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大老虎也抓了腐敗官員減少了嗎
新中國發展建設到了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毛澤東更加不再迷信中國共產黨內的大小各級官員了，愈發轉而發動他最信任的學生們，即階級鬥爭的《革命接班人》，開始了在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下，發動學生對各級政府中的也是共產黨內的官員們，即複辟資本主義老路的當權派們，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對走資派的鬥爭後，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改變成無產階級的思想改造。加之1968年後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工業、國防等成就顯著，也提振了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造反派們的革命信心。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多次說過：對於官員的腐敗不作為脫離人民群眾，這到底該怎麽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麽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毛澤東說，我什麽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踢開黨委鬧革命”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直接參與企業，軍隊，文藝，教育所有社會管理，因此就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嚐試《文革》。
1987年至1997年間，吳冷西帶病寫出了對研究當代曆史具有重要價值的回憶錄《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斷》。揭開了曆史迷霧，戳破了走資派鄧小平的謠言公司散播的無數謠言，為後世了解三年困難這個特殊的曆史的原因，留下了寶貴真實史料。
60年代初，毛主席在帶領黨內一些同誌學習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在“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這裏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顯示出毛主席與斯大林認識上的重大分歧。
到60年代中期，毛主席更加不再迷信黨內，愈發轉而發動他最信任的孩子們，即階級鬥爭的「革命接班人」。加之1968年後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工業/國防等成就顯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紅小鬼”們的革命信心。主席多次說：這到底該怎麽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麽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我什麽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踢開黨委鬧革命”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直接參與企業，軍隊，文藝，教育所有社會管理，因此就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嚐試。
從1964年中央會議上的訓斥，到1965年井岡山無限失落的悲歎，甚至包括四清運動難以收獲成效，這已經得以表明：那一時期毛主席考慮的“全國性政治民主”以及群眾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製度，必須被提上日程。
否則，就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隻不過，他也必須準備粉身碎骨一往無前的姿態——在幾近燈盡油枯的年紀。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評價蘇聯修正主義時說的那樣：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蘇聯作為第一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其生產力的高度一度來到了文明的頂點——但是，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對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曆史舞台的執火人真正的考驗，是當自己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無限權力下作何表現。
《共產黨宣言》曰：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隻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回想列寧時期的革命者們，麵臨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但是後來那些持蘇聯各高等大學文憑，口喊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口號入黨的人，眼睛瞄的則是飛黃騰達帶來的金錢、地位、特權、美女……以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幹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滿足。
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一年後，毛主席給予一線當權者的評語更為辛辣：中國的官員是一個階級，而且他們的利益與工人農民的利益是對立的。如果這些紅色資產階級的特權不受約束，中國將法西斯化。“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如果這個問題懸而不決，找不出新路，高喊空洞口號有什麽用呢，共產主義運動前途堪憂，還不知要經曆多少曲折坎坷……
毛主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成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核心思想。
在一次會議上，毛主席還憂心地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山雨欲來風滿樓。
為了徹底討論清楚黨內官僚階級問題，還必須提到托洛茨基超前的預見性，以印證這絕非中國革命的特殊問題，而是在國際共運史中帶有普遍性的嚴重問題。托洛茨基認為“十月革命發生在落後的俄國，廣大無產階級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參加社會管理，而掌握了權力的革命者，越來越認識到權力帶來的好處，便不斷地試圖鞏固和擴大手中的權力，成為了嗜權者，從而背叛了社會主義。”這也完全符合中國建國初期直至文革前，黨內走資派攬權嗜權而削弱工人階級權力的實際情況。基於以上認識，托洛茨基斷定，蘇聯的社會性質有兩種可能: 1，無產階級推翻官僚的統治，建立起真正的無產階級國家；2，蘇維埃的官僚統治階層被資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在蘇聯複辟。就是官僚階級在共產黨內滋生蔓延導致了第一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舊社會卷土重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革命高潮時期，官僚階級悄悄滋生往往被人們忽視，而在低潮時期有充分的時間痛定思痛，形成新的共產主義實現理論，避免重蹈覆轍，以迎接下一次共產主義革命高潮的隨時到來，徹底粉碎埋葬一切專製剝削壓迫舊製度，解放全人類。
需要指出的是，“反對的人們”也不完全一樣。他們大致由三種人組成：
第一種人，是頑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盡管他們跟著中國共產黨幹了幾十年，但是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依然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信仰過馬列主 義，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黨的共產主義綱領。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們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
毛主席在談到這種人 的時候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 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 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人無疑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二種人，是那種官越做越大，離人民群眾卻越來越遠的人。
他們或者滿足現狀，迷戀特權，養尊處優，喪失鬥誌；或者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目無群眾，作威作福；或者貪圖安 逸，追求享樂，生活腐敗，蛻化變質；或者無意工作，追逐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現存秩序。總之，他們是一些“船靠碼頭車到站”、主張“過去已經奮鬥，現 在應該享受”的人，屬於“進京趕考”不及格的人，屬於李自成手下那些部將一類的人。他們可能並不像第一種人那樣有明確的資本主義綱領路線，但是他們追隨革 命的目的就是貪圖榮華富貴，這些人已經滑到資產階級泥坑中去了。
第三種人與前兩種人是根本不同的人。
他們忠誠於黨的事業，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 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兢兢業業，埋頭實幹，為黨和人民做出很大貢獻，有很大功勞，在黨內、軍內和人民群眾中有很好的聲譽。但是，他們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會革到自己頭上的思想準備。他們一貫是革命的動力，當運動一來，他們不再是動力的時候，群眾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以及這種過火行為給予他們個 人的衝擊，就使他們的情感受到極大的傷害，為他們所難以忍受。
因此，他們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觀地、正確地認知運動。他們感到失落和迷惘，對群 眾運動和運動中的群眾都產生了強烈的對立情緒。這些同誌看不到，當這場以打倒黨內的修正主義勢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偉大革命運動，喚起了億萬人民 群眾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時，任何的“條條框框”、“規則”、“秩序”都是無能為力的；“規定”群眾這 也不許幹，那也不許幹，實際上也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運動。
這些同誌想不通這個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們十年沒有想通，當他們看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解體、 農民重新淪為單幹，國有企業私有化、工人下崗、官員腐敗，資本剝削壓迫重現，舊社會的腐朽陰暗迅速死灰複燃，一步一步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時，終於想通了，然而，後悔晚矣。
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對派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反對這場革命的立場。相反，正由於這三種人對文化大革命始終采取反對、算賬和“不理解”的態度，群眾 看幹部，幹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國上下，以走資派為核心，以特權階層為骨幹，影響、裹挾了一大批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氣的幹部和群眾，形成了一股反對文 化大革命的強大逆流，致使運動反反複複，明爭暗鬥，冤仇不解，一拖十年。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從始至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著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從運動一開始，便力圖利用 他們對運動的領導權，拋出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移運動的大方向，鎮壓革命群眾，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
毛主席及時識破了他們的陰謀，發表了 震驚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扭轉了運動的大方向。
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資產階級不斷變換手法，負隅頑抗。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各種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當著他們處在不利情況的時候，為了保護他們現在的生存，以利將來的發展，他們往往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或者無中生有，當麵造謠；或者抓住若幹表 麵現象，攻擊事物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擊一部分人；或者借題發揮，‘衝破一些缺口’，使我們處於困難地位。總之，他們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 ‘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等待時機’，‘反攻過去’。他們有長期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鬥爭--合法的鬥爭和非法的鬥 爭。”
與此同時，由於曆史的、社會的和認識上的根源，黨內外上上下下始終存在著一股很強的保守勢力。無疑，這股勢力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黨內資產階級代表 人物的作用。
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都是在不斷排除來自“左”的和右的幹擾與破壞的情況下進行的。運動每前進一步，都要戰勝黨內資產階級的激烈反抗 和混入革命營壘內部的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們的種種陰謀。
其中破壞力最強、給予文化大革命造成損失最大的，除去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外，就是林彪反 革命集團和陳伯達這個政治騙子。他們以“左”的偽裝出現，拉幫結派，以售其奸。他們策劃搶班奪權，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在公開場合，以堅定的無產階 級革命家自居，而在見不得人的角落裏，卻在密謀“解放在曆次運動中被打倒的人”，以實現他們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他們是一夥地地道道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 分子。
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不僅給文化大革命運動帶來許多混亂，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他們被揭露之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了幾乎是致命的挫折。當 “批陳批林”鬥爭發展成為一場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的“批林批孔”運動時，黨內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勢力，也偽裝成為反對林彪的好漢；還有的人，由於林彪叛黨事 件的發生，灰心喪氣，認為毛主席看錯了人，對毛主席的偉大產生了懷疑，由革命派變成逍遙派。
實際上，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偉大，識破了林彪集團的陰謀，跟隨毛 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派遭到屠殺的時間就會提前。中國政壇的這種突變，不僅帶來了政治力量對比的新變化，而且預示出一旦時機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 兆。
如何理解文革中“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裏主要是指中央裏的那些走資派大官們。
毛澤東作為一位對唯物辯證法運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偉大哲學家，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
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頭腦越是冷靜。
1972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當美國人埃德加?斯諾手指著歡呼“毛主席萬歲”的人群向他稱道時，毛主席告訴斯諾：其實擁護他的人沒有那麽多，很多人都是跟著喊的。
1976年毛澤東在病危中，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對於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可見他心如明鏡，洞若觀火。
毛主席一生是何等地輝煌，可是他卻說自己畢生隻做了兩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見他對這場革命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遠。不過，他講的“反對的人不少”倒確實是實情。他辭世不到一個月，埋葬這場革命的準備工作便完成了。
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不是指人民群眾。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說：“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 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可見，“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是“大官”中的人。毛澤 東的這段話明確地指出了擁護的人為什麽少、反對的人為什麽多這個問題的實質。
顯然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對的 人們”要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到地方，盡管各級領導幹部幾乎都受到了衝擊，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這種“打倒”，不過是群眾組織的一種“運 動行為”，既不是黨組織的正式審查結論，更不是正式的組織處理。
黨的九大以後，毛主席提出：幹部中隻要不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律解放。後 來，連走資派鄧小平都出來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國沒有幾個人。
直到毛澤東逝世，終於迎來了走資派鄧小平的“徹底否定”和“改革開放” 的日子。如今，當人們明白了“徹底否定”之後的“特色”是怎麽一回事的時候，逝者如斯夫，曆史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隻是由於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許多真誠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們，跟隨著走資派，舉杯祝酒“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歡欣鼓舞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從而也就打通了通往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
“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這不獨是毛澤東時代大多數工人農民們個人的或是這一代人民的不幸，也是一切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犧牲的無數先烈和一切為了鞏固無產 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們的悲哀！這更是中華民族中的大多數工人農民子孫後代的特大不幸！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 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 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評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群眾帶來的損害 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 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主張通過“運動群眾”另組“階級隊伍”進行階級鬥爭，整治農村幹部實施“奪權鬥 爭”。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鬥爭對象，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敲詐。連敲帶詐、脫了衣服到外 麵凍、脖子上掛物品等都是四清時期開始采用的。是王光美在四清中首先發明。
有些很多人被這四十多年的反麵教材，而導致了對文革的誤解，錯誤地認為 革命功臣被迫害，真的是這樣嗎？有這種想法的人根本就不動腦子去思想考問題的根源。
在那個時代，毛主席是代表革命真理，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識。毛澤東如果想搞掉誰，隻需要一句話就可以了。威信如此，無須他法。
而劉少奇從1964年就 開始在中央檢討了，到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已經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發動文革。
從文革發生前後來看，劉、鄧連絲毫反抗都沒有，有的隻是檢討，發動 文革的正式決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劉少奇主持通過的。何來權力鬥爭？
雖然文革到處充斥著“奪權”的聲音，但那是打倒走資派的意思，是爭奪“無產 階級”的權力！
除了林彪事件以外，在那個時代，誰想取代毛澤東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瘋子。
即使是現在，誰想取代習近平黨的主要領導人嗎？是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 除了走資派鄧小平垂簾聽政以外。走資派鄧小平不但親自滅了兩任黨的領袖，還指定了三任黨的領袖。習還是鄧隔代指定。
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任何人與毛澤東都不是一個級別上的人物。
毛主席是對得起劉鄧的。毛主席曾經多次扶持和挽救劉少奇，30 年代就開始培養他，1945年七大時劉少奇排黨內第二，就有很多人反對，還是毛澤東做了工作。
開國大典劉少奇把剛結婚的王光美帶上天安門，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員和 領導幹部中的廣泛議論。
因為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十幾年了，還參加了轉戰陝北，毛澤東也不許江青上天安門。
1953年中央財經會議大肆批劉，被毛主席製止，批了高 崗。
為了扶持劉，毛主席把國家主席讓給他，在許多領導人不同意的情況下，堅持在國慶節的人民日報上並排刊登兩個主席同樣大小的照片，並表揚他說“三天不學 習，趕不上劉少奇”，以樹立其威信。
這裏引用一段毛主席在1966年的講話：“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考慮到國家安全，鑒於蘇聯斯大 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二線，別的同誌在一線。現在看來不那麽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能集中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處在二線日常工作 不主持，許多事讓別人去主持，培養別人的威信，以便我見上帝的時候，國家不會出現那麽大的震動，大家讚成我這個意見”。
毛澤東：“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 信，沒有想到反麵。”可見毛澤東用心良苦。
但是四清運動中，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是十分明顯的，毛主席認定如果繼續讓劉接班，必將改變共產黨的路線，變成修正 主義，因此劉多次在中央檢討，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
就象後來林立果對親信所說的，毛澤東的威信實在太高了，要搞掉誰，隻需要一句話。
其實，文革初期，劉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個“桃圓經驗”就是左的經驗，認為全國基層黨組織和政權基本都“爛”掉了，掌握在壞人手裏。
文革五十多天裏，劉、鄧派工作組不到1個月就把北京上萬人打成反革命，僅在清華大學，幾天內就把一千多個師生打成反革命，並逼著幾個學生自殺。
一旦文革發動了，劉少奇馬上又變成極“左”，提出什麽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這樣的口號（見“九大”政治報告，現在一般人都以為這個口號是“四人幫”提出來的）。
因此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裏譴責了這種 “白色恐怖”。就是指劉、鄧的極“左”，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把矛頭指向早己定性並己淡化了的“地富反右“份子。而反對鬥批共產黨內的走資派。
文革時群眾對劉、鄧那麽恨，不是沒有道理的。即使這樣，毛主席也為劉鄧說話：“也決不能完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 中央也沒有管好”。“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煞”。“不管什麽小集團，什麽門頭，都要關緊，關嚴，隻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就好。要準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以上引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其實毛主席對於劉鄧實在太仁慈了。因此，並不存在權 力之爭，至少不是對最高權利的爭奪引起的。
文革中打倒這個那個，沒有上級批準，誰也倒不了。
而 走資派的“粉碎四人幫”事件才是真正地對最高權力的爭奪。
也是對無產階級陣營最大的挑戰，使社會主義陣營全麵地複辟回到了資本主義陣營中來，全國人民即將要迎來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好日子的時候，因而被葬送在中國共產黨叛徒走資派們的手中。
《反對修正主義》
毛澤東：“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說：“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根本區別。”
毛澤東：“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摘自《紅旗》雜誌1967年第7期評論員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鬥爭大方向》——學習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
毛澤東：“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很可能是法西斯專政。”毛主席論資本主義複辟以後怎麽辦
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險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引自《二十世紀中國大事全書》572頁））
1965年8月，主席在談話中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10月10日，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966年3月4日，毛主席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凡是有人在中央搗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總要有個×萬噸的鋼鐵廠，能製造機器，製造武器。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毛澤東：“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毛澤東：“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964年5、6月間，毛主席在一次會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中央，各個省要頂住。6月14日又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引自袁永鬆、王均偉著《左傾二十年》267頁）
毛澤東：“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7.23）
1965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頁）
1965年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把他的話傳達下去。傳達到縣，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各省委要頂住修正主義中央。”（2002年1月18日《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頁）
毛澤東：“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見《王任重日記》，1966年5月11日）
毛主席在1960年談到一些變質的幹部時指出：“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毛澤東傳，1115頁）
毛澤東：“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著我對他們的希望，記著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於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就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
毛主席接著說，我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項觀奇拜會戚本禹：毛主席談他為什麽要接見紅衛兵）
毛澤東：“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隻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隻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頁）
毛澤東：“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矛盾論》）
毛澤東：“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立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72至373頁）
毛澤東：“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毛澤東：“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後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著，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在人民大眾方麵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毛澤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做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1936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壽辰上的講話》，引自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報》）
毛澤東：“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9頁）
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赱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轉引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赱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
毛澤東：“在世界上，不論什麽國家，不論什麽地方，哪裏有壓迫，那裏必定有反抗；哪裏有修正主義，那裏必定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它對抗；哪裏用開除黨籍等等分裂主義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裏勢必產生新的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產生強大的革命政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四0六頁）
毛澤東：“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毛澤東：“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主席在1966年5月5日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時說：“有的時候我也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複辟。”
一些反《共》的，開口閉口必稱《中共》《中共》的怎麽怎麽的這也不好那也不行。《中共》存在己百年以上。不說一個黨團集體，就說一個人活到百歲，這一百年人生中經曆了不少事，有做對的，有做錯了，在百年之後，能籠通地用幾句話指責給於說三道四嗎？各個年齡段所經曆的事所做的事都不一樣，能用一個好人或壞人概而論之嗎？
更何況是一個黨。國民黨有孫中山時期，蔣介石國民黨。
中華民國滅亡後，逃竄到台灣島上後，還有蔣介石的國民黨。蔣經國的國民黨。李登輝的國民黨。陳水扁民進黨上台後，那個國民黨不執政了。後有馬英九的國民黨執政台灣。之後又下台了。
每一段的國民黨。都是不同的人當頭，做的事不同，政策不同，出現的錯誤也不同。能概而論之嗎？
《中共》也一樣。一百多年了。
就算不懂得或者裝作不懂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走資派背判了中國共產黨的信仰。但也應該知道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所作所為，和走資派鄧小平的黑白貓摸石頭一樣嗎？
就算走資派鄧小平死之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個時代也有許些不同吧。今天讀到一篇文章，看如何指責《中共》的。這種亂指責是在誤導年青人。
今天，走資派是在用《中共》這名。但這是偽《中共》。因為走資派信仰的是《私有製》，《錢》，是為少數資本家們服務的。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
顯然，偽《中共》想要從內部清除腐敗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隻有《文革》才能徹底清除腐敗。
讀《從“裸官”到“假離婚”到“假結婚” 中共貪官欺上瞞下的新花招》的新聞中，最後的結尾是：
《“所以，中共自己內部想要清除腐敗，根本不可能。而且這個腐敗隻能是越來越嚴重。”》
新聞中還有：
《中共腐敗官員變著花樣欺上瞞下，在“裸官”的身份......》
《中共領導幹部中這種先“假離婚”，再“假結婚”的“裸官”，並非鳳毛麟角，.....》
《中共體製內製度性腐敗的一大特色。》
《中共這個黨國的......》
《中共官員中的多數人都是為了地位、利益、榮華富貴去當官的，而不是為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去當官。》
《整個中共體製沒有一套完整監督機製，.......》
《中共治下的官員腐敗程度越來越讓人驚訝到掉下巴的程度。》
《中共不僅不會推動財產公示的措施....》
《中共官員腐敗的問題是一個中共體製內部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因為這樣的政治製度決定了中共是一個獨裁專製。》
《中共》，應該是指：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標準簡稱為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簡稱為共產黨或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黨、世界第二大政黨。
現任第二十屆中共中央總書記為習近平。
中國共產黨創立於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由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領導組織，於1920年8月草創，自稱社會黨，1921年7月23日正式成立共產黨，1922年加入共產國際接受指導和援助，並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同發起國民革命運動。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兩黨進行了長達10年的軍事鬥爭。
1930年代起，中國共產黨逐漸擺脫共產國際的影響，改由以毛澤東為首的本土派掌權，隨後於1931年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由共產黨建立和執政的蘇維埃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在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組建並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擊敗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的中華民國國軍，進而取得中國大陸地區及其絕大多數沿海島嶼的統治權，於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唯一執政黨。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中國共產黨領袖是華國鋒。
1978年之後，中國共產黨領袖是胡躍邦、趙紫陽、江澤民。這期間有走資派鄧小平《垂廉聽政》。走資派鄧小平死後，中國共產黨領袖是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自198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排除意識形態問題和許多非共產主義的政黨建立關係。
1989年東歐劇變和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加強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交流，並且繼續維持和世界各地非執政黨的共產黨聯係。
《辭海》將中國共產黨描述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還是中國共產黨嗎？還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嗎？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架構主要基於民主集中製，主張應共同維護已獲得共識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最高機構是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核心權力機構，通常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因此，多數職權和日常工作都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務委員會掌握。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中共中央總書記近年來開始會同時擔任負責政治事務的中國國家主席（虛位元首）和負責軍事事務的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自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至今擔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截至2022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共有9804.1萬名黨員、基層黨組織則有506.5萬個。
中國共產黨始終宣稱其理想與目標是共產主義，並將自身視為代表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和統一戰線的政黨。其中《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意識形態，並將中國共產黨表述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行動指南。在毛澤東時期，中共以蘇聯為師，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計劃經濟體製。此後中共提出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經濟政策。以階級鬥爭為綱世行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結束後，偽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調整了《黨》的路線，要求實事求是，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走資派鄧小平等人認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決定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此後走資派鄧小平主導了改革開放，改變了計劃經濟體製，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而發展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至今。
293名特赦戰犯住進前門飯店，10人要回台灣，成為蔣經國的燙手山芋，世界矚目。毛澤東在文革中特赦了文革之前的所有反革命，並要求公安部具體落實後感到很滿意。
1975 年３月17 日下午，公安部長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說明：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 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 名，黨政人員21 名，特工50 名；偽滿戰犯２名，偽蒙戰犯１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全部釋放戰犯，表示中國共產黨和平的意願。西安事變後，1937 年國共為實現第二次合作進行談判，當時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條件之一就是釋放政治犯。
《政治犯》就是蔣介石國民黨從1927 年後逮捕、關押的共產黨員。要合作，蔣介石國民黨要表達誠意，要釋放政治犯。
解決台灣問題是毛澤東晚年的主要的心願，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夠看到祖國統一。
蔣介石國民黨沒有提出要求，毛澤東決定特赦戰犯，而且一個不留，不問改造程度，無條件地全部特赦。這是拋向蔣介石、蔣經國台灣國民黨的一個繡球。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這個政策早在1956 年周總理在全國政協二屆19 次會議上就宣布過。那時海峽兩岸硝煙未散，但回去了，蔣介石也不會放過。所以沒有人提出回台灣的要求。
現在則不同，第一，中美關係改善，尼克森訪華，中日恢複邦交，1971 年聯合國通過了驅蔣案。世界各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已達99 個。台灣的外交連連受挫，空間越來越小。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政策有利於改善海峽兩岸的關係。
第二，美國這個世界人民頭號敵人的關係都可以改善，和台灣關係改善更不在話下。戰犯們思念親人，也想回台灣。
第三，台灣島內的情況也今非昔比，發生很大的變化。
1975 年4月5 日蔣介石病逝，享年89 歲。隨著蔣介石的去世，光複大陸的口號黯然失色。這正是打開兩岸關係的機會。
孫子兵法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毛澤東是個戰略家、軍事家，永遠掌握主動。雖然毛澤東身患重病，還可以出此奇招，令對方猝不及防，真偉人也。
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並予以公民權。這個決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執行。 19 日《人民日報》公布了特赦決定，國內外反應強烈。
19 日早上，撫順的戰犯集中到大食堂聽廣播，當聽到“釋放全部在押戰犯”的消息，許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沒有想到在有生之年還能活著出去。
當天，最高法院在撫順、濟南、西安、北京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大會，宣布特赦名單，發放特赦釋放通知書。
撫順的特赦大會在俱樂部舉行，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宣布：“我宣布，從現在開始，'撫順戰犯管理所'撤消了，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戰犯'這個稱呼也不存在了，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我們的同誌，先生！“一片《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被特赦的人員心情激動，紛紛表示感謝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寬大。
22 日，293 位特赦戰犯從撫順、濟南、西安、北京的戰犯管理所來到北京的前門飯店。 《四長會議》的300 人左右在這裏剛結束，就住上特赦的戰犯。可見共產黨對釋放後的戰犯是一視同仁，說到做到。
23 日下午，北京飯店大廳燈火通明，從人大會堂建設好後，很少在此舉行這樣高規格的宴會。會場喜氣洋洋。 293 名被特赦釋放人員全部來了，他們身上穿著新的藍色的軍便服，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和幾十年未謀麵的老熟人打招呼。大廳裏充滿了歡聲笑語。參加接見和宴會的除中央、國務院各部負責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外，還有前6 批特赦的在京的全國政協委員和文史專員杜聿明等，李仙洲特地從山東趕來。還有這次特赦的黃維等人的家屬。
葉劍英元帥、華國鋒、吳德和政協副主席茅盾、最高法院院長江華步入會議廳，特赦人員全體起立，掌聲雷動，萬分激動。
葉劍英元帥在會上講話，重申了黨和政府的政策。 他說：“被特赦釋放的人員在北京可以到工廠、農村、學校參觀訪問，……你們熟悉舊社會，你們可以回顧過去，看看現在，對比一下兩種社會，兩種製度。“、”我國人民隻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大家要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會議氣氛莊嚴、熱烈，高潮迭起，場麵動人，催人淚下。黃維、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製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十分激動，一邊念稿子，一邊帶頭喊口號。會議達到高潮。
宴會的情況簡報及時送給毛澤東、周恩來。
毛澤東很滿意，決定再給每位被釋放人員增加200 元錢，100 斤糧票。
現在最低生活費是300 多元時，人們想不出當時200 元的購買力有多少。
那時，中國工人絕大多數是二級工，因體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輕重工業、工種不同，在北京地區工資隻有35.5 到43 元不等，學徒工第一年隻有十幾元。那時的200 元至少相當於現在的2,000 元。而許多地區一個農民一年的口糧是430 斤，還是帶皮的原糧，100 斤糧食可以夠五口之家吃一個月的。
會後，特赦人員參觀，會晤親友，前門酒店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4 月2 日，北京的活動結束，大部分特赦人員分散到各省市安置， 前門酒店隻留下10 名報名回台灣的特赦人員，他們是王秉铖、周養浩、王雲沛、蔡省三、段克文、楊南村、張鐵石、趙一雪、陳士章、張海商。他們的親屬在台灣。因為宣布是來去自由，無須講明理由，隻要報名就批準。
還告訴他們，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台灣團聚。他們的行蹤、言論、頓時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熱點，成為全世界輿論的焦點。
7 月14 日，毛澤東在和江青談文藝政策調整時，特意談到此事說：“釋放俘虜放得好，國民黨怕得很。“
在釋放安置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工作，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給予公民權。國內外產生強烈反響。
在釋放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工，釋放安置以曆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
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後，在國內外產生了強烈反響。
毛主席很高興，讓公安部釋放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工，釋放、安置以曆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
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工人數比較少，很快就查清美蔣武裝特工有95 名，武裝特工船船員49 名，主要是從浙江、福建東南沿海上岸的。
公安部寫了《關於處理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工的請示報告》 報告情況並提出處理意見。這些武裝特務關在浙江的勞改農場和廣東的監獄。
8 月16 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批準了這份報告。怎麽把這些人送回去？從香港走，台灣肯定不敢讓他們回去。而這些人基本上都要求回台灣，船員都是台灣人。決定用船將他們送出海。
9 月22 日，司法機關決定對在押的95 名美蔣武裝特工和49 名武裝特工船員，全部寬大釋放。至此，自1962 年至1965 年間捕獲的美蔣武裝特工及武裝特工船船員，全部處理完畢。
10 月8 日，分兩批釋放，60 名被釋放美蔣特工和武裝特工船船員，在福建廈門將他們送上木船，由我們的機帆船拖出海，拖過中流，機帆船鬆開線纜，順風衝到金門。金門的海灘上立了許多洋灰柱子，國民黨用小船將他們接上岸。我們給他們每個人帶了很多的東西，吃的、喝的，點心、手表，他們一上岸都讓國民黨士兵給沒收了，把他們都關起來。大家用望遠鏡看得清清楚楚。同日，5 名寬大人員離開廣東深圳，路經香港回台灣。
1978年，杜聿明在武漢會見袍澤故舊。左至右：宋希濂、侯鏡如、蕭作霖、彭傑如、杜聿明、朱鼎卿、韓浚、黃維。
以曆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涉及的人有25人多，情況複雜。
1950 年鎮壓反革命，我們逮捕了幾十萬人，罪大惡極的槍斃了，大多數判了刑。
1955 年內部肅反，肅清一批曆史反革命4 萬多人。
20 多年過去了，絕大多數刑滿後都已釋放。
社會情況發生很大變化，有相當一部分人刑滿釋放後，家屬不認，無處可去，就留在勞改農場就業。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
公共安全部部署各省經過幾個月的調查，查清全國有14,000 多名以曆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 8 月27 日公共安全部將這部分人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報告中共中央。
9 月9 日，毛澤東主席在報告上批示：建議一律釋放。本地不能轉業的，轉別地就業。當日批交公安部照辦。
公安部會議貫徹落實，對準備釋放和轉業安置的對象，進一步核實材料，依法提出建議，法律手續，按照先省、將級，後縣、團級的步驟，分期分批釋放、安置。並依照釋放戰犯的經驗提出釋放、安置的辦法：
（1）對寬大釋放人員，提請當地高級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並發給釋放裁定書，同時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給予公民權。
（2）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被褥、內衣各一套和100 元人民幣零花錢。回家安置的發足路費。
（3）轉業安置的，原則上是有家回家，就地安置；無家可歸、自願留場（廠）的，由原勞改單位安置；願意去台灣的，允許去台灣，並提供方便。
(4) 對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享有公民待遇。已在勞改單位安了家的一般不再遷動，回家安置的發給路費。
1975年12 月15 日到18 日《各地司法機關先後召開了寬大釋放大會，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全部寬大釋放》。
釋放安置以曆史罪判刑關押改造和刑滿留在勞動改造單位就業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這個工作一直到1976 年初基本完成。
1976 年4 月華國鋒擔任第一副主席、總理後，布置公安部與最高法院、中央統戰部於5 月26 日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對寬大釋放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解放後陸續派遣進來被逮捕判刑投入勞改的國民黨特工（縣團以上）等，繼續清理、安置。以保證這一工作的徹底完成。
這次提出的辦法，比以前有個突破，就是明確提出：“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給予公民權。”
這樣就打開一個缺口，連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都可以摘“帽子”，一旦時機成熟時，給右派、地富摘帽子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有十名特赦戰犯留下來，決定前往台灣，他們分別是蔡省三、段克文、楊南邨、王秉铖、周養浩、王雲沛、張鐵石、趙一雪、陳世章和張海商。
蔡省三曾是蔣經國的心腹，他是蔣經國一手提拔上來的，曾經幫蔣經國培養了大批的優秀才幹。
當年撤往台灣的時候，蔣經國曾親自邀請蔡省三一同前往，但是他主動“請纓”到江西老家和共產黨打遊擊。
然而當時大勢所趨，蔡省三還沒打上幾個月的“遊擊”，就被解放軍抓獲了，他的家人不知道他的去向，隻好跟隨蔣介石一起前往了台灣。
所以蔡省三此去台灣不僅是為了找到蔣經國，更是為了能夠和自己的家人團聚。其他人也都是和蔡省三抱有一樣的想法。
在向中共中央報過名之後，他們的申請立刻得到了審批。
文革中的1975年4月13日，蔡省三一行10人在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的協助下，順利坐上了南下的飛機，並且當天就從深圳轉到了香港。
由於當時台灣還在實行戒嚴令，他們隻能從香港想辦法輾轉去台灣。
在香港停留期間，他們的言行舉止受到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不少媒體爭相前去采訪，並將他們的事跡刊登在報紙上。
他們一邊為自己重獲自由感到高興，一邊聯係上遠在台灣的妻子兒女，告訴她們用不了多久，他們就能團聚了。
可是他們沒想到的是，香港的一些媒體是受到國民黨的掌控的，他們在報紙上大力宣揚，宣傳這10名特赦人員都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做統戰工作專門放出去的。
並且當時恰逢蔣介石逝世，大陸派出一名特赦人員前去悼念，這名特赦人員更是被台灣方麵誣陷為“間諜”。
再加上尼克鬆訪華等事件的影響，台灣方麵的局勢一直都是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在這樣捕風捉影的報道中，台灣蔣介石政府表達出了不希望這10名特赦人員返回台灣的想法。對十名特赦戰犯台灣拒收。
蔡省三等十人隻能停留在香港，一等再等，結果他們等來的隻有蔣經國的一紙批示：拒絕任何統戰人員以及共產黨員進入台灣。
同時台灣方麵的聯絡員還拿出一份聲明，要求十名特赦戰犯這些人在這份聲明上簽字。
蔡省三等人一看，上麵寫的都是對共產黨特赦政策的侮辱和詆毀。
為此感到憤憤不已的十名特赦戰犯眾人撕毀聲明，義正言辭地拒絕了蔣經國無理的要求。同時這件事也再次在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十名特赦戰犯眾人紛紛對國民黨這種無恥的行為表示強烈的譴責。
而原軍統上校張鐵石因為無法見到自己遠在台灣的親人，對自己一直效忠且信奉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及台灣現任蔣經國國民黨政府也是感到失望至極，一怒之下在香港上吊自殺。
剩下的9個人也一度陷入不可自拔的悲傷中。
中共中央在知道了他們的事情之後，急忙聯係上他們，表示隻要他們願意回到大陸，大陸歡迎他們回來工作，願意留在香港的，中共中央也一定會安排他們的生活。
這為正迷茫不已的十名特赦戰犯中的9個人帶去了希望，最終，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他們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上海，蔡省三選擇了留在香港，中央也對他的去向做出了妥善的安排。
對於過去的敵人不計前嫌，足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原則，時間也證明，新中國在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也變得更加強大。
1975年10名特赦戰犯投奔台灣，蔣經國提出一個條件，遭眾人拒絕。
1975年，毛主席一聲令下，將所有的蔣介石國民黨戰犯全部釋放，恢複他們公民的權利，並答應他們：想留在大陸的歡迎，想去台灣的可以發給路費。
在毛主席的應允下，10名原國民黨戰犯站了出來，提出了前往台灣的請求。
然而正當他們拿到路費輾轉香港，曆經周折準備前往台灣的時候，蔣經國既然提出了一個條件，讓這些曾經的心腹大失所望，果斷搖頭拒絕，甚至有人為此上吊自殺。
蔣經國提出了什麽要求？他們為什麽要拒絕呢？
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接班掌握台灣政權。蔣介石國民黨戰敗，昔日將領淪為戰犯。
1949年，在解放軍猛烈地攻勢下，蔣介石國民黨士氣一落千丈，被打得節節敗退。
此時蔣介石意識到敗局已定，便匆忙收拾行李，乘坐專機飛往了台灣，留下了“群龍無首”的國民黨士兵在大陸孤軍奮戰。
最終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的攻勢下，蔣介石國民黨戰敗，不少的蔣介石國軍將領也因此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手下敗將。
而根據1948年毛澤東朱德總司令發布的《懲處戰爭罪犯命令》，這些人就成為了思想頑固的戰犯。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很多人對於這些戰犯的處理還是頗有爭議的，不少人認為這些戰犯雙手沾滿鮮血，應該給予嚴厲的處置。
當時不少蔣介石國民黨的戰犯都認為，以他們的身份地位，到了中國共產黨手中必定是難逃一死。
可是最終毛主席本著寬大為懷的原則，決定對這些戰犯進行思想教育改造，同時也對台灣釋放一個信號：中國共產黨願意通過和平的方式促進兩岸統一。
但是一個人的思想教育是根深蒂固，要想在短時間內改造他們的思想談何容易。
當時不少蔣介石國民黨的戰犯認為，中國共產黨此舉不過是“惺惺作態”，根本不是誠心誠意地給他們機會，所以不少人在管理所中尋釁滋事，死活不願意接受改造。
黃維就是其中最頑固的一個戰犯。
黃維是在淮海戰役中被俘虜的，成為戰犯之後，黃維就被關在了功德林中進行改造。
但是黃維卻始終不相信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優待俘虜的政策，他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也不接受任何的思想改造。
他堅持認為自己在戰場實力不過是一時失誤，嘴邊時常念叨的就是：“你們可以放我出去，咱們各退後二十裏再打一場，誰輸誰贏還不一定！”
對於其他認真改造的戰犯，黃維也經常出言譏諷，拒不配合改造。
和黃維同小組一直表現良好的董益三因為看不慣黃維的做法，擔心其拖自己後腿，兩人大打出手，直到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到來才將兩人拉開，並對兩人分別進行了思想教育。
董益三、黃維
直到後來發生的一件事，讓黃偉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當時黃維一共身患五種結核，病重的時候經常是雙腿腫脹，昏迷不醒。
就在黃維以為自己熬不過去了的時候，周總理竟然親自下令，將其送入醫院中，調派專門的醫護人員進行精心照顧，並時不時的詢問他的病情，調整治療方案。
為了治療黃維的病情，就連使用的藥物都是昂貴的進口鏈黴素，此時他才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優待俘虜的政策不僅僅是一句空話。
黃維病愈出院之後，終於意識到自己之前的錯誤，不禁淚流滿麵，痛下決心，一定要洗心革麵，不辜負中國共產黨給予的這次機會。
和黃維同樣經曆的還有杜聿明。
杜聿明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之後，始終拒不承認自己的錯誤，是個徹底的頑固派。
被押運過程中，杜聿明隻要一找到機會，就會拿起磚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腦袋，想要自殺。
所幸每次都搶救及時，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後來，陳毅曾親自為他做過思想工作，但是杜聿明始終低著頭不發一言，拒絕談論任何關於政治思想方麵的問題。
改造過程中，杜聿明拒不配合，經常大發雷霆，甚至偷偷攢下了幾十片安眠藥準備自殺。
直到有一次杜聿明高燒不退，醫護人員和管理所的姚處長徹夜為其忙前忙後，杜聿明才慢慢轉變了自己的態度。
後來杜聿明無意間看到了前來視察功德林改造工作的陳賡大將，不無感慨地表示：“我們都是黃埔一期的學生，我和他走了截然不同的兩條路，如今他是千古名將，而我卻成了千秋罪人。”
他的語氣中滿是感慨和羨慕，沒有絲毫的嫉妒，這也顯示了功德林改造工作的成效。
改造思想，毛主席決定特赦。
總體而言，政府所做的工作統共分為兩方麵：一方麵是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將領和重要的戰犯直接進行麵對麵的交談，為他們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麵就是組織一批民主人士如張治中、程潛等原國民黨將領，到戰犯管理所通過閑聊的方式，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
經過管理所的一係列思想教育，戰犯們最擔心的“會不會被殺”的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
在管理所中，戰犯們沒有了之前的上下級關係，他們都以同學相稱，即便他們出現不服從管教的情況，管理人員也不會動輒對他們打罵。
所有人員都是態度和藹，尊重戰犯們的人權、對他們一視同仁，耐心開導。
吃住方麵安排得十分妥當，不僅給他們安排了寬敞明亮的大房子，每頓飯都準備的有米麵、肉菜，逢年過節還特意為他們加菜。
即便是三年困難時期，也從來沒有降低過對他們夥食的標準。有些戰犯不忍心看百姓們食不果腹，堅持要減少夥食。
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卻說：“你們年紀大了，不能一直吃粗糧，一定要讓你們吃飽喝好，隻要你們能好好改造，政府絕對不會在乎這點糧食。”
這讓眾人都十分感動。
除此之外，管理所還根據他們的身體狀況、年齡大小專門為他們編組，讓他們進行相應的勞動改造。
一些體弱患病的，就讓他們做些除草、種菜等輔助性的勞動，一些年輕力壯的，主要負責重活，至於年老體衰的，可以免除勞動。
平均每個月，管理所都會對他們進行一次體檢，一旦發現身體有病，都會立刻送他們到醫院就醫。
在共產黨的悉心照料下，越來越多的戰犯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開始洗心革麵，慢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洗禮。
尤其是當他們看到了新中國科技文化迅速發展的局麵時，難掩心中的喜悅，不禁高聲歡呼：“新中國萬歲！共產黨萬歲！”
1959年，在經過了將近10年的改造之後，不少原本頑固不化的戰犯徹底改頭換麵，不再將勞動視為“懲罰、報複”，不再眼高於頂，而是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忠實的追隨者。
因此，毛主席決定，在新中國成立即將十周年之際，特赦一批已經洗心革麵的罪犯，通過這個措施，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的影響，讓其他戰犯知道，在社會主義的製度下，他們也是可以有自己的人生的。
9月17日，二屆全國人大九次會議通過特赦議案，劉少奇親自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對於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以及普通的刑事罪犯，實行特赦！
這次一共特赦了33名戰犯，原徐州“剿總”杜聿明的名字赫然列在首位。
這讓不少戰犯看到了希望，在管理所中表現得更加積極。
10名特赦戰犯欲前往台灣，蔣經國提出條件。
由於戰犯人數眾多，思想改造比較緩慢，因此特赦一直進行到1975年才結束。
1975年3月18日，隨著毛主席一聲令下，剩下的293名戰犯全部得到了特赦，在押的戰犯也全部處理完畢。
釋放時，毛主席特意為他們每個人發了新衣服和100塊錢，讓他們重新開始生活。
對於這些戰犯的去向，毛主席也做出了安排：有工作能力的可以安排合適的工作，和共產黨的幹部們享受同樣的公費醫療，沒有工作能力的，可以養起來；願意去台灣的，政府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之後還願意回來的，大陸同樣歡迎。
3月23日，中央領導人特意在北京飯店中接見這293名戰犯，葉劍英元帥在宴會上重申了共產黨的領導和政策，贏得了眾人熱烈的掌聲，他們激動地一邊念稿子，一邊喊口號，會議現場的氛圍被推向高潮。
黃維接過特赦書。
毛主席得知這一盛況之後，當即決定，給每個釋放人員增加200元，同時補發100斤的糧票。
在那個平均工資隻有三四十塊錢的年代，200塊錢足夠他們開始新的生活。
因此不少人決定落戶北京或是回到老家，為新中國的發展建設出力。
毛澤東麵對降職農村和惡性瘧疾。毛澤東對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戰爭的讚美之情。以詩詞來表達革命的人生觀、世界觀。表達詩人毛澤東寬廣的胸襟和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采桑子·重陽》
作者：毛澤東
人生易老天難老，
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
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
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
寥廓江天萬裏霜。
此詞作於1929年的重陽節（10月11日）。此時距離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也有兩年了。而此一階段毛澤東過得並不舒心：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落選，丟掉了前委書記的職務，前委書記的職務由陳毅同誌代替，他的遊擊戰術被冠以“流寇主義”，被指會像黃巢和李自成一樣難成大器，而他在會上強調黨對軍隊的領導必須加強，又被冠以有“形成家長製度的傾向”，遭到部下的反對。毛澤東被降職下放到農村於都地區。毛澤東沒有怨誰，利用在農村機會作了很多農村調查報告。
毛澤東在農村時因蚊子很多又身染惡性瘧疾，又沒有醫生缺乏科學的醫治，並且在上杭縣蘇家坡養病期間差一點兒被捕。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他被擔架抬到上杭縣城繼續養病，卻沒有恢複前委書記的職務。
當時，毛澤東在上杭縣城的臨江樓上養病，重陽佳節來到，院子裏的黃花如散金般盛開。重陽，一個秋高氣爽、登高壯觀天地間的日子，一個把酒臨風、月下賞菊、遍插茱萸懷念先人的節日，毛澤東的夢想和現實再一次發生了位移，因而作了此詞。《采桑子·重陽》。
《采桑子·重陽》譯文：人的一生容易衰老而蒼天卻不老，重陽節年年都會來到。今天又逢重陽，戰場上的菊花是那樣的芬芳。一年又一年秋風剛勁地吹送，這景色不如春天的光景那樣明媚。卻比春天的光景更為壯美，如宇宙般廣闊的江麵和天空泛著白霜。
《采桑子·重陽》是現代革命家毛澤東於1929年創作的一首詞。此詞通過重陽述懷，表達了詩人對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戰爭的讚美之情。表達了革命的人生觀、世界觀。表達了詩人寬廣的胸襟和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前後闋都是由議論轉入寫景，寓情於景，景中抒情。哲理寓於直敘，議論，寫景之中。深情寓於宏觀秋光之中。整首詞寫得鮮明爽朗、氣度恢弘，有著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1936年，斯諾在寫作《西行漫記》第五篇“長征”部分時，引用了毛澤東在1935年10月寫下的《七律·長征》。1938年《西行漫記》出版發行，《長征》成為與世界上眾多讀者最早見麵的毛澤東詩詞。
《七律·長征》
作者：毛澤東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隻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然而，人們並不完全知道這首詩背後的故事。長征前夕，毛澤東不僅被剝奪了軍權，還患了一次很重的病。這次患病，使毛澤東差一點未能參加長征。
1934年，毛澤東從會昌病休回到瑞金後，仍無權過問軍事，有關主力紅軍準備“轉移”、“退卻”之事，隻有少數中共高層決策人物知道。就在此時，中央卻要毛澤東離開瑞金去於都。
毛澤東為什麽在重要時刻，離開黨政軍首腦雲集的紅都瑞金，抱病前往於都呢？索爾茲伯裏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提及當時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的一段回憶時說出了真相。伍修權說，當時有些人不想讓毛澤東參加長征，“毛澤東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於都調查，這隻不過是不讓他參加的一個借口罷了”。
於都，位於瑞金和贛州之間的一座縣城，離黨中央委員會的駐地（梅坑）有180裏路。毛澤東去於都的任務是指導那裏的縣蘇維埃工作。一路上，毛澤東的瘧疾開始複發，因此走得很艱難。他在1934年9月中旬抵達於都，召集區、鄉、村幹部和工人及貧雇農開了兩個座談會後，即病倒了。
毛澤東的衛生員鍾福昌當時才17歲，見毛澤東高燒已發到40多度，嚇壞了，馬上將毛澤東病重的消息報告了贛南省軍區。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馬上打電話給身在瑞金的中央領導張聞天，張聞天又迅速給中央紅色醫院的傅連璋掛了電話。傅連璋借來一頭騾子，拚命地朝於都趕，180裏路，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時趕到了於都。
這時的毛澤東躺在床上，額上敷一條冷手巾，臉燒得通紅，人瘦得顴骨也突了出來。傅連璋趕快打開藥箱，拿出體溫表一量，體溫高達攝氏41度，腹部有點脹，頭痛得厲害。
憑著十幾年的醫療經驗，傅連璋斷定毛澤東得了惡性瘧疾。當時於都一帶蚊子非常多，夜裏人走路，蚊子會鑽進鼻孔裏，當地老百姓中也有人患這個病。於是，他給毛澤東注射了奎寧和咖啡因，同時服奎寧丸。
重病中的毛澤東仍不失幽默，他對傅連璋說：“傅醫生，我限你三天治好！”一連幾天，傅連璋就守候在毛澤東的床側，不斷地為他降溫、打針、服藥。到第三天，毛澤東的體溫已經恢複到37攝氏度。“好啊！”毛澤東笑著用湖南腔對傅連璋說：“你真是神醫啊，果真三天把我治好了。”
就在毛澤東生病的那些日子裏，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已經做出了紅軍主力西征的決定。當時，誰留，誰不留，凡高級幹部，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決定。中級幹部，由各部門提出名單，交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批準。
一開始，博古和李德打算讓毛澤東留在蘇區，因此，他們就把毛澤東從瑞金支到了於都。但周恩來堅持讓毛澤東隨軍北上，幸好毛澤東在部隊西征之前已病愈，否則，博古和李德更有理由讓毛澤東留下。
大病初愈的毛澤東於10月18日傍晚，和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緊隨中央縱隊，邁出了萬裏長征的第一步。後來，張聞天回憶說：“在出發以前，博古等曾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後因毛澤東的提議而未分散。”毛澤東的這一提議，後來在“遵義會議”前夕起了關鍵性作用。曆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
1960年的一天，毛澤東的女機要員小李送文件到菊香書屋。這時，正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澤東忽然問她：“小李，你參加民兵了嗎？”、“參加啦。”小李回答。“你為什麽要參加民兵？”毛澤東又問。“這……”小李想了想答：“響應主席的號召，全民皆兵唄。”
六十年代初，我黨與國際上一些政黨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比如，在怎樣對待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在怎樣對待民兵組織的建設上，我黨與蘇共就存在著不同看法。蘇共領導人認為，在現代化武器麵前，“常規部隊無足輕重，民兵隻不過是一堆肉”。與此相反，毛澤東則以為，在帝國主義依然存在的今天，在現代化武器麵前，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
女機要員為了證明自己確實參加過民兵，從筆記本裏拿出一張訓練餘暇時拍的照片給毛澤東看。照片上，小李剪著短發，白襯衣束進藍色長褲裏，右手扶著步槍，昂首站在一棵樹旁，背景是明淨的藍天和遠山。“好英武的模樣喲！”毛澤東稱讚道。
一會兒，毛澤東把手裏的煙在煙灰缸裏彈了一彈，對小李說：“給我拿支筆來。”他接過鉛筆，順手拿過一本看過的地質常識書，翻到有半頁空白的地方，便在書上龍飛鳳舞地寫下了幾行詩句：
《七絕·為女民兵題照》
作者：毛澤東
“颯爽英姿五尺槍，
曙光初照演兵場。
中華兒女多奇誌，
不愛紅裝愛武裝。”
毛澤東放下筆，笑著對小李說：“小鬼，我把這首詩送給你，好不好？”小李又驚又喜：“主席，您太誇獎我了，我哪配得上……”“哎，你們年輕人就是要有誌氣，不要學林黛玉，要學花木蘭、穆桂英！”毛澤東說完，爽朗地笑起來。
《七絕·為女民兵題照》最早發表於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詩詞》，就在這首詩的手跡廣為流傳時，有一位普通的鄉村教師，卻對這幅墨跡經過臨摹、對照、分析後發現，它是江青模仿毛澤東的字體寫就的贗品。
發現這一秘密的是湖北省天門市中學的語文教師李樹庭。1964年，李樹庭還是師範學校的學生。他非常熱愛書法，臨摹過王羲之的行、草和楷書，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楷書和孫過庭的草書等，並鑽研書法理論知識，加入了中國書法家協會湖北分會。
李樹庭很早就迷上了毛澤東那運筆如風、剛健雄拔的字體，為尋求毛澤東手跡真品，李樹庭變賣了家具，攢足路費，先後六次上北京，六次下韶山，廣泛收集了國內正式出版或報上零星發表的毛澤東手跡300餘件9個版本。
20多年的苦心孤詣、嚴謹治學，使李樹庭對毛澤東手跡的研究成果甚豐，隨便一幅毛澤東手跡，他都能說出寫於何時何地，所用的是什麽筆。更令人刮目的是，他還具備了對毛澤東手跡辨別真偽的能力。李樹庭對“文革”中廣為流傳的《毛澤東手跡》版本中的行書《七絕·為女民兵題照》、《七律·和郭沫若同誌》、《卜算子·詠梅》三幅墨跡，經過臨摹對照分析後，發現是出自江青之手的贗品。他提出了如下幾點質疑：
其一，這三幅墨跡同為1962年2月至12月的作品，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書法藝術已爐火純青，他的行書走筆活力無窮，氣度雄強峻快，筆勢飄逸宏肆。而這三幅手跡的字與字、字與行之間無氣勢之聯係，且點劃呆滯，筆勢遲澀，結構鬆散。
其二，從這三幅墨跡的章法、卷麵來看，與毛澤東其他詩詞墨跡有悖，三幅墨跡相當整潔，沒有畫圈刪改之處，也不是背誦如流，一氣嗬成，揮寫到底，而是顯得拘泥，毫無毛澤東務近險絕的風態。
其三，從這三幅墨跡的題款形式來看，與毛澤東書寫自己創作的詩詞的題款形式有異。毛澤東較為擅長長短句的寫作，而對詩他則認為：“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滿意的。”因此，他發表的律詩手稿，沒有一首是標明“七律”或“七絕”的。
其四，從這三幅墨跡收藏的地點來看，毛澤東的詩詞是交由專人保管或妥善珍藏的，不在戰亂時期，河南鄭州圖書館作為地方圖書館，能收藏到毛澤東這一批手稿是不可理解的。
李樹庭進一步考證，這三幅墨跡疑是江青所作。他認為，江青的手書接受了毛澤東的書體，這從江青1950年填寫的《幹部履曆表》和中共中央1977年發表的有關文件中披露的大量江青手跡中的偏旁、字體中可以看出，與那三幅墨跡接近，而江青又是有條件抄錄毛澤東詩詞的。
這一頗為大膽的質疑，引起了書學界的關注。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佟韋對此提出了進一步佐證，1990年6月13日，佟老給李樹庭的信中寫道：“三幅墨跡，疑為江青所作事，有一毛澤東致‘創國同誌’信，是江青代筆的也可作證。”
一位普通的鄉村教師就這樣發現並鑒定了《毛澤東手跡》中的三幅偽造品。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見蒙哥馬利元帥
1961年9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9月23日、24日，毛澤東接見蒙哥馬利時，兩人之間曾發生一則有關“三五牌”香煙與詩詞《水調歌頭》的有趣故事。
1961年9月23日，晚上6時半，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會見蒙哥馬利並邀請他一同共進晚餐。晚餐後，蒙哥馬利見毛澤東抽起香煙來，就送給毛澤東一盒英國“三五”牌香煙。之後，蒙哥馬利向毛澤東提了許多問題，其中包括：1949年建國時，毛澤東主要考慮的是哪些頭痛的問題，現在考慮的又是哪些問題，對解放以後的中國怎麽看，“槍杆子裏出政權”現在是否還適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何區別等等。
毛澤東對這些問題逐一做了回答，談到晚上9時30分左右，蒙哥馬利說：“今天談話使我學到很多東西。”當時蒙哥馬利覺得有點疲倦，就對毛澤東說：“我想主席一定很忙，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來談談？”毛澤東猶豫了一下，然後說：“明晚我要到別處去了。”兩人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互相道別。
沒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淩晨，毛澤東突然改變了計劃，決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馬利談一次，並再次邀請他一同共進晚餐，這使蒙哥馬利喜出望外。
這次追加的談話是從24日下午2時30分開始的。雙方寒暄了幾句後，毛澤東聯係到蒙哥馬利參觀中國一家醫院時，曾對醫生說：“你們的中醫中藥很神奇，應該發明一種藥，讓你們的毛主席長生不老。”
毛澤東對蒙哥馬利說：“什麽長生不老，秦始皇都沒有找到。我若見馬克思了，中國照樣轉，地球照樣轉……”
蒙哥馬利說：“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國成立了十二年，從戰爭的廢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國家，你顯然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須有健康的身體和充沛的精力來領導這個國家。”
毛澤東接著說：“元帥是特別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歲再去見上帝。我不能。我現在隻有一個5年計劃，到73歲去見上帝。”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邊吸邊說：“中國有句俗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他又補充道：“我們說的閻王，就是你們的上帝。”
蒙哥馬利趁機向毛澤東打聽：“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很清楚，是劉少奇。”毛澤東很幹脆地回答。蒙哥馬利又繼續追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澤東知道這是在套他的話，因此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
“人總是要死的，我隨時準備著死亡。我會怎麽死呢？”接著，毛澤東講了五種死法：一是被敵人開槍打死；二是飛機掉下來摔死；三是火車撞死；四是遊泳淹死；五是生病時被細菌殺死。毛澤東還說，人死後最好火葬，把骨灰丟到海裏喂魚。
這次談話，從下午2時30分一直到下午5時，足足談了2個半小時，之後，毛澤東邀蒙哥馬利乘船，看毛在長江遊泳。毛澤東那天遊了近一個小時，上船穿好衣服，毛澤東把蒙哥馬利送到漢口勝利飯店，兩人又談了近一個小時。分別時，毛澤東把事先寫好署名的《水調歌頭·遊泳》上闋的手跡，贈送給蒙哥馬利元帥，作為對那盒“三五牌”香煙的答謝。蒙哥馬利沒有想到，自己的一盒“三五牌”香煙居然能換來一幅毛澤東珍貴的詩詞墨跡……
《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
作者：毛澤東
“暮色蒼茫看勁鬆，
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
無限風光在險峰。”
這是1961年9月9日，毛澤東《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的一首七絕。這首詩最早發表於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詩詞》裏。毛澤東所寫的“李進”，就是江青1951年底去湖北武漢附近深入土改時用的化名。那張照片則是江青1959年上廬山時拍攝的。
20世紀60年代初是中國複雜而嚴峻的年代。國際上，中蘇兩黨分歧擴大到兩國關係，蘇聯單方麵撤走全部專家，撕毀了幾百個協議和合同，並挑起中蘇邊境糾紛。而在國內，經濟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東南沿海一帶麵對著所謂“新月形包圍圈”，西部、北部邊境也存在安全威脅。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作為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他依然鎮定自若、信心百倍，“暮色蒼茫看勁鬆，亂雲飛渡仍從容”的詩句，與其說毛澤東是觸景生情，倒不如說他是借景抒情，把自己在特定曆史年代的情懷，寄寓在題照詩中。
應該說，在毛澤東這首詩發表之前，江青並沒有登上政壇，她沒有政治資本，她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也沒有緩和。但江青的野心從沒有泯滅，她一直在等待著政治上的機會。機會終於來了！1961年9月9日，毛澤東寫下這首《為李進同誌題所攝廬山仙人洞》後，江青認為，這是毛澤東和她關係緩和的一個重要標誌，更是這個特殊時期的毛澤東需要她在政治上給予幫助的信號。
1962年9月，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的夫人來北京訪問。毛澤東、江青和蘇加諾夫人的大幅照片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而在第二版相當次要的地方，安排了一張劉少奇、王光美和蘇加諾夫人的小幅照片。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江青和毛澤東合影的照片從未正式發表過。這次卻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位置，這其實是把江青推到一個引人注目的地位。
毛澤東在這張照片上題詞時寫了“贈李進”，一開始，江青沒有公開這個秘密，但當她從這張照片中撈到了政治資本時，便顯得迫不及待了。1973年的一天晚上，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招待日本鬆山芭蕾舞團時，喜形於色地送給日本芭蕾舞團的領隊一張風景照，日本客人認出這就是那幅著名的照片：李進拍攝的廬山仙人洞，照片背後是毛澤東那首氣勢非凡的詩，題詞是“贈李進”。江青帶著炫耀的神氣，揮筆在照片背麵寫了幾個字：“江青攝”。這個大膽的舉動一下子震動了日本代表團，人們這才知道，李進原來就是江青。(編寫：史爾 《激揚文字——告訴你一個詩人的毛澤東》史一帆 編著長虹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