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是靠實行《民主》戰勝國軍

紅軍是靠實行《民主》戰勝國軍

 

毛澤東1928年11月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製，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麽正規的薪餉製，隻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隻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麽人。”

1929年2月，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也說：雖然紅軍的質量還不算太好，“不過根本就沒有餉發，雇傭式的性質還算極少。軍中的訓練還不錯，兵士對於革命二字，還有相當的認識”。“紅軍中的薪餉，早就廢除了，隻有飯吃，有錢的時候發一二塊錢的零用錢，最近幾個月來，不講零用錢不發，草鞋費也沒有發，夥食費也減少了。最近兩月來，每天每人隻發夥食費三分，四分油，四分鹽，米一斤四兩，三分錢一天的小菜錢，隻買的一斤南瓜，洗衣剃頭穿草鞋吃煙的零用錢沒有發了，所以最近以來，士兵生活特別的苦（不論士兵官長以及地方工作的也都一樣）”。

陳毅1929年9月在上海給中共中央的書麵報告《關於朱毛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也說：“紅軍的官兵物質享受一樣，所以官兵不能有什麽分別。群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引者注：指朱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隻能估量他是一個夥伕頭，同時到現在‘夥伕頭’三個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渾號。”

“給養方麵，每人每日夥食費大洋一角五分，在物價低賤或有土豪打，或有農會贈的時候，常常有剩餘，可以分得夥食尾子。若沒有幫助的時候，則常感覺太清淡了。紅軍廢除了發餉製度，經濟公開多時，每人每月可以發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費，作洗衣、剃頭、買草鞋之用。若錢少則少發或竟至不發。士兵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無鬧餉的事，沒有錢發，他隻怪這幾日籌款不到，不會向軍長要錢。”

毛澤東1936年告訴斯諾：1911年辛亥革命時，毛澤東熱血沸騰響應號召入伍當了半年兵，當時“我的軍餉是每月7元——但是，這比我現在在紅軍裏的收入要多。”作為紅軍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收入比民國初年的普通列兵都少，誰還能相信紅軍士兵的“工資”是當時“行業內的最高工資”？

那麽普通紅軍戰士的“軍餉”究竟是多少呢？由於紅軍實行供給製，主要的支出就是夥食費。對於夥食費，1932年，中革軍委作出規定，每人每日為大洋1角（條件好時為1角5分）。一個月按30天計算，普通紅軍戰士所得夥食費（由於紅軍經費短缺，其他經費項目諸如零用錢和草鞋費等難以按時下發）為3元（條件好時為4.5元）。這基本上就是紅軍戰士的“工資”。

雖然毛澤東作為紅軍領導人會有其他辦公費用，但在普遍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的情況下，他的“軍餉”不會比普通戰士高多少，3至4.5元這個數額與他跟斯諾的談話是比較吻合的。

為什麽紅軍“軍餉”那麽低卻有那麽多國民黨軍俘虜兵願意加入紅軍？

1929年2月，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說：朱毛紅軍的成份非常複雜，有原先參加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老兵（因為戰鬥頻繁死亡甚多，現隻占部隊的三分之一），有平江、瀏陽、嶽陽、湘南的農民，還有從國民革命軍中俘虜過來的士兵（俘虜兵現在差不多占了部隊的一半）。俘虜兵現在有當連長排長甚至營長的。

楊克敏的報告與毛澤東的《井岡山鬥爭》基本吻合，這說明有大量的國民革命軍俘虜兵加入紅軍。

有一句老話叫當兵吃糧，賣命拿餉。當兵吃糧拿餉銀似乎是天經地義，從清朝的綠營、北洋的新軍一直到國民革命軍，士兵都是拿軍餉的。如果以軍餉多少作為判斷標準，那麽為什麽紅軍“軍餉”那麽低，還有那麽多國民黨軍俘虜兵願意加入紅軍？

其實毛澤東在《井岡山鬥爭》中對此有過很好的總結：“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夥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粟裕戰爭回憶錄》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毛澤東上麵這段話：也許現在的青年人不能體會到官兵平等、廢止肉刑這些基本製度所產生的強大威力，因為他們是在人與人的平等關係中成長起來的。而當時，這些基本製度喚醒了被壓迫者長期被壓抑著的人的尊嚴，激發著對未來美好的無限希望，成為大家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犧牲的強大力量。這些新型的製度，是進行政治工作的強大武器。那時對於紅軍最有力的宣傳就是：“紅軍官兵平等”，“紅軍不打士兵”。這簡單的語言，對勞苦農民和廣大士兵，具有無窮的吸引力。

可見，吸引國民革命軍俘虜兵加入紅軍的是新型人民軍隊迥然不同的氣象和作風，而不是所謂的“高工資”。

相比較蔣介石國民黨軍的軍餉發放是這樣的：

抗戰前，蔣介石國民黨軍的軍隊雖然都有一個統一的中央定的薪餉表，在這個表裏麵規定了從士兵到特級上將的薪水和餉銀，但由於其實際上是一個軍閥的集合體，各部隊千差萬別，大多數沒有按照其執行。而其最高領袖蔣介石也根本沒依照其執行，蔣介石依靠著中央的優勢，以金錢為手段，對服從自己的多給點，對疏遠的給的很少或完全不給，看人下菜碟，多寡不均十分嚴重，從根本上破壞了他自己定的規章，具體有以下幾種情形：

第一類當然是老蔣的親兒子，中央軍的嫡係，這些部隊在抗戰初有第1.2.3.4.9.10.11.14.21.25.28.36.43.47.49.51.58.59.60.61.67.78.79.80.83.85.87.88.89.92.93.94.95.96.97.98.99師，獨立第6旅共37個步兵師1個步兵旅，以及騎兵第7師及稅警總團、教導總隊。和幾個獨立炮兵團、工兵團等等，約40多萬人，這些人是老蔣的親生兒子，嫡係，所以裝備良好且軍餉優厚，而且這些部隊大都經過調整，人員也充實，每師官兵達到約1.2萬人，這些部隊每師每月的軍餉（包括辦公費包幹約1.3萬-1.5萬左右)一般約為25萬左右。

有些人認為25萬很多，一年就要300萬，這40多萬人，每年光軍餉就要有1.2-1.4億左右，但仔細算來，這25萬隻不過將將夠而已，當時中央軍的調整師編製有士兵1.15萬左右，軍官600-700名，每兵月餉8-12.5元（另外，騎兵和炮兵以及文書，技術兵的工資更高），每月這就12-13萬，幾百名軍官，上尉連長就工資100元左右了，營長以上就更多了。這樣，數百名軍官的月薪就約9-10萬元了，另外每月還有些夥食補貼和1萬多的辦公費包幹，加起來就25萬左右了。

當然，每個師的情況也不一樣，如騎兵師因為兵員隻有4000-5000，雖然官兵的薪餉也相對較高，但每月不足20萬，教導總隊人數多，每月就得30多萬。至於稅警總團的支出是在鹽務支出裏麵，非常優厚，而又不在軍費帳中列支，搞得很特殊。而其他的各個整理師因為編製並不完全一樣，所以其月餉也都不同，不過大多在25萬左右。這些部隊都能保證按章發餉，從不拖欠。

第二類是一直依附中央軍的部隊，都是能聽老蔣命令的部隊，如原朱培德部（抗戰前朱培德已死，該部有2個師），孫連仲部（4個師），原譚延愷係湘軍（譚延愷也死去，不過該部因陳誠為譚延愷的女婿，過得也可以，該部有2個師），原五省聯軍被他收編的幾個師等（第5.55.56.57師），一共十來個師，他們每月是16-18萬，但有時還要拖欠一些（拖欠後一般不會補給了）。

這些錢就不太夠了，但這些人還是有辦法的，這些部隊除孫連仲部以外大多都吃較多的空餉，這樣一來不但把少發的錢給補回來，還能落幾文。孫連仲的辦法就是西北軍的老辦法，少發一些錢就是了，反正西北軍很少發軍餉，他扣了之後發的錢在西北軍係統裏麵也算不錯了。不過，南京政府經常拖欠軍餉，拖欠之後基本都是欠30萬50萬的，一次說定發個10萬8萬就算結賬，這些軍閥由於實力較弱，往往隻能吃個啞巴虧。之後，他們的官兵也隻能跟著吃這個虧，因而往往一年隻發11個月甚至10個月軍餉。

第三類是與中央關係一般，但有地盤有影響的半獨立軍閥，這些軍閥一方麵有其獨立性，一方麵又在一定程度上服從蔣介石，而蔣介石因為他們都有很大的實力，也不得不以補助其一部分軍餉來維持雙方的關係，如閻錫山虎踞山西，擁有十幾萬人（12個師），宋哲元占據平津有軍隊10萬人（4個師），韓複榘在山東擁兵6-7萬人（5個師），何健湖南有7-8萬人（6-7個師），楊虎城在陝西有3萬多人（3個師），還有一段時期的東北軍20來萬人（15-16個師），這些部隊每月主要軍費是他們自己地盤籌集，中央補助，大體上是每個師每月2-8萬，不同部隊，不同時期相差很大。不過這些部隊因為都有自己的地盤，而且地方財政收入不錯，雖然薪餉有時候也不足，但基本還是過得下去的。發個七折八扣的軍餉還是能保證的。對這些軍閥，蔣介石有時也拖欠軍餉，但因為他們有實力，敢於和蔣介石對著幹，如韓複榘就曾因為南京政府拖欠其軍餉，一怒之下命令軍隊接管山東的國稅機關，自行扣款，宋子文沒辦法，隻好找人說和，以後再也不敢拖欠其軍餉。

第四類是沒有地盤或有地盤但很小收入又少，並且與中央關係較好的軍閥，這些部隊如鎮嵩軍2個師，20路2個師，西北回軍3個師，黔軍幾個師，第十軍（原直魯聯軍徐源泉部）2個師，共15-16個師，對這些部隊每師每月發軍餉10-15萬，但每年都要拖欠一到兩個月，拖欠的最後基本賴賬。這些部隊的辦法很多，如馬鴻逵等部隊基本不發軍餉，最多每人每月發3-5塊錢維持費，人馬的花銷多靠士兵自己搶掠，甚至要求士兵自己帶槍馬，自帶口糧，一副中世紀的領主摸樣。20路的軍官由於大多是土匪出身，為搞錢不擇手段，甚至綁票、販賣毒品無所不為。徐源泉的部隊更是利用打紅軍之機販賣人口。可以說，這些軍隊是國家養的一群土匪。

第五類是孤魂野鬼型的部隊，這些部隊沒有地盤，又桀驁不馴，老蔣就用卡住其財政的辦法逼他們就範，以達到消滅其的目標。這些部隊吉鴻昌的22路軍，梁冠英的25路軍，還有甘肅的新一軍，魯大昌師，河南的原建國豫軍改編的45師，方振武餘部（1師1旅），龐炳勳部（39師），國民2軍、3軍的餘部高桂滋部和高雙成部等，老蔣對他們都是每月每師5-6萬就打發了，還經常賴賬，這些部隊也不敢鬧，隻能咬牙忍住。軍餉隨之降成每月12萬了，還長時間不發，弄到最後梁冠英隻能辭職，老蔣很高興的接受了其辭職。還有鄧寶珊的新一軍（隻有2個旅和一個軍部，直屬隊不到1000人），每月隻給8萬元，弄得他們每月士兵隻發5塊錢，軍官發20元。

第六類，就是半獨立的軍閥，而且與中央關係較差，中央根本不能怎麽樣他們的，這些人如川軍的劉湘（以他為代表的川軍有30多萬）、桂係的李白（7個師），雲南的龍雲（約3個師），廣東的陳濟棠（11個師），這些人的軍餉老蔣隻在用得著的時候給幾個錢拉攏一下。

這些人的情況又分幾種，廣東收入多，每年8000-9000萬，養活十幾萬軍隊綽綽有餘，陳濟棠還能辦工廠，買軍火，建立海空軍。廣西隻有每年不到3000萬收入，李宗仁白崇禧隻能縮小部隊，訓練民團，並以和陳濟棠聯合的代價，換來陳濟棠每月接濟30萬元，雙方還成立鴉片專賣公司，每年能獲利500-600萬，對軍隊，李宗仁號召大家吃苦耐勞，僅發一部分軍餉維持。龍雲的雲南隻有2000來萬收入，所以隻能有3萬多軍隊，好在其是鴉片主產地，光賣鴉片每年就獲利千萬。

[yongbing1993]

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

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

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

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凶的東西了。

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

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壟）。

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

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麵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

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占了嶽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

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嗎？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麽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

“什麽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

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

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

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

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

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

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

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麵。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

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隻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

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遊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麽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

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嗎？”

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

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

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

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麽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麽不進農會！”

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麽。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麽不進農會？

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占百分之二十。

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占百分之五十。

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

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

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

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

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麵。

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

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和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幹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

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

隻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

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

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

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

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

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

隻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隻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

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隻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個民族的苦難，往往就是從毀滅英雄開始。一個民族的興起，往往是跟一個英雄的誕生開始。華夏的多次絕處逢生，是因為有英雄輩出。匈奴的興起，始自冒頓單於。蒙古的雄風，來自成吉思汗。美國的獨立戰爭，是流氓、囚徒、流放犯跟宗主國的爭權，實際就是兩個痞子的戰鬥，卻被賦予正義和崇高的意義，因為美國是因為此戰而獨立。

一個民族要存在，靠的是本民族的文化和植根於本民族的精神，英雄，就是弘揚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載體。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自立不起來的民族，最終會走向消亡。一個有了英雄而又不尊重英雄的民族，就是一個沒有民族意誌的民族，他也隻能在飽受欺侮中走向消亡。

為什麽曆史會循環？為什麽一個統治秩序隻能維係幾百年？為什麽老的權貴會在仇恨中毀滅，新的權貴又會走老權貴的路？

在群雄中，最苦難的一群，就是揭竿而起的農民，被稱為流寇，其中的成功者，如劉邦、朱元璋，前者被描述成痞子，後者則為暴君，他們，實際是曆代的儒家嘲諷的對象。

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多數時期是權貴之間的遊戲，所以儒家所推崇的是堯舜的“禪讓”，對於破壞秩序的農民起義，總是譏為暴民造反，儒家從來不反省統治者的罪惡，不反省自己理論的缺陷，卻仇恨底層人民的反抗，扼殺底層人民的生存，實際上扼殺了中國人思維的進步。

儒家。從理論到思考，都是自私和狹隘的，曆史的循環，就是儒家的沒落導致的。

1945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對話論天下，直麵的就是中華興亡律。

68歲的黃炎培直言相問：“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於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53歲的毛澤東肅然作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是那個時代，所有人無法企及的思想，他屬於毛澤東。曆史選擇了毛澤東，因為隻有毛澤東，是站在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上思考民族的未來，毛澤東獨立的人格，注定了未來中國不可阻擋地要走向崛起。

那個蔣介石日記抗日、地圖擴疆、滿嘴仁義道德、內部安葬齷齪的人物，自然被遺棄在台灣，繼續在日記中自淫。

毛澤東的後半生，一是堅持不懈地在致力於阻止資產階級複辟，二是堅持不懈地致力於阻止共產黨的變質和共產黨幹部的蛻變。正是因為這兩點，讓1957年就決定要退休去考察黃河、做學術研究的毛澤東，一直為人民站崗到生命的終結。《文革》的誕生。

毛澤東給予人民以權力，這種權力，就是人民監督合批評政府的權力，人民直接參加政府、管理國家的權力。工人、農民成為了政府領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你可以直接給政府官員施加壓力，因為監督和批評政府，是國家賦予你的權力。

毛澤東用人民民主的辦法，成功阻止了資產階級複辟和GCD的蛻變。毛澤東建立了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製，建立起比較完全的國民經濟體係和國防工業體係，國家的科研水平和創新能力，發展到了極致，國家的文化教育機構，延伸到偏遠的鄉村，老有所養，幼有所依，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幹部跟農民同吃同住向農民學習，黑惡勢力銷聲匿跡，勞動成為最崇高的職業。儒家幻想了幾千年的的大同世界，也達不到毛澤東的文治武功的地步。

資本是一個逐利的東西，是一個逐利的沒有理性的怪物，誰控製了它，它就為誰創造財富，為誰構造美好的生活，別的人，都是它剝削的對象，就隻能是窮人。由於資本本身的世襲性，資本建構下的一切權力，就都是世襲的。資本與社會公共權力結合，會創造出最大的利潤，所以資本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與權力結合的機會，最後是權力也會變成資本的附庸，所以，資本控製下的權力，是要為資本服務的。資本與媒體結合，可以製造出有利於資本的輿論氛圍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資本卻可以輕易做到，資本控製下的輿論，可以讓你失去判斷能力，跟著造就的輿論導向一起走，你永遠不可能看到真相。

資本的力量是強大的。所以，控製和節製資本，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資本為私人控製，即實行私有製，資本就隻為資本家服務，滿足資本家的私利，它就會永遠給大多數人製造貧困，與大多數人為敵。民主、平等、公平、正義都被利益所代替。在私人資本下，大多數人，就是生產的奴隸，命運不如一台機器。資本為社會控製，即實行公有製，才能保證資本為大多數人服務。才會有民主、平等、公平、正義。人才能夠成為人。

在有錢人的意誌成為法律時才知人民要吃“二遍苦”，預言成真。

[yongbing1993]

美軍又來了台軍又殺大陸漁民了





駐台美軍又來了。是《“友誼”，還是侵略？》

台軍又殺大陸漁民了。是“同胞“還是敵人？

走資派不講《階級鬥爭》？可敵人會聽嗎？

走資派“命運共同體“了，敵人會聽嗎？

走資派隻會忽悠百姓，遇弄百姓，維穩百姓。.

侵略來了，敵人殺漁民了，就當縮頭烏龜。

駐台美軍又稱駐華美軍。隨著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通過，駐台美軍人數逐漸減少，隨後華府、北京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中更明確指出美國將從台灣撤出所有部隊和軍事設施。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美軍結束在台駐軍編製。

1975年3月26日駐金門馬祖的美軍顧問小組撤出。

1976年1月7日，隨著負責台灣空防的第327航空師解散，台北通訊站於3月2日關閉。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79年1月時，美軍在台剩餘的主要單位為：美軍總部營區、陸軍通訊司令部、第6217空軍基地中隊。美國國務院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於該年2月28日正式閉館。同年4月，美軍協防司令部和顧問團撤銷，最後一任協防司令林德少將於4月28日離台，最後一名美軍在1979年5月3日離台，美軍結束在台灣的正式活動。1980年1月1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

閩平漁5540事件：台海巡署用鐵釘封死船艙，悶死大陸25名漁民！

2023年7月，有台灣漁民不知何故落水渾身濕透，大陸漁民及時將其救助上船，並安全移交當地海巡署，海巡工作人員更是大呼感謝同胞。

然而，在2024年闔家歡樂的春節期間，台當局偽海巡署以“越界”為由追查大陸漁船，在暴力執法的過程中，最終釀成了漁船傾覆，2人死亡的惡性事件。

1990年7月12日，一艘普普通通的捕魚船“閩平漁5540”號從福州平潭出海打漁，裏麵有26名福建漁民。台島海警突然出現，並以“走私”為由將他們逮捕，漁船也被扣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漁民並沒有被遣散回來，也沒有被押送到台島，反而被台島海警用棍子全部趕到船艙中。由於他們的暴力行為，一些血氣方剛的青年漁民，不肯進入船艙，立刻被他們用棍子打了一頓。就這樣，26名福建漁民被他們用黑布蒙住雙眼，強行關進一米來高、三米見方的船艙內。不僅如此，他們還用六寸長的全新圓釘將船艙頂蓋釘死，而且還在船艙頂蓋壓上重物，就是為了防止裏麵的人逃跑。然後命令船工將船開到海峽中線附近，並警告出海後也不準打開船艙。

為了保險起見，他們“親自護送”，沿途還檢查了好幾遍，確認船艙蓋沒有被人撬開。當時正值七月份，氣候很熱，船艙又是封閉的，氣溫很高，在長時間的航行過程中，船艙內的氧氣逐漸耗盡，造成嚴重缺氧。由於缺乏足夠的氧氣，25名漁民不幸死亡，活活的被悶死，僅有一人幸存。真的難以想象，這些漁民在臨死前遭受到了怎樣的痛苦、折磨和絕望。據說，這位幸存者能夠存活，是因為他偶然發現船艙隔板上有一個很小的孔，僅有綠豆大小，他通過這個小孔貼近呼吸而幸存下來。

事後，“閩平漁5540”上的一名受害者的家屬，更是捶胸頓足，悲憤說道：“台灣有人來到平潭，我們都把他們當做親人一樣，而我們的親人卻被這樣殘害，實在是心寒。”

然而台灣省那邊對待大陸漁民有多殘暴？據台灣方麵持續八年的統計數據，八年期間驅離大陸漁船近萬次，扣留四百多次，沉沒了八十多艘船。相當於八年中大陸這邊每個月沉沒一艘，每周被扣留一艘，每天被驅離三四艘，這還不算禁漁期。

從1990年至1994年5月僅4年的時間裏，因為遭到台軍警的突然射殺，大陸漁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傷112人。

另一項統計顯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間，台軍警在遣返大陸私渡去台人員時，悶死、撞船淹死大陸人員計46人。

越過所謂“中線”闖入大陸這一側，強行抓走大陸漁民的作業漁船達223艘，非法逮捕關押漁民3160餘人。

艾奇遜當麵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

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曆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友誼”，還是侵略？》

作者：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為了尋找侵略的根據，艾奇遜重複地說了一大堆“友誼”，加上一大堆“原則”。
　　
艾奇遜說：“從我們曆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許多年來種種善意措施便是證據，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等等，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遜當麵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一八四○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

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曆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布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從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鴉片戰爭算起）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數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偉大的“友誼”，都是為著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等等”。
　　
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不為別的，第一為了門戶開放，第二為了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第三為了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在那裏“依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領土，還算叨了艾奇遜第二個神聖原則的光，“依然維持”住了它們的“完整”。其餘地方，一概倒運，行政和領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樣子了。
　　
現在，隻有廣州、台灣等處地方，叨了第三個神聖原則的光，把“任何外國的控製”，連同美國的控製也在內，都給艾奇遜們“反對”掉了，因此還被中國人控製著。其餘的國土，說來要掉眼淚，一概完了，都給外國人控製住了，中國人統統當了奴隸。至於是什麽外國呢，艾奇遜老爺行文至此，還沒有來得及點出，下文自明，無須多問。
　　
不幹涉中國內政，是否也算一條原則呢，艾奇遜沒有說，大概不能算吧。美國老爺的邏輯，就是這樣。看完艾奇遜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證實這一項高明的邏輯。

[yongbing1993]

生僻古怪的語言文字去糊弄百姓




　　

過年期間，自從央視推出了“龍行龘龘”這個發黴的舊詞之後，許多黴體（媒體）推出的各種生僻字、怪異字紮堆湧現。除了“龍行龘龘”，還有“前程朤朤(lǎng)”、“生活??(yè)”、“百業駸駸(qīn)”、“財運??(màn)”等等，眨眼之間，中國仿佛又回到了秦漢年代。許許多多藏在故紙堆裏本已發黴腐爛的字，不知何故，集體還魂了。於是，為了寫這些和讀準這些字，人們翻辭海、查詞源，其中不少就是已經在字庫裏稀少出現或者沒有了。

到底怎麽看這個事?這到底是文化的發展和進步，還是其它？央視作為最為重要的媒體，帶了一個極其不好的頭，它助長的是語文文字的倒退，有裝腔作勢之勢，無傳承文化之意，完全是審美上的一種低級趣味。

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曾列舉黨八股八大罪狀，痛批那些以脫離群眾、讓百姓看不懂、不明白的生僻怪語、怪字，以為自己便有水平，便高人一等的做法。

毛主席表示深惡痛絕，把這種現象看作為敗壞黨風文風的敵人，號召全黨非要根除不可。文革中批判並廢棄了。走資派特色政府眼下由發黴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裝起來，這種現象不可小覷，因為這種風氣的敗壞就是黨八股的又一種在資本橫行年代的最新表現。

這種表現的特征就是以蔑視群眾為光榮，從語言汙染和腐敗開始，弄一些玄而又玄的提法，讓老百姓一頭霧水。

這些年，老百姓對經濟問題的一些打著改革名義的新理論之所以稱看不懂，就是因為這些。一些走資派公知們慣用的就是這樣一種手法。你老百姓看不懂了，就沒有辦法質疑和批評。何況在引導上又提倡“不爭論”，所以一些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始終在橫行無阻。那些戕害經濟發展的所謂“接軌”理論搞了幾十年改革，忽然間百姓變窮了，國庫好像也不充實了，弄得老百姓好像一下子打回到了舊中國。這一切，都是走資派黴體利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新詞洋詞，愚弄百姓的結果。

文字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號召，語言文字進步的標準就是讓田間地頭的草民百姓聽得懂看得懂，而不是用一些生僻古怪的語言文字去糊弄百姓。繼承民族文化傳統要以老百姓能夠接受為標準。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語言學之父陳原就在《語言與社會生活》中說，“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充斥著許多看起來很正確，但實際上已不傳達任何有效信息的語言，那麽語言有什麽用呢?這是我們經曆到的一種汙染災難。”

陳原先生說這是災難，這話說到了要害。事實其實就是這樣，語言汙染的危害，其實比環境汙染更可怕，因為語言汙染，最後毀害的人的靈魂，環境汙染給身體造成的損害，隻要換到幹淨的地方，假以時日，尚可以調養。但是語言汙染帶來的精神損害，往往終身難以治愈。

這些年，走資派黴體在黨八股問題上，在語言脫離群眾的問題上已經走的太遠了。這個“龍行龘龘”、“前程朤朤”、“生活??”之類，不過是一種典型表現，是打著文化傳承的名義，對廣大群眾的一種蔑視。特別是主流媒體帶頭這樣做，這種審美觀念是一種倒退。其實，在考慮滿足群眾娛樂需求的同時，必須追求高尚的審美趣味。

今年春晚的個別節目審美趣味是很值得商榷的。比如那個歌曲《難忘今宵》的重要節目就不怎麽樣。群眾批評說：“黃某某唱出了寡婦的心酸、光棍的煎熬、大齡剩女的惆悵、囚犯的悔恨、低保戶的艱難、失業者的無奈。”這個本來是全民喜慶的節目被唱出了這種感受，你能說節目過審過程不需要反思嗎? 群眾給出的許多適合演員可以說都會唱出人民的喜慶，唯有這個黃某某外加幾個準娘炮的表演，大大破壞了人們的節日喜悅歡樂之情。群眾的批評雖然有幾分刻薄，但是多少說出了問題的實質。實在值得相關媒體三思。

走資派特色媒體有些機關部門，自以為用那些生僻古怪的字詞便是顯得了水平。其實，這是大大錯誤，你向群眾講話是幹什麽的，是要群眾懂得明白你的講話，而不是要群眾一頭霧水。

今天的走資派媒體是在想那些別人沒有用過的古字怪詞新鮮詞，這樣才能讓領導一鳴驚人。這樣一種出發點，這不是糊弄群眾嗎? 問題是現在各級領導的講話，那些省部級司局級大人物的侃侃而談，基本上就是這樣一些習慣套路。從中央到村官都是這個套路。

所以，群眾就經常批評一些似是而非的古怪詞匯。

比如，裁員和失業，似乎是嫌這兩個詞丟人似的，偏偏叫靈活就業、優化，或者慢就業。

比如，前些年用一些新詞將某種行為汙名化，於是就有了“惡意返鄉”“惡意討薪“、“惡意躺平”這些極其荒唐的說法。

有人給有關部門工作提點意見，說你是“帶節奏”“吃人血饅頭”等等。

明明是減產不說減產，卻說這是“負增長”。

明明是貧苦戶、返貧戶，不，表達時一定要說時“待富人群”。

這種文字遊戲，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破壞語言，造新詞說假話的歪風，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惡劣程度。

這種歪風造成的結果，讓中央的高層難以了解基層真相，把被歪曲的事實當成了普遍現象，結果很難做出正確而果斷的判斷。

“龍行龘龘”、“前程朤朤”之類，不過是語言文字被惡意汙染的表現之一，生活中這類情況已經充斥於方方麵麵。

像治理環境汙染一樣，下大功夫治理語言汙染，根除黨八股給人們的工作造成的危害，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去年，聯合國大會決定將中國的漢語作為聯合國主要使用語言，在這個時候，保護中文的語言安全，時下顯得更為迫切。

現在，對語言傷害最大的是某些短視頻，滿篇就是錯別字，已經讓人不知就裏。

試想，既然把它作為新媒體看，為什麽就不能加以嚴格管理和清理呢?比如，隻要在錯別字標準上不達標，就可以停止經營，試試看，不信解決不了。一個簡單辦法就會立即生效。問題是這是私營媒體，沒人過問，因為這與資本有關。但凡一掛上資本，便無所措手足，這就是眼下的頑症所在。

漢語的星空本來璀璨無比，無數先賢的經典詩文，就像一顆顆璀璨的星星，照耀著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天空。

可惜，今天的中文漢語世界，充斥著空話、大話、假話、廢話，甚至髒話，讓人絕望窒息。親愛的同胞們，保衛中國的漢語，維護它的純潔性，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哪怕它貴為央視、貴為人民日報，在語言文字問題上，都應該也必須責無旁貸地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要聞過則喜，不要動不動就動用權力去搞刪稿公關，那不是共產黨的作風。

[yongbing1993]

中國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還遠嗎





美軍又來金門駐軍了，台灣當局又來屠殺大陸漁民了。是《“友誼”還是侵略?》

漁民說，兩岸漁民過去常有往來，這次遭遇台當局如此粗暴對待，“實在是太失望了”。死者是“家裏的頂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計需要他維持，老人需要他贍養。他就這麽沒了，留下我們怎麽辦？我們的悲傷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泉州漁民的命走資派當局保護得了嗎？

金門炮戰，戳破了美國虛張聲勢、協防台灣的謊言。打破了台灣當局挾洋滋事、反攻大陸的美夢。挫敗了美國企圖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陰謀。炮擊金門的戰火，因宣示國家主權而起，因同屬一個中國而熄。如今，戰火硝煙已經散去幾十年，當初的戰場早已成為兩岸交流交融的前沿。但兩岸老一輩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捍衛國家統一的深謀遠慮令人難忘，在以民族大義為重、抵製外國勢力分裂中國上達成的默契載入史冊，他們創造的炮火為媒介的交流方式成為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觀。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的特色政府實行私有製和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後，越來越接近美西方帝國霸權針對新中國的目的了。如今的走資派習政權一樣《慫》，沒有自己的意見，不敢反抗。軟弱無能。既無文又無武，手下的一群《慫》貨，將軍封了幾百個，有一個懂戰略戰術嗎？掌握這麽多高端軍備，不會也不敢使用，也隻是一堆被棄的廢鐵。遇事時當縮頭烏龜，事後了出來擺擺譜。躺在皇宮內享福。

實行私有製和扶植“走資派”，隻是美西方帝國霸權一個圖謀徹底演變新中國的表麵的“前奏”，或曰“過渡手段”。他們的目的，是指望把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再次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近期美西方帝國霸權從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脅迫中國的頻繁動作，似乎有點急不可耐。

美西方帝國霸權對其“目的”的實施，軟硬兼用、明暗互動、花樣百出，從十九世紀末葉就對中國提出了看似文明善意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主張，意在讓所有的帝國主義任意吞噬中國這塊“肥肉”……。

毛主席縱觀曆史，早就看透了美西方帝國霸權的狼子野心，並帶領新中國堅定不移地抵禦、抗擊，遏製住了美西方帝國霸權的險惡行徑，並將其排斥於國門之外。

新中國抗美援朝反霸的的英雄氣概，得到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和積極地支持，形成了我們的朋友和同誌遍天下的、堅固的銅牆鐵壁般的世界格局，使美帝無從對新中國“下口”。

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同誌們，團結社會各界進步團體、人士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在中國革命的征途中，早就高瞻遠矚的告誡說：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帝國主義列強……，對於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一個方麵，也不放鬆，這就是它們的文化侵略政策。傳教、辦醫院、辦學校、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等，就是這個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於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自從1840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1844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人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友誼”還是侵略?》

“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複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

“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的教導震徹心扉，他老人家已經為身後的新中國指明了方向。經受過毛澤東思想哺育的、覺悟的、廣大的人民群眾心明眼亮，必然會痛定思痛，形成反擊美帝及其走狗們的巨大正義力量，在世界大變局中顯示身手，一定能戰勝他們，讓他們殖民中國的圖謀再次化為泡影。

轉載《美國又駐軍我國金門，台當局又殺害大陸漁民！我們該如何回擊？》

作者：李光滿 發布時間：2024-02-17 來源：李光滿說公眾號
　　
最近在金門島及附近海域發生了兩件事，使金門再成大家關注的焦點話題。

第一件事，據環球網報道，據中時新聞網等多家台媒2月14日報道，台“海巡署第12巡防區統籌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聲稱，14日在金門縣北碇東0.5裏海域發現1艘大陸籍快艇“越界”作業捕魚。台媒報道稱，該大陸船隻在海巡隊追緝過程中翻覆，船上4人落海，後被全數救起，其中2人生還、另2人送醫搶救後不治。

第二件事，據台灣地區“聯合新聞網”2月5日的報道，根據美國“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美國將從2024年起派美軍顧問常駐金門、澎湖“陸軍”兩棲營，並不定期駐訓各特戰營。根據計劃，美國現在駐台灣地區的“特戰合作組”先行擴大駐軍模式，“特戰合作組”由10多名具備各類軍事專長的美軍特戰小組官兵組成，到2024年，美國“特戰合作組”率先常駐金門、澎湖。此次進駐台灣地區的是由美軍陸戰特種作戰群“綠色貝雷帽”第1總隊第2大隊1中隊，以三人小組為單位進駐“台灣陸軍”兩棲營和“高空特種勤務中隊”集訓。美軍進駐主要以6人小組作為基本編成，計劃駐紮於澎湖、金門、馬祖等離島地區，主要執行的任務是海域巡弋、越界漁船驅離、水文偵察、運補護航、海上救難等等任務，代號叫“海龍蛙兵”。

金門縣隸屬於福建省泉州市，由金門島、小金門島、大擔島、二擔島、東碇島、北碇島等12個島嶼組成，總麵積151.656平方公裏，與大陸最近處僅2300米，與台灣島相距210公裏，現由台灣當局實際控製。

1958年，潰逃台灣島的國民黨政權在美軍第七艦隊支持下，叫囂反攻大陸，蔣介石多次偷偷飛抵金門島檢查反攻大陸準備情況。8月23日18時30分，解放軍用340門大炮分別從廈門、大嶝、小嶝、深江、蓮河、圍頭等處向金門發起炮擊，2小時內，對金門島發射炮彈57400發。這並不是一次象征性的炮擊，而是實實在在地對國民黨駐軍實施炮火打擊，國民黨軍駐守金門的陸、海、空三個副司令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當場陣亡，前來視察的“國防部長”俞大維被擊傷頭部。8月25日，當天台灣派出的5艘補給船被解放軍魚雷快艇擊沉兩艘，其餘逃跑，金門補給線被切斷。9月7日，在美國軍艦護航下，蔣軍補給艦向金門進發，解放軍毫不留情向蔣艦開炮，將5艘國民黨軍艦擊沉，而美艦並沒有對蔣艦進行保護，轉身逃離戰區，開到安全區。炮擊金門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反攻大陸”計劃。後來炮擊金門改為單打雙不打，直到1979年炮擊金門才正式結束。

以上發生在金門及金門海域的兩件事，我有兩點感想。

一是解放軍炮擊金門、美軍撤離金門之後，現在美軍又回來了，而且是長期駐紮並訓練“台軍”，這是曆史的輪回還是新的挑釁?

二是台灣當局又開始在金門海域殘暴地殺害大陸漁民，這是否預示著兩岸關係進入了新的對抗甚至戰爭階段?

大家都在想，我們該如何應對?我想可能會有以下五個選項：

一是作為普通民事漁業糾紛處理，要求台當局道歉並向死亡漁民家屬賠償。

二是堅決追凶，緝拿並嚴懲凶手。凶手是誰?台灣“海巡署”及所屬第12巡防區統籌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所有船隻和人員，如果是更高層下令，則直接追凶到最高層。

三是恢複對金門炮擊，炮擊強度與1958年8月23日相同，什麽時候停止炮擊則視情況而定。

四是解放軍以武力解放金門及澎湖列島，中央政府恢複對金門及澎湖列島管理。

五是以此為契機，一舉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

這五個選項，哪一個更適合更有利?這裏我還想提幾點看法。

一是1958年，在美國仍然駐軍台灣島、美國第七艦隊控製台灣海峽的情況下，中央毅然決定對金門炮擊，對美國的護航艦隊也是毫無所懼，而且炮擊金門一直持續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結束。我想這是在向美國發出明確信號並體現堅定意誌：中國絕不懼怕戰爭，中國必將解放台灣，必將實現國家統一，這是絕不會動搖的國家戰略、民族意誌和軍人使命。

二是國家強大和民族複興的標誌是什麽?除了經濟強大、人民幸福安康，還應包括國家統一，主權完全獨立，沒有任何國家和勢力敢欺負和汙辱你，昂首挺胸，意誌堅定，受人尊敬。如果領土不統一、部分主權不獨立，人民受欺辱甚至被殺害，那麽這種複興和強大又有什麽意義?

三是近兩百年來，中國從衰落到重新強大，經曆了無數苦難，最終我們能夠打敗一個又一個強大敵人，能夠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其法寶之一是絕不懼怕任何強敵，絕不懼怕任何戰爭，在殘酷的鬥爭中經受考驗，不怕犧牲，敢於鬥爭，衝鋒向前。

四是無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家庭、一個個人，如果不敢在敵人的肆意挑釁麵前展示力量，不敢發出敢戰能勝的信念，那麽這個國家無論經濟多麽強大，身體多麽肥碩，最終都隻能是敵人待宰的羔羊。因此，我們一定要敢於展示自己絕不懼怕戰爭、敢戰能勝的堅定意誌。如果我們始終不敢出手，別說美國，就是台灣當局也會加更加肆無忌憚地屠殺大陸同胞，就是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也敢上來踢你幾腳、抽你幾耳光，鄙視你，欺負你。我們要一直忍讓嗎?有時候忍讓是一種智慧，而更多的時候，忍讓是懦弱的表現，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屈辱和災難。

五是有人說如果中國發動解放台灣戰爭就是掉進了美國設的戰略陷阱裏，我不這麽認為。解放台灣是一場統一祖國的正義之戰，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無法回避的曆史使命，絕不存在什麽陰謀和陷阱，除了正義還是正義，除了國家利益還是國家利益，如果美國和日本軍事幹涉，幹就是了，沒有什麽好猶豫的，更不必患得患失。解放台灣，統一祖國必然會付出代價，但所有付出的代價都是值得的。想想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的那麽多英雄烈士，你問他們值不值?你問他們是為了什麽?

美軍又來金門駐軍了，台灣當局又來屠殺大陸漁民了，我們該如何回擊?我想這絕不應是一道選擇題，而應是一道必答題，答案早已寫在毛主席的那句題詞裏：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完成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是一種使命、擔當和責任。

我很欣賞南昌艦95後女操舵手徐文茜麵對外艦挑釁時說的那句硬氣又霸氣的話：“幹就完了。祖國利益高於一切，包括生命。國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時候到了，不上等什麽呢?”

《泉州紅會派員陪同家屬抵金門處理漁船事件善後》
　　
新華社金門2月20日電（記者陳鍵興）台灣有關方麵追逐大陸漁船致2名漁民遇難，泉州市紅十字會等派員陪同遇難者家屬20日來到金門，處理相關善後事宜，並接回2名生還人員。

14日下午，福建一艘漁船在金門海域被台方海巡艦艇追撞，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難。這一惡性事件發生後，福建省、泉州市有關方麵與船員家屬溝通，決定由泉州市紅十字會等派員陪同家屬赴金門處理善後事宜。

20日上午10時30分許，泉州方麵人員與遇難船員家屬乘船經由“小三通”抵達金門。在金門水頭碼頭，泉州晉江紅十字會高級顧問李朝暉受訪表示，2月14日是農曆大年初五，正值春節期間，台方粗暴對待福建漁船致2名漁民遇難，性質惡劣，令人憤慨，嚴重傷害兩岸同胞感情。我們來金門就是要了解事實真相，協助家屬善後，接回2名生還者。我們要求台灣有關方麵認真對待家屬的正當關切，配合處理善後事宜，避免對家屬造成進一步傷害。

當日，2名遇難者的多位家屬來到金門縣殯葬管理所，對遺體進行查看和確認，他們全程麵色凝重、神情哀戚。

“我嶽父是家裏的頂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計需要他維持，老人需要他贍養。他就這麽沒了，留下我們怎麽辦？我們的悲傷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麵對媒體，一位遇難者的女婿幾度哽咽語塞。

他擦拭淚水、平複心情後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李朝暉當日受訪時還表示，我們強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查看事發現場完整錄像和我方船隻，了解人是怎麽死的，這是最基本的訴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人命關天，希望台方公布事實真相，嚴懲有關責任人，配合家屬做好善後工作，給遇難者家屬和兩岸同胞一個交代，告慰遇難者在天之靈。

[yongbing1993]

如今中國處處都有資產階級法權


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

作者：張春橋

凡是略為知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曆史的人，都會知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內部，從工農紅軍到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從井岡山根據地到後來廣大的解放區，在那裏，從來就是以軍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為處理人民內部相互關係的根本原則的。這個原則，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井岡山，在毛澤東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創立起來的。

在 " 井岡山的鬥爭 " 這篇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毛澤東同誌寫道：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製，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麽正規的薪餉製，隻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隻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

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 " 夥食尾子 " ，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象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製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軍隊內部的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相互關係，成了革命根據地內部相互關係的模範。在軍民關係上、在政民關係上、在軍政關係上、根不相互關係上、上下左右的相互關係上，也同樣遵守這種同誌式的平等關係。人們不是靠手裏有權、有槍，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風，而是靠為人民服務，靠說服，靠真理，處理相互關係。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也學著人民解放軍的樣子，處理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的相互關係。外來的人，一踏上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會發現：在整個革命根據地內部，由於正確地處理了內部關係，大家的生活雖然很艱苦，但是， " 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一樣苦 " ，大家過著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製生活，雖然因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別，但相差不多。同時到處講政治、講群眾路線，因此，工農兵學商，團結一致，親如家人，艱苦奮鬥，英勇殺敵。大家還記得解放戰爭時期大兵團作戰的情景嗎？為了支援人民解放軍，成千、成萬的民兵跟隨大軍南下，他們同軍隊一樣地過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一不為升官，二不為發財，甚至也沒有想到要發工資，更沒有想到要實行什麽 " 計件工資製 " ，他們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糧食來幹革命的，他們一心一意，隻為打倒三大敵人，解放全中國。整個革命根據地，男女老幼，前方後方，心連著心，結成了戰鬥的集體。正是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標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作風，毛澤東的思想作風，在億萬人民中已經紮了根，開了花，結了果。而這種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戰鬥鍛煉的軍隊和人民，是無敵於天下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曆史不是早已作了證明嗎？

在全國解放以後，這種以 " 供給製 " 為特點的一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還是很吃香的。提到 " 供給製 " ，如同說到老革命、說到艱苦奮鬥等等一樣，人們認為是光榮的。一些革命青年剛剛參加工作，也希望是 " 供給製 " ，表示自己象老同誌一樣，是真心實意地來革命的。原來過慣了供給製生活的同誌，也並不羨慕什麽薪金製，人們喜愛這種表現一種平等的相互關係的生活製度。

但是，沒有多久，這種生活製度受到了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攻擊。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製度。在堅持這種思想的人們看來，供給製的一套，實在毫無可取。他們輕蔑地說它是 " 農村作風 " ， " 遊擊習氣 " 。這種議論來自資產階級，本不足怪。

可是，不久，在我們黨的幹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在他們中間，談論供給製的缺點的議論漸漸多起來了，談論薪金製的優點的議論逐漸占上風了。

到後來，供給製幾乎成了一個壞名稱。有人工作不積極， " 幹不幹，二斤半， " 這要記在供給製的賬上。有人用了公家一個信封， " 公私不分，供給製作風！ " 又記在供給製的賬上。工廠、商店沒有經營好，賠了錢， " 供給製思想！ " 又是記在供給製的賬上。總之，共產主義的供給製，保證了中國革命勝利的供給製，被某些人攻擊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處死刑不可。

人們攻擊供給製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給製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他們的理論根據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強調的 " 物質利益的原則 " 。據說，由於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保留著不少舊的分工的殘餘，即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工人勞動同農民勞動之間、熟練勞動同簡單勞動之間的差別，因此， " 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和生產發展的原則 " 就被說得神乎其神。什麽 " 等級工資製 " 、 " 計件工資製 " 可以刺激工人 " 對自己的勞動成果表現最大的關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因為勞動生產率高，工資也高 " 呀，這種製度是 " 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極了。不過，說穿了，說得通俗一些，還是那句老話： " 錢能通神 " 。隻要用高工資 " 刺激 " ，就象花錢買糖果一樣，什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能夠立刻買到手的。

對於這樣的理論，我們能夠說些什麽呢？在 " 供給製 " 的情況下，千千萬萬的人進行了幾十年的武裝鬥爭，爬雪山，過草地，兩萬五千裏長征，有誰發過工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難道也是靠工資刺激出來的嗎？聽到這種議論，每一個有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種侮辱，還能說什麽呢？就說在建設事業上吧，不是別人，正是那些被經濟學家認為最關心自己工資高低的工人們，說出了同經濟學家根本相反的意見。

上海的工人們，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尖銳地指出了這種理論和辦法是 " 鈔票掛帥 " ，而不是政治掛帥。真是一語破的，還有比這說得更清楚的嗎？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如同馬克思在 " 哥達綱領批判 " 中所正確指出的， " 它在各方麵，在經濟、道德和思想方麵，都還帶有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 資產階級的法權 " 的不平等，還不能立即取消。隻能 "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 " ，還不能 "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 。

但是，馬克思的這段話，有沒有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法權，資產階級的不平等的等級製度，根本不能破壞，反而應當把它製度化、係統化、更加向前發展呢？是不是隻應當片麵地強調 " 物質利益 " 原則，而不應當從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強共產主義的教育，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進行鬥爭呢？不是別人，而是馬克思本人，答複了這種問題。他在 " 法蘭西內戰 " 一書中，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他特別著重地讚揚了巴黎公社的英雄們采取的這種措施： " 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職人員，都隻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及支付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

請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難道不恰恰是徹底破壞資產階級的等級製度，並不講究什麽物質利益原則嗎？難道馬克思以及後來的恩格斯列寧都再三強調這條經驗的時候，他們不記得還有資產階級的法權等等嗎？看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並沒有給這些 " 見物不見人 " 、 " 見錢不見人 " 、 " 錢能通神 " 的經濟學家幫忙。

列寧在 " 國家與革命 " 一書中，倒是憤慨的指責： " 正是在這特別明顯的一點上，也許是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點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乾乾淨淨。 " 而許多人在提到這條經驗的時候，總把它看作是 " 已經過時的 ' 幼稚行為 '" 。那些攻擊供給製、主張鈔票掛帥的人們，不是也說什麽供給製是 " 遊擊作風 " 、 " 農村習氣 " 、是 " 已經過時 " 的東西了嗎？他們不是也 " 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乾乾淨淨 " 了嗎？

經過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對 " 供給製 " 、對 " 農村作風 " 、 " 遊擊習氣 " 的攻擊，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為了保護不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法權，為了打擊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而對正確處理勞動人們內部相互關係的共產主義原則的攻擊。一切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都是保護嚴格的等級製度的。他們不惜捏造各種神話，說自己是 " 天子 " ，是天生的人間的主人。

蔣介石這種人間的醜類，在 " 中國之命運 " 一書中，就不知羞恥地自稱他的血統是文王的子孫，他的一本傳記更具體地說他是文王的兒子－－周公的子孫。這種神話雖然隻應編入 " 笑林廣記 " ，卻可以看出：他們是多麽急於把自己化裝成一個天生的中國 " 最高 " 。上海的買辦們，也是以 " 高等華人 " 為榮的。阿Ｑ隻因為說了一句他 " 和趙太爺是本家 " ，挨了趙太爺狠狠地一個嘴巴： " 你怎麽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 在舊時代，整個社會上，從配不配姓趙，到穿衣、吃飯、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煙的姿勢，哪一條不要講究身份、等級？哪一項沒有 " 禮 " ？合乎禮、不合乎禮，也就是合法、不合法，處處都有資產階級的法權。攻擊供給製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的人們，實際上就是要用資產階級等級製度的禮、法來代替無產階級的平等關係。他們說這樣可以刺激生產積極性。是不是真是這樣呢？推行他們這一套的結果，我們黨的幹部中，原來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狀況改變了，有些早已對艱苦樸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學會了紳士派頭、高等華人派頭、趙太爺派頭來了。有些幹部見麵不稱什麽什麽 " 長 " ，就不舒服起來了。這確實起了刺激作用。

但是，並不是刺激起了生產的積極性，而是刺激起了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積極性，刺激起了鋪張浪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刺激起了脫離群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積極性，有些最不堅定的分子就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貪汙腐化分子。原來有人說供給製度會使人們懶惰起來。現在證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級製度把人弄懶惰起來了。有的幹部多作一個小時的工作，也要計算加班費了。而在供給製的條件下，在革命戰爭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貢獻出來的人們，他們計算過什麽什麽費嗎？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風氣發展起來，幹部同勞動人民的相互關係變化了，領導幹部的 " 三風 " 、 " 五氣 " 有了發展。政治掛帥，平等待人，對待群眾隻能說服、不能壓服，同群眾打成一片，所有這些，在有些人，已經完全忘記了，甚至當黨中央發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以後，還遇到他們的節節抵抗。這難道不是我們所親身經曆的事實嗎？

回想一下這一段，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義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每個人讚成什麽、反對什麽的情況雖然不同，受到的影響深淺也不同，但是，都可以從這中間找到必要的教訓。

因為黨的傳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在我們黨的幹部和人民群眾中紮下根的，它雖然遭受到某種破壞，恢複起來並不困難。現在，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號召下，經過偉大的整風運動，又把它恢複過來了。但是，我們還不能說已經做得很徹底。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國民黨的官氣，還影響著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還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們的前麵還有一個長期的反複的鬥爭過程。但是，既然大躍進的形勢迫切地要求我們在調整相互關係方麵躍進、再躍進，一切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同誌們，一定能夠站在運動的前頭，把我們黨的這種光榮傳統，在新的條件下，徹底恢複和發揚起來，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同群眾建立起平等的相互關係，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共同工作，一致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這難道能有什麽懷疑嗎？

[yongbing1993]

疆獨藏獨鬧得歡走資派自作自受





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亂邦遠不止《兩少一寬》這一大錯。胡亂邦的嚴重胡搞失誤遠不止《兩少一寬》犯下大錯這麽簡單：

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就會發現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耀邦將牛鬼蛇神放出來之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

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就是胡亂邦的《兩少一寬》犯下大錯。看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胡亂搞的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藏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

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

當時的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時代犯下了拍腦袋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養生息；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複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亂邦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少數民族中的少數農奴主和上層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麵：

胡亂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而不是少數民族中己經被趕下台的農奴主。開明的農奴主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中放出來的農奴主。

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間終埋下一個衝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人。

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隻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隻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個貼子的原文了，這是憑記憶自己寫出來的）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胡亂邦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製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遊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再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麽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

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改變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

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胡亂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曆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隻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胡亂邦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軍委工作後，認為比毛高明（時毛、周都已體弱高齡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製，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亂邦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範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幹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

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凶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餘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至1969年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餘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進行了嚴肅，處理。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主政國務工作後（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已體弱高齡多病），鄧小平明示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餘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改革開放後走資派鄧小平胡亂邦複辟資本主義後又都被平反放了出來。今天《疆獨》《藏獨》鬧得歡，應該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