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民主將被磚家叫獸玩得體無完膚
《民主》是掌權者管理的一種方法。是讓民作主。而不是替民作主。
動物界不存在《民主》。
人類原始社會中也不需要《民主》。
人類自分化為階級之後，就有了階級掌控的權力。因而產生了掌權的階級和被管控的階級。
奴隸社會有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奴隸主階級作主，是不準奴隸階級作主的。這是上帝安排的，天經地義的，不可改變的。也就不存在什麽《民主》的了。 當然，奴隸反抗的不多，個案反抗很快滅頂。
封建社會的封建主，帝皇將相，皇親國戚，才子佳人，公子小姐等權貴領導階級，聖旨就是一切封建社會裏的最高作主。違者必殺。所以也不存在什麽《民主》的了。 農民起義大多以失敗造終。少數起義成功者立國之後，很快就替代了前朝的帝皇將相，皇親國戚，才子佳人，公子小姐等，新的權貴領導階級又產生了。幾千年來形成周期律之後，也不存在什麽《民主》的了。
封建社會的工業化後，產生了資本家階級，和工人無產階級，形成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階級是領導階級，又是剝削階級，更是作主的階級。也不可能和工人無產階級民主一下。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國家，會產生N個資本大集團，在爭奪國家掌控權時，資本大集團之間會用民主的方法，推薦一人或一組領導人。這時就產生了資產階級的民主。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因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資本論的麵世，工人無產階級不甘心於被資本家的終身剝削和壓迫，將工人無產階級組織起來，進行向資本家反抗，對資本家造反，推翻了資本家的統治。工人無產階級們要成立政府，要產生領導人。就開始有從工人無產階級內部選舉出領導人來。這就有了民主選舉。民主選舉出領導人後，又要求這些領導人要聽取民意，讓人民作主。這就產生了工人無產階級民主。
《民主》是掌權者管理的一種方法。是讓民作主。而不是替民作主。
如今《民主》將被磚家叫獸玩得體無完膚。
《民主》不是皇冠！不是可以自製自戴自封就是民主了！不是可以被誰拿來拿去又是給誰戴上了，誰就是《民主》了。《民主》不是結果！民主是一個《官》在決策前的過程而不是決策結果。更不是隻說《要民主》而不去做，又不可能是要誰幫誰去爭取能得到的。工人們要加工資，資本家不加，工人集體罷工，加工資了，這是一次真正的《民主》過程，加了工資是結果。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在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始終嚐試著實踐《民主》。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讓工人成為終身職業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社會福利。實行《鞍鋼憲法》管理等。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們也即稱《貧下中農》當家作主，都被各個公社大隊小隊選民們選上當農村幹部。公社五官齊全，農民改稱社員。
社員們常進行《四清》：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經過社員們大辯論，幹部和社員們得出結論：“武鬥鬥頭皮，外焦裏不熟；文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倒敵人，擦亮社員的眼睛。”
社員《調解委員會》由三人至七人組成，《調解小組》由三人組成。《調解委員會》，《調解小組》成員不脫產或需要時有其他社員或團員又或黨員做義工。成員必須遵守：1·禁止貪汙受賄或徇私舞弊。2·禁止對當事人施行處罰、鬥爭或扣押。3·禁止對當事人有任何壓製報複行為。
用好《人民調解》的典型代表，莫過於上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時代，由浙江諸暨楓橋幹部群眾創造的《楓橋經驗》，也就是《小事不出大隊，大事不出公社，矛盾決不上交》。
人民調解，是中國獨創的化解矛盾、消除紛爭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許多國家把人民調解譽為“東方經驗”。有專家指出，人民調解具有紮根基層、分布廣泛、方便快捷、不傷感情等特點，在解決糾紛中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作用，是化解矛盾糾紛的“第一道防線”。
農村人民公社及城市街道委員會裏都有《調解委員會》，負責監督領導幹部和人民群眾之間：禁止貪汙受賄或徇私舞弊。禁止對當事人施行處罰、鬥爭或扣押。禁止對當事人有任何壓製報複行為。用好人民調解的典型代表，莫過於上世紀60年代初由浙江諸暨楓橋幹部群眾創造的“楓橋經驗”，也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主辦的一項全球“民主“指數所列出的五項指標："選舉製度"、"公民自由"、"政府運作"、"政治參與"及"政治文化"能說明是不是《民主》了嗎？
"選舉製度"：《選舉製度》有多種方法。不管用哪種方法選出後的領導人是《替民作主》，而不是《人民作主》。試問：美國前總統川普的許多決策，是誰在作主？現任美國總統拜登決策，是誰在作主？加拿大現任總理小土豆《大麻合法化》有多少加拿大人民反對？但小土豆憑借自由黨多數席位還是通過法案合法化了。例子數不勝數。
"公民自由"：首先“公民自由“是個籠通的概念。就舉號稱西方民主國家中的加拿大最近的二個例子：加拿大公民以裔可合法上街抗議，而巴裔就不行。加拿大公民俄裔不準這不準那，而鳥裔就沒有不準這不準那的規定。
"政府運作"：哪個政府運作是公開的，“民主“的，進行公投的，聽取民意的？民眾能參與"政府運作"嗎？
"政治參與"：應該說是民眾的"政治參與"。民眾的"政治參與"應該是一個《民主》的象征。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有幾個民眾對"政治參與"有興趣？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下的民眾對"政治參與"有興趣？除了錢外，還有什麽？真正全民"政治參與"的是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除此之外，古今中外哪一個國家有過？
"政治文化"：更是無法統一達標。各個民族不一樣，各個國家不一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不一樣。何談《民主指數》？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國家的各個不同的時代，是不是《民主》？隻有當時當地的民眾最有發言權。後人們說三道四有意義嗎？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不是《民主》？讓走資派們說，會說是《民主》嗎？讓牛鬼蛇神們說，會說是《民主》嗎？讓磚家叫獸們說，會說是《民主》嗎？讓馬戶又鳥們說，會說是《民主》嗎？讓洋奴賣辦說，會說是《民主》嗎？
毛澤東說，這是人民民主，也是大民主。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說，我們有鐵飯碗，工廠就是工人的家。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們說，我們想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路。紅衛兵造反派說，我們用四大武器批走資派，造反有理。四大武器，造反有理寫入了《七五憲法》中。工人們有《鞍鋼憲法》。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有《人民公社六十條》。工人們社員們自己作主，就是《民主》。
《五七年反右》！就是反舊中國留下的磚家叫獸。現如今特色政府中的磚家叫獸年輕人看到了。和舊中國留下的磚家叫獸別無區別。不過五七年沒有發明這詞，而是叫《右派》。
如今年輕人看不到大量的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工人們拿著鐵飯碗，農村人民公社的社會員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曆史。而看到的都是被顛倒、被歪曲、被簡化、被走資派鄧小平們的敘述方式重新解讀過的，站在走資派的立場上的被篡改過的曆史。
因此，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的這段曆史就不是原有的真實的曆史了。57年反右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如此，文革批鬥走資派更是如此，凡是毛澤東說過的做的事幾乎都是如此被顛倒。
新中國剛解放時有句口號，叫“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一切又都複辟顛倒了過去。現在工人農民要想再當家作主拿鐵飯碗，似乎有要重提的必要。
對於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種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搞的是“陽謀”，先“引蛇出洞”，後“聚而殲之”，反右早在計劃之中；有些學者又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原先隻是整風，後來情勢發生逆轉，才演變為反右的。
其實“陽謀”是毛主席後來自己講的，但是開始就是要“整風”。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之後，毛澤東有三次大的社會主義實踐，第一次是“百花齊放”，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齊放”是毛澤東的一個試驗，毛澤東已經意識到中國新建立的，盡管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但是裏麵還是有很多新的不可知的社會主義新知識要學習要償試。社會上地富反壞分子，蔣介石國民黨留下了許多搗亂破壞分子，留用的舊社會公職人員也不聽共產黨的。雖然共產黨的幹部大量是工農苦出身的，以前戰爭年代跟民眾結合得也比較密切，但是這時候當大官了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性，還存在一係列的問題，所以毛澤東讓老百姓自覺地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
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後發生的一連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定需要返回到當時原來的曆史語境中去。否則，沒有經曆過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人們，包括許多學者，都會有一個印象，認為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情怎麽如此荒誕不經，不可想象……。
當然要有當時社會的一個真實的曆史背景上來看這些運動就不難理解也是必要的。1949年以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絕大部分是工農幹部，沒有受過什麽教育，這都有統計，從基層幹部一直到省市級幹部，絕大部分都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受過也是小學、中學的教育，大量的一點教育都沒有受，這樣的一批幹部，搞經濟文化建設熱情是足的要學習的知識不少。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共產黨政權要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又要運用人才，所以新中國一成立把舊政權大量的人留用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後就都講亂了，比如土改之後還有地主有富農。但是當時土改法規定得很清楚，這些人幾年以後要摘帽子的，地主、富農是標明這些人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在運動中是一個標簽，當時預計過五六年這些就取消了。其實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經給地主、富農把帽子去掉了。
城市裏麵更複雜一些，因為農村比較簡單，農民受一點點教育也可以管農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現代化的產業，更複雜了，怎麽解決幹部問題呢？就把資本家、國民黨政府人員留用，在全國各大城市上層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在各個職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麵就更是舊政權時代的大量舊知識分子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官員當時也留用了不少吧。
大量國民黨時期的政府官員都留用到新中國的政權裏，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後就出現了兩種精英，一種是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以工農幹部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舊精英，就是過去的資本家和過去的知識分子——當時大學裏麵或者高中裏麵，學生絕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農家庭，絕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壞”（那時候還沒有“右派”）。
直到文革開始之前，絕大部分地方都是這種狀況，所以老精英還占據有利的社會地位，甚至一些大官職。雖然56年、57年有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了，但是這些資本家的位置還是保留了，資本家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虧損還是不虧損，共產黨把你的財產拿來估一個總量，每年按5％給利息，當時講給十年，後來延長到十二年。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資，他們的工資一般都比共產黨的幹部要高很多，這是當時的狀況，56、57年的狀況。
當時也辦了工農速成中學等等，抓緊培養工農革命幹部，但是技術精英和文化精英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培養出來，要搞建設就必須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時候老精英中間流傳一些話語，比如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可見還是有怨言的。是看不起工農幹部的。是要讓共產黨下台的。
56年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有那個背景。但是，毛澤東讓百花齊放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放出來的言論是那樣的言論。那個言論就是說“輪流坐樁”。今天很多人講輪流坐樁，民主有什麽不行？但是當時共產黨剛剛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來講要輪流坐樁，情況就很不一樣。
有關“文革”中被批鬥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說的話，他說“至少10％到30％的共產黨員應該開除黨籍。所有工農出身的老幹部都應當送去休息，年輕的新黨員應當都送去學習”。
今天的人講反右，好像是突如其來，沒有道理地給50多萬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報紙放出來的言論，特別是把你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你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紅軍工農剛剛奪了權，剛剛翻身，你讓他們去休息，你們再回來，這就是工農幹部理解的“輪流坐樁”。就是要推翻共產黨領導。沒有毛澤東頂住，沒有文革，走資派早翻天了。文革中批走資派鄧小平
最近出了一本美國人李敦白寫的回憶錄，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廣播事業局工作。他寫了自己當時的觀感：“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在向共產黨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隻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製和提升的工資。”
他還提到有教授在報上發表言論後，“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衝到他家進行攻擊。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陳述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後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刷這些攻擊黨的稿子。’”
李敦白的嶽母是個普通勞動婦女，她幹脆把知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見《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第139-141頁）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反擊”以前。所以當時群眾和工農幹部裏麵的壓力，要求反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說毛澤東突然一拍腦瓜說我要反右了。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們從底層到上層，層層送簡報，促使毛澤東做了《反右》這個決定的。
實際上，57年是一個轉折點，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為這時才突然發現這些人還是靠不住的，他們還是想變天，還想回到過去的舊秩序，還想把工農幹部都趕下來，這就是當時的曆史背景。
你是說，拋開誰對誰錯不談，事實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趕掉，新精英想辦法反擊，就出現了這場反右運動這就是曆史事實。
57年以前上大學、上高中的絕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為工農子弟沒有機會上，連上小學都沒有機會（哪怕你49年剛剛開始上小學，到56、57年，你才小學畢業，所以高中、大學都輪不到工農子弟上），所以工農幹部隻能講“成分”。本來“成分”僅僅是土改用一下，馬上就會取下，土改法裏都有，但是57年以後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別重視，跟這個是有關係。
實際上，你認為存在兩種社會精英的社會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強調我有知識，新精英的策略是強調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階級背景、我的階級出身。對於反右的這種理解，跟現在右派平反後的攻擊毛澤東什麽搞一個陰謀去打知識分子的理解完全顛倒黑白。
打擊知識分子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它建立現代國家要用這些人啊。中國當時沒有多少知識分子。在1956年，整個中國隻有42000位大學教師、31000位工程師以及63600位技術員。在六億五千萬的總人口裏，按照中國標準隻有三百八十四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分子。我們現在理解的知識分子是上大學、研究生；當時上過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識分子”了，我小時候在父母的單位，沒有一個人上過大學，其中有一個上過高中的人就叫知識分子。
就那個知識分子階層，也絕大部分不是工農兵出身，絕大部分出身於以前的特權階級，如資本家、地主、富農等。百花齊放的時候，說讓工農幹部去休息、去學習、開除黨籍，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堆人這麽說。如想認真研究曆史可查看1949-1966年的各類報刊，能看到57年“百花齊放”時出現的言論會讓你感到很震撼，假如把你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你也會有強烈的反應，一定會的。
有學者認為，57年5、6月間發生的北大的學潮，還有一些地方發生的工人罷工和群眾事件直接促使整風運動轉向反右運動。
確實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漢也在57年6月份發生了所謂“漢陽中學事件”，但這是整風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間有很多右派都出來翻案，他們當了造反派，他們變成造反派得勢的時候甚至去迫害當時把他們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個很有名的右派詩人叫XX，他文革中間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寫了一些歌頌和鼓動武鬥的詩歌。
現在右派都是講文革中間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間，他們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別人的時候他們也一點點不比別人不瘋狂，可能更瘋狂。
所以人是不會學到教訓的，雖然57年嚇了一下，但是以後一逮到機會，還是要說話，今天還是會說話，哪有不說話的？往往是那些說話最多的人說他們不敢說話，是不是？所以事實不是這樣的，現在這些知識分子哪些話沒有說？隻是說推翻共產黨這句話沒有人在正式場合說。講憲政，講私有財產，所有的政策應該怎麽樣，不應該怎麽樣，哪句話沒說？都說了。西山會議，不是當著共產黨的官員說的嗎？所以都是敢說的，哪有什麽膽小的？
近些年，隨著一批市場化媒體的出現，以及互聯網的興起，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輿論導向的作用，這恐怕也使得知識分子和民間影響決策的管道渠道發生了轉變。總之，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知識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響公共輿論，通過影響公共輿論影響公共政策。參與的渠道是什麽，有時候說不清楚，但是看這幾年公共政策的變化，溯源的話，基本都是輿論先行。
比如打工者問題、三農問題、戶籍製度問題、醫療改革問題、教育改革問題，都是先在互聯網上炒，然後進入平麵媒體，甚至進了電視這樣的媒體，然後變成了公共議題，再變成了政策議題，最後變成公共決策。中國的磚家叫獸們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的確很大。
走資派治下的磚家叫獸們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太大了，不成比例。看走資派特色政協是精英俱樂部，政協裏麵幾乎沒有地地道道的農民了，人大裏麵工人、農民也越來越少。這些我們也計算過，80年代初，人大裏麵有50％以上是工人、農民，現在完全不是，現在大概20％左右。他們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識分子、幹部在那裏麵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改革開放以後，尤其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知識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團化的趨勢確實很明顯。我想，這個也不用多說，最近一、兩年媒體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也逐漸明晰起來，對於主流經濟學家的質疑就是很好的例子。
現代史已經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來，中國政治裏麵充滿了荒唐、充滿了瘋狂——這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曆史的事實，但是知識分子為了他們的利益敘述曆史，就不得不把這些曆史展示成那樣的方式。今天，我們看到大量的曆史被顛倒、被歪曲、被簡化、被後人的敘述方式重新解讀，但這個曆史就不是原來的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躍進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幾乎都是如此。剛解放時有句口號，叫“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現在工人農民要想再當家作主拿鐵飯碗，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十送紅軍》原版歌詞：
一送紅軍下南山，秋風細雨撲麵寒，樹樹梧桐葉落完，紅軍幾時再回山？
二送紅軍大路旁，紅漆桌子路邊放，桌上擺著送行酒，祝願紅軍打勝仗。
三送紅軍上大道，鑼兒無聲鼓不敲，雙雙拉著長繭手，心藏黃蓮臉在笑。
四送紅軍過高山，山山包穀金燦燦，包穀本是紅軍種，撒下種子紅了天。
五送紅軍澧水河，鴻雁陣陣空中過，鴻雁能捎書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說。
六送紅軍兔兒岩，兩隻兔兒哭哀哀，禽獸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開。
七送紅軍七裏灣，七裏灣中一片田，涼風陣陣稻穀香，新米上市人走遠。
八送紅軍八角山，兩隻八哥吐人言，紅軍哥哥莫走遠，財主回來要倒算。
九送紅軍過大江，江水滔滔船兒忙，眼望江水肝腸斷，窮苦百姓淚汪汪。
十送紅軍轉回來，武陵山巔搭高台，盼望紅軍打勝仗，盼望親人早回來。
《紅軍十問》：
1.我們當年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2.人民當家做主了嗎？
3.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4.還有貪官汙吏嗎？
5.還有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
6，我們還在受外國人的欺辱嗎？
7.中國人真正的站起來了嗎？
8.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9.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站出來嗎？
10.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紅軍十問：
紅軍一問：我們當年的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紅軍二問：人民當家做主了嗎?
紅軍三問：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紅軍四問：還有貪官汙吏嗎?
紅軍五問：還有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
紅軍六問：我們還在受外國人的欺辱嗎?
紅軍七問：中國人真正的站起來了嗎?
紅軍八問：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
紅軍九問：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站出來嗎?
紅軍十問：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從湘江到遵義》話劇中的紅軍十問：
話劇《從湘江到遵義》，以重溫長征精神，重鑄中國人信仰之魂為指導思想，不以簡單化地再現長征為目的，立足於以現代人的思考，以現代戲劇的方式進行現代表達。劇中的紅軍十問，振聾發聵，激蕩人心，它喊出了民眾的心聲，表達了人民的企盼。
紅軍之問：還有貪官汙吏嗎?
還有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嗎?
我們的黨還記得對人民的承諾嗎?
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從湘江到遵義》台詞對話精湛、內涵深厚、耐人尋味;服裝、道具及舞美燈光樸實無華、主旋律配樂悅耳動聽、全體演職員忘我獻藝，總之《從湘江到遵義》不愧為當下謳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一大力作、紅色經典的藝術品。
湘江戰役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第一場悲壯的戰役，也可以講是中國革命史上損失最慘烈的戰役，成班、成排、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的紅軍指戰員都犧牲了，紅八軍團和殿後的紅34師打沒了，戰死的三萬多將士幾乎是紅軍最具戰鬥力的精銳，中央紅軍長征離開蘇區時的紅軍人數有8萬多人，經此一戰，再加上突破前麵三道封鎖線的損失(如果再加上非戰鬥的民工，至少犧牲人數達十萬人之巨)，隻剩下了三萬餘紅軍指戰員，中國革命麵臨最嚴峻的考驗;也由此悟出了紅軍最高指揮團隊必須整改的道理。最後，長征中的紅軍指戰員一步步從“湘江慘敗”，到“翻越老山界”、“通道轉兵”、“黎平會議”、“強渡烏江天險”、“挺進遵義城”，最終召開了“遵義會議”。
通過“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這次會議開始確立實際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以此“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最終恢複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地位，從此開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正確路線，徹底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揭開中國革命勝利走向勝利的新局麵。這就是話劇《從湘江到遵義》描述的主要內容。
那些已經壯烈犧牲的紅軍將士，在九泉下發出的《紅軍之問》：
我們的身體早已深埋在泥土裏!
我們的靈魂經常在天上回合!
我們仍在牽掛我們流血犧牲建立的新中國!
我們當年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還有貪官汙吏嗎?
還有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嗎?
我們還在受外國人的欺辱嗎?
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嗎?
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
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敢站出來嗎?
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紅軍之問”就是問走資派們：
我們當年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人民當家做主了嗎？
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還有貪官汙吏嗎？
還有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
我們還在受外國人的欺辱嗎？
中國人真正的站起來了嗎？
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
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站出來嗎？
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話劇《從湘江到遵義》裏的“紅軍之問”，也是老百姓的“紅軍之問”。
犧牲的英烈們返回人間，站在舞台上對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今天大聲發問……
這些“紅軍之問”，就是告訴中國人：不忘紅軍，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和使命，就是為人民服務謀幸福。
當年的紅軍們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了今天的走資派和資本家的幸福生活。要想推翻今天的走資派和資本家的統治，工人農民的路還很長。
然而紅軍長征的路還要重走，反抗造反並沒有結束，工人農民自己當家作主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前麵還會有一道道封鎖線，還有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還會有婁山關，臘子口，還會有雪山，草地......
年年八月桂花盛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依然在遠方，信仰之火不能熄滅，鮮紅的旗幟不能倒下！隻有這樣縱是雄關漫道真如鐵，工農造反革命一樣而今邁步從頭越！
“紅軍之問”該是誰的“必答題”？是當今執政的中國特色政府。不將走資派鄧小平的狗屁理論拋到垃圾堆去，清掃幹淨“先富論“，“貓論“，“摸論“等亂七八糟的謬論，就不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
這一個個提問，是呐喊，是囑托，是命令，是期待，讓人聽了之後無比震撼。正視和回答這些嚴肅的問題，是當今習政權的責任。
習政權應該把“紅軍之問”的十個問題，作為黨員領導幹部的“必答題”，進行一次全麵考核，讓黨員領導幹部捫心自問、對照檢查，把真實的答案公之於眾，真正做到不忘共產黨的信仰、警鍾長鳴。隻有這樣，才能對得起為中國的革命、為新中國的誕生，付出鮮血和生命的革命前輩紅軍將士們！
令人震撼的話劇和無比尖銳的提問，都在時刻警示著還號稱為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新的長征仍在繼續，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前進的道路依然還很漫長……。
從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
到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
《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退回來就失敗了。》
《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這裏說的《獨裁者》，決沒有給這些領導者扣上終身的帽子。而是說這些領導者在決策這些大事時是獨裁的。
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獨裁者有一個特點，就是《大多數政府》執政的黨領容易得多。而《少數黨政府》執政時想搞獨裁，必須要同一個反對黨結盟組織一個《大多數政府》。這可不用再次民選。臭味相投結盟後就可以獨裁四年或八年了。
而這些領導者在決策這些大事時，大部分的獨裁對全人類沒有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也沒有必要如同什麽犯了大罪似的，也不必惡狠狠的罵人家是：“獨裁者“。這些說中文的反共分子開口閉口必稱的“民主“或“獨裁者“隻不過是看門犬或站街女，隻會對著路人亂叫或呼叫男人。
其實《獨裁》隻是個詞組，對一件事物的描述。作為領導者決策時，不是民主就是獨裁。這是一個不同的方法和過程，不是決策的結果。所以一個領導者在執政期間對某一件大事的決策而己。“獨裁者“也不是終身製。
有少數領導者在執政期間對某一件大事的決策，對人類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雖說隻是這個領導者人生中的一段時間，但這樣的獨裁造成的惡果是不可原諒的。例如：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剿殺猶太人。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德國己成“民主國家“了。所以稱《獨裁國家》或《民主國家》也是不合式的。一個國家存在己幾十幾百年，經曆了無數的曆史時代，替換了無數的領導人，能說這個國家是《民主國家》或《獨裁國家》？！一個人沒有《終生獨裁》或《終生民主》。一個黨也沒有的所謂《民主》或《獨裁》之分。說一個國家是《民主國家》或《獨裁國家》是在胡說八道。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美國有沒有獨裁者？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就是一個獨裁決策。造成中國人死傷，遇到中國走資派軟柿子，忍了。敢炸俄羅斯駐外使館嗎？
前美國總統小布什拿了一包洗衣粉說伊拉克有“大殺傷性武器“，就狂轟濫炸伊拉克，給伊拉克老百姓死傷無數。小布什的這個獨裁決策造成了中東戰亂幾十年。給中東帶去了“民主“嗎？
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獨裁決策的全民醫保似乎結束於川普。
前美國總統川普獨裁決策在美墨邊境修高圍牆似乎隨他的下台而停止了。發動美中貿易戰也是川普的決策。但川普沒有發動武裝侵略，以及和朝鮮和談等也是獨裁決策。他想拿個和平獎。但沒給他。
現任總統拜登獨裁決策的事件多了。都看到了不說了。例如：支持烏克蘭，支持以色列都是他的獨裁之作。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以色列的這個總理，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完美的獨裁者了。當了三任，三上二下了，可與走資派鄧小平有得一比了。前二任上獨裁貪了不少財，遭到了反對黨的揭發。三任上來迫不及待想修改法律，以逃脫法律製裁時，民眾上街反抗修改法律轟轟烈烈時，找個借口宣戰，狂轟亂炸加沙，造成無數婦女兒童傷亡。別說是以色列國民能“民主“一下，別狂轟亂炸加沙了。就是聯合國，其他國家堅決反對強烈抗議下也不能阻止。這就是獨裁者。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加拿大小土豆，頭四年《大多數政府》執政，獨裁決策《大麻合法化》。當時民眾反對，反對黨不同意，但又有奈何？照樣立法通過。第二個四年是《少數黨政府》執政，就與新民主黨結盟，四年之內推翻不了。好處是可以獨裁。
獨裁決策的作品是《全民牙醫保健》。聽起來很高大上，為“全民”，又是昂貴的牙醫保健。不過，稍用一點腦子去研究一下加拿大目前的醫療製度的事實是：加拿大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以來，由於是在私有製下的醫療昂貴，支出巨大，占各種政府支出的過半以上，己經到了難於維持的程度，醫護人員短缺，急診室關閉，一直在縮小免費的項目，有政黨一直在推醫療私有化。再加上疫情影響，政府財政赤字巨大，百姓因物價房租高漲之下，實行《全民牙醫保健》可行嗎？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原有的牙醫保健包括：有錢人自然有。有工會組織工作的不管是政府工作，還是私人公司工作，都有牙醫保健，有的一人工作全家都有牙醫保健。沒錢的領福利金和殘廢金的都有牙醫保健的，也是一人吃福利全家有牙醫保健的。十八歲以下兒童有政府的牙醫保健的。產婦有牙醫保健的。六十五歲以上的有牙醫保健的。剩下的人沒有。有必要再搞一套《全民牙醫保健》嗎？這就是資本主義民選的獨裁的惡果。還口口聲聲稱“民主國家“？
小土豆的獨裁多著呢？瘋狂用高價采購來的新冠疫苗，最後送給一些窮國家還不要。最後過期作廢了多少？還汙染環境。浪費資源，財政赤字。誰來追責？一日民選，四年或八年獨裁。八年之後輕鬆退下安享退體後的幸福生活。這就是被反共分子們鼓吹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獨裁者的寫照。
《東方民主》的目的是讓人類社會中的普通百姓都能來監督各級大大小小的掌權的官員。應用的武器是《四大》。人人來監督官員的威力的益處就是，監督官員的權力用法律的約束力交給官員身邊的每一個人，這是對每一個普通百姓的尊重，對於每一個普通百姓來講也是一種要負的責任。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民主就要家喻戶曉監督官員。
人民應用的方法是《四大》。不需要請示報告上訪等，更不準對寫大字報的人進行打擊報複。如有報複，再貼大字報公布於眾。誰敢好意思再犯錯。官員也壓不住，寫大字報者受法律保護。也不會發生如走資派特色政府的上訪見不到官員，或被半路上抓去飲茶。這就是公民的自由，平等，民主。如果一再犯錯，選舉時被不會選作幹部了。
發明《大字報》的是工人農民和為工農服務的知識分子。那時候沒有互聯網, 隻能是《大字報》這種形式了。《大字報》的發明是基層的普通勞動人民, 他們對某人或某事有意見, 想表達卻無機會和平台, 即使表達了會遭到領導的打擊報複穿小鞋, 所以就用《大字報》的形式揭露執政黨的黑暗麵, 來監督當官的一言一行, 確保能公平公正廉潔奉公。新中國成立後就有, 《文革》時代仍寫入憲法中, 運用《大字報》的人上至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如同今天的自謀體, 博客微博微信等。
《四大》是老百姓的大民主，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1950至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普遍運用的民主方法。興起於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同時又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七五憲法》中。毛澤東去世後一段時間，此原則還繼續享有合法地位，並被寫入七八憲法，直至1980年被被走資派鄧小平廢除。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這種形式，在過去是不能出現的。因為過去是打仗，五大運動，三大改造，這樣從容辯論的形式不能產生……不許可。現在許可了。我們找到了這個形式，適合現在這個群眾鬥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鬥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也會解決得比較快。”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出現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內容為批評學校黨政領導。《人民日報》刊登評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出革命的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要手段是《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提出“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的群眾性的大民主運動。
1966年11月和12月，中央文革小組指令，以“四大”為主要形式的《民主運動》逐步擴展到工廠企業和農村人民公社。即《文革》的開始。
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將“四大”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一章“總綱”中規定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的民主。1978年憲法更進一步將“四大”上升為《公民基本權利》。
這個《公民基本權利》通過還不到二年就隨著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 於1980年8月3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修改憲法的決議，取消了《公民基本權利》四大的全部內容。
新中國的《大字報》：1957 年 9 月 6 日 ，毛澤東視察武漢國棉四廠時觀看了大字報。1957 年 9 月 18 日 ，毛澤東在上海視察時，又專程到上海國營第一紡織廠看大字報。
在 1958 年 2 月 12 日 視察沈陽黎明機械廠、 2 月 13 日 視察長春汽車廠、 2 月 14 日 視察長春電影製片廠、 4 月 12 日 在長沙視察駐地附近的警衛連和長沙著名的飲食店火宮殿、 8 月 12 日 視察天津東郊四合莊鄉新立村農業社時，毛澤東每次都比較仔細地觀看了各單位專欄中張貼的大字報和鳴放欄中的工人群眾提的意見和對幹部的批評和揭發的各種各樣不為人知的醜事。
1956年9月6日下午，毛澤東由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陪同，離開東湖客舍驅車到湖北省委整風運動的點，位於武昌新河街的、公私合營的裕華紗廠看大字報。
毛澤東一進廠門，就被工人認出來了。“毛主席來了”的消息很快傳開。工人們高興得直鼓掌。毛澤東微笑著，同圍在身旁的工人親切握手。當時，廠區兩旁全是貼滿鳴放的大字報專欄。
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黨能領導一切嗎?》大字報上寫道：“共產黨能領導打仗，隻能搞土改，搞農村工作有一套，搞工業生產不行，還是需要資產階級來領導。”
讀完大字報，毛澤東說道：“好家夥。” 他回頭問：“ 這些大字報是誰寫的? 這些人過去是幹什麽的?” 廠黨委書記張元一、經理尚金修一一作了回答。
毛澤東又問：“你們怕不怕?” 張元一、尚金修回答：“有黨和毛主席領導，有工人群眾的支持，我們什麽也不怕。” “你們能頂得住嗎?“ “頂得住。”“那就好，那就好。你們不要怕，要頂住。”毛澤東高興地說。
大字報很多，有一張大字報特別引人注意。上麵畫著五個頭像，頭像的嘴上還有封條，下麵的文字，說明這些人是靠吹牛拍馬上去的，所以整風時不開口揭發黨的問題。毛澤東在這張大字報前站了很久，問：“上麵畫的是誰?”
尚金修說：“都是從工人中選拔出來的幹部，有的在舊社會是童養媳，有的是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現在都是工廠或本車間的領導。” “怎麽能醜化工人呢? 寫大字報的是誰?” “都是資本家的留用人員。” “被貼大字報的人，他們怎麽樣?”“他們還好，照常工作。”“那就好，那就好。”毛澤東放了心。
毛澤東在張平化和張元一、尚金修陪同下，邊看邊往前走，職工緊緊相隨。在一張題為《繡樓閨閣》的大字報前，毛澤東停住腳步。這是倉庫工人寫的，批評廠級領導作風不深人，從來沒有去過倉庫，希望領導走出“繡樓”，深入到群眾中去。
毛澤東問：“你這個領導是光吃飯不幹事，還是既吃飯又幹事?”尚金修答：“我們還是工作的。”張平化說：“他們既吃飯又幹事。”
毛澤東環顧左右，問：“這張大字報是寫誰的?”尚金修：“是寫我的。”
毛澤東看了一眼尚金修：“你是男的，怎麽是閨閣?”“我們的書記是女的，大字報是寫我們的。”
毛澤東問：“對不對?(指群眾的批評)你是不是沒有到倉庫？尚金修：“去過，去的次數不多，每月盤存的時候去。”
毛澤東：“你是不是在樓上辦公?”尚金修：“我們辦公室在一樓。”
毛澤東：“當廠長的，每天要到工人中去走一走。全廠範圍內每天要轉一轉，要走出‘繡樓’，深入實際，接觸群眾。”
武漢的9月，氣候仍然十分炎熱。毛澤東冒著暑熱看大字報已有一個多小時了。尚金修請毛澤東、張平化去會議室休息一下。毛澤東不同意，要去車間看看工人。從筒搖車間進去，從清花車間出來。紡織工人見到毛澤東，熱烈鼓掌，毛澤東也向工人招手致意，走到工廠靠長江的小路上，毛澤東問： “看完了沒有?”尚金修：“看完了。”
毛澤東同在場的工人、幹部親切話別，然後健步走向停靠在江邊的輪船上。裕華紗廠，後來改名為武漢市國棉第四棉紡廠，是武漢市紡織行業的台柱之一。
1963年毛澤東要柯慶施帶他去看大字報。上海國棉一廠的職工，整風的大字報一天出了好幾百張。九月十八日這天，毛主席來廠看了大字報，全廠有將近兩千個職工看到了毛主席。“很高興，足足陪了毛主席三十分鍾。”黨委書記特別的感到幸運，與毛主席握了手，談了話，陪著毛主席在走廊裏走了半裏路，並且與毛主席拍了照。
毛主席穿的一身淡灰色中山裝，著的布鞋，身體很健康，麵色很紅潤。起先我們是這樣打算：請毛主席和柯慶施同誌到休息室坐一會，讓我們向毛主席匯報一下工作。毛主席笑著說“先看大字報吧，我們一麵走一麵說。”
毛主席首先看到的是一張老工人發言的大字報，他老人家仔細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老工人對整風中一些錯誤言論提出了反駁，並且要把錯誤的言論進行討論。毛主席看了以後，連連說：“老工人說的對。”
這時候，毛主席很關心地問我們：“鳴放從什麽時候開始的？現在到了什麽地步？”我們告訴他，鳴放已經一個多月，現在全廠正在展開爭辯。在一張名叫“百醜圖”的漫畫前，毛主席又停下來仔細地看著，並問了一些這張漫畫中幾個人物的錯誤言論的情況。
毛主席來廠參觀的消息，飛也似的傳開了。這時候正好是早班工人吃飯休息，有的工人端著飯碗從飯廳跑出來，有的工人從後機房騎腳踏車跑過來。在毛主席周圍，已經圍上了一百多人，四麵鼓起了掌聲。毛主席向群眾招手，不住的向大家微笑。
我們繼續向前走。貼在蘆棚上有一張批評黨委書記的大字報，毛主席仔細地看了一遍。因為平時接近群眾不夠，待人接物方麵比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職工反映看見我就害怕，甚至於在下車間巡視時，他們有意躲避。這張大字報就是批評這種作風。向毛主席匯報了這個情況，毛主席說“我們應當更多地接近群眾。”是的，今後在工作中一定要牢牢按照他的囑咐和同誌們的批評去改進自已的作風。
走著走著，我們到了食堂門口。一張大字報貼在門上，這是批評食堂管理不善，衛生工作不好。告訴毛主席，我們已經組織二十一個人的食堂檢查組，正在處理群眾提出的意見。毛主席看了大字報並點點頭。
當我們繞道經過托兒所、醫務室走向南紡工場的走廊，早班吃飯的工人和保全工人老早在兩旁排著隊等候了。他們個個都想擠到前麵來，更清楚地看看毛主席。毛主席慢慢地走著，舉起了左手，微笑地環視著群眾。
走出南紡工場以後，毛主席又看了幾張大字報，並且問起了廠裏情況。他問我今年幾歲，在工廠工作幾年。在小花園的門口，有四、五個職工湧上來，毛主席親切地和他們握手。女工高玲弟，是紡織工人藍球隊健將，曾經上北京見過毛主席，這次又與毛主席握了手，好高興極了。
我們還想多留毛主席一會兒，但是時間不早了，毛主席還有更多的工作要作。在群眾夾道鼓掌歡呼聲中，毛主席上汽車走了。很長很長的時間，走道上還聚焦著一些休息的工人，大家高興地談著。
《“大鳴”、“大放”》其原本是把社會主義發展科學文化的基本方針推廣到中國共產黨對幹部黨員的整風運動當中，指人民群眾應有的《公民基本權利》中的言論自由。
《大鳴》相對於現代少數精英言論自由的“小鳴”，將政治評論的範圍擴大到當時中國的所有的社會階層，包括工人、農民等平民百姓。其主要內容包含三個方麵：一是發表言論自由的主體大，大到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公民的程度。二是言論自由覆蓋範圍大，公民有權表達對本單位、本地區、本部門乃至本國家所有問題的政治訴求，可以對任何人、在任何場合進行公開質詢，並且不受任何形式束縛，不限地點，不限集體或個人。三是容納言論自由的渠道大，采用原有媒體之外的新的言論自由渠道，大小字報，標語口號，自由辯論等方式。
《大放》是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成為政治管理的主人。包括以下方麵：放開曆史觀念的束縛，思想的解放；放開所有規則的約束，廢除所有審批和注冊等限製，任何人都有權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廢除已有製度基礎。
《大字報和大辯論》中的《大字報》指一種寫在紙上、粘貼於公共場所、以大字來書寫的牆報，用於表達自己對社會各個方麵的看法。
《大辯論》指在廣泛的群眾中間，圍繞一個政治問題進行的辯論。主要強調集思廣益、全民參與。與議會和委員會類似小範圍的辯論相對，指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都交由人民自由討論。
這一英民主。政策是大眾政治時代大眾應當享有的大眾自由和大眾民主，將從根本上取代數千年來精英時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獨裁者》是指某一個人，在一個社團，黨派，地區，國家中擔任最高領導者，在其對所屬國家團隊內的管理期間，對於一些重大事件自己獨裁決策行事者，謂之《獨裁者》。所以籠通地稱某一個國家是《獨裁國家》或《民主國家》是不妥的。稱某一個黨是獨裁的更是胡說八道。一個國家存在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一個政黨有不同的黨領，能說一樣嗎？隻能說某一時段《是》還是《不是》即可。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國和日本。今天這二個國家都放到西方民主國家中了，還是最“民主”的七國之中了。但過去有段時間是民主國家嗎？
一個最高領導者在其任期時間內會有很多次重大決策，看其是否經常性的獨裁還是偶爾的獨裁要區分開。所以說，獨裁和民主對於一個人來講，也不存在終身製。在這個人沒有當上最高領導者之前或之後，應該同平民百姓個體一樣，不存在獨裁者和民主者之說。例如當父親母親的隻能在自己家裏進行獨裁和民主。例如說，蔣介石是獨裁者，隻是在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時期執政時，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之後逃亡到台灣島上繼續執政台灣時，蔣介石也是一個獨裁者。蔣介石剛登上台灣島不久，228事件反蔣介石的獨裁就證明了是一個獨裁者。獨裁者的特色就是對反獨裁者的人開槍鎮壓，繼續獨裁統治執政。但被反對者趕下台後就不存在獨裁者身分了。
獨裁者的啟動力就是想要自己或家庭獲得名和利。一個最高領導者不想擁有名和利，獨裁就失去了動力。人性的自私性，可使每一個人得了最高領導權，都會想通過獨裁而獲得私有的名和利的。隻不顧很多人在權位上有自我克製私欲。有些人不敢獨裁或沒有這個獨裁的自控能力，也是存在的。這裏的“最高領導權“指的是上至國家，下指一個家庭。獨裁的父親或獨霸的母親不是沒有。但危害大的是指一個國家的獨裁者。如德國日本的獨裁者影響世界影響全人類。
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是不是獨裁者？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二號人物鄧小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鄧小平是不是獨裁者？是！是！！是！！！
鄧小平從蘇聯回中國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時不可能是獨裁者。
鄧小平在第四野戰軍時當政委，官不小。但軍長是劉佰承，鄧隻能做做思想工作，鄧想獨裁也不成，劉軍長說了算。
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共中央一線領導，前麵有劉少奇，也輪不到鄧小平獨裁。
文革中鄧小平三上三下，迫不及待想獨裁一下。可毛澤東還在。鄧小平還是不能獨裁。
毛澤東逝世後，華接班。鄧小平的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的機會來了。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開始了走資派鄧小平的獨裁之路。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的《獨裁決策》的例子很多：
台上改革開放，台下複辟資本主義。是走資派鄧小平的獨裁之作。
文革中，鄧小平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使然，《永不翻案》。改革後，鄧小平獨裁，立即翻案。
文革中，鄧小平說，文革好。鄧小平獨裁後說，文革是動亂。
走資派鄧小平獨裁決定：四人幫十大罪，判死緩。
走資派鄧小平不在位上，可獨裁讓華國鋒下台。讓胡躍邦上台又下台。讓趙紫陽上台又下台。讓江澤民上台。江不聽話，獨裁式南下帶著家屬遊玩時就可以發號施令作為國策來下文件，讓上至總書記下至村官都得聽鄧的話。夠刺激吧！古今中外的獨裁者中也是少見的。
走資派鄧小平不在位上，可獨裁地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錦濤，習近平是例子。又隔代又隔代的習近平更是放心，紅二代，自己家裏的孩子，更放心接班了。這種做法己不是資產階級的時代了，而是封建社會裏的帝皇做法了。資本主義社會裏還有資產階級的民主，讓幾個資本家之間競爭選舉一下。而走資派鄧小平直接獨裁指定上位親自開除前後共有六位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而走資派鄧小平從來沒有當過一天的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這不叫獨裁叫什麽？
獨裁者有個共性就是對反對獨裁者的人開槍鎮壓。蔣介石如此。走資派鄧小平也如此。這就不多講了。因為講的很多了。
走資派鄧小平在治國外交經濟軍事等多方麵都有很多獨裁的決策。就不一一例舉了。以上足以證明走資派鄧小平是一個獨裁者。而走資派鄧小平這個獨裁者連資產階級的民主都算不上。
中國香港有沒有《港式民主》？有！但要分開說。
《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時歸還中國之前，是沒有《港式民主》的。香港隻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派港督來治港。香港人中的少數精英當當下手而己。香港的工人農民隻有做苦工累活的命，何談要作香港政府的主。所以說，香港在回歸前是不存在《港式民主》的。更不要談什什美式民主？就是英國管的，英國人也不讓香港有個英式民主。何談什麽普世民主了？癡人做夢吧。
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有沒有《港式民主》？有！要分開說。
以《國安法》為界：
《國安法》之前的《港式民主》稱之為：舊《港式民主》。
《國安法》之後的《港式民主》稱之為：新《港式民主》。
舊《港式民主》。為什麽說有《民主》呢？
因為，香港在回歸後，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不派“港督“官員來港治理香港事務。是《港人治港》。但要得到中央政府認可。參選的官員大多數也是有錢的資本家。所以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要是香港本地的資本家，通過選舉，中央認可，成了港人治港。即舊《港式民主》的產生開始。
但是，由於很多法律和體製沿用原來英國式的模式，產生許多漏洞，經二十多年的實踐，很亂，港民無安全感。所以經大亂之後，中央政府製訂了《國安法》。有法可依。 這就產生了新《港式民主》。
新《港式民主》也是資產階級民主。因為，港府領導的產生是同前麵舊《港式民主》一樣的。區別在於舊《港式民主》延用了一些英國的法律。而新《港式民主》中的一部《國安法》是中國中央人大製訂的法律。
新《港式民主》的《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多了。三年多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取得的全麵效果有目共睹。與前黑暴肆虐香港的狀態作對比，更是給世人恍如隔世之感。沒有人可以否認，是《香港國安法》帶來了這樣的巨變。香港迎來安全的新局麵，沒有《香港國安法》是絕不可能實現的。
沒有安全何來自由。加沙人有自由嗎？香港是自由港，“自由”在香港還被賦予了更豐富的意義。但在“爆亂”期間，普通市民連大街都不敢上，哪裏有什麽自由？連在公共場合說句普通話都可能挨打，哪裏有什麽自由？亂港分子肆意阻礙交通、縱火、扔汽油彈，直接危害廣大市民的基本生命安全和自由。《香港國安法》首先恢複的是香港的安全，進而也保障了香港的真正自由。
香港一直是全球最自由、最開放的經濟體，在260多個國際協議和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中擁有成員地位，這是其他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具備的獨特優勢。但這個優勢差一點被“亂港分子”糟蹋了。
有關資料顯示，當時持續發生的爆亂造成3000多人受傷，致使港鐵1979年開通以來首次全線停運，暴徒撬起來的磚頭可填滿48個籃球場，拆下來的欄杆連起來有125座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大廈那麽高。商家正常的經營活動都無法進行，香港怎麽可能民主？怎麽可能自由？香港國安法使香港的營商環境得以快速好轉，經濟民生因此日漸展現新的生機。
沒有法治何來民主。當法治遭到破壞的時候，“民主”就成了別有用心者的掩護和工具。香港立法會一度被亂港分子重點攻擊，長時間陷入癱瘓狀態，大批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法案遲遲得不到審議，數以百萬計的納稅人、打工仔、殘障人士等的切身利益受到影響。這是民主嗎？是什麽民主？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結束了這樣的混亂，維護了法治也維護了民主。
不愛國何談愛港。曾幾何時，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竟然不能談愛國？亂港分子企圖把愛國和愛港對立起來，對愛國者進行打擊，製造恐怖氛圍，大行害港之實。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確保了“愛國者治港”，香港中小學升起了五星紅旗，唱起了國歌，社會正氣得到彰顯，“國安家好”等觀念深入人心。
不打擊亂港分子何來香港安寧。亂港分子不除，香港永無寧日。人們都記得，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亂港分子何其猖狂，他們在境外勢力的支持和慫恿下，公然背叛國家、背叛香港，他們的行為放在任何一個現代法治國家都是赤裸裸的犯罪，不可容忍。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亂港分子被抓的抓，判的判，逃的逃，亂港組織也紛紛樹倒猢猻散。在香港國安法麵前，他們確實脆弱得像秋後的螞蚱。
不甘心失敗的西方反華政客，一直不遺餘力地對香港國安法進行抹黑詆毀，如此顛倒黑白更暴露他們對香港的強烈惡意。香港今天的局麵有多麽來之不易，香港市民都有切身體會。去年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時表示，“經曆了風風雨雨，大家痛感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更深感香港發展不能再耽擱，要排除一切幹擾聚精會神謀發展”。這不僅說出了香港市民的心聲，也為香港指明了前進方向。
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的強烈對比，讓人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這句老話的分量。香港未來的每一步前行，都會走得愈發堅定、自信，並且動力十足。新《港式民主》要比美式民主安全。
《台式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
《台式民主》。近日，台灣島上為選舉台灣領導人，可謂轟轟烈烈己經有段時間了。離選舉日己不足一個月了。台灣記者在街頭和養老院進行了隨訪。在街頭主要是年輕人：喜歡叫台灣好。在養老院裏隨訪了幾個九十多歲的退體老兵：打仗殘酷啊！我是在大陸時被抓壯丁抓來的，我當時還是個孩子，因為壯丁抓不到啊.......。見那老兵含著眼淚在說。
台媒記者作了簡單分析：目前台灣島上年輕人以獨立居多。而老年人尤其是被蔣介石國民黨被迫帶到台灣島上來的大陸人中以中國統一為主。但老年人不斷地在減少，而年輕人不斷地在增加。民意的結果是以台灣獨立為主的。《台式民主》一直在為獨立或統一為軸心而轉。而作主的是幾個資本家和他們的集團。至於《扶助工農》早被國民黨拋至九宵雲外了。而民進黨就根本不承認。而民眾黨和最大資本家根本就不認工農。這就是目前的《台式民主》的核心。
蔣介石在統治台灣時是獨裁。無可非議。蔣介石兒子接班，是因為蔣介石的這個兒子經蘇聯培訓過，還能做點事。蔣介石死後，蔣經國統治台灣時，把從蘇聯學到的和回到中國在瑞金地區看到的土改農民運動分田地共產黨的做法搬到了台灣。當時分到田的台灣人轉手把田賣了，拿了錢移民了。蔣經國死了，被他重用的李登輝是個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李沒法解散國民黨，就縱容一幫反國民黨分子組建了民進黨。這就是《台式民主》的開始。
《台式民主》在日裔台人投機分子李的操縱下，台灣民進黨的陳水扁上台執政了。四年，八年執政下來，陳水扁，一個台灣農民的兒子，又是台南一家地主的女婿，進了監牢。為啥？撈錢！陳水扁在台灣執政八年撈了多少錢？
《陳水扁30年從政之路以貪腐醜聞終結》《陳水扁：從“台灣之子”到台灣之恥》《出身貧寒三級貧戶之子 “老實的鄉下人”》到《“執政”8年 大肆撈錢 享用特權》
台灣學者指出，陳水扁在8年“執政”時間裏，打造出真正的“第一家庭”，即“炒股第一，購物第一，拚理財第一”！這8年，陳水扁不僅將自己的政治仕途推上了巔峰，也將家人的腰包變鼓，享受到平常百姓家無法享受的特權。
根據台灣財政部門公布的島內政治人物財產申報資料顯示，陳水扁“執政”8年，家裏多出近5000萬元的存款和兩處房產。此外，吳淑珍的手表和10多件珠寶價格更是難以估量。8年內，陳水扁夫婦還為家人購買了220多萬的高額終身保險。
陳水扁的兒子陳致中的婚禮也曾在台灣引起很大爭議。按照規定，平常隻有“第一家庭”才可以動用公務用機“空軍一號”。婚禮當天，包括媒人等一票人全部登上“空軍一號”，前往女方台中的家裏提親。當時，有人開玩笑說，“空軍一號”變成了提親的專機。
陳致中的婚禮極具奢華，台灣幾乎所有的銀行家以及比較大的企業家全部到場，這在台灣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更離譜的是，曾有商人贈送價值100萬元的對表，竟被吳淑珍要求換成價值132萬元的名牌鑽戒，並強製對方彌補差價。
陳水扁家族的特權遠遠不止一家四口人在享受。扁家友人蔡銘哲曾在出庭時證實，他曾以吳淑珍助理的名義幫陳水扁家修繕官邸、添購家具，都能獲得很大的折扣。
陳水扁“執政”8年，推動許多重大建設，包括雪山隧道通車、高鐵營運、“二次金改”等，隻是這樣的政績，卻因為弊案陸續引爆，最終把自己推向牢獄之災。
“第一家庭”從風光無限到分崩離析。陳水扁家族弊案的爆發，為這個曾經的“第一家庭”帶來了人性的衝擊，一場親情角力戰上演。頃刻間，夫妻關係、父子關係、父女關係、婆媳關係變得複雜而詭異。昔日風光無限的“第一家庭”，如何蛻變到眾叛親離、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境地？
夫妻關係：從“救夫保子”到“舍大保小”。在陳水扁的仕途中，吳淑珍一直是最重要的推手。吳淑珍所謂的“政治車禍”發生後，陳水扁在公眾麵前始終扮演好丈夫、好父親的角色，夫妻大方秀恩愛。
弊案初期，吳淑珍為了保護丈夫陳水扁與兒子陳致中，曾采取部分認罪的司法策略，企圖將全部罪責攬在自己身上，通過這一手段來達到“救夫保子”的目的。而陳水扁也同樣將罪名推給妻子，稱吳淑珍“不是正常人”，瞞著他在官邸撈錢、搬錢、洗錢。
隨著案情的進一步明朗，扁家人似乎意識到唯有坦白認罪才能減輕家人、尤其是兒子陳致中涉罪的責任。此後，吳淑珍的策略由“救夫保子”轉為“舍大保小”。
陳水扁辦公室透露，先前曾帶著一封吳淑珍親手寫的信轉交給陳水扁。吳淑珍在信中措辭強硬地責備陳水扁。之後，吳淑珍更進一步發動勸扁認罪攻勢，甚至撂話：“不認罪以後就不來探視！”
父子關係：從“避實就虛”到“當庭對質”。扁家弊案初期，陳致中、黃睿靚夫婦稱父親對洗錢一事毫不知情，力保陳水扁的痕跡相當明顯。然而，隨著弊案審理的進一步白熱化，陳致中堅定地表示願意出庭作證，與父親陳水扁對質。當陳水扁聽到兒子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時，眉頭深鎖，坐立難安。
為了達到讓父親陳水扁認罪的目的，陳致中也曾以死相逼。他表示，如果吳淑珍有事，他準備“隨母而去”。而陳致中妻子黃睿靚探阿扁時更是直接哭訴，希望阿扁配合院檢，不要累及子女與第三代。
父女關係：從“為父叫屈”到“對扁發飆”。每當弊案進入緊要關頭之際，陳幸妤高聲嘶吼，為家人辯護，強調匯往海外的錢都是“選舉結餘款”。她還點名前“行政院長”蘇貞昌、謝長廷和高雄市長陳菊，都曾拿過父親陳水扁的錢。
但當陳幸妤涉入家族弊案被限製出境，無法實現赴海外求學的美夢時，她把一腔怒火通通發泄到陳水扁的身上。陳幸妤到看守所探視父親時，父女間發生激烈爭吵，陳幸妤情緒失控，當場發飆。陳水扁則是一次又一次消費兒女的隱私。他不僅出書大爆陳幸妤的失戀情史，稱女兒曾當第三者，還直指她會發瘋甚至自殺，讓其隱私淪為街頭巷尾的八卦話題。
這就是《台式民主》。在《台式民主》之下的種種醜陋一覽無遺。
《民主集中製》是東方民主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扶助農工》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治國方法，並定為製度。共產黨當官了，共產黨有權了，但毛澤東反複強調共產黨員們，必須要繼續《扶助農工》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工人們有了鐵飯碗以工廠為為家。農民們組織起來成立農村人民公社，興修水利大辦農業，創辦社辦企業人民公社工業化，互補工農城鄉差距，個體農民成了集體的社員。幹部們還必須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製即先聽民意再作決策，不但如此，幹部還要參加勞動，規定在允許的情況下到工廠農村去，與工人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要到五七幹校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集體勞動。知識分子們也要為《扶助農工》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準則。以民為主讓民作主。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共中央五大書記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乘坐１１輛吉普車和１０輛美製十輪大卡車，浩浩蕩蕩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
在進行出發的準備工作時，毛澤東就對周圍的人說：同誌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臨行前夜，毛澤東隻睡了四五個小時。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麽行呀？”周恩來笑著接過話題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熟諳曆史的毛澤東對古往今來、興衰成敗的曆史經驗教訓，特別是對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占領北京，取得政權後，居功自傲，貪圖安逸，結果導致失敗的曆史教訓，格外重視。
早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即指示將郭沫若論李自成的史學論著《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他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就是要叫同誌們引以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他一再強調說：“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在剛剛結束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再次向全黨敲響警鍾，提出了“兩個務必”。
毛澤東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後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為此毛澤東提出《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同時，他還要求全黨同誌要警惕驕傲自滿情緒，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兩個務必”的提出，不僅在當時起到了警醒全黨的作用，而且直到現在都具有指導意義。
《東方民主》把扶助工農作為起點，在沒有執政權的長時間內，努力地扶助工農，將工農組組起來，帶領工農，抉助工農，終於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序 言：
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製度，也就是新民主主義製度，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我國人民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鬥爭中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今後在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和反對內外敵人的鬥爭中，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國家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製。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製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民主集中製》是東方民主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方法，並定為製度。當官了，有權了，必須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同時，當官的還必須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製。
何謂《民主集中製》？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中第一點就回答和示範了《民主集中製》這種方法。具體做法如下，
毛澤東：“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
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在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幾位同誌準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誌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同誌們，你們有各方麵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個省委、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誌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要請你們提意見。報告稿子發給你們了，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後來又組織了二十一個人的起草委員會，這裏麵有各中央局的負責同誌參加，經過八天討論，寫出了書麵報告的第二稿。應當說，報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議論的結果。如果沒有你們的意見，這個第二稿不可能寫成。在第二稿裏麵，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這是你們的功勞;聽說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這種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種開會的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後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讚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
這是一個開會的方法問題。先把報告草稿發下去，請到會的人提意見，加以修改，然後再作報告。報告的時候不是照著本子念，而是講一些補充意見，作一些解釋。這樣，就更能充分地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麵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我們這次會議是要總結十二年的工作經驗，特別是要總結最近四年來的工作經驗，問題很多，意見也會很多，宜於采取這種方法。是不是所有的會議都可以采用這種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這種方法，要有充裕的時間。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有時也許可以采用這種方法。省委、地委、縣委的同誌們，你們以後召集會議，如果有條件的話，也可以采用這種方法。當然，你們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長的時間去開會，但是在有條件的時候，不妨試一試看。
這個方法是一個什麽方法呢?是一個民主集中製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這是一個民主集中製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麽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麽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麽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
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製就建立不起來。
什麽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麽建立得起來呢?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
我們的領導機關，就製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麵說來，隻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製造出好的成品來。
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
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隻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集中製，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製。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製，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麵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怎樣實行領導呢?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的殘餘，實行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對象。
我們站在那一邊?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範圍內也是如此。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
《扶助農工》。古人雲：一字值千斤。
《扶助農工》何止值千斤，值千噸萬噸甚至億噸都不為過。
《扶助農工》中的《扶》字是：支持人或物，使不倒：攙扶。扶正。扶老攜幼。以扶善良。扶人清醒。扶人強大。
《扶助農工》中的《助》字是：幫助。輔助。助手。助人為樂。
《扶助農工》中的《農》字是：農民。當時舊中國有幾億。
《扶助農工》中的《工》字是：工人。當時舊中國有幾百萬。
孫中山提出的《扶助農工》，可不是拍腦說出的。集其一生所經驗。
孫中山醫學院畢業後在香港當醫生，他的哥哥在美國開農場。孫中山大可過上小康，或是中康，甚至大康的個人家庭生活。然後呢？
然後，醫生這個職業有個特殊性，即可接觸到社會上的各等人員，有富人，有窮人。那個時代人世間以私人診所為主，大多數醫生以付錢看病，而少數醫生見到窮人看不起病就關心起這件事了。例如加拿大的白求恩醫生在多倫多開了幾個月的私人診所後就關閉了，參加了美加共產黨了。而孫中山也棄醫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
孫中山對舊中國的社會是仔細觀察認真研究的。他對如何解決舊中國的落後和被殖民是有獨立思考的，也有如何去解決的想法。主要內容就是舊三民主義。為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為中國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權主義則指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民生主義指平均地權、節製資本，實行《耕者有其田》。推翻皇帝。抵禦帝國主義侵略。
孫中山不但有想法，而且腳踏實地幹起來了。孫中山首先想請《東帝》即日本帝國主義中的少數官員援助，但《東帝》不幫忙。孫中山又向《西帝》即西方帝國主義乞求援助，但《西帝》不理。
因此，孫中山在海外華僑們和其哥哥的經濟支持下，成立同盟會組織回中國南方鬧革命。在與清軍戰鬥中屢戰屢敗，隻好又逃出中國躺在日本或美國。
清朝末年，由於軍閥混戰，皇帝年青，清政府腐敗無能，再加上孫中山國民黨的鬧革命。皇帝倒台了。
孫中山願意讓出總統位給軍閥以求議和，能讓中華民國活下去。但議和夢又破了。上台的軍閥不想當大總統，而是想當皇帝。孫中山的國民黨隻是管管南方的廣州地區。《東帝》和《西帝》都不幫忙給援助，孫中山的國民黨沒錢沒槍困在南方。
此時，蘇聯斯大林派特使來中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又接見了孫中山，並邀請孫訪蘇。後孫派蔣介石訪蘇，得到了錢和槍炮，組建了中華民國孫中山國民黨的臨時廣州政府。孫中山還將所有的共產黨骨幹請到了孫中山國民黨的臨時廣州政府內。又成立黃浦軍校培養軍官。又在農村開辦農民夜校，農民運動講習所。又開始北伐戰爭。是1926年至1928年間，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向北洋軍閥發動之內戰，因為國民革命軍戰場由南向北推進，故又簡稱“北伐”或“北伐戰爭”。北伐時所到地區農民們積極響應有糧出糧有力出力。就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節節勝利之時，孫中山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新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
《聯俄》：《東帝》和《西帝》都不幫忙孫中山，沒得選擇，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聯俄》。必須是聯俄。
為什麽必須是聯俄？毛澤東在一九四零年就已回答：”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不見一九二七年之後，就已經有過這種情形嗎？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一經進一步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麵，就要站在那方麵，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嗎？這是夢想。“
毛澤東又說：“全地球都要卷進這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隻是騙人的名詞。何況中國是在同一個深入國土的帝國主義奮鬥，沒有蘇聯幫助，就休想最後勝利。
如果舍聯俄而聯帝，那就必須將“革命”二字取消，變成反動的三民主義。歸根結底，沒有“中立”的三民主義，隻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如果照汪精衛從前的話，來一個“夾攻中的奮鬥”，來一個“夾攻中奮鬥”的三民主義，豈不勇矣哉？但可惜連發明人汪精衛也放棄（或“收起”）了這種三民主義，他現在改取了聯帝的三民主義。
如果說帝亦有東帝西帝之分，他聯的是東帝，我和他相反，聯一批西帝，東向而擊，又豈不革命矣哉？但無如西帝們要反蘇反共，你聯它們，它們就要請你北向而擊，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這些情形，就規定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決不能是同帝國主義聯合反俄的三民主義。
《聯共》：“如不聯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
毛澤東又說：“昔日差不多動員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氣力反了十年之久還沒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獨立”反之嗎？聽說外邊某些人有這麽一句話：“反共好，反不了。”如果傳言非虛，那末，這句話隻有一半是錯的，“反共”有什麽“好”呢？卻有一半是對的，“反共”真是“反不了”。“
“其原因，基本上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卻不歡喜“反”。“
“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否則，三民主義就要滅亡。這是三民主義的存亡問題。聯共則三民主義存，反共則三民主義亡，誰能證明其不然呢？”
《如不聯共，就要反共。》《不偏不倚，這是夢想。》
《昔日差不多動員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氣力反了十年之久還沒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獨立”反之嗎？》
蔣介石可謂是反共大統帥，手握八百萬國軍，還有西帝的明支持，東帝的暗來往。反共成了嗎？
汪精衛可謂是反共大幹將，有東帝的扶助，反共成了嗎？
新中國成立後，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反共成了嗎？
文革中，走資派，反共成了嗎？
改革後，走資派隻能台麵上高舉《共》的旗子，台下反共。
改革中的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反共成了嗎？
改革中的洋奴洋賣辦們，反共成了嗎？
文城中的那些反共分子，如同看門犬，對著過路人狂犬幾聲。又如站街女，看見路過的男人，隻會說些隻言片語斷章取義的“情話“，一付讓正常男人厭惡的尤如祼體畫麵顯露在公眾場合。反共能成嗎？
縱觀一百多年的反共曆史證明了一個真理：反共反不了。“反共好，反不了。”這是對反共十年之後的總結。到今天中國人之間的反共己有一百多個年頭了，幾乎結論相似。
這能說明《共》危害嗎？答案是否定的。《共》也是人，不是神。
在被反共十年之後，毛澤東就說：“其原因，基本上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卻不歡喜“反”。
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否則，三民主義就要滅亡。這是三民主義的存亡問題。聯共則三民主義存，反共則三民主義亡，誰能證明其不然呢？“
這就又回到了《扶助農工》。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
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地扶助農工，不實行《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眾”，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
斯大林說：“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
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的時候，大家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的農民。
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就是說基本上，並非忽視其它部分，這是斯大林自己解釋過了的。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
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之外，中國人口中第二個部分就是工人。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和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各種工業工人，中國就不能生活，因為他們是工業經濟的生產者。沒有近代工業工人階級，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於革命性。
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然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什麽一種三民主義，它是沒有農工政策的，它是並不真心實意扶助農工，並不實行“喚起民眾”的，那就一定會滅亡。
由此可知，離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義者，必須認真地考慮到這點。
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
隻有這種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才稱之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才宣布“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隻有這種三民主義，才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
《“其原因，基本上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卻不歡喜“反”。》這就是《民主》。老百姓作主。老百姓歡喜誰，不喜歡誰，老百姓自己作主。
那麽，為什麽說《扶助農工》是東方民主的起點呢？
孫中山說《扶助農工》時，以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讚同《扶助農工》政策時，都還沒有獲得執政權。說得難聽點，還是老百姓中的一員，拿什麽能讓老百姓作主？自己也作不了主，還讓誰民主？
但孫中山以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一群老百姓比大多數老百姓的區別在於，找到了讓大多數老百姓擺脫被剝削和被壓迫的方法，所以隻能是《扶助農工》，讓農工自己起來爭取民主自由人權。這就是中國自己的自創的《民主》，為什麽說《扶助農工》是東方民主的起點。
《扶助農工》和《為人民服務》遠遠超出《論語》十萬八千裏的先進性和治國的理念。腐儒們隻知道古代封建主義帝皇將相腐儒的《論語》，洋奴才隻知道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
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這一類。
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
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
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麽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
毛澤東在一九四零年寫的《新三民主義》一文中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扶助農工》在如今的走資派字典裏，以及台灣國民黨的話語裏都己被刪除掉了。
《西方民主》，人們己經很熟悉了。有了《西方民主》，必須要配有《東方民主》。為什麽必須要配有《東方民主》？道理很簡單。要有危機意識。因為一旦《西方民主》失控或崩潰了，要有替代。
同時要有監督意識。按照《西方民主》中的多黨製以及反對黨監督執政黨的監督意識影響下，人類隻有《西方民主》還是不夠的，必須要有《東方民主》，作為第一反對黨的角色存在進行監督執政的《西方民主》。必要時替代執政。還可以有《其他民主》存在這才行。
再則要有比較機製。有比較就必須有同等級別的二個以上，才能有比較出誰好誰不好，誰行誰不行，誰能誰不能來。有機會比較一下。
有關《西方民主》的定義，幾百年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己廣而告之了，在此不作重複了。
對《東方民主》說一下：根據百多年來反對聲最多最響的當屬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在東方中國的實踐成功。首當其衝地被罵被攻擊被抹黑的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傑出作品是：
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
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
新中國的成立。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十年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社會實踐中的一切成功經驗離不開《東方民主》。所以，《東方民主》的定義是：毛澤東時代三十年。
《西方民主》即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己幾百年了。
而《東方民主》即毛澤東時代三十年。
《東方民主》，雖然隻有三十年的社會實踐，兩者放在一起作一比較就顯示出好壞來了。以後慢慢再說。
今天主要講講《東方民主》的主要內容：
講《東方民主》，必須要從孫中山國民黨的《新三民主義》開始。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是孫中山國民黨的新三民主義。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國民黨背判了孫中山的遺言。而毛澤東繼承了。
毛澤東在一九四零年寫的《新三民主義》一文中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我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承認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不見一九二七年之後，就已經有過這種情形嗎？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一經進一步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麵，就要站在那方麵，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嗎？這是夢想。
全地球都要卷進這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隻是騙人的名詞。何況中國是在同一個深入國土的帝國主義奮鬥，沒有蘇聯幫助，就休想最後勝利。
如果舍聯俄而聯帝，那就必須將“革命”二字取消，變成反動的三民主義。
歸根結底，沒有“中立”的三民主義，隻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如果照汪精衛從前的話，來一個“夾攻中的奮鬥”，來一個“夾攻中奮鬥”的三民主義，豈不勇矣哉？但可惜連發明人汪精衛也放棄（或“收起”）了這種三民主義，他現在改取了聯帝的三民主義。
如果說帝亦有東帝西帝之分，他聯的是東帝，我和他相反，聯一批西帝，東向而擊，又豈不革命矣哉？但無如西帝們要反蘇反共，你聯它們，它們就要請你北向而擊，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這些情形，就規定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決不能是同帝國主義聯合反俄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如不聯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疑嗎？
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隻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獨立反共。那是夢話。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漢們，能夠不靠帝國主義之力，幹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嗎？
昔日差不多動員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氣力反了十年之久還沒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獨立”反之嗎？聽說外邊某些人有這麽一句話：“反共好，反不了。”如果傳言非虛，那末，這句話隻有一半是錯的，“反共”有什麽“好”呢？卻有一半是對的，“反共”真是“反不了”。
其原因，基本上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卻不歡喜“反”。
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否則，三民主義就要滅亡。這是三民主義的存亡問題。聯共則三民主義存，反共則三民主義亡，誰能證明其不然呢？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
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地扶助農工，不實行《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眾”，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
斯大林說：“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
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的時候，大家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的農民。
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就是說基本上，並非忽視其它部分，這是斯大林自己解釋過了的。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
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之外，中國人口中第二個部分就是工人。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和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各種工業工人，中國就不能生活，因為他們是工業經濟的生產者。沒有近代工業工人階級，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於革命性。
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然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什麽一種三民主義，它是沒有農工政策的，它是並不真心實意扶助農工，並不實行“喚起民眾”的，那就一定會滅亡。
由此可知，離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義者，必須認真地考慮到這點。
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
隻有這種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才稱之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才宣布“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隻有這種三民主義，才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
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這一類。
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
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
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麽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
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中國自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改變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變成了半封建社會，雖然封建經濟還是占優勢。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對於封建經濟說來，它是新經濟。
同這種資本主義新經濟同時發生和發展著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
而在觀念形態上作為這種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並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觀念形態，所謂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
這些舊東西是由兩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國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而以後者為盟主。
所有這些，都是壞東西，都是應該徹底破壞的。
中國社會的新舊鬥爭，就是人民大眾（各革命階級）的新勢力和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的舊勢力之間的鬥爭。
這種新舊鬥爭，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
這種鬥爭的時間，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整整一百年了；從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革命亦有新舊之分，在某一曆史時期是新的東西，在另一曆史時期就變為舊的了。
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為前八十年和後二十年兩個大段落。這兩大段落中，各有一個基本的帶曆史性質的特點，即在前八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屬於舊範疇的；而在後二十年，由於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便屬於新範疇了。
舊民主主義——前八十年的特點。新民主主義——後二十年的特點。這種區別，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西式民主》隻是資產階級民主，並不是《普世價值》，更不是無產階級民主。
西方媒體在《自由，戰鬥繼續》中，大談西式民主（亦稱自由民主製）的“普世性”，為有關國家“人民反抗威權統治”搖旗呐喊，呼籲歐洲作為“自由和法製堡壘”肩負起自身責任。文章竭力渲染“民主對抗威權”敘事，打著“普世主義”的幌子鼓吹“西方優越論”，企圖霸占民主自由定義權。這裏說的“人民“不是大多數人民，而是少數的牛鬼蛇神，磚家叫獸，馬戶又鳥，洋奴賣辦之類。是大多數的敵對分子。有了這些分子自由，就沒有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和為工農服務的知識分子的自由。
其實資產階級的西式民主並不“普世”，將其同“普世價值”劃等號本身就是偷換概念。從時間上看，西式民主脫胎於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距今不過300年，在漫長的人類曆史長河中隻是倏忽一瞬。
根據流行觀點，將民主的起源追溯至古希臘，那麽自古羅馬帝國建立到中世紀結束的漫長歲月裏，古希臘城邦民主製在西歐早已湮滅。
從空間上看，根據《世界報》文章引述的瑞典研究機構V-Dem統計，當今世界隻有34個“自由民主製國家”，僅占全球國家總數的不到五分之一，世界總人口的不到13%。把一種時間和空間上都明顯屬於少數的政治製度吹噓為“普世”，簡直是大言不慚、坐井觀天！
西式民主也不“民主”。近現代的西方民主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資產階級取代封建階級統治而逐步確立起來，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即為實現和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保護資本主義私有製而創製的政治製度。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指出，民主共和更有利於資本的統治。
曆史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對本國勞動者的剝削和對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掠奪實現了資本積累和工業化，又試圖用“民主自由”來洗白其罪惡。1840年，英國議會正是用投票的“民主”方式決定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
實踐中，無論在英國、美國或其他任何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史上，民主製度下的選舉權都長期被刻意地限定在“某一群有資格的人”一群資本家們之中。
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前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才實現了18歲以上男女公民平等擁有選舉權的普選製度，而這也不過是“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杆”。看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遊戲中除了燒錢之外，選舉人用大量的時間化在競選之上不說，看選舉的結果如何？有的一連在幾個月內三次大選。有的選出一個走路都不穩的老人。除此之外，選的人又如何？有馬戶又鳥說，選上不行的就換掉？真的能行嗎？加拿大小土豆民調至低位能馬上換嗎？正在打仗的總理民眾要求下台能換嗎？必須要等四年或八年，必須耍讓這些選上去的頭頭幹完想幹的事才放手。“人民“作得了主嗎？別自欺欺人了。
縱觀當今西方世界，社會撕裂、貧富分化、中產墜落、金錢政治、極端思潮等亂象疊出。就是美國國會經過15輪投票才選出眾議院議長，這不是在選舉，是在玩遊戲。美國國會山暴動兩周年了，在實行西方民主製度的巴西也發生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國會山暴動。這裏用的是暴動，是違法的要被抓被坐牢的。參加的人都是公民，給他們自由嗎？
有識之士紛紛反思西方民主失靈的根源，沒什什麽根源，本就是一個騙局一個忽悠。隻針對別的國家有暴動時用的，不用在美國。這叫什麽？這就是典型的雙標。這時候一些分子們居然還在聲嘶力竭地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普世性”。明明自己得了病，為什麽不趕緊去看病，反而以醫生自居，給全世界開藥方？自稱“民主人士“，“人權組織“，“民運分子“？可笑可恥嗎？
自然是因為別有用心。包括民主製度在內的世界上任何一種社會製度，都是曆史的產物。而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手中，民主製度不單是人類曆史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某種政治製度和社會觀念，更是剝削和控製非西方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保持自身在國際體係中優勢地位的武器和工具。
長期以來，反共分子們打著“普世主義”旗號，大肆輸出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和社會政治製度，大搞文化同化運動和意識形態洗腦，甚至公然策劃政權更迭、“顏色革命”。
反共分子們以專製的手段推銷自由民主，千方百計“普世化”那套由自己牢牢把控、服務一己私利的製度和規則，試圖建立起一個“等級世界”和“中心—外圍”體係：西方霸權“自由民主製國家”永遠居於這個世界的頂端和這個體係的中心，而其他國家則永遠被壓製在發展的中低端和國際體係邊緣，淪為西方予取予求的對象。這不就是披著“皇帝的新裝”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麽？
事實反複證明，經曆過西方“民主改造”的發展中國家並未得到被許諾的自由、民主和繁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並未幫助撒哈拉以南非洲擺脫貧困和戰亂，反令其陷入逢選必亂的怪圈。“阿拉伯之春”沒給西亞北非帶來繁榮和穩定，反而成為阿拉伯國家的嚴冬和噩夢……幾年前某位美國女星站在伊拉克的廢墟上感慨：“他們雖然失去了一切，但得到了自由”。沒錯，他們也許得到了西方宣揚的“自由”，但卻真真切切地失去了本來擁有的平靜生活乃至寶貴生命。
《世界報》文章稱，百萬計的亞非民眾向往自由。的確如此，但他們向往的並不是西方口中的假自由，而是掙脫剝削枷鎖、衝破製度規鎖、實現發展穩定的真自由。文章唏噓，蘇聯解體後對俄羅斯的“民主改造”未能成功，是因為西方錯誤地認為俄羅斯會很快完成過渡進程。非也！所謂對俄羅斯的“民主改造”不成功，既是因為西方開出的藥方不對俄羅斯的病症，不能真正滿足俄羅斯人民對和平、發展、自由、民主的渴求，更是因為西方的藥方裏還陰險地包藏著以“民主”之名肢解和奴役俄羅斯的禍心，這讓有著燦爛文明、強烈自尊的俄羅斯民族如何接受！文章還呼籲西方要捍衛“現代文明”的價值觀，想當然地把西方文明等同於現代文明，多麽地狂妄自大！
在21世紀的今天還能聽到這些譫語，說明西方一些人人陷在所謂“西方中心論”“普世主義”敘事中難以自拔，拒絕甚至是無力客觀看待、理性分析自己所處的世界。
放眼全球，非西方世界正在經曆新的曆史覺醒，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敢於向西方霸道霸淩行徑說“不”。
如果西方一些人像《世界報》文章中提到的那樣，感受到了“普世主義的消逝”，這一點也不奇怪，這恰恰說明曆史的大潮不會被任何人、任何國家設計出來的“等級世界”所左右，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既是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心聲，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方向。
文章引述的歐洲政論家漢斯·克裏布的一句話倒是歪打正著地說到了點子上：“要意識到世界不再以西方和西方思想為中心”。西方要想趕上曆史潮流，避免自身衰落，是時候睜開眼睛正視世界，從“西方中心論”的迷思中走出來了。
自然界裏千萬物種可以和諧共生，多姿多彩的人類文明也沒有優劣高低之別。
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任何國家都沒有資格據為己有，更不能讓別有用心的少數分子打著人權的幌子幹涉別國內政，推行霸權主義。
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靠自己爭取的，不是靠別人爭來的。更不會天上掉下來的。
看今天的加沙人，那麽多人權組織，民主人士，民運分子都到哪裏去了？不為加沙人爭取一下？不幫助一下加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