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張春橋被抓前對鄧小平高度預言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原則分歧，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在“一切為了現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販賣洋奴哲學。他公開主張把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叫嚷“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還說什麽“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個大政策”。（己成國策。）
一時，祟洋迷外之風又刮起來了。（一直刮了四十多年了。）
國內勞動群眾的創造受到議論譏笑，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難攻擊，似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對了，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反而有理了。（惡果己現。）
《中國人要反對洋奴哲學》 作者：張春橋
這是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發表的。
一九七六年《紅旗》第四期發表了張春橋的文章，《中國人要反對洋奴哲學》，深刻批判鄧小平的洋奴哲學，全文如下：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原則分歧，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
去年夏季前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在“一切為了現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販賣洋奴哲學。他公開主張把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叫嚷“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還說什麽“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個大政策”。一時，祟洋迷外之風又刮起來了。國內勞動群眾的創造受到議論譏笑，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難攻擊，似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對了，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反而有理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出無窮無盡的力量。隻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智慧和創造才能，完全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建設起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與此相反，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總是鼓吹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推行一條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對立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看不見人民群眾的力量，根本否認人民群眾創造曆史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他們拜倒在西方資產階級的麵前，甘心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張賣國投降，靠向外國乞討過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國人民揚眉吐氣，發奮圖強，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衛星按預定計劃返回地麵，新的石油勘探開采技術的采用，大型內燃機車、大容量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組、百萬次電子計算機、電子掃描顯微鏡、各種類型數控機床等新產品試製成功，都表明我們在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道路上正凱歌行進。
我們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分歧，並不在於要不要“四個現代化”，而在於走什麽道路，執行什麽路線，究竟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基點放在那裏。毛主席早就指出：“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麽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一條根本原則，是戰勝一切困難奪取勝利的可靠保證。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在革命戰爭勝利以後，我們又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刁難破壞，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把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但是，我們麵臨的任務仍然是很艱巨的。完成艱巨的任務靠什麽？基本的一條就是靠充分動員和依靠廣大革命群眾。離開這一條，我們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我們更要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絕對不能離開這個基點。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我們既不能掠奪別國人民的財富，也不能依賴任何外國的力量來搞建設。吃現成的要受氣，依賴別人是建設不成社會主義的。隻有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依靠本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國的資源和潛力，才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我們的國家更能經受風險，立於不敗之地。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大唱反調，到處叫嚷要千方百計出口，去“換回好多好東西回來”據說這樣就能加快資源的開發，加快工業的技術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難道真有這樣的事嗎？國際上存在階級鬥爭，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工人群眾從長期的鬥爭實踐中很懂得這一點，他們說：“我們決不能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係在別人的腰帶上”。這句話尖銳地指出要注意被別人卡住脖子，牽著鼻子走的危險。如果不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樣樣靠引進，為了引進，甚至把發展經濟主要立足於國內市場的社會主義原則丟在一邊，無原則地以出口換進口，勢必造成那麽一種狀況：自己能生產的無限製地進口；國內很需要的又無限製地出口；買人家先進的，自己造落後的，甚至把礦山資源的開采主權也讓給人家。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把我國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傾銷商品的市場、原料基地、修配車間和投資場所嗎？那裏還有什麽工業化的速度，那裏還談得上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隻能作帝國主義的經濟附庸。經濟上喪失獨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國人民在曆史上遭受過的創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務派頭子李鴻章、曾國藩，不就是鼓吹“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嗎？這夥洋奴漢奸，一味想買外國的“製器之器”，搞所謂“自強”。結果呢，中國非但沒有因此強盛起來，反而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隻有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才能真正贏得高速度。這已經為二十多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無數事實所證明。我們的石油工業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連我們的敵人也無法否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的造船工業的發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少奇宣揚“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機引進，船買進，眼睛盯著外國的一點技術專利，國產的貨輪和船用柴油機長期得不到發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工人群眾、幹部批判了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才改變了麵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開始打造船工業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噸位和柴油機的馬力都超過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總和。文化大革命前隻造了一艘萬噸輪，而這六年中萬噸級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還是搞洋奴哲學快，不是很清楚嗎？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口口聲聲說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卻偏偏閉住眼睛不看事實，真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搞社會主義，首先要堅持正確的方向和道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打著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旗號，到處鼓吹隻要拿到先進的技術、設備，不管走什麽路，用什麽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按照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一套辦，必然把我國經濟引向資本主義道路。其實，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依靠外國，也不可能真正發展自己的獨立經濟。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有自己的獨立的經濟體係，隻能走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離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而且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複辟資本主義，靠向外國乞討過活。蘇修就是一麵鏡子。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之後，官僚壟斷資本向西方壟斷資本買專利權，借貸款，甚至不惜把未開發的資源拿去作抵押。自稱有強大工業基礎的超級大國，外債卻越背越重，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國家乞求貸款竟達一百六十叁億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奪，一手又向人家乞討，這是蘇修叛徒集團搞假共產主義的一大特色。
我們提倡自力更生，並不是拒絕學習和研究外國的經驗，包括好的經驗和壞的經驗。我們也不是反對引進某些確實有用的外國技術、設備。但是，對待外國的經驗以及技術、設備，都要具體分析，加以鑒別，“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使其為我所用。學習要和獨創結合，立足予超。決不能生吞活剝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壞的、成功的和失敗的，適合我國需要的和不適合我國需要的，一古腦兒統統搬來。毛主席曆來號召我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批判那種認為“外國月亮比中國的圓”的洋奴哲學。因為這些東西是窒息人民群眾的革新創造精神、束縛人民群眾手腳的精神枷鎖。洋教條、洋偶像不掃蕩，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煥發不出來。
那些盲目崇拜外國的人，看不起本國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麵前矮半截，以為事事不如人，連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學者嚴複就很讚賞“學我者病，來者方多”的說法，不主張生搬硬套，懂得後來可以居上的道理。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要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於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來，許多工廠試製成功的新產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眾發奮圖強、土法上馬搞出來的。工人們豪邁地說：西方資產階級能辦到的，東方無產階級也一定能辦到。而且辦得更好；西方資產階級辦不到的，我們東方的無產階級也能辦到。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卻把中外資產階級的東西奉若神物，對於我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從來看不上眼，隻許永遠跟著別人爬行。
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有著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從來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曆來奉行洋奴哲學。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有軟弱性，既怕民眾，也怕帝國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麵，在一個時期裏有可能與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又有依附於帝國主義經濟的一麵，常常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迷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的資產階級。
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們就是帶著資產階級的這種劣根性跑進黨內來的。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沒有把立足點移過來，仍然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群眾、害怕帝國主義的劣根性愈來愈發作，就不能不同廣大人民群眾處於尖銳對立的地位。階級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對孿生兄弟。對內搞階級投降，對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學。
洋奴哲學，是帝國主義長期侵略我國的精神產物。隻要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隻要帝國主義還存在，洋奴哲學的幽靈總會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學，是個長期的鬥爭任務，必須反複地進行下去。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以階級鬥爭為綱，深入批判洋奴哲學，更加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博士流浪睡馬路》不多說了，近期網上就有。《右派反共住牛棚》這是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四十多年來右派們一直控訴到現在。眾所周知，也不作任何多說了。但《睡馬路》和《住牛棚》，以及《睡馬路》不會發工資和《住牛棚》的帶原工資，等等還是有些區別的。當然最大區別就是當了右派後可以控訴政府，還可以拿到賠錢。而《博士流浪》自認“命不好“自卑或自生自滅。
走資派們的控訴是：到五七幹校去勞動，說成是勞改。五七幹校那個條件比牛棚強多了。因為是走資派。大走資派鄧小平還住將軍樓喝茅胎打橋牌等。被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右領導頭子擴大化的右派分子。五八年反右擴大化，五九年就糾正了。
《中共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規定》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目前，各地正在貫徹執行《中央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在最近期間，全國約有四萬五千名左右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對於這批人的工作分配、生活待遇和入校學習等問題，應該采取認真負責的態度，予以處理。
一、國家薪給人員中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以後，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問題，按以下辦法處理：
（一）凡是摘掉右派帽子的人，過去沒有開除公職，實行勞動教養和監督勞動的，一般地都應該根據工作的需要和他們的工作能力、技術專長，分配以適當的工作。現在分配的工作職務，一般要低於他們受處分以前所擔任的職務，並且不要讓他們擔任機要部門、要害部門的工作。在摘掉帽子以後，已有工作職務的，現在一般不要變更。如果現任極不適當的，可以個別地予以調整。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經過相當長時期的考驗，一律不得提拔和使用。
（二）凡是過去已經開除公職實行勞動教養或者自謀生活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應該幫助他們就業。
（三）沒有摘掉右派帽子以前，取消了工資級別、隻發生活費的，現在應該根據分配的工作職務，來評定工資級別。原來降職、降級、降薪處分的，現在工資級別一般不動，工資級別高於現在職務的不予降低；工資級別降得過低的，可以個別調整。
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後，他們分配工作和生活待遇：
（一）凡已開除學籍、實行勞動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可以允許回校學習（根據其原來學習情況，插入適當年級），回校學習後，停發勞動期間的生活補助費，生活困難的，按助學金辦法處理。
（二）凡保留學籍、實行勞動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可以允許回校學習（根據其原來學習情況，插入適當年級），回校學習以後，停發勞動期間的生活補助費，生活困難的，按助學金辦法處理。
（三）原來學習國防、外交、尖端技術等機密專業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一律不得學習原專業，可以轉學別的專業和其他學校，或分配適當的工作。
（四）畢業生中已分配了工作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根據他們的工作表現和時間的長短，有的需要給與一年左右的見習期，並發給見習期間的工資；有的可以正式分配工作，並根據其所任職務和工作表現評定工資。
（五）畢業生中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後，凡是沒有發給畢業證書的，應予補發。
三、軍隊中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問題，由軍委另行規定。
右派分子中原來己有工資的去勞動住牛棚時保留工資。1959年元旦，中共中央統戰部徐冰副部長又向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宣布了“五個不變”的精神，即“定息不變（拿不拿自便）、高薪不變、適當的政治安排不變、學銜不變，繼續改造的政策不變”。要求工商界“顧一頭，一邊倒”。即“顧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這一頭，倒向社會主義一邊”。中央“五不變”政策及時地糾正了在對工商界人士教育改造中急於就成，違背黨的統戰工作方針的“左”的傾向，堅持了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贖買政策進行改造的既定方針，對穩定人心，調動了積極因素，鼓勵黨外人士堅定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動員原工商業者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做出成績發揮了政策性的指導作用。
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中，本市共劃為“右派分子”1442人。1959年的全市統戰工作會議後，一些單位在統戰部的指導下，及時糾正了在處理右派工作中違反政策的做法。各民主黨派也以座談會、個別聯係等形式，了解他們的勞動和工作中的表現、生活情況，及時地反映問題，按照黨的有關政策，盡可能地就他們的生活津貼費發放、生活問題、健康問題適當幫助解決些困難，配合黨委部門對“右派”的教育改造工作。
195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杭州市委統戰部在根據這一指示精神，對民主黨派成員中的“右派分子”進行了調查摸底工作，配合有關方麵做好複查和鑒定工作。1959年國慶前夕，本市開始了第一批的“右派”摘帽工作。首批摘帽人數為115人，占總數的10%。其中市區22人，蕭山30人，餘杭（錢塘）58人，富陽5人。在此之後，1960年12月為第二批201人摘帽。1961年11月開始至1962年1月，第三批被摘帽398人。1962年11月開始至1963年4月，第四批摘帽人數為135人。1963年4月至1964年5月底，全市第五批摘帽人數為137人。至此，全市在分五批對“右派”的摘帽工作結束後，已被摘去“右派”帽子共816人，摘帽人數占總數的56%。
對已經摘帽的“右派分子”，根據有關政策，部分對其在工作和生活上作了重新適當的安排，以發揮其在知識和技術上的特長，鼓勵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右派的摘帽工作，在社會上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人摘帽，全家及親友都有重新得到解放的感受，有利於調動各方麵的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各方麵的力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及其後的複查平反中，我市錯劃的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改正。）
學生右派，在平反後要《索賠》：
經濟索賠的原則：我們在二十幾年的時期內，不論在精神上還是在肉體上還是經濟上，都受到了虐待，並且嚴重地株連了所有的家屬和親朋，與女朋友分道揚鑣，陷於失戀，不論是“與國際接軌”，還是根據國內的“國家賠償法”的精神，我們都有理由獲得經濟賠償。
索賠的計算公式：（56元 – 已得工資）× 12個月 × 年限 × 所受處分級別 ×物價與經濟增長係數，就是一個人應該得到的經濟賠償。
這就是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右派》，因反對共產黨，不但住牛棚，還要平反，獲經濟索賠。
而那些為外國服務的《博士流浪者》有此待遇嗎？
《博士流浪》是個例。是個例就說明不了什麽。但有一點在這個《博士流浪》者身上有特色。沒見這個《博士流浪》有什麽反對共產黨的言語來。當然也好理解，大陸國內大力培養又公派公費送出留學成博士，還是有點良心的。
雖然，有人說《博士流浪》是因為有病才流浪的，但也說不通，一是年薪十萬多時有醫保，難道一生病就被公司開除了？如是，證明資本家的殘酷。
二是高喊《反對共產黨》，必定有反共組織人權組織來營救，幫助治病，起碼不會去流浪十六年。
在美國從中國大陸收藏了多少《反對共產黨分子》？有老年人，有盲人，有不同年齡段人，有男的女的，不懂英文的有翻譯待候，來美後找好居所安排好生活還可以繼續《反對共產黨》。
最近一個八十多歲的反共反艾女英雄老太來美後還寫書出書呢？每月領食品卷也不會去流浪啊。
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反對共產黨》！
隻要《反對共產黨》，就不會去流浪了，更不會去流浪十六年。
喊一聲《反對共產黨》有這麽難嗎？
反正學成不回也是不忠了。再喊一聲《反對共產黨》又沒什麽。
更何況如今中國還是不是共產黨也難說。
大聲喊一聲《反對共產黨》就會有人幫助。如果不來幫，說明這些“人權分子“是偽人權分子。
看看在美國有多少《華人博士》？何苦流浪十六年？
中國（含香港）在2011-2021年的11年時間內，有約6萬名留美學生獲得博士學位，其中超過90%，將近5萬5千人是在科學技術領域。比起排名第二的印度多超過一倍。
2020年持臨時簽證的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來自中國（含香港）的超過6,300人，是占第二位印度（不到2,300人）的將近3倍。而且這一類的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取得的是科學技術方麵的博士學位。
上麵所說的臨時簽證，通常是指學生簽證，屬於非移民簽證類別，畢業後如果不能找到工作，得以更換簽證，例如取得實習（博士後）機會，或者被高校、研究機構或公司聘用，簽證得以延續或更換，超過一定期限就必須返回來源地。
這些取得博士學位的留學生，當初赴美申請學生簽證的時候，通常都要表明自己在學成之後會按期返回來源地。實際上，因為多種原因，他們當中許多人畢業後會選擇留在美國發展，留校任教或被公司企業雇傭。他們到底有多少會在畢業後回歸故裏，尤其是所關心的中國留學生當中的博士生？
除了極少數之外，絕大多數都傾向於留在美國發展，其中來自尼泊爾、伊朗、印度、孟加拉國和斯裏蘭卡的博士生，是畢業後傾向於留在美國比例最高的前5個國家。綜上所述，因為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資源雄厚，科學技術的實力傲視全球，是吸引全世界知識精英的重要原因。88%中國籍博士留在美國！
截止到2019年，在美華人大約550萬，54%成年華人有大學文憑，51%華人從事專業技術、管理等工作。
美國科學院、工程院、醫學院、文理院四院 華人院士共約300餘人，美國 八大常春藤高校華人教授超過320餘人。
中國985高校畢業校友 20多萬在美國高科技企業或高校機構工作，在美高層次科技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別是舊金山灣區、紐約地區和波士頓地區。
移民美國的華人中有27%擁有碩士學位，其他國家的移民者隻有13%左右的人群有碩士以上的學位，而美國當地人也隻有12%的人有碩士以上學位。
可以看出，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華人移民已逐漸拉開與其他國家移民和當地人之間受教育程度的差距。
美國華人廣義指具有華人血統(包括港澳台以及東南亞地區華人)的美國籍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住民。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到美國的學習,工作和居住的華人人數增長迅速，從2000年的287萬，到2010年的401萬，到2019年的預估的550萬。
持學生簽證的中國大陸公民大約37萬，另外，也有不少人通過其他渠道來到美國工作和生活。另外，根據2019 Open Doors 報道，台灣、香港和澳門分別有23469，6917和558 名在美國留學。
根據2015年的數據，本土出生的華人（ABC）占37%，大約63% 的華人出生在美國本土以外。
在出生於美國本土的華人中，53.8%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兩個州，這兩個州是華人最集中的地方。
出生於美國境外的華人（移民）中， 其中 59.9%來自於中國大陸，15.9%來自中國台灣， 9.4% 來自中國香港，15.3%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
而“1.5代”移民現象是那些出生於美國之外，在10-16歲期間移民美國的人群。“1.5代”代表人物包括李開複(原微軟和穀歌高管，創新工場創始人），李飛飛（AI專家，斯坦福教授），童士豪（知名投資人）、楊致遠（雅虎的創始人和阿裏巴巴的投資人），蔡崇信 （阿裏的二號功臣） 。
華人居住人數排名前8大地區；在紐約，舊金山和洛杉磯地區，都有50~70萬華人居住在那裏。
大概30%是職業移民 （一般留學生的渠道），37%是直係親屬移民，20%是非直係親屬移民，13%是Refugees and Asylees 背景。
華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現高低兩極分化狀態。一方麵，25歲以上的華人持大學文憑比率為54%，遠高於美國30%平均水平；另一方麵，華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學曆者占36%，高於全部亞洲移民的29%。
從事餐飲、日貨等服務業。美國華人最鍾情的職業是綜合管理、專業技術及相關行業，占從業人口的51%，雖低於美籍印度裔的62%，但高於美國平均水平的38%。其次是商業營銷人員和辦公室工作人員，占從業人口的22%。次之是服務行業，占從業人口的18%。
中國的知名高校在美國的數據，源於 LinkedIn 的數據庫。實際數據應該比LinkedIn上的數量多 30~50% 。
據不完全統計，39所985高校校友在美約有20萬人。
A. 地域分布：高層次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別是舊金山灣區，大紐約地區和波士頓地區。
B. 行業分布：從行業分布來看，大部分985高校人才在美從事高新技術行業，計算機軟件、半導體硬件以及金融地域分布比較明顯。另外在美從事高校教育以及科研工作的985畢業生也非常多。
C. 職位層級分布：其中絕大部分在美華人人才是高級工程師或主管，占約61%。公司高管（CXO, VP, Owner以及Partner）相對較少占12%。
D. 名企分布：許多985高校留美校友畢業後選擇了去微軟、穀歌、亞馬遜以及蘋果等知名企業工作。
E. 技能分布：大部分985高校留美校友畢業後從事計算機互聯網行業， 計算機相關技能，數據算法等相對普遍集中。
F. 工作經曆：2000年後留美華人還是主流（工作在15年之內）。
88%中國籍博士會留下建設美國。
美國對中國人才吸血超乎你想象。
在一篇名為《美國AI的秘密武器》長文中，《紐約時報》援引一份最新出爐的人才調查報告，有理有據、苦口婆心，怒其不爭哀其不幸地“勸諫”美國政策製定者們，少喊口號、認清現實，善待讓美國前沿科技強大的秘密武器——中國人才。
而且這樣的數據報告，確實不放在一起不知道，圖表一列簡直嚇一跳。
沒想到，強大的美利堅背後，有如此比例的中國最強大腦。
保爾森基金會，08年金融危機時的美國財長Henry Paulson創辦的機構。最近對NeurIPS 2019的入選論文和作者資料進行了詳細統計分析。NeurIPS，神經信息處理會議，全世界最知名的AI領域頂級會議，沒有哪一個計算機領域研究者不知，沒有哪一個AI領域研究者不曉，別說論文入選可以吹一輩子，每年搶個會議門票都能搞大新聞。
所以NeurIPS，一度就是全球AI的“華山論劍”。
在NeurIPS 2019 大會上，共有15920位研究者提交了6614篇論文，最終接收率為 21.6%。而保爾森基金會進一步統計分析後，得出了這樣的結果：美國毫無疑問遙遙領先，59%的研究者隸屬於美國機構和公司。但其中29%的研究者，出自中國——他們先在中國完成本科，其後赴美留學後留下來“建設美利堅”，成為了美國頂尖AI研究員的第一大構成。
《但其中29%的研究者，出自中國——他們先在中國完成本科，其後赴美留學後留下來“建設美利堅”，成為了美國頂尖AI研究員的第一大構成。》
而美國本土貢獻的比例，隻有20%，歐洲則18%，印度8%。
所以結論應該再明確不過了——中國最強大腦，是當前美國AI領先全球的重要原因。《紐約時報》想要說明的是海納百川。毫無疑問，在這樣頂會論文的統計中，美國領先優勢再明顯不過。而且依然在這份報告中，還進一步揭示了頂級人才的流動路線。
首先，當前結果是美國的AI機構和公司拿下了全球60%的頂級研究人員。這是排名第二的中國10.6%的六倍，是第三名歐洲10.2%的六倍。
但美國這60%都產自美國嗎？非也非也。
土生土長的美國研究者隻占據31%。
而另一大主力就是來自中國的研究者，占比27%。
在人才流動趨勢中，在中國讀本科的頂級研究者中，隻有34%的人目前在中國，而接近56％則前往美國繼續深造。
最後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中國AI研究員，88%的人選擇留下來在美國工作，隻有 10％會回到中國。
為了繼續進行上層建築領域中的革命，必須認真執行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條》中，早已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確規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階段，要認真注意政策”等一係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項政策具體化了。
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包括知識分子政策，幹部政策，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對待群眾組織的政策，對敵鬥爭的政策，經濟政策等等，總的題目就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
從舊學校中培養的知識分子，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或者願意同工農兵結合的。應當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對於那些結合得好的，對於那些積極上山下鄉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要予以鼓勵。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們：“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要“實行馬克思所說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
對於犯錯誤的人，必須著重於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
對於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並得到群眾的諒解以後，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並鼓勵他們到工農群眾中去，改造世界觀。
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
毛主席最近指出：“無產階級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的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
在對敵鬥爭中，必須執行毛主席曆來主張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政策。“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
要執行毛主席關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給出路”的政策。我們主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對敵人實行專政。對於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查出的壞人或可疑分子，除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都應當采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
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把這一部分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分化瓦解敵人。
落實黨的各項政策，要具體地研究本單位的情況。凡是革命大聯合還不夠鞏固的地方，應當幫助廣大革命群眾在革命的原則下，實行按係統、按行業、按班級的革命大聯合，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凡是階級隊伍還沒有清理、或者剛剛開始清理的單位，必須按照黨的政策，抓緊做好。
已經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單位，應當根據毛主席對鬥、批、改各個階段的指示，抓緊其他各項工作。
同時，要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壞人又囂張起來怎麽辦？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階級敵人如果再興風作浪，發動群眾把他們再一次鬥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條》中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
我國農業生產連年獲得豐收，工業生產、科學技術也出現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麵，廣大勞動人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許多工礦企業不斷刷新生產紀錄，創造了曆史上最高生產水平，技術革命正在不斷發展。市場繁榮，物價穩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們全部還清了公債。我國已經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
“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
毛主席總是教育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頁）
列寧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經濟平列起來，也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同上）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不搞上層建築的革命，不發動廣大工農群眾，不批判修正主義路線，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來，不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怎麽可能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呢？
這並不是以革命代替生產，而是要用革命統帥生產，促進生產，帶動生產。
我們必須根據毛主席“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根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思想，“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等一係列方針，進行調查研究，積極而又穩妥地解決經濟戰線上鬥、批、改的許多政策問題。
要充分發揮各族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可以斷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必將繼續促使經濟戰線和我們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出現新的躍進。
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戴高帽遊街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對“地富反右壞”的階級鬥爭。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發生的《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全麵深入地研究這個運動，以及準確全麵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導這個運動的相關指導思想，特別是研究中共中央具體負責領導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劉少奇的相關指導思想，對於深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研究，對於科學地總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對於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曆史進程的研究，對於深化掛帥領導《四清運動》第一線主要領導人物劉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對於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三自一包》即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於1962年推出的農村經濟政策，“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場及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時任副總理鄧子恢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毛澤東明確反對這項政策，認為這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製度”。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三自一包政策成為農村經濟改革的主要政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有緊密聯係。1980年，劉少奇獲得徹底平反。真正徹底地“解散了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也徹底地搞垮社會主義製度”。這是鄧小平用實踐反證了毛澤東當時反對的是事實，也是必須反對才是對工人農民著想的。
走資派們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這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也被實踐證明了的。然而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認同中國這個新資本主義，而是要滅掉中國時，就是如今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所麵臨的現實。
毛澤東將當時對“大躍進”的否定概括為“三風”，即“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毛澤東曾多次說過，修正主義就是對外搞“三和一少”，對內搞“三自一包”。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澤東先後兩次會見外國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批評中共黨內有人不講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並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
走資派篡權上台後《關於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報》，指出：康生、“四人幫”等人強加於中聯部和整個外事戰線的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應予平反。強加於王稼祥等同誌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該推倒。
毛澤東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他說："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
毛澤東認為必須"重新提起階級鬥爭"，他說："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複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所以我們從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於是，在毛澤東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已勢在必行。
從國際形勢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蘇關係的破裂以及周邊局勢的惡化，引發毛澤東對"反修防修"的戰略思考。新中國建國後中蘇關係經曆了曲折而又複雜的曆史進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兩個方麵：
一是意識形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評價斯大林、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等問題上，這使毛澤東明確地認識到，蘇聯的領導現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認為南斯拉夫和蘇聯都已變成"修正主義"，而且中國國內存在著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
二是蘇聯對中國國內政策特別是"三麵紅旗"的批評。1958年11月30日，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說："中國人正在組織公社。在蘇聯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嚐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蘇聯對"三麵紅旗"的批評，激怒了正在廬山的毛澤東。他給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寫信指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與此同時，中國的周邊環境也日趨緊張。客觀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在繼續，美蘇之間既對抗又在進行單獨的大國政治和軍事交易；中印邊境上的衝突與對抗正在加劇；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火日益擴大；美國和國民黨蔣介石不時對大陸東南沿海進行騷擾等等。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更加警覺。1962年8、9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出修正主義。他明確說道："要花幾年功夫，對幹部進行教育，把幹部輪訓搞好，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國家"走向反麵"。不久之後，一場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為主旨的四清運動在中國展開了。
1963-1966年在中國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城鄉社教運動。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決定在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製定出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前十條”對 “四清”運動的任務、政策、方法作了規定，對農村形勢作了“左”的估計，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對黨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把反革命氣焰壓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在黨內傳達。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又討論製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後十條”在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同時，指出了團結95%以上的農民群眾和農村幹部的重要性，規定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以及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等政策。
此後，各地在試點的基礎上、在部分縣、社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整頓幹部作風，解決幹部、群眾之間的矛盾，防止在中國發生修正主義和“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製度。農村的社教運動開始以 “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為主，城市的社教運動為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後期都發展成為 “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四個方麵，通稱為“四清”。對改變農村幹部的作風，完善基層財務、保管製度，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有積極意義。
毛澤東說："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他還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於3月1日發出，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
會議以後，毛澤東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談反對修正主義的較多，講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較少。據此，毛澤東認為，對這個問題許多人印象不深，沒有引起各級幹部的足夠重視。作為一線領導的劉少奇鄧小平領導“四清“運動。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還下鄉搞試點，將矛頭對準早己定性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
劉少奇鄧小平還派工作組用《後十條》的頒布以及奪基層幹部權的王光美的試點樣板在全國推廣，四清運動進入了一個鬥爭“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階段，即大兵團作戰搞四清。
中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根據中央劉少奇的指示精神，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
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調31378人，參加點上的運動。江西省農村四清組成七個工作團，參加工作隊的幹部29138人。
四清運動就是這樣被劉少奇的極"左"思潮的影響，而這一時期又不斷強調反右傾，強調大兵團作戰，這樣，就使搞運動的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一階段更嚴重、更尖銳，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領導權不掌握在共產黨手裏，展開了奪權鬥爭，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麵過寬、鬥爭過火等嚴重局麵。
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對四清運動也非常重視，並於1963年11月親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進行四清。國內嚴峻的現實，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就使四清運動在各地開展要，而且四清運動也走向了高潮。又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麵。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地進行公判，打擊其反動氣焰，對大部分則采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工作組對農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壞、右，也要宣讀和講解這兩個文件，以利於對他們的教育和改造。試點後，中國各地的"五反"運動普遍進入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並清查出了一批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由於涉及的問題很多，情況也很複雜，既有敵我性質的問題，也有大量人民內部性質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產生嚴重後果。工作組四清的最大區別就是點上派出了強有力的工作隊，對農村各家各戶的階級成分進行複議、審定和重新登記，突出了階級鬥爭等。
這一階段的農村四清運動也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運動中發生幹部對社員打擊報複的案件。群眾打罵、體罰犯錯誤幹部的問題也比較嚴重。個別地方發生了自殺性事件。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重訂23條。
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這一階段，各地在認真學習貫徹《二十三條》的基礎上，對運動進行了重新部署和具體安排，並專門劃出一段時間進行清政治。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澤東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從而構成了這一階段運動的獨特景觀。
這一階段運動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把運動的重點轉向整中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為"文革"的發動做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準備。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澤東視察山東、安徽、江蘇、上海與各省市領導談話時，主要內容是談打仗、備戰，抓好生產，對四清談的很少，同時，毛澤東對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滿，認為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而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了。
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派主張《三和一少》。
什麽是《三和一少》呢？
《三和》就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就是對尼赫魯那樣的反動派也要和。
《一少》就是：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一點，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之後，借用改革開放為名的特色政府國策就是《三和一少》。
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證實了當年毛澤東是對的。《當年毛澤東是對的》，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晚年對《文革》最重要總結。如今特色走資派用四十年證明了，走資派是《不講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三和一少》是走資派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走資派們的國內綱領。》
到了近幾年，國內的資本家和官員的自私自利泛濫，剝削壓迫貪腐成災，社會風氣敗壞。走資派在國外想當《洋奴才》想《和》也和不成了。又揀起了毛澤東時代的《自力更生》來了。這幾天又聽說要特色黨內耍搞《自我革命》來了。
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毛澤東同誌在會見金日成同誌時候的講話：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個黨也是如此，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什麽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就是對尼赫魯那樣的反動派也要和。“一少”是：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一點，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些話我和好多人都講過，如日本的宮本顯治，新西蘭的威爾科克斯，還有印度尼西亞的同誌。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麽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假如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
我們是打了預防針的。向全體人民進行了反修正主義的教育，要反對新的資產階級。新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這號人雖然為數不多，但很厲害，神通廣大，他們能夠從廣州弄到自行車，用飛機運到河北高價出售。這個人還是一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如果現在不加注意，他們就會泛濫起來，蘇聯現在不就泛濫起來了嗎？蘇共在最近的信中說，要對我們采取“集體措施”、“堅決的打擊”，我們等著看。“七評”搞了兩個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們在文章發表的前兩個星期才想出了一個題目：《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為了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掌權，從現在起，就要大講特講反修防修的鬥爭問題，大講特講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我擔心，我死以後，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
什麽樣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但我不希望中國變得像蘇聯那樣出現資本主義複辟。如果真的那樣，我們這麽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現在我還沒有死，就有人敢公開提出來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這些人還在，他們還不鬧翻天？
我們搞社會主義，搞經濟建設，都沒得經驗。蘇聯先搞了社會主義，在許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誤。我們這些國家怎樣搞？要根據各自國家的具體情況。中國是要搞社會主義的，這一條不能變。為了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複辟，所以我們才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東方民主》對《西方民主》倆，該誰主沉浮？
毛澤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西方民主》：幾百上千年了。至今還是各種危機循環上演。
《東方民主》：毛澤東時代三十年。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請看現實：
《東方民主》的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有鐵飯碗。農民階級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工人階級有全保醫療。農民階級有合作醫療。工人階級有免費住房。工農都有免費教育。工農都有退體養老保障。這一點《西方民主》幾百上千年了沒有能做到。
《東方民主》沒有大型槍擊案頻發。沒有流浪漢流浪女。沒有吸毒者販毒者和製毒者。沒有妓女妓院和站街女。沒有黑社會。沒有販賣婦女兒童組織。
《東方民主》毛主席時代因全民大民主監督幹部之下貪官很少、即使有也貪得很少就被民眾大字報揭發批鬥了。沒有走資派和資本家的任何特權。沒有幹部官員磚家叫獸包二奶的。沒有官員用公費自費去嫖妓女的。沒有因無序開采生產化工產品而汙染環境空氣的。沒有黑社會在城市農村稱皇稱霸的。沒有資本家炒房造成高房價。沒有無序辦校造成高學費。沒有能讓漢奸生有的。沒有能讓賣國賊當幹部的。沒有老百姓群眾上訪的，幹部都下工廠農村參加勞動，隨時都可以反映問題的。沒有資本家在經濟上的剝削的。沒有官員敢壓迫工農的，官員要接受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沒有工廠敢造假貨，因為工廠不是以贏利為目的。
《東方民主》毛主席時代至毛澤東逝世，中國既沒有外債、又沒有內債。走資派右派貶低毛澤東時代貧窮，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毛主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製造了兩彈一星，建立了部門齊全的工業體係，使中國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新中國的前30年，年均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率7.1%。這個增長率可不是摻了水的GDP，而是實實在在的實體經濟增長。
毛主席的《東方民主》，是不斷的領導中國人民以弱勝強，從最低的起點、以最弱的實力起家、戰勝強大敵人、取得最輝煌奇跡的一生。
中國革命戰爭，在武器裝備科技水平、軍隊具體戰術專業化程度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中國工農紅軍竟然以弱勝強，實現了革命戰爭的勝利，這足以證明毛主席領導的長達二十多年的中國革命戰爭是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絕無僅有的最偉大的軍事奇跡。
新中國剛剛成立既出境作戰抗美援朝，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傳奇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十八國“聯合國軍”！是世界曆史上的首次擊敗“聯合國軍”，也必將成為唯一的一次。絕對是空前絕後的輝煌勝利！
毫不誇張的說，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東方民主》，是人類曆史上差距最懸殊、所遇到問題最複雜、所麵對困難阻力最大、規模最宏大、意義最廣泛的大規模革命戰爭！
人類戰爭史上以強勝弱是常態，以弱勝強是偶然。但，毛主席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居然創造了100%以弱勝強的奇跡！不僅中國的革命是最困難的，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也是最困難的。
新中國剛成立，中國一窮二白（1949年建國之初，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還不如一個僅僅三萬多平方公裏的歐洲比利時），經濟基礎嚴重薄弱，人口平均壽命僅僅三十五歲。
但是，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人口平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僅僅二十七年迅速增長到六十五歲，全國糧食也增長近一倍。
起點於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了人類曆史起點極其低、條件極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實現了現代工業化，神奇的擁有了“兩彈一星”核潛艇建設成就無比輝煌。
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從兩千多年的農業國變為現代工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開展了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水利工程建設，用二十七年實現了西方社會近兩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基礎現代化，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自己擁有“兩彈一星”核潛艇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
而且，毛主席領導了人類曆史上和數千年私有製帶來的一切腐朽落後進行最徹底決戰的實踐——和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一切私有製帶來的腐朽產物進行最徹底決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遭到的阻力、障礙更是數千年私有製積累的空前強大的、最頑固的反動派抵抗。
毛主席為了普天下勞苦大眾，為了共產主義事業，投入革命，義無反顧、無怨無悔，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擁有毛主席是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幸事！毛主席的智慧和鬥爭精神閃亮人類文明史，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才能不斷的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毛主席不僅給中國人民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著作，也為中國人民留下重要的政治權利。
在井岡山，麵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中國紅軍到了最危急的關頭。紅軍到哪裏去？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紅軍官兵心裏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在這種危急時刻毛澤東同誌挺身而出，指出紅軍隻有戰略大轉移到陝北才能轉危為安。在經過激烈鬥爭後，毛澤東同誌的提議被采納，紅軍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戰略大轉移——長征。
長征從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開始，至1936年10月22日紅一、紅二和紅四方麵軍在甘肅會寧會師結束，曆時兩年零十二天。經過艱難的長征，紅軍化險為夷，徹底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妄圖消滅紅軍的圖謀。
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正確指引，紅軍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中國革命有失敗的危險！所以說毛澤東同誌諦造了中國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恰如其分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同誌寫出了《論持久戰》，指明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路線，指出了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可能速勝，隻能是持久戰，批判了“速勝論”，統一了全黨全軍的思想，為戰勝強敵奠定了思想基礎。曆史證明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指引抗日戰爭，在當時“速勝論”和“投降論”的思想下，抗戰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在解放戰爭時期，蘇聯和美國強烈要求國共兩黨劃江而治，這明顯是要製造“兩個中國”，毛澤東同誌嚴辭拒絕，絕不給蔣介石反動集團喘息機會，“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直搗蔣家王朝！在解放軍摧枯拉朽之下，國民黨軍完全喪失了鬥誌，蔣介石敗逃台灣，中國大陸回到了人民手中。如果不是毛澤東同誌堅決拒絕美蘇兩國“劃江而治”提議，中國現在有可能還處於戰亂之中，也有可能現在就是“兩個中國”，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悍然出兵武裝幹涉，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朝鮮統帥金日成請求中國政府出兵抗美援朝。當時很多領導同誌都不想和美國開戰，毛主席力排眾議，闡明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為國，沒有了朝鮮，新中國就會直接麵臨美帝國主義的危脅。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在彭德懷總司令的指揮下，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戰鬥，最後美國無奈於1953年7月27日簽署“停戰協定”，中國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這一戰打出了中國的國威，奠定了戰後地緣政治格局，徹底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毛主席說過這一仗至少保中國50年和平。
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實踐告訴我們一個真理：隻有堅持毛澤東思想才能使中國從勝利走向勝利！毛主席締造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愧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帥與名符其實的新中國的國父。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人民萬歲！”這是古今中外各國政要所沒有提過的親民口號。
毛主席開創了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提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帝、官、封，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人民當家做主，這是開天辟地第一回，這是中國曆史的新紀元。
土地改革，全國貧苦農民分得土地，在經濟上翻了身。實現了孫中山“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教育走向平民化是曆史上第一次，從教育為工農兵開門到工農兵領導、管理學校，實行助學金製度，優先照顧工農兵子弟入學，使工農兵在文化上翻身；在工農兵中推行掃盲運動，中小學增長數倍，大專院校發展迅速 ，1960年，重點興辦26所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大量高精尖人才。
實行國家工業化，實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改生產資料私有製為社會主義公有製，拔了剝削階級的根子，這是開天辟地第一回。實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農民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了生產力，大力支持了工業化建設，改善了人民生活。
毛主席要求共產黨的幹部：不準幹部官厚祿、封妻蔭子。不準幹部特殊化，不準幹部重新騎在人民頭上做官當老爺，防止腐敗，不斷開展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整頓幹部作風。實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對人民內部實行最廣大、最寬泛的民主，各級人代會工農兵代表略占70%左右。實行政治協商會議製度：為最大限度地團結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黨派及各方麵人士，實行政治協商製度，各民主黨派都是參政黨，同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共商國是。
在毛主席關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我國以最快速度把農業國建成工業國：實行計劃經濟製度，集中我們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毛主席在位27年，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世界第六工業強國；而且建成了完整的科學的門類齊全的工業化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毛主席提出：“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廣大農村普遍實行合作醫療製度，赤腳醫生村村都有，受到聯合國的高度評價。城市公職人員及學生全部免費醫療，工人免費醫療，家屬半費。
在農業合作化的前提下，興修水利，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值得大書特書，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共修密雲、白沙等水庫兩萬多個，紅旗渠被稱為人間天河，引沁濟莽、引黃濟衛、大辦水利，改造農田，輝縣人民幹的好！當年興辦的水利工程，如今還發揮著作用，在《農業發展綱要》指引下，在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下，糧、棉、油、豬等，滿足了八億人民的吃、穿、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功不可沒，廣大農民功不可沒。
從1952年開始，提出先農業合作化，在有條件的地方，可同時搞農業機械化，經過20多年，尤其從1958年，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指引下，多數縣、社建了拖拉機站、村村有電話、戶戶有廣播，到上世紀80年代，至少有三分之一縣、社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半化肥化。
從第一五年計劃（1953年）始到1978年，1975年召開四屆人大，周總理在報告中向世界莊嚴宣告：經濟形勢一派大好，中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振奮人心。
毛主席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解決了馬克思、列寧所沒有解決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理論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裏程碑。
毛主席繼續革命的要點：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必須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準則：不忘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國外帝國主義及其影響的存在，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外原因。國內資產階級及其影響的存在，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內原因。國內外階級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國內外敵人必然在黨內尋找代理人，因此，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出現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是反對修正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派，尤其是黨內上層的走資派。反對修正主義、革黨內走資派的命的主要方法或手段就是：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兩麵派文化》是屬於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醜陋的那部分。走資派鄧小平醜陋的兩麵派文化是貫穿他的一生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主要特點是跟著利益走，會見風使舵，這種機會主義的投機可以說貫穿著他的一生。縱觀鄧小平建國以來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組織領導者。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劉少奇和鄧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領導者和組織者。直到1966年8月，兩個人配合默契，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第一個高潮。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批評了劉鄧主導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羅陸楊”，鎮壓群眾運動，混淆是非界限把批判矛頭對準己定性的"地富反壞右"。
“高饒事件”，鄧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批判高崗的積極者，因此取代了鐃涑石組織部長的職務，升任政治局委員、常委。他是後來的中央反右組長，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大躍進的中央一線領導者。在批判彭德懷、習仲勳、四清運動、批“彭羅陸楊”事件，以及支持劉少奇主導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麵衝鋒陷陣。作為與劉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對出現問題承擔責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這是他的拿手戲。
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做了多少次檢討目前搞不清楚，從公開資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檢查比較深刻。不僅列舉了派工作組的錯誤和產生的問題，高調表態擁護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認“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雖然鄧小平檢討深刻，對他的批判之聲並沒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兒鄧榕也開始揭發，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黑批示給劉誌堅專整學生家長”、“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
鄧小平《我的自述》：“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除此之外, 鄧小平有親筆寫過一篇理論文章嗎? 還是“白貓、黑貓”啊，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鄧小平還能"為人民服務"一點, 鄧小平篡權自己當權後就為人民幣服務、"為少數人先富服務"了。說是少數人其實言下之意就是鄧小平子女先富太露骨, 所以讓少數人先富就說得順了, 實踐證明這少數先富的資本家們不都很感謝鄧小平嗎。要說鄧小平的少數人先富是讓馬雲先富鬼都不信, 所以先富者們感謝鄧小平也隻是一頭賤。縱觀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內參與的曆次運動或事件中都是跟著利己走的，會見風使舵投其所好，不敢承擔責任，缺乏責任擔當，專門看著有能勝出的領導眼色行事，熱衷於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專營投機鑽營之術，這種“牆頭草”式機會主義的投機可以說貫穿著他的大半生。但在後小半生篡權上位大權在握時又是“一言堂”，“一霸手”，在用權上失去原則的束縛，就會像脫韁的野馬、失控的洪水，就會禍國殃民。
毛澤東在位時一直言聽行從, 自長征到文革。但毛澤東逝世後立馬翻臉。鄧小平在對華國鋒、劉伯承、劉少奇、高崗等許多人都是如此。就是對死忠鄧小平的趙紫陽、胡躍邦也是如此, 不合鄧小平意就立即讓其下台。剛上台在政治局召開生活會的時候，鄧小平對汪東興就破口大罵：“汪東興幾乎每一次開會都要出來唱唱反調，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對任何問題都要說三道四，好像你汪東興什麽事情都知道似的……”。隻是己經判變投降的汪東興發表一些不同意見而已。
在政治局召開生活會的時候，汪東興指著剛剛發下來的《關於劉少奇的複查報告》，發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這麽匆匆忙忙地就給劉少奇同誌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講他過去有什麽問題，來個冷處理。現在這個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當初我就在中央項目組，有些揭發的核實明明就是我們一些很好的領導同誌批準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這些人身上去，容易產生種種的誤會，反而對我們現在的政策不利。將來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呢？”
“我！”隨著一聲大喝，鄧小平站了起來，“汪東興幾乎每一次開會都要出來唱唱反調，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對任何問題都要說三道四，好像你汪東興什麽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為當時就在項目組，所以你必須對當時一些問題要負一定的責任。這個責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幫’定的他們才應負責，就是在他們錯誤影響下所做的壞事也應該由他們來負。這個道理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從來就是這樣的。當初你們批判所謂劉鄧路線時，不也是把別人幹的事情算到我們頭上去了嗎？這有什麽奇怪的？還要你汪東興如此著急地說明！”
鄧小平剛說完，胡耀邦就開了腔：“大量的事實證明，汪東興這兩年來基本上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左’的路線上踏步不前，經過了許多人的幫助甚至批評，仍然沒有足夠的認識。我覺得，他繼續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經遠遠地不適應了。我建議在合適的時候是否調整一下他的職務。再說，這些日子來，揭發和反映汪東興問題的材料和報告源源不斷地到了中組部和中紀委。考慮到汪東興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有過功勞，我希望他還是應該慎重地考慮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動措施……”
這話，汪東興馬上意識到了——與其讓別人把自己趕出去，不如自己主動一些。於是說:"我決定還是自己辭職比較好，這樣對你們更好地執行你們的路線，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礙或阻力了。這未嚐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鄧小平馬上說：“好吧，汪東興剛剛提出他的辭職意見，我們還需要研究。不過，我個人認為他的這個意見是好的。'這時，吳德、陳錫聯、紀登奎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鄧小平的惡霸獨裁的真麵目露出來了。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像劉少奇那樣被打倒被批鬥，也不像一些老幹部那樣下台後保持沉默，聽天由命。他隻是形式上作為劉少奇體係二號人物“陪批”，一直在為重新上台進行反省和檢討，屬於毛澤東所指“可以教育好的幹部”。因而，他隻是被解職，沒有開除黨籍，而且幾次被啟用。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其實在能力上他不如劉少奇、陳雲，在打仗上他與林彪、劉伯承、粟裕、徐向前這些將帥相比是天地之差。
鄧小平是後來的中央反右組長，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大躍進的中央一線領導者。在批判彭德懷、習促勳、四清運動、批“彭羅陸楊”事件，以及支持劉少奇主導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麵衝鋒陷陣。
由於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矛盾，鄧小平受到了牽聯。作為與劉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對出現問題承擔責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這是他的拿手戲。
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做了多少次檢討目前搞不清楚，從公開資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檢查比較深刻。不僅列舉了派工作組的錯誤和產生的問題，高調表態擁護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認“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林彪同誌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主席報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最了解群眾和下邊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好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向林彪同誌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樣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經。”
如果說劉少奇是中央領導層吹捧毛澤東和提出毛澤東思想第一人的話，鄧小平則是中央領導層吹捧林彪的第一人。因為此時距林彪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僅兩個月，社會上對林彪的吹捧還沒有展開。
雖然鄧小平檢討深刻，對他的批判之聲並沒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兒鄧榕也開始揭發，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黑批示給劉誌堅專整學生家長”、“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
鄧小平最後被打倒，很可能是隨著工作組問題的被揭露，發現其中許多問題與鄧小平主政的中央書記處有關，而鄧小平仍然堅持對工作組一分為二看法的觀點不符合毛澤東否定工作組的立場。
鄧小平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寫《我的自述》是他的全麵總結和檢討，他寫道：“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林彪事件發生後，鄧小平就幾次寫信給毛澤東，在痛批劉少奇和林彪的基礎上，希望獲得重新出山的機會。他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澤東的信上說道：“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反革命集團。”、揭發林彪解放前“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曆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拒絕到朝鮮作戰”、“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說自己“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可以為黨”。當然忘不了想重新出山“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
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檢查的發言稿，毛澤東的批語也不同。對劉少奇他寫道：“少奇同誌：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誌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1966年9月14日。）
對鄧小平的發言稿，毛澤東寫道：“小平同誌：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誌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966年10月22日。）
鄧小平這種深刻檢查的誠肯態度確實起了作用，雖然毛澤東想讓鄧小平九大進中央委員的想法沒有實現，卻在1973年3月10日恢複了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後來鄧小平又做了幾次檢查，第一次是197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二次是1976年1月3日的書麵檢討。毛澤東批示“印發政治局討論。”。鄧小平又給毛澤東寫信，信中寫道：“同誌們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分析批判和幫助，使我認識到上次檢查不足。”並附上了新的“補充檢討”。並說：“對我批判的會議，還要繼續開，我除了繼續聽批判外，還希望能夠向主席當麵陳述對於自己錯誤的認識，聽取主席的教誨。當然，要在主席認為可以的時候。”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對鄧小平的特殊政治保護可以說仁至義盡，麵對一個慣於說慌的孩子，他這個“大家長”可以說是愛恨交加。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中承認：“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麽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的動員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和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鬥，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
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的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誌正確的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大方向的正確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誌負擔。不少工作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慚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誌。
北京兩個多月的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和我兩個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以後，不久就出現了壓製，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誌中，以陳伯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或不派工作組的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誌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至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向毛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隻會犯嚴重錯誤而不會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誌指導方針的。“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份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會印發了這張大字報，並附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的中國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鐵打的江山，完成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賦予我們光榮的曆史使命。”隨後，北京大學的代表聶元梓、各地的學生代表先後發了言。大會結束以後，百萬群眾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參加接見的有50萬人。
請注意：鄧小平在撿討中說：“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
以及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毛澤東說：“可是在50多天裏......“
這裏都有一個《五十多天》和《50多天裏》。指的是同一段時間，這個時間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5月16日》這個日子在當時很特殊，即《五一六通知》發出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走資派司令部發的綱領）進行了全麵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這是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在這之前是劉鄧彭等走資派搞的文革。
五一六通知：” 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誌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誌在1965年9月至10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誌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隻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誌和其他同誌，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要求廣播和發表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從此，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無論有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論指出：“一場勢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國興起！”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指出：“為陸平、彭佩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全國各地和北京各單位革命群眾紛紛聲援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師生一馬當先，貼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報，排炮猛轟黨內走資派。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這是觸及靈魂的問題。”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眾運動嚇得要死，鄧小平召見胡克實，下令“團中央協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
黨內最大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憑他們的反革命嗅覺，預感到自己末日即將到來，急急忙忙調兵遣將，把黑幹將陶鑄、王任重之流塞進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圖奪回失去的陣地。當群眾運動風起雲湧，把鬥爭的矛頭明確地、尖銳地、毫不含糊地對準資產階級司令部時，劉、鄧、彭等走資派幾十年來偽裝革命的遮羞布不裝了，然而個個都赤膊上陣，迫不及待地炮製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出大量工作組，去控製局勢，鎮壓革命。
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圍繞著工作組問題。激烈地鬥爭。鬥爭的焦點是要不要發動群眾起來革命。是不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劉、鄧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機會，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指使工作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幹擾”、“抓遊魚”，瘋狂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妄圖把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則堅決支持革命派起來踢開工作組，自己鬧革命。
在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激烈鬥爭的緊急關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麵臨被劉、鄧一夥扼殺的危險時候，毛主席回到了北京，親自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寫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主持製定了《十六條》。毛主席以最大的決心不惜粉身碎骨，以最宏偉的膽略，在年老體弱時以最果斷的措施，公開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號召和率領億萬文化革命大軍起來直搗資產階級司令部，鏟除資本主義複辟的最大危險。
於是，走資派們到處調兵遣將，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了工作組。繼六月五日張承先進駐北大建立臨時政府後：六月五日，鄧小平派工作組進了北師大附中；六月六日，孫友漁為首的工作組進了北師大；六月八日，北航院黨委迎來了以趙如璋為首的工作組；六月九日，葉林帶著五百多人的龐大隊伍開進了清華園，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組成的地質部鄒家尤工作隊到了北京地質學院；薄一波從工交各部抽調大批幹部，陸續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胡克實抽調了一千五百多名幹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學校；僅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劉鄧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裏劉鄧走資派們對造反派紅衛兵進行了瘋狂的鎮壓。
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裏大鎮壓》，如同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人們總在攻擊毛澤東。其實當初毛澤東在國民黨裏當個部長為中國農民做些事情。是蔣介石逼上井崗山組建了紅軍。文革中的鄧小平逼著毛澤東讓他下台住將軍樓喝茅胎打橋牌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隻是想讓鄧小平們不要複辟資本主義而己。毛澤東在對待不同政見者從來重視教育而非消滅肉體的。鄧小平在一線領導十年不匯報，在蔣介石手下恐怕沒那麽幸運了，不是被暗殺就是早下台。毛澤東在逝世前也將鄧趕下台了，鄧小平自吹能“三上三下“的三上是華國鋒讓鄧上的。然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教訓是：對於死不改悔的兩麵派人要多加防範。血的教訓啊！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隻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誌們要看作好事。”(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隻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隻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隻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
“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要不斷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外的一切立誌改革的誌士仁人共同工作。”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說：“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根本區別。”
“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摘自《紅旗》雜誌1967年第7期評論員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鬥爭大方向》——學習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
“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很可能是法西斯專政。”
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險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引自《二十世紀中國大事全書》1965年8月，主席在談話中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10月10日，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966年3月4日，毛主席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凡是有人在中央搗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總要有個×萬噸的鋼鐵廠，能製造機器，製造武器。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964年5、6月間，毛主席在一次會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中央，各個省要頂住。6月14日又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引自袁永鬆、王均偉著《左傾二十年》267頁)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7.23)
1965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頁)
1965年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把他的話傳達下去。傳達到縣，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各省委要頂住修正主義中央。”(2002年1月18日《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頁)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見《王任重日記》，1966年5月11日)
毛主席在1960年談到一些變質的幹部時指出：“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毛澤東傳，1115頁)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著我對他們的希望，記著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於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就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
毛主席接著說，我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項觀奇拜會戚本禹：毛主席談他為什麽要接見紅衛兵)
“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隻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頁)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矛盾論》)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立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72至373頁)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後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著，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在人民大眾方麵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做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9頁)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赱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轉引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赱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
“在世界上，不論什麽國家，不論什麽地方，哪裏有壓迫，那裏必定有反抗;哪裏有修正主義，那裏必定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它對抗;哪裏用開除黨籍等等分裂主義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裏勢必產生新的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產生強大的革命政黨。”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主席在1966年5月5日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時說：“有的時候我也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
通過“五一六通知”後不久，毛主席在6月10日同越南勞動黨中央主席胡誌明的談話中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誌，都將在他們麵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就是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派》。什麽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呢？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主要論點就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這些論點主要出現在"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被概括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後的一九七六年，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卻不得不麵對文化大革命失敗，反修防修失敗的巨大風險。這個我們可以從這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與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後一次集體會見時的談話中可以見到。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為什麽毛主席會覺得文化大革命會失敗，反修防修會失敗呢？毛主席的解釋是"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這些反對文化大革命,要算文化大革命帳的代表人物就是鄧小平，這個我們可以從《鄧選二卷》某頁的一段話就可以看出來"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本
身的願望來說，是處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誌在內。"對文化革命不理解、有抵觸、不滿意的代表人物則是葉劍英，這個我們可以從葉劍英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稿中可以看出來"問題在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麽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好像原話是"啥子修正主義，誰也搞不懂？"。文革十年了，一大批老同誌還不知道什麽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又如何能夠取得反修防修的勝利呢？
那到底什麽是修正主義呢？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的講話中提到了修正主義，把修正主義等同於右傾機會主義。
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
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十幾天後的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主席更是明確了修正主義，並提出了要對修正主義展開批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之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03頁 。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我們知道馬列主義的某些結論是錯誤的，如果全部照搬馬列主義的結論，必定會犯嚴重的教條錯誤，就會斷送中國革命，斷送中國的無產階級政權。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多次發生教條主義錯誤，對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那到底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絕對不能否定呢？否定了它就是搞修正主義，堅持了它就是搞馬列主義呢?
我們知道馬列主義是為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的理論，他宣揚的是勞動創造價值，人民創造曆史。所以，個人認為這個不容否定的馬列主義基本原則、普遍真理就是："依靠勞動人民無產階級，為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同樣的推理，資本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普遍真理就是："依靠資產階級，為資本家服務"。
如果中國共產黨依靠的對象不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不是無產階級，那肯定搞的不是馬列主義而是修正主義。隻有依靠的對象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才能夠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才不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
如果依靠的對象不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剝削階級那肯定會被資產階級利益代表人逐步奪取權力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路線實際上就是妄想依靠資產階級來為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的路線。
建國以後，黨的工作重心已經由軍事鬥爭轉為經濟工作。軍事鬥爭有路線問題，曆史已經給了我們清晰的回答。經濟工作同樣有路線問題，同樣有依靠誰的問題。依靠誰來發展經濟，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給了不同的回答。
毛澤東時代依靠誰大家都很清楚，至於鄧小平時代依靠誰可能會有不同意見。用改革開放以來的兩個名詞來說明走資派鄧小平到底是依靠誰？一個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廠長負責製"，一個是現在的"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廠長負責製"很清晰的告訴我們發展經濟已經不是依靠無產階級勞動人民了，而是依靠一小撮精英廠長、經理們了。
改革了四十多年，發展經濟所依靠的對象也變成了"海外戰略投資者"，現在振興中國喊的最響的就是"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依靠的對象也變成了外國資本家，振興東北經濟看來是要依靠美國、日本的剝削階級了，這就是中央政府製定的振興東北的國策。
現在中央政府的路線是馬列主義路線還是修正主義路線，就不用再說了。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依靠的對象是剝削階級，還能夠走社會主義道路嗎？隻有那些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才會說能夠。
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如何把一頭大象裝進冰箱？"，答案是：把一隻貓裝進冰箱，然後大肆宣揚貓也是大象來給無產階級洗腦,還謂之曰"解放思想"。依靠剝削階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實際上和大肆宣揚貓也是大象的人屬於同一類。現在不是有主流學者宣揚股份製也是公有製嗎？按這些人的推理，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由於股份製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資本主義國家也全部變成了公有製國家，也全部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什麽叫指鹿為馬，顛倒黑白？這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指鹿為馬，顛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