真的有點像是剽客橫行的時代。大家上網搜索一下，知識界剽客數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夠讓大家歎為觀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所謂的專家。中國如果指著這些大小剽客來創新技術、振興文化，甚至獲諾貝爾獎，真是千古笑譚。剽客們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舉一二：
一是肆無忌憚抄襲別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礎上重新演繹一番，或直接抄來為我所用，把魯迅的“拿來主義”發揮到了極致。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網上搜一下就會了然，一定能大飽眼福。
二是雇人寫作，然後署上自己大名。被雇傭的人良莠不齊，水平總是有限，其作品價值可知。
三是找個題目，連哄帶騙從國家弄到銀子，指揮學生和門人幹活，以第一作者自居。據我所知象牙塔裏不少就是這樣的貨色，學生和門人不幹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畢業了。
四是充分發揮新傳播技術的功能，七拉八湊，動不動就搞出所謂煌煌巨著。以前編一套辭書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頂級的知識分子幹上好多年，現在洋洋千萬字的作品，有幾個高中生、幾台電腦，幾個月就搞定了。倘若國家級大才子紀曉嵐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
蘇軾說：“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向來以剽竊別人為最大恥辱，為什麽現代中國會湧現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無他，大家都不願坐冷板凳，不學無術，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說大家都很忙，沒時間料理學問，但為了升官發財、裝點門麵，又需要學術作品做裝飾品、當台階，剽客橫行也就在所難免了。雖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擔道德壓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這點壓力又算得了什麽。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何況當剽客可以換來顏如玉和黃金屋，何樂而不為呢。
3. 偽知識精英的幫派化
歐陽修是宋代的大學問家，個人以為，在所謂的唐宋八大家裏，他的文章當拜第一。他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朋黨論》，大意是君子結為朋黨，是社稷之福。如果歐陽修活到今天，看著正人君子結幫拉派，不知道還有沒有興趣寫一篇《幫派論》。現在的偽知識界，在很多方麵都借鑒了民間社會一些幫派的弄法，呈現出幫派化傾向。為什麽現在的文化思想界這麽熱鬧？就是出現了很多圈子，類似舊社會的幫派，黨同伐異，鬥得你死我活。不論是非，隻要是自己一夥的，就極盡吹捧之能事，各種肉麻的大帽子往上堆，能想到的形容詞一個也不放過，絲毫不考慮別人屁股的承受能力。
學術教育界更是這樣，出現各種小圈子，為首的說文明點就是學霸，頭上頂個官帽子，門生故舊控製著各個關鍵崗位，各種公共資源和學術資源一把抓，儼然是某個專業某個行業的地頭蛇，南霸天。你想在這個學術領域發展，對不起，隻有一條路可走，就是拜學霸的碼頭，加入我們的團夥，否則別想拿到任何資源。就算有點成就，我們也會群起而攻之，把你消滅掉。學霸和團夥控製著大量經費和項目，號令天下，跟民間社會的幫派有什麽兩樣？很多很優秀的學者，包括在國外取得巨大成就的學者，為什麽在國內就玩不轉、沒人待見？很簡單，你沒拜碼頭。不是我們一夥的，想在我們鍋裏分杯羹，沒門。
這種現象有沒有，我想每個人都心知肚明。我怕說出來以後沒法混，就隻好到此為止了。如果不打破這種幫派化的學術圈子，合理的分配資源，我對中國學術發展沒任何信心。
4. 偽知識界與知識精英的貨幣化
在《斯文掃地》裏，我寫了這麽一段話：當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罵人是生意，被罵也是生意；標榜愛國是生意，做漢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實也是生意；做小鬼是生意，當鍾馗也是生意。
總之，一切都是生意，說得文明點，就是一切都被貨幣化，包括文化、學術、我們的良心都變成了人民幣。文化也好，學術也罷，不管嘴上說得多麽冠冕堂皇，其實都是為了錢。跟失足婦女一樣，我們也是出來賣，賣的東西有所不同而已。儒家講君子固窮、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些玩意都過時了。職業操守和知識分子的尊嚴在物質欲望前潰不成軍，大家集體向孔方兄投降。當知識分子放棄精神追求，而選擇以滿足物質欲望為己任的時候，實際上真正的知識界也就轟然垮塌，隻留下一個偽知識界來支撐門麵。
有件事我覺著特別好玩，很多人明明跪著、躺著把錢掙了，還標榜自己視金錢如糞土，裝得挺像正人君子。我並不反對知識分子發財致富，知識分子就應該過得體麵些，但我覺著衡量一個知識分子價值的標準，不應該是站著或躺著掙了多少錢。為什麽現在連煤老板都看不起我們，原因無他，跟人家拚誰站著或跪著掙的錢多，人家能看得起我們嗎？如果把文化、學術、良心、尊嚴都貨幣化了，錢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誰還願意在象牙塔裏，坐在冷板凳上做學問呢？
但需要說明的是，以上種種絕不是中國知識界的全部。我說過，除了這些活寶偽精英，知識界也有很多踏踏實實幹活的人，他們是中國的希望。等老百姓厭倦了活寶們的表演，他們的道德才華終將綻放出來，那將是中國知識界另一個光輝的時代。蕭伯納說：“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時候要比我出生的時候更美好。”對中國知識界，我也抱著與蕭伯納先生類似的期待，也充滿信心，畢竟我還年輕，有的是時間。
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共四十三天。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己亡。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凱已改國號為《北洋政府》。
代表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國旗為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國歌為取自尚書大傳虞舜篇的《卿雲歌》，其中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
《北洋時代》《五色旗》從1912年到1928年。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從1928年到1949年亡國。在中國大陸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共二十二年。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至今。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定南京為首都。
真正的《中華民國》的曆史是：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
《中華民國》的國慶日：《雙十節》是以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發動成功武昌起義，並在隨後的兩個多月帶動中國各地的革命響應。
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個行省中業已獨立的17個省，派出代表，推選剛剛返國的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臨時憲法，南京為臨時首都。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下，宣統帝溥儀的兼祧母後（即溥儀的伯母）隆裕太後發布退位詔書，“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為一大中華民國”。
至此，《中華民國》正式取代與繼承《大清帝國》。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被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首都遷至北京。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己亡。
此後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已改國號為《北洋政府》。
代表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國旗為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國歌為取自尚書大傳虞舜篇的《卿雲歌》，其中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
《北洋時代》《五色旗》從1912年到1928年。
南京臨時政府正式遷京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權建立起來。袁世凱對內鎮壓孫中山的國民黨，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孫中山號召武力討袁，史稱孫中山的“二次革命”發生了。由於孫中山的國民黨力量渙散，北洋軍力量強大，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很快失敗。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開始了複辟帝製的活動。孫中山再次組織武力討袁，孫中山的護國運動爆發，袁世凱被迫取消帝製，在絕望中死去。
袁世凱死後，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麵。徐州軍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爭”為名，進北京擁戴溥儀複辟，史稱"張勳複辟"。但複辟醜劇隻持續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執政後，拒絕恢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召集國會。為維護共和製度，孫中山倡導了護法運動，但不久也失敗了。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強烈要求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對封建軍閥的統治，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了。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民主”和“科學”是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口號。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李大釗宣傳十月革命，在中國第一次舉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從而使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的發展。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開來，成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進分子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初步結合起來。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各地相繼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誕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製定了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孫中山的國民黨和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聯合進行北伐與統一中國。
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隻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為此，中國共產黨決定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和革命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黃埔建立了陸軍軍官學校即黃浦軍校，為建立國民革命軍奠定了基礎。
孫中山的國民黨一大後，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廣東革命政府還創辦了培養農民運動骨幹的講習所。兩次東征陳炯明後，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統一。第一次東征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並將所屬軍隊編為國民革命軍。
為了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統一中國，國民政府於1926開始了北伐。北伐軍勝利進軍，不到半年打到長江流域。北伐戰爭得到了工農運動的大力支援。北伐戰爭的勝利又推動了工農運動的高漲。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間，上海工人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了勝利。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加緊爭奪革命領導權。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
這期間，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國民革命失敗。
蔣介石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屠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國民黨在南京又重新建立的國民政府叫《中華民國》。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是從1928年到1949年亡國。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共二十二年。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至今。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定南京為首都。
1928年，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舉行“北伐”，占領北京，奉係軍閥張作霖退到關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年底，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
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占領北京後，將北京改為北平，置北平特別市。國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國旗（其後東北易幟），並訂於國府的《訓政時期約法》中。“約法”相當於憲法。卿雲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訓典禮所撰訓辭“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為國歌。
根據1924年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軍政”時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結束，“訓政”時期開始。
由於國共內戰繼續，以及日本侵華，直到1946年方訂定中華民國憲法並於1947年頒行，訓政時期始告結束。
1936年5月擬定“五五憲草”預備正式立憲。後因中日戰爭爆發，立憲遂向後拖延。
當時國民政府主席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長為汪精衛（1932年－1935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蔣介石（1932年－1946年） 。
汪精衛因屢遭國民黨內壓力，後出亡河內，與日本接觸，應允反共，停止抗日，於1940年在南京另組一個《汪偽國民政府》。該《汪偽國民政府》僅獲教廷、意大利、納粹德國、偽滿洲國的承認。汪精衛於1944年病死東京。
抗日戰爭時期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從東北地區開始了局部侵華。
1937年7月7日，日軍中國駐屯軍一部製造“盧溝橋事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全國抗日戰爭爆發。8月13日，日軍在上海製造“虹橋機場事變”，蓄意擴大侵華戰爭規模，國民政府被迫對日作戰，“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9月下旬，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全民族的抗戰開始。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在正麵戰場組織多次大規模戰役，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實行的是一條片麵抗戰的路線，喪失了大片國土。
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全麵抗戰的路線，執行持久抗戰的方針，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後戰場，廣泛開展遊擊戰爭，與正麵戰場互相配合，抗擊日軍侵略，為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44年，解放區軍民開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七大召開。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9日，毛澤東發出“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號召，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
1945年8月初，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先後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於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帝國於9月2日向盟國簽訂投降書，接受《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規定、歸還占領之外國領土。遂即“偽滿洲國”瓦解，汪精衛政府覆亡，台澎諸島後由中華民國進行接收。
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有利於人民的決議，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國民黨雖然也宣布批準政協決議，但提出許多保留條件。接著，在3月間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則公然不承認政協會議的約束力，繼續鼓吹一黨專政。同時對全國人民要求遵守政協決議和反對內戰的活動橫加破壞鎮壓，製造了“較場口事件”、“李聞血案”及“下關慘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國共談判也轉到南京舉行。蔣介石借口共產黨拒絕從蘇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調集二十萬軍隊，於6月大舉圍攻以宣化店為中心的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麵內戰。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令。 百萬雄師強渡長江， 摧毀了國民黨軍的防線，於23日解放南京。
《中華民國》在大陸最後一屆反動政府垮台，宣告國民黨在大陸二十二年統治的結束。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亡國。
接著，解放軍攻占上海、 杭州、 南昌、武漢等城市，共殲滅國民黨軍四十三萬餘人，取得了渡江戰役的勝利。殘餘的國民黨軍隊紛紛退向兩廣、西南、西北及台灣等地。
蔣介石從幕後走到前台，在廣州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直接掌握軍政大權，後又退到四川，企圖負隅頑抗。為了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人民解放軍分路展開追殲戰，席卷兩廣、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區。在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形勢下，綏遠、新疆、湖南、雲南等省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蔣介石帶領餘部逃往台灣島。
根據《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的台灣地區政權，應稱之為“台灣當局”或“台灣有關方麵”、“台灣方麵”，不使用《中華民國》，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
1．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的台灣地區政權，應稱之為“台灣當局”或“台灣有關方麵”“台灣方麵”，不使用“中華民國”，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2．不使用“台灣政府”一詞。不直接使用台灣當局以所謂“國家”“中央”“全國”名義設立的官方機構名稱，即台所謂“一府”（“總統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其下屬機構，如“內政部”“行政院新聞局”等，可用台灣“有關當局”、台灣當局“主管部門”“主管機關”代替。如對“台灣行政院”可稱其為“台灣行政主管部門”或“台灣行政當局”，對“台灣各部”可稱其為“台灣某某主管部門”，如“行政院新聞局”可稱其為“台灣新聞主管部門”。特殊情況報道中不得不直接稱呼上述機構時，必須加引號，我廣播電視媒體口播時則需加“所謂”一詞。
3．不直接使用台灣當局以所謂“國家”“中央”“全國”名義設立的官方機構中官員的職務名稱，可稱其為“台灣知名人士”“台灣政界人士”或“××先生（女士）”。台灣市級及市級以下（包括台北市、高雄市）的機構名稱及人員職務，如市長、縣長、議長、議員、鄉長、鎮長，縣民政局、市教育局等，在相關新聞報道中，原則上可以直接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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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敗走台灣：中華民國早就滅亡了。
台灣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郭正亮日前表示，蔣介石1950年的確曾說過“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宣布恢複“總統”職位。
郭正亮表示，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蔣介石：“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幾乎已等於滅亡了。”
1949年－1950年蔣介石的經曆。
蔣介石宣布“引退” 李宗仁任代理總統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蔣介石下野是由國際國內環境造成的。
1948年底，東北、華北全境以及華中、華東的長江以北地區均為解放軍奪取。於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實現國共和議，非蔣介石去職不可”。
1948年12月24日，擁兵五十萬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在武漢通電提出“國共雙方立即會議上軍事行動”和蔣介石下野等要求。緊接著李宗仁等又提出五項和議主張，把蔣下野作為第一項主張。豫、湘、鄂、桂四省也相繼通電主和並要求蔣下野。
除夕日，蔣介石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征詢意見，除穀正綱等少數人外，其他委員一致認為蔣是和談的主要障礙，應當去職。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
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
聲明主要內容如下：
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
（一）懲辦戰爭罪犯；
（二）廢除偽憲法；
（三）廢除偽法統；
（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五）沒收官僚資本；
（六）改革土地製度；
（七）廢除賣國條約；
（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中國共產黨認為，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隻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1949年1月14日）
19日，蔣介石在最後一次會議上說：“局麵發展到此地步，個人引退已無遺憾，”並說：“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的某一派係。”
蔣介石敗走台灣
據人民網刊載汪幸福的文章，1月21日，蔣介石帶著兒子及少數隨從離開南京，22日回到奉化老家。蔣介石初回奉化時，表麵上不問政事，但暗中仍以總裁的身份操控國民黨政府的大小事情。對此，李宗仁頗為惱火。
於是，李宗仁通過多種渠道，勸蔣介石再不要幹預政事，最好能出洋。他還要行政院副院長兼外長吳鐵城到奉化去向蔣介石轉告他的意見。吳鐵城不好在蔣介石麵前開口，便派李惟果去談此事。蔣介石聽後，大罵李宗仁不講情義，逼人太甚。
此時，中共中央得知蔣介石將上海的大批金銀、外匯和文物運往台灣，判斷蔣介石殘餘分子有可能要逃往台灣，並將台灣作為反共基地。
3月15日，中共的廣播播發了新華社的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時評中說，中國人民將絕對不能容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的非法侵犯，同樣地亦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
附：《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新華社時評)
美國帝國主義正在進行侵占中國的領土台灣省的活動。去年十二月間，當國民黨賣國反動政府在軍事上遭受決定性的慘敗的時候，美國的合眾社就傳出了美國準備直接攫取台灣的陰謀。該通訊社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已向杜魯門建議，“必須以一切代價在台灣和海南島建設防務。”自此以後，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台灣的活動，即以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和特務等各種形式更加加緊地進行。美國經濟合作署在台灣的侵略計劃已經擴大，美國記者且已傳出美國不久就要把台灣經濟“合並”於日本經濟的消息。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於本月初曾到達台灣，“巡視”高雄、基隆等海空軍侵華基地。美國駐日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最近經過台灣省漢奸美國奴才廖文毅之流發出了所謂要求“台灣獨立”的狂吠，並正醞釀將所謂台灣“獨立”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首先是打算準許廖文毅以所謂台人代表的資格出席遠東委員會提出同樣的問題。不僅如此，麥克阿瑟且已公然發出“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台灣仍屬於盟軍總部”的荒謬聲明。美國帝國主義這一切陰謀活動的目的，就是妄圖吞並台灣。美國帝國主義經由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的殖民地統治很快就要滅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國的一塊領土——台灣作為將來對中國大陸發動侵略戰爭的跳板。與此同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夢想托庇於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保護下，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台灣省偽主席陳誠在蔣匪“引退”後且曾表示，在必要時將宣布台灣“獨立”，就是說，將使台灣在實際上合並於美國殖民帝國主義。
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者打算像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那樣來強占台灣，不過是在做夢。今天的中國，不是五十四年前的中國了。今天的台灣人民，也不是五十四年前的台灣人民了。就在從前，在日本占領時期，台灣人民也曾舉行過幾十次武裝反抗。而自從台灣重回祖國版圖以後，台灣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誌，更和美國奴才廖文毅和美國的其他走狗要把台灣省從中國分立出去並合並於美國的叫喊完全相反。台灣人民曾進行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政府奴役統治的偉大英勇鬥爭。為了抗議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萬餘學生曾舉行過雄壯的遊行示威，高呼“美軍滾出中國去”。為了反對美國傀儡國民黨的暴政，兩年以前台省人民曾進行了“二·二八”運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全台灣的武裝起義。台灣人民的這種鬥爭和中國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鬥爭的目標是完全相同的，這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對於中國人民的奴役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的統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所謂“台灣獨立運動”，乃是對於台灣人民的絕端侮辱。
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將絕對不能容忍美國帝國主義對台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的非法侵犯，同樣地亦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台灣作為最後掙紮的根據地。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寸土地為止。由於中國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勝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時間內全部實現。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根據1949年8月16日《新華社電訊稿》刊印。
蔣介石聽後感覺，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呆不了多久了，於是考慮自己將來的落腳問題。最終，蔣介石還是選擇了台灣。
蔣介石兵敗台灣後的反省。
據牛釗的《蔣介石兵敗台灣後的全麵反省》記載，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攜蔣經國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八百萬軍隊和五百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
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首先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平定戰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共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據此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沉痛之情與反省之意，即使說出“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也不足為奇。
《中華民國》的蔣介石說了，“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批判莫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清算誕生「莫言文學」的時代。
針對莫言作品的剖析已有很多網民詳細寫過，其實回溯《莫言文學》生涯的起步、發展、開花、結果，一個回避不掉的事實是：並不是莫言自己推動了什麽、改變了什麽、塑造了什麽，而是《莫言所處的時代誕生了莫言》，以及那一堆由莫言汙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與新中國建設史的“文學作品”——如：
1986年《透明的蘿卜》，1988年《紅高粱家族》，1989年《十三步》，1993年《酒國》，1995年《白狗秋千架》，1995年《食草家族》，1996年《豐乳肥臀》，1998年《會唱歌的牆》……莫言隻是迎合了那個時代的需要而己。之後又被外國資本的利用來攻擊中國。
一切始於80年代，一切育於80年代。
如果說莫言文學的政治內涵是在於否定一段革命的曆程，那麽80年代一夜之間所謂“萬物春來”其席卷社會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礎上。
因而誕生了莫言，這又有什麽奇怪呢。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完整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文章是根據一位大人物在中組部落實幹部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寫的。這位大人物就是胡耀邦任中宣部長期間。
胡耀邦在這次講話中係統地談到了黨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談到“團結、教育、改造”方針形成的曆史原因，談到知識分子經曆的曆史變化，最後說明：
胡耀邦認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已經不再適用於新情況下的知識分子，而應該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針。《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種想法就是《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體現。而事實如何呢？四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嗎？在《知識分子》中有工人階級的朋友，也有工人階級的敵人。這是客觀事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不到兩年後的1980年2月，胡耀邦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話會，有同誌提出請他講講國家形勢，於是他從當年2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講起。
那篇文章的結尾引用了辛棄疾《漢宮春·立春日》中的個別句子形容當時局勢，但他覺得不夠完整，因此即興現場發揮，將這首詞重新編排組合，以新詞來道形勢。
辛棄疾的名作《漢宮春·立春日》原詞是：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嫋嫋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閑。閑時又來鏡裏，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該詞以立春為題，雖是寫春已歸來的歡樂時節，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歲月易逝英雄無用的悲涼愁緒。
而八百年後，這位並非詩人的大人物胡耀邦將辛棄疾的原詞改編，其意境、格調“煥然一新”：春已歸來，東風從此，染柳薰梅。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
胡耀邦所改編的新詞第一句是“春已歸來”，與辛詞無異，但其所寫的“春天”，顯然是指那個階段力推的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解凍”的象征。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解凍”即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
第二句是“東風從此，染柳薰梅”，他隨即解釋道：春天回來以後，東風吹得柳樹綠油油的，吹得梅花開放起來，香香地撲鼻，東風從此把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把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後成了資本家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先富起來。工人下崗工人階級解散了。
第三句是“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這是直接引用了辛詞，他說：春天到來以前，料想那個經曆了風風雨雨的燕子，在立春這天晚上，連做夢都夢到百花盛開的園林裏去了。我們在座的同誌，也是經過多少風雨的燕子啊，我們這些同人民、同黨共命運同患難的時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夢也夢到我們國家的‘四化’建設，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境界裏麵去了。現在的走資派特色社會還是社會主義強國嗎？走資派特色社會裏的資本家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先富起來還為工人農民服務嗎？
胡妖幫把上麵三句作為上闋，而下麵兩句是下闋。第一句是“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他解讀：引到我們的形勢上麵來說就是，現在還有消極因素幹擾著我們，這也是一種無端風雨，一種幹擾破壞的因素。‘未肯收盡餘寒’，即還有‘XX幫’的餘毒，也就是鄧副主席講的‘XX幫’在組織上、思想上的殘餘，餘毒也是一種餘寒嘛。
隨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便引用此句大聲疾呼：我們還要繼續克服幹擾四化建設的消極因素，如極左思潮之類。
最後一句是“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這是化用了辛詞，“解連環”典故出自《戰國策·齊策》：“秦昭王嚐遣使者遺君王後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後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後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秦國用玉連環向齊國示威，齊王後一錘砸碎破解了玉連環，向秦國暗示齊國不會示弱。辛棄疾以玉連環比喻憂愁難解。
但是這位大人物胡亂邦則不同，胡亂邦從君王後解連環的故事隱喻所謂“打破教條束縛，推進改革開放”，他說：我們解連環的辦法很多，君王後的魄力是值得學習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辦法，要因事而異，實事求是。辛幼安是愛國詩人，因為有餘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發出感慨：‘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君王後已經學會解連環，就是把它砸開嘛!辛幼安為什麽還要問，何人會解連環呢?我們絕大多數同誌，沒有什麽‘清愁不斷’。我不知在座的同誌對國家的形勢，有沒有清愁不斷、憂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國可能有一點，也不會太多。
所以胡亂邦把辛詞改為“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認為這麽一改就“把憂慮解除了，解放掉了”……
莫言公開發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葉，而那正是一個巨大轉折的節點。
1985年，劉賓雁在《開拓》創刊號上發表了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同年在《文匯月刊》上發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記》，算是拉開了《傷痕文學》的序幕。《傷痕文學》是以控訴共產黨和文革為主攻的。遵照走資派鄧小平的話，用盡一切宣傳工具搞臭文革。
同年，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被發表。隨後，他們圍繞這一問題又進行了六次對談，並在《讀書》雜誌上連刊。
最後，結集成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出版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間則為1988年。
1988這一年，《紅旗》雜誌宣告休刊，某部紀錄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應著。
同在這一年，王曉明與陳思和在《上海文論》上主持了“重寫文學史”專欄，提出：要重新研究、評估中國新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衝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
這無異於一種對曆史的顛覆和起義。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以及文革的顛覆和起義。
從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續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時間裏，該專欄發表了一大批帶有強烈“重寫”色彩的論文。
一切都要“重寫”，仿佛一切都要重來。
飯要重新吃一遍，書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氣宇軒昂，進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個什麽樣的文學景象? 無論是馬克斯·韋伯鼓吹的“學術作為一種職業”被突然傳播， 還是陳寅恪被推崇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種以學者自持立場為政治本位的新社會認同方式。
用許多人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從80年代末之後，知識分子與國家宣布了分手。
但這其中有一個被掩藏的問題：“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其本身的門檻早已經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進入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春天”之後，想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會造橋修路、通渠灌溉、醫治百病，更不需要去過問什麽核彈衛星、潛艇大炮——你隻需要會擺弄擺弄筆頭子、扯幾句淫語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識分子了。
正是在此時，出現了一本叫做《再解讀》的書，它生動地反映了那一時期的某種氛圍，一種強烈對峙的氛圍：
① 40-70年代文學與所謂“新時期文學”的對峙。
② 五四文學與所謂“大眾文學”的對峙。
爭鋒最激烈時，一度被理解為“現代”與“傳統”的對峙、“文學”與“政治”的對峙、“文明”與“愚昧”的對峙。
拿筆杆子的人們，不論水平如何，終於宣示了和過往的決裂、也是同底層群眾的決裂。
1955年2月17日出生的莫言，1966年，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為農民合同工到高密縣第五棉油廠工作 。1976年2月參軍，曾任戰士、班長、教員、幹事等職 。1978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小學沒學完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11歲開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為農民合同工到高密縣第五棉油廠工作 。18發開始工作，至1976年參軍，時年21歲。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說《人啊，人》後記中的一段話：我走出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
從那時起，一大批自詡為“啟蒙導師”的人，開始從人民的共同體裏跳躍出來，旋即回身，冷眼俯瞰著億萬雙群眾眼睛和耳朵——這在他們看來都是自己的讀者聽眾、都要接受自己的啟蒙與教化。
這部分文人，後被稱為《河殤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們肆無忌憚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到今天他們肆無忌憚得狂跳了足足四十多年。
中國共產黨上台，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人民解放“，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
在解放前，貧苦的，受壓迫的人民，解放後翻身當了主人。
莫言的言論，完全抹殺了中國共產黨對普通勞苦大眾的解放這個巨大的公積。把中國共產黨等同於曆史上的王朝變更。
如果說莫言文學的政治內涵是在於告別一段革命的曆程，那麽改開以來的1980年代一夜之間所謂“萬物春來”其席卷社會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告別革命”的基礎上。那麽就不必自稱共產黨社會主義了。然而走資派還自稱共產黨社會主義。而莫言還是共產黨員。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完整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文章是根據胡耀邦在中組部落實幹部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寫的：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哲宇主編《改革憶事》中，保育鈞撰文回憶，“《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署名為“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就是我根據當時胡耀邦的兩次發言整理而成的。此後，全國開始了規模浩大的為知識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識分子得以重用”。
“從80年代末之後，知識分子與國家宣布了分手”，其實這句話並不準確，應該是“從80年代末之後，持無產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國家宣布了分手”。30年前的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就是從文學上呼應“九二南巡”的講話精神。
於是，以作協為代表的學界等成為了一個享用一級皇糧、生產著低劣作品、擺弄著高傲姿態、散發著淫腥的腐臭圈子。“前三十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知識分子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在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的文藝人士，早就騎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了。
毛主席說過，“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
所以，新中國成立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學術思想領域“資產階級唯心論”逐漸受到削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初步占領了主導地位。意識領域的美與醜的鬥爭、善與惡的鬥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香花與毒草的鬥爭，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1950年，蔣介石：“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攜蔣經國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八百萬軍隊和五百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
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首先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平定戰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共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
蔣介石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
蔣介石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
蔣介石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
蔣介石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
蔣介石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沉痛之情與反省之意，蔣介石說：“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過氣的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一路上高呼《中華民國》如何如何，又能如何呢？隻是阿Q式自嗨而己。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也沒有反對聲，於是過氣的馬英九更是阿Q式自嗨了。國民黨的徒子徒孫們也開始阿Q式自嗨了。且不去猜測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為什麽不反對馬英九如此高調高呼《中華民國》。隻說結果：還是民進黨上台執政了。國民黨沒戲。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又一次幫倒忙。還要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嗎？
阿Q能給國民黨帶來什麽啟示？阿Q向吳媽求婚，然後被趙家趕著出去，賠的隻剩一件褲子了。阿Q的心境，沒有衣服穿，所以覺得寒冷，寒冷這個東西是沒法用精神勝利法驅逐的。女人們對他的態度都起了變化，他雖然用精神勝利法告訴自己，這些女人都學習了小姐模樣，但是自己的性本能前不久才被喚起過，所以現在女人們像躲瘟神一樣躲她，他還是會覺得很無奈。因為自己的生存條件變得惡劣了，沒有辦法恰飯了。沒落消亡國民黨馬英九阿Q自嗨。
過氣的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多次提到孫中山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的曆史當從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開始，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了。國民黨成立的宗旨，是成為一個領導中國革命的先進政黨。然而如何革命呢？孫中山最初手中並沒有什麽法寶，主要是利用私會黨的力量進行單純的軍事冒險。孫中山在創立同盟會之前，曾於1894年在夏威夷組織了類似會黨性質的興中會，興中會在發動武裝鬥爭之前，注冊會員隻有100多人，並且接近半數是孫中山的同鄉。會內財產少得可憐，與日後國民黨龐大的黨產不可同日而語。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將若幹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同盟會仍是一個普通會黨的名稱，這個選擇反映出孫中山對會黨的偏愛，同盟會甚至還沿用了三合會的暗號。
孫中山屢敗屢戰的血淚奮鬥終於感動了“上帝”──中國民眾。經武昌首義，龐大的清帝國像紙糊的房子一樣頹然坍塌。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宣布與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統一共和黨、共和實進黨等小黨聯合，組成國民黨，一時間聲勢大振，成為中國政壇第一大黨。1913年11月，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後，下令解散國民黨。1914年，孫中山召集國民黨內激進力量成立中華革命黨，樹起反袁旗幟。1919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後，中國國民黨正式開始了它執政的曆史。
國民黨執政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孫中山1905年在《民報》發刊詞中所闡述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正式確立三民主義為黨的主義。同年6月孫中山對黃埔軍校發布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這一訓詞於1928年被定為國民黨黨歌，1937年更被確定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歌，至今在台灣猶然，隻不過民進黨“總統”還認不認國民黨的黨歌為“國歌”，還是一個問題。黨國不分，終究會出一些麻煩。
國民黨是一個滿口“革命”、滿口“國家”的政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清楚地指出：“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
曆史給了國民黨機會來改造中國，國民黨和它的主要領袖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後以及抗戰期間的威望，也數度達到頂峰。不過，這個黨有一個不好的習慣，那就是視天下為黨產，心胸狹窄，一味地排斥異己。一位外國學者發現，在國民黨的特殊字典上，革命有一種確定的含義：誰反對在國民黨內占優勢地位集團的政策，他就是反革命。(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當時一位外國觀察家批評說，奢侈與豪華似乎是國民黨官員特有的生活方式，他們住在南京的漂亮住宅裏，用轎車接送子女上學，銀行裏的存款絕大部分屬於官吏們及其親屬。不少生活優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娛樂生活死氣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適生活。貪汙成了南京政府最顯著的特征。有人甚至說，共產黨的力量就來源於農民對政府腐敗和弊政的痛恨。黃埔係將領中喊出： “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澤東。此處無人要，延安去報到。”這個《中華民國》政權最終在1949年徹底崩潰，敗退台灣。
今日國民黨在台灣既失敗又分裂一樣，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也多次發生過分裂，國民黨的分裂和失敗一樣值得探究。
國民黨從同盟會時期起，就始終是一個缺乏黨內民主而又派係林立的政黨，而派係間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爭甚至軍事衝突。國民黨執政後，由於成為黨內的主流派就意味著取得國家的控製權，派係鬥爭一度空前激烈，不惜生靈塗炭，而輸了不過是下野、出國考察、回老家稱病而已。
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分裂，主要原因是政治權力的分配糾紛，與蔣介石具有同等資曆和相近威望的國民黨重要成員，窺視最高黨政職務，揪住當政者的過失不放，或另組“改革力量”，或依附地方軍事強人，向當權者發起了一次又一次挑戰。蔣介石的三次下野(1927年8月、1931年12月、1949年1月)都暴露出國民黨權力鬥爭的難以調和。而對失敗者不取其性命，給予退路，是國民黨黨內鬥爭大體遵守的遊戲規則，這主要是黨內權力製衡的結果，必要時雙方還可互相利用，共享權力。
國民黨“革”了近百年的“命”，以民生為“革命”要旨之一，可是到頭來自己卻成了台灣最大的財團。今年年初台灣財訊月刊出版了《拍賣國民黨──黨產大清算》一書，指目前國民黨主控的企業高達66家，轉投資300多家，總資產逾新台幣6000億元，堪稱全球最富有的政黨。
國民黨直接涉足商業，巧取豪奪，性喜金錢，必然會走到用金錢來玩政治、用政治來搞金錢的地步。收買選票、收受政治獻金、與企業或黑道做權錢交易，“黨庫通國庫”已是公開的秘密，並且為國際社會所詬病。而在黨內，李登輝排斥異己的一言堂作風，也使得精英流失，民眾側目。
此次台灣領導人選舉，兩岸關係是最主要的現實課題，但不是唯一的現實課題。民主進步黨正是死死揪住國民黨的黑金政治不放，以“清流共治”爭取民心；而人民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也就甘冒風險讓國民黨下台一次。在民主進步黨的競選廣告中，一位婦女說：“政黨輪替好像家裏大掃除，沙發不搬開，就不知裏麵藏了什麽髒東西。”
國民黨過去自稱“革命黨”，現在卻被人稱為“百年老店”。從“革命”到“開店”，金錢越來越多，前途越來越窄，輸給民進黨，也就不足為奇了。
1950年，蔣介石：“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根據1950年10月台灣國防研究院出版的《蔣總統集》第二冊（演講），1950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對國民黨幹部講話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攜蔣經國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八百萬軍隊和五百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
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首先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平定戰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共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
蔣介石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
蔣介石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
蔣介石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
蔣介石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
蔣介石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沉痛之情與反省之意，蔣介石說：“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
過氣的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一路上高呼《中華民國》如何如何，又能如何呢？隻是阿Q式自嗨而己。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也沒有反對聲，於是過氣的馬英九更是阿Q式自嗨了。國民黨的徒子徒孫們也開始阿Q式自嗨了。且不去猜測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為什麽不反對馬英九如此高調高呼《中華民國》。隻說結果：還是民進黨上台執政了。國民黨沒戲。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員又一次幫倒忙。還要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嗎？
阿Q能給國民黨帶來什麽啟示？阿Q向吳媽求婚，然後被趙家趕著出去，賠的隻剩一件褲子了。阿Q的心境，沒有衣服穿，所以覺得寒冷，寒冷這個東西是沒法用精神勝利法驅逐的。女人們對他的態度都起了變化，他雖然用精神勝利法告訴自己，這些女人都學習了小姐模樣，但是自己的性本能前不久才被喚起過，所以現在女人們像躲瘟神一樣躲她，他還是會覺得很無奈。因為自己的生存條件變得惡劣了，沒有辦法恰飯了。沒落消亡國民黨馬英九阿Q自嗨。
過氣的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多次提到孫中山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的曆史當從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開始，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了。國民黨成立的宗旨，是成為一個領導中國革命的先進政黨。然而如何革命呢？孫中山最初手中並沒有什麽法寶，主要是利用私會黨的力量進行單純的軍事冒險。孫中山在創立同盟會之前，曾於1894年在夏威夷組織了類似會黨性質的興中會，興中會在發動武裝鬥爭之前，注冊會員隻有100多人，並且接近半數是孫中山的同鄉。會內財產少得可憐，與日後國民黨龐大的黨產不可同日而語。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將若幹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同盟會仍是一個普通會黨的名稱，這個選擇反映出孫中山對會黨的偏愛，同盟會甚至還沿用了三合會的暗號。
孫中山屢敗屢戰的血淚奮鬥終於感動了“上帝”──中國民眾。經武昌首義，龐大的清帝國像紙糊的房子一樣頹然坍塌。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宣布與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統一共和黨、共和實進黨等小黨聯合，組成國民黨，一時間聲勢大振，成為中國政壇第一大黨。1913年11月，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後，下令解散國民黨。1914年，孫中山召集國民黨內激進力量成立中華革命黨，樹起反袁旗幟。1919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後，中國國民黨正式開始了它執政的曆史。
國民黨執政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孫中山1905年在《民報》發刊詞中所闡述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正式確立三民主義為黨的主義。同年6月孫中山對黃埔軍校發布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這一訓詞於1928年被定為國民黨黨歌，1937年更被確定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歌，至今在台灣猶然，隻不過民進黨“總統”還認不認國民黨的黨歌為“國歌”，還是一個問題。黨國不分，終究會出一些麻煩。
國民黨是一個滿口“革命”、滿口“國家”的政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清楚地指出：“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於顛覆滿洲而已；乃在於滿洲顛覆以後，得從事於改造中國。”
曆史給了國民黨機會來改造中國，國民黨和它的主要領袖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後以及抗戰期間的威望，也數度達到頂峰。不過，這個黨有一個不好的習慣，那就是視天下為黨產，心胸狹窄，一味地排斥異己。一位外國學者發現，在國民黨的特殊字典上，革命有一種確定的含義：誰反對在國民黨內占優勢地位集團的政策，他就是反革命。(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當時一位外國觀察家批評說，奢侈與豪華似乎是國民黨官員特有的生活方式，他們住在南京的漂亮住宅裏，用轎車接送子女上學，銀行裏的存款絕大部分屬於官吏們及其親屬。不少生活優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娛樂生活死氣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適生活。貪汙成了南京政府最顯著的特征。有人甚至說，共產黨的力量就來源於農民對政府腐敗和弊政的痛恨。黃埔係將領中喊出： “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澤東。此處無人要，延安去報到。”這個《中華民國》政權最終在1949年徹底崩潰，敗退台灣。
今日國民黨在台灣既失敗又分裂一樣，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也多次發生過分裂，國民黨的分裂和失敗一樣值得探究。
國民黨從同盟會時期起，就始終是一個缺乏黨內民主而又派係林立的政黨，而派係間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爭甚至軍事衝突。國民黨執政後，由於成為黨內的主流派就意味著取得國家的控製權，派係鬥爭一度空前激烈，不惜生靈塗炭，而輸了不過是下野、出國考察、回老家稱病而已。
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分裂，主要原因是政治權力的分配糾紛，與蔣介石具有同等資曆和相近威望的國民黨重要成員，窺視最高黨政職務，揪住當政者的過失不放，或另組“改革力量”，或依附地方軍事強人，向當權者發起了一次又一次挑戰。蔣介石的三次下野(1927年8月、1931年12月、1949年1月)都暴露出國民黨權力鬥爭的難以調和。而對失敗者不取其性命，給予退路，是國民黨黨內鬥爭大體遵守的遊戲規則，這主要是黨內權力製衡的結果，必要時雙方還可互相利用，共享權力。
國民黨“革”了近百年的“命”，以民生為“革命”要旨之一，可是到頭來自己卻成了台灣最大的財團。今年年初台灣財訊月刊出版了《拍賣國民黨──黨產大清算》一書，指目前國民黨主控的企業高達66家，轉投資300多家，總資產逾新台幣6000億元，堪稱全球最富有的政黨。
國民黨直接涉足商業，巧取豪奪，性喜金錢，必然會走到用金錢來玩政治、用政治來搞金錢的地步。收買選票、收受政治獻金、與企業或黑道做權錢交易，“黨庫通國庫”已是公開的秘密，並且為國際社會所詬病。而在黨內，李登輝排斥異己的一言堂作風，也使得精英流失，民眾側目。
此次台灣領導人選舉，兩岸關係是最主要的現實課題，但不是唯一的現實課題。民主進步黨正是死死揪住國民黨的黑金政治不放，以“清流共治”爭取民心；而人民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也就甘冒風險讓國民黨下台一次。在民主進步黨的競選廣告中，一位婦女說：“政黨輪替好像家裏大掃除，沙發不搬開，就不知裏麵藏了什麽髒東西。”
國民黨過去自稱“革命黨”，現在卻被人稱為“百年老店”。從“革命”到“開店”，金錢越來越多，前途越來越窄，輸給民進黨，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意識形態領域，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一直沒有放鬆過他們的“滲透”“演變”和“顛覆活動。請認識一下美國中央情報局《十條誡令》：
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製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
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隻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於：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遊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時常製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裏找好機會，分裂他們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製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
五、要不斷製造消息，醜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後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麽場合，什麽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隻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所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
七、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隻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製，他們在人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隻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麵上非常慈愛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十、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中央情報局西化、分化中國的險惡用心，在《十條誡令》中暴露無遺。
在美蘇爭鬥得你死我活、對蘇情報活動牽涉了中情局主要精力時，尚且出台這樣的對中國秘密情報活動綱領，那麽，在現在美國已日益明顯地把中國當作了“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中情局又會有什麽樣的對中國行動綱領呢？
根據美國政府決策有著強大影響的智囊庫蘭德公司於1999年6月份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建議報告：美國的對華戰略應該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麵的遏製，並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
第三步就是在前兩招都不能得逞時，不惜與中國一戰，當然作戰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國的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衝突的周邊國家。
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的種種秘密情報活動，過去沒有停止過，現在也沒有停止，將來還會繼續下去。隻要中國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變得越來越強大，就將是美國揮之不去的一個“心病”，就仍將是中央情報局秘密情報活動的重點對象之一。
美國中情局這《十條誡令》是根據形勢需要不斷修改、經過深思熟慮的、語言極其準確、嚴密的，必須經過分析研究，才能掌握它的實質。這《十條誡令》是極好的反麵教材，讀懂了它，你才真正認識到莫言的作品是什麽貨色？你讀懂了莫言的作品，你才真正知道《十條誡令》是幹什麽的玩意兒？二者聯係得就是如此緊密、相得益彰！
過去和現在批判莫言的文章是相當深刻的。
第一，莫言對毛主席抱有刻骨的仇恨。他的小說醜化抹黑共產黨、八路軍、革命群眾、社會主義以及黨的土改政策等，其根本目的是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莫言曾急不可耐地寫道：“毛主席不死，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不大可能改變，階級鬥爭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學，也不會是現在這樣子的文學，而那樣子的文學我是不會寫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現在，我肯定不會當上所謂的‘作家’。”，”如果毛主席活著，就不可能有我家那頭牛。”，“毛主席死了，天並沒有塌下來，老百姓也沒有因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活得不賴。”歡呼毛主席去世，從莫言這兒開始。掀起反毛惡浪，莫言難辭其咎。直到現在還砸毀毛主席塑像的人必定與莫言同流合汙。莫言模範地履行了《十條誡令》第五條。
第二，莫言是分裂中國人民思想感情、汙染青年們心靈的禍首。由於莫言采用所謂”暴露”的表現手法，抹黑共產黨、抹黑八路軍、抹黑革命人民、抹黑社會主義，給廣大的讀者造成極大的情感上的衝擊，使不少人對黨對領袖離心離德，喪失信賴。文藝作品改變人的感情的作用絕對不能忽視。《十條誡令》把分裂中國人民的感情與分裂中國的地區和民族並舉，是有它的深意的。事實是，隻要中國人民的感情不被分裂，中國的領土、民族就不會被分裂。感情是和物和人最牢固的紐帶。莫言是如何分裂中國人民的感情的？僅舉一例，請看下麵莫言書中的一段描寫：
莫言：“黝黑的鄉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的盡頭的破爛房間裏，掛著幾盞汽燈；擺著皮鞭、棍棒、藤條、鐵索、麻繩、水桶、掃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裏手，把白發蒼蒼、臉腫得透明的老母親和她的兒孫們，反剪著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們難耐刺骨的疼痛，掙紮、哭嚎、哀鳴， 汗水從們的身上湧出，雜亂的頭發裏蒸發著雪白的霧氣，死了，癱瘓了，才放下，用涼水潑醒......“
這是八路軍和民兵拷問、吊打老母親和她的兒孫們的描寫。什麽叫”暴露”？這就叫莫言對八路軍的“暴露”。寫得何等“驚心動魄”、“駭人聽聞”？請問：那些新中國才出生的青年讀者們，讀了這段描寫有何感想呢？你們的感情是否受到極大的衝擊，是否發生分裂呢？
莫言寫色情肆無忌憚，無所不用其極。看他的描寫：
莫言：“我”（金童）不分長幼親疏摸弄啞咬一切女人的乳房，幾個親姐姐也不放過。我在六姐招弟結婚時，獸性大發，想衝上去，用刀子劃破她的裙子，然後貼著底盤利索地把她的乳房旋下來。
在所謂‘雪集’上，‘我’裝扮雪公子，一次摸過120個女人的乳房，以後我奸淫女屍被判了15年。出獄後，仍然惡性不改，沒有乳房摸就大病，在母親幫助下，上了比她大得多的‘獨乳老金‘’’的床，以後又靠外甥的資助，每天招來三撥21個胖的、瘦的、大的、小的、白的、黑的、黃的、紅的女人，亮出胸膛讓“我”“檢查”，摸到最後一天，“我”的手脖子已經軟弱無力，手指上磨起了血泡。“
......
青年讀者同誌們，你們可能不知道什麽叫《十條誡令》說的“替他們（指青年們）製造色情奔放的興趣”？這就是，這就是莫言按《十條誡令》指示“製造色情奔放的興趣”。
文學能喚起聯想，書中說，“在我十來歲跟著女人們過敵人的封鎖溝的哨卡，到堯城趕集時，凡是女的不論老少，都被漢奸逼迫著到站崗的日本兵那兒檢查——敞開胸，看看乳房，脫下褲子看看腿襠，然後才放行。“七十多年前，中國婦女被漢奸逼迫著讓日本人發泄獸性、尋歡作樂；七十多年後莫言幫助美國人“製造色情奔放的興趣”，還要汙染我們青年人的心靈。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莫言是對黨性的叛逆，是對中華民族的叛逆。有評論說，莫言的作品有兩個特色：叛逆和審醜。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他們首先有個堅定的立場，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莫言作為一個黨員作家，他背叛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他背叛了黨，背叛了黨性，他把抹黑共產黨、抹黑八路軍、抹黑革命人民、抹黑前30年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作為他的文學使命，實際上他連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都糟蹋得不像樣子了。
第四，《生死疲勞》《豐乳肥臀》集中地反映了莫言反土改、為地主還鄉團揚幡招魂的本質。莫言為什麽咬牙切齒地反土改？土改在中國革命中的意義和作用是什麽？
中國革命歸根到底是土地革命，在國土淪亡的歲月，中國的人民沒有生存之地，連公園都寫著“華人與狗不準入內”！在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下，土地是農民的血淚和仇恨的代名詞。土地是用烈士的鮮血換來的啊，在祖國的大地上，有多少革命先烈長眠於地下，有多少革命的先烈的鮮血灑在這塊土地上？
一寸土地一寸金，土地就是江山，守住它，就守住了江山，就能做土地的主人、國家的主人：失掉它，就失去江山，就重新淪為列強的奴隸、地主的奴隸。
土地改革，讓我國農民懂得了用鮮血換來土地必須用鮮血來守住它的道理；土地改革，使億萬農民真正懂得了共產黨、毛主席帶領人民搞革命，是千真萬確地為了人民。全中國人民懂得了，沒有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土地革命，就不會保住用革命烈士鮮血換來的土地，就不會使全國人民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生不息地享受著這屬於自己的美麗江山、千裏沃野、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大自然的恩賜和稟賦。
當前，國內外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非常嚴峻。莫言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十條誡令》的忠實執行者，與莫言之流的鬥爭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的集中反映。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都要行動起來，堅持持久戰，不獲全勝、決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