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疆獨藏獨坐大始作俑者

胡耀邦是疆獨藏獨坐大始作俑者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獨立勢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應該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義基本翻不起什麽大浪，而且那裏曾作為我國戰略縱深的大後方進行過重點建設，如我們著名原子彈研發基地馬蘭基地就是在南疆。

後來個別中央領導對民族分裂勢力沒有意識到嚴重性，政策比較寬鬆，甚至是綏靖縱容，結果慢慢就演變到90年代以後的恐怖活動。認真反思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我們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有很多地方確實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誌執政時期，曾製定了一個對中華民族貽害無窮的“新疆六條”（當然，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新疆六條”和胡耀邦同誌身上，也有失偏頗。因為我們的執政方式是集體領導，再加上當時的政治現實，不可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畢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內容是：充分自治；修養生息；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複新疆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進疆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等（同樣的政策也用於西藏）。

一時間，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大規模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結果是新疆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民族矛盾愈來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係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維吾爾在內的穆斯林民眾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漢族民眾的擁護，很多政策實際損害了全體新疆民眾的共同利益。

胡耀幫等大概以為隻要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會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維護國家統一。其實，這完全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很多維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

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大家想想，要怎樣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分析“新疆六條”的失誤，主要產生了以下的嚴重惡果：動搖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權基礎。“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權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置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這種政策也未能增加維族人對漢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正在製造一個個包袱。如，下崗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需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

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與。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人的規定，則直接導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權基礎的動搖。

胡耀邦執政時曾講過：少數民族地區應該由該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權力，新疆軍區、北疆軍區、南疆軍區和各地軍分區的“一把手”都換成維族人，各地、州、市的領導班子也要向民族同誌靠攏。所有這些言論和據此形成的政策，都無形中加劇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沒有落到實處，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落到實處的地方，漢族幹部不滿意；沒落到實處的地方，維族同胞有意見），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

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在平暴的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必須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結果無辜犧牲了很多戰士。

在巴仁鄉平暴時，一位戰士因為遲遲沒接到開槍的命令，手持著壓滿子彈的衝鋒槍卻被暴徒活活砍殺，死不瞑目。實際上，很多時候維族領導總是有意無意地偏袒維族，使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使中央的政令權威大大降低。

損害了新疆漢民族的基本生存權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說法，目前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雖然有點過分，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

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害的卻是基本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

據來自新疆的漢族群眾反映，目前在新疆，漢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了一件血案，一漢族女大學生因保護妹妹免受一維族流氓侵害，結果被當場刺死。最後，雖然凶犯被抓捕審判了，但卻是按酒後過失傷人判兩年徒刑完事。

還是在新疆的喀什市，兩名漢族婦女隻因為嫌一個維族肉販的羊肉質量不好，就遭到那個維族人的瘋狂追殺，路邊五六個無辜的漢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電話報警，可是巴紮內看守公用電話的維族人就是不讓打，報案人直到跑出巴紮才找到電話報警。110接警後趕到現場，一個剛剛工作一年半的漢族警察上前製止時，被其一刀捅入心髒，當場犧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傷，其後又有兩三人被刺傷。如果按110出警條例，警察遇到這種情況，本應立即執法，可是在新疆，對待穆斯林，警察卻沒有這個權力！法律在執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況普通漢族百姓！

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漢族同胞卻在法律麵前低人一等地生活著。

縱容了分裂文化的複興。每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狹隘、自我的一麵，中華民族有56個成員，如果個個都無視國家民族大義，過分強調特殊性、強調自我發展，那麽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永遠也不會成為真正和諧的大家庭。

因此，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觀地對待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誤，就是讓一部分有損於民族團結的維族文化放縱發展。1980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紛紛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

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

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

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拍拍腦袋就想當然地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

更讓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1971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雖然還可以繼續以別的形式開展，但卻已經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腦門”，天真地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同胞示好，結果搬起石頭砸了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腳，更貽害給後來的繼任者。

就因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而維吾爾人對這些政策也絲毫不領情：“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其意很明顯，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當然，造成“東突”組織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誤外，還有其它方麵的原因。比如，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部分政府官員的腐敗等，但胡亂邦失誤的民族政策確實難辭其咎。如果說狂熱的維族沙文主義是恐怖產生的根源，官員的腐敗是恐怖發生的導火索，那麽失誤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變的催化劑。

[yongbing1993]

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之後，毛澤東加寫“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毛澤東：刪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無前例的”五個字，並批注：“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曆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

毛澤東：“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

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

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奮起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暫時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

但隨後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鬥、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

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係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毛澤東：“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

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

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

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

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澤東：“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時候起，就提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年了。

隻有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這個徹底革命的口號。

中國共產黨是以這個口號為其基本綱領的。

而要實現這個口號，就要聯合工人以外的廣大群眾，這主要是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識分子，並領導他們前進。”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修改部分

1968年8月22日，毛澤東三次審閱修改姚文遠的文章《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姚文遠在送審報告中說：“根據您‘宜有一篇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寫了一篇評論，整理了您的兩段重要指示，駁斥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不知能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用。”

毛澤東當天審閱時，將文章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批示：“應確定《紅旗》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寫一篇評論。此文由你署名，在《紅旗》先發，然後由各報轉載並廣播。請向碰頭會宣讀一次，征求意見。”

對三次送審稿，毛澤東所作修改主要有：

（一）在文章第一段講到當前鬥批改的高潮處，於“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之後，加寫“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二）在第二段，將完成鬥批改這個任務是一個中心環節，“是堅持工人階級領導”，改為“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

（三）加寫第三段：“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時候起，就提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年了。隻有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這個徹底革命的口號。中國共產黨是以這個口號為其基本綱領的。而要實現這個口號，就要聯合工人以外的廣大群眾，這主要是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識分子，並領導他們前進。”

（四）對第四段，將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進行的”，改為“僅僅是在工人階級這個唯一的階級領導下進行的”。刪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無前例的”五個字，並批注：“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曆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在這一段講舊北京市委“這個‘獨立王國’已被革命的風暴徹底摧毀了。它的階級鬥爭的曆史教訓，應為一切革命者所記取”之後，加寫一句：“全國各地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裏的公民們，也應當研究這個教訓。”

（五）改寫第五段（加寫和改寫的文字用粗體標明）：“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奮起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暫時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但隨後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鬥、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係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六）在第十段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把工人階級當作‘自己’人……”這句話中的“一切”後麵，加寫“真正的而非口頭說說騙人的”。在這段話之後，加寫一段話：“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七）改寫第十七段：“首先的任務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使工廠企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體上清理階級隊伍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做的。”

（八）在第十八段講“大批判和清理階級隊伍”使“黨員的政治狀況、組織狀況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後，加寫“並且吸收一批在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參加黨組織，使黨增加新鮮血液”。

（九）加寫第十九段：“在工礦企業中的運動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業中，在黨、政機關中的運動，也大體是如此。”這篇文章發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yongbing1993]

文革中的教育改革是為工農兵的





毛澤東：“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告訴我們，學校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才能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工人階級掌握了學校大權，這是一場大變革，是一個大革命。

“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

階級敵人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搗亂。

因此，今後的階級鬥爭會更加深刻、更加複雜。

工人階級必須管大學，也一定能管好大學。

駐上海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解放軍指戰員和紅衛兵小將座談紀要

東風浩蕩，喜訊頻傳。在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節節勝利的凱歌聲中，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又發出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剛剛進駐上海複旦大學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駐校的空軍部隊軍訓團，以及革命的紅衛兵小將，一遍又一遍地學習、領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遍又一遍地閱讀姚文元同誌的重要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且舉行了座談。下麵是座談紀要：

工　人　階　級　必　須　管　大　學

複旦大學革命委員會常委、紅衛兵小將譚啟泰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為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指出了最正確的方向和道路。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告訴我們，學校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才能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今天，毛主席親自派來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是我們複旦曆史上的轉折點。看見工人同誌來了，我們打心眼裏感到高興。我們決心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同工人、解放軍一道，徹底埋葬資產階級教育製度，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副政委唐金文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們聽了一遍又一遍，讀了一遍又一遍。毛主席和我們工人階級一個心眼啊！過去我也想進大學，也進過大學。是去讀書嗎？不是。在資產階級掌權的舊社會，我連飯都吃不上，怎麽能讀得起書呢！我過去是給那些戴眼鏡的洋學生、“少爺”撿球，掙幾個錢來維持生活。解放前，我們為什麽受苦受難？還不是因為沒有權！解放後，在中國赫魯曉夫的包庇下，一小撮壞蛋仍然控製著學校的領導大權，專我們的政。這一小撮壞家夥拚命反對工人階級領導學校，妄圖把學校變成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前哨陣地，變成他們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的陣地。一句話，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叫我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們決不答應！我們必須把領導大學的權緊緊地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要叫大學的天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天，要讓大學的地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地，要讓大學的人變成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誓把複旦大學改造成一所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必須把被顛倒的曆史重新顛倒過來

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老工人沈明興說：中國赫魯曉夫及其代理人散布種種反動謬論，說什麽“工人沒有知識”，“學校不同於工業部門”，等等，硬把領導學校的大權從我們手中奪去，交 給他的孝子賢孫，讓一群壞蛋專我們的政。毛主席發出最新指示，要我們工人階級“永遠領導學校”，要我們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曆史徹底顛倒過來，這是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的曆史使命，我們決不辜負毛主席的期望，一定把這個重擔挑好！

無產階級的學校，就是應該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隻能依靠無產階級自己來培養。關係到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教育領導大權，我們不管誰管？！難道還讓資產階級老爺們管嗎？不！絕對不能！

我們工人階級不但要管工廠、管機器，還要管學校、管教育，還要管全國、全世界，我們工人階級就是要管一切！

複旦大學學生、紅衛兵小將王世清說：我們是勞動人民出身的子弟，抱著學知識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決心，跨進了學校的大門。可是十幾年來，在學校聽到、看到、學到的東西，使我非常失望。在學校裏，找不到真正的老師，學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識。指導我們學習的是資產階級“權威老爺”，學習的是封、資、修的那一套腐朽沒落的破爛。今天工人階級跨進了複旦的大門，我心中非常激動。毛主席派來了工人階級，衝開了被資產階級統治的高等學府的深宅大院，莊嚴宣告工人階級應該領導學校，而且要永遠領導學校！從此，我們真正的老師永遠進了學校。過去我們做的是資產階級“權威老爺”的學生，今後我們要老老實實地一輩子做工人階級的小學生。

工人階級一定能管好大學

上海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副團長郭三珍說：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有了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有了一切。我們工人階級最忠於毛主席，心最紅，眼最亮。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有毛澤東思想給我們引路，我們什麽也不怕，什麽事情也難不倒我們！

當然，我知道，我們進大學後，會遇到困難，會有曲折，會有鬥爭。但是，隻要我們堅決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堅決依靠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師生員工，在解放軍戰士的支持與幫助下，我們一定能管好大學，一定能搞好教育革命。

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第四連連長袁春華說：有人胡說什麽“工人沒有知識，不懂教育，管不了大學”。我說，不！大學有什麽了不起！擁有九百多萬平方公裏土地和七億人口的中國，我們工人階級都管得了，幾個大學有什麽管不了的！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和億萬勞動人民趕跑了霸占我國的外國侵略者，推翻了蔣家王朝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又摧毀了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粉碎了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迷夢。實踐證明，真正不行的不是工人階級，而是那些好擺臭架子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毛主席教導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事實就是這樣。我們工廠就有這樣六個工人，他們都沒有進過什麽大學；可是，他們憑著一顆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紅心，在一無圖紙、二無資料、三無樣機的情況下，製造了生產上迫切需要的劃線機。當這部劃線機投入生產的時候，從外麵跑來兩名赫赫有名的所謂“權威”工程師。他們“依胡蘆畫瓢”，照著工人製造的劃線機繪製成圖，但是回去後卻一直造不出劃線機來。你看！兩個稱為“權威”的工程師，原來是兩個大草包和大飯桶！那些不相信工人能管好大學的人，咱們走著瞧吧！

空軍駐複旦大學軍訓團戰士何佩真說：工人階級心最紅，眼最亮，最仇恨一切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為剝削階級服務的舊教育製度，最反對某些知識分子破壞國家財產、阻礙鬥、批、改的“打內戰”行動，最討厭言行不一的空談習氣和兩麵派作風。學校大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就能保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迅速落實，就能保證大學永遠是無產階級的天下。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指路明燈

上海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駐複旦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副團長郭三珍說：我們今天跨進了學校，掌握了領導大權。我們靠什麽來領導，靠什麽來完成鬥、批、改的曆史使命呢？最根本的就是靠毛澤東思想。我們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複旦後，就是要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突出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忘記狠抓兩個根本。第一要狠抓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首先要抓好自己的學習，隻有學好了，才能宣傳好。我們工人階級千帶頭、萬帶頭，首先要帶好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頭。對毛主席的每一個最新指示都要逐條逐句地認真學習，迅速貫徹落實，堅決反對“嘴上呱呱叫，行動不對號”的資產階級惡劣學風。第二要狠抓階級鬥爭不轉向。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抓不抓階級鬥爭，是工人階級能不能長期占領學校的關鍵。我們要狠狠打擊混進學校的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以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隻有這樣，工人階級在學校才能永遠紮下根，永遠領導好學校。我們還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不斷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隻要我們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永遠不忘工人階級的本色，就一定能夠在大學裏站得住，立得穩，就一定能夠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解放軍誓做工人的堅強後盾

空軍駐複旦大學軍訓團戰士鄭朝陽說：工人宣傳隊進駐大學是偉大的創舉，它標誌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時代永遠結束了，無產階級自己掌握教育大權的時代開始了。複旦大學過去是中國赫魯曉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重點學校，階級鬥爭一直很尖銳，很複雜。現在，工人階級掌握了學校大權，這是一場大變革，是一個大革命。“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階級敵人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搗亂。因此，今後的階級鬥爭會更加深刻、更加複雜。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柱石。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在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長期留在學校，永遠領導學校的過程中，我們要堅決站在工人階級一邊，堅決支持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一切革命行動，誓做他們的堅強後盾。我們要在實現教育革命的偉大戰鬥中，和工人階級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不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決不收兵！　（據新華社上海三十日電）

[yongbing1993]

刮起了一股複辟資本主義的妖風





毛主席：“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迅速傳遍鋼都，極大地鼓舞了鞍山廣大軍民。同鞍鋼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鬥爭多年的老工人錢連發，聽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心情無比激動，手捧紅色寶書，麵對著毛主席像不斷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錢連發這個一貫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的老工人，是鞍鋼第三煉鋼廠的鍛工。十年前，他看見控製鋼水流止的鋼水罐壓棒機常常控製不住鋼水，焊了鑄車、模子和運輸鐵道，一些技術“權威”眼看著卻沒辦法。一九五九年，錢連發串連了一些老工人，決心要摸一摸這個“老虎屁股”。

幾個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聽說工人們要搞技術革命，腦袋晃得象撥浪鼓一樣，壓根兒就不相信工人階級能搞出什麽名堂。

當錢連發和一些工人搞出技術革新方案時，那幾個光靠書本吃飯的技術“權威”連看都不看，就同黨內走資派串通一氣，對工人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把革新方案打入了冷宮。

一九六三年，帝、修、反掀起反華大合唱，中國赫魯曉夫和他們在各地的代理人也遙相呼應，刮起了一股複辟資本主義的妖風。

曆史的車輪不容倒轉，革命的烈火永遠不滅。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掌舵，幾隻嗡嗡叫的蒼蠅，絲毫阻擋不住工人階級前進的步伐。

就在這時候，錢連發和一些老工人懷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忠誠的無產階級感情，連續搞出四個革新方案。他們說：多煉一爐鋼，就是對帝、修、反的沉重打擊，也是對世界革命的有力支援！他們選定一個“外上塞頭”方案，報送有關部門，準備進行試驗。

被鞍鋼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捧上了天的幾個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擺出了一副資產階級老爺的架勢說：“老錢，你們的那個方案我們看了，可是我們查了二十多天資料，這個東西我們國家沒有，外國也沒有，根本不能進行試驗。”

錢連發反問道：“照你們的意思，我們得永遠跟著外國人屁股後麵爬行，不能超過他們啦？”

一個反動的技術“權威”陰險地說：“科學實驗不是開玩笑，你講講道理看？”

老錢理直氣壯地說：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隻要有毛澤東思想，我們就能創造一切！”

幾個反動技術“權威”被老錢說得啞口無言，灰溜溜地溜走了。

一九六五年，錢連發來到鋼鐵研究所。那個鞍鋼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望著圖紙，別有用心地說：“老錢，你是一個鍛工，搞這個東西幹什麽？”

老錢斬釘截鐵地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為了支援世界人民革命！”

反動技術“權威”眨眨眼，好象不理解老錢的話，又問道：“你搞這個東西知道需要什麽材料？用什麽儀器測量？知道怎樣計算嗎？”

老錢一聽，心中的火不打一處來：“你們說的那一套，沒啥了不起的，我們都知道，但是，我們工人階級更知道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為毛主席爭氣！”

大“權威”又威脅道：“我搞了幾年了，用電動機帶動都沒有成功，你的圖紙搞的還是用手開動，那能行嗎！”

老錢說：“沒有試驗，下不得斷言，反正我們有決心搞成功！”

工人階級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老錢他們在和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和黨內走資派激烈鬥爭中，克服重重困難，反複實驗，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績。

鋼水罐壓棒機迎著階級鬥爭的風雨就要誕生了。

聽說要試出第一爐鋼，鞍鋼那個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從大樓上晃蕩下來，遠遠地站在一旁準備看笑話。

錢連發這個有著豐富經驗的老工人，憑著一顆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忠誠的紅心，熟練地掌握著出鋼技術。

吊車剛把鋼罐吊到鋼錠模上方時，老錢轉動堵頭把手，沒費勁就把鋼罐口打開了，鋼水象一條火龍傾瀉下來，反動技術“權威”用電動機都不能打開鋼罐口的神話徹底破產了！

工人們的心象鋼花一樣盛開怒放，頓時群情振奮，歡聲雷動。革命職工的歡呼聲象炮彈一樣重重地打在一小撮反動技術“權威”的腦袋上，那個鞍鋼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象鬥敗了的公雞一樣，縮著脖子不敢吭聲了。

從小就給地主放豬扛活的錢連發，被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認為“什麽也不懂”的普通工人，在科學實驗的戰場上連打勝仗，捷報頻傳。

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高貴”人物卻在科學實驗道路上出盡洋相，連栽跟頭。正如我們偉大導師毛主席指出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鞍革新　向東兵

[yongbing1993]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華社

第1版，專欄：

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

新華社政治記者

新華社20日訊　本社政治記者評論：4月18日在提斯浦爾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是一個理屈詞窮、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顧中國是由漢族、藏族、蒙族、維吾爾族等幾十個民族形成的統一國家的事實，這個聲明一開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獨立”。

事實上，西藏的政治製度和宗教製度都是在過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幾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陸續規定的，甚至達賴喇嘛的稱號、地位和職權，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獨立，從來就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陰謀。這個聲明從所謂西藏獨立開始，證明了聲明的起草者反映著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意誌，而根本反對1951年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

1951年協議一開始就確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個聲明卻沒有一句話說到這一點。隻是這個事實，就使得聲明所謂原西藏地方政府“盡最大力量來遵守十七條協議”的話，無法令人置信。

這個聲明硬說，1951年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造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後“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沒有什麽權力，關於一切重要問題的決定都是由中國當局作出的”。

事實真相是這樣：這一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從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經過多次談判和充分協商然後達成的。達賴喇嘛在協議簽訂後的1951年10月間給毛澤東主席的電報中曾說到這個協議是“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達成的，並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

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以後，完全忠實地履行十七條協議。西藏原有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均未予以變更；各級僧俗官員照常供職；宗教活動和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都受到尊重；藏鈔也繼續流通。協議中規定的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藏軍應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一直沒有進行。

到1956年底，中央還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一句話，在過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製度、社會製度和宗教製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西藏內部的事務，幾乎沒有那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負責進行。中央為了根據憲法在西藏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在1956年4月間成立了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這個籌備委員會之所以沒有起什麽作用，正是由於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因為他們根本不要區域自治，他們要的是帝國主義者所要的“西藏獨立”。他們處心積慮地陰謀破壞十七條協議，從指使康巴叛匪騷擾一直到他們自己在3月10日這個日子公開發動全麵的武裝叛亂。

這個聲明沒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條協議的事實，也沒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違背十七條協議的事實。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實，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原西康地方叛亂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屬於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後來是屬於四川省。人們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達賴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畢返藏道經四川的時候，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迫不及待，陰謀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舉行叛亂。

他們的企圖是以康巴叛亂為前線，掩護西藏本區驅漢獨立。他們高估了康巴人的戰鬥力和地形的險阻。所以他們迅即決策，以為煽動康巴人首先叛亂是大為得計的。事實與他們的設想相反，這個叛亂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亂的戰鬥中當然會死一些人，損壞一些建築物，這必須由叛亂者首先是叛亂的指使者負責。

除此以外，根本沒有所謂許多喇嘛被殺、許多寺院被摧毀的事。這個聲明舉出根本不屬於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亂來攻擊中央人民政府違反十七條協議，不但反證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這一協議，而且恰恰證明了西藏叛亂集團正是康巴叛亂的指揮者。
這個聲明在談到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時也是歪曲事實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發動叛亂的日期。

叛亂集團選定這個日期，是因為達賴喇嘛自己決定在這一天到西藏軍區禮堂去看文藝表演，而看這次文藝表演的要求也是達賴喇嘛自己在一個月以前提出的。聲明不敢直接否認這個事實，故意含混地說什麽達賴喇嘛“同意”去看文藝表演，而3月10日這個日期又說是“突然規定”的，是誰規定的，聲明可不敢講。但是，達賴喇嘛在3月11日給中央駐藏代理代表譚冠三將軍的信中說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聲明避而不談達賴喇嘛給譚冠三將軍的三封信，證明了寫這個聲明的人不敢麵對事實。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擊炮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炮”，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炮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裏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麽偏偏隻打兩三發炮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聲明中關於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說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說，“顧問們認識到對於達賴喇嘛人身的危險，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對達賴喇嘛、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的高級官員來說，離開拉薩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了。”

這一段話表明，並不是達賴喇嘛本人而是所謂“顧問們”認識到要離開拉薩。這是關於達賴喇嘛被劫出拉薩的真相的無法掩飾的流露。

達賴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說到“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著危害我的活動”。

3月12日的信中又說，“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

這說明3月10日以後達賴喇嘛是被叛亂武裝包圍起來，並在3月17日被劫走的。聲明不敢否認這些事實，使所謂達賴喇嘛“願意斷然聲明”他離開拉薩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誌，而不是被劫持”雲雲，成為一種顯然的欺人之談。

聲明中有種種跡象使人懷疑它究竟是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

第一，聲明的內容同達賴喇嘛本人過去八年中所發表的許多談話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亂發生後達賴喇嘛的三封親筆信，完全違反。甚至195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被反動分子包圍的時候，他在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也決沒有表示過這次聲明中那種分裂祖國而迎合外國侵略者的觀點。

第二，這個聲明是以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的形式發表的，可是在聲明中卻找不到一個第一人稱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稱的“他”字，這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某種歐洲文體或準歐洲文體。

聲明中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例如所謂“中國的宗主權”的說法，就是英帝國主義首創的，英國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認中國對西藏的所謂宗主權的掩護下進行的。在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字樣。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采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裏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嗬！簡直卿卿我我，難舍難分。聲明中的有些詞句，同最近某些外國的報刊和政治家談到西藏叛亂事件時的詞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國的漢人是不同的”、達賴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領袖”，等等。從以上的情況看來，人們有理由懷疑，這個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聲明，而是別人強加於達賴喇嘛的。

這個聲明說了一個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漢人不同。這個真理適用於蒙古人、滿人、維吾爾人、回人、在廣西的僮人、南方幾省的苗人和瑤人以及其他幾十個少數民族，他們都不同於漢人。

但是所有這些少數民族並沒有要求獨立，他們都在祖國的大家庭內建立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西藏在近幾百年的曆史中，從來不是獨立國，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是個獨立國，同西藏發生外交關係。現在忽然說要獨立了。所謂獨立也者，實際上就是要使西藏變為外國的殖民地或者保護國。

在目前發表這樣一個被稱為達賴喇嘛聲明的文件，大談其所謂西藏獨立，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企圖把達賴喇嘛置於同祖國敵對的地位，堵塞達賴喇嘛重返祖國懷抱的道路呢？這是不是企圖造成一種形勢，迫使印度政府允許西藏叛亂分子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呢？

北京的觀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爾發表的聲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認清西藏叛國分子的真麵目以外，對於西藏的局勢不會發生任何影響。聲明中說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難很快就會過去，而不再流血”。

這個希望倒是切合實際的。一個多月以前爆發的叛亂不要很久就會結束。人民解放軍部隊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薩地區的叛亂，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魯藏布江以南地區的叛亂集團。人民解放軍部隊已經在平叛戰鬥中獲得了很大的勝利，在過去幾天中已經控製了喜馬拉雅山北部我國的全部國境線。隻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亂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戰鬥中，當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軍這一邊。被裹脅的分子紛紛脫離叛匪隊伍，回家生產。不但流血將成為過去，而且落後、黑暗、殘酷的舊西藏也將成為過去。

[yongbing1993]

毛澤東：西藏平叛後的方針政策




西藏平叛後的有關方針政策[1]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現在看來，西藏廣大群眾熱烈歡迎平息叛亂。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處亂搶老百姓的東西，非常脫離群眾。群眾就非常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
　　
索康、帕拉[2]等人發動叛亂，他們把形勢估計錯了，把我們對西藏的方針、政策也估計錯了。我們的方針，你們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後是否改革，還可以根據情況決定。決定六年不改革以後，我們從西藏撤走了三萬多部隊，這樣做的目的是團結他們，使他們有所進步。但是，他們卻利用這一形勢，組織一些從西康[3]跑來的叛亂分子在山南等地發動叛亂。
　　
他們發動叛亂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趕走人民解放軍，把我們嚇走。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和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這次平息在拉薩發生的叛亂，隻用了十個連，兩天兩夜就把叛亂平息了。在山南，隻用了四個團。現在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增加兩個半師，一個師在山南，一個師在昌都，半個師維護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後，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你們對西藏的改革問題，有什麽意見?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禪:我認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實行改革，西藏無法發展。至於怎樣改革，周總理曾經講過，要結合西藏的實際情況進行。我希望快點實行改革。)改革的具體政策需要商談，而且需要確定下來。建議你們在北京同民委和張經武[4]同誌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薩以後，再更具體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種人。所謂“右”，指的是那些並未拿起槍參加叛亂，也沒有跑到印度，但是態度很頑固，反對我們、反對改革的人。對這四種人，在政策上應當有所不同。
　　
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麵，是左派，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後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後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一樣，同對榮毅仁[5]一樣。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民主建國會的人。他們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時，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習慣了，現在生活過得很好。我們對他們采取的是穩固地團結的政策。
　　
除了資本家，還有民主人士，過去國民黨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劉文輝[6]那樣的大地主，隻要是願意跟我們合作的上層人士，我們絕不會丟掉他們，也不會暫時同他們合作將來不要他們。對全國所有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開明人士，我們都是團結的政策。道理很簡單，隻有采取這樣的政策，才對全國人民有利。
　　
這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你們都參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會議[7]比起來，這兩個會特別是政協會議增加了好多人，參加的人的範圍擴大了。有些人我們還準備繼續安排進去。
　　
你們和索康他們不同，采取了同他們相反的政治態度。索康等到過北京，我見過他們。這些人和英國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經陷在裏邊了，一心想搞獨立。他們計劃很久了，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據地就是他們計劃的。這也是為著準備退路，準備叛亂失敗後，他們好從那裏跑。
　　
他們調動西康的叛亂分子，我們知道。他們要叛亂，我們也知道。過去他們鬧事，我們沒有去平息，請他們平息，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我記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經有過一個風潮，那時他們就想搞叛亂。鐵棒喇嘛[8]要進城，我就說，讓他們進城，要打就讓他們打。這次西康的叛亂分子進城，鐵棒喇嘛進城，我們的態度是要幹就幹。有什麽辦法呢?每天同他們講和，他們不幹嘛!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嘛!
　　
你們和他們不同，站在我們方麵。還有中間派，是動動搖搖的。還有右派，沒有同我們打。隻要不同我們打，就還留有餘地，你們就要對他們做工作。你們對中間派、右派做工作，比我們講話好。
　　
脫離人民是不好過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麵是不會吃虧的。農民，藏語怎麽講?(翻譯:藏語叫“米賽”。)米賽起來鬥你們，你們怕不怕?隻要你們站在人民方麵，我們可以給米賽講清楚，不要鬥了。劉文輝就沒有鬥。我們可以叫米賽顧全大局，不要算曆史上的舊賬。這樣可以使許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鬥一下，很難說。我們把你們當作左派，你們可以勸中間派，告訴他們世界要變，要他們對米賽的態度好一點。他們這樣做有三條好處: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於被鬥爭。
　　
現在，你們都是國家幹部、人民代表，還分別是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協常委，在西藏你們還有職務和工作。隻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米賽關係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工人、農民就不鬥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裏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後，就搞和平改革。
　　
關於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青海有個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個廟被群眾砸了，幹部去阻止，群眾同幹部還起了衝突。其他地方的寺廟，我們都保護下來了。對宗教寺廟，過去人民政府就是保護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廟，在土地改革中農民要砸，我從那裏經過，給製止了。現在，被砸過的寺廟，當地人民政府正在組織重修。
　　
你們在精神上要有準備。改革以後，有一個時期喇嘛可能要減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們不是不信佛教了。當然年老的還是願意留在寺廟。你們要把工作範圍放廣大一點，在寺廟和不在寺廟的佛教徒都是歸你們領導的。宗教寺廟如何改革，我想你們應該考慮一個辦法。達賴[9]上次來北京時，我同他談過話，談得很好。他向我保證，回去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改革，但看來他還是處在一種矛盾當中。在他下麵的索康、赤江[10]、帕拉這些人都是很壞的。達賴有那樣一個很不好的環境。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對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麵，他又是一個聰明人，他能夠想到，他離開西藏、離開人民、離開祖國之後，下麵的文章不好做。他寫給譚冠三的三封信[11]就流露了這個思想。
　　
達賴，現在一個可能是回來，一個可能是不回來。最近印度報紙放出來的空氣是他要回來。但是，達賴的兩個聲明[12]，完全是反對中央，反對祖國大家庭，要求西藏獨立的。這樣，回來的路，達賴就自己堵塞了。據我看，達賴的聲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時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達賴如果讚成這兩個聲明，就不能回來，要回來就要改變態度，站在反對這兩個聲明的立場，擁護中央。要達賴從那個環境出來，離開索康、赤江、帕拉等人，辦法很難想，這全靠他個人的意誌，個人想辦法。我們是留有餘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餘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其他的叛國分子，他們也可以回來，但是要改變態度。回來也不能再當噶倫[13]，要不然和你們就沒有區別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亂的領導分子。我們不準備采取殺的辦法，保留他們的生命，慢慢地改變他們的腦筋。但辦事是不能讓他們再辦下去了，因為他們是叛國分子。你們要同阿旺嘉措、喜饒嘉措、黃正清[14]等很好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
　　
西藏工委和軍區的全部工作經費，完全由中央負責，不從西藏地方財政收入中開支。西藏無力舉辦的事，中央還可以幫助。西藏還是要收稅的，谿卡、宗、基恰[15]和自治區政府的經費要由人民來維持。
　　
藏族人民是聰明、勤勞的。社會製度進行改革之後，西藏可能很快發展。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
　　
全國各地你們都可以參觀，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遲一些回去。總之，國家年年在變化，發展很大。今年是建國十周年，再有十年，會建設得更好一些。
　　
你們是國家幹部，不要隻管西藏的事，也要關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蘭州的事，關心全國的事。你們在中央有職務，經常工作在西藏，以後可以經常來北京，來一次不要久住，幾個禮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來。
　　
達賴對我們的同誌說，他擔心他的生命有危險。他對陳毅[16]同誌說，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達賴知道，共產黨不會整死他。他怕索康，因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親毒死了。有他們這些人，達賴的生命是沒有保證的。
　　
跑到印度的萬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會堅決反對祖國，一部分會感到沒有出路，希望回來。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比如十年後，其中年紀輕的、被欺騙的，就會要回來的。對他們，要采取歡迎態度。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阿沛·阿旺晉美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詹東·計晉美等的談話。
　　[2]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見本卷第46頁注[8]。帕拉，即帕拉·土登為登，曾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的策動者之一。
　　[3]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銷。撤銷時，原轄區劃歸四川省。
　　[4]張經武（一九○六——一九七一），湖南酃縣（今炎陵縣）人。當時任中共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5]榮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蘇無錫人。原為上海申新紡織印染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當時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
　　[6]劉文輝（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四川大邑人。解放前曾任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省黨部主任等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四川彭縣宣布起義。一九五九年時任林業部部長。
　　[7]指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8]鐵棒喇嘛，是藏傳佛教寺院僧職格貴的俗稱。
　　[9]達賴，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見本卷第46頁注[4]。
　　[10]赤江，即赤江·羅桑益西，曾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的策動者之一。
　　[11]見本卷第47頁注[11]。
　　[12]指以達賴名義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和二十二日在印度發表的兩個聲明，主要內容都是鼓吹西藏獨立。
　　[13]噶倫，藏語，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員。
　　[14]阿旺嘉措（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甘孜人，當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長。喜饒嘉措（一八八三——一九六八），青海循化人，當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黃正清（一九○三——一九九七），四川理化（今理塘）人，藏名洛桑澤旺，當時任甘肅省副省長、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長。
　　[15]谿卡，藏語，原西藏地方政府宗（相當於縣一級地方行政區劃）以下或相當於宗的農村基層組織名。基恰，藏語，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級地方行政官職，主管所屬各宗事務，轄區相當於地區。
　　[16]陳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樂至人。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yongbing1993]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毛主席《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由來

《尚書·五子之歌》“皇祖訓一”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其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譯文：我們偉大的祖先早有遺訓：“對於人民隻可親近，不可下視之，更不可狗眼看人低，汙蔑為‘刁民’，肆意盤剝、掠奪、欺淩、‘改揩’。”

人民是邦家的根本，根本穩固邦家才得安寧。從我(大禹)來看，這天下的人民，即使是任何一個愚夫愚婦，也能勝過我(大禹)。一個人總不免有三差四錯，招怨的事未必都是那麽明顯，眼前看不見的過失，猶須要預防它的發生。我們統治著幾百萬人民，時刻都要戰戰兢兢，簡直像用一根腐朽的繩索，駕馭著六匹駿馬飛奔!作人民的君主，怎麽可以對人民不尊敬?

“六祖壇經”詩雲：問道有生有學知，生知即有慧能氏。目不識丁作佛祖，石破天驚啟民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嶺南自出慧能始，睥睨天下學問人。

其中一句：“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白話雲：地位卑微之人，也有過人之智慧;地位顯榮之人，常常迷失了心智。這句話和毛主席所說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幾乎分毫不差。毛主席非常喜歡“六祖壇經”。

還有左傳-曹劌論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一以貫之，毛澤東還講，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71頁

係統地解決問題才叫做科學，不是係統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確的也不是科學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02頁

那麽，毛主席到底是在什麽情況下說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呢?

1957年2月16日，中國自己生產的第一台30馬力的單缸輪式拖拉機――“鴨綠江一號”在遼寧安東機械廠(現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有限公司)下線。一年以後的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於“鴨綠江一號”拖拉機生產製造的調查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引起了全國上下的巨大轟動。

小修理廠研製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
　　
1955年，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向全黨發出要用四五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1956年，為了向黨中央、國務院匯報機械化工業建設成就，有關部門在北京舉辦了一個匯報展覽，中央很多領導同誌都參觀了展覽。在參觀過程中，毛澤東對從事農業機械研究的專家說，我們的農業勞動還很繁重，農民還很艱苦，有了拖拉機，就可以解放勞動力，你們要為農民多造些拖拉機，多造些機器。在農業機械的生產製造過程中，要重視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此時，正值全國廣大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運動，這給正處於困境中的遼寧安東機械廠指出了新的發展方向，就是要麵向廣大的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適應這種新形勢的需要，安東機械廠很快就為農村生產了大批耕種、排灌、運輸等急需的農業機械。

安東機械廠始建於1952年，最初是為抗美援朝戰爭而成立的一個小型修理廠。建廠初期隻有16人，工廠生產設備極其簡單，隻有4台舊皮帶車床、3間破民房、2台鑽床和1台小型翻砂爐。它主要為抗美援朝過江部隊生產汽車防滑鏈、馬蹄掌和製造一些簡單的農具等。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工廠由軍需轉為民用，專門為農民維修農業機具。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因為生產任務不足，工廠經常處於停工待料狀態，三班生產改為兩班生產，最後又改為一班生產，半數工人編餘學習，有時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

1956年春，安東機械廠接受安東市工業局的特殊任務，開始研製輪式拖拉機。在技術和經驗成熟之後，工人常逢堯、楊廷貴、林輝生等人產生了自己動手製造拖拉機的大膽想法，立即得到廠領導的支持，並成立了以常逢堯為首的新產品研製小組。在研製期間，他們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沒有資料，他們就赴外地考察學習。實地拆解拖拉機進行測繪，並結合我國農村特點設計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拖拉機藍圖。沒有專用設備，他們就因陋就簡，土法上馬。缺少原材料，他們除了到廢鐵堆裏找，還開動腦筋，親手製造出許多零件。

參加研製的工人廢寢忘食，晝夜苦戰，就連除夕之夜，也是在車間裏度過的。沒有廠房，他們就在院子裏搭起臨時葦棚;沒有圖紙，他們就奔山東省兗州中匈友誼農場請教專家，赴遼寧省北鎮縣(現在的北鎮市)參觀從匈牙利進口的GS35型單缸臥式拖拉機，並將其700多種、1000多個零部件逐一進行拆卸測繪;沒有滾齒和插齒機，就用普通立式銑床做齒輪粗加工，再用銼刀進行細加工;沒有熱處理設備，就用木炭和牛骨加熱對齒輪進行滲碳處理。從毛料的鑄造、鍛造到零部件的加工，從零件的裝配到部件的總裝配，他們克服種種困難，攻克道道難關。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100多天的連續苦戰，1957年2月16日，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終於在鴨綠江畔誕生，研製的工人們激動地將它命名為――“鴨綠江一號”。

“鴨綠江一號”是30馬力單缸輪式拖拉機。經過耕地試驗證明，它構造簡單，操作方便，耕作性能強，能帶動三鏵犁或四鏵犁，每班(10個小時)可翻地60畝以上;不易出事故，安全性能較好;成本低，可用普通鋼材和生鐵製造。除了耕地，它還可以作為動力來運輸、碾米、發電和排灌;不但可以用柴油，而且可以用重柴油和原油。然而，這個“新生兒”還是有很多不足，因為是單缸、臥式、二衝程的輪式拖拉機，開動起來振動較大，前麵冒煙，後麵噴土。

毛澤東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作批示：
　　
“鴨綠江一號”國產輪式拖拉機研製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58年春天，國家計委副主任倪偉和機械局局長王光中親自來到安東機械廠視察，知道這台拖拉機的研製過程後，被工人們敢想敢幹的精神所震動，當即決定讓“鴨綠江一號”進京參加農業機械展覽會。正是這個決定改變了“鴨綠江一號”的命運。他們在詳細聽取研製拖拉機情況匯報後，於5月3日，寫了一篇900多字的關於安東機械廠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克服重重困難試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調查報告，向中央匯報了安東機械廠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難研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詳細情況，並把材料上報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和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

“鴨綠江一號”進京後在擔負平整展覽場地的任務和操作表演中大顯身手，深受領導和觀眾好評。特別在展覽會上，它既適合耕田又適合跑運輸及結構簡單、結實耐用等諸多優點，受到有關部門領導和專家的重視，一致認為“鴨綠江一號”為我國拖拉機的製造和農機製造工業體係的建立，提供了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材料。展覽會接近尾聲，在組建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拖拉機遊行車隊時，“鴨綠江一號”因外形不夠美觀而未能入選。但是，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5月1日早晨，原來計劃參加遊行的4台拖拉機中有1台在路上發生了故障，有關部門領導當即決定讓“鴨綠江一號”替補上。於是“鴨綠江一號”幸運地同其他3輛拖拉機一起駛過天安門，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

5月18日，正在出席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毛澤東接到李富春轉來的、由國家計委呈送的關於安東機械廠小廠辦大事，克服技術、工具、材料設備和資金上的種種困難，終於研製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報告。毛澤東對這份報告很感興趣，就在材料的旁白處寫下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2個大字，並寫了近300字的批語，充分肯定了中國工人階級“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精神”。批示的具體內容是：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此件印發大會各同誌閱讀。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於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這個工作。科學院和大學也應當做，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做。各方麵同時並舉。如果能夠有係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幹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卞和獻璞，兩刖其足：“函關月落聽雞度”，出於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　釋

〔1〕　這是毛澤東為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印發倪偉、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關於安東機器廠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給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賈拓夫的報告寫的批語。題目是毛澤東擬的。

〔2〕　倪偉、王光中的報告中說，安東機器廠是為抗美援朝建立起來的小修理廠，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產任務不足，他們麵向農村，為農業生產服務，製造了不少的拖拉機零件。一九五六年開始作生產拖拉機的嚐試，雖然兩次試製沒有成功，但工人們摸索到了製造內燃機的經驗，提高了試製的信心。他們想了各種辦法克服技術上、工具上、材料設備上和財務上的困難，沒有技術人員就依靠老工人，做發動機噴油嘴沒有電火花設備就以手工方法鑽孔，終於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試製成功一台三十馬力單缸輪胎式拖拉機。他們計劃今年五月以前再試製兩台，下半年生產150台，一九五九年生產1500台，並計劃改產捷克式的二十五馬力拖拉機。

毛澤東批示的全文，被列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文件之二十六，發至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認真貫徹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說：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需要大批敢想敢說敢做的人，敢於破除迷信、革新創造的人，敢於堅持真理，為真理衝鋒陷陣、樹立先進和革命旗幟的人，依靠這樣的人，我們才能夠領導全國人民躍進再躍進，多快好省地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參加這次會議的安東市委書記肖純接到文件後。立即把喜訊傳回安東市委。整個安東機械廠立即沸騰了，工人們沉浸在歡慶的喜悅中，直接參與研製“鴨綠江一號”的常逢堯等3名工人骨幹更是激動得熱淚盈眶。此後，這種象征中國工人階級破除迷信、敢想敢幹精神的拖拉機很快投入批量生產，並幾經完善，日益受到廣大農村幹部和群眾的喜愛。 “鴨綠江一號”拖拉機陳列國家博物館 。　　 　　

毛澤東為“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作出的批示，極大地鼓舞了安東機械廠的幹部職工，他們敢想敢做的生產勁頭更足了。在後來的技術革命運動中，全廠湧現了大量的技術革新事跡。老工人穀維智、王安太等人創造的車煤氣機機體的多頭床子，提高效率18倍;由於工人們改革了設備，采用了新的操作方法，至1958年6月6日，已經趕製出60台煤氣機，有利地支援了農民抗旱。

為紀念毛澤東的批示，1960年經批準安東機械廠正式更名為“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改革開放以來，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不斷發展壯大，現已發展成為“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3年12月，遼寧五一八公司與香港兆彩實業有限公司合資重組，成為股權多元化的現代企業，是全國機械工業行業500強之一，經營規模居於內燃機零部件行業前茅。

“鴨綠江一號”拖拉機一直存放在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直到2002年10月國家博物館專程派人赴丹東，經考證後發來征集函，國家博物館認為此拖拉機是見證新中國成立初期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實物。並將“鴨綠江一號”輪式拖拉機作為珍貴文物永久收藏。2003年9月，作為我國第一台輪式拖拉機的“鴨綠江一號”正式陳列於國家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