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主席逝世工人階級成弱勢人群
毛主席的遺願：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中國革命走了一條特殊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先是遵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工人工作，發動工人運動，但這條道路並不順暢，由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殊性，重點工作改為發動農民和進行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後回過頭再次強調依靠工人階級，高潮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依靠力量是誰？毫無疑問，還是工人階級。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達高潮。
走資派時代，《毛主席逝世工人階級成弱勢人群》。中國的工人階級一夜回到舊中國。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有著深刻的理論與曆史依據。》
1968年8月，《紅旗》1968年第2期發表了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毛澤東對此文加了批語並加寫的一段話：“在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毛澤東年譜》第六卷，187頁）
這段批語有非常明確的現實針對性。
一方麵，是針對蒯大富一類富有革命激情但帶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革命知識分子來說的。1968年初，北大、清華都發生了武鬥事件，而以清華尤甚。清華武鬥中死亡18人，受傷1100人，致殘30多人，經濟損失1000萬。革命小將們將派性利益置於階級利益之上，讓毛主席十分震怒。
另一方麵，是針對明裏暗裏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那些人講的。毛澤東在1968年7月28日接見五大領袖談到，“四一四必勝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爭取他們中間群眾，包括領袖中一些人。周泉纓的主要觀點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說蒯大富隻能把權交給四一四。”“清華414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勝》這篇文章，我仔細讀過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勝的。”周泉纓是“四一四”的理論家，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派靠不住，必須依靠他們那樣的“知識階級革命派”。
大浪淘沙，曆史會檢驗很多東西。改革開放後，四一四派的周泉纓、沈如槐、汲鵬先後加入了胡德平與鄧樸方的東湖公司與康華公司，投入“官倒”的懷抱。而據周泉纓回憶，胡德平與鄧樸方並不否定414，胡德平說，在清華414問題上，鄧樸方的觀點是與他一致的，他們都認為414在文革的那一種極度困難的曆史條件下，能夠堅決和有效對抗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周泉纓：胡德平與鄧樸方不否定清華文革414，http://blog.tianya.cn/m/post.jsp?postId=110703866）
“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這是他們的核心觀點。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必須坐天下，也能夠坐天下，這是原則性的問題。
而當代的人們解讀毛澤東派駐工宣隊進校，一般理解為針對蒯大富，這是不全麵的，是一葉障目。毛主席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無產階級要打天下、坐天下，四一四派的人認為打天下的坐不了天下，而蒯大富一類的小資產階級以為天下是自己打的，要自己坐天下，不懂得階級的天下和個人或派別天下的區別。
隨著毛主席的去世，“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句話就越講越空，至今完全不提了。
今天，中國工人有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巨大數量，有著先進的馬列毛主義的理論遺產，有著光榮的鬥爭傳統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但是，由於失去了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處於嚴重的雇傭化、貧困化、無權化、分散化的狀態（工運前輩劉實語）。
歸根結底，是鬥爭的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相背離。這毫不奇怪，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的，這是根本的規律。然而，無產階級運動的發生、發展，卻有著相對的獨立性，有著能動的品質。階級鬥爭如逆水行舟，資產階級的“水”逆曆史潮流而動，無產階級的舟須臾不可懈怠。就像近五百年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封建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都是幾十年一個輪回一樣，十月革命以後的資產階級是逆水而行，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也往往是幾十年一個輪回。如果說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某些時期，兩大階級有過短暫的“同舟共濟”期，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之後，溫情脈脈的麵紗撕去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存在任何幻想的空間。無產階級的劃舟人，如有先進理論的指導，又有階級組織的手段，則在極艱苦的條件下仍能成就偉業。相反，劃舟者對資產階級的水性不熟，或路線不明，或劃舟技巧太差，就算舟已足夠強大，則仍有翻船或退行的可能。前者，如中共早期領導的工運，二三百萬的產業工人，相對四億人口的大國，可以忽略不計，卻掀起了工人運動的驚天巨浪，後者，如改革年代的工人階級，盡管有了上億的規模，有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的文革的訓練，由於對黨內資產階級這一新生事物不熟悉，對西方資本主義有著粉色的幻想，複辟的慘劇仍然發生了。
客觀條件是需要我們下大工夫研究的，以使得我們的工作盡量符合實際，盡管有些條件不以人意誌為轉移。主觀努力是我們可以親身踐行的，主觀的努力本身就可以化為客觀條件，所謂“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馬列毛主義者從來不將主觀努力當成純粹的精神方麵。相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最理解、最重視精神的作用，毛主席在評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列寧說過，唯物主義者最“唯心”，他們最能夠刻苦，最不怕死。
毛主席說的“唯心”，就是徹底的唯物辯證法：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精神與客觀世界之間，加入了“人”這個能動的中介，絕不是資產階級庸人們所說的“唯意誌論”。將無產階級當作物質武器，馬、列、毛是一以貫之的。資產階級很“唯物”，信仰拜物教，然而他們這個“唯物”是低級的、庸俗的，他們不懂得人的運動、社會的運動、階級的運動是物質的高級運動形態。
今天，不存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政治條件，但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不是一句空話、一句套話，是毛主席和所有共產黨人為之奮鬥不息、身體力行的一句話。也是我們今天的行動指南，否則，我們的一切奮鬥就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毛主席本人就是中共早期傑出的工人運動領袖之一，他的革命實踐活動主要是從工人運動開始的。他在長沙第一師範辦過工人夜校，他曾爭取和改組湖南勞工會，使之走上革命工會的道路。他七赴安源路礦，成立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建立了我們黨的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安源路礦支部和安源黨的地方委員會。他自述這段經曆時說：教過兩年書，做過兩年工人運動，半年農民運動。他在做工人運動的這兩年期間，領導湖南地區工人罷工十次，隻失敗過一次，大部分取得了勝利。尤其是在安源，1.7萬路礦工人罷工7天，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抗戰勝利前夕，毛主席以他一貫的高瞻遠矚在為黨的“七大”所作的結論中說：“農民運動，我們比較會搞，工人運動就比較生疏了。我們黨走過的路是這樣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再到工人運動。過去我們是從工人運動起家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比如內戰時期，抗戰時期都是搞農民運動，將來我們要再轉到搞工人運動，搞大工業，搞正規軍隊等。這就是我們的預見。為著領導，必須有預見。”
解放戰爭勝利前夕，毛主席又發揮他偉大的預見性，在黨內很多同誌還在向往即將到來的全國勝利時，發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重要號召。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在城市鬥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塗的同誌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塗的同誌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毛主席強調指出，我們必須批判這種糊塗思想。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麵。”
新中國成立後，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還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依靠工人階級，是要階級鬥爭還是搞階級合作，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革命方向與劉少奇的資本主義傾向之爭，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文革爆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鑒於紅衛兵小將的局限性，學生、知識分子無法再將革命向前推進，毛主席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開天辟地頭一遭，工人階級取得如此崇高的政治地位，中國工人走入曆史上最輝煌的時刻。
毛主席逝世後，尚未完全成熟的工人階級失去了他們的導師，階級力量對比頓時失衡。資本主義複辟了。工人們淪為雇傭奴隸，先是政治權利的喪失，緊接著是經濟地位的下降。工人階級慢慢回想起主席的教導，備感親切，備覺透徹。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就要努力克服我們自身的下意識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我們身處資產階級主導的社會，有意無意間，不可避免要沾染很多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當我們要融入無產階級鬥爭的洪流時，這些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我們的工作，腐蝕我們的靈魂。於是我們通常自嘲我們是小資產階級，就心安理得地放下工作，暫且偷安了。可是，階級鬥爭無時不刻不在發生、發展，我們能休息，鬥爭卻不會停止。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就要善於引導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團結的對象，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特別是“左派”中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是我們批評的對象，批評即是團結的手段。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有兩種發展的可能，引導的辦法不是融入其中，更不是跟隨其後。小資產階級群眾有自己的夢想，即所謂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這是事實。引導的辦法，第一，是在適當的時候打碎其幻想，幻想不打碎不行，打碎得太快也不行，散布幻想更不行。第二，讓其感受工人階級的力量，讓其認識到，明君、清官、俠客都不能達到解放自己的目的，唯有依靠最有前途的階級。有破有立，方能做引導工作。
我們紀念毛主席，是因為懷念他、熱愛他，更是要踐行他的主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他老人家留下的最深刻教誨之一，我們每一個自稱毛澤東的信徒，自稱的馬列毛主義者，如果忘卻了這個教誨，那就意味著背叛。雄關漫道真如鐵，如今邁步從頭越，工人階級勝利的曙光，我們已經看到了。主席離開我們44年了，千萬個毛澤東卻正在迅速成長，我們腳下這片沃土，不缺生長毛澤東的條件。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沿著主席指引的道路，我們腳踏實地前進，勝利是完全可以預見的。
轉《何玉興：最絕望的墮落——寫給中國知識分子》
最絕望的墮落
（一）
納粹期間的德國，大部分教授公開表態支持納粹政府。大師級的哲學家海德格爾在發表校長就職演講時說：“任何教條和思想，將不再是你們生活的法則。元首本人，而且隻有他，才是德國現在和未來的現實中的法則。” 愛因斯坦認為，“德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體來看——他們的行為並不見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識界的這種普遍放棄、逃逸、墮落的行為，帶給一個民族的影響是致命的。
文革期間的中國，大師級的哲學家馮友蘭建議：“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麵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個曆史經驗很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借鑒，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國文《中國文人的活法》中所說：“焚書坑儒這種高智商的殺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為”。
薩特的《惡心》，再現了淪陷時期巴黎知識分子群的醜惡表演。在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 中，知識分子們成了世俗道德的違背者，他們行為怪癖，心腸剛硬，撒謊、虛偽、自私自利到了極點。
盧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斷地從養母或者養母兼情人那裏榨取錢財，而當這些女人窮困潦倒之時，他卻從未想到要幫助一下她們。他把與自己同居多年並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動物，隨意加以傷害和侮辱。
雪萊因行為不端被趕出家門之後，經常采取威脅、欺騙、辱罵等各種手段，不斷向父親要錢。他終日周旋於眾多女性之間，隨意玩弄她們，再將她們拋棄。他四處借錢，卻從未還過。
列夫·托爾斯泰立誌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類，卻終日沉迷於賭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為他的小說給他掙了很多錢，他的莊園早就給輸掉了。他經常把愛掛在嘴邊，擺出一副農奴解放者的架勢，卻從沒實際行動過。在兩個哥哥貧病交加之時，他從未資助過他們，他的一個哥哥臨死之前要見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絕了。
為什麽會這樣？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現代社會的社會結構和文化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分裂。
法國布迪厄說：知識分子是一種悖論的或二維的存在。
韓國崔秀哲《分身人》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彭加勒《最後的沉思》對偏愛走極端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了剖析和批判。
齊美爾《社會是如何可能的》：人類是一種雙重性生物，無論是作為群體或是個人，生命內部都具有各種對張的二元力量向外發展。作為個人，這種雙重性表現在身體和精神都同時需要動感與寧靜，作為群體，社會曆史是在社會群體與個性提升之間的衝突、妥協和調和之中發展。由於個體性與社會群體的普遍性兩種相反的原則並存，齊美爾認為社會生活看起來就像雙方寸土必爭的戰場。人們同時麵對個體性與普遍性的原則，必須在衝突的兩者之間努力取得平衡，以達成基本人性中的對立統一運作，這種運作要透過“不斷地調節比例從而重獲不斷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爾·雅克比《最後的知識分子》，表達了對美國知識界的更深的憂慮，即真正的危機是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正在消失，它被專業化程度過高、狹隘的學院專家們取代，如今的專家們的意見隻有少數的同行可以理解。哈耶克說，知識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淪入過度專業化與技術化的陷阱，失去了對更廣闊世界的好奇心。周國平說：哲學成了辦公大樓，在名目繁多的科室裏，隻見伏案辦公的職員，見不到一個真正的哲學家。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技術控製了人。哈貝馬斯《走向理性社會》：生命的意義失掉了存在的基礎，生命的價值失去了終極依據。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學者消失了，科學墮落為探究。
還有一種情形，那就是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宮廷樂師、行吟詩人與修道院的僧侶如今變成廣告撰稿人、專欄作家與公共形象設計者。葛蘭西在《獄中劄記》中獨創的“有機知識分子”一詞，勉強把他們歸屬於知識分子行列，其實他們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繆《墮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戰後巴黎知識界的典型，他一直過著雙重的生活：表麵上道貌岸然，實際上男盜女娼；表麵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表麵上樂善好施，實際上刻薄寡恩；表麵上豪俠仗義，實際上見死不救；表麵上誇誇其談，實際上蠅營狗苟，表麵上寬宏大量，實際上睚眥必報，表麵上是懺悔者，實際上是法官……
翻閱黃梵的《第十一誡》，比薩特的《惡心》還讓人惡心。主人公齊教授是聲名顯赫的學術權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機鑽營，生活腐化墮落，不僅榨取學生的科研成果，而且為了撈到科研經費，獲取當權者的認可，不惜修改數據，拿人命關天的炮彈軌道數據當兒戲。在齊教授身上，我們看到走向墮落的知識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權力正在通過金錢和地位來誘惑知識分子放棄道義與良知。
費振鍾的《墮落時代》，與其說它是一本關於晚明文人的書，不如說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現代性的書。走近晚明的文人，讓我們嗅到了“墮落時代”的酒氣，讓我們看到了“墮落時代”酒色過度後的回光返照。他們酒後佯狂，裝瘋作傻，倚瘋作邪的病態成為常態。而晚明文人的病，絕不僅僅屬於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墮落》一文中寫道：以王朔的小說與賈平凹的《廢都》為代表的文學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與其傳統觀念，已經發生了許多背道而馳的變化，同時卻和王朔筆下的痞子，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相似之處”，這就是對於“墮落”的渴望。在當今的文壇，墮落似乎已經成為時髦，文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墮落並炫耀自己的墮落。
張承誌在《以筆為旗》中將文人分為幾類：東施抹上魔幻口紅，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糾纏在稿紙卷頭卻意在高官流水賬的人，因不逞和無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衝鋒可是不見流血的人以及種種這棵樹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賢治說：知識分子算什麽東西呢？他們不過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來築造輝煌的聖殿,自然也能用來砌做汙穢的糞池。夠了！關於知識分子墮落的例子，書裏成千上萬，現實中比書上還多。
一棵被當地居民視為地標的樹，多少年來，人們行走在曠野中，憑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樹死了，許多人從此再也找不到家園。
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麽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裏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最絕望的腐敗並不是官僚，而是知識分子。官僚的腐敗隻能誤一個黨派，一個朝代，而知識分子的腐敗卻誤國誤民，流弊深遠。最可怕的墮落也並不是匪盜痞，而是知識分子。匪盜痞的墮落都隻能貽害一方百姓，壞一家之風氣，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卻敗壞的是整個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操守。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徹底的和最後的墮落。其他人的墮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渾濁，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則是水源渾了。
毛澤東與賬本的淵源已久。1936年9月，毛澤東在保安窯洞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裏記賬。”還說到他父親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從9歲到17歲，毛澤東一直給家裏記賬。1910年秋毛澤東留下一首“孩兒立誌出鄉關”的詩，夾在父親每天都看的賬簿裏，離開韶山從此走上了求學、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澤東參與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時，嚐試將“年度結賬”會計製度改為“半年算”，還率先向社會披露會計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戶佃農張連初家進行試點調查，又用算賬的方式寫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用數據揭示中國佃農的貧苦生活，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之源。之後，他在三個不同曆史時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夥食賬”。
新中國成立後的“共和國第一家庭賬”
韶山毛澤東同誌紀念館展示了賀清華的一段話：“毛澤東一生反對特殊化，堅持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為規範生活管理、杜絕特權行為，毛澤東一家從1952年開始設立生活賬簿，包括日常雜費開支賬、生活費收支報表、物品分類賬，等等。”
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記錄的夥食賬，這本夥食賬不僅僅是簡單的流水賬，還有報表。據《毛澤東生活檔案》一書記載：1962年“毛澤東建議，對自己一家的收支認真填寫報表。”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保存的“生活費收支報表共42本。內容為1962年到1975年(缺1974年)的月度報表、季度報表或年度報表。”從此，毛澤東家庭生活賬從單純的記賬活動升級為報表管理。因為有文物在此，使我們得以了解毛澤東這套夥食賬的全貌。
(一)明細賬。韶山毛澤東同誌紀念館展示了一頁明細賬，這頁明細賬可以據實反映出毛澤東家庭生活支出的原貌，十分珍貴。明細賬采用印製的收入、付出和結餘三欄式賬頁格式，記錄了1967年7月和8月的部分生活支出業務，跟單位的明細賬一致，記錄得十分詳細、規範。比如7月13日“供應科購食品7.72元”，7月31日“主席洗衣費1.6元”，8月8日“做睡衣手工費1.38元”，8月10號“首長八月黨費20元”，等等;還包括為了出差買7把箱鎖、修理吹風機的支出。事無巨細。
(二)月報表。在1963年4月的生活費月報表裏匯總了毛澤東一家當月的生活收支數字：上月結餘8579.39元。收入兩項：主席工資404.80元，單據1張;江青工資243.00元，無單據。支出8項，其中：夥食費400.81元，單據36張;副食品115.94元，單據14張;黨費20.00元(這黨費應是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單據1張;雜費26.55元，單據3張;家屬雜費(表中“屍”字下麵放個“示”，是“屬”的第三批簡化字)252.77元，單據20張;澡費1.50元，單據1張;汽車費2.50元，無單據;月租費86.82元，無單據(應為毛澤東住在中南海的房租)。期末結餘8320.30元，比期初減少259.09元，當月入不敷出。這張月報表的製表人是劉文德，負責人是許心誠，編報十分規範，可以清晰反映毛澤東一家當月的生活收支結構及其詳細金額。
(三)季報表。1966年第一季度的季報表匯總了毛澤東一家的季度生活收支數據。上期結餘：13367.03元。收入兩項：主席工資1214.4元，並注明是3個月工資404.8元的合計數;江青工資729元，也注明是3個月工資243元的合計數。支出4項：家屬雜費30元;澡費6元，並注明每月2元;暖氣費111.24元，每月37.08元;月租費254.79元，每月84.93元。季度支出合計402.03元，期末結餘14908.4元，比期初增加1541.37元。這張季度報表的製表人還是劉文德，但負責人變成了徐吉夢。這張季度報表可以反映毛澤東一家當季的生活收支結構及其金額。
但1969年3—6月的季報表，卻包括了4個月的收支內容。上期結餘：2066.56元。收入隻有一項，即毛澤東的工資還是1214.4元，並注明是4、5、6三個月的工資合計數，江青的工資已不在此列。據《毛澤東生活檔案》一書證實從1970年開始，他們不僅分賬，還分開吃飯。這張季度報表中的支出有6項：月租費259.05元，並注明是4、5、6三個月的;煤氣費11.1元，也注明是4、5、6三個月的;另外4項支出是：日用品支出67.58元、夥食支出578.35元、茶葉支出15.7元、水果支出16.26元，但注明是3、4月的支出，而非4、5、6三個月的開支，時間和歸類沒有統一。製表人是劉元祥，沒有負責人簽章。報表的潦草也折射出當時的時局，嚴謹的會計人員也不專心工作了。
(四)年報表。1974年6月至1975年5月的年報表顯示上年結轉：3985.47元。1975年1—5月主席的工資收入2024元，每月還是404.8元。月租費228.2元，黨費160元，生活開支分為夥食費3221.15元、水果費243.67元、茶葉費104.76元、生活用煤氣費18.5元、日用品開支63元。期末結餘1970.19元，當年的開支大於收入2015.28元。但這張年報表是1975年5月後編報的，並不是按年度編報的，隨機性強，應是毛澤東要看生活費年度報表或有其他需要，臨時編製的。製表人和負責人也都沒有簽章，報表的編製有點潦草
《毛澤東生活檔案》還進行了補充說明：“應當說明的是，毛澤東生活費報表中的開支，並不完全是他一家的開支，其中還包括招待一些客人特別是民主人士的費用，以及身邊工作人員的夜餐費、部分醫藥費和出差補助費。生活賬反映，毛澤東身邊許多工作人員在毛澤東的收入中報銷過醫藥費和出差補助費。根據日常雜費開支表1965年2月24日到6月30日的統計，毛澤東付工作人員醫藥費72.8元，出差補助費280.35元。”當錢不夠用時毛澤東會“翻翻生活賬，並叮囑工作人員注意節約”，也會動用稿費，補貼家用。
這套生活賬從1952年一直記到1977年元月，記錄了25年;報表從1962年編到1975年，也編了13年，從中不僅可以看到毛澤東的住房、煤氣甚至洗澡都要付費;還證實毛澤東降過三次工資，從最初預定的每月600元降到510元，再在1960年從一級降到三級每月404.8元，直到去世也沒長一分錢。這套“共和國第一家庭賬”，既有明細賬，還有生活費用收支報表，報表還分月報、季報和年報，其中還有根據隨時需要編製的報表，既詳細，也全麵，還十分規範。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記錄家庭生活賬，是嚴於律己、艱苦樸素的一個生動寫照。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開始進入反攻階段，隨著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納粹德國的覆滅已成為時間問題，對日作戰開始成為同盟國的作戰重心。為此，美國總統羅斯福決定召開由美、英、中、蘇四國首腦參加的開羅會議，以加強反法西斯聯盟，協同對日作戰。
由於蔣介石一向對蘇聯不友好，斯大林反對將中國列為四大強國，加上又瞧不起蔣介石，不願與蔣會麵，故對羅斯福的倡議遲遲未予答複。斯大林的態度和想法，使羅斯福頗感意外。
考慮到斯大林與蔣介石的矛盾，羅斯福決定將四巨頭會議分兩次開，即先在埃及開羅開中、美、英首腦會議，然後再在伊朗德黑蘭開美、英、蘇首腦會議。這一想法得到中、英兩國的讚同。
1943年11月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告知他在兩三天內去北非，請蔣介石和英國首相丘吉爾與他在開羅會晤，希望蔣介石11月22日抵達開羅。蔣介石接到電報後，認為這是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恢複中國國家利益的好機會，於是要求手下官員擬訂會談方案。其中涉及中國政治方麵的方案包括:戰後將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交還中國，並無償接收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等。蔣介石對這個方案甚為滿意。11月18日上午，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以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美國在華軍事將領史迪威和陳納德等20餘人，從重慶白市驛軍用機場分乘兩架飛機飛往埃及。
建議中美共管，蔣介石一拒琉球
開羅會議於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開，其間蔣介石與羅斯福會談了4次。11月23日晚，蔣介石帶王寵惠與羅斯福單獨會談，在談到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島嶼時，羅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島。他對蔣介石說:“琉球係許多島嶼組成的弧形群島，日本當年是用不正當手段搶奪該群島的，也應予以剝奪。我考慮琉球在地理位置上離貴國很近，曆史上與貴國有很緊密的關係，貴國如想得到琉球群島，可以交給貴國管理。”
羅斯福突然提出將琉球群島交給中國，大大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不知該如何回答。過了老半天，他才對羅斯福說:“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占領，然後國際托管給中美共同管理為好。”蔣介石這麽一說，羅斯福覺得蔣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島，故未再往下說。
琉球群島位於中國台灣島和日本九州島之間，包括先島諸島、衝繩諸島、奄美諸島、土噶喇列島、大隅諸島等島嶼，麵積約4600平方公裏。12世紀琉球群島上出現了中山、山南、山北3個小王國，公元1372年開始向中國明朝進貢，國王分別受明朝冊封，官民與明朝往來十分頻繁。此後，該群島又形成了統一的琉球王國，但仍向中國封建統治者朝貢。1609年，日本薩摩藩諸侯島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後，琉球王雖向明朝與薩摩藩同時進貢，但國王仍受中國冊封，而且一直延續到清朝。琉球國王一直受中國冊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國，日本統治者對此極其不滿，十分擔心琉球歸並於中國。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與中國商量，強行廢琉球王國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強行吞並琉球藩設置衝繩縣。
日本對琉球的強行侵占，曾引起許多國家的不滿，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種方式進行過反抗，但都失敗了。琉球群島係中國的東大門，曆史上又與中國關係密切。羅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島交給中國，自然有他的考慮，但由於蔣介石的猶豫態度，羅斯福第一次提出的這一建議沒有成功。
懼怕日本，蔣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蔣介石與羅斯福再次會談時，又談到了琉球群島。羅斯福說:“我反複考慮，琉球群島在台灣的東北麵，麵向太平洋，是你們的東部屏障，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你們得到了台灣，如不得到琉球，台灣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島不能讓侵略成性的日本長期占領。是不是與台灣及澎湖列島一並交給你們管轄？”
蔣介石見羅斯福又提到這個問題，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領了多年，在國內草擬的談判方案又不含琉球問題，變得十分猶豫。羅斯福見蔣介石半天不作聲，以為他沒有聽清楚，又補了一句:“貴國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戰爭結束了，就將琉球群島交給貴國。”蔣介石猶豫再三，最後答複道:“琉球的問題比較複雜，我還是那個意見，中美共同管理為好。”羅斯福心裏明白了:蔣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島。蔣介石對琉球的態度，讓羅斯福感到不可思議。
自此以後，羅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員在蔣介石麵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蔣介石當時為何不要琉球群島呢？據後來跟隨蔣介石到開羅的國民黨官吏們分析，他去開羅，主要是爭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沒有爭琉球的方案，蔣介石認為能將東北、台灣及澎湖爭回來就足夠了。另一個原因是日本是亞洲強國，蔣介石怕中國得到琉球後，日本日後找中國扯皮，中日兩國再結新怨。
由於蔣介石堅持不要琉球群島，故《開羅宣言》在寫到日本應歸還中國的領土時，隻提到“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隻字未提琉球群島。
蔣介石嚴防消息泄露
開羅會議結束後，蔣介石才回過味來，開始後悔沒有接收琉球群島。蔣介石覺得這件事說出去有損他的形象，於是叮囑王寵惠說:“羅斯福要把琉球交給我們的問題，隻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說了。如果有人問此事，就說我們沒有條約、根據，提不出理由。”盡管蔣介石對王寵惠千叮嚀萬囑咐，但王寵惠回到重慶後，還是向極少數關係密切的國民黨要員透露了羅斯福要將琉球群島劃入中國的事。此事在國民黨高層傳開後，許多人跑去找王寵惠詢問到底是怎麽一回事，王寵惠怕事情搞大了難以收場，再也不敢講出實情。此後，國民黨的文件、檔案、雜誌、圖書一提到琉球問題時，都說因無根據，故中國在開羅會議上未提琉球群島的問題。
1945年3月26日，美軍發起衝繩戰役，並在3個月後占領了琉球群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改變了對中日兩國的態度，開始扶植日本為其亞洲戰略服務，美國在琉球群島問題上的立場也發生了重大改變。1962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完全主權。1972年，美國將琉球諸島交給日本。隨後，日本完全控製了琉球群島。
1962年3月19日，台灣《聯合報》記者司馬桑敦得知美國政府馬上要公開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主權時，心中很不舒服，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國民黨政府在開羅會議上太馬虎，不提琉球問題，以致本該歸中國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國的東部海防被撕開一道大裂口。司馬桑敦和台灣群眾當時還不知道，不是蔣介石馬虎沒提琉球的問題，而是蔣介石執意不要琉球，而且連拒了兩次。
司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注意，為了使此事不至擴大，蔣介石親自出麵辯解。他在一次國民黨的高層會議上說:“實際上，琉球與台灣，在我國曆史上地位不同。我們當時（開羅會議）認為琉球是我東海的屏障，軍事重要性較大。我們同意，應由中美兩國經過聯合國之委托程序，實行共管，又以為此非當時緊急之事，故曾表示將來再說。”羅斯福兩送琉球群島被他拒絕的事，他卻一字未提。
蔣介石不要琉球群島，日本深受其益，美國也獲得了大利。今天這一地區複雜的政治軍事態勢，以及各種資源的糾紛，都是在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產生的。
本文參考資料:《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台灣“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年2月印，作者陳三井；《雷震全集》，台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雷震著。）
醜聞之一：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日本侵略中國時奮起抵抗，這是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被中國資改派“精英”們吹捧為“擔負著主要抗戰使命”的國民黨軍隊，卻創造了一個世界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醜聞：投敵人數超過聊殺敵人數。
先來看看侵華日軍死亡人數。日本原生省１９６４年調查統計，侵華日軍死亡４３．５６萬人，美國統計死亡４４．７萬人（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下冊，９１６頁注釋２）。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按照這個數字，在侵華期間，日軍死亡（包括被國民黨軍打死、被共產黨軍打死、病死的總數）人數大約為４５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哪怕都是國民黨軍打死的，日軍死亡人數也就是４５萬。
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軍投敵人數。根據李敖《蔣介石評傳》和《自己不洗別人洗》兩書（文）統計，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投敵人數約為５０萬人。《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也記錄著：“叛逃的將軍１９４１年有１２個，１９４２年有１５個，１９４３年是高峰的一年，有４２人叛逃。５０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遊擊隊”。大家看見沒有，上麵兩則信息都認為國民黨軍隊投敵人數約５０萬。
結論：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叛國投敵當偽軍的在５０萬人以上，而侵華日軍在抗戰期間死亡的人數為４５萬，就算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記在國民黨軍隊的“功勞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殺敵４５萬人，與投敵叛國的５０多萬國民黨軍隊相比，實在不能讓國人為蔣介石的國名黨軍隊感到驕傲。連西方國家都嘲諷說：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戰爭奇觀。早在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創造的這個“奇觀”就已成為世人笑柄，國名黨軍隊也因此被說成是二戰盟軍中的“異類”。
醜聞之二：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說出來可能人們不信，國民黨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而這件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戰後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有戰鬥力，隻是白白消耗日軍糧食。其實，不少偽軍投敵後，並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
這個事實是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的：“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該資料的來源，參見日本人稻葉正夫編寫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一書第３２７頁。這本書由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出版。
該資料披露後，連當年的盟國也為之嘩然，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又一醜聞：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不過，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隻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醜聞之三：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４１師團在１９４２年２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了這樣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此點值得注意。”
蔣粉絲為蔣介石翻案的時候，最喜歡強調的就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的輝煌業績。很多人還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曆史教材隱瞞“國民黨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實，建國以來，我們的中小學教材最多隻是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還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
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這實在讓那些盛讚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中國“精英”們無地自容。對那些打著還原曆史真相旗號，動輒拿“國民黨抗戰死亡多少多少將領”說事，拿“擊斃多少多少日軍將領”說事，就是不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後還領著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髒事和破事。他們的臉皮太厚，已經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醜聞之四：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國民黨軍隊成批成批地賣身投敵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嫌對日軍幫助不夠。他們又通過橫征暴斂，逼迫老百姓跑到日軍那一邊，變相地幫助了日本侵略者。這個現實是殘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歎的。讓我們看看下麵的一些資料吧！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第十八章中說：“１９４４年４月中旬，日本６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５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３０萬中國軍隊，控製了到漢口的鐵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冬天發生了全麵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
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外有３００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３００英裏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１００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
１９４４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麵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麵前撤退時，農民們凶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５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該書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中說：“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
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１９４４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盡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征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
當中國軍隊麵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該書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１９４３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本國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曆史上實在鮮見。國民黨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這個事實令人心酸。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農民也當了賣國賊，但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的。誰逼的？就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
醜聞之五：抗戰後期日本放蔣介石一馬
那些反複強調國民黨抗日有功的蔣粉絲們，最喜歡說的就是：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麵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中國就滅亡了。但事實並不如此，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殘喘、勉強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馬。讓我們來看有關檔案資料。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中說：“到１９４４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為什麽呢？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麵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麵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一書，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１９４２年５月的一次談話更令人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隻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出處同上）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
他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與中國“精英”們拚命鼓噪地“敵後戰場中共武裝是依賴正麵戰場而存在”的觀點不同，日本這位第一部長認為，失去正麵戰場後，中共武裝不僅不會被消滅，而且“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也談到日本這方麵政策的變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隻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隻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
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１９３９年年中到１９４０年年末之間的１８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７萬人從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諒解’。”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把中共威脅說得更具體：“１９４１年底治安地區為１０％，準治安地區為４０％，未治安地區為５０％”，導致１９４１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１９４１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
到１９４４年秋，“在方麵軍占領的３個特別市和４００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３個特別市以外，隻有７個縣（占總數的１．４％）。有１３９個縣（３１．５％）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６６．９％的２９５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隻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麽多的外援，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麽是可想而知的。
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厲害，如果再獲得外國援助的機槍大炮，這對日軍來說，其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１９６７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說：如果八路軍有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曆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這就是現實。國民黨軍隊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是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王滬寧在1988－1989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大家想想1989年前後是什麽大氣候？“1988－1989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有可能出現什麽可怕的情況？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
“點檢一下王滬寧的履曆不難發現，正是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王滬寧去了一趟美國，在一所培養美國統治階層的‘常春藤’學院進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灣。他是得了別人的真傳，還是銜著別人的使命而為之？又是否因為已經有了中共首腦和首腦係統的卵翼保護而有恃無恐？”
“事實上，早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前，王滬寧就一直與一幫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蟄居國外的‘民運人士’打得火熱。他是王軍濤、高渝主持的《經濟學周報》的熱門撰稿人，是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的當紅小生。政治學界廣泛流傳的‘北嚴（嚴家其）南王（王滬寧）’，更說明了兩人在販賣西方政治製度和政治學說方麵沆瀣一氣、此呼彼應。他還是李銳、鮑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極右人士看好的‘新銳’。至於王滬寧與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動及往來，亦應有人證事證。所有這些，一個負責任的中共幹部部門是不難查出的。否則就很難解釋，為什麽當時複旦大學黨委書記和國家教育部負責人，都堅決反對把王滬寧調入中南海？”
毛澤東時代有“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優秀代表”，如張春橋姚文遠等。是因為無產階級的接班人五條標準的第一條，就要求知識分子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中國共產黨代表裏有“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優秀代表”極為重要。而現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統治階級裏就根本沒有這樣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優秀代表”。
現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統治階級裏的三代走資派軍師王滬寧，他是頂禮膜拜資產階級憲政製度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實際上，王滬寧的所有文章者證明他是癡迷資產階級憲政製度的，就連一個共產黨員的資格他都不夠。
但是，王滬寧是改革開放後的1984年才入黨，沒有絲毫真正共產黨的社會實踐和理論學習。王滬寧除了是“三朝帝師”外不知道他有什麽貢獻。應該基本不算是馬克思主義者。王滬寧喜歡看書，但是據網上列出的大量書單中可以看出，王滬寧讀的書中竟然沒有一本是馬列毛澤東等的共產黨人革命著作。
當年毛主席重用知識分子陳伯達，但毛主席是正確使用陳伯達，不被陳伯達左右自己。而走資派江胡習是錯誤使用王滬寧，被王滬寧左右自己。現在的江胡習修正主義謬論其實準確說應該是王滬寧謬論。實際上江胡習都是沒有自己主見的草包。實際上都是王滬寧謬論。
走資派習近平的十九大告訴人們，走資派、賣國派統治的中國特色政府的大格局沒有改變。
有革命者愛國者認為王滬寧可能是美帝安插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特洛伊木馬，是中國的雅科夫列夫。
請看：《“王氏三部曲”將把中國引向何方 ？》（紅色中國網，2017-10-27 04:52，帝國代理，來自紅旗網）
《一個政治殺手的自白——談談王滬寧》（luwei1234，23:28:15 10/25/2017，華嶽論壇）
《關於王某人的一些資料》（軻南，16:27:33 10/30/2017，華嶽論壇）
《在紅中網搜索“王滬寧”的結果》（龍翔五洲，紅色中國網，發表於 昨天 04:40，我閱讀的時間是：2017/10/28 12:15）
《1994年的王滬寧日記》（紅色中國網，2017-10-25 23:00，王滬寧，裏麵還有《王滬寧1994年書單》，值得習近平看看）
你以前批判過王滬寧嗎？作者：批判過，請看專門批判他的文章：
《可怕的王滬寧（完善無產階級憲政製度才能拯救中國和全世界之結論）》（《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論》續四九四，2013-4-13，華嶽論壇）
文章提出：“最可怕的人是修正主義‘理論家’。”指的就是王滬寧。
（因為此文重要，故列為附錄）
為什麽王滬寧會平步青雲？因為傳統社會主義製度沒有解決接班人等問題。特別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改革開放錯誤路線下的近親繁殖，使得領導人一代不如一代。最可怕的是打倒薄熙來後，現在上層沒有明顯的走社派，卻有了毛澤東時代不存在的賣國派。
為了提拔王滬寧，做賊心虛，這次竟然在簡曆上進行了欲蓋彌彰的篡改，蓄意隱瞞了他的留美經曆，請看現在官方的簡曆：
“王滬寧同誌簡曆
王滬寧，男，漢族，1955年10月生，山東萊州人，1977年2月參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曆，法學碩士學位，教授。
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1972－1977年 上海師範大學幹校外語培訓班學習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幹部
1978－1981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國際政治專業碩士研究生
1981－1989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教師、副教授、教授
1989－1994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主任
1994－1995年 複旦大學法學院院長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2014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4－2017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2017－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第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屆、十九屆中央委員，十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說他留美了，有證據嗎？
當然有。請看2012年官方的簡曆：
“王滬寧同誌簡曆：
王滬寧，男，漢族，1955年10月生，山東萊州人，1977年2月參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曆，法學碩士學位，教授。
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1972－1977年 上海師範大學幹校外語培訓班學習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幹部
1978－1981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國際政治專業研究生
1981－1989年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教師、副教授、教授
（其間：1988－1989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
1989－1994年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主任
1994－1995年 複旦大學法學院院長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第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委員，十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大家想想1989年前後是什麽大氣候？“1988－1989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有可能出現什麽可怕的情況？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
有革命者愛國者指出：
“點檢一下王滬寧的履曆不難發現，正是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王滬寧去了一趟美國，在一所培養美國統治階層的‘常春藤’學院進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灣。他是得了別人的真傳，還是銜著別人的使命而為之？又是否因為已經有了中共首腦和首腦係統的卵翼保護而有恃無恐？”
“事實上，早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前，王滬寧就一直與一幫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蟄居國外的‘民運人士’打得火熱。他是王軍濤、高渝主持的《經濟學周報》的熱門撰稿人，是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的當紅小生。政治學界廣泛流傳的‘北嚴（嚴家其）南王（王滬寧）’，更說明了兩人在販賣西方政治製度和政治學說方麵沆瀣一氣、此呼彼應。他還是李銳、鮑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極右人士看好的‘新銳’。至於王滬寧與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動及往來，亦應有人證事證。所有這些，一個負責任的中共幹部部門是不難查出的。否則就很難解釋，為什麽當時複旦大學黨委書記和國家教育部負責人，都堅決反對把王滬寧調入中南海？”
（《一個政治殺手的自白——談談王滬寧》，luwei1234，23:28:15 10/25/2017，華嶽論壇）:
顯然上層賣國派蓄意隱瞞了這段容易露餡的訪美經曆。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有明確的階級立場，必須立即堅決要廢除農奴主的剝削製度。將農奴從農奴主手下解放出來。
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
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
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
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
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
有什麽辦法呢? 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 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西藏平叛後的有關方針政策》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1）階級立場——廢除農奴主的剝削製度
現在看來，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群眾路線。）
（2）已經注意了鬥爭策略
索康、帕拉等人發動叛亂，他們把形勢估計錯了，把我們對西藏的方針、政策也估計錯了。我們的方針，你們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是否改革，還可以根據情況決定。決定六年不改革以後，我們從西藏撤走了三萬多部隊，這樣做的目的是團結他們，使他們有所進步。但是，他們卻利用這一形勢，組織一些從西康跑來的叛亂分子在山南等地發動叛亂。
（索康、帕拉等人發動叛亂，他們先叛亂，掌握政治主動權的就是我們的人民解放軍。）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西藏人民自衛武裝獨立自主的槍杆子。）
（3）具體穩定局勢的鬥爭藝術
你們對西藏的改革問題，有什麽意見? 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禪:我認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實行改革，西藏無法發展。至於怎樣改革，周總理曾經講過，要結合西藏的實際情況進行。我希望快點實行改革。)改革的具體政策需要商談，而且需要確定下來。建議你們在北京同民委和張經武同誌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薩以後，再更具體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種人。所謂“右”，指的是那些並未拿起槍參加叛亂，也沒有跑到印度，但是態度很頑固，反對我們、反對改革的人。對這四種人，在政策上應當有所不同。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的鬥爭策略。）
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麵，是左派，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後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後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一樣，同對榮毅仁一樣。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民主建國會的人。他們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時，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習慣了，現在生活過得很好。我們對他們采取的是穩固地團結的政策。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四麵出擊。）
除了資本家，還有民主人士，過去國民黨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劉文輝那樣的大地主，隻要是願意跟我們合作的上層人士，我們絕不會丟掉他們，也不會暫時同他們合作將來不要他們。對全國所有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開明人士，我們都是團結的政策。道理很簡單，隻有采取這樣的政策，才對全國人民有利。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發展進步實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這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你們都參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會議比起來，這兩個會特別是政協會議增加了好多人，參加的人的範圍擴大了。有些人我們還準備繼續安排進去。
你們和索康他們不同，采取了同他們相反的政治態度。索康等到過北京，我見過他們。這些人和英國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經陷在裏邊了，一心想搞獨立。他們計劃很久了，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據地就是他們計劃的。
（毛澤東做好最困難的準備，預見力，知己知彼。）
這也是為著準備退路，準備叛亂失敗後，他們好從那裏跑。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有什麽辦法呢?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實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們和他們不同，站在我們方麵。還有中間派，是動動搖搖的。還有右派，沒有同我們打。隻要不同我們打，就還留有餘地，你們就要對他們做工作。你們對中間派、右派做工作，比我們講話好。
脫離人民是不好過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麵是不會吃虧的。農民，藏語怎麽講?(翻譯:藏語叫“米賽”。)米賽起來鬥你們，你們怕不怕?隻要你們站在人民方麵，我們可以給米賽講清楚，不要鬥了。劉文輝就沒有鬥。我們可以叫米賽顧全大局，不要算曆史上的舊賬。這樣可以使許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鬥一下，很難說。我們把你們當作左派，你們可以勸中間派，告訴他們世界要變，要他們對米賽的態度好一點。他們這樣做有三條好處: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於被鬥爭。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實行群眾路線、統一戰線。）
（4）製度改革和特殊地域信仰等等問題
現在，你們都是國家幹部、人民代表，還分別是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協常委，在西藏你們還有職務和工作。隻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米賽關係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工人、農民就不鬥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裏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後，就搞和平改革。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是循序漸進的進行。）
關於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青海有個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個廟被群眾砸了，幹部去阻止，群眾同幹部還起了衝突。其他地方的寺廟，我們都保護下來了。對宗教寺廟，過去人民政府就是保護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廟，在土地改革中農民要砸，我從那裏經過，給製止了。現在，被砸過的寺廟，當地人民政府正在組織重修。（實事求是的科學的宗教政策）
你們在精神上要有準備。改革以後，有一個時期喇嘛可能要減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們不是不信佛教了。當然年老的還是願意留在寺廟。你們要把工作範圍放廣大一點，在寺廟和不在寺廟的佛教徒都是歸你們領導的。宗教寺廟如何改革，我想你們應該考慮一個辦法。達賴上次來北京時，我同他談過話，談得很好。他向我保證，回去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改革，但看來他還是處在一種矛盾當中。在他下麵的索康、赤江、帕拉這些人都是很壞的。達賴有那樣一個很不好的環境。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對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麵，他又是一個聰明人，他能夠想到，他離開西藏、離開人民、離開祖國之後，下麵的文章不好做。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這個思想。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給進步勢力充分信任、在和頑固勢力鬥爭中充分留有餘地、爭取最小的損失。）
（5）繼續展現政治誠意，充分留有餘地
達賴，現在一個可能是回來，一個可能是不回來。最近印度報紙放出來的空氣是他要回來。但是，達賴的兩個聲明，完全是反對中央，反對祖國大家庭，要求西藏獨立的。這樣，回來的路，達賴就自己堵塞了。據我看，達賴的聲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時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達賴如果讚成這兩個聲明，就不能回來，要回來就要改變態度，站在反對這兩個聲明的立場，擁護中央。要達賴從那個環境出來，離開索康、赤江、帕拉等人，辦法很難想，這全靠他個人的意誌，個人想辦法。我們是留有餘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餘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其他的叛國分子，他們也可以回來，但是要改變態度。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顯示充分的誠意。）
回來也不能再當噶倫，要不然和你們就沒有區別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亂的領導分子。我們不準備采取殺的辦法，保留他們的生命，慢慢地改變他們的腦筋。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更有利於爭取政治主動。）
但辦事是不能讓他們再辦下去了，因為他們是叛國分子。你們要同阿旺嘉措、喜饒嘉措、黃正清等很好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