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台式民主》也是資產階級民主
《台式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
《台式民主》。近日，台灣島上為選舉台灣領導人，可謂轟轟烈烈己經有段時間了。離選舉日己不足一個月了。台灣記者在街頭和養老院進行了隨訪。在街頭主要是年輕人：喜歡叫台灣好。在養老院裏隨訪了幾個九十多歲的退體老兵：打仗殘酷啊！我是在大陸時被抓壯丁抓來的，我當時還是個孩子，因為壯丁抓不到啊.......。見那老兵含著眼淚在說。
台媒記者作了簡單分析：目前台灣島上年輕人以獨立居多。而老年人尤其是被蔣介石國民黨被迫帶到台灣島上來的大陸人中以中國統一為主。但老年人不斷地在減少，而年輕人不斷地在增加。民意的結果是以台灣獨立為主的。《台式民主》一直在為獨立或統一為軸心而轉。而作主的是幾個資本家和他們的集團。至於《扶助工農》早被國民黨拋至九宵雲外了。而民進黨就根本不承認。而民眾黨和最大資本家根本就不認工農。這就是目前的《台式民主》的核心。
蔣介石在統治台灣時是獨裁。無可非議。蔣介石兒子接班，是因為蔣介石的這個兒子經蘇聯培訓過，還能做點事。蔣介石死後，蔣經國統治台灣時，把從蘇聯學到的和回到中國在瑞金地區看到的土改農民運動分田地共產黨的做法搬到了台灣。當時分到田的台灣人轉手把田賣了，拿了錢移民了。蔣經國死了，被他重用的李登輝是個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李沒法解散國民黨，就縱容一幫反國民黨分子組建了民進黨。這就是《台式民主》的開始。
《台式民主》在日裔台人投機分子李的操縱下，台灣民進黨的陳水扁上台執政了。四年，八年執政下來，陳水扁，一個台灣農民的兒子，又是台南一家地主的女婿，進了監牢。為啥？撈錢！陳水扁在台灣執政八年撈了多少錢？
《陳水扁30年從政之路以貪腐醜聞終結》《陳水扁：從“台灣之子”到台灣之恥》《出身貧寒三級貧戶之子 “老實的鄉下人”》到《“執政”8年 大肆撈錢 享用特權》
台灣學者指出，陳水扁在8年“執政”時間裏，打造出真正的“第一家庭”，即“炒股第一，購物第一，拚理財第一”！這8年，陳水扁不僅將自己的政治仕途推上了巔峰，也將家人的腰包變鼓，享受到平常百姓家無法享受的特權。
根據台灣財政部門公布的島內政治人物財產申報資料顯示，陳水扁“執政”8年，家裏多出近5000萬元的存款和兩處房產。此外，吳淑珍的手表和10多件珠寶價格更是難以估量。8年內，陳水扁夫婦還為家人購買了220多萬的高額終身保險。
陳水扁的兒子陳致中的婚禮也曾在台灣引起很大爭議。按照規定，平常隻有“第一家庭”才可以動用公務用機“空軍一號”。婚禮當天，包括媒人等一票人全部登上“空軍一號”，前往女方台中的家裏提親。當時，有人開玩笑說，“空軍一號”變成了提親的專機。
陳致中的婚禮極具奢華，台灣幾乎所有的銀行家以及比較大的企業家全部到場，這在台灣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更離譜的是，曾有商人贈送價值100萬元的對表，竟被吳淑珍要求換成價值132萬元的名牌鑽戒，並強製對方彌補差價。
陳水扁家族的特權遠遠不止一家四口人在享受。扁家友人蔡銘哲曾在出庭時證實，他曾以吳淑珍助理的名義幫陳水扁家修繕官邸、添購家具，都能獲得很大的折扣。
陳水扁“執政”8年，推動許多重大建設，包括雪山隧道通車、高鐵營運、“二次金改”等，隻是這樣的政績，卻因為弊案陸續引爆，最終把自己推向牢獄之災。
“第一家庭”從風光無限到分崩離析。陳水扁家族弊案的爆發，為這個曾經的“第一家庭”帶來了人性的衝擊，一場親情角力戰上演。頃刻間，夫妻關係、父子關係、父女關係、婆媳關係變得複雜而詭異。昔日風光無限的“第一家庭”，如何蛻變到眾叛親離、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境地？
夫妻關係：從“救夫保子”到“舍大保小”。在陳水扁的仕途中，吳淑珍一直是最重要的推手。吳淑珍所謂的“政治車禍”發生後，陳水扁在公眾麵前始終扮演好丈夫、好父親的角色，夫妻大方秀恩愛。
弊案初期，吳淑珍為了保護丈夫陳水扁與兒子陳致中，曾采取部分認罪的司法策略，企圖將全部罪責攬在自己身上，通過這一手段來達到“救夫保子”的目的。而陳水扁也同樣將罪名推給妻子，稱吳淑珍“不是正常人”，瞞著他在官邸撈錢、搬錢、洗錢。
隨著案情的進一步明朗，扁家人似乎意識到唯有坦白認罪才能減輕家人、尤其是兒子陳致中涉罪的責任。此後，吳淑珍的策略由“救夫保子”轉為“舍大保小”。
陳水扁辦公室透露，先前曾帶著一封吳淑珍親手寫的信轉交給陳水扁。吳淑珍在信中措辭強硬地責備陳水扁。之後，吳淑珍更進一步發動勸扁認罪攻勢，甚至撂話：“不認罪以後就不來探視！”
父子關係：從“避實就虛”到“當庭對質”。扁家弊案初期，陳致中、黃睿靚夫婦稱父親對洗錢一事毫不知情，力保陳水扁的痕跡相當明顯。然而，隨著弊案審理的進一步白熱化，陳致中堅定地表示願意出庭作證，與父親陳水扁對質。當陳水扁聽到兒子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時，眉頭深鎖，坐立難安。
為了達到讓父親陳水扁認罪的目的，陳致中也曾以死相逼。他表示，如果吳淑珍有事，他準備“隨母而去”。而陳致中妻子黃睿靚探阿扁時更是直接哭訴，希望阿扁配合院檢，不要累及子女與第三代。
父女關係：從“為父叫屈”到“對扁發飆”。每當弊案進入緊要關頭之際，陳幸妤高聲嘶吼，為家人辯護，強調匯往海外的錢都是“選舉結餘款”。她還點名前“行政院長”蘇貞昌、謝長廷和高雄市長陳菊，都曾拿過父親陳水扁的錢。
但當陳幸妤涉入家族弊案被限製出境，無法實現赴海外求學的美夢時，她把一腔怒火通通發泄到陳水扁的身上。陳幸妤到看守所探視父親時，父女間發生激烈爭吵，陳幸妤情緒失控，當場發飆。陳水扁則是一次又一次消費兒女的隱私。他不僅出書大爆陳幸妤的失戀情史，稱女兒曾當第三者，還直指她會發瘋甚至自殺，讓其隱私淪為街頭巷尾的八卦話題。
這就是《台式民主》。在《台式民主》之下的種種醜陋一覽無遺。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1966年8月22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規定，希各級黨委遵照執行。《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主席、中央：最近，蘭州、哈爾濱、西安、重慶等地，學生包圍了省、市委住地。同時發生了兩起人民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嚴重事件。八月五日，蘭州大學學生與鐵路職工、鐵路中學學生發生衝突，蘭州市公安局出動上百名警察，在蘭大門前實行戒嚴。八月二十日，陝西省銅川一中學生包圍了市委，在場的公安派出所長楊萬傑，竟擅自鳴槍示威。
鎮壓革命學生運動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絕對不能允許。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體公安幹部、人民警察滿腔熱情地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師生鬧革命，不準幹涉學生的革命行動。但是少數地方沒有認真執行。現再作如下規定：
一、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二、絕對不準向革命師生開槍，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允許。
三、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防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
五、警察隻在街道維持秩序。遇有打架、鬥毆，可以勸解。如革命學生打了警察，不準還手。公 安 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在《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插話》(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在治安時代以後的北洋軍閥，後來的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的。現在的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何區別？中央下命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對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的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方向問題就是中心問題，是路線問題，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要解決的問題，感到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大家起來又加以鎮壓。所謂方向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克思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這類的事情就要爆發出來，明明白白就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麽不能反對。
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學生，是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別讓外國人知道，其實除了機密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讓外國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麽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允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都寫在憲法裏。從這次鎮壓學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動看來，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我看該處理。
毛澤東《對中央首長的講話》（一九六六年七月）
毛主席說：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巴黎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
（幾個少先隊員給他爸爸貼大字報說爸爸忘了過去，沒有給我們講毛澤東思想，而是問我們在學校的分數，好的給獎品。）
毛主席叫陳伯達同誌轉告這些小朋友，大字報寫得很好！主席說：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揮出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這邊，可是他站在鎮壓同學那邊，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本反動派。
借“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個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麵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隻能靠在外麵。
有些同誌鬥別人很凶，鬥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自己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誌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有些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辦的張彥跑到外麵給人扣了二十幾個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麽辦？）
怕什麽？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麽，要將一個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
你們要政治掛帥，要到群眾裏麵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澤東：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月〕這是毛澤東同誌同中央幾個負責同誌的談話：
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大字報〔1〕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的。
大字報寫得好。
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
借口“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去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允許，這是方向性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爛！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麵鍛煉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隻有靠在外麵。
有的同誌鬥別人很凶，鬥自己不行，這樣自己永遠過不了關。
靠你們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誌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的生活不行。
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有的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不怕壞人，究竟壞人有多少？廣大的學生大多數是好人。
〔有人提出亂的時候，打亂檔案怎麽辦？〕怕什麽？壞人來證明是壞人，好人你怕什麽？要將“怕”字換成一個“敢”字。要最後證明社會主義關是不是過。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注釋：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全文如下：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那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的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製，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製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致”。這是什麽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麽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那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麽到現在還這麽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麽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什麽是“正確的道路”？什麽是“正確的方向”？什麽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係同誌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什麽“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麽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製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麽人，搞的什麽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作夢！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向走資派反抗戰鬥的時候了！
反習分子們聽了習近平說，文革是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
可樂壞了。
其實，這是一粒老鼠藥。
為何說是一粒老鼠藥？
習近平是現任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坐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打下的天下。
又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顯然兩者都不想得罪。在講“犯了嚴重錯誤“之後，又加了一句，這是前任“決定了的“，言下之意與他無關。
在共運史上，《文革》！毛澤東是“犯錯誤“？還是對共運史的偉大貢獻！後人一定會有認識。
《文革》是什麽？文革就是階級鬥爭。是毛澤東共產黨同蔣介石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武裝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看似結束了。但蔣介石國民黨留下的無數的右派分子還在，而且還有無數的新的產生。每個人腦子裏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資產階級思想。他們聯合起來瘋狂地反對共產黨，逼共產黨下台。他們在共產黨內找到了代理人《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所做的一切證明了這個事實。文革就是階級鬥爭。工人下崗了，被砸了鐵飯碗。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又一盤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資本主義私有化後的一切醜陋社會現象都變本加利地複辟了。睜眼看不見嗎？
《文革》是文鬥，而不是武鬥。文鬥就是使用的《東方民主》。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鬥爭，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還大量產生，社會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使必為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來，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試圖複辟資本主義。所以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必定成為走資派。
毛澤東吸取了斯大林極其嚴重的教訓，敢闖新路，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基礎上，創造了完整的一套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把這些前人沒提出的、他親自創造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變為現實，取得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迄今為止最高效率的理論和實踐成就。
文革就是階級鬥爭的繼續，而使用的方法是文鬥而不是武鬥，使用的是《東方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也稱大民主。
蘇聯的官僚化體製嚴重弊端，毛澤東是最早發現的。薄一波在《毛澤東是真理的堅定探索者》提出：“對於蘇聯體製模式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麵的弊病，在我們黨內，毛澤東是察覺最早的。”
吸取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嚴重的教訓之後，敢闖新路的毛澤東開創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他全麵發展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廣泛的存在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集中表現——階級鬥爭。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指出：“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同階級敵人作鬥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
他科學的劃分了社會主義社會不發達階段（存在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兩大所有製）和發達階段（高度發達生產力為基礎的全麵的全民所有製），並明確指出了從社會主義社會不發達階段到社會主義發達階段的根本底線和根本途徑。
毛澤東指出：“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毛澤東明確指出了從不發達社會主義到發達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底線：為了無產階級的根本階級利益而行動是一切行動的根本保障。
毛澤東也明確提出了實現這一過渡的根本途徑：以捍衛無產階級的根本階級利益為前提，發展社會生產力。
他提出了“打擊官氣、尊重群眾熱情、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號召群眾大規模廣泛參與社會管理和勞動、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利用一切人類先進技術實現大規模飛躍”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毛澤東指出：“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來是很豐富的。過去是在舊製度的壓抑下，沒有解放出來。現在解放了，開始爆發了”，“我們現在的方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
毛澤東也科學的規劃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兩步走”戰略：“在三年過渡階段後，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走來考慮：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
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具體執行上，毛澤東科學的提出了“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工農業並舉”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科學的指出：“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裏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麵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於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在廬山會議，毛澤東特別提出：“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以對立統一觀點具體的分析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科學的論述了沿海和內地、國內和國外、國家和生產單位以及個人、中央和地方之間對立統一的關係。
特別是關於國家、生產單位、個人之間關係方麵，毛澤東提出了完整的原創性理論：
1、堅持政治掛帥、艱苦奮鬥作風，勤儉節約，加強積累，反對過度的“物質刺激”。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個人主義。
2、適當注意在積累、發展的同時注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大公有私、公私兼顧。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指出：“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3、生產單位實行黨委領導的廠長負責製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而不是一長製。
幹部必須放下架子、參加勞動，保持和群眾的平等。
生產管理規章製度必須注意不斷變化改進。
群眾必須參加管理，必須調動群眾建設和管理的熱情、智慧、創造力，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加強對群眾政治教育，把集體利益、長遠利益放在個人利益、短期利益之上。
毛澤東比其他國際共產主義者都更重視關於“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這一生產關係重要定義，緊緊把握住“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相互關係”的毛澤東更是探索著真正的公有製道路。毛澤東科學的指出：“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在這裏，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製度，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產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製、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分配製度這三個方麵。”
4、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廣泛的辦各種形式“小洋群”、“小土群”工業，加快發展速度。
在統籌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上，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前人沒有提出過的社會主義計劃理論。
1、必須依賴客觀事實、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的製訂計劃，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主義國家現有人力物力、內外環境製定計劃。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深刻論述了計劃的平衡和不平衡的關係：“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遠存在，這就告訴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滿足，任何時候都會有新的問題提出來要求我們解決。要使我們的人民和幹部懂得這一點。這和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態關係極大。這幾年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朝氣大發揚，無論如何要永遠保持下去。“
2、計劃存在絕對的不平衡和相對的平衡、絕對的不按比例和相對的按比例，要堅持變化發展觀點。要保持好相對平衡、相對的按比例，就要注意絕對的不平衡、不按比例，根據絕對的變化發展，使計劃相對的平衡、按比例。
3、處理好突擊和不突擊的對立統一關係。
4、計劃製訂和調整的過程是不斷的深化認識的實事求是、有的放矢的過程。毛澤東時代的計劃根本不像蘇聯體製那麽僵化，而總是變動調整的。
5、在計劃工作上，既要反對什麽賬都不算的聽其自然，又反對絲毫漏洞都不放的過度的四平八穩。
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實現從集體所有製經濟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基層載體構建方麵，毛澤東開創了集體公社理論——集體公社實行工農商學兵合一、政經合一、全民皆兵，大力發展政治經濟和民兵力量，作為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向社會主義發達階段過渡的載體。而且，毛澤東創造性的指出，兩大所有製並存條件下，一部分生產資料也是商品，例如買給農民的生產工具。
毛澤東指出：“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公社在現階段同時又是基層政權的組織。”
公社是實現農村自主工業化、發展鄉村的社會生產力、實現鄉村有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載體。毛澤東說：“現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現的社會主義大集體所有製，也就係小全民所有製，要逐步地發展為全麵的全民所有製。”，“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長期並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製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製轉變為全民所有製，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製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
關於公社的自主工業化，毛澤東深刻指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毛澤東開創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取得了極其輝煌的實踐成就——不到三十年，我們就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係、國民經濟體係、國防設備體係，擁有了自己的“兩彈一星”。
毛澤東敢闖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沒有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變為現實，取得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曆史上迄今為止最輝煌的成就。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最全麵、最有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是迄今為止最全麵、最豐富、最科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實現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效率最高的實踐成就。
新中國剛成立，我國一窮二白（1949年建國之初，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還不如比一個僅僅三萬多平方公裏的比利時），經濟嚴重基礎薄弱，人口平均壽命僅僅三十五歲。但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人口平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增長到六十五歲，全國糧食也增長近一倍。起點於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了人類曆史起點極其低、條件極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現代工業建設成就。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從兩千多年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開展了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水利工程建設，用二十七年實現了西方社會近兩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基礎現代化，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自己擁有“兩彈一星一潛艇”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
常常聽到新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說法。特別強調的是《富起來》這三個字。走資派和右派們為什麽要特別強調的是《富起來》呢？就是想說明，因為走資派和右派們複辟了資本主義之後，實行了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化後使中國人《富起來》了。
走資派和右派們閉口不會去談，毛澤東時代三十年十幾億中國人創業時的艱苦，日夜不斷地努力奮鬥一切從零開始，幾十年所累積的財富資源和固定資產，幾千萬的熟練工人，完整的工業體係和農村的水利建設，開懇的荒田和幾億農民工的勞動力。
走資派和右派們開口就說，《富起來》了。真的《富起來》了嗎？還真的是《富起來》了。走資派官員《富起來》了。右派們《富起來》了。資本家《富起來》了。也帶動了一部分人成了中產階級。普通的出苦力的打工的人《富起來》了嗎？幾億農民工《富起來》了嗎？
讀了新聞《震後陳家村，貧苦土地上的去留兩難》後有所思。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己經四十多年了，先富起來的第一代貪官汙吏土豪資本家們都可以當爺爺或太爺輩了，這些先富的人的孫子輩重孫輩都已《富起來》了。怎麽陳家村因地震眾多記者去采訪得得知陳家村的現狀是：
“對於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一場突如其來的強震，顯得是那麽“不公平”。麵對趕來救援、采訪的外來者們，陳家村人毫不避諱地講述著，從前的貧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這裏曾經的生計是種田、養牛羊，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日子因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裏人這幾年越走越遠，一直到了東南沿海的電子廠。縣裏還出台了鼓勵外出務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補助、給穩定務工的代表發獎金。在一個經濟不發達地區謀求改變，“走出去”是自上而下為數不多的選擇。
當陳家村大半人外出務工之後，一場地震提醒了年輕人對這裏的重要。從搬運物資、安葬遇難者，再到將來的定損重建，都離不開趕回來的青壯年操持。以後怎麽辦？去留兩難。一戶戶貼著“危房”的院子裏，塌落的是打工攢下的十幾萬積蓄，“家裏沒錢了啊”，還是得走出去。“
《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今年是2023年終了，《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走資派鄧小平的《富起來》是為誰？為了讓誰“先富起來“？“讓少數人先富“中的少數人是誰？顯然，這“讓少數人先富“中沒有大多數的工人農民。
《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改革開放對於農民來講，又倒退到舊中國時代。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掃盲工作進行過全國範圍內的很多次。毛澤東在創建紅軍時對工農士兵就進行了掃盲，從瑞金延安一直到全國解放成立新中國後全民掃盲。然而，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多年的今天，陳家村《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
《陳家村大半人外出務工》。農民工！文中開頭第一句就是：“地震之後，那些候鳥似的打工者趕回了甘肅省積石山縣陳家村。從南到北幾千公裏，從溫潤繁華到滿目瘡痍。“
《候鳥似的打工者趕回了甘肅省積石山縣陳家村》！《從南到北幾千公裏》！能富嗎？何時了？“地震之後“《震後陳家村，貧苦土地上的去留兩難》！這就是改革開放要的結果？！
當初，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下會是這個結果嗎！？
文中說：“今年9月，29歲的綻玉娟第一次出遠門，她和丈夫離開大河家鎮陳家村，到了2500公裏外的廈門，最後站在了一台“和麥子收割機一般大”的機器前。夫妻倆都有些發怵，“這我怎麽能幹得了？”“
《陳家村》《到了2500公裏外的廈門》流水線上的農民工，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如是這個成果？蔣介石，汪精衛，清皇帝都能做到，還講什麽“共產黨“？
農民工們：“一年365天，佘滿素像候鳥一樣，在南北方輾轉，哪裏有活兒就去哪裏。西北的冬天太過寒冷，工地沒法開工，為了不讓冬天閑著，村裏大部分務工者會去到南方城市——那裏的廠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線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學曆。”
“夏天，佘滿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雜活，十月底，他回到積石山待了十幾天，便又和同村的兩人結伴去到廣東惠州，到一家電視機工廠打工。
他的任務是給電視機配件打上螺絲，每天工作約10小時，時薪是19元，這是經過幾手勞務公司“層層抽成”後的價格。佘滿素隻讀到小學一年級，這對他來說算是份不錯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磚輕鬆許多。他說，如果文化程度高點，就可以找到時薪30元的崗位。
盡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滿素還是無法習慣沒有孩子在身邊的生活。隻要一有休息時間，他就通過視頻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今年，他18歲的兒子第一次出遠門，開啟了家裏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綻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離家，坐上了去廈門的動車。在這之前，她的丈夫在積石山周邊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間，一個月可能隻有十幾天有活幹。綻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養不活”。”
“一位77歲的低保戶說，“如果不是這（地震），沒人會知道我們這裏有多窮。”他和老伴、孫女住的沒抹外立麵的水泥磚房，是四年前政府給低保戶建的安置房，和村裏那些老舊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錯的。
積石山縣曾是國列省列扶貧開發重點縣，也是甘肅省23個深度貧困縣之一，2019年，全縣2989戶13546人脫貧，53個貧困村退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15%，實現整縣脫貧摘帽目標。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全縣630戶2821人剩餘未脫貧人口全部脫貧，1389戶5989人邊緣易致貧人口消除返貧致貧風險，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曆史性解決。
2014年，廈門市海滄區與積石山縣建立結對關係，廈門也成了當地外出務工的首選城市之一。記者采訪到的村民大部分隻有小學文化，他們就職的崗位集中在電子產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飲服務等行業。“
成了資本家需要勞動力的產地，新中國的農村。青壯年幫資本家打工，老人小孩留守農村。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會《富起來》嗎？
”三個月前，她和丈夫去廈門那天，女兒也是這樣哭，小兒子緊緊抱著她，不讓她離開。
對於這種“被迫外出”的無奈，在積石山縣從事多年勞務中介的馬元深有體會。每年8月份開始，來向他谘詢招工的人就多起來。他說，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願意在離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個月隻能賺三千，我們也願意守著家裏。”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22年10月底，縣裏共輸轉農村富餘勞動力8.124萬人。2023年以來，縣勞務部門對接廈門、濟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業，動員有就業意願的勞動力外出務工。
一位陳家村村民講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歲那年，他先是去了鄰近的青海化隆縣，15歲時從西北遠赴上海，在電子廠幹了14個月，因為是沒到法定年齡的“黑工”，總被克扣工資。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後半段，他的落腳點已經遠至廣東惠州，但他最懷念的還是開始在化隆那段時間：“都是家鄉的人，說話、吃飯都是一樣的。”
在陳家村四社村長韓誌剛的記憶裏，打工潮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村民們先是到新疆、青海從事建築、修路等工作。大約是2018年，村裏的青壯年開始去到廣東、廈門和南昌等地務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後來進電子廠的機會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戶家庭，現在將近80%的人都在外地。現在年輕人一個月在廠裏就掙到三四千。
《文革》是什麽？文革就是階級鬥爭。是毛澤東共產黨同蔣介石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武裝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看似結束了。但蔣介石國民黨留下的無數的右派分子還在，而且還有無數的新的產生。每個人腦子裏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資產階級思想。他們聯合起來瘋狂地反對共產黨，逼共產黨下台。他們在共產黨內找到了代理人《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所做的一切證明了這個事實。文革就是階級鬥爭。工人下崗了，被砸了鐵飯碗。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又一盤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資本主義私有化後的一切醜陋社會現象都變本加利地複辟了。睜眼看不見嗎？
《文革》是文鬥，而不是武鬥。文鬥就是使用的《東方民主》。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鬥爭，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還大量產生，社會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使必為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來，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試圖複辟資本主義。所以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必定成為走資派。
毛澤東吸取了斯大林極其嚴重的教訓，敢闖新路，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基礎上，創造了完整的一套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把這些前人沒提出的、他親自創造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變為現實，取得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迄今為止最高效率的理論和實踐成就。
文革就是階級鬥爭的繼續，而使用的方法是文鬥而不是武鬥，使用的是《東方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也稱大民主。
蘇聯的官僚化體製嚴重弊端，毛澤東是最早發現的。薄一波在《毛澤東是真理的堅定探索者》提出：“對於蘇聯體製模式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麵的弊病，在我們黨內，毛澤東是察覺最早的。”
吸取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嚴重的教訓之後，敢闖新路的毛澤東開創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他全麵發展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廣泛的存在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集中表現——階級鬥爭。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指出：“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同階級敵人作鬥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
他科學的劃分了社會主義社會不發達階段（存在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兩大所有製）和發達階段（高度發達生產力為基礎的全麵的全民所有製），並明確指出了從社會主義社會不發達階段到社會主義發達階段的根本底線和根本途徑。
毛澤東指出：“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毛澤東明確指出了從不發達社會主義到發達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底線：為了無產階級的根本階級利益而行動是一切行動的根本保障。
毛澤東也明確提出了實現這一過渡的根本途徑：以捍衛無產階級的根本階級利益為前提，發展社會生產力。
他提出了“打擊官氣、尊重群眾熱情、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號召群眾大規模廣泛參與社會管理和勞動、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利用一切人類先進技術實現大規模飛躍”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毛澤東指出：“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來是很豐富的。過去是在舊製度的壓抑下，沒有解放出來。現在解放了，開始爆發了”，“我們現在的方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
毛澤東也科學的規劃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兩步走”戰略：“在三年過渡階段後，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走來考慮：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
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具體執行上，毛澤東科學的提出了“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工農業並舉”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科學的指出：“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裏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麵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於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在廬山會議，毛澤東特別提出：“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以對立統一觀點具體的分析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科學的論述了沿海和內地、國內和國外、國家和生產單位以及個人、中央和地方之間對立統一的關係。
特別是關於國家、生產單位、個人之間關係方麵，毛澤東提出了完整的原創性理論：
1、堅持政治掛帥、艱苦奮鬥作風，勤儉節約，加強積累，反對過度的“物質刺激”。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個人主義。
2、適當注意在積累、發展的同時注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大公有私、公私兼顧。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指出：“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3、生產單位實行黨委領導的廠長負責製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而不是一長製。
幹部必須放下架子、參加勞動，保持和群眾的平等。
生產管理規章製度必須注意不斷變化改進。
群眾必須參加管理，必須調動群眾建設和管理的熱情、智慧、創造力，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加強對群眾政治教育，把集體利益、長遠利益放在個人利益、短期利益之上。
毛澤東比其他國際共產主義者都更重視關於“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這一生產關係重要定義，緊緊把握住“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相互關係”的毛澤東更是探索著真正的公有製道路。毛澤東科學的指出：“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在這裏，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製度，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產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製、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分配製度這三個方麵。”
4、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廣泛的辦各種形式“小洋群”、“小土群”工業，加快發展速度。
在統籌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上，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前人沒有提出過的社會主義計劃理論。
1、必須依賴客觀事實、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的製訂計劃，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主義國家現有人力物力、內外環境製定計劃。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深刻論述了計劃的平衡和不平衡的關係：“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遠存在，這就告訴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滿足，任何時候都會有新的問題提出來要求我們解決。要使我們的人民和幹部懂得這一點。這和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態關係極大。這幾年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朝氣大發揚，無論如何要永遠保持下去。“
2、計劃存在絕對的不平衡和相對的平衡、絕對的不按比例和相對的按比例，要堅持變化發展觀點。要保持好相對平衡、相對的按比例，就要注意絕對的不平衡、不按比例，根據絕對的變化發展，使計劃相對的平衡、按比例。
3、處理好突擊和不突擊的對立統一關係。
4、計劃製訂和調整的過程是不斷的深化認識的實事求是、有的放矢的過程。毛澤東時代的計劃根本不像蘇聯體製那麽僵化，而總是變動調整的。
5、在計劃工作上，既要反對什麽賬都不算的聽其自然，又反對絲毫漏洞都不放的過度的四平八穩。
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實現從集體所有製經濟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基層載體構建方麵，毛澤東開創了集體公社理論——集體公社實行工農商學兵合一、政經合一、全民皆兵，大力發展政治經濟和民兵力量，作為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向社會主義發達階段過渡的載體。而且，毛澤東創造性的指出，兩大所有製並存條件下，一部分生產資料也是商品，例如買給農民的生產工具。
毛澤東指出：“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公社在現階段同時又是基層政權的組織。”
公社是實現農村自主工業化、發展鄉村的社會生產力、實現鄉村有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載體。毛澤東說：“現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現的社會主義大集體所有製，也就係小全民所有製，要逐步地發展為全麵的全民所有製。”，“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長期並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製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製轉變為全民所有製，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製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
關於公社的自主工業化，毛澤東深刻指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毛澤東開創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取得了極其輝煌的實踐成就——不到三十年，我們就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係、國民經濟體係、國防設備體係，擁有了自己的“兩彈一星”。
毛澤東敢闖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沒有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變為現實，取得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曆史上迄今為止最輝煌的成就。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最全麵、最有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是迄今為止最全麵、最豐富、最科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實現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效率最高的實踐成就。
新中國剛成立，我國一窮二白（1949年建國之初，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還不如比一個僅僅三萬多平方公裏的比利時），經濟嚴重基礎薄弱，人口平均壽命僅僅三十五歲。但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人口平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增長到六十五歲，全國糧食也增長近一倍。起點於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了人類曆史起點極其低、條件極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現代工業建設成就。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從兩千多年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開展了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水利工程建設，用二十七年實現了西方社會近兩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基礎現代化，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自己擁有“兩彈一星一潛艇”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報 第2版
西安煤田地質勘探局職工跟蹤追擊 查出一個隱蔽的右派小集團
西安煤田地質勘探局職工跟蹤追擊
查出一個隱蔽的右派小集團
本報西安21日電 西北煤田地質勘探局職工搜查出一個非常隱蔽的企圖蒙混過關的右派小集團。7月中旬，這個局向局內右派分子蔣承銘進行說理鬥爭時，他為了轉移目標曾經透露說：“你們為什麽不抓‘大蝦米’，隻抓我這‘小蝦米？’”
在群眾追問、啟發之後，他終於揭發了地質處技術員陳鍾崇這個“大蝦米”的反動言論和幕後活動，經過廣大職工的進一步揭發，以陳鍾崇為首的右派小集團原形暴露了。
這個右派小集團的成員除陳鍾崇以外，還有該局146勘探隊技術員徐九如和西安煤礦管理局一個肅反中被懲處過的反革命小集團首要分子李戈萍（留機關管製）。
這個右派小集團網羅周圍一些落後分子，到處汙蔑攻擊黨員和黨組織，以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他們造謠說“農業合作化搞糟了，農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水利事業搞糟了，淮河兩岸沒有開鮮花，災民更多”，說什麽“修寶成鐵路也有國民黨的功勞”，誣蔑肅反運動是“冤枉好人，違反憲法”，並且認為“匈牙利事件發生說明社會主義長不了，希望中國很快也來個‘匈牙利事件’”。
他們還用密碼和代號進行聯絡。在整風開始以後，他們經常通信，交換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情況，並且互相鼓勵支持。
在反右派戰線上
專欄：在反右派戰線上
在反右派戰線上
煽動教徒反共未逞牧師外衣下麵現出原形
“無神的人（指共產黨）不應該管有神的人（指信神的教徒）”。這是河南省鄭州市的右派分子、鄭州市中華聖公會牧師於沛蒼，向黨射出的一枝毒箭。
這個披著宗教外衣的右派分子，一貫汙蔑詆毀共產黨的政策，企圖煽動教徒反對人民政府。他把教徒比做“鵪鶉”，說人民政府“已經將‘鵪鶉’捏得喘不過氣來”。這個右派分子還到處串連組織別人向共產黨進攻。現在，這個右派分子在教徒們的揭露下，現出了原形。
（據新華社訊）
集新聞界右派言論的“精華”於山提出四項惡毒建議
河北日報副刊部於山（共產黨員），為了取消黨對報紙的領導，改變報紙的政治方向，集全國新聞界右派分子的一些反動言論的“精華”，提出了惡毒的“四項建議”：主張辦報照合作社的辦法，按工分分配收入；報紙編輯部門的領導幹部由選舉產生；取消八小時工作製，編輯按質按量完成定額任務後，其餘的時間自由支配；在全省辦兩個報紙唱對台戲。
（本報特約新華社稿）
揭開“同人晚報”的秘密
重慶日報舉行過七次大小會議，揭露了以編輯部教育組記者遊仲文、文化組編輯楊本泉、財經組記者曹嶽霖人等為核心的右派小集團。
這批右派分子一麵利用各種“鳴、放”座談會，大肆攻擊共產黨的辦報路線，一麵秘密地籌辦“同人晚報”，準備用這張“晚報”來繼承資產階級的辦報傳統，加強“市民報道”和車禍、火警、殺人放火等一類的所謂社會新聞的報道。他們密商好由曹嶽霖在中共重慶市委召開的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界座談會上公開提出辦“同人晚報”的建議，同時由遊仲文向文匯報發專電，企圖利用文匯報的支持，對中共重慶市委施加壓力。他們還到處招兵買馬，並打算拉一個共產黨員任總編輯，作為裝點；還計劃聘請重慶文藝界的右派骨幹分子劉盛亞寫小說，汪子美畫漫畫。
（據新華社訊）
金忠文瘋狂叫囂消滅左派集團 被駁得理屈詞窮竟行凶打人 我公安機關依法予以逮捕
第2版專欄：金忠文瘋狂叫囂消滅左派集團
被駁得理屈詞窮竟行凶打人
我公安機關依法予以逮捕
新華社沈陽21日電 遼寧省水利局右派分子金忠文在群眾揭露和批判他的反動言行的會議上明目張膽地行凶打人，被公安機關依法逮捕。
金忠文是遼寧省水利局的技術員，是一個浸透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極端反動的右派分子。他在大鳴大放中狂妄地叫嚷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主張改組黨中央。他甚至惡毒地汙蔑現在和曆史上封建王朝的天下沒有什麽兩樣。他還歪曲黨的整風運動是借著整風來找右派分子，並且讚揚右派分子們提出的鎮反殺人多了的荒謬言論。他揚言說他是舊社會培養出來的，在新社會受改造決不忘本，要“飲水思源”。當水利局的工作人員對他的反動言行進行猛烈反擊的時候，他還猖狂地張貼大字報繼續散布他的反動主張，荒唐地叫囂要“衝破”所謂“黎明前的黑暗”。他謾罵遼寧省水利局是被反革命集團所把持，並且公開叫喊要在一定時期內“全部、徹底、幹淨”地消滅左派集團。
金忠文的反動言行引起了全水利局工作人員的無比憤怒，向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且在前後四次會議上把他批駁得理屈詞窮。但金忠文卻毫無悔罪表現，始終頑固不化，堅持他的反動立場和主張。在8月12日批判他的會議上，他仍然說誰不承認他的“真理”，誰就是左派，誰就是反革命集團。他這種喪心病狂的叫囂，引起了全局工作人員極大的憤怒。當會議主席宣布暫時休會的時候，這個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右派分子竟瘋狂地在大庭廣眾之間行凶打人。因此，公安機關把他依法逮捕。
這個極端反動的右派分子出身於富農家庭，因他的父親早死，他從小繼承父業，他自己也是富農分子。他一直對革命心懷不滿。1950年他參加水利工作，在配合某地修飛機場時，曾偷畫飛機場地圖，被發現畏罪逃跑。被找回後，他詭稱有精神病，因而混了過去。今年水利局讓他描繪地圖，他又把一張絕密軍事地圖弄得下落不明。在反右派鬥爭開始時，他就磨刀弄斧，並把妻子迫回娘家，準備行凶。在反右派鬥爭中，水利局的工作人員曾對他是否有精神病問題作了詳細調查，連他的妻子也說沒有，並經過醫生三次診斷，都斷定他沒有精神病。（附圖片）
——勞駕，請您借個火。
——別客氣，自己人。
遊允常
章伯鈞二十多年的密友 林倫彥也是一個反共專家
第2版專欄：章伯鈞二十多年的密友
林倫彥也是一個反共專家
本報訊 右派分子華南師範學院曆史係教授、民盟支部主任委員林倫彥，在全院教授、職員、學生的批判揭發下，已暴露出他原來是一個披著教授外衣的資產階級政治野心家。
林倫彥得意地說他和章伯鈞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是和章伯鈞“排排坐”的人物。他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中國共產黨不過是農民軍，隻能做後備力量。1949年解放大軍渡江前夕，他就和章伯鈞、曾昭掄等津津有味地研究英國工黨的綱領，設計一幅政治藍圖：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1948年中共發布“五一”號召時，各民主黨派紛紛聲明擁護。那時，林倫彥是民革中央委員，起草民革的意見書時，張文、鄧初民等力爭要在意見書上加上闡明擁護共產黨領導、擁護新民主主義的序言，但林倫彥卻反對這樣做。為了積蓄個人政治資本，那時他還私自發展“特別小組”成員遍及南京、上海、漢口、廣東，連托派、特務、反動軍官也拉進去了。但是他這張“特別小組”的名單，被民革中央在北京開會時否決了，他自己也受到了嚴厲的批判，並把他從民革中央委員中除名，他原預料要當上的政協會國委員也落空了。解放初期，他就以一個“失意政客”的姿態“一怒南下”，說什麽“曾經滄海難為水，此路不通彼路通，政治不行，教書還有本錢。”
在他的所謂“教書”的時期內，他一直在詆毀共產黨的領導。說什麽解放後“知識分子是待罪的羔羊”“三害的馬列主義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對黨所領導的曆次政治運動，他也極盡汙蔑之能事。
對於林倫彥的反動言行，人們予以有力的揭發和駁斥。華南師範學院副教授曾近義嚴正地指出：林倫彥直到現在還沒有繳械投降。他警告林倫彥說：“切不可把人民的寬容，視為可欺，如果執迷不悟，那便將永絕於人民了！”
基督耶穌被釘死受難，信徒們記念。不是信徒也尊重記念。
是誰將基督耶穌釘死？
是羅馬總督。基督耶穌被拘捕、審判，被猶太行省的羅馬總督彼拉多判刑，受到鞭打，最終被羅馬士兵釘十字架。
基督耶穌犯了什麽罪要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耶穌其罪名是聲稱自己是“猶太人的王”。是反叛者是普通罪犯。
基督耶穌被釘死，這是事實。也是結果。信徒們堅信。
不是信徒不會去說，為什麽不逃走？躲起來？不被抓？這些胡說八道還重要嗎？
拿一個死人取樂，這是不道德的，沒人性的。
毛岸英是被美帝國主義的轟炸機上的汽油彈狂轟濫炸在朝鮮的國土上不幸被炸亡的。毛岸英是誌願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上戰場的。後犧牲了。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都承認毛岸英是英雄。
反共分子損人利己的人是讀不懂大公無私的毛岸英的。
同樣，反共分子損人利己的人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怎麽讀得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呢？
這些反共反人民的立場決定他們不可能讀懂毛岸英。
反共分子隻能如深宮怨婦，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但怨也罷，講點道理，來點事實，說點人話，反共分子不會。他們沒辦法做到，他們隻會狼嚎狗吠，隻會顛倒黑白，滿嘴噴糞，惡毒謾罵。
反共分子把人性普世價值掛在臭嘴吧上喋喋不休，可是他們的言行卻沒有半點人性，隻有奴性，賊性，奸性，匪性，鬼性，狗屎性。
那些反共分子右翼知識分子，他們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們的世界觀就是私字，就是個人主義為核心，眼裏根本就沒有廣大勞動人民。毛主席卻要求他們鬥私批修，要徹底鏟除資產階級法權和個人主義，要他們為人民服務，這嚴重的打擊到了他們個人的私心和個人的利益，他們當然要對毛主席和毛岸英恨之入骨了。
如今的反共分子右派實際上是洋奴派. 他們崇洋媚外且充滿了奴性,因此認為毛澤東沒出國就鬱悶,地位低就自卑,得了勢就報複. 換句話說, 對曆史人物的看法能夠預示到評論者的行為. 再沒有比洋奴派對毛澤東評價更能體現洋奴派的作風了, 那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貧愛富,得勢便猖狂的惡劣品行. 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權力,就會大肆賣國,壓迫窮人,並瘋狂鎮壓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
什麽山頭唱什麽歌，什麽階級說什麽話；狗嘴吐不出象牙。這是對他們最好的注解。燕雀安知鴻鵠之誌？鷹有時候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飛不了鷹那麽高！不管右派知識分子如何誣蔑毛主席和毛岸英，可以肯定，未來的曆史，人們記得的還是毛主席和毛岸英，不會記得那些所謂的精英反共的知識分子！
反共分子能懂毛澤東和毛岸英嗎？如今的反共分子右派實際上是洋奴派. 他們崇洋媚外且充滿了奴性。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貧愛富，得勢便猖狂的惡劣品行。 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權力，就會大肆賣國，壓迫窮人，並瘋狂鎮壓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那些右翼知識分子，他們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們的世界觀就是私字，就是個人主義為核心，眼裏根本就沒有廣大勞動人民。
1935年6月底，毛岸英、毛岸青及董健吾之子董壽琪隨張學良東北軍的部下、抗聯總司令李杜乘法國郵船斯芬克司號從上海啟程，在海上航行了約1個月，途經香港、西貢、孟買、蘇伊士、地中海，於7月底8月初抵達法國馬賽港，改乘火車到達巴黎。
1936年底、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被送進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爾第二國際兒童院。至今，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館還保留著毛岸英當年填寫的檔案：“父親，中國革命的領袖；母親，烈士。”在他個人的簡曆中，是這樣填寫的：“母親生前，與她一起在獄中生活；母親死後，在上海掃地、端茶。”在上海流浪睡馬路餓了討飯都經曆過。、
蘇聯國際兒童院的5年裏，由於毛岸英聰明、好學勇敢、堅忍並愛好“軍事、政治和時事”，逐漸成了兒童院裏的“小領袖”。他先後擔任了少先隊大隊長、兒童院團支部書記和伊萬諾沃市列寧團區委員，經常應邀到各處去作報告。他寫過一篇長達3000多字的文章《中國兒童在蘇聯》，文筆流暢優美，被當時正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帶回國，後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華報》上，報社還配發了“編者按”。
1941年冬末，根據聯共（布）中央的建議，毛岸英的老師勸他加入蘇聯國籍。毛岸英堅決地說：“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隻要祖國一聲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國去。如果我加入了蘇聯國籍就不方便了。”
毛澤東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時常惦念心愛的兒子。有人從蘇聯帶回兒子的照片，毛澤東欣喜萬分，仔細端詳著長大了的兒子。毛澤東經常給兒子寫信，鼓勵兒子好好學習。1941年，毛澤東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岸英文理通順，字寫得不壞，有進取的誌氣，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隻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毛澤東還親自挑選21種60本書給兒子捎去，希望兒子好好學習，報效祖國。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發動閃電戰，蘇德戰爭爆發。德軍迅速向蘇聯首都莫斯科推進。為了防備德軍的坦克突襲，伊萬諾沃市開始挖築反坦克壕。國際兒童院學生也參加了這項艱苦浩大的工程。
時值嚴冬，冰天雪地，氣溫在攝氏零下四五十度。反坦克壕的挖掘標準是深3米、寬3米，每天每人的定額是1立方米。這對兒童院的孩子們來說，是一項重體力活，體力和意誌都經受著考驗。鐵鎬掄下去，地上隻砸下一小塊，鋼釺鑿下去留下一道白印……孩子們虎口震裂了，貼上一塊膠布，手心磨出了血泡，咬牙堅持。中國孩子長得瘦弱，但幹起活來，能吃苦，舍得花力氣，常常受到伊萬諾沃市政府的表揚。毛岸英是整個兒童院的“孩子頭”，能吃苦在先，以身作則，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1942年5月，毛岸英用俄文直接給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上前線的要求。信中這樣寫道：“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國青年，我在您領導下的蘇聯學習了5年，我愛蘇聯就像愛中國一樣。我不能看著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蹂躪您的國土，我要替千千萬萬被殺害的愛好和平的人們報仇。我堅決要求上戰場，請您一定批準我的請求！”信後署上了自己的俄文名字“謝廖沙”，同時又注明“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
蘇雅士官學校是一所專門培養連隊士官生的初級軍校。在這裏，毛岸英參加了6個月的快速班學習。1943年1月，又進入培養中級軍官的學校——莫斯科列寧軍事政治學院學習。在這所學校中學員主要是前線部隊的尉級軍官。在軍校，毛岸英於1943年1月加入了蘇聯共產黨。
那時，蘇聯紅軍已經打出了蘇聯國界。由於毛岸英一再堅決要求到前線去，蘇聯方麵就派了一位大校軍官，陪著毛岸英到前線蘇軍作戰的各個戰場轉了轉。
俄羅斯國立現代曆史檔案館提供的一份右上角標注“絕密”字樣的檔案這樣顯示毛岸英的履曆：勇夫·謝爾蓋（謝爾蓋·永福，毛澤東同誌之子），1936年到蘇聯，少年。1936年至1940年在波裏雅諾、後遷至伊萬諾沃市的國際幼兒園收養。1940年11月至1943年5月為：“恩格斯”列寧格勒軍事、政治學校學員，並極順利畢業。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為列寧紅軍軍事、政治學院學員並順利畢業於諸兵種合成係。1944年8月至11月，為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見習生。1944年12月至今為日丹諾夫信息管理學院第二係大學生，學習成績為“良好”和“優秀”。
資料顯示，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已結束了參與蘇德戰爭中蘇軍最大戰略性進攻戰役之一——白俄羅斯戰役，並進抵波蘭和東普魯士邊境，而當時毛岸英正是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
俄羅斯曆史學副博士斯韋特蘭娜·科爾涅耶娃說：“毛岸英表現出色，曾多次要求參戰。“在毛岸英的入黨轉正推薦人蘇哈切夫斯基·米·彼、沃羅諾夫的推薦書翻譯件上看到有關文字：“謝爾蓋·永福同誌待人謙恭有禮，對與德國法西斯入侵者進行戰鬥的蘇聯極為關注。……”
後來在1950年，已經回國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農來莫斯科，就蘇聯對中國參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問題進行談判。他還專門邀請陳祖濤和另一位同學、美國共產黨主席鄧尼斯的兒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當時蘇聯最高級的旅館莫斯科旅館見麵，李克農安排他們一起吃了一頓飯。在席間聊及衛國戰爭時期的往事，毛岸英感歎說：“衛國戰爭時期，我幾度要求參戰，斯大林不同意，最後還是同意到前線去。”
1945年5月，蘇聯衛國戰爭取得勝利。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了毛岸英，並贈送給他一把手槍作為紀念。毛岸英，曾在蘇聯學習5年，畢業於列寧軍政學院和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獲坦克兵中尉軍銜。在蘇聯衛國戰爭中曾參加蘇軍的大反攻，一直攻到柏林。毛岸英回國前，斯大林接見了他，並送給他一支手槍，作為他參加蘇聯衛國戰爭的最高獎賞。
據當年曾經與毛岸英、毛岸青在蘇聯國際兒童院有過親密接觸的瓦洛加（中共早期黨員王一飛的兒子）回憶說：“應該說毛岸英當時在我們這幫中國孩子裏是一位可靠的、很有威信的大哥哥。當時我們很多人並不知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更不知道他們兄弟二人的傳奇生活經曆。但是我們都感覺到，謝廖沙將來一定是一位能夠做大事的人。他總是顯得很成熟，做事有主見，從不荒廢時間，不去外麵撒野，老是在看書，想問題。”
瓦洛加還清楚地記得，大約是在1946年初（一曰1945年底）的某一天，毛岸英來到他所在的位於莫斯科300多公裏以外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我當時正在生病，躺在宿舍裏休息，腦袋昏沉沉的。突然門開了，隻見謝廖沙興衝衝地走了進來。他幫我掖了掖被角，坐到我的床邊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要回中國去了。我太高興了！你要好好學習，好好長身體。將來一定回去為我們的國家作貢獻。’”瓦洛加說，每次一想到毛岸英，腦子裏出現的就是他臨行前來向自己告別時的神情。
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蘇聯飛機飛抵延安。受蘇聯的指派，外科醫生阿洛夫和內科大夫米爾尼柯隨機抵達為毛澤東治病，同機到達的還有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為了安全起見，毛岸英乘坐蘇聯飛機回國之事，當時並不被外人所知。
毛澤東聽說兒子也回到了延安，帶病來到機場迎接。毛岸英身穿蘇聯陸軍上尉軍服走下飛機，毛澤東走上前去，和快步走過來的兒子緊緊地握住了雙手。毛澤東看著兒子，帶著慈父的感情說道：“你長這麽高了！”
毛岸英回國後，被毛澤東送去到陝北當一段時間農民，搞過土改。北平和平解放後，毛岸英陪同兩個掃雷專家，帶領一個工兵排，作為中央的先遣隊，首批進入北平，負責掃雷。
朝鮮戰爭爆發時，毛岸英當時擔任北京機器總廠黨支部副書記。中共中央作出組建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兵抗美援朝的決定後，毛岸英立即向毛澤東、黨中央遞交了要求參加誌願軍的申請書。毛澤東支持兒子參加誌願軍，他想，兒子申請上朝鮮參戰，是第一個誌願報名參加抗美援朝的，積極性很高，還是成全了他為好。一些身邊的工作人員曾勸毛澤東說，岸英在單位裏負擔的任務很重，不好離開，還是不要去朝鮮參戰了。可毛澤東卻回答道：“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
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離京赴朝前，毛澤東在菊香書屋為他餞行，毛岸英作陪。彭德懷看到毛岸英，說：“岸英已經長成大小夥子了，真快啊!”毛岸英說道：“彭德懷叔叔，抗美援朝，上前線打仗可有我一份。”毛澤東指著毛岸英對彭德懷說：“我這兒子不想在工廠幹了，他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請戰書，要我批準，我沒有這個權利，你是司令員，你看要不要這兵?”
彭德懷馬上對岸英說：“不行。你還是在後方，搞建設也是抗美援朝。”毛岸英懇求道：“彭叔叔，讓我去吧。我在蘇聯當過兵，參加過對德國鬼子的作戰，一直攻到柏林。”
彭德懷看了看毛澤東，毛澤東說：“我替岸英向你求個情，讓他到戰場上去鍛煉自己。我看，你就收留了他吧。岸英會講俄語、英語，你到朝鮮，免不了跟蘇聯人、美國人打交道，讓他擔任翻譯工作。”
毛岸英高興地說：“彭叔叔，我要在您的指揮下，做一個好兵。”就這樣，毛岸英要求上前線的願望終於實現了。第二天，毛岸英告別了剛結婚不到一年的妻子，隨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出發了。在飛機艙裏，彭德懷看著毛岸英，深感毛澤東主席日夜為抗美援朝操勞，現又送兒子上前線，無限敬重的心情油然而生。同時，他也為毛岸英積極要求上前線的決心所感動，他脫口說道：“毛岸英是我們誌願軍的第一個誌願兵。”
基督耶穌被釘死受難，信徒們記念。不是信徒也尊重記念。
是誰將基督耶穌釘死？
是羅馬總督。基督耶穌被拘捕、審判，被猶太行省的羅馬總督彼拉多判刑，受到鞭打，最終被羅馬士兵釘十字架。
基督耶穌犯了什麽罪要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耶穌其罪名是聲稱自己是“猶太人的王”。是反叛者是普通罪犯。
基督耶穌被釘死，這是事實。也是結果。信徒們堅信。
不是信徒不會去說，為什麽不逃走？躲起來？不被抓？這些胡說八道還重要嗎？
拿一個死人取樂，這是不道德的，沒人性的。
毛岸英是被美帝國主義的轟炸機上的汽油彈狂轟濫炸在朝鮮的國土上不幸被炸亡的。毛岸英是誌願到朝鮮參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上戰場的。後犧牲了。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都承認毛岸英是英雄。
反共分子損人利己的人是讀不懂大公無私的毛岸英的。
同樣，反共分子損人利己的人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怎麽讀得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呢？
這些反共反人民的立場決定他們不可能讀懂毛岸英。
反共分子隻能如深宮怨婦，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但怨也罷，講點道理，來點事實，說點人話，反共分子不會。他們沒辦法做到，他們隻會狼嚎狗吠，隻會顛倒黑白，滿嘴噴糞，惡毒謾罵。
反共分子把人性普世價值掛在臭嘴吧上喋喋不休，可是他們的言行卻沒有半點人性，隻有奴性，賊性，奸性，匪性，鬼性，狗屎性。
那些反共分子右翼知識分子，他們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們的世界觀就是私字，就是個人主義為核心，眼裏根本就沒有廣大勞動人民。毛主席卻要求他們鬥私批修，要徹底鏟除資產階級法權和個人主義，要他們為人民服務，這嚴重的打擊到了他們個人的私心和個人的利益，他們當然要對毛主席和毛岸英恨之入骨了。
如今的反共分子右派實際上是洋奴派. 他們崇洋媚外且充滿了奴性,因此認為毛澤東沒出國就鬱悶,地位低就自卑,得了勢就報複. 換句話說, 對曆史人物的看法能夠預示到評論者的行為. 再沒有比洋奴派對毛澤東評價更能體現洋奴派的作風了, 那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貧愛富,得勢便猖狂的惡劣品行. 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權力,就會大肆賣國,壓迫窮人,並瘋狂鎮壓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
什麽山頭唱什麽歌，什麽階級說什麽話；狗嘴吐不出象牙。這是對他們最好的注解。燕雀安知鴻鵠之誌？鷹有時候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飛不了鷹那麽高！不管右派知識分子如何誣蔑毛主席和毛岸英，可以肯定，未來的曆史，人們記得的還是毛主席和毛岸英，不會記得那些所謂的精英反共的知識分子！
反共分子能懂毛澤東和毛岸英嗎？如今的反共分子右派實際上是洋奴派. 他們崇洋媚外且充滿了奴性。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貧愛富，得勢便猖狂的惡劣品行。 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權力，就會大肆賣國，壓迫窮人，並瘋狂鎮壓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那些右翼知識分子，他們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們的世界觀就是私字，就是個人主義為核心，眼裏根本就沒有廣大勞動人民。
1935年6月底，毛岸英、毛岸青及董健吾之子董壽琪隨張學良東北軍的部下、抗聯總司令李杜乘法國郵船斯芬克司號從上海啟程，在海上航行了約1個月，途經香港、西貢、孟買、蘇伊士、地中海，於7月底8月初抵達法國馬賽港，改乘火車到達巴黎。
1936年底、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被送進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爾第二國際兒童院。至今，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館還保留著毛岸英當年填寫的檔案：“父親，中國革命的領袖；母親，烈士。”在他個人的簡曆中，是這樣填寫的：“母親生前，與她一起在獄中生活；母親死後，在上海掃地、端茶。”在上海流浪睡馬路餓了討飯都經曆過。、
蘇聯國際兒童院的5年裏，由於毛岸英聰明、好學勇敢、堅忍並愛好“軍事、政治和時事”，逐漸成了兒童院裏的“小領袖”。他先後擔任了少先隊大隊長、兒童院團支部書記和伊萬諾沃市列寧團區委員，經常應邀到各處去作報告。他寫過一篇長達3000多字的文章《中國兒童在蘇聯》，文筆流暢優美，被當時正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帶回國，後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華報》上，報社還配發了“編者按”。
1941年冬末，根據聯共（布）中央的建議，毛岸英的老師勸他加入蘇聯國籍。毛岸英堅決地說：“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隻要祖國一聲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國去。如果我加入了蘇聯國籍就不方便了。”
毛澤東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時常惦念心愛的兒子。有人從蘇聯帶回兒子的照片，毛澤東欣喜萬分，仔細端詳著長大了的兒子。毛澤東經常給兒子寫信，鼓勵兒子好好學習。1941年，毛澤東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岸英文理通順，字寫得不壞，有進取的誌氣，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隻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毛澤東還親自挑選21種60本書給兒子捎去，希望兒子好好學習，報效祖國。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發動閃電戰，蘇德戰爭爆發。德軍迅速向蘇聯首都莫斯科推進。為了防備德軍的坦克突襲，伊萬諾沃市開始挖築反坦克壕。國際兒童院學生也參加了這項艱苦浩大的工程。
時值嚴冬，冰天雪地，氣溫在攝氏零下四五十度。反坦克壕的挖掘標準是深3米、寬3米，每天每人的定額是1立方米。這對兒童院的孩子們來說，是一項重體力活，體力和意誌都經受著考驗。鐵鎬掄下去，地上隻砸下一小塊，鋼釺鑿下去留下一道白印……孩子們虎口震裂了，貼上一塊膠布，手心磨出了血泡，咬牙堅持。中國孩子長得瘦弱，但幹起活來，能吃苦，舍得花力氣，常常受到伊萬諾沃市政府的表揚。毛岸英是整個兒童院的“孩子頭”，能吃苦在先，以身作則，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1942年5月，毛岸英用俄文直接給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上前線的要求。信中這樣寫道：“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國青年，我在您領導下的蘇聯學習了5年，我愛蘇聯就像愛中國一樣。我不能看著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蹂躪您的國土，我要替千千萬萬被殺害的愛好和平的人們報仇。我堅決要求上戰場，請您一定批準我的請求！”信後署上了自己的俄文名字“謝廖沙”，同時又注明“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
蘇雅士官學校是一所專門培養連隊士官生的初級軍校。在這裏，毛岸英參加了6個月的快速班學習。1943年1月，又進入培養中級軍官的學校——莫斯科列寧軍事政治學院學習。在這所學校中學員主要是前線部隊的尉級軍官。在軍校，毛岸英於1943年1月加入了蘇聯共產黨。
那時，蘇聯紅軍已經打出了蘇聯國界。由於毛岸英一再堅決要求到前線去，蘇聯方麵就派了一位大校軍官，陪著毛岸英到前線蘇軍作戰的各個戰場轉了轉。
俄羅斯國立現代曆史檔案館提供的一份右上角標注“絕密”字樣的檔案這樣顯示毛岸英的履曆：勇夫·謝爾蓋（謝爾蓋·永福，毛澤東同誌之子），1936年到蘇聯，少年。1936年至1940年在波裏雅諾、後遷至伊萬諾沃市的國際幼兒園收養。1940年11月至1943年5月為：“恩格斯”列寧格勒軍事、政治學校學員，並極順利畢業。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為列寧紅軍軍事、政治學院學員並順利畢業於諸兵種合成係。1944年8月至11月，為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見習生。1944年12月至今為日丹諾夫信息管理學院第二係大學生，學習成績為“良好”和“優秀”。
資料顯示，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已結束了參與蘇德戰爭中蘇軍最大戰略性進攻戰役之一——白俄羅斯戰役，並進抵波蘭和東普魯士邊境，而當時毛岸英正是白俄羅斯第二方麵軍。
俄羅斯曆史學副博士斯韋特蘭娜·科爾涅耶娃說：“毛岸英表現出色，曾多次要求參戰。“在毛岸英的入黨轉正推薦人蘇哈切夫斯基·米·彼、沃羅諾夫的推薦書翻譯件上看到有關文字：“謝爾蓋·永福同誌待人謙恭有禮，對與德國法西斯入侵者進行戰鬥的蘇聯極為關注。……”
後來在1950年，已經回國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農來莫斯科，就蘇聯對中國參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問題進行談判。他還專門邀請陳祖濤和另一位同學、美國共產黨主席鄧尼斯的兒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當時蘇聯最高級的旅館莫斯科旅館見麵，李克農安排他們一起吃了一頓飯。在席間聊及衛國戰爭時期的往事，毛岸英感歎說：“衛國戰爭時期，我幾度要求參戰，斯大林不同意，最後還是同意到前線去。”
1945年5月，蘇聯衛國戰爭取得勝利。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了毛岸英，並贈送給他一把手槍作為紀念。毛岸英，曾在蘇聯學習5年，畢業於列寧軍政學院和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獲坦克兵中尉軍銜。在蘇聯衛國戰爭中曾參加蘇軍的大反攻，一直攻到柏林。毛岸英回國前，斯大林接見了他，並送給他一支手槍，作為他參加蘇聯衛國戰爭的最高獎賞。
據當年曾經與毛岸英、毛岸青在蘇聯國際兒童院有過親密接觸的瓦洛加（中共早期黨員王一飛的兒子）回憶說：“應該說毛岸英當時在我們這幫中國孩子裏是一位可靠的、很有威信的大哥哥。當時我們很多人並不知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更不知道他們兄弟二人的傳奇生活經曆。但是我們都感覺到，謝廖沙將來一定是一位能夠做大事的人。他總是顯得很成熟，做事有主見，從不荒廢時間，不去外麵撒野，老是在看書，想問題。”
瓦洛加還清楚地記得，大約是在1946年初（一曰1945年底）的某一天，毛岸英來到他所在的位於莫斯科300多公裏以外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我當時正在生病，躺在宿舍裏休息，腦袋昏沉沉的。突然門開了，隻見謝廖沙興衝衝地走了進來。他幫我掖了掖被角，坐到我的床邊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要回中國去了。我太高興了！你要好好學習，好好長身體。將來一定回去為我們的國家作貢獻。’”瓦洛加說，每次一想到毛岸英，腦子裏出現的就是他臨行前來向自己告別時的神情。
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蘇聯飛機飛抵延安。受蘇聯的指派，外科醫生阿洛夫和內科大夫米爾尼柯隨機抵達為毛澤東治病，同機到達的還有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為了安全起見，毛岸英乘坐蘇聯飛機回國之事，當時並不被外人所知。
毛澤東聽說兒子也回到了延安，帶病來到機場迎接。毛岸英身穿蘇聯陸軍上尉軍服走下飛機，毛澤東走上前去，和快步走過來的兒子緊緊地握住了雙手。毛澤東看著兒子，帶著慈父的感情說道：“你長這麽高了！”
毛岸英回國後，被毛澤東送去到陝北當一段時間農民，搞過土改。北平和平解放後，毛岸英陪同兩個掃雷專家，帶領一個工兵排，作為中央的先遣隊，首批進入北平，負責掃雷。
朝鮮戰爭爆發時，毛岸英當時擔任北京機器總廠黨支部副書記。中共中央作出組建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兵抗美援朝的決定後，毛岸英立即向毛澤東、黨中央遞交了要求參加誌願軍的申請書。毛澤東支持兒子參加誌願軍，他想，兒子申請上朝鮮參戰，是第一個誌願報名參加抗美援朝的，積極性很高，還是成全了他為好。一些身邊的工作人員曾勸毛澤東說，岸英在單位裏負擔的任務很重，不好離開，還是不要去朝鮮參戰了。可毛澤東卻回答道：“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
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離京赴朝前，毛澤東在菊香書屋為他餞行，毛岸英作陪。彭德懷看到毛岸英，說：“岸英已經長成大小夥子了，真快啊!”毛岸英說道：“彭德懷叔叔，抗美援朝，上前線打仗可有我一份。”毛澤東指著毛岸英對彭德懷說：“我這兒子不想在工廠幹了，他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請戰書，要我批準，我沒有這個權利，你是司令員，你看要不要這兵?”
彭德懷馬上對岸英說：“不行。你還是在後方，搞建設也是抗美援朝。”毛岸英懇求道：“彭叔叔，讓我去吧。我在蘇聯當過兵，參加過對德國鬼子的作戰，一直攻到柏林。”
彭德懷看了看毛澤東，毛澤東說：“我替岸英向你求個情，讓他到戰場上去鍛煉自己。我看，你就收留了他吧。岸英會講俄語、英語，你到朝鮮，免不了跟蘇聯人、美國人打交道，讓他擔任翻譯工作。”
毛岸英高興地說：“彭叔叔，我要在您的指揮下，做一個好兵。”就這樣，毛岸英要求上前線的願望終於實現了。第二天，毛岸英告別了剛結婚不到一年的妻子，隨誌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出發了。在飛機艙裏，彭德懷看著毛岸英，深感毛澤東主席日夜為抗美援朝操勞，現又送兒子上前線，無限敬重的心情油然而生。同時，他也為毛岸英積極要求上前線的決心所感動，他脫口說道：“毛岸英是我們誌願軍的第一個誌願兵。”
作者：清華大學新清華編輯委員會
時間：1957.12
整風運動是一場偉大的考驗，揭露了右派分子錢偉長長期掩蓋的真實麵目，錢偉長不但是清華大學右派的首領，而且是全國教育界和科學界中很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他是章羅聯盟爭奪文教、科學領導權掛帥點火的一員猛將，提出過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和教育綱領，進行過一係列反黨活動。在今年六月六日章伯鈞召集的六教授謀反會議上，他是最積極出謀劃策的人，在六教授中又是資本最大、活動最多、影響最廣的一個。
錢偉長一九三五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係，一九四○年到四二年在加拿大留學，一九四三年到四六年在美國加省理工學院學習，一九四六年回清華擔任力學教授。解放後，他扶搖直上，由一位青年教授提拔為清華大學付教務長、教務長、付校長，他的教授和工薪級別也由五級提到一級。除清華大學的職務外，他還擔任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學部委員和學術秘書處學術秘書，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全國科聯常務委員，力學研究所付所長，自動化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力學學會付理事長，力學學報編委，物理學會理事，物理學報編委等，此外他還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印友好協會理事，中緬友好協會副會長，全國青聯付秘書長等一共廿多個重要職務(見本文附注)。
解放以來，他曾多次被派出國，代表新中國科學教育界訪問印度、緬甸，參加在波蘭和比利時召開的國際力學會議，參加赴蘇考察培養新技術幹部工作的高等教育考察團，參加國家技術委員會派赴蘇聯、捷克及民主德國考察工業技術的考察團。他參加了我國高等教育和科學規劃方麵的許多重要決策，如一九五六年製訂全國科學規劃時他參加了全國科學規劃的核心小組，並經常接受高教部和重要委托，如參與製定我國高等學校教師學術、學位的辦法，參與審核我國技術科學方麵許多專業的留蘇學生名單等。他還接受了波蘭科學院授予的科學院通訊院士的光榮稱號，並獲得了新中國科學院第一次科學獎金的二等獎。在各種社會活動場合，他都表現得特別活躍，各種全國性的報紙雜誌也曾刊登他的文章、談話或有關他的宣傳介紹，使他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一時成為新中國教育界和科學界的風雲人物。
整風運動揭穿了錢偉長這個“一貫進步、博學多才、精明幹練的科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的假麵具，暴露了他右派分子的本質。錢偉長不象費孝通、曾昭掄等人曆史上有著人所共知的反共劣跡；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這樣的信任和提拔，為什麽他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但沒有好感反而充滿敵意呢？這乍看起來似乎是難以理解的，但錢偉長之成為右派分子絕非偶然；是有其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們有必要從曆史事實中分析一下他的思想、政治情況，看一看在革命鬥爭的各個曆史關頭，他是站在什麽立場上?是否“一貫進步”？看一看這個“社會活動家”在作著什麽活動?看一看這位“科學家”的知識範圍和科學態度究竟如何?是否真是通曉一切的“萬能科學家”?看一看這位“教育家”是怎樣對青年的靈魂加工的?他要利用青年達到什麽目的?
錢偉長自詡追隨共產黨二十年，學生時代就參加過“一二九”運動，而且還是革命青年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在美國留學時就是唯物主義者，甚至在反擊右派初期，他的反黨陰謀已開始敗露時，他還以這點來欺騙青年學生。不錯，在抗日戰爭前夕他曾一度參加過“民先”，但抗戰爆發，這位隊員就脫離了組織，脫離了抗戰，避入天津英租界教書，後來到昆明又在抗戰最困難的關頭赴加拿大轉美國留學，直到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兩年才回國，幾乎整個抗戰期間，他都居留國外，對民族解放的艱苦鬥爭采取了旁觀態度。
在第三次國內解放戰爭的緊要關頭，華北臨近解放時，他再度打算到美國去作軍事科學研究，完全背離了中國人民的立場。後來因故未能去成、才留下來等待解放，但對人民解放軍的到來起先采取了很不歡迎的態度。解放以後，為了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高等教育製度必須作根本性質的改變，因此解放後第二年，教育部就根據蘇聯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一個教學改革的方案，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院係調整，並召集第一次文教工作會議來討論。這次改革遭到了羅隆基集團的反對，張東蓀、費孝通等召開座談會策劃了大鬧文教會議的陰謀，錢偉長也是其中的積極份子。由於他們的阻撓，這次改革方案沒有通過，延緩了教學改革的進度。但錢偉長看到大勢所趨，難於長期抗拒教學改革，因此，他和費孝通主動提出了另一個校內“改革”方案(14院43係的大清華方案)，引用蘇聯教育經驗中的某些辭句，保存舊中國教育的實質，企圖以校內調整抵製全國調整，用這種形式上的變化來抵製根本性質的改革。錢偉長打著“響應政府號召”的旗號，欺騙、拉攏了一部份人，又假借群眾的名義，要挾教育部接受他的方案。這就是錢偉長最初對教學改革的態度。
思想改造運動中，錢偉長崇美反共的思想受到了嚴正的批判，這次運動後，群眾覺悟提高，學校黨的領導加強，掌握了行政，錢偉長審度形勢，改變策略，由公然抗拒黨的政策一變而為表麵上積極擁護，但實際上他並未真正接受思想改造，心裏另有一套打算。
這期間他講話、作報告、寫文章都極力讚揚蘇聯經驗先進，批判資本主義舊教育落後，強調教學改革的成績。這樣博得了“思想進步、學蘇積極”的美名。
但錢偉長表麵上雖裝作十分擁護黨的領導，背地裏則處心積慮要和黨競爭領導權，1953年春清華大學一位黨員付教授因意誌薄弱自殺了。錢偉長就幸災樂禍地在民盟的會議上大事宣揚：“黨員灰心失望了。黨沒有業務，不能領導了。”他當著校內黨員的麵常故意稱讚清華教學改革堅決，嘲笑“隻有傅家班(指傅鷹教授和他的夫人張錦教授)不肯換教科書”，但當國務院第二辦公室的範長江同誌個別征詢他的意見時，他卻又責怪年輕人無知，不尊重傅鷹教授，傅鷹教授業務好，不肯換書必有道理(其實學校根本沒有讓傅鷹教授換書)。有一次高教部召開各院校的院校長教務長座談，有人提出反對係、教研室設秘書由黨員教師擔任，錢偉長卻故意對黨員校長和黨委書記表示：這條經驗必須肯定，他一定要發言力爭。但背後又對範長江同誌說，黨對老教師隻“利用、改造”，而不“團結”和“依靠”，老教師有職無權，沒有主人翁感覺，似乎新教師就是代表黨執行政策的。錢偉長這種表裏不一的態度說明了什麽問題呢?原來教學改革初期有一部分老教師對社會主義教育路線認識不足，對貫徹教學改革不夠積極主動，當時學校黨委一方麵堅決地依靠廣大教師，貫徹教學改革方針，但另一方麵對這些抱不同見解的教師也耐心等待，不勉強他們改變自己的看法和作法。錢偉長不談指導方針上的分歧，不談新老團結的思想基礎，誇大新老教師間的矛盾和所謂“競爭”，強調老教師的“真正”職權和領導作用，實際上就是要讓這少數教師各行其是，不貫徹黨的方針政策。這樣已經透露了他和黨競爭領導權的意思。
後來他更一再圍繞新老教師的關係和老教師領導權問題大做文章。企圖用學位、學銜製度限製年青人，以保證他所謂少數“老教師”的領導；他主張教師的任用、進級、進修的大權，都要歸“學術水平高”的老教師來掌握，把黨排斥在外麵。他認為抓到了這一條，就可以用個人名利、個人前途逼使青年教師就範，脫離黨的領導。為此，他一直熱中於訂學位、學銜製度，強調出國進修要憑業務報考，反對政治審查。曾昭掄也加以配合，說錢偉長這見解最深刻，辦好高等學校的關鍵是學位、學銜製度。到整風時他們就公開提出要一切大權絕對歸教授，“不學無術”的人“不準哇哇叫”。整風前他們進行這種爭奪戰，是隱藏在“健全學校正規製度”幌子下麵的，他用這種障眼法騙取了高教部某些同誌的信任，成為起草這些條例時的重要“顧問”，並且吸收他的意見製定了選拔留學生的辦法。
1956年是國際“多事之秋”，帝國主義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義的思潮泛濫。在國內正是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一年，也是知識份子中思想動蕩、鬥爭、分化最厲害的一年。從錢偉長個人說，是他最得意的一年，也是他從表麵上擁共擁蘇轉向公開反共反蘇的一年。上半年他參加科學規劃工作，備受領導信任，參加領導核心，擔任了幾個組的領導工作，但錢偉長不是因而更加靠攏黨，用自己忠誠的積極的工作來回答黨和人民對他的極大信托；相反地他卻更加明目張膽地開始了公開的反黨活動。他野心勃勃地伸手抓科學規劃中新科學技術的領導權；他一麵不懂裝懂，當上了自動化研究所的籌備主任和自動化進修班的主任等，同時，還想擠走黨員，抓原子能幹部的培養工作。又積極拉攏清華大學無線電係和電子學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增加自己在這方麵的影響。後來他又利用這些資本來拆國防科學的台，煽動科學家尤其是新從美國歸國不久的科學家不要到國防部門工作，散布軍事部門不自由、國防研究論文不好公開發表、影響成名等等的謬論。錢偉長本人為美帝國主義國防科學效過勞，臨解放前還企圖再去美國從事這一工作，但他對祖國的國防科學竟抱著這樣的敵對態度，這是令人費解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錢偉長隨中國技術委員會考察團赴蘇時，曾向團長表示他可以參加技術委員會的工作。錢偉長一麵喊叫社會活動多，行政工作多，說他的科學生命有被擠斷的危險，“要共產黨負責”，同時卻又不厭其多地抓新技術部門的領導權，其用意何在呢？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赴比利時出席國際力學會議，又在瑞士逗留，這時他很注意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動態；後來在東歐接觸到一些修正主義的思潮。當他隨國家技術委員會考察團在蘇聯考察時，他利用蘇聯對中國同誌的信任，專門搜集蘇聯過去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教訓，作為他後來反蘇的資本。回國不久，他就開始了公開反共反蘇的活動。
錢偉長利用黨的信任，取得了科學、技術、教育界的重要地位，在群眾中間有廣泛的影響，天然成為章羅聯盟要用來進攻文教界領導權的“理想”人物，而錢偉長的階級立場也要尋找反共的政治力量，這一年錢偉長和章羅聯盟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解放初期，錢偉長就曾參加過羅隆基集團的首腦張東蓀召開的座談會，一九五三年他加入民盟，對民盟基層的活動很少過問，但費孝通的“串聯”活動卻是積極參加的。一九五六年四月他被民盟中央提名當選為中央委員，多次列席中常委會議，七月又被委為文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七年費孝通還擬提他為民盟的文教委員會付主任，接著又被聘為民盟中央刊物“爭鳴”的編委。他從蘇聯歸國後不久，十一月中旬就和章羅聯盟密商，藉陪波蘭專家參觀講學為名，飛往南京、上海、杭州、廣州、武漢五大城市進行反蘇反共的宣傳，到處發表演說，煽動群眾，進行思想放毒。這些城市民盟組織按盟中央公函及章羅聯盟骨幹分子吳春選的通知，組織了不下萬餘人來聽他的反共反蘇演說，並布置“傳達”和“學習”。錢偉長每到一地就與當地民盟中右派骨幹分子會麵談話。據上海右派分子陳仁炳、沈誌遠的交代，他們從與錢偉長的接觸中，“得知”章羅聯盟的“作法”；杭州的右派分子並把他的這種做法加以推廣。錢偉長還利用參觀、座談、訪問等方式收集材料，為他後來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和教育綱領作準備。他回京之後向章伯鈞匯報了這次旅行的收獲，章伯鈞大為讚賞，並在民盟中央的會議上表揚和推廣。章羅聯盟的女將浦熙修也通過文匯報極力為他吹噓捧場。
作者：清華大學新清華編輯委員會
時間：1957.12
一九五七年一月，錢偉長從南方回京後，就向高等教育工作中黨的領導公然發動了一次猛攻。
一九五六年夏進行全國科學規劃時，錢偉長等就打著反教條主義的幌子，散布一種教學改革失敗論，實際上是否定蘇聯先進經驗，要求改弦易轍，走英美資本主義的老路。
他的這種看法引起了熱烈爭論，因此高教部定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召開會議來討論這些重要原則問題，並修訂新的教學計劃，顯然這次會議對今後教學工作方向是有重要影響的。
錢偉長就搶在這次會議開始的前四天(一月七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他的談話，這篇談話全盤否定了教學改革的成績和社會主義的教育原則，提出要從根本上改變培養目標和培養方法。
他儼然以一個黨外專家的姿態來“糾正”這幾年教學改革的“錯誤”，藉以證明黨是“外行”，領導不了高等教育。光明日報特地把這篇談話加大標題刊登在頭版顯著地位上，並且加上按語稱它是“專家”對高等教育“關鍵問題”的深思熟慮的見解，要求檢查過去的教學指導思想。這種作法和六月九日光明日報發表錢偉長等人的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這次會議上錢偉長公開發表了他崇拜美國貶抑蘇聯的言論，說“蘇聯工業中缺乏新技術”、“發展潛力不大”，說蘇聯科學技術全麵落後，要高等工業教育再走過去被批判和拋棄了的“通材教育”的老路。
他調兵遣將，大肆進攻，並且通過光明日報製造輿論，但終因遭到反對而未能得逞。今天看起來，當時積極支持錢偉長觀點的如雷天覺、陳新民、曾昭倫、馮秉銓等人都是右派分子，顯然地，這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向黨進攻。
五月共產黨發出了整風的指示，全黨開始整風，並泛征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幫助黨整風。章羅聯盟認為有機可乘，就發動了猖狂的進攻，錢偉長也明目張膽，出來掛帥點火。他攻擊的矛頭不僅指向清華黨委，而且指向整個文教、科學工作中黨的領導，公然提出了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並且要鼓動學生上街鬧事，以便由他們出來收拾殘局。錢偉長這時期的右派言行大體有以下幾方麵。
(一)攻擊高等教育工作中的社會主義改革，鼓吹資本主義舊教育的複辟。他公然宣揚今不如昔，舊中國的教育是切合中國國情的中華民族自己的教育製度，教學改革後的一套是教條主義，他說“辦教育掛兩個牌子，一個資產階級，一個無產階級，是無論如何搞不好的。”他誣蔑蘇聯科學和教育落後，要求學習美國西德。他竭力醜化現在的學校教育工作，極力粉飾舊清華的資本主義傳統，他說教學改革打垮了舊清華的優良學風，要十幾年才能恢複起來。他反對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鼓吹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在座談會上、自由論壇上和接見學生談話中大肆宣揚這些右派言論。
(二)攻擊高等教育工作中黨的領導，公然主張文教科學應由右派來領導。他說學校當前的關鍵問題是黨的宗派主義，黨的領導越加強，黨外人士的“當家作主的味道就越來越稀薄了”。他認為高等學校中“黨的這條線太粗”，應當削弱。他要把黨員排斥在學校領導之外，提出了“反對外行領導內行”的口號，他說在學校工作的人員隻能憑學術地位講話，“不學無術的不準哇哇叫”。而他心裏的所謂“有學有術”的人，僅僅是指在資本主義國家吃過洋麵包和在國民黨時代得過教授頭銜的老教授，他認為學校的一切大權包括人權、教權、財權都要歸教授。他主張實行一種聘任製度，學校不得教授同意不能解聘，但教授不滿意時卻可以隨時“拂袖而去”。他說這樣才能克服校長的官僚主義，保證教授的絕對權力和就業自由。
(三)鼓動黨員反黨，誣蔑黨中央，攻擊積極分子，挑撥黨群關係。他誣蔑黨中央“分裂”，造謠說有一部份領導同誌不主張“放”。他稱讚清華黨委中的右派分子袁永熙最開明，稱讚叛變的黨員覺悟高，把黨員向右派分子投降叫作“搞好團結”，鼓動所有黨員都要這樣帶頭鳴放。甚至公然主張取消黨、團組織，說從整風起就可以“公開辦黨”，又說團組織的存在會造成學生之間不團結，同年歲的人(指團幹部)作政治工作隻會造成學生的不滿。他嘲罵進步分子，挑撥黨群關係，他自己身兼廿幾項重要職務，卻喊叫“非黨員就沒有前途”，“老教師有職無權”，集中攻擊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反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說法。
(四)策動全校右派分子攻擊清華黨的領導。錢偉長上通章羅聯盟，下麵聯絡一些同盟者，後者大多是係、教研組、工會、民主黨派的首腦人物，就利用自己的工作崗位作為進攻據點，並且以自己的領導身份到群眾中去尋找支持者。右派的職員、學生也托庇在這些右派教師的麾下。他們經常在一起分析形勢，研究策略，進攻中互相配合，形成了一個以錢偉長為首的全校範圍的陣勢。尤其惡毒的是，他們還勾結和征服了一部分黨員和黨的幹部為他們通風報信，裏應外合，這樣展開了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策略的全麵進攻。
(五)鼓動風潮，要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奪取黨的領導。錢偉長利用一切矛盾，點火煽風，鼓動群眾鬧事。其中最大的是發動一個理工合校六千人的簽名運動。他親自指揮一個“工作組”，策劃在全校大搞，要組織論壇，訪問教授，轟出大批大字報，發表“致教授書”，指責理工分家是教條主義和學習蘇聯的結果，要高教部立即開會討論；發動教授和學生簽名，要聲勢浩大，全校轟動，然後登報，搞成全國性風潮。錢偉長還提出了選舉校長，他以為有了六千選票，當然可以“取而代之”了。他得意忘形，在章伯鈞六月六日召開的六教授謀反會議上大放厥辭，說清華的形勢一觸即發，學生就要上街，清華黨委已經不能掌握，建議章羅聯盟用這個形勢壓黨中央，讓黨中央請他們出來收拾“殘局”。但接著就開始了反擊右派，錢偉長的陰謀宣告破產。
(六)在這一階段，他在校外還進行著一個钜大的陰謀纂奪活動，這就是攻擊科學戰線上黨的領導，提出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錢偉長進行這個活動並不自整風始。一九五六年他飛往南方五大城市發表反共反蘇崇美的“我國科學工作者的任務”演說，一筆抹煞解放後黨領導下科學工作的重大成就，根本不提科學規劃這件中國曆史上的空前盛舉，處處強調蘇聯的經驗對中國不適用，惡毒地把蘇聯的援助說成幹涉。
一再吹噓美國技術先進，美國了解中國比中國人自己還深入，應當向它學習。錢偉長這些活動實際上是他纂奪科學界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分。
文匯報、光明日報等也極力為他們吹噓捧場，藉錢偉長得到科學獎金這件事，大肆宣揚錢偉長的科學道路，他和他弟子間的“迷人的師生關係”，這樣來散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科學路線，攻擊黨要擠斷科學家的科學生命，高等學校的黨不支持科學研究等等，為此後錢偉長的“保護科學家”和提議科學院通過譴責高等學校不重視科學研究提議等活動作輿論準備。
錢偉長又通過各種方式收集科學研究工作的缺點和煽動科學家對黨不滿，他說“科學規劃以後研究條件毫無改進，反而比以前“慘”，又說“解放以後科學事業倒退了，十二年隻能用來補課，根本無法趕上世界水平，這件事要共產黨負責”，他還提出應有被“保護”科學家的名單，鼓吹“分散就人”，取消科學工作計劃性與集中領導。
他與曾昭掄等在章伯鈞親自指導下擬定出了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其中提出科學研究不要有計劃地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取消科學院的統一領導，黨不能領導科學研究，新中國的科學家需要“保護”，以及要恢複資本主義社會科學等反動論點。
章羅聯盟把這個綱領當作是他們政治設計院的第一號產品，趕在科學規劃委員會開會前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並加按語說這是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的“新方向”。
錢偉長一麵進行反黨活動，同時又參加全國科學規劃委員會的會議，發表正麵意見，大耍兩麵手法。
他一麵向科學規劃委員會遞上這個反動綱領，企圖分庭抗禮；
而另一麵當事情敗露後卻又發言表示擁護黨，還大呼“親愛的黨”，講完了拍著範長江同誌肩膀問“我講得怎樣?”充分暴露了兩麵派的醜惡麵目。接著，反右派鬥爭開始，使他的這一場進攻遭到了澈底失敗。
右派分子高興得太早。共產黨與工人階級早已識破他們的詭計。六月八日開始了反擊右派的鬥爭，錢偉長一麵在背後大發雷霆，要拉幾個右派教授集體辭職來將黨委的軍，抵製反擊右派；而另一方麵，外表故作鎮定，偽裝積極，企圖蒙混過關；6月18、19日在民盟中央和清華大學學生自由論壇上還想冒充“反右派積極分子”，高呼“親愛的黨”，他甚至急不擇言，居然說出他要“黨天下”，極力辯解自己與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絕無聯係，說儲安平的“黨天下”謬論他做夢沒有想到。無奈第二天陶大鏞在師大就被迫交待了一些錢偉長參加章伯鈞密秘會議的情況，以後勢急轉直下，錢偉長反黨陰謀就在群眾麵前完全暴露出來了。
錢偉長在鐵的事實麵前，不得不表示低頭，但仍然缺乏悔改的誠意，不肯自覺澈底交代，隻就別人揭發的事實避重就輕地承認一些，戴上幾頂空空洞洞的大帽子，而對一些重大的問題仍拒不交代。但無論錢偉長如何狡辯終掩飾不了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本質。錢偉長自誇在政治上“一貫進步”，在科學上無所不知，在教育上又是青年導師；但從群眾揭露批判的材料表明，事實恰恰相反然。這位表麵上一貫進步，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積極“學習蘇聯”的科學家、教育家，原來是長期以來反共反蘇，崇拜美帝，追求資本主義道路的陰謀家、兩麵派。
錢偉長平時裝成心直口快，有啥說啥，彷彿是個單純直率的人。實際上正相反，他是一個口是心非，翻覆無常、挑撥離間、陰險詭詐的野心家。這幾年來他玩盡了兩麵派手法，在科學院、高教部、清華大學等單位之間播弄事非，挑撥關係，在科學院要譴責“高教部”。在高教部要譴責“科學院”。他要用外力壓清華黨委，他又以清華大學作資本，培植自己的勢力，提高自己的身價。大鳴大放期間，他策劃指揮，十分狠毒，反擊“右派”之後，他百般狡賴，極不老實。從這些事實上看所謂“心直口快”，完全是一種騙局。
錢偉長這個政治野心家是披著“萬能科學家”的外衣的，因此特別能迷惑人。他幾乎鄙視一切人，罵黨員幹部“不學無術”；罵老教授的學問已經過時，“誤人子弟”；罵一九四○年前後畢業的教師根底差(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念大學)。
他經常指指點點在各種專業問題上充“內行”，還自吹他興趣和知識的廣博是別人不能想像的，把自己描繪成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領導一切、高人一等”的“萬能科學家”。
一九五六年底他在南方五大城市講演時，縱論天文、地理、動力、冶金、機械製造、土建、農業、醫學等二十多個科學部門中的研究任務和存在的問題缺點，極端傲慢地斥責這些部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無能。他說：“不知他們都到那裏去了？都作什麽去了？”“連這也規劃不出”，要受到後代子孫的唾罵。
他儼然以這一切科學部門的專家自居，而且還高出於這一切部門專家之上。反右鬥爭開始後，各部門的專家紛紛批判錢偉長的這篇報告，證明他完全是不懂裝懂、錯誤百出。除他自己本行外，其他科學部門，都是十足的“外行”同時還揭發了他的著作中抄襲別人勞動成果，卻不注明出處的剽竊行為，事實戳穿了“萬能科學家”的神話，揭露了錢偉長“偷、裝、吹”的極不老實的治學態度。他用這種態度作學問，他的科學造詣到底有多深？也是值得專家們研究的。
錢偉長還自吹是“有幾十年教學經驗的老教授”(實際上他隻教了十年書)，在他和弟子得到科學獎金時，光明日報、文匯報又極力吹噓他是循循善誘的良師，他在各種會議上還發表過對中、小學教育的意見，他又常常在青年刊物上發表文章，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他還是個教育家，許多青年甚至把他當成導師和榜樣。
整風揭露了錢偉長是一個腐蝕青年靈魂的政客。他散播沒落的資產階級的人生哲學來和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思想相對抗，他極力鼓吹個人主義，利用知識青年的弱點，煽動他們為個人利益、為成名成家奮鬥，不考慮國家的需要，不服從國家的利益。
他公然的誣蔑集體主義教育是封建主義的借屍還魂；他提倡自由任性，不要紀律，反抗領導。他這樣用資產階級的意識來腐蝕青年，把青年變成他的工具，利用青年來攻擊黨，實現他纂奪領導權的目的。為此，他不惜犧牲青年，讓他們作資本主義製度的殉葬品，斷送他們的前途。錢偉長常常自吹愛護青年，實際上他是在毒害青年。
錢偉長是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典型人物，他對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都發表過較係統的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東方民主》的目的是讓人類社會中的普通百姓都能來監督各級大大小小的掌權的官員。應用的武器是《四大》。人人來監督官員的威力的益處就是，監督官員的權力用法律的約束力交給官員身邊的每一個人，這是對每一個普通百姓的尊重，對於每一個普通百姓來講也是一種要負的責任。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民主就要家喻戶曉監督官員。
人民應用的方法是《四大》。不需要請示報告上訪等，更不準對寫大字報的人進行打擊報複。如有報複，再貼大字報公布於眾。誰敢好意思再犯錯。官員也壓不住，寫大字報者受法律保護。也不會發生如走資派特色政府的上訪見不到官員，或被半路上抓去飲茶。這就是公民的自由，平等，民主。如果一再犯錯，選舉時被不會選作幹部了。
發明《大字報》的是工人農民和為工農服務的知識分子。那時候沒有互聯網, 隻能是《大字報》這種形式了。《大字報》的發明是基層的普通勞動人民, 他們對某人或某事有意見, 想表達卻無機會和平台, 即使表達了會遭到領導的打擊報複穿小鞋, 所以就用《大字報》的形式揭露執政黨的黑暗麵, 來監督當官的一言一行, 確保能公平公正廉潔奉公。新中國成立後就有, 《文革》時代仍寫入憲法中, 運用《大字報》的人上至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如同今天的自謀體, 博客微博微信等。
《四大》是老百姓的大民主，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1950至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普遍運用的民主方法。興起於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同時又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七五憲法》中。毛澤東去世後一段時間，此原則還繼續享有合法地位，並被寫入七八憲法，直至1980年被被走資派鄧小平廢除。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這種形式，在過去是不能出現的。因為過去是打仗，五大運動，三大改造，這樣從容辯論的形式不能產生……不許可。現在許可了。我們找到了這個形式，適合現在這個群眾鬥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鬥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也會解決得比較快。”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出現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內容為批評學校黨政領導。《人民日報》刊登評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革命的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要手段是《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提出“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的群眾性的大民主運動。
1966年11月和12月，中央文革小組指令，以“四大”為主要形式的《民主運動》逐步擴展到工廠企業和農村人民公社。即《文革》的開始。
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將“四大”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一章“總綱”中規定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的民主。1978年憲法更進一步將“四大”上升為《公民基本權利》。
這個《公民基本權利》通過還不到二年就隨著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 於1980年8月3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修改憲法的決議，取消了《公民基本權利》四大的全部內容。
新中國的《大字報》：1957 年 9 月 6 日 ，毛澤東視察武漢國棉四廠時觀看了大字報。1957 年 9 月 18 日 ，毛澤東在上海視察時，又專程到上海國營第一紡織廠看大字報。
在 1958 年 2 月 12 日 視察沈陽黎明機械廠、 2 月 13 日 視察長春汽車廠、 2 月 14 日 視察長春電影製片廠、 4 月 12 日 在長沙視察駐地附近的警衛連和長沙著名的飲食店火宮殿、 8 月 12 日 視察天津東郊四合莊鄉新立村農業社時，毛澤東每次都比較仔細地觀看了各單位專欄中張貼的大字報和鳴放欄中的工人群眾提的意見和對幹部的批評和揭發的各種各樣不為人知的醜事。
1956年9月6日下午，毛澤東由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陪同，離開東湖客舍驅車到湖北省委整風運動的點，位於武昌新河街的、公私合營的裕華紗廠看大字報。
毛澤東一進廠門，就被工人認出來了。“毛主席來了”的消息很快傳開。工人們高興得直鼓掌。毛澤東微笑著，同圍在身旁的工人親切握手。當時，廠區兩旁全是貼滿鳴放的大字報專欄。
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黨能領導一切嗎?》大字報上寫道：“共產黨能領導打仗，隻能搞土改，搞農村工作有一套，搞工業生產不行，還是需要資產階級來領導。”
讀完大字報，毛澤東說道：“好家夥。” 他回頭問：“ 這些大字報是誰寫的? 這些人過去是幹什麽的?” 廠黨委書記張元一、經理尚金修一一作了回答。
毛澤東又問：“你們怕不怕?” 張元一、尚金修回答：“有黨和毛主席領導，有工人群眾的支持，我們什麽也不怕。” “你們能頂得住嗎?“ “頂得住。”“那就好，那就好。你們不要怕，要頂住。”毛澤東高興地說。
大字報很多，有一張大字報特別引人注意。上麵畫著五個頭像，頭像的嘴上還有封條，下麵的文字，說明這些人是靠吹牛拍馬上去的，所以整風時不開口揭發黨的問題。毛澤東在這張大字報前站了很久，問：“上麵畫的是誰?”
尚金修說：“都是從工人中選拔出來的幹部，有的在舊社會是童養媳，有的是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現在都是工廠或本車間的領導。” “怎麽能醜化工人呢? 寫大字報的是誰?” “都是資本家的留用人員。” “被貼大字報的人，他們怎麽樣?”“他們還好，照常工作。”“那就好，那就好。”毛澤東放了心。
毛澤東在張平化和張元一、尚金修陪同下，邊看邊往前走，職工緊緊相隨。在一張題為《繡樓閨閣》的大字報前，毛澤東停住腳步。這是倉庫工人寫的，批評廠級領導作風不深人，從來沒有去過倉庫，希望領導走出“繡樓”，深入到群眾中去。
毛澤東問：“你這個領導是光吃飯不幹事，還是既吃飯又幹事?”尚金修答：“我們還是工作的。”張平化說：“他們既吃飯又幹事。”
毛澤東環顧左右，問：“這張大字報是寫誰的?”尚金修：“是寫我的。”
毛澤東看了一眼尚金修：“你是男的，怎麽是閨閣?”“我們的書記是女的，大字報是寫我們的。”
毛澤東問：“對不對?(指群眾的批評)你是不是沒有到倉庫？尚金修：“去過，去的次數不多，每月盤存的時候去。”
毛澤東：“你是不是在樓上辦公?”尚金修：“我們辦公室在一樓。”
毛澤東：“當廠長的，每天要到工人中去走一走。全廠範圍內每天要轉一轉，要走出‘繡樓’，深入實際，接觸群眾。”
武漢的9月，氣候仍然十分炎熱。毛澤東冒著暑熱看大字報已有一個多小時了。尚金修請毛澤東、張平化去會議室休息一下。毛澤東不同意，要去車間看看工人。從筒搖車間進去，從清花車間出來。紡織工人見到毛澤東，熱烈鼓掌，毛澤東也向工人招手致意，走到工廠靠長江的小路上，毛澤東問： “看完了沒有?”尚金修：“看完了。”
毛澤東同在場的工人、幹部親切話別，然後健步走向停靠在江邊的輪船上。裕華紗廠，後來改名為武漢市國棉第四棉紡廠，是武漢市紡織行業的台柱之一。
1963年毛澤東要柯慶施帶他去看大字報。上海國棉一廠的職工，整風的大字報一天出了好幾百張。九月十八日這天，毛主席來廠看了大字報，全廠有將近兩千個職工看到了毛主席。“很高興，足足陪了毛主席三十分鍾。”黨委書記特別的感到幸運，與毛主席握了手，談了話，陪著毛主席在走廊裏走了半裏路，並且與毛主席拍了照。
毛主席穿的一身淡灰色中山裝，著的布鞋，身體很健康，麵色很紅潤。起先我們是這樣打算：請毛主席和柯慶施同誌到休息室坐一會，讓我們向毛主席匯報一下工作。毛主席笑著說“先看大字報吧，我們一麵走一麵說。”
毛主席首先看到的是一張老工人發言的大字報，他老人家仔細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老工人對整風中一些錯誤言論提出了反駁，並且要把錯誤的言論進行討論。毛主席看了以後，連連說：“老工人說的對。”
這時候，毛主席很關心地問我們：“鳴放從什麽時候開始的？現在到了什麽地步？”我們告訴他，鳴放已經一個多月，現在全廠正在展開爭辯。在一張名叫“百醜圖”的漫畫前，毛主席又停下來仔細地看著，並問了一些這張漫畫中幾個人物的錯誤言論的情況。
毛主席來廠參觀的消息，飛也似的傳開了。這時候正好是早班工人吃飯休息，有的工人端著飯碗從飯廳跑出來，有的工人從後機房騎腳踏車跑過來。在毛主席周圍，已經圍上了一百多人，四麵鼓起了掌聲。毛主席向群眾招手，不住的向大家微笑。
我們繼續向前走。貼在蘆棚上有一張批評黨委書記的大字報，毛主席仔細地看了一遍。因為平時接近群眾不夠，待人接物方麵比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職工反映看見我就害怕，甚至於在下車間巡視時，他們有意躲避。這張大字報就是批評這種作風。向毛主席匯報了這個情況，毛主席說“我們應當更多地接近群眾。”是的，今後在工作中一定要牢牢按照他的囑咐和同誌們的批評去改進自已的作風。
走著走著，我們到了食堂門口。一張大字報貼在門上，這是批評食堂管理不善，衛生工作不好。告訴毛主席，我們已經組織二十一個人的食堂檢查組，正在處理群眾提出的意見。毛主席看了大字報並點點頭。
當我們繞道經過托兒所、醫務室走向南紡工場的走廊，早班吃飯的工人和保全工人老早在兩旁排著隊等候了。他們個個都想擠到前麵來，更清楚地看看毛主席。毛主席慢慢地走著，舉起了左手，微笑地環視著群眾。
走出南紡工場以後，毛主席又看了幾張大字報，並且問起了廠裏情況。他問我今年幾歲，在工廠工作幾年。在小花園的門口，有四、五個職工湧上來，毛主席親切地和他們握手。女工高玲弟，是紡織工人藍球隊健將，曾經上北京見過毛主席，這次又與毛主席握了手，好高興極了。
我們還想多留毛主席一會兒，但是時間不早了，毛主席還有更多的工作要作。在群眾夾道鼓掌歡呼聲中，毛主席上汽車走了。很長很長的時間，走道上還聚焦著一些休息的工人，大家高興地談著。
《“大鳴”、“大放”》其原本是把社會主義發展科學文化的基本方針推廣到中國共產黨對幹部黨員的整風運動當中，指人民群眾應有的《公民基本權利》中的言論自由。
《大鳴》相對於現代少數精英言論自由的“小鳴”，將政治評論的範圍擴大到當時中國的所有的社會階層，包括工人、農民等平民百姓。其主要內容包含三個方麵：一是發表言論自由的主體大，大到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公民的程度。二是言論自由覆蓋範圍大，公民有權表達對本單位、本地區、本部門乃至本國家所有問題的政治訴求，可以對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進行公開質詢，並且不受任何形式束縛，不限地點，不限集體或個人。三是容納言論自由的渠道大，采用原有媒體之外的新的言論自由渠道，大小字報，標語口號，自由辯論等方式。
《大放》是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成為政治管理的主人。包括以下方麵：放開曆史觀念的束縛，思想的解放；放開所有規則的約束，廢除所有審批和注冊等限製，任何人都有權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廢除已有製度基礎。
《大字報和大辯論》中的《大字報》指一種寫在紙上、粘貼於公共場所、以大字來書寫的牆報，用於表達自己對社會各個方麵的看法。
《大辯論》指在廣泛的群眾中間，圍繞一個政治問題進行的辯論。主要強調集思廣益、全民參與。與議會和委員會類似小範圍的辯論相對，指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都交由人民自由討論。
這一英民主。政策是大眾政治時代大眾應當享有的大眾自由和大眾民主，將從根本上取代數千年來精英時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