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初，這首誕生於黃土高原的民歌用樸實的語言，唱出了人民群眾對毛澤東主席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深情。幾經改編和廣為傳唱後，《東方紅》不僅創造了演唱人數和演唱次數的紀錄，還曾搭乘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飛向太空，唱響世界。
一曲《東方紅》唱出了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帶領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永續奮鬥的信念和決心。時至如今，每每響起，仍能激蕩你我心緒，曆久彌新。
用最樸實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陝北大地的心聲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東方紅》，中國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這首中國人家喻戶曉、激昂雄渾的經典革命老歌曾激勵了幾代人。對於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初的陝西省政協委員、延安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張小兵而言，這是沁入血液的記憶。在那個大多數人捧著廣播聽世界的年代，晨間一曲《東方紅》、暮色下《國際歌》奏罷後再關上那個方匣子，這頗具儀式感的一天才算完整，“對我們那代人來說，《東方紅》是最熟悉的旋律。”張小兵說。
關於《東方紅》的創作起源，說法眾多。有說法認為它的最初原型是一首叫做《你叫妹妹不放心》的陝北民歌，有人則認為，它其實起源於另一首流傳於陝北和晉西北的民歌《芝麻油》。然而，對比這兩首歌曲不難發現，歌詞雖然大不相同，曲調卻相差無幾。
沒有人說得清，這曲調誕生於何時、創作者是誰、它的第一版歌詞是什麽。這首曲子已經在黃土高原的山坳坳裏，在黃河兩岸，流傳了幾個世紀。晉、陝大地上的一代代後生，在貧瘠的土地上，在黃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吊起嗓子唱著那一句句親昵的歌詞，抒發著心中的情愛喜樂。
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共產黨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窮苦人翻身做了主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黃土地上的老百姓開始過上了好日子。而以信天遊為代表的陝北民歌開始融入革命色彩，謳歌火熱的邊區生活，紛紛用歌聲表達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擁護。
1938年，音樂家安波等人為這曲小調重新填詞創作了一首反映抗日內容的《騎白馬》：“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嘿喲，打日本就顧不上”。幾年之後，以《騎白馬》為範本，日後唱響全中國的那首《東方紅》在延安以北200多公裏外的一個小縣城裏開始萌芽。
半個多世紀以來，佳縣農民李有源、李增正兩叔侄的創作故事流傳已廣。七八十年後，李有源的孫子李錦鵬在采訪中這樣描述這首歌的誕生：“1942年的一天早晨，我爺爺起身掏糞，當他走到一個山峁上時，一輪紅日從東方升起照到他身上，照亮了佳縣古城，照亮了黃土高原，照得他身上暖洋洋的。他突然停住腳步，自言自語地說‘把毛主席比作太陽，不是最恰當嗎？’因此他就即興唱到：‘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李有源是個苦水裏泡大的莊稼漢，直到家鄉“鬧紅”，他和其他窮苦人才真正翻了身做主人。因此他打心眼裏感激中國共產黨，感激黨的領袖毛澤東。不斷充實後，李有源將歌曲唱給了侄子李增正，後者在春節鬧秧歌時，把這首歌唱響了整個佳縣縣城。翻身做主人的勞苦大眾，用最樸實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陝北大地的心聲：“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哪裏有了共產黨，哪裏人民得解放……”
“他和人民之間有一種親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遠生活在群眾之中”
1943年冬天，邊區政府在佳縣縣城附近組織起一支移民隊，到延安一帶墾荒，陝北人把這叫“走南路”，作為移民大隊的副隊長李增正領著鄉親們一路唱著“東方紅，太陽升”南下，將這首歌傳唱開來。
歌者唱的起勁，聽者聽的入神，文藝工作者聽到後更是如獲至寶。魯藝民歌研究會收集到的《東方紅》，在1945年被魯藝組織的“挺進東北幹部團”帶到了沈陽，在劉熾、王大化、高陽、田方、公木的修改完善下在沈陽正式演出，一曲《東方紅》天下盡知。
在張小兵看來，《東方紅》以樸實的語言，唱出了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深情。“為什麽陝北群眾會如此擁護共產黨？這是因為共產黨心中同樣裝著群眾。”
共產黨治理下的延安，與當時的中國有著太多的不同。一位作家寫道：“那是一個奮發的時代，一個朝氣蓬勃的年代。一個黨和人民、領袖和群眾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創造英雄史詩的年代……”
“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張小兵認為，在半個多世紀的流傳中，這首歌之所以能成為刻在國人細胞中的紅色基因，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將人民的利益視作黨的最高利益。
“我們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的十多年時間裏，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始終為老百姓謀福利。老百姓得了實惠、得了好處，自然覺得共產黨好，自然心甘情願聽黨的話、跟黨走。”張小兵說，“真正贏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恪守了自己的群眾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群眾，才可能一切依靠群眾。”
張小兵經常給來延安學習培訓的學員講述一個故事：1944年，毛澤東得知侯家溝有兩個村莊的婦女不能生育孩子，便找來當時的中共延安市委書記張漢武詢問情況並建議請中央醫院去化驗一下水。張漢武回答：“好是好，隻怕這種小事醫院不願幹。”對此，毛澤東嚴肅指出，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人民的疾苦絕非小事！應當讓醫院派人去。經過化驗，果然發現村裏的水中有大量有害物質，影響了婦女生育，醫院很快幫助群眾解決了飲水問題。
張小兵說，毛澤東在陝北延安時期，雖然工作很忙，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但總要抽出時間或利用一點一滴的空閑，深入群眾，與他們交往，詢問他們的生產生活情況；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與群眾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在張思德追悼會上，毛澤東用一篇通俗易懂的演講，生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宗旨：為人民服務！
正如英籍華人女作家韓素音在《早晨的洪流：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一書中的評價：“他和人民之間有一種親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遠生活在群眾之中。”
必將穿越時空，成為永恒的經典
新中國成立後，《東方紅》演變為響徹中華大地的經典聖歌。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莊嚴時刻，奏響的背景音樂就是《東方紅》。
進入上世紀60年代，《東方紅》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為紀念新中國成立15周年，由周恩來總理親自策劃和指揮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不僅以《東方紅》命名，而且將這首歌改編成交響合唱曲，用於全台戲的序幕。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演出，成就了那個時代文藝界空前的盛舉。
80多年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延安戰鬥和生活了13年。在那個積貧積弱、戰火紛飛的年代，延安保留住了紅色中國的火種。80多年以後，這片“紅色聖地”的故事又不止於曆史，它也在用自身經濟的發展和產業轉型書寫著當下和未來。張小兵告訴記者，如今，“延安蘋果”“洛川蘋果”已經發展成家喻戶曉的品牌。蘋果也成為全市覆蓋麵最廣、從業人數最多、持續效益最好、對農民增收貢獻最大的特色產業。
此外，延安充分利用當地的445處革命舊址，依托景區旅遊資源優勢，大力發展旅遊配套產業。從對礦產資源的依賴，到走現代農業之路，加上紅色旅遊帶動生態旅遊發展，一個多元化發展的革命老區正在煥發新機。
走進新時代，這首誕生於黃土高原民間音樂沃土，表達人民樸素心聲的歌，又通過民歌新唱等形式被演繹為多種版本。《東方紅》唱出了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帶領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永續奮鬥的信念和決心，必將穿越時空，成為永恒的經典。
在這裏，我們還要著重地說一說我國和外國的關係問題。
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從來都是相互支持的。對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和兄弟組織，全世界的廣大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許多友好國家、友好團體和人士，都給了我們熱情的讚揚和支持。我在此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我們堅決保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同他們一道，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當前世界的總趨勢，還是毛主席說的那兩句話：“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一方麵，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蓬勃高漲。越南南方、老撾、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勒斯坦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的武裝鬥爭日益壯大。“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真理日益為廣大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心髒”地區，暴發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眾運動。越來越多的人民正在覺醒。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和兄弟組織，正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本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另一方麵，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陷於政治經濟的危機，內外交困，走投無路。他們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在反華、反共、反人民、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方麵，他們互相配合，狼狽為奸。在爭奪原料、市場、附庸國、戰略要地和勢力範圍方麵，他們勾心鬥角，互相傾軋。他們為了實現各自的野心，都在擴軍備戰。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在生產資料私有製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頁）列寧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頁）列寧的這些科學論斷並沒有過時。
毛主席最近指出：“關於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製止戰爭。”這是因為，當代的世界存在著四大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據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經驗，可以斷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戰強加在世界人民頭上，那隻會大大加速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全世界人民起來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統統送進墳墓。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毛主席指出的這個偉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鬥誌，指引著我們在同帝、修、反的鬥爭中不斷取得勝利。
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本質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國主義這個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越來越走下坡路。尼克鬆上台以後，麵臨著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和無法擺脫的經濟危機，麵臨著全世界人民和國內人民群眾的巨大反抗，麵臨著帝國主義國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的困難局麵。尼克鬆拿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隻好同他的前任一樣，繼續玩弄反革命的兩手，表麵上裝出一副“愛好和平”的樣子，實際上更大規模地擴軍備戰。美國的軍費開支，逐年增加。美帝國主義至今還霸占著我國領土台灣。它把侵略軍隊派到很多國家，還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軍事基地和軍事設施。它搞了那麽多飛機、大炮，那麽多核彈、導彈。這一切，是為了什麽？是用來嚇唬人民、鎮壓人民、屠殺人民、霸占世界的。而這樣做的結果，就使它到處陷入與人民為敵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包圍和痛擊之中，並且必將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規模的革命。
蘇修叛徒集團也是紙老虎。它的社會帝國主義的麵目，暴露得越來越清楚了。還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剛剛冒頭的時候，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現代修正主義對世界革命事業的嚴重危害。毛主席領導全黨，同以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恩維爾?霍查同誌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道，從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同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使全世界人民在鬥爭中逐步學會區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假社會主義，使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宣告破產。同時，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堅決批判了劉少奇投降帝、修、反，撲滅各國革命運動的修正主義路線，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履行了我們黨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蘇修叛徒集團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內外困難越來越嚴重，就更加瘋狂地實行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對內，加緊鎮壓蘇聯人民，加緊全麵複辟資本主義。對外，加緊勾結美帝，加緊鎮壓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加緊控製和剝削東歐各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加緊同美帝爭奪中東和其他地區，加緊對我國的侵略威脅。派幾十萬軍隊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對我國領土珍寶島進行武裝挑釁，就是蘇修最近的兩次醜惡表演。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奪作辯護，它鼓吹什麽“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這一套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你的主權是“有限”的，他的主權是無限的。你不服從嗎？他就對你實行“國際專政”即對各國人民專政，以便組成新沙皇統治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即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美國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樣。列寧痛斥第二國際的叛徒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即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頁）這完全適用於今天由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組成的蘇修叛徒集團。我們堅信：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一定會起來推翻這一小撮叛徒集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誌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由於蘇聯政府一手製造了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的事件，中蘇邊界問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蘇邊界問題，同我國和其他一些鄰國之間的邊界問題一樣，是曆史遺留下來的。對這些問題，我們黨和我國政府一貫主張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談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在解決以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衝突。根據這個主張，我國先後同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鄰國圓滿地解決了同他們的邊界問題。隻有蘇聯、印度同我國的邊界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中印邊界問題，我國政府同印度政府進行過多次談判。由於印度反動政府繼承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不僅要我們承認舊中國曆屆反動政府都沒有承認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而且還妄圖進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國管轄之下的阿克賽欽地區，從而破壞了中印邊界談判，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蘇邊界問題，是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紀下半葉，那時中俄兩國人民都處於無權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強加給中國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割去了大片中國領土，還在許多地方越過不平等條約規定的邊界線，進一步侵占中國領土。這種強盜行徑，曾經遭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憤怒譴責。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偉大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鄭重宣布：“以前俄國曆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地歸還中國。”（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宣言》）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列寧的這個無產階級政策，沒有能夠得到實現。
我國政府本著對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早在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後兩次主動向蘇聯政府建議舉行談判，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一九六四年，中蘇雙方在北京開始談判。盡管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沙皇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我們從維護中蘇兩國人民革命友誼的願望出發，仍然主張以這些條約為基礎解決邊界問題。但是，蘇修叛徒集團背叛列寧的無產階級政策，堅持新沙皇的社會帝國主義立場，拒不承認這些條約是不平等的，還堅持要我國承認他們違約侵占和企圖侵占的中國領土都是屬於蘇聯的。蘇聯政府這種大國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立場，使談判遭到了破壞。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蘇修叛徒集團變本加厲地破壞邊界現狀，一再挑起邊界事端，槍殺我手無寸鐵的漁民、農民，侵犯我國主權。最近，他們更連續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我邊防部隊忍無可忍，實行自衛還擊，給了侵略者應有的打擊，勝利地保衛了我國神聖的領土。為了擺脫他們的狼狽處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國領導人通電話。三月二十二日，我國政府立即用備忘錄答複他們，說明“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係，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麽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一方麵仍然堅持其頑固的侵略者的立場，一方麵表示願意恢複“協商”。對此，我國政府正在考慮給予答複。
我們黨和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在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我們的無產階級對外政策，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堅持實行的政策。我們過去是這樣做的，今後也仍然堅持這樣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進行黨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正如毛主席向全黨指出的那樣：“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毛主席的指示，確定了我們整黨建黨的政治方向。
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設起來的黨。從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我們的黨，經曆了武裝奪取政權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長期鬥爭。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黨始終站在革命戰爭和革命鬥爭的最前線。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在國內外敵人極其強大、情況十分複雜的環境中，我們黨領導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前仆後繼，英勇奮鬥，才使黨從最初隻有幾十個成員的共產主義小組，發展成今天領導著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我們深深懂得，離開了人民的武裝鬥爭，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要永遠記住毛主席的教導：“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誌都不要忘記。”
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半個世紀以來，毛主席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鬥爭中，在領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鬥爭中，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哲學等各個方麵，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黨的全部曆史，證明了一條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就受挫折，就失敗；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的黨就前進，就勝利。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經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毛主席在談到整黨建黨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髒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毛主席用這個生動的比喻，講出了黨內矛盾的辯證法。“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黨內兩條路線的對立和鬥爭，是社會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鬥爭，沒有吐故納新，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關於黨內矛盾的理論，是今後進行整黨建黨的根本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曆史。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王明的先是“左”傾後是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紅軍的路線，戰勝了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聯盟，經過長期鬥爭，又粉碎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我們黨正是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特別是在戰勝了對黨危害最大的陳獨秀、王明、劉少奇這三個叛徒集團的鬥爭中，鞏固、發展、壯大起來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曆史時期，無產階級的專政和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經過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實現的。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不能正確地解決黨的建設問題，建設一個什麽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
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建黨路線，正是從根本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黨的建設的理論。當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重要時刻，劉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養》，其目的就是為了推翻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產階級專政。劉少奇在抄錄我們在前麵引證過的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話時，再一次故意刪去了“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這個最重要的結論，明確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麵目。劉少奇還繼續散布“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作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即“吃小虧占大便宜”）等等反動謬論，就是妄圖腐蝕和瓦解我們的黨，使黨員越“養”越“修”，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和平演變”為修正主義的黨，使無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應當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徹底肅清它的惡劣影響。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的曆史上一次最廣泛、最深刻的整黨運動。各級黨組織，廣大的共產黨員，經受了兩條路線的劇烈鬥爭，經受了大規模階級鬥爭的考驗，經受了黨內外革命群眾的審查。使黨員和幹部經了風雨，見了世麵，提高了階級覺悟和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這場大革命告訴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必須向廣大黨員進行階級、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教育。必須在黨內外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把叛徒、特務和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分子清除出黨，把大風大浪中經過考驗的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吸收入黨。必須努力使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必須使黨員真正做到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使黨員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鬥的作風。隻有這樣，黨才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教導我們：“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複講。隻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的學習和宣傳，對兩條路線鬥爭史的學習和宣傳，對毛主席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的學習和宣傳，都不能隻進行一次，而要反複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隻有這樣，才能使錯誤路線和錯誤傾向剛冒頭時，就受到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批判和抵製，保證我們黨始終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正確航道勝利前進。
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是修改黨的章程。中央已將黨章草案提請大會討論。這個草案是全黨和全國革命群眾共同參加起草的。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層黨組織參加修改黨章以來，中央收到了幾千份草案。黨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這個基礎上，製定了黨章草案以後，全黨、全軍、全國廣大革命群眾又一次進行了熱烈的認真的討論。可以說，新黨章草案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產物，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廣大革命群眾的意誌，是黨一貫堅持的民主集中製和群眾路線的生動表現。特別重要的是，黨章草案重新明確規定了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劉少奇修正主義建黨路線的偉大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中央相信，經過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以後，我們的黨一定能夠按照新黨章的規定，建設得更加偉大、更加光榮、更加正確。
為了繼續進行上層建築領域中的革命，必須認真執行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條》中，早已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確規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階段，要認真注意政策”等一係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項政策具體化了。
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包括知識分子政策，幹部政策，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對待群眾組織的政策，對敵鬥爭的政策，經濟政策等等，總的題目就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
從舊學校中培養的知識分子，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或者願意同工農兵結合的。應當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對於那些結合得好的，對於那些積極上山下鄉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要予以鼓勵。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們：“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要“實行馬克思所說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
對於犯錯誤的人，必須著重於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
對於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並得到群眾的諒解以後，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並鼓勵他們到工農群眾中去，改造世界觀。
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
毛主席最近指出：“無產階級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的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
在對敵鬥爭中，必須執行毛主席曆來主張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政策。“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
要執行毛主席關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給出路”的政策。我們主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對敵人實行專政。對於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查出的壞人或可疑分子，除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都應當采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
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把這一部分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分化瓦解敵人。
落實黨的各項政策，要具體地研究本單位的情況。凡是革命大聯合還不夠鞏固的地方，應當幫助廣大革命群眾在革命的原則下，實行按係統、按行業、按班級的革命大聯合，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凡是階級隊伍還沒有清理、或者剛剛開始清理的單位，必須按照黨的政策，抓緊做好。
已經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單位，應當根據毛主席對鬥、批、改各個階段的指示，抓緊其他各項工作。
同時，要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壞人又囂張起來怎麽辦？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階級敵人如果再興風作浪，發動群眾把他們再一次鬥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條》中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
我國農業生產連年獲得豐收，工業生產、科學技術也出現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麵，廣大勞動人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許多工礦企業不斷刷新生產紀錄，創造了曆史上最高生產水平，技術革命正在不斷發展。市場繁榮，物價穩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們全部還清了公債。我國已經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
“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
毛主席總是教育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頁）
列寧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經濟平列起來，也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同上）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不搞上層建築的革命，不發動廣大工農群眾，不批判修正主義路線，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來，不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怎麽可能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呢？
這並不是以革命代替生產，而是要用革命統帥生產，促進生產，帶動生產。
我們必須根據毛主席“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根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思想，“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等一係列方針，進行調查研究，積極而又穩妥地解決經濟戰線上鬥、批、改的許多政策問題。
要充分發揮各族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可以斷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必將繼續促使經濟戰線和我們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出現新的躍進。
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戴高帽遊街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對“地富反右壞”的階級鬥爭。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發生的《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全麵深入地研究這個運動，以及準確全麵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導這個運動的相關指導思想，特別是研究中共中央具體負責領導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劉少奇的相關指導思想，對於深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研究，對於科學地總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對於深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曆史進程的研究，對於深化掛帥領導《四清運動》第一線主要領導人物劉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對於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三自一包》即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於1962年推出的農村經濟政策，“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場及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時任副總理鄧子恢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毛澤東明確反對這項政策，認為這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製度”。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三自一包政策成為農村經濟改革的主要政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有緊密聯係。1980年，劉少奇獲得徹底平反。真正徹底地“解散了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也徹底地搞垮社會主義製度”。這是鄧小平用實踐反證了毛澤東當時反對的是事實，也是必須反對才是對工人農民著想的。
走資派們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這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也被實踐證明了的。然而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認同中國這個新資本主義，而是要滅掉中國時，就是如今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所麵臨的現實。
毛澤東將當時對“大躍進”的否定概括為“三風”，即“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毛澤東曾多次說過，修正主義就是對外搞“三和一少”，對內搞“三自一包”。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澤東先後兩次會見外國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批評中共黨內有人不講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並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
走資派篡權上台後《關於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報》，指出：康生、“四人幫”等人強加於中聯部和整個外事戰線的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應予平反。強加於王稼祥等同誌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該推倒。
毛澤東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他說："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
毛澤東認為必須"重新提起階級鬥爭"，他說："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複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所以我們從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於是，在毛澤東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已勢在必行。
從國際形勢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蘇關係的破裂以及周邊局勢的惡化，引發毛澤東對"反修防修"的戰略思考。新中國建國後中蘇關係經曆了曲折而又複雜的曆史進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兩個方麵：
一是意識形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評價斯大林、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等問題上，這使毛澤東明確地認識到，蘇聯的領導現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認為南斯拉夫和蘇聯都已變成"修正主義"，而且中國國內存在著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
二是蘇聯對中國國內政策特別是"三麵紅旗"的批評。1958年11月30日，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說："中國人正在組織公社。在蘇聯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嚐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蘇聯對"三麵紅旗"的批評，激怒了正在廬山的毛澤東。他給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寫信指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與此同時，中國的周邊環境也日趨緊張。客觀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在繼續，美蘇之間既對抗又在進行單獨的大國政治和軍事交易；中印邊境上的衝突與對抗正在加劇；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火日益擴大；美國和國民黨蔣介石不時對大陸東南沿海進行騷擾等等。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更加警覺。1962年8、9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出修正主義。他明確說道："要花幾年功夫，對幹部進行教育，把幹部輪訓搞好，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國家"走向反麵"。不久之後，一場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為主旨的四清運動在中國展開了。
1963-1966年在中國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城鄉社教運動。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決定在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製定出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前十條”對 “四清”運動的任務、政策、方法作了規定，對農村形勢作了“左”的估計，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對黨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把反革命氣焰壓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在黨內傳達。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又討論製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後十條”在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同時，指出了團結95%以上的農民群眾和農村幹部的重要性，規定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以及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等政策。
此後，各地在試點的基礎上、在部分縣、社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整頓幹部作風，解決幹部、群眾之間的矛盾，防止在中國發生修正主義和“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製度。農村的社教運動開始以 “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為主，城市的社教運動為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後期都發展成為 “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四個方麵，通稱為“四清”。對改變農村幹部的作風，完善基層財務、保管製度，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有積極意義。
毛澤東說："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他還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於3月1日發出，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
會議以後，毛澤東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談反對修正主義的較多，講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較少。據此，毛澤東認為，對這個問題許多人印象不深，沒有引起各級幹部的足夠重視。作為一線領導的劉少奇鄧小平領導“四清“運動。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還下鄉搞試點，將矛頭對準早己定性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
劉少奇鄧小平還派工作組用《後十條》的頒布以及奪基層幹部權的王光美的試點樣板在全國推廣，四清運動進入了一個鬥爭“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階段，即大兵團作戰搞四清。
中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根據中央劉少奇的指示精神，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
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調31378人，參加點上的運動。江西省農村四清組成七個工作團，參加工作隊的幹部29138人。
四清運動就是這樣被劉少奇的極"左"思潮的影響，而這一時期又不斷強調反右傾，強調大兵團作戰，這樣，就使搞運動的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一階段更嚴重、更尖銳，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領導權不掌握在共產黨手裏，展開了奪權鬥爭，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麵過寬、鬥爭過火等嚴重局麵。
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對四清運動也非常重視，並於1963年11月親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進行四清。國內嚴峻的現實，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就使四清運動在各地開展要，而且四清運動也走向了高潮。又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麵。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地進行公判，打擊其反動氣焰，對大部分則采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工作組對農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壞、右，也要宣讀和講解這兩個文件，以利於對他們的教育和改造。試點後，中國各地的"五反"運動普遍進入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並清查出了一批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由於涉及的問題很多，情況也很複雜，既有敵我性質的問題，也有大量人民內部性質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產生嚴重後果。工作組四清的最大區別就是點上派出了強有力的工作隊，對農村各家各戶的階級成分進行複議、審定和重新登記，突出了階級鬥爭等。
這一階段的農村四清運動也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運動中發生幹部對社員打擊報複的案件。群眾打罵、體罰犯錯誤幹部的問題也比較嚴重。個別地方發生了自殺性事件。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重訂23條。
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這一階段，各地在認真學習貫徹《二十三條》的基礎上，對運動進行了重新部署和具體安排，並專門劃出一段時間進行清政治。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澤東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從而構成了這一階段運動的獨特景觀。
這一階段運動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把運動的重點轉向整中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為"文革"的發動做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準備。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澤東視察山東、安徽、江蘇、上海與各省市領導談話時，主要內容是談打仗、備戰，抓好生產，對四清談的很少，同時，毛澤東對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滿，認為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而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了。
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派主張《三和一少》。
什麽是《三和一少》呢？
《三和》就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就是對尼赫魯那樣的反動派也要和。
《一少》就是：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一點，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之後，借用改革開放為名的特色政府國策就是《三和一少》。
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證實了當年毛澤東是對的。《當年毛澤東是對的》，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晚年對《文革》最重要總結。如今特色走資派用四十年證明了，走資派是《不講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三和一少》是走資派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走資派們的國內綱領。》
到了近幾年，國內的資本家和官員的自私自利泛濫，剝削壓迫貪腐成災，社會風氣敗壞。走資派在國外想當《洋奴才》想《和》也和不成了。又揀起了毛澤東時代的《自力更生》來了。這幾天又聽說要特色黨內耍搞《自我革命》來了。
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毛澤東同誌在會見金日成同誌時候的講話：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個黨也是如此，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什麽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就是對尼赫魯那樣的反動派也要和。“一少”是：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一點，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些話我和好多人都講過，如日本的宮本顯治，新西蘭的威爾科克斯，還有印度尼西亞的同誌。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麽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假如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
我們是打了預防針的。向全體人民進行了反修正主義的教育，要反對新的資產階級。新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這號人雖然為數不多，但很厲害，神通廣大，他們能夠從廣州弄到自行車，用飛機運到河北高價出售。這個人還是一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如果現在不加注意，他們就會泛濫起來，蘇聯現在不就泛濫起來了嗎？蘇共在最近的信中說，要對我們采取“集體措施”、“堅決的打擊”，我們等著看。“七評”搞了兩個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們在文章發表的前兩個星期才想出了一個題目：《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為了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掌權，從現在起，就要大講特講反修防修的鬥爭問題，大講特講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我擔心，我死以後，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
什麽樣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但我不希望中國變得像蘇聯那樣出現資本主義複辟。如果真的那樣，我們這麽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現在我還沒有死，就有人敢公開提出來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這些人還在，他們還不鬧翻天？
我們搞社會主義，搞經濟建設，都沒得經驗。蘇聯先搞了社會主義，在許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誤。我們這些國家怎樣搞？要根據各自國家的具體情況。中國是要搞社會主義的，這一條不能變。為了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複辟，所以我們才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兩麵派文化》是屬於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醜陋的那部分。走資派鄧小平醜陋的兩麵派文化是貫穿他的一生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主要特點是跟著利益走，會見風使舵，這種機會主義的投機可以說貫穿著他的一生。縱觀鄧小平建國以來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組織領導者。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劉少奇和鄧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領導者和組織者。直到1966年8月，兩個人配合默契，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第一個高潮。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批評了劉鄧主導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羅陸楊”，鎮壓群眾運動，混淆是非界限把批判矛頭對準己定性的"地富反壞右"。
“高饒事件”，鄧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批判高崗的積極者，因此取代了鐃涑石組織部長的職務，升任政治局委員、常委。他是後來的中央反右組長，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大躍進的中央一線領導者。在批判彭德懷、習仲勳、四清運動、批“彭羅陸楊”事件，以及支持劉少奇主導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麵衝鋒陷陣。作為與劉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對出現問題承擔責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這是他的拿手戲。
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做了多少次檢討目前搞不清楚，從公開資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檢查比較深刻。不僅列舉了派工作組的錯誤和產生的問題，高調表態擁護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認“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雖然鄧小平檢討深刻，對他的批判之聲並沒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兒鄧榕也開始揭發，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黑批示給劉誌堅專整學生家長”、“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
鄧小平《我的自述》：“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除此之外, 鄧小平有親筆寫過一篇理論文章嗎? 還是“白貓、黑貓”啊，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鄧小平還能"為人民服務"一點, 鄧小平篡權自己當權後就為人民幣服務、"為少數人先富服務"了。說是少數人其實言下之意就是鄧小平子女先富太露骨, 所以讓少數人先富就說得順了, 實踐證明這少數先富的資本家們不都很感謝鄧小平嗎。要說鄧小平的少數人先富是讓馬雲先富鬼都不信, 所以先富者們感謝鄧小平也隻是一頭賤。縱觀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內參與的曆次運動或事件中都是跟著利己走的，會見風使舵投其所好，不敢承擔責任，缺乏責任擔當，專門看著有能勝出的領導眼色行事，熱衷於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專營投機鑽營之術，這種“牆頭草”式機會主義的投機可以說貫穿著他的大半生。但在後小半生篡權上位大權在握時又是“一言堂”，“一霸手”，在用權上失去原則的束縛，就會像脫韁的野馬、失控的洪水，就會禍國殃民。
毛澤東在位時一直言聽行從, 自長征到文革。但毛澤東逝世後立馬翻臉。鄧小平在對華國鋒、劉伯承、劉少奇、高崗等許多人都是如此。就是對死忠鄧小平的趙紫陽、胡躍邦也是如此, 不合鄧小平意就立即讓其下台。剛上台在政治局召開生活會的時候，鄧小平對汪東興就破口大罵：“汪東興幾乎每一次開會都要出來唱唱反調，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對任何問題都要說三道四，好像你汪東興什麽事情都知道似的……”。隻是己經判變投降的汪東興發表一些不同意見而已。
在政治局召開生活會的時候，汪東興指著剛剛發下來的《關於劉少奇的複查報告》，發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這麽匆匆忙忙地就給劉少奇同誌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講他過去有什麽問題，來個冷處理。現在這個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當初我就在中央項目組，有些揭發的核實明明就是我們一些很好的領導同誌批準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這些人身上去，容易產生種種的誤會，反而對我們現在的政策不利。將來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呢？”
“我！”隨著一聲大喝，鄧小平站了起來，“汪東興幾乎每一次開會都要出來唱唱反調，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對任何問題都要說三道四，好像你汪東興什麽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為當時就在項目組，所以你必須對當時一些問題要負一定的責任。這個責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幫’定的他們才應負責，就是在他們錯誤影響下所做的壞事也應該由他們來負。這個道理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從來就是這樣的。當初你們批判所謂劉鄧路線時，不也是把別人幹的事情算到我們頭上去了嗎？這有什麽奇怪的？還要你汪東興如此著急地說明！”
鄧小平剛說完，胡耀邦就開了腔：“大量的事實證明，汪東興這兩年來基本上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左’的路線上踏步不前，經過了許多人的幫助甚至批評，仍然沒有足夠的認識。我覺得，他繼續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經遠遠地不適應了。我建議在合適的時候是否調整一下他的職務。再說，這些日子來，揭發和反映汪東興問題的材料和報告源源不斷地到了中組部和中紀委。考慮到汪東興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有過功勞，我希望他還是應該慎重地考慮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動措施……”
這話，汪東興馬上意識到了——與其讓別人把自己趕出去，不如自己主動一些。於是說:"我決定還是自己辭職比較好，這樣對你們更好地執行你們的路線，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礙或阻力了。這未嚐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鄧小平馬上說：“好吧，汪東興剛剛提出他的辭職意見，我們還需要研究。不過，我個人認為他的這個意見是好的。'這時，吳德、陳錫聯、紀登奎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鄧小平的惡霸獨裁的真麵目露出來了。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像劉少奇那樣被打倒被批鬥，也不像一些老幹部那樣下台後保持沉默，聽天由命。他隻是形式上作為劉少奇體係二號人物“陪批”，一直在為重新上台進行反省和檢討，屬於毛澤東所指“可以教育好的幹部”。因而，他隻是被解職，沒有開除黨籍，而且幾次被啟用。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其實在能力上他不如劉少奇、陳雲，在打仗上他與林彪、劉伯承、粟裕、徐向前這些將帥相比是天地之差。
鄧小平是後來的中央反右組長，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大躍進的中央一線領導者。在批判彭德懷、習促勳、四清運動、批“彭羅陸楊”事件，以及支持劉少奇主導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麵衝鋒陷陣。
由於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矛盾，鄧小平受到了牽聯。作為與劉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對出現問題承擔責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檢查，這是他的拿手戲。
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做了多少次檢討目前搞不清楚，從公開資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檢查比較深刻。不僅列舉了派工作組的錯誤和產生的問題，高調表態擁護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認“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林彪同誌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主席報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最了解群眾和下邊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好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向林彪同誌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樣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經。”
如果說劉少奇是中央領導層吹捧毛澤東和提出毛澤東思想第一人的話，鄧小平則是中央領導層吹捧林彪的第一人。因為此時距林彪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僅兩個月，社會上對林彪的吹捧還沒有展開。
雖然鄧小平檢討深刻，對他的批判之聲並沒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兒鄧榕也開始揭發，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黑批示給劉誌堅專整學生家長”、“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
鄧小平最後被打倒，很可能是隨著工作組問題的被揭露，發現其中許多問題與鄧小平主政的中央書記處有關，而鄧小平仍然堅持對工作組一分為二看法的觀點不符合毛澤東否定工作組的立場。
鄧小平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寫《我的自述》是他的全麵總結和檢討，他寫道：“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林彪事件發生後，鄧小平就幾次寫信給毛澤東，在痛批劉少奇和林彪的基礎上，希望獲得重新出山的機會。他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澤東的信上說道：“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反革命集團。”、揭發林彪解放前“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曆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拒絕到朝鮮作戰”、“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說自己“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可以為黨”。當然忘不了想重新出山“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
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檢查的發言稿，毛澤東的批語也不同。對劉少奇他寫道：“少奇同誌：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誌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1966年9月14日。）
對鄧小平的發言稿，毛澤東寫道：“小平同誌：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誌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966年10月22日。）
鄧小平這種深刻檢查的誠肯態度確實起了作用，雖然毛澤東想讓鄧小平九大進中央委員的想法沒有實現，卻在1973年3月10日恢複了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後來鄧小平又做了幾次檢查，第一次是197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二次是1976年1月3日的書麵檢討。毛澤東批示“印發政治局討論。”。鄧小平又給毛澤東寫信，信中寫道：“同誌們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分析批判和幫助，使我認識到上次檢查不足。”並附上了新的“補充檢討”。並說：“對我批判的會議，還要繼續開，我除了繼續聽批判外，還希望能夠向主席當麵陳述對於自己錯誤的認識，聽取主席的教誨。當然，要在主席認為可以的時候。”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對鄧小平的特殊政治保護可以說仁至義盡，麵對一個慣於說慌的孩子，他這個“大家長”可以說是愛恨交加。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中承認：“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麽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的動員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和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鬥，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
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的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誌正確的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大方向的正確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誌負擔。不少工作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慚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誌。
北京兩個多月的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和我兩個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以後，不久就出現了壓製，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誌中，以陳伯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或不派工作組的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誌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至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向毛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隻會犯嚴重錯誤而不會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誌指導方針的。“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份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會印發了這張大字報，並附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的中國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鐵打的江山，完成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賦予我們光榮的曆史使命。”隨後，北京大學的代表聶元梓、各地的學生代表先後發了言。大會結束以後，百萬群眾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參加接見的有50萬人。
請注意：鄧小平在撿討中說：“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
以及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毛澤東說：“可是在50多天裏......“
這裏都有一個《五十多天》和《50多天裏》。指的是同一段時間，這個時間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5月16日》這個日子在當時很特殊，即《五一六通知》發出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走資派司令部發的綱領）進行了全麵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這是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在這之前是劉鄧彭等走資派搞的文革。
五一六通知：” 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誌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誌在1965年9月至10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誌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隻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誌和其他同誌，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要求廣播和發表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從此，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無論有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論指出：“一場勢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國興起！”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指出：“為陸平、彭佩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全國各地和北京各單位革命群眾紛紛聲援北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師生一馬當先，貼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報，排炮猛轟黨內走資派。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這是觸及靈魂的問題。”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眾運動嚇得要死，鄧小平召見胡克實，下令“團中央協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
黨內最大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憑他們的反革命嗅覺，預感到自己末日即將到來，急急忙忙調兵遣將，把黑幹將陶鑄、王任重之流塞進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圖奪回失去的陣地。當群眾運動風起雲湧，把鬥爭的矛頭明確地、尖銳地、毫不含糊地對準資產階級司令部時，劉、鄧、彭等走資派幾十年來偽裝革命的遮羞布不裝了，然而個個都赤膊上陣，迫不及待地炮製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出大量工作組，去控製局勢，鎮壓革命。
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圍繞著工作組問題。激烈地鬥爭。鬥爭的焦點是要不要發動群眾起來革命。是不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劉、鄧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機會，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指使工作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幹擾”、“抓遊魚”，瘋狂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妄圖把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則堅決支持革命派起來踢開工作組，自己鬧革命。
在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激烈鬥爭的緊急關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麵臨被劉、鄧一夥扼殺的危險時候，毛主席回到了北京，親自主持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寫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主持製定了《十六條》。毛主席以最大的決心不惜粉身碎骨，以最宏偉的膽略，在年老體弱時以最果斷的措施，公開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號召和率領億萬文化革命大軍起來直搗資產階級司令部，鏟除資本主義複辟的最大危險。
於是，走資派們到處調兵遣將，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了工作組。繼六月五日張承先進駐北大建立臨時政府後：六月五日，鄧小平派工作組進了北師大附中；六月六日，孫友漁為首的工作組進了北師大；六月八日，北航院黨委迎來了以趙如璋為首的工作組；六月九日，葉林帶著五百多人的龐大隊伍開進了清華園，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組成的地質部鄒家尤工作隊到了北京地質學院；薄一波從工交各部抽調大批幹部，陸續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胡克實抽調了一千五百多名幹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學校；僅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劉鄧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裏劉鄧走資派們對造反派紅衛兵進行了瘋狂的鎮壓。
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裏大鎮壓》，如同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人們總在攻擊毛澤東。其實當初毛澤東在國民黨裏當個部長為中國農民做些事情。是蔣介石逼上井崗山組建了紅軍。文革中的鄧小平逼著毛澤東讓他下台住將軍樓喝茅胎打橋牌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隻是想讓鄧小平們不要複辟資本主義而己。毛澤東在對待不同政見者從來重視教育而非消滅肉體的。鄧小平在一線領導十年不匯報，在蔣介石手下恐怕沒那麽幸運了，不是被暗殺就是早下台。毛澤東在逝世前也將鄧趕下台了，鄧小平自吹能“三上三下“的三上是華國鋒讓鄧上的。然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教訓是：對於死不改悔的兩麵派人要多加防範。血的教訓啊！
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就是中國共產黨內《走資派》。什麽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呢？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主要論點就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這些論點主要出現在"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被概括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後的一九七六年，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卻不得不麵對文化大革命失敗，反修防修失敗的巨大風險。這個我們可以從這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與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後一次集體會見時的談話中可以見到。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為什麽毛主席會覺得文化大革命會失敗，反修防修會失敗呢？毛主席的解釋是"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這些反對文化大革命,要算文化大革命帳的代表人物就是鄧小平，這個我們可以從《鄧選二卷》某頁的一段話就可以看出來"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本
身的願望來說，是處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誌在內。"對文化革命不理解、有抵觸、不滿意的代表人物則是葉劍英，這個我們可以從葉劍英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稿中可以看出來"問題在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麽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好像原話是"啥子修正主義，誰也搞不懂？"。文革十年了，一大批老同誌還不知道什麽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又如何能夠取得反修防修的勝利呢？
那到底什麽是修正主義呢？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的講話中提到了修正主義，把修正主義等同於右傾機會主義。
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
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十幾天後的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主席更是明確了修正主義，並提出了要對修正主義展開批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之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03頁 。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我們知道馬列主義的某些結論是錯誤的，如果全部照搬馬列主義的結論，必定會犯嚴重的教條錯誤，就會斷送中國革命，斷送中國的無產階級政權。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多次發生教條主義錯誤，對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那到底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絕對不能否定呢？否定了它就是搞修正主義，堅持了它就是搞馬列主義呢?
我們知道馬列主義是為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的理論，他宣揚的是勞動創造價值，人民創造曆史。所以，個人認為這個不容否定的馬列主義基本原則、普遍真理就是："依靠勞動人民無產階級，為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同樣的推理，資本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普遍真理就是："依靠資產階級，為資本家服務"。
如果中國共產黨依靠的對象不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不是無產階級，那肯定搞的不是馬列主義而是修正主義。隻有依靠的對象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才能夠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才不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
如果依靠的對象不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剝削階級那肯定會被資產階級利益代表人逐步奪取權力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路線實際上就是妄想依靠資產階級來為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服務的路線。
建國以後，黨的工作重心已經由軍事鬥爭轉為經濟工作。軍事鬥爭有路線問題，曆史已經給了我們清晰的回答。經濟工作同樣有路線問題，同樣有依靠誰的問題。依靠誰來發展經濟，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給了不同的回答。
毛澤東時代依靠誰大家都很清楚，至於鄧小平時代依靠誰可能會有不同意見。用改革開放以來的兩個名詞來說明走資派鄧小平到底是依靠誰？一個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廠長負責製"，一個是現在的"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廠長負責製"很清晰的告訴我們發展經濟已經不是依靠無產階級勞動人民了，而是依靠一小撮精英廠長、經理們了。
改革了四十多年，發展經濟所依靠的對象也變成了"海外戰略投資者"，現在振興中國喊的最響的就是"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依靠的對象也變成了外國資本家，振興東北經濟看來是要依靠美國、日本的剝削階級了，這就是中央政府製定的振興東北的國策。
現在中央政府的路線是馬列主義路線還是修正主義路線，就不用再說了。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依靠的對象是剝削階級，還能夠走社會主義道路嗎？隻有那些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才會說能夠。
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如何把一頭大象裝進冰箱？"，答案是：把一隻貓裝進冰箱，然後大肆宣揚貓也是大象來給無產階級洗腦,還謂之曰"解放思想"。依靠剝削階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實際上和大肆宣揚貓也是大象的人屬於同一類。現在不是有主流學者宣揚股份製也是公有製嗎？按這些人的推理，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由於股份製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資本主義國家也全部變成了公有製國家，也全部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什麽叫指鹿為馬，顛倒黑白？這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原則分歧，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在“一切為了現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販賣洋奴哲學。他公開主張把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叫嚷“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還說什麽“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個大政策”。（己成國策。）
一時，祟洋迷外之風又刮起來了。（一直刮了四十多年了。）
國內勞動群眾的創造受到議論譏笑，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難攻擊，似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對了，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反而有理了。（惡果己現。）
《中國人要反對洋奴哲學》 作者：張春橋
這是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發表的。
一九七六年《紅旗》第四期發表了張春橋的文章，《中國人要反對洋奴哲學》，深刻批判鄧小平的洋奴哲學，全文如下：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原則分歧，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
去年夏季前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在“一切為了現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販賣洋奴哲學。他公開主張把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叫嚷“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還說什麽“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個大政策”。一時，祟洋迷外之風又刮起來了。國內勞動群眾的創造受到議論譏笑，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難攻擊，似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對了，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反而有理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出無窮無盡的力量。隻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智慧和創造才能，完全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建設起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與此相反，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總是鼓吹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推行一條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對立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看不見人民群眾的力量，根本否認人民群眾創造曆史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他們拜倒在西方資產階級的麵前，甘心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張賣國投降，靠向外國乞討過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國人民揚眉吐氣，發奮圖強，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衛星按預定計劃返回地麵，新的石油勘探開采技術的采用，大型內燃機車、大容量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組、百萬次電子計算機、電子掃描顯微鏡、各種類型數控機床等新產品試製成功，都表明我們在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道路上正凱歌行進。
我們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分歧，並不在於要不要“四個現代化”，而在於走什麽道路，執行什麽路線，究竟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基點放在那裏。毛主席早就指出：“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麽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一條根本原則，是戰勝一切困難奪取勝利的可靠保證。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在革命戰爭勝利以後，我們又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刁難破壞，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把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但是，我們麵臨的任務仍然是很艱巨的。完成艱巨的任務靠什麽？基本的一條就是靠充分動員和依靠廣大革命群眾。離開這一條，我們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我們更要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絕對不能離開這個基點。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我們既不能掠奪別國人民的財富，也不能依賴任何外國的力量來搞建設。吃現成的要受氣，依賴別人是建設不成社會主義的。隻有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依靠本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國的資源和潛力，才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我們的國家更能經受風險，立於不敗之地。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大唱反調，到處叫嚷要千方百計出口，去“換回好多好東西回來”據說這樣就能加快資源的開發，加快工業的技術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難道真有這樣的事嗎？國際上存在階級鬥爭，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工人群眾從長期的鬥爭實踐中很懂得這一點，他們說：“我們決不能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係在別人的腰帶上”。這句話尖銳地指出要注意被別人卡住脖子，牽著鼻子走的危險。如果不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樣樣靠引進，為了引進，甚至把發展經濟主要立足於國內市場的社會主義原則丟在一邊，無原則地以出口換進口，勢必造成那麽一種狀況：自己能生產的無限製地進口；國內很需要的又無限製地出口；買人家先進的，自己造落後的，甚至把礦山資源的開采主權也讓給人家。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把我國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傾銷商品的市場、原料基地、修配車間和投資場所嗎？那裏還有什麽工業化的速度，那裏還談得上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隻能作帝國主義的經濟附庸。經濟上喪失獨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國人民在曆史上遭受過的創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務派頭子李鴻章、曾國藩，不就是鼓吹“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嗎？這夥洋奴漢奸，一味想買外國的“製器之器”，搞所謂“自強”。結果呢，中國非但沒有因此強盛起來，反而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隻有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才能真正贏得高速度。這已經為二十多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無數事實所證明。我們的石油工業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連我們的敵人也無法否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的造船工業的發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少奇宣揚“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機引進，船買進，眼睛盯著外國的一點技術專利，國產的貨輪和船用柴油機長期得不到發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工人群眾、幹部批判了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才改變了麵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開始打造船工業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噸位和柴油機的馬力都超過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總和。文化大革命前隻造了一艘萬噸輪，而這六年中萬噸級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還是搞洋奴哲學快，不是很清楚嗎？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口口聲聲說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卻偏偏閉住眼睛不看事實，真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搞社會主義，首先要堅持正確的方向和道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打著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旗號，到處鼓吹隻要拿到先進的技術、設備，不管走什麽路，用什麽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按照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一套辦，必然把我國經濟引向資本主義道路。其實，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依靠外國，也不可能真正發展自己的獨立經濟。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有自己的獨立的經濟體係，隻能走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離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而且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複辟資本主義，靠向外國乞討過活。蘇修就是一麵鏡子。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之後，官僚壟斷資本向西方壟斷資本買專利權，借貸款，甚至不惜把未開發的資源拿去作抵押。自稱有強大工業基礎的超級大國，外債卻越背越重，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國家乞求貸款竟達一百六十叁億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奪，一手又向人家乞討，這是蘇修叛徒集團搞假共產主義的一大特色。
我們提倡自力更生，並不是拒絕學習和研究外國的經驗，包括好的經驗和壞的經驗。我們也不是反對引進某些確實有用的外國技術、設備。但是，對待外國的經驗以及技術、設備，都要具體分析，加以鑒別，“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使其為我所用。學習要和獨創結合，立足予超。決不能生吞活剝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壞的、成功的和失敗的，適合我國需要的和不適合我國需要的，一古腦兒統統搬來。毛主席曆來號召我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批判那種認為“外國月亮比中國的圓”的洋奴哲學。因為這些東西是窒息人民群眾的革新創造精神、束縛人民群眾手腳的精神枷鎖。洋教條、洋偶像不掃蕩，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煥發不出來。
那些盲目崇拜外國的人，看不起本國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麵前矮半截，以為事事不如人，連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學者嚴複就很讚賞“學我者病，來者方多”的說法，不主張生搬硬套，懂得後來可以居上的道理。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要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於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來，許多工廠試製成功的新產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眾發奮圖強、土法上馬搞出來的。工人們豪邁地說：西方資產階級能辦到的，東方無產階級也一定能辦到。而且辦得更好；西方資產階級辦不到的，我們東方的無產階級也能辦到。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卻把中外資產階級的東西奉若神物，對於我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從來看不上眼，隻許永遠跟著別人爬行。
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有著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從來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曆來奉行洋奴哲學。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有軟弱性，既怕民眾，也怕帝國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麵，在一個時期裏有可能與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又有依附於帝國主義經濟的一麵，常常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迷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的資產階級。
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們就是帶著資產階級的這種劣根性跑進黨內來的。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沒有把立足點移過來，仍然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群眾、害怕帝國主義的劣根性愈來愈發作，就不能不同廣大人民群眾處於尖銳對立的地位。階級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對孿生兄弟。對內搞階級投降，對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學。
洋奴哲學，是帝國主義長期侵略我國的精神產物。隻要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隻要帝國主義還存在，洋奴哲學的幽靈總會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學，是個長期的鬥爭任務，必須反複地進行下去。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以階級鬥爭為綱，深入批判洋奴哲學，更加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立功、立言、立德，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評價曆史人物的三個價值尺度。然而曆史上眾多風雲人物中，有的因立功名垂青史，有的因立言傳頌後世，有的因立德受人敬仰，卻極為罕見有功有言有德並立達到至高境界的人物。回望千年人類曆史，毛澤東是唯一同時建蓋世奇功、著天下雄文、揚人間大德，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曆史巨人。
參與建立中國共產黨，成就了“紅船精神”。1921年7月黨的“一大”，13位代表會開了一半，在由上海向南湖“紅船”轉移的路上就溜走了一人。十多年後，張國燾成了大叛徒，周佛海、陳公博成了大漢奸，4人聲明脫離共產黨，4人因信仰共產黨而犧牲，紅船十三人中隻剩毛澤東和董必武二人堅持到新中國成立。董老未進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唯有毛澤東是駕駛“紅船”破浪前行抵達勝利彼岸的掌舵人。
毛澤東孤身一人接管幾百人南昌起義失敗後的殘兵敗將上井岡山，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首次打出鐮刀斧頭的工農革命紅軍的旗號。黨中央命令進攻長沙失利後，毛澤東決定率部挺進井岡山，點亮了終將形成燎原之勢的星星之火。
舊軍隊中的殘兵敗將不改舊軍人習慣無法成為工農紅軍。毛澤東決定“三灣改編”、官兵願留下的留下，不願留下的發路費放行。同時開會製定紀律，“古田會議”鑄軍魂。1927年9月底的“三灣改編”，實行了“支部建在連上”和成立“士兵委員會“強調官兵在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夥食標準等生活待遇上必須一致的製度。1929年12月在古田會議，則通過了毛澤東撰寫的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8個決議案。古田會議標誌著毛澤東建軍思想的成熟。古田是人民軍隊鑄魂之地。
中國工農紅軍人員少紀律嚴又無軍響和武器，又被蔣介石國民黨軍剿殺，戰爭分分秒秒都在開始發生。如何應對？毛澤東確立遊擊戰的戰略戰術。井岡山時期毛澤東聽取意見後總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作戰方針，打了很多以弱勝強的漂亮仗。
1930年12月，毛澤東為第一次反“圍剿”誓師大會題寫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對聯生動概括了適合工農紅軍作戰特點的戰略戰術。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黨和紅軍在走投無路的困境中，在對生存與勝利的渴望中，選擇了毛澤東。力排眾議，打鼓新場脫魔掌；用兵如神，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澤東不負眾望，帶領紅軍虎口脫險，踏上了“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新征程。
1935年9月9日，野心膨脹的張國燾與黨中央分道揚鑣，發密電給在黨中央附近的四方麵軍領導人陳昌浩等，“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接葉劍英密報，毛澤東迅速與中央脫離險境。毛澤東多次說：1935年9月9日，是“最黑暗的一天”。
1935年9月底，中央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到達甘肅哈達鋪。當毛澤東從報紙上發現陝北一帶有劉誌丹領導的紅軍，決定陝北為落腳點。毛澤東一掃胸中陰霾，心情豁然開朗，詩興大發，佳作噴湧，在一個月內連作《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等詩詞佳作。中央紅軍突破蔣介石布下的重重封鎖線，尤其是1935年11月直羅鎮大捷和果斷糾正“肅反”錯誤，救出劉誌丹、習仲勳等陝北紅軍領導同誌兩件大事，為黨中央把革命大本營放在陝北舉行了奠基禮。
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反蔣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導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當東北軍停止與紅軍交戰行動，毛澤東力主東征山西，為抗日開辟道路。大家對東征憂心忡忡，毛澤東卻信心滿滿。東征途中所寫《沁園春·雪》就是佐證。東征曆時75天，殲敵7個團，擴軍8000餘，各類繳獲頗豐。凱旋當日（5月5日），毛澤東宣布“反蔣抗日”變“逼蔣抗日”。
由“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在“逼蔣抗日”大背景下爆發。12月13日、19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兩次作主導發言，確定由“逼蔣抗日”變“聯蔣抗日”。並於19日連發11封電報給在西安的周恩來，周恩來創造性貫徹了毛澤東電報精神，達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變“聯蔣抗日”為“擁蔣抗日”。回到南京的蔣介石，對在西安的承諾立場上動搖，態度上消極。毛澤東又適時提出“擁蔣抗日”，通過一係列艱苦卓絕、深入細致的工作，迫使蔣介石於1937年5月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達成國共二次合作。至此，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共產黨主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體形成，黨和紅軍被中央軍、晉綏軍、東北軍、西北軍、寧青二馬軍等60多萬大軍包圍的嚴峻局麵得以破解。
領袖地位的鞏固與敵後抗戰新局麵的形成。1937年11月，王明以欽差大臣身份回國，極力推行“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路線，在黨內高層引起思想混亂，毛澤東的指示一度出不了窯洞。5月，《論持久戰》發表，立即在敵我友各方引起震撼。1938年7月，共產國際明確表態，支持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共中央。9至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得以鞏固。此後，毛澤東關於抗戰戰略戰術思想得以順暢貫徹，迎來了人民群眾大動員、人民軍隊大發展、抗日根據地大開辟的新局麵。
擊退反共高潮，維護統一戰線。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都有盤根錯節的媚日親日情結。汪精衛1938年底投降日本。蔣介石則在1938年武漢失守後，連續出現了三次投降危機，並伴隨三次反共高潮。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撰文電告國內外，及時揭露蔣介石的投降行徑，並指揮部隊以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行動，擊退和粉碎了三次反共高潮。
延安整風與精兵簡政。1939年到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起和領導了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以反對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黨八股”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以及其間開展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和隨之實行的“精兵簡政”。這一連串的重大舉措，矗起了延安精神，凝聚了黨心民心，夯實了奪取抗戰勝利的力量基礎。
未雨綢繆，進軍東北。對於東北的戰略地位，毛澤東早已了然於胸。1945年8月12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3天，毛澤東開始進行“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部署，即電令毗鄰東北的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率所轄4個軍分區司令員、4個地委書記，組成東進指揮部和東進工委，率部2萬餘人分3路挺進東北，奪得經略東北的主動權。
重慶談判與戳穿蔣介石“滅共”陰謀。蔣介石為獨占抗戰勝利成果，為向日本占領區運兵爭得時間，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斷定毛澤東不敢來重慶。毛澤東“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8月28日赴重慶，一邊與束手無措的蔣介石周旋，一邊做國民黨上層和民主黨派的工作，同時指示八路軍、新四軍粉碎國民黨軍的武裝挑釁，並命令華東、華北八路軍、新四軍選派主力挺進東北。10月10日《雙十協定》達成後，黨內部分同誌被“和平民主新階段”所迷惑，產生了到國民黨政府當官過太平日子的思想。毛澤東告誡大家，蔣介石仇共滅共的本性不會改變！從“雙十協定”簽訂到1946年6月，毛澤東對即將到來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了周密謀劃和準備。
運籌黃土高坡，決勝各個戰場。全麵內戰爆發之初，擁有400萬正規軍的蔣介石，誇口要3至6個月肅清共產黨。毛澤東在世界上最簡陋的司令部裏，指揮最大規模的人民解放戰爭。先是在延安的窯洞裏（1946-1947.3），粉碎了蔣介石的全麵進攻。又在陝北的溝壑間（1947-1948.3），挫敗了蔣介石對山東、陝北的重點進攻。再在西柏坡的小山村（1948.3-1949.3），實現了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到戰略進攻的重大轉變。不到3年，蔣介石的幻想被擊得灰飛煙滅。
拒絕“劃江而治”，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贏得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觸動了多方的利益神經。蘇聯、美國和國民黨都以不同方式，向中國共產黨施壓，“革命到此為止”，以求“劃江而治”。毛澤東憤然指出，決不允許再出現“南北朝”！隨即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動員令。解放軍“橫掃千軍如卷席”，直下東南、華南和西南，進軍西北、新疆和西藏，完成了祖國大陸的全部解放和空前統一。
新中國國體、政體和政協製度的總設計師。對於革命勝利後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早在1931年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時，就作了最初探索。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和1949年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又對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和領導製度作出遞進式構想和設計。從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到開國大典，毛澤東科學設計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政體，以及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製度。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清除一切汙泥濁水。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的110年間，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同列強簽訂了上千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欠下了永遠還不清的巨額債務。在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形形色色物質鴉片和精神鴉片長期的汙染和毒害下，整個社會落後和醜陋程度令人發指。毛主席關於廢除舊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莊嚴聲明，使重壓在中國人民身上巨額債務一朝清零！又幾乎在一個早上就將“黃、賭、毒、黑”等社會毒瘤鏟除幹淨，為新中國創造了晴朗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力服眾議，定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心。抗美援朝是毛澤東一生最艱難的戰略決策。剛剛誕生一年，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實在沒有與世界霸主美國一決雌雄的資本。黨和國家大多數領導同誌不同意出兵是非常正常的。但毛澤東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以“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的充分理由，說服了大家，由彭德懷掛帥，出兵抗美援朝。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血洗天津和北京。50年後，中國人民誌願軍將美國為首的兩個八國聯軍（17國）打趴在三八線上，贏得了一場中華民族的百年雪恥之戰，新中國的立國立威之戰！
以大躍進速度完成工業化完整體係。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業水平，比歐美落後200年，比日本落後80年，比印度也要落後30年以上。毛澤東把工業化稱之為“第二個革命”，於1953年啟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僅用20年，我國就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標誌的世界頂級成果，一舉超越印度，趕上了某些西方發達國家。
以農業為基礎的各項建設成就顯著。中國什麽問題最大？吃飯的問題最大！毛澤東對農業基礎建設抓住不放，毫不放鬆。1952年提出南水北調設想，1956年展望“高峽出平湖”的三峽工程。1950年代，指導完成了農業合作化之後，又親自製定了包括“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八字憲法在內的農業發展六十條。全國範圍內共修建大中小各型水庫，達84000多座，糧食產量由1950年的1.3億噸，增加到1975年的2.8億噸。
打贏“準戰爭”時代的所有戰爭。新中國成立時，解放戰爭尚在進行中。幾乎與抗美援朝同步，國內展開大規模的剿匪作戰。至60年代，共剿滅土匪數千股，200多萬人，根除了幾千年的匪患。東南沿海同國民黨軍的作戰，持續了近20年。反侵略戰爭方麵，先後贏得1962年中印邊界自衛還擊戰，60年代中期抗美援越作戰，1969年中蘇珍寶島之戰，1974年收複西沙之戰。
60年代中期，當美蘇兩霸均以中國為敵，大規模侵略戰爭危險空前嚴峻，毛澤東主席又作出進行“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從1964年到1976年，中國西部地區崛起40多座工業城市，基本形成毛主席所要求的“山、散、洞”戰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