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鄧小平：產生新資本家就走邪路
鄧小平的幾個“如果”幾乎全部變成了現實，這就是最有力的證明鄧小平的不管黑白摸石頭爭先富的流毒不該批判清算肅除嗎?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何止百萬? 如今千萬、億萬資本家都有了。
"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如果風氣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鄧小平根本不讀馬列的書, 不懂馬克思主義提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隻強調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卻事實上放任經濟上的私有化，放任新的資產階級的形成。試問，在資產階級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在私有製經濟占半壁江山並繼續擴張的條件下，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能有多大的效果？
鄧小平曆來拒絕批評，拒絕不同意見。這就是他發明的“不爭論”。這和集思廣益、實行民主是對立的。
鄧小平在1980年代中央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 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經平反的同誌們要努力工作，還沒有平反的同誌再等待一下，耀邦同誌正在做這件工作。
同誌們再耐心等待一下，再過幾年，情況就更好了。象過去那樣，大家無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眾臉色的時代過去了》。《造反派們要鎮壓，有一個，抓一個》。留著搗亂。
今天我講兩個問題：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的》。大家都是過來人，親身體會了。我和少奇，66年被打倒。雖然還有車，有秘書，有廚房，但是沒有工作了。
群眾開批判會，做檢討。我是50歲的人了，革命了一輩子。我革命的時候，王洪文還沒出生呢。
更重要的是，無法保護好我們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兒子在北大摔斷了腿。他毛澤東的兒子雖然死在朝鮮戰場，我的兒子也是文革中光榮負傷。
劍英同誌跟我說，再不把四人幫抓起來，我們無法過好晚年了。
對啊。《我們要徹底否定文革》，沒有人會不同意的。
《毛主席發動文革是從反修防修角度出發的，用意是好的》，但多餘。
少奇同誌和《我什麽時候說要搞資本主義了？》“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也好，獎金鼓勵也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搞的，永遠不會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隻會讓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說沒有用，實踐會檢驗的。
少奇曾跟我說：“《如果我的路線真的把中國帶上資本主義道路，群眾鬥垮了我，我都認了》。”
《事事看群眾臉色的時代過去了》。
《造反派們要鎮壓，有一個，抓一個》。
《毛主席搞的文革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的》。
《毛主席發動文革是從反修防修角度出發的，用意是好的》，但多餘。少奇同誌和《我什麽時候說要搞資本主義了？》。
《我們要徹底否定文革》。
《如果我的路線真的把中國帶上資本主義道路，群眾鬥垮了我，我都認了》。
鄧小平"垂廉聽政"下用的兩任總書記都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使資產階級自由化越來越嚴重，並很快複辟了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道路。難道不是鄧小平的旨意?
還有鄧小平鼓吹的“造不如租，租不如買”的政策，讓今天中國很多的高端技術比起文革前還不如，在世界上大大地落後了。
還有讓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越來越脫離了群眾，脫離了勞動, 貧官汙吏遍地都是。
而造成現在的老百姓上訪的越來越多。
社會上一切醜陋的封建迷信的文化泛濫, 不都是鄧小平的曆史虛無主義禍根長期影響下產生的嗎?
如現代各字典文件中都寫上"毛澤東犯錯"的字條一樣給中國和世界的後人留下了巨大的後遺症，也給現在的年輕人留下了巨大的難題。
世界領袖中注明犯錯的隻有毛澤東是不是曆史虛無主義?
毛澤東說過他的被"撤職開除"無數次, 因犯錯打過敗仗。
但"文革"決不是犯錯。
是鄧小平在玩弄曆史虛無主義的禍根。
《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權利，它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人權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權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權利、意見和言論自由的權利、獲得工作和教育的權利以及其他更多權利。人人有權不受歧視地享受這些權利。
《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權利》。
《人權》：它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
《人權》：人權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權利。
《人權》：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權利。
《人權》：意見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人權》：獲得工作和教育的權利。
《人權》：以及其他更多權利。
《人權》：人人有權不受歧視地享受這些權利。
《人權》是《我們擁有的權利》，隻因《我們》作為人類而存在——《並非任何別的國家或任何別人所能賦予。
這些普遍權利為《我們》所有人所固有，不分國籍、性別、民族或族裔、膚色、宗教、語言或任何其他身份。
《人權》涵蓋的範圍廣泛，從最基本的生命權，到食物權、教育權、工作權、健康權和人身自由權等讓生命富有價值的權利。
《國際人權法》規定了各國政府的義務，規定了政府采取行動的特定方式或應避免的特定行為，以促進和保護人權及個人或團體的基本自由。
聯合國人權法體係的基礎是大會於1945年通過的《聯合國憲章》和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此後，聯合國逐漸擴大人權法的範圍，設立婦女、兒童、殘疾人、少數民族以及其他脆弱群體的權利標準，保護他們免受許多社會中長期普遍存在的歧視。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76年正式生效。旨在促進和保護以下人權：
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的權利。
享有社會保護、相當的生活水準和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的權利。
獲得教育以及享受文化自由和科學進步所產生的利益的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行動自由；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公平審判以及無罪推定。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意見和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結社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和選舉。保護少數民族權益等權利。
公約禁止任意剝奪生命。酷刑、殘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奴役和強迫勞動。任意逮捕或拘留。任意幹涉隱私。戰爭宣傳。歧視。鼓吹種族或宗教仇恨。
以上是聯合國對《人權》所描述的理想。這些“理想“產生於一九四五年之後。直白地說，產生於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運動之後。也就是說在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全世界人類中是沒有《人權》之一說的。
沒有《人權》之下的人類就是：富人可以吃喝嫖賭，朱門酒肉臭。而窮人隻能是做牛當馬為富人服務勞動，路有凍死骨。
就是因為共產黨運動的出現，有了《人權》一說。
然而，富人有錢有文化，腦子靈活，很快將《人權》占為己有。
富人們口頭上高喊《人權》，實際做得如何？
拿自稱《人權》記錄最好的美國說，對照一下以上的《人權》理想做到了嗎？沒有做到。這個結論要用幾十萬字的敘述也說不完。在這不說了。有興趣者查查網上有美國不良《人權》記錄的完整報告。
拿《文革》說事：
從最基本的《生命權》開始說，《生命權》的根本是要《活》，要製造的《生命多》，又能《活下來》。這一條《文革》時做到了。有博文如是說：《從七萬萬中國人到九萬萬中國人》，單說《生孩子》之事。《文革》時代六六年到七六年十年間，從七萬萬中國人到九萬萬中國人。《生孩子》二個億。
能《活下來》就需要擁有到《食物權》。事實擺在這裏《養活九萬萬中國人》的曆史事實中的中國人大多數還活著。更有力的依據還有就是《糧票》為實據。文革中的《食物權》是人人平等公平地享受的。當時的《食物》都是自然健康的《食物》。沒有轉基因，沒有造假有毒食品。都是緣色自然健康的《食物》，當然稀少珍貴了，所以為了不讓少數權貴多吃多占，讓人人都有份，就來用《糧票》等各種票證發到每家每戶，國營糧店菜市場保證供應。沒有中間商價廉物美。還有一條，二十多年物價穩定。從未加過價。以確保人人都享受為了生命而擁有的《食物權》。古今中外哪朝那代何方神聖能做到過？
《人權》中的《教育權》：《文革》中的教育是讓廣大的勞動人民子弟享受教育權利。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在農村人民公社以下的每個生產隊建一所小學，每個公社建一所中學，這快速增加了就讀小學和中學的學生數量。在農村，高中學校的數目從1965年起增長了約80倍，於1977年達到最高峰。與此同時，初中、高中老師配備成了一個大問題，多數農村的高中畢業生會把高中教育當作永遠離開農村的手段。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為農村教育帶來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識青年成為了當地的老師。還有到“五七幹校”參加政治學習的幹部和大學教師也成為了農村教育的老師。
因為致力於大眾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給新中國教育帶來巨變。教育供給的總水平提高了，縮小城鄉差距、消除特權階層的子女獨占的階級優勢的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入學率與識字率的上漲。小學教育基本普及。畢業生從1960年代早期的500萬飆升到1977年最高點的2500萬。其中，農村從45萬升到2100萬。入學率從1964年開始明顯增長，在1970年代中期達到了90%多的高峰。中學教育增長更明顯。到1970年代晚期幾乎所有學生都能進入初中。高中階段增長同樣顯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進入高中。城市、農村都是有體現。1960年代出生的農民的兒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隻有5.8年。
另外，識字率的增長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趨勢明顯。1949年到1952年之間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遠超過40%，而男性是13%。這種不平等在毛澤東晚期得到緩解。1963到1967年間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從40%迅速降到15%。
教育公平的實現。城鄉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縮減很顯著——1962年城鄉升學率差距約為60個百分點，到1970年代末縮減到約15個百分點。
毛澤東《文革》時期政策對教育公平的作用極大，還表現在工人和農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識分子和城市幹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優勢。
在1960年到1965年，父親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進入大學的幾率是父親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間，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升入大學的幾率沒有顯著影響。
出生於1940年代晚期的幹部、知識分子的兒子往往比農民的兒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於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對有著知識分子和管理階層的家庭背景的學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歡迎的。
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發展戰略嚐試改造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而教育製度的轉變正是這個戰略中的關鍵一步。
毛澤東重視初等教育的普及、強調教育公平、推進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在實踐上都取得了顯著成果。這些成績是發展中國家的典範，也是毛澤東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人權》中的《工作權》：工人有《鐵飯碗》。農民為人民公社的社員。學生畢業沒一人失業。
《人權》中的《健康權》：工人全保醫療。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1968年12月，毛澤東批轉了關於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合作醫療製度及經驗的報告。報告介紹了湖北省長陽縣樂陽公社“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合作醫療製度”，看病吃藥花錢少，“成功地解決了貧下中農看病吃藥、確保健康的問題”，並稱讚首創者當地赤腳醫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醫生”。
至1976年，全國農村實行合作醫療製度的生產大隊達90%，由合作醫療擔負的衛生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從而基本解決了農村人口在醫療保健方麵缺醫少藥問題。
《人權》中的《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結社自由。》：這是《文革》的最大亮點。全世界都知道的曆史事實。《四大武器》。各種造反派紅衛兵集體結社組織都有。不是走資派們攻擊抹黑的材料嗎？
文革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黑人領袖。1969年5月1日，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和夫人應邀登上北京天安門城樓，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等中國共產黨領袖共同參加了“五一”國際勞動節晚會。毛澤東和林彪還共同在羅伯特·威廉的紅寶書上題字。之後他結束了流亡生涯，回到了美國。
文革時的《人權》大捧握在中國人民的手中！
現在人們一提到工農兵學員，就將其與“走後門”掛鉤。其中除有人湊熱鬧、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別樣文章之外，大多數人是因為不了解當年招收工農兵學員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機床廠工人大學培養一線工人報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該廠的做法，要求全國大專院校盡快恢複招生。此即後來啟動大學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國重點院校，如北大、清華、武大、華工等，開始試招工農兵學員，試招人數大約5萬人。1971年全國院校基本上都恢複了招生，僅武漢地區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複招生，全國招生人數大約有15萬人。1972年之後高校在恢複的基礎上開始拓展，如武漢測繪學院由此前專招部隊學員的“軍測”恢複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漸開辦了一些分校，如複旦大學分校、華中師院京山分院、黃石分院，湖醫鹹寧分院等，全國大專院校招生的人數每年在16萬到17萬人以上。
從1970年試招到1976年招收最後一批為止，全國大專院校共計招收工農兵學員百萬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據網友提供的95萬人的數字偏低），這還不包括部隊院校的學員。全國縣以上各類中專從1971年開始全麵招收工農兵學員，其中各級師範學校、財貿學校、機械學校、衛生學校招收的人數尤多。從1969年到1976年全國共招收的大中專工農兵學員大約有2300萬人。全國縣以上的共大（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全國各級各類廠礦企業的工人大學、技校共計培養的工農兵學員也不下2000萬人。
黨的“九大”之後，開始由疾風暴雨式的文革時期進入到繼續革命時期，到1976年10月經曆了近七年半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大批老幹部、老知識分子奔赴五七幹校學習提高，然後再根據國家需要逐漸給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愛說的“住牛棚”；地方各級黨委、革委會班子的組成人員為老中青、軍幹群“三結合”，兩套班子，一套人馬，內設機構通常是三大組，即政工組、業務組、後勤組，幹部人數大約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老幹部、老知識分子等社會上層人員不可能大規模搞特殊化，各級領導班子成員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當年各級各類領導班子的結構安排，既有利於班子成員之間的取長補短和班子內部的相互製約，也有利於班子外部人民群眾的大字報、群眾組織的批判會等各種“大眾民主”的方式隨時隨地的監督。
當年農村基層組織是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大隊是黨支部和管委會，兩套班子一套人馬，也就是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兼財經隊長、會計、婦聯主任、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幾個人；小隊是隊委會，幹部有隊長、財經隊長兼倉庫保管、會計、出納、記工員。大、小隊幹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隊參加集體勞動，按勞動出勤計算工分，業餘時間的開會、做思想工作不計工分；大、小隊的日常工作除上級督促外，還要接受住隊幹部和社員群眾的監督，毫無特權可言，按現在的說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隊都設有社員大會，隊裏的大小事情都要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會議決定後由隊委會貫徹執行，村幹部這些人處處都要看群眾的臉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眾的前麵，叫做“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幹部”。幹部隻有如此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繼續革命”。
當年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有著嚴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時節，先成立各級由地方、院校、部隊的相關領導和工作人員構成的專班，然後層層下發招生文件，規定招生院校及名額、招生對象及條件、招生工作要求、領導責任、違規處分等，報紙、廣播配合宣傳招生意義、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條件具體明確，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實踐中鍛煉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學力，本人政治麵貌、一貫表現（有劣跡者一票否決），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體健康（體檢不合格者淘汰），年齡在25歲以下，業餘愛好和特長。招生指標層層分配到基層單位。
實施推薦時先由公社召開全社大、小隊幹部會議，傳達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薦工作；然後各小隊根據公社的推薦指標及要求召開各自小隊的社員大會推薦本隊合格青年，沒有就不推薦；大隊黨支部開會對各小隊報來的青年比較擇優選拔上報公社；公社黨委再在各大隊報來的青年中進行比較擇優，定出被推薦人和備選人上報區黨委；區委比較研究確定後，組織對初選人員進行政審和體檢；政審、體檢中如有落選人員，由區委在各公社報來的備選人員中比較擇優補上，再對這輪初選者進行政審和體檢，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辦理；直到推薦的人員都合格後，報縣招辦審查公布，接受舉報，無異議後報地區審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員均確定後，匯集到省招辦審核、備案。其間招生院校參與層層推薦人員的業務及能力考核，還有最後的決定（錄取）權。工礦企業和部隊的推薦工作也按照這樣的程序從基層層層往上推薦。
當年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各級黨委層層把關，至於說到“開後門”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不能說沒有， 但操作也相當困難， 各地都有常年的評選先進模範製度， 知青要選模範， 沒實幹精神很難當選，首先必須得到村民認可。當年的推薦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眾中進行的，就是有幹部子女被推薦上會的，其他條件也得過得去，不是特別優秀的誰也不敢再往上推薦，怕擔責任。當時的幹部真的要是有一點點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張大字報就會了結束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話， 走後門，腐敗是存在的， 但遠遠沒有現在一些人想象 或傳說那麽嚴重， 這其實就是改開以後鄧某一幫黑文革，黑老毛的結果。
當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現在看來，當年的推薦工作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過多地考慮地區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類群體之間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農兵學員“文化不齊”的問題，少數學員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學習困難， 這就是1973年招生 恢複考試的原因， 考試結果也作為重要錄取指標（不是唯一）， 後來因為張鐵生的反潮流，以後幾屆又取消文化考試？但是“反潮流”後一概排斥試卷， 從而又出現遺漏了一些賢才的問題。所以說任何製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問題。
工農兵學員中知青，社會青年和農村青年大約各占1/3， 根據專業， 不同有所差異。幹部子女， 尤其是高幹子女，大約有1/10， 這些人背景強， 走後門的概率大一些，但他們文化程度高， 見多識廣， 多少確有真才實學， 這些人有些有利用關係上大學的， 但說是走後門有些也是說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實際上任何社會， 任何時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對一些人看來公平， 另一些人就會認為不公平。對工農大眾來說， 文革時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時代， 但對一些知識分子， 老幹部等，受到打壓的四類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對於那些想通過科舉製度出人頭地的人來說， 就是喪失了一些機會，也是一種不公平。還有當時雖然有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對待的政策，但具體執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為政治背景， 政審不過關而被大學拒之門外。
最後說一點，工農兵學員的最後錄取權還是學校的， 任何走後門的現象 根本上是受製約的。基層推薦的人數和最後錄取的比例是3：1，這個原則也大大減少走後門的概率，一般來說， 學校工作人員和基層有瓜葛的人極少。
寫此文的目的就是還原一些曆史的真實， 如果與事實出入， 也請批評討論。
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說，關於毛主席的檔案之所以沒有完全公布，不是擔心有損毛主席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損某些人的形象。
鳳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
王光美沉思片刻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在別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質，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時候，他能夠看到、看清楚本質，並且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
法國納德·蘭塞姆說：“假如時光可以倒流，世界上將有一半的人可以成為偉人。”
周恩來總理曾對薄一波說：“一波呀，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對，但不要輕易表示反對。在曆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對，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以後我就謹慎了，不輕易表示反對了。但後來又有一次，我確信主席錯了，我堅決表示反對，但實踐卻又證明是主席對了。因此，對主席的意見和決策，你可以反對，但不要輕易反對。”
周總理還說：“讓紅軍走出死亡之穀是因為聽了毛主席的話，而不是因為聽了什麽集體智慧。是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才使集體有了智慧。中國領袖沒有那個人都無所謂，但沒有毛主席，革命勝利早著呢。每當革命危機時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而不是什麽集體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朱德說：“我們確確實實是常常和毛主席爭論，毛主席高瞻遠矚，料事如神，那時候，尤其是在井岡山，我們常常認為毛主席是不對的時候，就要與毛主席爭論，就要反對毛主席的意見，但是往往在事後證明是我們錯了。”
葉劍英說：“毛、劉、周、朱、陳、林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後六位，還有各位老帥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在長期的中國革命鬥爭中，大家逐漸認識了毛主席。別人也都當過頭、掌過舵，但都不行。隻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幹成了建立新中國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大事情。”
黃克誠說：“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隻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麽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躍進中，許多同誌作風浮誇，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
王震說，毛主席至少比我們多看五十年。
陳雲在改革開放十周年左右時間，說過一句話“中國離開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必將亡黨亡國”。
習仲勳說“堅持毛主席親自詮釋的毛澤東思想”，這句話，意味深長！
科學巨匠錢學森說：“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完蛋了。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而進駐大學的北京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已經獲得顯著的成效，在全國起了巨大的影響。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該仿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校逐步管起來。在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工人中已經實行革命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已經有了顯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
先搞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普及。先進大學，後進中，小學。沒有兩派組織，也沒有武鬥的學校，也要進入。
抽調工人的人數，大體上可占當地產業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點，不會妨礙生產。可以輪換。宣傳隊不要帶武器，那些還沒有實現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以及那些還沒有清理階級隊伍的工廠的工人不要參加。
進校前後，都要認真學習和正確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廣泛深入地宣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細致的思想工作，幫助，促進那裏還沒有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兩派革命群眾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實行革命的大聯合。
有武鬥的地方，堅決製止武鬥。
對兩派組織，先作調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輕易表態。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後，要善於發現和團結那裏麵的學生，教師，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共同工作，推動教育革命。
@@@@@@@@@@@@@@@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
中發〔68〕135號
1968年8月25日
毛主席批示： 照發。
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和軍分區，各野戰軍，各總部，各軍兵種：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份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於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而進駐大學的北京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已經獲得顯著的成效，在全國起了巨大的影響。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該仿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校逐步管起來。在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工人中已經實行革命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已經有了顯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先搞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普及。先進大學，後進中，小學。沒有兩派組織，也沒有武鬥的學校，也要進入。抽調工人的人數，大體上可占當地產業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點，不會妨礙生產。可以輪換。宣傳隊不要帶武器，那些還沒有實現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以及那些還沒有清理階級隊伍的工廠的工人不要參加。進校前後，都要認真學習和正確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廣泛深入地宣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細致的思想工作，幫助，促進那裏還沒有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兩派革命群眾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實行革命的大聯合。有武鬥的地方，堅決製止武鬥。對兩派組織，先作調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輕易表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後，要善於發現和團結那裏麵的學生，教師，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共同工作，推動教育革命。
這是一件大事。請你們接到通知後立即進行調查研究，並將你們的部署或計劃電告中央。在條件還不具備的地方，應當先創造條件。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於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校後典型經驗的報告，將另發供參考。
@@@@@@@@@@@@@@@@@@@@@
毛澤東對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的批語和修改〔１〕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應確定紅旗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寫一篇評論。此文由你署名，在紅旗先發，然後由各報轉載並廣播〔２〕。
請向碰頭會宣讀一次，征求意見。
毛 澤 東
八月廿二日下午八時
（根據手稿刊印）
二
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曆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３〕
三
大體可以了。
四
除已寫明是我講的兩段話以外，其餘都不用粗體。〔４〕
五
照發。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六
一個偉大的鬥、批、改的高潮正在到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浩浩蕩蕩的產業工人大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進學校和其他一切還沒有搞好鬥、批、改的單位，是這個高潮到來的信號。這個高潮，是經過成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等等一係列工作之後出現的，它將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引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大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根據《紅旗》雜誌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刊印。（有毛澤東修改件）
七
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開始形成的時候起，就提出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年了。隻有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這個徹底革命的口號。中國共產黨是以這個口號為其基本綱領的。而要實現這個口號，就要聯合工人以外的廣大群眾，這主要是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識分子，並領導他們前進。
根據《紅旗》雜誌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刊印。（有毛澤東手稿）
八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僅僅是在工人階級這個唯一的階級領導下進行的。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九
這個“獨立王國”〔５〕已被革命的風暴徹底摧毀了。它的階級鬥爭的曆史教訓，應為一切革命者所記取。全國各地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裏的公民們，也應當研究這個教訓。
十
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奮起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暫時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但隨後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鬥、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係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十一
毛主席最近指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毛主席這個指示，指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徹底摧毀資產階級教育製度的銳利的武器。廣大青年學生，要熱烈歡迎工人階級占領學校陣地，參加鬥、批、改，並且永遠領導學校。
十二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頭說說騙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把工人階級當作“自己”人，當作人民群眾中最先進、最有覺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戰士、學校中革命的積極分子“三結合”，就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證。那種把工人當作“自己”以外的異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塗，他自己就是工人階級的階級異己分子，工人階級就有理由專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
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十三
在這個過程〔６〕中，工人階級本身會受到深刻的階級鬥爭鍛煉，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工人幹部，充實到國家機關的各個方麵以及各級革委會裏去，不但管理學校而已。
十四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曆這麽幾個階段。”
毛主席的這段話，是對鬥、批、改階段群眾運動發展的總結，為我們完成工廠企業鬥、批、改的任務指出了明確的道路。
首先的任務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使工廠企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體上清理階級隊伍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做的。
十五
大批判和清理階級隊伍，為整黨創造了最好的條件。經過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階級鬥爭的嚴格考驗，廣大黨員的政治覺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眾的關係有了很大的改進，黨內的極少數壞人清除出去了，黨員的政治狀況、組織狀況基本上弄清楚了，並且吸收一批在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參加黨組織，使黨增加新鮮血液，逐步形成一個堅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核心，這樣，我們就能整頓好黨的組織，我們就能實現毛主席指出的偉大整黨目標：“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７〕在工礦企業中的運動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業中，在黨、政機關中的運動，也大體是如此。
根據《紅旗》雜誌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刊印。（有毛澤東修改件）
注 釋
〔１〕 本篇一、二是對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員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審稿的批語；本篇三、四是對姚文元八月二十三日送審稿的批語；本篇五是對姚文元八月二十四日送審稿的批語；本篇六至十五是對這三次送審稿的修改，其中用宋體字排印的是毛澤東加寫和改寫的文字。
〔２〕 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將這篇文章送毛澤東審閱時寫道：“根據您‘宜有一篇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寫了一篇評論，整理了您的兩段重要指示，駁斥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不知能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用。”文中整理的毛澤東的兩段講話，毛澤東審閱時又作了一些修改，見本篇十一、十四中帶引號的文字。這篇文章送審時，原題為《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毛澤東審閱時，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從此以後作為毛澤東語錄引用），並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發表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二期，《人民日報》等報紙在八月二十六日轉載。
〔３〕 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審稿中寫道：“正是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下，才能發動這樣一場億萬革命群眾參加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審閱時，刪去了文中“史無前例的”五個字，並寫了這個批語。
〔４〕 姚文元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送審稿上寫有：“這是準備提交碰頭會宣讀的稿子。您加的一些段落，都用了粗體，以便同誌們了解學習。如認為有的地方在發表時不宜用，請注明。”毛澤東在“不宜用”三字下劃了一道杠，並寫了這個批語。批語中所指的兩段話，見本篇十一、十四中的兩段引文。
〔５〕 指上文中提到的所謂“舊北京市委”的“獨立王國”。
〔６〕 指上文中提到的“工人宣傳隊要有步驟、有計劃地到大、中、小學去”，“促進那裏的鬥、批、改”的過程。
〔７〕 引號中的文字公開發表時用黑體字排印。
平均每12天接見一次。天剛蒙蒙亮毛主席就和初升的太陽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還是稍往前回顧一下。
1966年8月8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並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打倒劉少奇已經成為定論。隨後的幾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現了兩件過去沒有的事情。一件是人們排著長長的隊伍開始搶購毛澤東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作為毛主席的客人陸續雲集北京。
於是，毛澤東決定8月17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各地的紅衛兵組織代表。毛澤東的這個決定是因為第二天的天安門廣場上要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不過，毛主席自己也沒有想到這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
當然誰都沒有想到，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的時候也還是沒有想到。8月31日第二次接見完之後，《人民日報》頭版通欄大標題《毛主席接見50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9月15日．還是沒有報導，第三次接見的報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見百萬革命小將》為題的。然後是10月1日國慶節毛主席檢閱150萬遊行大軍。從第四次接見就開始明確了，《人民日報》的通欄大標題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見150萬革命小將》。這是10月18日，文中提到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毛主席先後四次接見。到11月3日，接見卻變成了第六次檢閱文化革命大軍。《人民日報》解釋說：這是連國慶節也算在內的。這就是說，第四次實際上是第五次。隻有從第六次開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隊。以後，就第七次第八次就順序下去了。後來算下來，大概是平均12天接見一次。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也稱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北京連續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院校師生，從而促使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在3個多月時間裏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和學校師生，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一次：
1966年8月18日，北京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100萬紅衛兵和學校師生。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講話中號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會上發言的群眾代表有北京大學的聶元梓以及各地的大中學生代表。北京師大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7]。會後，毛澤東檢閱了遊行隊伍，在檢閱過程中，毛主席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二次：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與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分乘敞篷汽車繞天安門廣場一周，第二次接見了50萬名全國各地紅衛兵和師生。毛澤東同林彪、賀龍乘坐車隊的第一輛汽車，其後為周恩來、陶鑄、聶榮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輛車，鄧小平、康生、劉少奇、陳毅乘坐第三輛車，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乘坐第四輛車，葉劍英、蕭華、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乘坐第五輛車。所有領導人都和毛澤東一樣身穿綠軍裝。車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後，在人群中間緩緩而行，毛澤東不時向人們招手致意。原本席地而坐的紅衛兵見到後，情緒激動，手中揮舞著《毛主席語錄》，不停呼喊“毛主席萬歲”。後麵的人為了更真切地看到毛澤東，拚命往起跳，往前擁。擔任警衛的部隊手挽著手，組成一道人牆，竭盡全力頂住人潮，維持著通道。即使這樣，有些地方仍被擁擠的人潮堵塞了通道，迫使車隊不得不停下來。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三次：
1966年9月5日，國務院發布《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全國學校停課，學生全國大串聯，學生的旅費和食宿均由國家支付。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了各地及首都的紅衛兵和師生約100萬人。林彪在會上講話中說，紅衛兵的鬥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講話中則強調，要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四次：
1966年10月1日，北京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大會，毛澤東第四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150萬紅衛兵和群眾。會後舉行了盛大遊行。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五次：
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五次接見串聯到京的150萬紅衛兵和師生，並和中央領導人分乘敞篷汽車檢閱了紅衛兵隊伍。紅衛兵在長安街兩側席地而坐，沒有舉行遊行。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六次：
1966年11月3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六次接見來自各地的紅衛兵和師生，時間持續7個小時，人數達200萬。同日，林彪發表接見講話。王維舟還專門到這些師生代表住地接見了他們。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七次：
1966年11月10日、11日，毛澤東第七次接見180萬人。
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八次：
1966年11月25日、26日，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共250萬人。
至此，毛澤東先後接見了1100-1300萬人。通過這8次接見，各地紅衛兵士氣大漲，從而促使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第一次的慶祝大會預定在早上7點半鍾開始。
那一天，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從淩晨一點開始就步行往天安門方向前進了。雖然一夜沒睡，但大家想到要見毛主席，誰也不覺得困，每個人都興奮異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下已經有秩序地集合完畢。
新華社報道說：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天安門兩側的東西長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紅衛兵》來維持秩序。
天安門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他們高舉著第一張革命大字報的模型。這第一張大字報是毛澤東格外讚賞的。本來，聶元梓等七人的造黨委反的大字報一貼出來，就遭到了上千張大字報的批判。康生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澤東那裏。毛澤東下令，向全中國公布這張大字報，這之後，才有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誕生。所以北京大學的紅衛兵當之無愧地站在毛澤東視線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學紅衛兵的周圍，也算站在天安門正麵的是來自上海、天津、廣州、武漢、哈爾濱、烏魯木齊等外地紅衛兵。天安門兩側的觀禮台上也站滿了數以萬計的紅衛兵代表。
清晨5點，離大會開始還有整整兩個小時，毛澤東就和初升的太陽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下。
接見安排在早晨5點鍾。
為什麽選擇在這個時間？也許其中有東方紅，太陽升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是8月份是北京最熱的天氣，上午下午在室外都幾乎熱死人。選擇在早晨不僅氣候適宜，而且從保衛方麵說安全係數更大一些。
這種大會，不同於十一、五一的大會，參加大會的人員都沒有經過嚴格的政審，革命群眾中難免魚龍混珠，要是出現暗殺，保衛人員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須出其不意。從以後的幾次接見也可以看出來，接見的時間和接見的方式都各不相同，這中間似乎有出其不意的意思。雖然是利用了五一、十一的那一套班子組織大會，但是形勢那麽亂，怎麽可能保證每一個參加者的審查？更不要說嚴密審查了。保衛人員隻有在千方百計把保衛工作做得更加嚴密上下功夫了。為了更多地接見群眾，第二次檢閱采用了閱兵式，這種群眾動的方式比靜的方式要多接見兩到三倍的群眾。隊伍從東往西走，按計算兩三個小時的事，卻拖到了四五個小時。沒辦法，費了好大的勁，怎麽動員，群眾隊伍也淤積在天安門城樓下不走，誰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以後就采取群眾就地、領導乘車檢閱方式了。記不清是哪一次了，毛主席的車在大會堂西邊走不了了，紅衛兵整個圍住了車，亂七八糟，神仙也維持不住秩序了，有的紅衛兵幹脆被擠進了車裏。等到警衛好不容易開出一條路，接出毛主席的車子，才發現車裏有一隻女孩子的鞋。還有一次，天還沒亮，紅衛兵已經來了一部分，毛主席來了以後首先到天安門城樓前的金水橋，警衛人員趕緊勸主席上城樓，好一陣子才把主席勸走。接見完，毛主席又自己下了城樓，過了金水橋。當時周總理正在城樓上給工作人員總結，布置下一次的接見，聽說主席過了金水橋，也顧不上說什麽，就急著往下跑，工作人員也都急著往下跑。年輕人腿腳快，很快超過了總理，大家一齊站毛主席對麵喊：“請主席上去。”“請主席上去。”毛主席並不理，還是任群眾把他緊緊地圍在中間。以後司機把車開過來毛主席才上車走了。更有一次，毛主席接見完後來到金水橋邊，一屁股坐在地上。紅衛兵立刻圍上來，記者也蜂擁來拍照，警衛部隊費了好大的勁才把毛主席接出來。
幾十年後，已經離休的北京軍區保衛部長張德斌說：那時真怕出事。安全一出問題，就不好交代了。
一個純粹的偶然使一個紅衛兵名聲大振。一個小女孩因去廁所回來沒見到毛主席，當場暈了過去。
毛澤東穿著一身綠軍裝，由一名年輕的女兵陪同，走過金水橋，微笑著和紅衛兵握手，人群沸騰起來。誰也沒有想到毛主席來到了他們中間，淚流滿麵的人們都以能與偉大領袖握手而感到自豪。
幾十年後，這個久久不去的印象還深深刻在當年的紅衛兵心上。
毛澤東在金水橋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橋上，凝神望著，他似乎被這一片翻騰的紅海洋感動了，把頭上的軍帽摘下來，一再向群眾招手，軍帽上紅星在初升的朝陽下不時閃著紅紅的光芒。
然後，毛主席戴上軍帽，轉身上了天安門城樓。
緊接著，1500名被推選出來的各地紅衛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門城樓上和領袖一起檢閱。大概在7點16分的時候，毛澤東單獨接見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40名代表，並和他們一一握手，然後合影留念。
7點30分，慶祝大會在《東方紅》樂曲聲中準時開始。
毛澤東以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大會，林彪講話。就從這以後，領袖、導師、統帥、舵手就成了毛澤東這個名字之前的四個固定副詞。
大會結束後，像每年的五一、十一慶祝一樣，舉行了百萬人參加的盛大群眾遊行。這時，穿著舊軍衣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宋彬彬（網易注：宋任窮之女，文革後又改名為宋Ｘ）把一枚紅衛兵袖章給毛澤東戴在了左胳膊上。宋彬彬幾天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了她給毛主席戴紅袖章的經過。
這純粹是一個偶然。
也正是這一個偶然，使紅衛兵超乎尋常得一下子名聲大振。
宋彬彬那天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突然想到應該讓毛主席也參加我們的紅衛兵。有了那個讓她心砰砰跳的想法後，她找到了主持大會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想獻給毛主席一個紅袖章。在過去的集會上，經常有給毛主席戴紅領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員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帶到毛主席身邊。毛主席問她叫什麽名？
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要武嘛。從此，她改名為宋要武。另一個名叫杭生的革命軍人的後代也獻給毛主席一個黃絲線繡的紅衛兵袖章，上麵別著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接過來，衝他微微一笑。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駱小海是最先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休息室裏看到毛主席的，他和另外兩名同學宋柏林和韓平大聲地對毛主席說：“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說好好。你們是哪裏的？幾名紅衛兵自豪他說：我們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毛主席大聲地說：我堅決支持你們！跟在後麵的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周春曉高興地說：“毛主席也參加我們紅衛兵了。”
紅衛兵的隊伍直到上午11點才全部走出天安門廣場，仍然沒有倦意的毛澤東又在城樓上分批接見了和他一同參加檢閱的紅衛兵代表，並與他們一一合影。當時，在天安門城摟上的北大紅衛兵提出要讓毛主席講話，周恩來總理對他們說：“你們每人手裏拿的不是毛主席語錄嗎？那上邊都是毛主席的話。”
“八一八”之後第二天，全國各大報以大量篇幅報道了“八一八”的盛況。9月8日，一部題為《毛澤東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紀錄片在全國放映，觀看的群眾在幾億人次以上。宣傳範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
毛澤東有一次接見紅衛兵結束之後，觀禮台上的數萬紅衛兵始終沒有走，他們說他們沒有見到毛主席。因為毛澤東始終是在天安門的下麵，就是下來了，觀禮台上也看不清。所以，他們揮舞著紅紅的語錄本，有節奏地喊著“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就是不離開觀禮台。工作人員建議毛主席就在天安門東西兩側來回走一趟，以此來滿足觀禮台上的紅衛兵要求。但是，毛澤東揮舞著軍帽從城樓的東側走向西側，又從西側走向東側，老人家已經在天安門城樓上來回走了整整六個多小時，此時已經回去休息，總不能再讓老人家重返回天安門吧？再說，在觀禮台上的紅衛兵還很多，要分好多批才能全部見完，再有兩三個小時恐怕也打不住。
一些走資派的特色學者和吹鼓手們忽悠"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是同20世紀出現的否定中華民族文化和曆史的“全盤西化”論相伴而生的"。
這些資產階級的文人們以"反曆史虛無主義"的同時, 實實在在地玩弄著更惡劣的曆史虛無主義。
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根源在走資派鄧小平, 而且走資派鄧小平又是個玩弄曆史虛無主義的高手。走資派鄧小平亦即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利己主義混合的徹頭徹尾的兩麵派。 走資派鄧小平又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者。走資派鄧小平更是在新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基礎之上的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走資派鄧小平為了複辟資本主義找借口, 為了在文革中被批判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翻案。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顛倒黑白抹黑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製度。走資派鄧小平戴著馬列主義的帽卻不信仰馬列主義。走資派鄧小平讓工人們下崗解散人民公社、強行將複辟資本主義的罪名加在四人幫和紅衛兵造反派頭上。
走資派鄧小平這些不是曆史虛無主義又是什麽? 文革是在否定中華民族文化嗎? 江青是複辟資本主義反對毛澤東嗎? 江青反鄧小平倒是事實該判死刑嗎? "否定中華民族文化"這頂帽子夠大的, 當然所指是搞文革的發起者。
百年前的資產階級的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提倡的白話文白話詩也曾被戴過這頂帽子。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在新文化運動中也被戴過。就如陳延年等年輕人在新文化運動中信仰自由主義初試辦的"互助小組"試驗也被戴這帽子還被誣篾為"共產共妻"等帽子。剪辨子解放女人裹小腳也被某些人反對過。而文革是為"否定中華民族文化"?
曆史虛無主義妄圖通過捏造事實、割裂聯係、否定規律等手段篡改和醜化黨的曆史。集中表現為攻擊黨的領袖和英雄人物，抹黑進而否定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史。通過顛覆社會大眾對黨史國史的基本認知，鼓噪和宣泄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滿情緒。
曆史虛無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具有特定政治目的和現實訴求的唯心史觀，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否定共產黨和幾千萬中國的農民工人經過千辛萬苦流血犧牲幾十年奮鬥得來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篡權複辟後的幾十年的中國社會的實踐不就是證明嗎? "改革開放"富了? 請鄧小平在一九四九年搞讓少數人先富黑白貓亂摸石頭過河能使中國富嗎? 割裂毛澤東時代、割裂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走資派鄧小平隻能是個如同他祖父輩一樣成為一方的大惡霸而己。
走資派右派說：“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美西方》發達國家的接觸量、貿易量和社會之間的整體交流量，都是前蘇聯完全不可比擬的，隻要我們保持定力，堅定信心，大措施得當，就完全可能抵消美國霸權主義的強勢。”這裏，這是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0）：全國工業企業 總額為78039億美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68466億美元，即企業壟斷組織已經在經濟生活中起到了決定作用。
實際利用外資1443億美元，對外投資15 17億美元，即資本輸出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兩個列寧提出的關於帝國主義特別重要的兩個基本特征，認為中國已經很像當年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那樣達到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即中國特色社會帝國主義階段，從而大搞“爭霸主義”了。
既然中國的走資派右派們都承認現在中國特色政府所進行的是和《美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爭霸》鬥爭，那麽，顯然人們隻有如實承認中國自2022年之後，已經進入到中國特色社會帝國主義階段，才有利於中國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爭霸鬥爭，有利於防止他們利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掩蓋自己的“爭霸主義”實質。
走資派右派們掩蓋中美關係特別緊張的內因。首先要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肯定，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是中美關係緊張的外因。
但是也不能隻看外因，不看內因。這個內因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做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麽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初心、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
對最後一句話，毛主席實質上是指出了，在資本主義道路走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像蘇聯那樣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國家。
所以，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會激化，並被敵人所利用。
現在走資派右派們的“霸權主義”政策，不就被美國霸權主義者利用來反對中國了嗎？
例如，美國官員出於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階級仇恨和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的需要，用一句話講了三個觀點。
其一，“中國是《美西方》唯一的競爭對手”。這實質上是認為中國已像當年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那樣，成為唯一能和美國爭奪霸權的對手。
其二，“它有意圖和越來越多的能力重塑國際體係”。這實質上是認為，中國已由“先裝孫子後爭霸”，逐步過渡到附庸為輔，爭霸為主。
其三，“以適應其獨裁的偏好”。這實質上是認為，中國領導人主張這樣做，是為了實現自已追求獨裁的欲望。
正因為這樣，美國霸權主義以比當年對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歐盟，比當年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比對朝鮮、古巴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都更凶狠十倍百倍的手段來對付中國。
走資派右派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在國內有利於否定毛主席把反帝和反霸結合在一起的戰略方針。在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來都是旗幟鮮明的堅持打倒美帝國主義，同時又反對美蘇兩霸的。這是在於，霸權主義是帝國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必然會出現的最大帝國主義國家，奉行唯我獨尊、欺淩別國的一種必然現象，而帝國主義才是社會製度本身。因此，隻有在反帝的基礎上反霸，才是真正從根本上反霸、徹底的反霸。
走資派右派們由於害怕反帝最終反到自己的頭上，而隻提反霸而不提反帝，顯然暴露出自己中國特色社會帝國主義者的真麵目。因此，中國對《美西方》不是反霸而是爭霸。結果如何拭目以待。
這樣做有利於徹底否定《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救世界》的偉大真理。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核心觀點是全人類利益高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利益。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亦然。而問題在於，隻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才能救俄國、救世界。正是在這種新思維的指導下，解散了蘇聯東歐國家的軍事組織即華沙條約組織，發生了蘇東劇變這種曆史大悲劇。在這種血淋淋的曆史教訓麵前，依然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用低級紅、高級黑的手段，說成新時代的戈爾巴喬夫式的新思維，可見其用心是多麽的陰險和歹毒。
帝國主義之間的爭霸有利於國際上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阻止“新的十月革命”。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最近指出：“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實踐和功敗垂成，從根本上就是因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和在實質信仰社會沙文主義的叛徒的幫助下，對改變和瓦解的。” 正因為這樣，俄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代表人物。用它來抨擊“十月革命”。認為“1917年，俄羅斯已經接受了這樣的打擊，當時國家正在參與第1次世界大戰，但勝利果實卻被竊取了。陰謀、爭鬥、背後捅刀、軍民最後的政治活動，變成了最大的震動。軍亡國亡，大片領土喪失。結果，釀成了內戰悲劇。” 講這些話，既是為了否定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更是為了阻止俄羅斯共產黨重新掌握政權。中國的走資派右派們大肆宣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顯然不利於俄共的革命鬥爭。
帝國主義之間的爭霸有利於中美之間搞“臣妾主義”基礎上的和平崛起。走資派右派們公開宣揚，“中美現在不是敵人，未來也絕對不應該成為敵人。事實上中國越強大，也越沒有誰敢把中國朝著敵人的方向逼”。毫無疑問，這是主張讓中國在中美“夫妻關係”甘當小老婆，並通過和赫魯曉夫提出的“和平競賽”相類似的“和平崛起”，逐步建成“中美國”即“中美共治”，也就是中美兩霸共同統治世界。
而這在美國看來，這正是和它爭霸的表現，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並且，這種“和平崛起”的老底讓美國摸到了，恰恰讓其更輕易的通過軍事威脅占便宜。這反而是戰爭的危險大大增加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從“向美國學習甘當小學“、“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中美是夫妻關係“、“中美現在不是敵人，未來也絕對不應該成為敵人。“一廂情願地奉行“臣妾主義”至今，似乎聞到了戰爭的味道，美國製造的軍事武器己在台灣堆積如山，美國軍事教官己進入台灣，台灣的軍官赴美學習己成常態。
是爭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於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轉移對國內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視線。正如列寧所說：“俄國統治集團想用老辦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麵用暴力鎮壓國內的解放運動，另一方麵煽動民族主義的感情，製造一些後果無法預料的外交衝突來轉移人民的視線，使他們不去注意國內的可悲局麵。”
是爭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於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實現打垮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的罪惡目的。走資派右派們強調，“如果我們因為警惕外部顛覆勢力而看誰都像特務，見誰都嫌反美態度不堅決，對社會內部的反美情緒帶動‘左’的東西不斷釋放出來，那麽我們的社會就有可能變得僵化，從而削弱我們與美戰略博弈長期後勁的形成機製。”不難看出，他們實際上是把鎮壓左派即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作為專政的主要對象的，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恰恰有利於他們實現這一政治圖謀。
是爭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於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分裂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隊伍。正如有人所說：“民族主義正好此時趁虛而入，成為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合法性背書的一股力量。在此情況下，曾經具有進步意義的民族主義很容易走向其反麵，由進步思潮變成保守落後意識。在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合流的同時，也意味著民族主義與真正的馬列毛主義分道揚鑣，從而‘左派’、‘毛派’內部的民族主義因素迅速膨脹。搶奪了馬列毛主義的話語權，因此說，民族主義對‘左派’、‘毛派’的侵蝕，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不劃清民族主義與此馬列毛主義的界限，必將把‘左派’、‘毛派’隊伍帶入歧途。”
對於毛遠新、朱丹華、毛新宇為什麽要在當前形勢下發表上述看法，是很值得認真思考和深刻領會的。
毛主席曾多次強調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黨內走資派是鬥爭的重點。正反對兩方麵的實踐充分證明，毛主席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正如蘇聯黨垮台國解體，它的危險性就比十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幹涉危險得多。
不是革命製止戰爭，就是戰爭引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