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獨藏獨鬧得歡走資派自作自受

疆獨藏獨鬧得歡走資派自作自受

 

 

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亂邦遠不止《兩少一寬》這一大錯。胡亂邦的嚴重胡搞失誤遠不止《兩少一寬》犯下大錯這麽簡單：

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將牛鬼蛇神放出來之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犯下大錯。看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胡亂搞的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藏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

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

當時的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時代犯下了拍腦袋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養生息；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複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亂邦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少數民族中的少數農奴主和上層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麵：

胡亂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而不是少數民族中己經被趕下台的農奴主。開明的農奴主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中放出來的農奴主。

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間終埋下一個衝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人。

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隻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隻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個貼子的原文了，這是憑記憶自己寫出來的）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胡亂邦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製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遊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再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麽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

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改變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胡亂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曆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隻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胡亂邦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軍委工作後，認為比毛高明（時毛、周都已體弱高齡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製，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亂邦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範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幹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

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凶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餘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至1969年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餘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進行了嚴肅，處理。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主政國務工作後（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體弱高齡多病），鄧小平明示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餘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複辟資本主義後又都被平反放了出來。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yongbing1993]

《胡亂邦》亂了西藏又亂了新疆






世上的貪婪狂妄者，總是同惡相求、同欲相趨，幹壞事互相幫襯，有利益拚命爭搶。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麵對五獨：港獨藏獨疆獨蒙獨台獨合流。 世界上反華勢力猖獗，有「五獨」之稱的「港獨」、「藏獨」、「疆獨」、「蒙獨」與「台獨」再度合流，意圖分裂中國。

美西方帝國霸權主義者不遺餘力利用中國的民族問題做文章，在民族問題上又選擇曆史為突破口，目的是從源頭上割斷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國家構建，撕裂少數民族同中國的淵源關係，把少數民族世居的地方一塊一塊地從中國版圖上分割出去，妄圖從領土主權、民族關係、曆史問題上肢解、分化、顛覆中國。

走資派胡亂邦 1933年8月由共青團轉為中共黨員，簡單說，胡原是三軍團老彭手下的團級幹部，後來是聶總手下的18兵團 付兵團（軍）級政治部主任。 胡15歲投身革命是紅小鬼，毛主席提他任共青團書記。

毛主席對胡耀邦的評價可謂入骨三分，「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可否譯：不懂裝懂，胡說八道）

總起來說：胡在建國前參加革命，沒有功勞有苦勞。 誌大才疏，不學無術，沒水平。 一刀切平反右派和牛鬼蛇神地富反壞敵對分子。 隨由敵對分子非毛，貶毛，反毛，去毛，政治上弄不清，胡塗蟲！ 亂西藏，亂新疆，波及內蒙等區域是大罪！ 胡說八道，信口開河，亂七八糟的政策，胡鬧！ 弄不清自己是幾斤幾兩，自以為還高明還偉大！ 就其材料，充其量當個副省長，基本團級水平，甚至不及格！

胡耀邦是15歲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紅小鬼，1952年被毛主席親點為團中央第一書記，可以說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 但毛主席病重時策劃了「四五」事件，毛主席逝世後，胡耀邦更是全盤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論與實踐。 否定階級鬥爭理論。 全盤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被外界稱為「非毛化」第一人。

胡耀邦在少數民族上扶植舊貴族，壓製共產黨的積極分子。 在西藏，胡耀邦萬裏1980年12月到西藏後，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 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後回鄉務農。 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 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 不僅如此，胡耀邦還提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 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兩少一寬”等等政策，使穩定多年的西藏、新疆開始動蕩，為近幾年的“3·14” ，“7·5” 埋下了隱患，時人稱為「胡耀邦，胡亂邦，亂了西藏亂新疆」。

一 九八○年五月，剛被扶上總書記三個月的胡耀邦、和剛擔任副總理一個月的萬裏一同到西藏考察。

胡耀邦在飛機上就對隨同人員說：「西藏是一個單一的民族地區， 基本上是藏族的西藏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第一，它擁有全國八分之一的麵積﹔第二，人口不 到二百萬，隻相當於全國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現在還很窮。」胡耀邦說：「二十多年來，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廣大幹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 沒有把經濟發展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問題是，多年以來，一條極左路線對我們黨的民族政策的破壞很大。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自主權。這是 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胡耀邦告訴大家：「中央政府考慮的幾項非常措施概括為六個字：「免稅、放開、走人」。 胡耀邦到了拉薩，他和萬裏把在途中的談話內容， 在不同的場合反複地同自治區領導班子講。

5月28日與領導班子座談，萬裏積極配合。 自治區第一書記陰法堂還拉來誌願軍出身的前任任榮，兩人會後一起勸胡耀邦：“明天幹部大會，千萬不能講。”

29 日胡耀邦在拉薩幹部大會上做報告，有人形容：胡耀邦根本沒有聽兩位自治區第一書記的勸說，他把外衣一脫，講得更多。 他在報告中提出的「六件大事」。 概括起 來是兩點：1、政策左了。 2、漢族幹部要撤。 他說：「國家每年給西藏六個億，都讓漢族幹部吃掉了，藏族老百姓沒得到好處。」、「100人申請。70人批準。技術幹部要留下來。」萬裏插話：「80 人批準。胡的報告引起極大的波動，這是29年來，西藏幹部和老百姓沒有聽過的聲音。 漢族幹部熱烈擁護，在西藏，各部門的一把手都安排藏族，他們難以升得上去。 而且工作 條件艱苦，危險性大。 反而農奴出身的藏族幹部情緒低落，變得灰溜溜的。 自治區決定漢族幹部分三批撤出西藏。

胡耀邦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遇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 恰巧鄧穎超視察新疆，在一個公眾場合傳達了胡耀邦的報告。 新疆的反應更強烈，出現多起騷亂，要求漢族幹部撤離。 新疆與西藏情況不同，東突早就進行基地訓練，官方一直進行武裝剿滅。 中央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

西藏的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但是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複原樣。 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80、84年舉行兩場「西藏工作座談會」。 至今「西藏工作座談會」已經舉行7、8次，但是政策方針與胡耀邦完全不一樣。 89西藏動亂被看成是胡耀邦責任。 民族問題一直是鄧力群之流攻擊胡耀邦自由化錯誤之一。

12大之後，胡耀邦調彝族幹部伍精華代替陰法堂擔任西藏第一書記，藏族幹部說：「走了一個老大哥，來了一個小弟弟。這位「小弟弟」將來應該在西藏樹碑。 他 主政期間，示威藏民把伍精華的住處包圍。

十三大胡錦濤接替伍精華擔任西藏第一書記。

87年7月-88年3月，光是拉薩地區就出現六次大規模抗議、示威，都被鎮壓下去，都被認為是達賴喇嘛策動，也被認為是胡耀邦應付的責任。 89年1月28日，班禪喇嘛在日喀則是圓寂。 2月。 拉薩出現 緊張的民族對立狀態。 2月7日，大昭寺掛出雪山獅子旗。 軍警進入大昭寺搜查逮捕僧人，拉薩連續反共示威，西藏其他地區也出現騷動。 3月2日，拉薩局勢 更加激化，除了僧尼，連婦女兒童都上街挑釁漢人。 3月4日深夜11點，總書記趙紫陽已經睡下，機要交換部門給他送來特級加急文件，文件由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處轉來，是成都軍區要求拉薩戒嚴給中央軍委打的 報告。 趙紫陽被叫醒，他坐在床上，看過報告。 楊尚昆沒有批示，他寫下：「立即實施戒嚴。」由機要交換送給鄧 小平。 軍委會文件由趙、楊聯署，報鄧小平是不變的程序。 5日淩晨軍委會批示已到拉薩。 5日中午，武警開始向人民廣場的人群發射催淚彈。 兩點十分，大昭寺對麵 「塔經」被點著，藏人湧上前去救火，武警從人民廣場兩側向藏人開火。 西藏軍區第一政委胡錦濤頭戴鋼盔，攜槍走上拉薩街頭，指揮「平叛」!

[yongbing1993]

美軍又來了台軍又殺大陸漁民了





駐台美軍又來了。是《“友誼”，還是侵略？》

台軍又殺大陸漁民了。是“同胞“還是敵人？

走資派不講《階級鬥爭》？可敵人會聽嗎？

走資派“命運共同體“了，敵人會聽嗎？

走資派隻會忽悠百姓，遇弄百姓，維穩百姓。.

侵略來了，敵人殺漁民了，就當縮頭烏龜。

駐台美軍又稱駐華美軍。隨著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通過，駐台美軍人數逐漸減少，隨後華府、北京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中更明確指出美國將從台灣撤出所有部隊和軍事設施。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美軍結束在台駐軍編製。

1975年3月26日駐金門馬祖的美軍顧問小組撤出。

1976年1月7日，隨著負責台灣空防的第327航空師解散，台北通訊站於3月2日關閉。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79年1月時，美軍在台剩餘的主要單位為：美軍總部營區、陸軍通訊司令部、第6217空軍基地中隊。美國國務院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於該年2月28日正式閉館。同年4月，美軍協防司令部和顧問團撤銷，最後一任協防司令林德少將於4月28日離台，最後一名美軍在1979年5月3日離台，美軍結束在台灣的正式活動。1980年1月1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

閩平漁5540事件：台海巡署用鐵釘封死船艙，悶死大陸25名漁民！

2023年7月，有台灣漁民不知何故落水渾身濕透，大陸漁民及時將其救助上船，並安全移交當地海巡署，海巡工作人員更是大呼感謝同胞。

然而，在2024年闔家歡樂的春節期間，台當局偽海巡署以“越界”為由追查大陸漁船，在暴力執法的過程中，最終釀成了漁船傾覆，2人死亡的惡性事件。

1990年7月12日，一艘普普通通的捕魚船“閩平漁5540”號從福州平潭出海打漁，裏麵有26名福建漁民。台島海警突然出現，並以“走私”為由將他們逮捕，漁船也被扣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漁民並沒有被遣散回來，也沒有被押送到台島，反而被台島海警用棍子全部趕到船艙中。由於他們的暴力行為，一些血氣方剛的青年漁民，不肯進入船艙，立刻被他們用棍子打了一頓。就這樣，26名福建漁民被他們用黑布蒙住雙眼，強行關進一米來高、三米見方的船艙內。不僅如此，他們還用六寸長的全新圓釘將船艙頂蓋釘死，而且還在船艙頂蓋壓上重物，就是為了防止裏麵的人逃跑。然後命令船工將船開到海峽中線附近，並警告出海後也不準打開船艙。

為了保險起見，他們“親自護送”，沿途還檢查了好幾遍，確認船艙蓋沒有被人撬開。當時正值七月份，氣候很熱，船艙又是封閉的，氣溫很高，在長時間的航行過程中，船艙內的氧氣逐漸耗盡，造成嚴重缺氧。由於缺乏足夠的氧氣，25名漁民不幸死亡，活活的被悶死，僅有一人幸存。真的難以想象，這些漁民在臨死前遭受到了怎樣的痛苦、折磨和絕望。據說，這位幸存者能夠存活，是因為他偶然發現船艙隔板上有一個很小的孔，僅有綠豆大小，他通過這個小孔貼近呼吸而幸存下來。

事後，“閩平漁5540”上的一名受害者的家屬，更是捶胸頓足，悲憤說道：“台灣有人來到平潭，我們都把他們當做親人一樣，而我們的親人卻被這樣殘害，實在是心寒。”

然而台灣省那邊對待大陸漁民有多殘暴？據台灣方麵持續八年的統計數據，八年期間驅離大陸漁船近萬次，扣留四百多次，沉沒了八十多艘船。相當於八年中大陸這邊每個月沉沒一艘，每周被扣留一艘，每天被驅離三四艘，這還不算禁漁期。

從1990年至1994年5月僅4年的時間裏，因為遭到台軍警的突然射殺，大陸漁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傷112人。

另一項統計顯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間，台軍警在遣返大陸私渡去台人員時，悶死、撞船淹死大陸人員計46人。

越過所謂“中線”闖入大陸這一側，強行抓走大陸漁民的作業漁船達223艘，非法逮捕關押漁民3160餘人。

艾奇遜當麵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

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曆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友誼”，還是侵略？》

作者：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為了尋找侵略的根據，艾奇遜重複地說了一大堆“友誼”，加上一大堆“原則”。
　　
艾奇遜說：“從我們曆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許多年來種種善意措施便是證據，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等等，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遜當麵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

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曆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從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鴉片戰爭算起）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數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偉大的“友誼”，都是為著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等等”。
　　
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不為別的，第一為了門戶開放，第二為了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第三為了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在那裏“依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領土，還算叨了艾奇遜第二個神聖原則的光，“依然維持”住了它們的“完整”。其餘地方，一概倒運，行政和領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樣子了。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地方，叨了第三個神聖原則的光，把“任何外國的控製”，連同美國的控製也在內，都給艾奇遜們“反對”掉了，因此還被中國人控製著。其餘的國土，說來要掉眼淚，一概完了，都給外國人控製住了，中國人統統當了奴隸。至於是什麽外國呢，艾奇遜老爺行文至此，還沒有來得及點出，下文自明，無須多問。
　　
不幹涉中國內政，是否也算一條原則呢，艾奇遜沒有說，大概不能算吧。美國老爺的邏輯，就是這樣。看完艾奇遜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證實這一項高明的邏輯。

[yongbing1993]

《毛澤東致達賴喇嘛信函》內容





在1951年至1957年裏，毛澤東多次致信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此選錄6篇加以解讀，以俾於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和毛澤東所確立的治藏方針政策，同時也有助於了解當時西藏地方的社會、政治狀況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態度，從而更加深刻地認識現流亡國外大搞“藏獨”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真實麵目。

1951年5月24日的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以下稱《協議》）。之後，在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接見中央赴藏代表張經武，分析了西藏形勢，並把寫給達賴喇嘛的一封信交給他，囑咐他赴藏的首要任務是“一定要說服達賴喇嘛返回拉薩”。7月16日，張經武會見達賴喇嘛，轉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與《協議》抄本。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達賴喇嘛先生：

　　感謝你經阿沛·阿旺晉美先生帶給我的信和禮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親政之後，開始改變以往的態度，響應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晉美先生為首的全權代表來到北京舉行談判。你的這項舉措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在友好基礎之上，經過多次商談，已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這個協議符合於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於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認真地實行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盡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開進西藏地區。我特派張經武代表同你的代表們一道前來你處，以資聯絡。如你有需要他協助的地方，可隨時與他接洽。附來禮物，至希收納！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致信達賴喇嘛的背景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派軍解放大西南時，以達紮攝政為首的西藏地方當局頑固拒絕和平解放西藏，在藏東昌都一線武力拒統。昌都解放後，西藏地方當局驚恐萬分，內部矛盾迅速白熱化。1950年12月19日，提前親政的達賴喇嘛及部分官員到亞東觀望形勢。當時，美、英、印各國並不公開支持達賴喇嘛到國外，達賴喇嘛一行進退維穀。1951年1月，達賴喇嘛同意派代表到北京和談。西藏地方當局派人到印度新德裏請袁仲賢大使轉交達賴喇嘛致毛澤東的信，信中說：“在我尚未成年之時，發生了漢藏衝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聲呈請我親政，實難推卸責任，不得已於藏曆十月八日親政。盼望毛主席關懷，施恩於我本人和全體西藏人民。”

1951年2月27日，達賴喇嘛致函中央，表示派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為代表，到北京談判。簽訂《協議》之後的5月24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接見談判代表，接受了達賴喇嘛的信件和禮品。所以，毛澤東的這封信也是對達賴喇嘛信函的回複。

1951年8月17日，達賴喇嘛回到拉薩。阿沛在9月12日返回拉薩，向達賴喇嘛報告了在京的談判經過。9月24日，西藏地方當局召開官員會議，經過兩天的激烈辯論，大多數人對《協議》原則接受。10月24日，達賴喇嘛致電毛澤東：“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員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26日，毛澤東複電達賴喇嘛：“我感謝你對實行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努力，並致衷心的祝賀。” 西藏地方政府隨即執行協議，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進藏。1951年7月，18軍從甘孜、昌都出發，於10月26日順利進入拉薩。此後，陸續進駐江孜、日喀則、亞東等邊防要地。1951年12月，西藏工委成立。1952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擔負了在西藏開展工作的重任。

1953年3月8日和10日的兩封信

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成立後，西藏局勢基本穩定下來，達賴喇嘛向黨中央表示決心做好各方麵的工作。

1953年3月8日，毛澤東致信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先生：

　　饒西·彭措紮喜帶來的你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寫給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對祖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親愛，你為西藏僧俗人民謀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麵工作的決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為祖國和西藏民族利益奮鬥的道路上，你達賴喇嘛先生和班禪額爾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遠會得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幫助。

　　自然，在建設祖國和為西藏民族謀福利的道路上，我們是會遇到一些困難的；帝國主義和反動破壞分子也會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成為我們前進的障礙。因此，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國防，鞏固漢藏民族之間和西藏內部的團結，嚴防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和其他反動破壞分子的陰謀活動，並克服我們建設祖國和為西藏民族謀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礙。隻有這樣，才能保證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這一方麵遇到困難，中央人民政府會幫助你獲得妥善的解決。

　　西藏的宗教和在國內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樣，是已經受到尊重和保護，並且還將繼續受到尊重和保護。隻要人民還相信宗教，宗教就不應當也不可能人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壞。

　　張經武同誌不隻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他為西藏僧俗人民謀福利的決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和他商議，他會盡力地幫助你。希望你多找機會和他麵談，如有需要直接告訴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轉達。

　　附送最近像片一張，以誌紀念。

　　順祝健康!

　　
毛澤東

　　三月八日


饒西·彭措紮喜是達賴喇嘛的姐夫，來京參觀時呈交了信件，毛澤東很高興。

　　1953年3月10日，毛澤東再次致信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先生：

　　感謝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曆水龍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禮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領導之下，協助人民解放軍的入藏部隊，加強團結，並爭取協議的逐步實現，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團和參觀團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學習，你的辦事處已正式成立，辦事處的人員也努力工作。

　　中央對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確地寫在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者外，我在接見致敬團和參觀團的代表時曾又簡要地告訴過他們。這些簡要的話，柳霞·土登塔巴已經在他對西藏的廣播中談到，想你已經知道了。

　　建設新西藏所需要的幫助，凡屬能夠辦到的，中央當盡可能地辦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時無法辦到，隻好等待以後再辦。西藏致敬團和參觀團的代表們在這裏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著以上這種精神處理的。茲不贅述。以後你和班禪額爾德尼需要中央幫助之處，均可告訴張代表或請張代表用電報轉告我。

　　祝你領導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設，使西藏日漸繁榮，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國的邊防日加鞏固。

　　並祝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柳霞·土登塔巴當時是紮薩大喇嘛，擔任西藏和平解放後第一個赴內地的致敬團的團長。該團一行12人於1952年8月12日從拉薩出發，經印度、香港前往北京。

毛澤東在10月8日接見了他們，談話要點是：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西藏地區現在談不上分地，將來分不分，由你們自己決定，並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分；成立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是協議上規定了的，因為你們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誌，要他們慢點執行。協議是要執行的，但你們害怕，隻好慢點執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執行，如果明年還害怕，就等後年執行；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要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是要執行幫助你們的政策；以後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夠有更多的人到內地各處參觀，便可以加強我們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友愛的關係。毛澤東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中央對西藏的政策。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西藏地方政府和全體藏族同胞的廣播中引述了談話要點。

為什麽毛澤東在3日內連續給達賴喇嘛寫了兩封信呢？主要是和平解放西藏一年多來，西藏工作在實踐中遇到了一些問題。

首先，在某些外國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層分裂分子反對《協議》，製造了分裂活動。1950年12月，以西藏代理攝政魯康娃、羅桑紮西為首的分裂分子，糾集一些商人、無業者組織了“人民會議”。1952年3月11日起，他們派人在拉薩示威，要求撤走人民解放軍，並遞交“請願書”給達賴喇嘛。

這是解放軍進入拉薩後與分裂分子頭一場大的政治較量。毛澤東高度重視，確定了團結爭取以達賴喇嘛為首的“中間”上層分子、孤立少數分裂分子、打擊為首的叛亂分子的方針。在中央的指示下，張經武多次致信達賴喇嘛，要求達賴喇嘛立即取締偽“人民會議”，維持社會秩序，懲罰骨幹分子。4月27日，達賴喇嘛撤銷了魯康娃、羅桑紮西的代理攝政職務。5月1日，西藏軍區和噶廈發布文告，宣布“人民會議”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

其次，和平解放西藏前後，某些外國勢力和西藏分裂分子造謠汙蔑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導致許多上層人士和普通僧民對《協議》和中國共產黨存有嚴重的疑懼。毛澤東在信中明確表態不會打擊或取消藏傳佛教，會尊重和保護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

再次，西藏工委和黨內一些同誌對西藏的民族宗教特殊性認識不足，對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存有不同意見，一些黨員幹部主張發動僧俗民眾孤立少數上層當權分子。對此，毛澤東指示：“在團結達賴和班禪，即力謀和平統一西藏內部時，一方麵固然要估計到班禪方麵在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上的進步性，並善於推動和運用這種進步性，但同時必須認識和估計到達賴的地位和影響，不僅在西藏地區而且在整個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禪為高的事實。因此在爭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統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後，我們在西藏地區的各種工作的政策，都不能不以爭取達賴集團為首要任務。凡有利於這個任務實現的事情即應堅決地去做（這裏包括團結和鬥爭兩個方麵，但鬥爭是為了團結，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例如對‘人民會議’的鬥爭）。凡不利於這個任務實現的，即不應當做，或暫時不做（例如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就是暫時不做的例子）……因此，對於以爭取達賴集團為首要任務的方針，不可有所動搖。”

1952年5月19日，毛澤東又指示：“我們的方針，不應該是組織下層去孤立上層當權分子，而應該是從上層著手，穩住和爭取上層，達到順利地逐步地鞏固地團結群眾的目的。” 8月16日，毛澤東複電西藏工委關於今後西藏地區一個時期的工作計劃，指出：“你們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工作，應以上層統一戰線，首先是爭取和團結達賴和班禪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以及爭取時間解決生產自給和交通運輸問題為主要任務。其他的工作均應服從這一任務。

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毛澤東連續致信達賴喇嘛及時闡明中央的政策，消解達賴喇嘛的疑慮，爭取團結其擁護中央決策，也通過他爭取團結西藏上層僧俗人士，結成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1955年11月24日的一封信

上述兩封信使達賴喇嘛進一步了解了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感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懷。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指導下，西藏工委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團結爭取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上層分子，傳達中央的關懷和愛護。從1952年到1954年，西藏工委組織了西藏地區官員、宗教人士、青年、婦女等各界代表組成致敬團、觀禮團、參觀團、佛教代表團等，到北京參觀訪問，了解內地的建設情況。西藏工作開展得卓有成效，消解了部分上層人士和僧俗民眾的疑慮，漢藏民族團結進一步加強，西藏工作呈現朝氣蓬勃的團結局麵。在這種形勢感召下，年輕的達賴喇嘛表現出了一定的愛國思想，表示擁護祖國統一、執行《協議》、努力建設好西藏。

[yongbing1993]

中國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還遠嗎





美軍又來金門駐軍了，台灣當局又來屠殺大陸漁民了。是《“友誼”還是侵略?》

漁民說，兩岸漁民過去常有往來，這次遭遇台當局如此粗暴對待，“實在是太失望了”。死者是“家裏的頂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計需要他維持，老人需要他贍養。他就這麽沒了，留下我們怎麽辦？我們的悲傷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泉州漁民的命走資派當局保護得了嗎？

金門炮戰，戳破了美國虛張聲勢、協防台灣的謊言。打破了台灣當局挾洋滋事、反攻大陸的美夢。挫敗了美國企圖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陰謀。炮擊金門的戰火，因宣示國家主權而起，因同屬一個中國而熄。如今，戰火硝煙已經散去幾十年，當初的戰場早已成為兩岸交流交融的前沿。但兩岸老一輩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捍衛國家統一的深謀遠慮令人難忘，在以民族大義為重、抵製外國勢力分裂中國上達成的默契載入史冊，他們創造的炮火為媒介的交流方式成為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觀。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的特色政府實行私有製和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後，越來越接近美西方帝國霸權針對新中國的目的了。如今的走資派習政權一樣《慫》，沒有自己的意見，不敢反抗。軟弱無能。既無文又無武，手下的一群《慫》貨，將軍封了幾百個，有一個懂戰略戰術嗎？掌握這麽多高端軍備，不會也不敢使用，也隻是一堆被棄的廢鐵。遇事時當縮頭烏龜，事後了出來擺擺譜。躺在皇宮內享福。

實行私有製和扶植“走資派”，隻是美西方帝國霸權一個圖謀徹底演變新中國的表麵的“前奏”，或曰“過渡手段”。他們的目的，是指望把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再次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近期美西方帝國霸權從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脅迫中國的頻繁動作，似乎有點急不可耐。

美西方帝國霸權對其“目的”的實施，軟硬兼用、明暗互動、花樣百出，從十九世紀末葉就對中國提出了看似文明善意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主張，意在讓所有的帝國主義任意吞噬中國這塊“肥肉”……。

毛主席縱觀曆史，早就看透了美西方帝國霸權的狼子野心，並帶領新中國堅定不移地抵禦、抗擊，遏製住了美西方帝國霸權的險惡行徑，並將其排斥於國門之外。

新中國抗美援朝反霸的的英雄氣概，得到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和積極地支持，形成了我們的朋友和同誌遍天下的、堅固的銅牆鐵壁般的世界格局，使美帝無從對新中國“下口”。

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同誌們，團結社會各界進步團體、人士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在中國革命的征途中，早就高瞻遠矚的告誡說：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帝國主義列強……，對於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一個方麵，也不放鬆，這就是它們的文化侵略政策。傳教、辦醫院、辦學校、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等，就是這個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於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1840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1844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人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友誼”還是侵略?》

“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複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

“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的教導震徹心扉，他老人家已經為身後的新中國指明了方向。經受過毛澤東思想哺育的、覺悟的、廣大的人民群眾心明眼亮，必然會痛定思痛，形成反擊美帝及其走狗們的巨大正義力量，在世界大變局中顯示身手，一定能戰勝他們，讓他們殖民中國的圖謀再次化為泡影。

轉載《美國又駐軍我國金門，台當局又殺害大陸漁民！我們該如何回擊？》

作者：李光滿 發布時間：2024-02-17 來源：李光滿說公眾號
　　
最近在金門島及附近海域發生了兩件事，使金門再成大家關注的焦點話題。

第一件事，據環球網報道，據中時新聞網等多家台媒2月14日報道，台“海巡署第12巡防區統籌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聲稱，14日在金門縣北碇東0.5裏海域發現1艘大陸籍快艇“越界”作業捕魚。台媒報道稱，該大陸船隻在海巡隊追緝過程中翻覆，船上4人落海，後被全數救起，其中2人生還、另2人送醫搶救後不治。

第二件事，據台灣地區“聯合新聞網”2月5日的報道，根據美國“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美國將從2024年起派美軍顧問常駐金門、澎湖“陸軍”兩棲營，並不定期駐訓各特戰營。根據計劃，美國現在駐台灣地區的“特戰合作組”先行擴大駐軍模式，“特戰合作組”由10多名具備各類軍事專長的美軍特戰小組官兵組成，到2024年，美國“特戰合作組”率先常駐金門、澎湖。此次進駐台灣地區的是由美軍陸戰特種作戰群“綠色貝雷帽”第1總隊第2大隊1中隊，以三人小組為單位進駐“台灣陸軍”兩棲營和“高空特種勤務中隊”集訓。美軍進駐主要以6人小組作為基本編成，計劃駐紮於澎湖、金門、馬祖等離島地區，主要執行的任務是海域巡弋、越界漁船驅離、水文偵察、運補護航、海上救難等等任務，代號叫“海龍蛙兵”。

金門縣隸屬於福建省泉州市，由金門島、小金門島、大擔島、二擔島、東碇島、北碇島等12個島嶼組成，總麵積151.656平方公裏，與大陸最近處僅2300米，與台灣島相距210公裏，現由台灣當局實際控製。

1958年，潰逃台灣島的國民黨政權在美軍第七艦隊支持下，叫囂反攻大陸，蔣介石多次偷偷飛抵金門島檢查反攻大陸準備情況。8月23日18時30分，解放軍用340門大炮分別從廈門、大嶝、小嶝、深江、蓮河、圍頭等處向金門發起炮擊，2小時內，對金門島發射炮彈57400發。這並不是一次象征性的炮擊，而是實實在在地對國民黨駐軍實施炮火打擊，國民黨軍駐守金門的陸、海、空三個副司令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當場陣亡，前來視察的“國防部長”俞大維被擊傷頭部。8月25日，當天台灣派出的5艘補給船被解放軍魚雷快艇擊沉兩艘，其餘逃跑，金門補給線被切斷。9月7日，在美國軍艦護航下，蔣軍補給艦向金門進發，解放軍毫不留情向蔣艦開炮，將5艘國民黨軍艦擊沉，而美艦並沒有對蔣艦進行保護，轉身逃離戰區，開到安全區。炮擊金門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反攻大陸”計劃。後來炮擊金門改為單打雙不打，直到1979年炮擊金門才正式結束。

以上發生在金門及金門海域的兩件事，我有兩點感想。

一是解放軍炮擊金門、美軍撤離金門之後，現在美軍又回來了，而且是長期駐紮並訓練“台軍”，這是曆史的輪回還是新的挑釁?

二是台灣當局又開始在金門海域殘暴地殺害大陸漁民，這是否預示著兩岸關係進入了新的對抗甚至戰爭階段?

大家都在想，我們該如何應對?我想可能會有以下五個選項：

一是作為普通民事漁業糾紛處理，要求台當局道歉並向死亡漁民家屬賠償。

二是堅決追凶，緝拿並嚴懲凶手。凶手是誰?台灣“海巡署”及所屬第12巡防區統籌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所有船隻和人員，如果是更高層下令，則直接追凶到最高層。

三是恢複對金門炮擊，炮擊強度與1958年8月23日相同，什麽時候停止炮擊則視情況而定。

四是解放軍以武力解放金門及澎湖列島，中央政府恢複對金門及澎湖列島管理。

五是以此為契機，一舉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

這五個選項，哪一個更適合更有利?這裏我還想提幾點看法。

一是1958年，在美國仍然駐軍台灣島、美國第七艦隊控製台灣海峽的情況下，中央毅然決定對金門炮擊，對美國的護航艦隊也是毫無所懼，而且炮擊金門一直持續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結束。我想這是在向美國發出明確信號並體現堅定意誌：中國絕不懼怕戰爭，中國必將解放台灣，必將實現國家統一，這是絕不會動搖的國家戰略、民族意誌和軍人使命。

二是國家強大和民族複興的標誌是什麽?除了經濟強大、人民幸福安康，還應包括國家統一，主權完全獨立，沒有任何國家和勢力敢欺負和汙辱你，昂首挺胸，意誌堅定，受人尊敬。如果領土不統一、部分主權不獨立，人民受欺辱甚至被殺害，那麽這種複興和強大又有什麽意義?

三是近兩百年來，中國從衰落到重新強大，經曆了無數苦難，最終我們能夠打敗一個又一個強大敵人，能夠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其法寶之一是絕不懼怕任何強敵，絕不懼怕任何戰爭，在殘酷的鬥爭中經受考驗，不怕犧牲，敢於鬥爭，衝鋒向前。

四是無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家庭、一個個人，如果不敢在敵人的肆意挑釁麵前展示力量，不敢發出敢戰能勝的信念，那麽這個國家無論經濟多麽強大，身體多麽肥碩，最終都隻能是敵人待宰的羔羊。因此，我們一定要敢於展示自己絕不懼怕戰爭、敢戰能勝的堅定意誌。如果我們始終不敢出手，別說美國，就是台灣當局也會加更加肆無忌憚地屠殺大陸同胞，就是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也敢上來踢你幾腳、抽你幾耳光，鄙視你，欺負你。我們要一直忍讓嗎?有時候忍讓是一種智慧，而更多的時候，忍讓是懦弱的表現，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屈辱和災難。

五是有人說如果中國發動解放台灣戰爭就是掉進了美國設的戰略陷阱裏，我不這麽認為。解放台灣是一場統一祖國的正義之戰，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無法回避的曆史使命，絕不存在什麽陰謀和陷阱，除了正義還是正義，除了國家利益還是國家利益，如果美國和日本軍事幹涉，幹就是了，沒有什麽好猶豫的，更不必患得患失。解放台灣，統一祖國必然會付出代價，但所有付出的代價都是值得的。想想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的那麽多英雄烈士，你問他們值不值?你問他們是為了什麽?

美軍又來金門駐軍了，台灣當局又來屠殺大陸漁民了，我們該如何回擊?我想這絕不應是一道選擇題，而應是一道必答題，答案早已寫在毛主席的那句題詞裏：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完成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是一種使命、擔當和責任。

我很欣賞南昌艦95後女操舵手徐文茜麵對外艦挑釁時說的那句硬氣又霸氣的話：“幹就完了。祖國利益高於一切，包括生命。國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時候到了，不上等什麽呢?”

《泉州紅會派員陪同家屬抵金門處理漁船事件善後》
　　
新華社金門2月20日電（記者陳鍵興）台灣有關方麵追逐大陸漁船致2名漁民遇難，泉州市紅十字會等派員陪同遇難者家屬20日來到金門，處理相關善後事宜，並接回2名生還人員。

14日下午，福建一艘漁船在金門海域被台方海巡艦艇追撞，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難。這一惡性事件發生後，福建省、泉州市有關方麵與船員家屬溝通，決定由泉州市紅十字會等派員陪同家屬赴金門處理善後事宜。

20日上午10時30分許，泉州方麵人員與遇難船員家屬乘船經由“小三通”抵達金門。在金門水頭碼頭，泉州晉江紅十字會高級顧問李朝暉受訪表示，2月14日是農曆大年初五，正值春節期間，台方粗暴對待福建漁船致2名漁民遇難，性質惡劣，令人憤慨，嚴重傷害兩岸同胞感情。我們來金門就是要了解事實真相，協助家屬善後，接回2名生還者。我們要求台灣有關方麵認真對待家屬的正當關切，配合處理善後事宜，避免對家屬造成進一步傷害。

當日，2名遇難者的多位家屬來到金門縣殯葬管理所，對遺體進行查看和確認，他們全程麵色凝重、神情哀戚。

“我嶽父是家裏的頂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計需要他維持，老人需要他贍養。他就這麽沒了，留下我們怎麽辦？我們的悲傷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麵對媒體，一位遇難者的女婿幾度哽咽語塞。

他擦拭淚水、平複心情後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李朝暉當日受訪時還表示，我們強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查看事發現場完整錄像和我方船隻，了解人是怎麽死的，這是最基本的訴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人命關天，希望台方公布事實真相，嚴懲有關責任人，配合家屬做好善後工作，給遇難者家屬和兩岸同胞一個交代，告慰遇難者在天之靈。

[yongbing1993]

文革中工會是工人自己選舉產生





1949年以後，工人從來不被真正允許擁有自己的組織，曆屆工會幹部都是黨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選舉產生。所以一旦文革中黨對社會的控製力量減弱，工人便馬上拋開工會，自己組織造反隊。但1968年以後，黨的權威重又恢複，所有的造反派組織被解散，再經過“清隊”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這樣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卻始終守住自己的組織，在整合自己內部力量方麵，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發起“康平路武鬥”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對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組織“上海工人赤衛隊”，旋即馬上宣布歡迎赤衛隊員加入造反隊。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絕大多數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勢力在上海從此不複以組織形式對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將被擊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門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義重新聚合成組織，重又成為對抗造反派的強勁勢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顯然大大降低了對付反對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發動“砸聯司”，一舉掃除造反派內部的反對勢力。從此，以王洪文為首的 “工總司”成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組織。

1967年底， “工總司”，召開“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會”，其實就是“工總司”一家的大會，成功地將自己的組織體係全盤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總司”的名稱。而在1968年這一時期，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組織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總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稱為“上海市工代會”。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國各地那樣重起爐灶式的召開。1973年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原“工總司”的骨幹成員全部成為總工會的領導成員，各級基層也都是原來的造反派擔任工會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這樣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組織體係。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終有著可以作為依托的組織平台；而作為文革初期非常時期的群眾組織 “工總司”，演變為本應是官辦的總工會，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獲得在黨的權威恢複後的正常秩序中活動的合法資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總工會與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與黨的關係。

共產黨執政後，對於工會與黨的關係有過多次爭議，每次都以試圖維護工會獨立的主體意識的工會幹部被批判調離或撤職而告終。各級工會幹部是由黨組織推派，還是由職工選舉，有過多次爭論。原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狀之一，就是“同黨的關係上的工團主義”，因為李立三反對由黨組織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選工會幹部，甚至提出“肅清委派製度”，主張工會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調離全總。李立三的後任賴若愚盡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會工作的固有本質還是使他將保護職工利益和權利作為基本任務，賴若愚同樣遭到批判和離開工會的命運。工會從此實際成為同級黨組織領導下的一個工作部門，必須無條件接受同級黨委領導，沒有自主權。在工會幹部尤其是工會主席的任命方麵，名為由工人自己選舉，實際由黨決定。黨對工會幹部不滿隨時可以撤換；即使撤換、選舉或增補前與工會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會隻能服從。工會的中心工作就是組織勞動競賽，即動員工人多幹活，根本不敢再向黨和政府為職工爭取權益。

工會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動，1970年以後，工會活動又開始恢複。上海市總工會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裏，上海工人造反派視工會為自己的組織，不許他人幹涉過問。例如，當時的上海市總工會製定了審批局、區、縣工會的規定，提出對這一級工會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調動，必須經由上海市總工會同意和批準。1970年左右上海機電二局和上海城建局黨委欲增加本單位工會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總工會商量，上海市總工會就公開聲稱不予承認，並要這兩個局的黨委檢討錯誤，向上海市總工會補辦手續。

上海市總工會在工會幹部的任命方麵有著較大的自主權。不但對工會幹部的任命，總工會還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黨政機構輸送優秀工人幹部”的要求，進而對黨政幹部的任命也施加相當大的影響。

據文革中上海市總工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回憶，當時的市總工會主要通過這樣幾種方式施加影響：

其一是趁局、區、縣重建工會之際，由市總工會直接委派或製定人員擔任負責人；待局、區、縣黨委或革委會增補或調整領導成員時，便以工會輸送工人新幹部名義將這些人轉入黨政機構。市總工會這樣做，下麵的工會也層層仿效。許多工人造反派就是這樣先擔任工會幹部，然後再以工人幹部的名義“輸送”進黨政機構。

其二是強調黨政機構中必須充實工人幹部。市總工會認為哪一個局、區、縣的黨委或革委會裏沒有自己人，便以那裏沒有“文革中湧現的工人新幹部”為由，由市總工會派去幹部。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市總工會副主任王秀珍規定：“總工會可以向各區、縣、局派幹部，不僅派工會幹部，也派黨政幹部。”主持上海市總工會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1973年前還未入黨，卻可以推薦、指派人員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組室或辦公室的核心，委派區黨委副書記，以及其他黨政成員。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義安排工人幹部。為此，王洪文一再強調工宣隊應由總工會負責管理。

其四是讓已經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會領導職務，擴大工會政治資源，提高工會辦事力度。王洪文從1967年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到1971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以後又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間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主任。而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王秀珍、市委組織部負責人金祖敏、市工業交通辦公室負責人陳阿大，文革中都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市總工會規定：在組建工會領導班子時，必須將擔任黨政負責工作的工人新幹部安排工會職務，增強他們對工會的認同；凡被準備培養提拔擔任各級黨政幹部的工人新幹部必須先到工會“過渡”，即先擔任一段時間的工會幹部，培養對工會的感情，再去擔任黨政職務。靠著這樣的政治資源，工會得以在黨委中貫徹自己的主張。例如當“輸送幹部”等做法遭到黨政幹部抵製時，便由在市裏擔任領導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領導的名義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靜安區、普陀區的負責人就是這樣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職的。

幹部的任命，從來由黨壟斷。這一狀況在文革中則被上海市總工會突破。總工會負責人葉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黨組織發展共產黨員和提拔幹部，要征求工會的意見。身兼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和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爭在二三年內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區、縣、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負責幹部）中占50％。上海市總工會從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擔任上海各局、區、縣以上機關（包括市委、市革委會各組、辦）領導職務 ；此外，幾次送往中央擔任領導幹部的工人幹部候選人，也都由市總工會首先提名。

雖然，“工會是幹部的學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寧提出，文革前黨的組織部門也經常從工會選拔幹部，但文革前工會的“輸送幹部”是被動的，即由黨的組織部門挑選，唯獨文革中的工會才有那麽強的自主意識，不是等待被挑選，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動輸送，甚至主動向中央和國務院輸送工人幹部。

文革前的工會依附於黨，處於黨的嚴密控製之下，工會工作必須聽命於同級黨組織。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則通過以上辦法，不但形成了一個活躍於黨的係統之外的嚴密體係，而且還把勢力伸進了黨政係統，通過各級工會影響甚至控製各級黨政。這種現象是文革前所從未有過的。這種狀況，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張得以上下內外呼應。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黨的權力日益集中，黨的幹部大都兼任行政幹部的狀況使得“黨政合一”日趨嚴密。但在工會係統，工會幹部兼任黨的職務的狀況反而分割了黨的權威，削弱了黨對工會的控製。在這一意義上，尤其是在參與及影響上海各級黨政機構的政策方麵，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的地位，是1949年以後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工會在上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