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如今中國處處都有資產階級法權
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
作者：張春橋
凡是略為知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曆史的人，都會知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內部，從工農紅軍到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從井岡山根據地到後來廣大的解放區，在那裏，從來就是以軍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為處理人民內部相互關係的根本原則的。這個原則，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井岡山，在毛澤東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創立起來的。
在 " 井岡山的鬥爭 " 這篇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毛澤東同誌寫道：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製，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麽正規的薪餉製，隻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隻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
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 " 夥食尾子 " ，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象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製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軍隊內部的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相互關係，成了革命根據地內部相互關係的模範。在軍民關係上、在政民關係上、在軍政關係上、根不相互關係上、上下左右的相互關係上，也同樣遵守這種同誌式的平等關係。人們不是靠手裏有權、有槍，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風，而是靠為人民服務，靠說服，靠真理，處理相互關係。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也學著人民解放軍的樣子，處理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的相互關係。外來的人，一踏上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會發現：在整個革命根據地內部，由於正確地處理了內部關係，大家的生活雖然很艱苦，但是， " 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一樣苦 " ，大家過著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製生活，雖然因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別，但相差不多。同時到處講政治、講群眾路線，因此，工農兵學商，團結一致，親如家人，艱苦奮鬥，英勇殺敵。大家還記得解放戰爭時期大兵團作戰的情景嗎？為了支援人民解放軍，成千、成萬的民兵跟隨大軍南下，他們同軍隊一樣地過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一不為升官，二不為發財，甚至也沒有想到要發工資，更沒有想到要實行什麽 " 計件工資製 " ，他們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糧食來幹革命的，他們一心一意，隻為打倒三大敵人，解放全中國。整個革命根據地，男女老幼，前方後方，心連著心，結成了戰鬥的集體。正是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標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作風，毛澤東的思想作風，在億萬人民中已經紮了根，開了花，結了果。而這種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戰鬥鍛煉的軍隊和人民，是無敵於天下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曆史不是早已作了證明嗎？
在全國解放以後，這種以 " 供給製 " 為特點的一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還是很吃香的。提到 " 供給製 " ，如同說到老革命、說到艱苦奮鬥等等一樣，人們認為是光榮的。一些革命青年剛剛參加工作，也希望是 " 供給製 " ，表示自己象老同誌一樣，是真心實意地來革命的。原來過慣了供給製生活的同誌，也並不羨慕什麽薪金製，人們喜愛這種表現一種平等的相互關係的生活製度。
但是，沒有多久，這種生活製度受到了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攻擊。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製度。在堅持這種思想的人們看來，供給製的一套，實在毫無可取。他們輕蔑地說它是 " 農村作風 " ， " 遊擊習氣 " 。這種議論來自資產階級，本不足怪。
可是，不久，在我們黨的幹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在他們中間，談論供給製的缺點的議論漸漸多起來了，談論薪金製的優點的議論逐漸占上風了。
到後來，供給製幾乎成了一個壞名稱。有人工作不積極， " 幹不幹，二斤半， " 這要記在供給製的賬上。有人用了公家一個信封， " 公私不分，供給製作風！ " 又記在供給製的賬上。工廠、商店沒有經營好，賠了錢， " 供給製思想！ " 又是記在供給製的賬上。總之，共產主義的供給製，保證了中國革命勝利的供給製，被某些人攻擊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處死刑不可。
人們攻擊供給製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給製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他們的理論根據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強調的 " 物質利益的原則 " 。據說，由於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保留著不少舊的分工的殘餘，即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工人勞動同農民勞動之間、熟練勞動同簡單勞動之間的差別，因此， " 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和生產發展的原則 " 就被說得神乎其神。什麽 " 等級工資製 " 、 " 計件工資製 " 可以刺激工人 " 對自己的勞動成果表現最大的關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因為勞動生產率高，工資也高 " 呀，這種製度是 " 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極了。不過，說穿了，說得通俗一些，還是那句老話： " 錢能通神 " 。隻要用高工資 " 刺激 " ，就象花錢買糖果一樣，什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能夠立刻買到手的。
對於這樣的理論，我們能夠說些什麽呢？在 " 供給製 " 的情況下，千千萬萬的人進行了幾十年的武裝鬥爭，爬雪山，過草地，兩萬五千裏長征，有誰發過工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難道也是靠工資刺激出來的嗎？聽到這種議論，每一個有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種侮辱，還能說什麽呢？就說在建設事業上吧，不是別人，正是那些被經濟學家認為最關心自己工資高低的工人們，說出了同經濟學家根本相反的意見。
上海的工人們，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尖銳地指出了這種理論和辦法是 " 鈔票掛帥 " ，而不是政治掛帥。真是一語破的，還有比這說得更清楚的嗎？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如同馬克思在 " 哥達綱領批判 " 中所正確指出的， " 它在各方麵，在經濟、道德和思想方麵，都還帶有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 資產階級的法權 " 的不平等，還不能立即取消。隻能 "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 " ，還不能 "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 。
但是，馬克思的這段話，有沒有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法權，資產階級的不平等的等級製度，根本不能破壞，反而應當把它製度化、係統化、更加向前發展呢？是不是隻應當片麵地強調 " 物質利益 " 原則，而不應當從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強共產主義的教育，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進行鬥爭呢？不是別人，而是馬克思本人，答複了這種問題。他在 " 法蘭西內戰 " 一書中，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他特別著重地讚揚了巴黎公社的英雄們采取的這種措施： " 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職人員，都隻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及支付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
請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難道不恰恰是徹底破壞資產階級的等級製度，並不講究什麽物質利益原則嗎？難道馬克思以及後來的恩格斯列寧都再三強調這條經驗的時候，他們不記得還有資產階級的法權等等嗎？看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並沒有給這些 " 見物不見人 " 、 " 見錢不見人 " 、 " 錢能通神 " 的經濟學家幫忙。
列寧在 " 國家與革命 " 一書中，倒是憤慨的指責： " 正是在這特別明顯的一點上，也許是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點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乾乾淨淨。 " 而許多人在提到這條經驗的時候，總把它看作是 " 已經過時的 ' 幼稚行為 '" 。那些攻擊供給製、主張鈔票掛帥的人們，不是也說什麽供給製是 " 遊擊作風 " 、 " 農村習氣 " 、是 " 已經過時 " 的東西了嗎？他們不是也 " 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乾乾淨淨 " 了嗎？
經過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對 " 供給製 " 、對 " 農村作風 " 、 " 遊擊習氣 " 的攻擊，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為了保護不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法權，為了打擊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而對正確處理勞動人們內部相互關係的共產主義原則的攻擊。一切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都是保護嚴格的等級製度的。他們不惜捏造各種神話，說自己是 " 天子 " ，是天生的人間的主人。
蔣介石這種人間的醜類，在 " 中國之命運 " 一書中，就不知羞恥地自稱他的血統是文王的子孫，他的一本傳記更具體地說他是文王的兒子－－周公的子孫。這種神話雖然隻應編入 " 笑林廣記 " ，卻可以看出：他們是多麽急於把自己化裝成一個天生的中國 " 最高 " 。上海的買辦們，也是以 " 高等華人 " 為榮的。阿Ｑ隻因為說了一句他 " 和趙太爺是本家 " ，挨了趙太爺狠狠地一個嘴巴： " 你怎麽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 在舊時代，整個社會上，從配不配姓趙，到穿衣、吃飯、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煙的姿勢，哪一條不要講究身份、等級？哪一項沒有 " 禮 " ？合乎禮、不合乎禮，也就是合法、不合法，處處都有資產階級的法權。攻擊供給製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的人們，實際上就是要用資產階級等級製度的禮、法來代替無產階級的平等關係。他們說這樣可以刺激生產積極性。是不是真是這樣呢？推行他們這一套的結果，我們黨的幹部中，原來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狀況改變了，有些早已對艱苦樸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學會了紳士派頭、高等華人派頭、趙太爺派頭來了。有些幹部見麵不稱什麽什麽 " 長 " ，就不舒服起來了。這確實起了刺激作用。
但是，並不是刺激起了生產的積極性，而是刺激起了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積極性，刺激起了鋪張浪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刺激起了脫離群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有些最不堅定的分子就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貪汙腐化分子。原來有人說供給製度會使人們懶惰起來。現在證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級製度把人弄懶惰起來了。有的幹部多作一個小時的工作，也要計算加班費了。而在供給製的條件下，在革命戰爭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貢獻出來的人們，他們計算過什麽什麽費嗎？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風氣發展起來，幹部同勞動人民的相互關係變化了，領導幹部的 " 三風 " 、 " 五氣 " 有了發展。政治掛帥，平等待人，對待群眾隻能說服、不能壓服，同群眾打成一片，所有這些，在有些人，已經完全忘記了，甚至當黨中央發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以後，還遇到他們的節節抵抗。這難道不是我們所親身經曆的事實嗎？
回想一下這一段，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義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每個人讚成什麽、反對什麽的情況雖然不同，受到的影響深淺也不同，但是，都可以從這中間找到必要的教訓。
因為黨的傳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在我們黨的幹部和人民群眾中紮下根的，它雖然遭受到某種破壞，恢複起來並不困難。現在，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號召下，經過偉大的整風運動，又把它恢複過來了。但是，我們還不能說已經做得很徹底。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國民黨的官氣，還影響著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還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們的前麵還有一個長期的反複的鬥爭過程。但是，既然大躍進的形勢迫切地要求我們在調整相互關係方麵躍進、再躍進，一切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同誌們，一定能夠站在運動的前頭，把我們黨的這種光榮傳統，在新的條件下，徹底恢複和發揚起來，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同群眾建立起平等的相互關係，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共同工作，一致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這難道能有什麽懷疑嗎？
世上的貪婪狂妄者，總是同惡相求、同欲相趨，幹壞事互相幫襯，有利益拚命爭搶。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麵對五獨：港獨藏獨疆獨蒙獨台獨合流。 世界上反華勢力猖獗，有「五獨」之稱的「港獨」、「藏獨」、「疆獨」、「蒙獨」與「台獨」再度合流，意圖分裂中國。
美西方帝國霸權主義者不遺餘力利用中國的民族問題做文章，在民族問題上又選擇曆史為突破口，目的是從源頭上割斷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國家構建，撕裂少數民族同中國的淵源關係，把少數民族世居的地方一塊一塊地從中國版圖上分割出去，妄圖從領土主權、民族關係、曆史問題上肢解、分化、顛覆中國。
走資派胡亂邦 1933年8月由共青團轉為中共黨員，簡單說，胡原是三軍團老彭手下的團級幹部，後來是聶總手下的18兵團 付兵團（軍）級政治部主任。 胡15歲投身革命是紅小鬼，毛主席提他任共青團書記。
毛主席對胡耀邦的評價可謂入骨三分，「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可否譯：不懂裝懂，胡說八道）
總起來說：胡在建國前參加革命，沒有功勞有苦勞。 誌大才疏，不學無術，沒水平。 一刀切平反右派和牛鬼蛇神地富反壞敵對分子。 隨由敵對分子非毛，貶毛，反毛，去毛，政治上弄不清，胡塗蟲！ 亂西藏，亂新疆，波及內蒙等區域是大罪！ 胡說八道，信口開河，亂七八糟的政策，胡鬧！ 弄不清自己是幾斤幾兩，自以為還高明還偉大！ 就其材料，充其量當個副省長，基本團級水平，甚至不及格！
胡耀邦是15歲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紅小鬼，1952年被毛主席親點為團中央第一書記，可以說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 但毛主席病重時策劃了「四五」事件，毛主席逝世後，胡耀邦更是全盤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論與實踐。 否定階級鬥爭理論。 全盤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被外界稱為「非毛化」第一人。
胡耀邦在少數民族上扶植舊貴族，壓製共產黨的積極分子。 在西藏，胡耀邦萬裏1980年12月到西藏後，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 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 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 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 不僅如此，胡耀邦還提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 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兩少一寬”等等政策，使穩定多年的西藏、新疆開始動蕩，為近幾年的“3·14” ，“7·5” 埋下了隱患，時人稱為「胡耀邦，胡亂邦，亂了西藏亂新疆」。
一 九八○年五月，剛被扶上總書記三個月的胡耀邦、和剛擔任副總理一個月的萬裏一同到西藏考察。
胡耀邦在飛機上就對隨同人員說：「西藏是一個單一的民族地區， 基本上是藏族的西藏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第一，它擁有全國八分之一的麵積﹔第二，人口不 到二百萬，隻相當於全國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現在還很窮。」胡耀邦說：「二十多年來，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廣大幹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 沒有把經濟發展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問題是，多年以來，一條極左路線對我們黨的民族政策的破壞很大。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自主權。這是 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胡耀邦告訴大家：「中央政府考慮的幾項非常措施概括為六個字：「免稅、放開、走人」。 胡耀邦到了拉薩，他和萬裏把在途中的談話內容， 在不同的場合反複地同自治區領導班子講。
5月28日與領導班子座談，萬裏積極配合。 自治區第一書記陰法堂還拉來誌願軍出身的前任任榮，兩人會後一起勸胡耀邦：“明天幹部大會，千萬不能講。”
29 日胡耀邦在拉薩幹部大會上做報告，有人形容：胡耀邦根本沒有聽兩位自治區第一書記的勸說，他把外衣一脫，講得更多。 他在報告中提出的「六件大事」。 概括起 來是兩點：1、政策左了。 2、漢族幹部要撤。 他說：「國家每年給西藏六個億，都讓漢族幹部吃掉了，藏族老百姓沒得到好處。」、「100人申請。70人批準。技術幹部要留下來。」萬裏插話：「80 人批準。胡的報告引起極大的波動，這是29年來，西藏幹部和老百姓沒有聽過的聲音。 漢族幹部熱烈擁護，在西藏，各部門的一把手都安排藏族，他們難以升得上去。 而且工作 條件艱苦，危險性大。 反而農奴出身的藏族幹部情緒低落，變得灰溜溜的。 自治區決定漢族幹部分三批撤出西藏。
胡耀邦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遇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 恰巧鄧穎超視察新疆，在一個公眾場合傳達了胡耀邦的報告。 新疆的反應更強烈，出現多起騷亂，要求漢族幹部撤離。 新疆與西藏情況不同，東突早就進行基地訓練，官方一直進行武裝剿滅。 中央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
西藏的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但是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複原樣。 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80、84年舉行兩場「西藏工作座談會」。 至今「西藏工作座談會」已經舉行7、8次，但是政策方針與胡耀邦完全不一樣。 89西藏動亂被看成是胡耀邦責任。 民族問題一直是鄧力群之流攻擊胡耀邦自由化錯誤之一。
12大之後，胡耀邦調彝族幹部伍精華代替陰法堂擔任西藏第一書記，藏族幹部說：「走了一個老大哥，來了一個小弟弟。這位「小弟弟」將來應該在西藏樹碑。 他 主政期間，示威藏民把伍精華的住處包圍。
十三大胡錦濤接替伍精華擔任西藏第一書記。
87年7月-88年3月，光是拉薩地區就出現六次大規模抗議、示威，都被鎮壓下去，都被認為是達賴喇嘛策動，也被認為是胡耀邦應付的責任。 89年1月28日，班禪喇嘛在日喀則是圓寂。 2月。 拉薩出現 緊張的民族對立狀態。 2月7日，大昭寺掛出雪山獅子旗。 軍警進入大昭寺搜查逮捕僧人，拉薩連續反共示威，西藏其他地區也出現騷動。 3月2日，拉薩局勢 更加激化，除了僧尼，連婦女兒童都上街挑釁漢人。 3月4日深夜11點，總書記趙紫陽已經睡下，機要交換部門給他送來特級加急文件，文件由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處轉來，是成都軍區要求拉薩戒嚴給中央軍委打的 報告。 趙紫陽被叫醒，他坐在床上，看過報告。 楊尚昆沒有批示，他寫下：「立即實施戒嚴。」由機要交換送給鄧 小平。 軍委會文件由趙、楊聯署，報鄧小平是不變的程序。 5日淩晨軍委會批示已到拉薩。 5日中午，武警開始向人民廣場的人群發射催淚彈。 兩點十分，大昭寺對麵 「塔經」被點著，藏人湧上前去救火，武警從人民廣場兩側向藏人開火。 西藏軍區第一政委胡錦濤頭戴鋼盔，攜槍走上拉薩街頭，指揮「平叛」!
駐台美軍又來了。是《“友誼”，還是侵略？》
台軍又殺大陸漁民了。是“同胞“還是敵人？
走資派不講《階級鬥爭》？可敵人會聽嗎？
走資派“命運共同體“了，敵人會聽嗎？
走資派隻會忽悠百姓，遇弄百姓，維穩百姓。.
侵略來了，敵人殺漁民了，就當縮頭烏龜。
駐台美軍又稱駐華美軍。隨著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通過，駐台美軍人數逐漸減少，隨後華府、北京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中更明確指出美國將從台灣撤出所有部隊和軍事設施。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美軍結束在台駐軍編製。
1975年3月26日駐金門馬祖的美軍顧問小組撤出。
1976年1月7日，隨著負責台灣空防的第327航空師解散，台北通訊站於3月2日關閉。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79年1月時，美軍在台剩餘的主要單位為：美軍總部營區、陸軍通訊司令部、第6217空軍基地中隊。美國國務院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於該年2月28日正式閉館。同年4月，美軍協防司令部和顧問團撤銷，最後一任協防司令林德少將於4月28日離台，最後一名美軍在1979年5月3日離台，美軍結束在台灣的正式活動。1980年1月1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
閩平漁5540事件：台海巡署用鐵釘封死船艙，悶死大陸25名漁民！
2023年7月，有台灣漁民不知何故落水渾身濕透，大陸漁民及時將其救助上船，並安全移交當地海巡署，海巡工作人員更是大呼感謝同胞。
然而，在2024年闔家歡樂的春節期間，台當局偽海巡署以“越界”為由追查大陸漁船，在暴力執法的過程中，最終釀成了漁船傾覆，2人死亡的惡性事件。
1990年7月12日，一艘普普通通的捕魚船“閩平漁5540”號從福州平潭出海打漁，裏麵有26名福建漁民。台島海警突然出現，並以“走私”為由將他們逮捕，漁船也被扣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漁民並沒有被遣散回來，也沒有被押送到台島，反而被台島海警用棍子全部趕到船艙中。由於他們的暴力行為，一些血氣方剛的青年漁民，不肯進入船艙，立刻被他們用棍子打了一頓。就這樣，26名福建漁民被他們用黑布蒙住雙眼，強行關進一米來高、三米見方的船艙內。不僅如此，他們還用六寸長的全新圓釘將船艙頂蓋釘死，而且還在船艙頂蓋壓上重物，就是為了防止裏麵的人逃跑。然後命令船工將船開到海峽中線附近，並警告出海後也不準打開船艙。
為了保險起見，他們“親自護送”，沿途還檢查了好幾遍，確認船艙蓋沒有被人撬開。當時正值七月份，氣候很熱，船艙又是封閉的，氣溫很高，在長時間的航行過程中，船艙內的氧氣逐漸耗盡，造成嚴重缺氧。由於缺乏足夠的氧氣，25名漁民不幸死亡，活活的被悶死，僅有一人幸存。真的難以想象，這些漁民在臨死前遭受到了怎樣的痛苦、折磨和絕望。據說，這位幸存者能夠存活，是因為他偶然發現船艙隔板上有一個很小的孔，僅有綠豆大小，他通過這個小孔貼近呼吸而幸存下來。
事後，“閩平漁5540”上的一名受害者的家屬，更是捶胸頓足，悲憤說道：“台灣有人來到平潭，我們都把他們當做親人一樣，而我們的親人卻被這樣殘害，實在是心寒。”
然而台灣省那邊對待大陸漁民有多殘暴？據台灣方麵持續八年的統計數據，八年期間驅離大陸漁船近萬次，扣留四百多次，沉沒了八十多艘船。相當於八年中大陸這邊每個月沉沒一艘，每周被扣留一艘，每天被驅離三四艘，這還不算禁漁期。
從1990年至1994年5月僅4年的時間裏，因為遭到台軍警的突然射殺，大陸漁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傷112人。
另一項統計顯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間，台軍警在遣返大陸私渡去台人員時，悶死、撞船淹死大陸人員計46人。
越過所謂“中線”闖入大陸這一側，強行抓走大陸漁民的作業漁船達223艘，非法逮捕關押漁民3160餘人。
艾奇遜當麵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
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曆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友誼”，還是侵略？》
作者：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為了尋找侵略的根據，艾奇遜重複地說了一大堆“友誼”，加上一大堆“原則”。
艾奇遜說：“從我們曆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許多年來種種善意措施便是證據，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等等，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遜當麵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
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曆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從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鴉片戰爭算起）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數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偉大的“友誼”，都是為著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等等”。
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不為別的，第一為了門戶開放，第二為了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第三為了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在那裏“依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領土，還算叨了艾奇遜第二個神聖原則的光，“依然維持”住了它們的“完整”。其餘地方，一概倒運，行政和領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樣子了。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地方，叨了第三個神聖原則的光，把“任何外國的控製”，連同美國的控製也在內，都給艾奇遜們“反對”掉了，因此還被中國人控製著。其餘的國土，說來要掉眼淚，一概完了，都給外國人控製住了，中國人統統當了奴隸。至於是什麽外國呢，艾奇遜老爺行文至此，還沒有來得及點出，下文自明，無須多問。
不幹涉中國內政，是否也算一條原則呢，艾奇遜沒有說，大概不能算吧。美國老爺的邏輯，就是這樣。看完艾奇遜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證實這一項高明的邏輯。
美軍又來金門駐軍了，台灣當局又來屠殺大陸漁民了。是《“友誼”還是侵略?》
漁民說，兩岸漁民過去常有往來，這次遭遇台當局如此粗暴對待，“實在是太失望了”。死者是“家裏的頂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計需要他維持，老人需要他贍養。他就這麽沒了，留下我們怎麽辦？我們的悲傷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泉州漁民的命走資派當局保護得了嗎？
金門炮戰，戳破了美國虛張聲勢、協防台灣的謊言。打破了台灣當局挾洋滋事、反攻大陸的美夢。挫敗了美國企圖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陰謀。炮擊金門的戰火，因宣示國家主權而起，因同屬一個中國而熄。如今，戰火硝煙已經散去幾十年，當初的戰場早已成為兩岸交流交融的前沿。但兩岸老一輩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捍衛國家統一的深謀遠慮令人難忘，在以民族大義為重、抵製外國勢力分裂中國上達成的默契載入史冊，他們創造的炮火為媒介的交流方式成為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觀。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的特色政府實行私有製和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後，越來越接近美西方帝國霸權針對新中國的目的了。如今的走資派習政權一樣《慫》，沒有自己的意見，不敢反抗。軟弱無能。既無文又無武，手下的一群《慫》貨，將軍封了幾百個，有一個懂戰略戰術嗎？掌握這麽多高端軍備，不會也不敢使用，也隻是一堆被棄的廢鐵。遇事時當縮頭烏龜，事後了出來擺擺譜。躺在皇宮內享福。
實行私有製和扶植“走資派”，隻是美西方帝國霸權一個圖謀徹底演變新中國的表麵的“前奏”，或曰“過渡手段”。他們的目的，是指望把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再次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近期美西方帝國霸權從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脅迫中國的頻繁動作，似乎有點急不可耐。
美西方帝國霸權對其“目的”的實施，軟硬兼用、明暗互動、花樣百出，從十九世紀末葉就對中國提出了看似文明善意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主張，意在讓所有的帝國主義任意吞噬中國這塊“肥肉”……。
毛主席縱觀曆史，早就看透了美西方帝國霸權的狼子野心，並帶領新中國堅定不移地抵禦、抗擊，遏製住了美西方帝國霸權的險惡行徑，並將其排斥於國門之外。
新中國抗美援朝反霸的的英雄氣概，得到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和積極地支持，形成了我們的朋友和同誌遍天下的、堅固的銅牆鐵壁般的世界格局，使美帝無從對新中國“下口”。
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同誌們，團結社會各界進步團體、人士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在中國革命的征途中，早就高瞻遠矚的告誡說：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帝國主義列強……，對於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一個方麵，也不放鬆，這就是它們的文化侵略政策。傳教、辦醫院、辦學校、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等，就是這個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於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1840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1844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人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友誼”還是侵略?》
“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複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
“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的教導震徹心扉，他老人家已經為身後的新中國指明了方向。經受過毛澤東思想哺育的、覺悟的、廣大的人民群眾心明眼亮，必然會痛定思痛，形成反擊美帝及其走狗們的巨大正義力量，在世界大變局中顯示身手，一定能戰勝他們，讓他們殖民中國的圖謀再次化為泡影。
轉載《美國又駐軍我國金門，台當局又殺害大陸漁民！我們該如何回擊？》
作者：李光滿 發布時間：2024-02-17 來源：李光滿說公眾號
最近在金門島及附近海域發生了兩件事，使金門再成大家關注的焦點話題。
第一件事，據環球網報道，據中時新聞網等多家台媒2月14日報道，台“海巡署第12巡防區統籌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聲稱，14日在金門縣北碇東0.5裏海域發現1艘大陸籍快艇“越界”作業捕魚。台媒報道稱，該大陸船隻在海巡隊追緝過程中翻覆，船上4人落海，後被全數救起，其中2人生還、另2人送醫搶救後不治。
第二件事，據台灣地區“聯合新聞網”2月5日的報道，根據美國“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美國將從2024年起派美軍顧問常駐金門、澎湖“陸軍”兩棲營，並不定期駐訓各特戰營。根據計劃，美國現在駐台灣地區的“特戰合作組”先行擴大駐軍模式，“特戰合作組”由10多名具備各類軍事專長的美軍特戰小組官兵組成，到2024年，美國“特戰合作組”率先常駐金門、澎湖。此次進駐台灣地區的是由美軍陸戰特種作戰群“綠色貝雷帽”第1總隊第2大隊1中隊，以三人小組為單位進駐“台灣陸軍”兩棲營和“高空特種勤務中隊”集訓。美軍進駐主要以6人小組作為基本編成，計劃駐紮於澎湖、金門、馬祖等離島地區，主要執行的任務是海域巡弋、越界漁船驅離、水文偵察、運補護航、海上救難等等任務，代號叫“海龍蛙兵”。
金門縣隸屬於福建省泉州市，由金門島、小金門島、大擔島、二擔島、東碇島、北碇島等12個島嶼組成，總麵積151.656平方公裏，與大陸最近處僅2300米，與台灣島相距210公裏，現由台灣當局實際控製。
1958年，潰逃台灣島的國民黨政權在美軍第七艦隊支持下，叫囂反攻大陸，蔣介石多次偷偷飛抵金門島檢查反攻大陸準備情況。8月23日18時30分，解放軍用340門大炮分別從廈門、大嶝、小嶝、深江、蓮河、圍頭等處向金門發起炮擊，2小時內，對金門島發射炮彈57400發。這並不是一次象征性的炮擊，而是實實在在地對國民黨駐軍實施炮火打擊，國民黨軍駐守金門的陸、海、空三個副司令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當場陣亡，前來視察的“國防部長”俞大維被擊傷頭部。8月25日，當天台灣派出的5艘補給船被解放軍魚雷快艇擊沉兩艘，其餘逃跑，金門補給線被切斷。9月7日，在美國軍艦護航下，蔣軍補給艦向金門進發，解放軍毫不留情向蔣艦開炮，將5艘國民黨軍艦擊沉，而美艦並沒有對蔣艦進行保護，轉身逃離戰區，開到安全區。炮擊金門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反攻大陸”計劃。後來炮擊金門改為單打雙不打，直到1979年炮擊金門才正式結束。
以上發生在金門及金門海域的兩件事，我有兩點感想。
一是解放軍炮擊金門、美軍撤離金門之後，現在美軍又回來了，而且是長期駐紮並訓練“台軍”，這是曆史的輪回還是新的挑釁?
二是台灣當局又開始在金門海域殘暴地殺害大陸漁民，這是否預示著兩岸關係進入了新的對抗甚至戰爭階段?
大家都在想，我們該如何應對?我想可能會有以下五個選項：
一是作為普通民事漁業糾紛處理，要求台當局道歉並向死亡漁民家屬賠償。
二是堅決追凶，緝拿並嚴懲凶手。凶手是誰?台灣“海巡署”及所屬第12巡防區統籌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所有船隻和人員，如果是更高層下令，則直接追凶到最高層。
三是恢複對金門炮擊，炮擊強度與1958年8月23日相同，什麽時候停止炮擊則視情況而定。
四是解放軍以武力解放金門及澎湖列島，中央政府恢複對金門及澎湖列島管理。
五是以此為契機，一舉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
這五個選項，哪一個更適合更有利?這裏我還想提幾點看法。
一是1958年，在美國仍然駐軍台灣島、美國第七艦隊控製台灣海峽的情況下，中央毅然決定對金門炮擊，對美國的護航艦隊也是毫無所懼，而且炮擊金門一直持續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結束。我想這是在向美國發出明確信號並體現堅定意誌：中國絕不懼怕戰爭，中國必將解放台灣，必將實現國家統一，這是絕不會動搖的國家戰略、民族意誌和軍人使命。
二是國家強大和民族複興的標誌是什麽?除了經濟強大、人民幸福安康，還應包括國家統一，主權完全獨立，沒有任何國家和勢力敢欺負和汙辱你，昂首挺胸，意誌堅定，受人尊敬。如果領土不統一、部分主權不獨立，人民受欺辱甚至被殺害，那麽這種複興和強大又有什麽意義?
三是近兩百年來，中國從衰落到重新強大，經曆了無數苦難，最終我們能夠打敗一個又一個強大敵人，能夠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其法寶之一是絕不懼怕任何強敵，絕不懼怕任何戰爭，在殘酷的鬥爭中經受考驗，不怕犧牲，敢於鬥爭，衝鋒向前。
四是無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家庭、一個個人，如果不敢在敵人的肆意挑釁麵前展示力量，不敢發出敢戰能勝的信念，那麽這個國家無論經濟多麽強大，身體多麽肥碩，最終都隻能是敵人待宰的羔羊。因此，我們一定要敢於展示自己絕不懼怕戰爭、敢戰能勝的堅定意誌。如果我們始終不敢出手，別說美國，就是台灣當局也會加更加肆無忌憚地屠殺大陸同胞，就是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也敢上來踢你幾腳、抽你幾耳光，鄙視你，欺負你。我們要一直忍讓嗎?有時候忍讓是一種智慧，而更多的時候，忍讓是懦弱的表現，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屈辱和災難。
五是有人說如果中國發動解放台灣戰爭就是掉進了美國設的戰略陷阱裏，我不這麽認為。解放台灣是一場統一祖國的正義之戰，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無法回避的曆史使命，絕不存在什麽陰謀和陷阱，除了正義還是正義，除了國家利益還是國家利益，如果美國和日本軍事幹涉，幹就是了，沒有什麽好猶豫的，更不必患得患失。解放台灣，統一祖國必然會付出代價，但所有付出的代價都是值得的。想想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的那麽多英雄烈士，你問他們值不值?你問他們是為了什麽?
美軍又來金門駐軍了，台灣當局又來屠殺大陸漁民了，我們該如何回擊?我想這絕不應是一道選擇題，而應是一道必答題，答案早已寫在毛主席的那句題詞裏：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完成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是一種使命、擔當和責任。
我很欣賞南昌艦95後女操舵手徐文茜麵對外艦挑釁時說的那句硬氣又霸氣的話：“幹就完了。祖國利益高於一切，包括生命。國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時候到了，不上等什麽呢?”
《泉州紅會派員陪同家屬抵金門處理漁船事件善後》
新華社金門2月20日電（記者陳鍵興）台灣有關方麵追逐大陸漁船致2名漁民遇難，泉州市紅十字會等派員陪同遇難者家屬20日來到金門，處理相關善後事宜，並接回2名生還人員。
14日下午，福建一艘漁船在金門海域被台方海巡艦艇追撞，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難。這一惡性事件發生後，福建省、泉州市有關方麵與船員家屬溝通，決定由泉州市紅十字會等派員陪同家屬赴金門處理善後事宜。
20日上午10時30分許，泉州方麵人員與遇難船員家屬乘船經由“小三通”抵達金門。在金門水頭碼頭，泉州晉江紅十字會高級顧問李朝暉受訪表示，2月14日是農曆大年初五，正值春節期間，台方粗暴對待福建漁船致2名漁民遇難，性質惡劣，令人憤慨，嚴重傷害兩岸同胞感情。我們來金門就是要了解事實真相，協助家屬善後，接回2名生還者。我們要求台灣有關方麵認真對待家屬的正當關切，配合處理善後事宜，避免對家屬造成進一步傷害。
當日，2名遇難者的多位家屬來到金門縣殯葬管理所，對遺體進行查看和確認，他們全程麵色凝重、神情哀戚。
“我嶽父是家裏的頂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計需要他維持，老人需要他贍養。他就這麽沒了，留下我們怎麽辦？我們的悲傷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麵對媒體，一位遇難者的女婿幾度哽咽語塞。
他擦拭淚水、平複心情後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李朝暉當日受訪時還表示，我們強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查看事發現場完整錄像和我方船隻，了解人是怎麽死的，這是最基本的訴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人命關天，希望台方公布事實真相，嚴懲有關責任人，配合家屬做好善後工作，給遇難者家屬和兩岸同胞一個交代，告慰遇難者在天之靈。
1949年以後，工人從來不被真正允許擁有自己的組織，曆屆工會幹部都是黨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選舉產生。所以一旦文革中黨對社會的控製力量減弱，工人便馬上拋開工會，自己組織造反隊。但1968年以後，黨的權威重又恢複，所有的造反派組織被解散，再經過“清隊”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這樣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卻始終守住自己的組織，在整合自己內部力量方麵，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發起“康平路武鬥”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對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上海工人赤衛隊”，旋即馬上宣布歡迎赤衛隊員加入造反隊。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絕大多數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勢力在上海從此不複以組織形式對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將被擊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門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義重新聚合成組織，重又成為對抗造反派的強勁勢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顯然大大降低了對付反對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發動“砸聯司”，一舉掃除造反派內部的反對勢力。從此，以王洪文為首的 “工總司”成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組織。
1967年底， “工總司”，召開“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會”，其實就是“工總司”一家的大會，成功地將自己的組織體係全盤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總司”的名稱。而在1968年這一時期，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總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稱為“上海市工代會”。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國各地那樣重起爐灶式的召開。1973年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原“工總司”的骨幹成員全部成為總工會的領導成員，各級基層也都是原來的造反派擔任工會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這樣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組織體係。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終有著可以作為依托的組織平台；而作為文革初期非常時期的群眾組織 “工總司”，演變為本應是官辦的總工會，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獲得在黨的權威恢複後的正常秩序中活動的合法資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總工會與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與黨的關係。
共產黨執政後，對於工會與黨的關係有過多次爭議，每次都以試圖維護工會獨立的主體意識的工會幹部被批判調離或撤職而告終。各級工會幹部是由黨組織推派，還是由職工選舉，有過多次爭論。原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狀之一，就是“同黨的關係上的工團主義”，因為李立三反對由黨組織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選工會幹部，甚至提出“肅清委派製度”，主張工會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調離全總。李立三的後任賴若愚盡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會工作的固有本質還是使他將保護職工利益和權利作為基本任務，賴若愚同樣遭到批判和離開工會的命運。工會從此實際成為同級黨組織領導下的一個工作部門，必須無條件接受同級黨委領導，沒有自主權。在工會幹部尤其是工會主席的任命方麵，名為由工人自己選舉，實際由黨決定。黨對工會幹部不滿隨時可以撤換；即使撤換、選舉或增補前與工會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會隻能服從。工會的中心工作就是組織勞動競賽，即動員工人多幹活，根本不敢再向黨和政府為職工爭取權益。
工會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動，1970年以後，工會活動又開始恢複。上海市總工會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裏，上海工人造反派視工會為自己的組織，不許他人幹涉過問。例如，當時的上海市總工會製定了審批局、區、縣工會的規定，提出對這一級工會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調動，必須經由上海市總工會同意和批準。1970年左右上海機電二局和上海城建局黨委欲增加本單位工會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總工會商量，上海市總工會就公開聲稱不予承認，並要這兩個局的黨委檢討錯誤，向上海市總工會補辦手續。
上海市總工會在工會幹部的任命方麵有著較大的自主權。不但對工會幹部的任命，總工會還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黨政機構輸送優秀工人幹部”的要求，進而對黨政幹部的任命也施加相當大的影響。
據文革中上海市總工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回憶，當時的市總工會主要通過這樣幾種方式施加影響：
其一是趁局、區、縣重建工會之際，由市總工會直接委派或製定人員擔任負責人；待局、區、縣黨委或革委會增補或調整領導成員時，便以工會輸送工人新幹部名義將這些人轉入黨政機構。市總工會這樣做，下麵的工會也層層仿效。許多工人造反派就是這樣先擔任工會幹部，然後再以工人幹部的名義“輸送”進黨政機構。
其二是強調黨政機構中必須充實工人幹部。市總工會認為哪一個局、區、縣的黨委或革委會裏沒有自己人，便以那裏沒有“文革中湧現的工人新幹部”為由，由市總工會派去幹部。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市總工會副主任王秀珍規定：“總工會可以向各區、縣、局派幹部，不僅派工會幹部，也派黨政幹部。”主持上海市總工會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1973年前還未入黨，卻可以推薦、指派人員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組室或辦公室的核心，委派區黨委副書記，以及其他黨政成員。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義安排工人幹部。為此，王洪文一再強調工宣隊應由總工會負責管理。
其四是讓已經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會領導職務，擴大工會政治資源，提高工會辦事力度。王洪文從1967年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到1971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以後又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間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主任。而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王秀珍、市委組織部負責人金祖敏、市工業交通辦公室負責人陳阿大，文革中都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市總工會規定：在組建工會領導班子時，必須將擔任黨政負責工作的工人新幹部安排工會職務，增強他們對工會的認同；凡被準備培養提拔擔任各級黨政幹部的工人新幹部必須先到工會“過渡”，即先擔任一段時間的工會幹部，培養對工會的感情，再去擔任黨政職務。靠著這樣的政治資源，工會得以在黨委中貫徹自己的主張。例如當“輸送幹部”等做法遭到黨政幹部抵製時，便由在市裏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領導的名義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靜安區、普陀區的負責人就是這樣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職的。
幹部的任命，從來由黨壟斷。這一狀況在文革中則被上海市總工會突破。總工會負責人葉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黨組織發展共產黨員和提拔幹部，要征求工會的意見。身兼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和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爭在二三年內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區、縣、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負責幹部）中占50％。上海市總工會從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擔任上海各局、區、縣以上機關（包括市委、市革委會各組、辦）領導職務 ；此外，幾次送往中央擔任領導幹部的工人幹部候選人，也都由市總工會首先提名。
雖然，“工會是幹部的學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寧提出，文革前黨的組織部門也經常從工會選拔幹部，但文革前工會的“輸送幹部”是被動的，即由黨的組織部門挑選，唯獨文革中的工會才有那麽強的自主意識，不是等待被挑選，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動輸送，甚至主動向中央和國務院輸送工人幹部。
文革前的工會依附於黨，處於黨的嚴密控製之下，工會工作必須聽命於同級黨組織。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則通過以上辦法，不但形成了一個活躍於黨的係統之外的嚴密體係，而且還把勢力伸進了黨政係統，通過各級工會影響甚至控製各級黨政。這種現象是文革前所從未有過的。這種狀況，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張得以上下內外呼應。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黨的權力日益集中，黨的幹部大都兼任行政幹部的狀況使得“黨政合一”日趨嚴密。但在工會係統，工會幹部兼任黨的職務的狀況反而分割了黨的權威，削弱了黨對工會的控製。在這一意義上，尤其是在參與及影響上海各級黨政機構的政策方麵，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的地位，是1949年以後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工會在上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