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蔣介石軍戰犯被全部釋放

文革中蔣介石軍戰犯被全部釋放

 

《文革》中的1975年毛澤東決定釋放所有的蔣介石國民黨的戰犯。

特赦國民黨戰犯，毛澤東嫌公安部氣魄太小，1974 年12 月，毛澤東在長沙，指示特赦國民黨的戰犯。他寫道：“還有一批戰犯，放下武器已關押二十多年了，還關著幹什麽。把他們釋放了，可以來去自由。“

毛澤東對情況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個很長的名單，問哪個人關在什麽地方，現在情況怎麽樣了，了如指掌。解放戰爭是毛澤東指揮的，哪個戰役俘虜了什麽人，他都記得清清楚楚。凡是毛澤東問的人，公安部長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況後如實匯報。

建國後從1959 年到1966 年春共特赦了6 批戰犯，釋放後，頭麵人物在政協當文史專員，大部分當工人、農民，在街道幹雜活，由當地派出所管理，回農村的生活費每月最多15 元，因為當時人民的生活水準都很低，烈士、工傷的遺屬在農村撫恤金也就8 元。當然比他們在監獄的生活差。 《文革》爆發後，毛澤東說：這場革命是與國民黨鬥爭的延續。停止特赦是順理成章的事。但還是全部放了。

毛澤東提出特赦戰犯，周總理也很重視這個工作，在病中找公安部長談話，了解情況。公安部長責成公共安全部收集在押人員的當前思想動態，編成簡報上報。建國25 年，這些戰犯關了25 年，大都六七十歲，年老體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 12 月12 日，周總理在簡報上批示，要公共安全部開列全部在押戰犯名單，以便在四屆人大後特赦戰犯。他同時通知中央統戰部、中央調查部配合公共安全部工作。統戰部派童小鵬參加，調查部是部長羅青長參加。

公共安全部預審組的同誌會同北京、撫順、濟南、西安的戰犯管理部門日以繼夜的工作，將戰犯的姓名、年齡、籍貫、職務、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時間、改造中的表現、身體狀況，一一列表說明。 12月23 日，周總理在臨飛長沙向毛澤東匯報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來的戰犯名錄後，指示公安部盡快分類進行準備工作，以便在人大討論後送黨中央、毛主席審批。

四屆人代會的召開為釋放戰犯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氣氛。這是公共安全部部長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公安部長到公安部各單位辦公室和大家見麵。李震自殺後，清查中將提意見的同誌壓下去，部裏各個單位領導，多是由軍隊幹部或造反派擔任，老公安結合得比較少，結合了也隻擔任副職，所以這些同誌都坐在後麵、邊上，公安部長主動過去和他們握手，談話。

公安部長指示公安部將戰犯的姓名、年齡、籍貫、職務、被捕（俘）年月、判刑時間、政治表現、身體狀況，一一列表說明，打印若幹份，與會者人手一份， 以便遵照周總理的指示開會研究，他要親自主持會議。一直到四屆人大結束才有時間辦這件事。

姚倫從1946 年就做審訊工作，對戰犯情況了如指掌，如數家珍。戰犯的名單，一個一個地過，議論每個人的各種情況，發現名錄所寫的情況有錯誤，當場改過來。會後預審局的同誌隨時整理，重新打印，再發給與會者。

將每個人的情況搞清楚後，大家再進行分類，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不能特赦，為什麽，都要講得清清楚楚。公安部長主持會議，讓大家暢所欲言，將種種想法都提出來，反複進行比較、研究。 12 點時，食堂準備了宵夜，每人一份。

經過反覆討論研究，由公共安全部擬定名單，上報中央《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13人繼續關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養浩、謝代生。公共安全部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後，送到杭州。 2 月27 日，毛澤東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後，做長篇批示。

毛澤東說：“錦州、大虎山、沈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麽沒有？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 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毛澤東說：”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麽，所以一個不殺。“

毛澤東說：”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澤東指示《都放了算了》，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變得簡單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類處理。

毛澤東關於釋放戰犯問題的意見：

看到毛澤東的批示後，感到主席氣魄大，胸懷廣闊，毛澤東就是要放民憤大的。因為放這樣的人對社會震動大。

公安部長先召開公共安全部核心小組會議，傳達毛澤東批示。然後火速在中南海召集會議。參加的有公安部施義之、姚倫，統戰部童小鵬、調查部兼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負責人羅青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副院長曾漢華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新華社和外交部的領導，研究落實方案。

首先是落實一個不留，都放了的指示。公安部長說：大家要深刻領會，精心核對戰犯數字，不要打埋伏。特別問施義之：“所有的名單是不是全了？你口袋裏還有沒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個。”施義之說：“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公安部長又親自翻材料，釋放的6 次戰犯和這次戰犯的名單與1959 年第一批特赦戰犯時上報中央的戰犯總數856 名對上，一個也不少。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統戰部童小鵬等都說沒有問題，公安部長才放心。為了萬無一失，公安部長說：會後，公共安全部與解放軍總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錦州、大虎山、沈陽、長春被俘的戰犯及處理情況。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個任務。查明後，公安部長如實一一報毛澤東。

在清理在押犯時，發現其中有原國民黨中將軍長趙自立等25 人本屬不該關押的起義投誠人員，經報中央批準，先將他們釋放，落實政策。然後公安部長說下一個議題，研究召開全國“四長“會議的事。 「四長」指各省的公安局長、統戰部長、法院院長、民政局局長。特赦、安置戰犯涉及這四個部門。這次規定特赦人員由統戰部管理，與公安部門徹底脫鉤。這與前6 批特赦人員的管理完全不同。必須使這些同誌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才能將這項工作做好。

大家研究決定每人每月發100 元，和以前特赦的頭麵人物一樣，這樣比北京地區17 級國家幹部還多2元。 17 級幹部就是正科級，因多年不提工資，不少處長、局長也隻是17 級。

每人發給新製服裝，什麽顏色，因為囚犯是黑色的，大家說做藍色的。什麽樣式，有的說他們喜歡中山裝，有的說軍便服，公安部長說：“就用軍便服吧！”大家也同意。決定每個人要量體裁衣，要做得合適。

從1974 年12 月23 日周總理審查名單到1975 年2 月27 日毛澤東批示，名單人數由323 人減為318 人，又死亡5 人。每次開會，公安部長都叮囑施義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黃維，他是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國民黨第12 兵團中將司令，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問題。施義之通知撫順、北京、西安、濟南4 個管理所要有專人負責戰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誰也不能打包票，因為他們多年患有各種疾病，高血壓、心髒病。而且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天遂人意，從2 月27 日後沒有再出現新的死亡。

3 月5 日，四長會議在京召開，會議的內容是兩個，第一，釋放25 名起義投誠人員；第二，為全部特赦戰犯做好組織、安置、宣傳等工作。到會300 人，除各省的公安廳局長、統戰部長、法院院長、民政廳廳長外，還有中央有關的各委，總政、總參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是一次大規模的會議。公安部長親自主持。

話通知遼寧撫順、山東、陝西三地，指名起義投誠人員要在第二天（11日）到達北京，由中央統戰部接待、安置。會議開得很成功。毛澤東看到簡報，也很滿意。

293名特赦戰犯住進前門飯店，10人要回台灣，成為蔣經國的燙手山芋，世界矚目，毛澤東很滿意。

1975 年３月17 日下午，公安部長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說明：「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 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 名，黨政人員21 名，特工50 名；偽滿戰犯２名，偽蒙戰犯１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全部釋放戰犯，表示中國共產黨和平的意願。西安事變後，1937 年國共為實現第二次合作進行談判，當時共產黨提出的條件之一就是釋放政治犯。 政治犯就是國民黨從1927 年後逮捕、關押的共產黨員。要合作，國民黨要表達誠意，要釋放政治犯。解決台灣問題是毛澤東晚年的主要的心願，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夠看到祖國統一。國民黨沒有提出要求，毛澤東決定特赦戰犯，而且一個不留，不問改造程度，無條件地全部特赦。這是拋向蔣介石、蔣經國的一個繡球。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這個政策早在1956 年周總理在全國政協二屆19 次會議上就宣布過。

[yongbing1993]

地球容得下加沙平民婦女兒童嗎




《中美》“這麽兩個大國，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的。“

《想改變對方》？是中國想改變美國？？？還是美國想改變中國？！

奴才對皇上說，奴才不想改變皇上，皇上一耳光打上來，奴才還是，一個獨裁者。

走資派篡權上台四十多年來，什麽時候想改變美國了？

走資派鄧小平奴才式的訪美，是以小學生的身分向美國學習的。

這次走資派習近平的發言，象不象一份述職報告。拜老油條會聽嗎？這是兩國之間的外交。不是太監向皇上述職。

走資派江朱以出賣中國利益得到美國允許入世貿。

走資派胡溫以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在經濟上救了一次美國。

這次習又在戰亂中救了拜老油條或說是美國一次。全世界都在抗議種族滅絕之際，中國走資派習近平支持美國。

走資派習李汪以美中為夫妻關係，嫁夫隨夫。想改變美國嗎？

而美國想改變中國，自新中國成立後就一直不斷地進行著。而且還很成功。這是不爭的事實。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員哪一個不是美國各屆政客手中的玩物。

每每出於某種需要打中國牌要用時，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員招之即來。每每需要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員向別國警告時，就以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為《殺雞禁猴》來用。

以耍猴式地玩弄於股掌之中。狠狠地抽幾個耳光，又假惺惺地用手摸一下，問：痛不痛？奴才回答，不痛！奴才該打。樂此不疲。

真是奇了怪了。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員這種奴才式的思維，是不是看清朝電視劇多了，還是無知，無能？還是白癡。

《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是在自言自語。是在對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自己說。對美國說，有用嗎？美國能聽嗎？

一個婦女遇到強奸犯，婦女說，在月經期，雙方不想幹不可以幹行嗎？

這種無知白癡的話還反複出現。上述這話己在多次講過。在國內有前後三十年不否定。世界命運共同體等。

《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他們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

這個地球容得下加沙平民婦女兒童嗎？

在這個節點上，拋開美國之前對中國的打壓不說。拋開美國強烈堅決支持以色列不提。就是看到加沙死亡的平民婦女兒童的份上，避開見麵一言不發，也算是對這些加沙死亡的平民婦女兒童的同情，對整個加沙乃至中東百姓的安慰。

是的，加沙乃至中東地區的資本家地主也都是想投降西方列強的。

然而中國《習近平稱，他和拜登是中美關係的掌舵者，對人民、對世界、對曆史都擔負著沉甸甸的責任。》

《掌舵者，對人民、對世界、對曆史都擔負著沉甸甸的責任。》

《對人民》？中國的人民。

中國這麽富，怎麽容不下工人農民們的免費醫療？

中國這麽大，不想容台灣獨立？

資本家這麽富，不想給打工人多發點工資？

《對人民、對世界》？

對加沙的人民？《掌舵者，對人民、對世界、對曆史都擔負著沉甸甸的責任。》？

走資派習近平：《中美關係要放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這個大背景下來思考和謀劃，爲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爲人類進步展現擔當。》

《爲兩國人民帶來福祉》？中國這麽富，都富了哪些人？富了的財富都去哪兒了？中國幾億人每月收入不到一千元？這是大走資派說的。還說，人在做，天在看。

別總在《中國夢》中不醒。無能換個人做試試也行。

[yongbing1993]

美國兩顆核彈為啥不扔延安地區




在博文《全民皆兵全民參戰打敗日本鬼子》中有一評論：

《你自嗨的還很高興！沒有美國的核彈，蘇聯的鐵流，中國這些戲法能把日本趕出中國？恐怕你自己也不相信吧？》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海軍偷襲美國，轟炸了夏威夷珍珠港的戰艦和軍事目標。350餘架日本飛機對珍珠港海軍基地實施了兩波攻擊，投下穿甲炸彈，並向美國的戰列艦和巡洋艦發射魚雷。美軍毫無防備，他們在爆炸的巨響中醒來，倉促進行自衛。這場先發製人的襲擊在90分鍾內結束，彼時，日本炸沉了四艘戰列艦和兩艘驅逐艦，炸毀188架飛機，受損的建築、船隻和飛機則更多。攻擊中約有2400名美國人喪生；另有1250人受傷，這是對美國一個巨大的震駭。攻擊過後，日本正式向美國宣戰，次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了著名的“國恥”演講，他隨後簽署了對日本帝國的正式宣戰聲明。幾日之內，納粹德國與意大利向美國宣戰，而美國也迅即予以了宣戰回應。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向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了一顆原子彈。

日本入侵中國是：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之後開始。

1937年到1941年，從1941年再到1945年。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勝利靠的是《美國的核彈》嗎？

日本入侵全中國八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地區十四年，屠殺了多少中國的平民婦女兒童？是靠《美國的核彈》取得抗戰勝利的嗎？

而《美國的核彈》是為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而扔的嗎？

本博是不相信的。恐怕美國人也不會相信是為中國抗日扔的。

美國兩顆原子彈炸死了多少平民？

美國向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炸死了多少平民？當然是日本平民。

值得為此感到高興自傲嗎？甚至到今天還為此宣揚點讚，要中國人感謝美國主子嗎？

按說，美國兩顆原子彈為什麽沒有扔在延安？

美國和蔣介石國民黨如此恨共產黨，美國兩顆原子彈足夠全部消滅共產黨及親共的人了。

然而，美國人沒有將兩顆原子彈扔在延安。

知道為什麽嗎？

是不是馬戶又鳥們感到美國人沒你們聰明？應該罵美國人啊？

美國人笨嗎？不！比你們馬戶又鳥們聰明多了。

在《美軍觀察員親自視察體會地道戰》博文中說，

“此時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節節勝利之際，中國戰場卻出現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觀：一方麵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潰千裏，另一方麵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蓬勃發展。美國政府瞠目結舌之餘，不得不考慮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延安方麵，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美國政府瞠目結舌之餘，不得不考慮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延安方麵，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美軍延安觀察組由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部派出，目的具有軍事與政治的兩重性：既要搜集日偽情報，還要考察中共方麵的軍事實力和探討將來與之合作的前景。其成員除16名軍人外，還有2名外交官任政治顧問，美國駐華使館武官代表瑞德上校擔任觀察組組長。“

“作為美國戰略情報局的資深特工，他對共產主義充滿了仇恨，因此對共產黨八路軍最初從心底是不看好的。“

為什麽美國政府不得不考慮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延安方麵，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啟示之一：美國政府曆來是奉行《弱肉強食》。

美國政府一開始是大力支持蔣介石國民黨的。

如同今天美國支持烏克蘭樣。

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當年訪美和在美國國會演講，可比烏國澤司機可風光多了。

然而，蔣介石國民黨不爭氣。

美國政府毫不含糊迅速改變戰略，放棄蔣介石國民黨，轉而謀求同毛澤東共產黨接觸要求合作。

感興趣的翻翻曆史，例子很多。這裏沒時間和精力全例舉了。

啟示之二：美國對《以弱抗強又能取勝》好奇。也是務實的。

在人類曆史上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以強取勝。

美國曆史上就是以強取勝的曆史。

當看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弱取勝時，美國政府是《好奇的務實的》。

美國政府沒有盲目地出兵幫助蔣介石，用美國先進的強大的飛機大炮，甚至可以用原子彈將中國共產黨徹底消滅。

而是要評估能不能徹底消滅共產黨？

所以就通過宋家姐妹接觸共產黨，因此就有了《美軍延安觀察組》。

美國要的是利益。不管中國人中的哪一派的。需要時用一下，不用了就如生活垃圾一樣的扔掉。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啟示之三：《美軍延安觀察組》考察結論，無法將共產黨徹底消滅。

原因很簡單，村民們拿起槍是戰士，拿起鋤頭可種地。

平時分散在各家各戶，戰鬥號角一吹響，壯年們拿起槍打敵人，父老鄉親婦女兒童進地道躲避。

把敵人打退了，照常該幹啥就幹啥。

《美軍延安觀察組》成員美國軍官杜倫提出要看部隊，村裏隨便拉出來一個連的八路軍，120多人，清一色的三八式步槍，還有六挺大正十一式機槍和六門八九式擲彈筒。

村民們全日械裝備的八路軍連隊，讓美軍觀察員杜倫有些詫異，檢查了武器和隊列後，他又隨機而且反複地詢問戰士們一些問題，然後才非常感慨地表示：

“我在重慶參觀蔣介石軍隊的一個連，實際人數隻有四、五十人，其他大都是臨時抽調的，武器裝備雖然都是我們美國的，但戰鬥精神差得很。你們的武器全是從日軍那裏繳獲的，證明八路軍與日軍進行了多次戰鬥，打了勝仗！”

啟示之四：《以弱取勝》，毛澤東共產黨的方法。

美軍觀察員杜倫問：“你們是用什麽戰術，同具有世界第一流戰鬥力的日本陸軍作戰的？”

八路軍幹部魏洪亮如數家珍地介紹了冀中軍民在殘酷的反“掃蕩”鬥爭中，運用遊擊戰、地道戰、麻雀戰所創造的光輝戰例。

最後給美軍觀察員杜倫一個答案：“很簡單，我們用的是毛澤東的戰術思想，靠的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群眾的支持。”

杜倫表麵沒說啥，心底卻是相當有些不屑的。作為美國戰略情報局的資深特工，他對共產主義充滿了仇恨，因此對共產黨八路軍最初從心底是不看好的。

美軍觀察員杜倫提出要看看這裏的地道，九分區作戰科長雷溪帶隊就帶著美軍觀察員杜倫鑽進了地道裏去了。原文中很洋細描述。

中間還遇到日本小鬼子進村打了一仗。把美軍觀察員杜倫驚嚇了，最後八路軍將美軍觀察員杜倫安全地送回延安。

交戰中“杜倫更慌了，大聲叫嚷起來：“日本陸軍的攻擊能力是世界聞名的，你們的處境非常危險，因此你們必須把我送出日軍遠程火炮的極限射程之外，我的生命才有保證。”

魏洪亮極力安撫杜倫，請對方放心，說我們多少次反“掃蕩”都是這麽做的，這也是我們從血的教訓中摸索出的經驗。敵人的夜間長途奔襲，已經不足為奇，被我們打回去的次數多了！既然此地八路軍的最高長官這麽說，杜倫提起來的心稍微放下，接著又問準備多少部隊掩護轉移？

魏洪亮回答說，一個警衛班，再加上一個偵察排，足夠了。杜倫急眼了，你們的警衛力量才四十多人，敵人是我們的二十倍，司令官先生，您太年輕了，軍事上您不懂，這點兵力在防禦中……“

一聽這話，八路軍魏洪亮有點生氣了，非常嚴肅地對杜倫說：“你根本不了解我們抗日軍民的力量，也不懂我們的作戰特點，要不是為了您的安全，我完全有把握在這裏打退日軍的進攻。”

啟示之五：《軍民一家》《全民皆兵》隻有毛澤東共產黨做得到。

戰爭中的平民“國民黨可以不管不顧，共產黨作為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卻不能這麽辦。如果沒有一條路，那共產黨人就用生命為代價，闖出一條路，來保護平民。山溝裏可以有馬克思主義，冀中平原上一定可以建立敵後根據地，因為我們有人民的支持。

有了人民的支持，共產黨就能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怎麽樣強大的敵人，都不可能征服我們，不管它是土豪劣紳，是軍閥土匪，是國民黨反動派，還是東西兩洋的各路洋大人。“

資本社會裏的軍隊是用美金作為工資征用的，有國家法律規定的義務征用，自願簽約合同征用以及專業的雇傭軍。這樣的軍隊示打仗為掙錢，一種工作。

而共產黨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保家為國。拿起槍是戰士，放下槍就是平民。人民的軍隊隻為保護平民，保護父老鄉親婦女兒童。用飛機大炮狂轟爛炸之下，隻會製造更多的仇恨。從而就開始怨怨相報，永無終點。

[yongbing1993]

布局巧妙花樣翻新的各種地雷戰





小日本鬼子軍入侵山東海陽縣後，瘋狂地實行“三光”政策，缺少槍支彈藥的當地村民遊擊隊員民兵們，開始學著使用地雷。1943年春，一個特殊的會議在山東海陽南埠村召開，參加會議的是海陽縣各村的民兵代表。海陽趙疃村民兵連長趙紹民說，這一天，海陽的村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了地雷。

海陽趙疃村民兵連長趙紹民：我們村派了3個民兵，到膠東武裝部去學習，學習回來以後就成立一個爆破組，隻有6個同誌。就帶了3個鐵雷回來了。

初期的成功嚐試揭開了海陽地雷戰的序幕，很快，地雷戰由點到麵在全縣開展起來。一時間，海陽地區“村村會造雷、戶戶有石雷”，地雷的花樣不斷推陳出新。

海陽趙疃村民兵連長趙紹民：整個地雷戰70多種雷。推開門一拉就是個“開門雷”；鐵鍁在那放著，下麵也可以設個雷，一拿以後響了“鐵鍬雷”，凡是可以移動的物體都可以設雷。

抗戰期間，山東海陽人民共作戰2000多次，殲敵1500餘人，海陽民兵還組成遠征爆炸隊，多次配合根據地八路軍作戰，以變化無窮、無處不在的地雷戰讓日軍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海陽趙疃村民兵連長趙紹民：鬼子少了咱就幹，鬼子多了咱就轉。躲在暗地打冷槍，埋好地雷遠遠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個人影看不見！這就是咱們民兵的打法，每個村莊都組織起來，每個人都武裝起來，隻要咱們堅持鬥爭，就一定能夠保住家鄉，最後把敵人趕出去……

《民兵都是英雄漢》歌詞

作曲：李桐樹、李延生

民兵都是英雄漢

不怕艱苦不怕難

打日本 保家鄉

地雷是咱好夥伴

沒有鐵雷造石雷呀

沒有炸藥自己碾呀

滿山石頭開了花

炸得那鬼子心膽寒

民兵都是英雄漢

不怕艱苦不怕難

打日本 保家鄉

地雷是咱好夥伴

拿起鐵錘拿起鑽呀

山崖石壁把藥填呀

電影《地雷戰》主題曲《武裝起來保家鄉》《民兵都是英雄漢》：民兵都是英雄漢，不怕艱苦不怕難，打日本、保家鄉，地雷是咱好夥伴……民兵都是英雄漢。

抗日戰爭期間，地雷大顯神威，不僅在山東海陽人民的革命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也在膠東抗戰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1962年，八一電影製片廠以山東海陽民兵的抗日故事為背景拍攝了電影《地雷戰》，1963年初，這部軍教片被當作故事片在全國放映，引起巨大轟動。地雷戰，也成為中國全民族抗日救國的一個縮影，生動地展現了勞動人民無窮的智慧以及中國人民保家衛國的勇氣和決心。

電影“地雷戰”背後動人的故事。

20世紀60年代拍攝的電影《地雷戰》曾經熱映一時，家喻戶曉。電影裏布局巧妙的地雷陣，花樣翻新的各種地雷，在抗日根據地軍民手中大顯神威，炸得日本鬼子車毀人飛，觀後令人痛快之極。然而，在千千萬萬的觀看者中，不知是否有人想過這些威力大又神奇的地雷真正是誰研造的？研造者早已遠離我們的世界，他們的名字對許多人來說也相當陌生。但是，他們為中國抗日戰爭做出的貢獻，卻是天地可鑒，光耀日月。

“地雷戰”後麵的主角是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物理學教授葉企孫和他的學生熊大縝。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清華大學舉校南遷，經長沙，到昆明，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並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清華遷校時，葉企孫教授留下來，全麵負責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的搶運工作，已是助教的熊大縝，放棄了赴德留學的名額，取消了婚期，做了葉企孫教授的助手。搶運工作還未完成，日軍已占領清華園。他們被迫轉移到天津，在天津英租界戈登路清華大學同學會建立臨時辦事處，幫助安排一部分師生員工和家屬自津南下去昆明。遷校的後期工作完成後，葉企孫師生倆準備赴昆明參加新校建設和教學工作，這時發生了一件事，完全改變了他們的計劃。

1937年年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冀中抗日根據地建成，根據地處於日寇的包圍之中，鬥爭殘酷，條件惡劣，物資極其匱乏，急需大量武器炸藥、通訊器材、醫療器械和藥品；急需知識分子、技術人員的幫助參與。中共地下黨通過曲折的關係找到了熊大縝，介紹了冀中根據地的情況。熊大縝考慮之後，告訴老師，不去昆明了，到冀中根據地參加抗日。葉企孫教授一直特別器重熊大縝，非常支持他的決定。他對熊大縝說：“你放心去吧，我暫時不離開這裏。你到那裏之後，有什麽需要幫忙的，及時告訴我。”

1938年3月，熊大縝到根據地後，先是在軍區修械所當技術員，後調任印刷所所長。他突出的才幹和能力，深得呂正操司令員賞識，不久即被任命為軍區供給部部長。熊大縝上任後立即籌建技術研究社，開展烈性炸藥、地雷和雷管等的研製工作，這項工作主要是為了炸毀從北平到滄州、從北平到石家莊的鐵路，以切斷日軍的大動脈。同時，他還研製短波通訊工具，因為敵人大舉進攻冀中抗日根據地時，原有的有線電話將無法保證通訊的暢通。要完成以上的研製工作，需要購買大量材料，需要一批技術人員。1938年5月，熊大縝派人去天津找到葉企孫教授，提出對各種化學、金屬以及軍需材料的需求。葉企孫教授聽到後，二話不說，立即著手通過多種渠道張羅資金，尋找各種關係，購買了製備雷管需用的化學原料和銅殼、製備電雷管需用的鉑絲和控製爆炸用的電動起爆器等各種軍需材料，並冒著極大危險幫忙把這些軍需材料運進冀中抗日根據地。他還為熊大縝介紹了十多名專業技術人員，成為技術研究社的主要研製人才。

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原來爆破使用的是黑炸藥，由硝、硫、炭混製而成，威力小，爆炸效果不理想，曾試圖用氯酸鉀做替代品，但因不掌握研製技術造成了較大的人員傷亡，仍未成功。熊大縝和技術人員們解決了這個問題，成功研製出氯酸鉀炸藥、雷汞雷管、電動引發雷管和地雷。在同日寇作戰中發揮了顯著作用。1938年9月，技術研究社幾位技術員帶領戰士在平漢鐵路保定方順橋附近埋設電動控製的氯酸鉀地雷，成功地炸翻了日寇的火車車頭。

其後，葉企孫教授又動員一批清華的愛國師生穿越日軍封鎖線進入冀中，為抗日根據地提供了大量技術力量。他自己在已被日軍占領的天津，組織未撤走的大學師生秘密生產TNT炸藥，無線電發報機等，然後再秘密運進冀中根據地。美國一位到冀中抗日根據地考察過的外交官，回國後在報紙上撰文，盛讚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各種地雷可與美國的火箭相媲美，美國掌握的技術在中國的晉察冀都已經有了。

葉企孫教授深知抗日根據地環境的艱苦卓絕，在籌資購買大量軍需材料的同時，還四處籌款，支援根據地。像清華教職員公會建成成府小學後，剩有16000元基金，他拿到後，立即轉交給了呂正操司令員。葉企孫教授的積極活動，對根據地的傾力相助，也使擔任供給部部長的熊大縝很受鼓舞，他不僅將技術研究社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卓有成效，而且克服重重困難，為八路軍購買了大量通訊器材、醫療器械和藥品，解決了部隊的燃眉之急。葉企孫和熊大縝師生倆在國家有難、民族危亡之際，以自己的行動彰顯了中國知識分子深厚的愛國情感，共同書寫了“地雷戰”後麵的動人故事。

《武裝起來保家鄉》：

埋好地雷端起槍

埋好地雷端起槍
滿山遍野擺戰場
堅決消滅侵略者
武裝起來保衛家鄉
小河邊大路旁
用地雷築起萬裏屏障
山溝裏山頂上
用地雷築起鋼壁鐵牆
嘿炸得敵人寸步難行
炸得敵人無法躲藏
炸得敵人寸步難行 無法躲藏
埋好地雷端起槍
滿山遍野擺戰場
堅決消滅侵略者
保衛祖國保家鄉

[yongbing1993]

走資派鄧小平們為帝國主義服務




走資派鄧小平們以負責任的大國為名，為帝國主義服務。

毛澤東評水滸是警示共產黨人：革命中大凡私欲熏心的引領者，最終都會發展向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或是皇帝們“投降”的。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

1930年初，魯迅在《三閑集·流氓的變遷》中就曾這樣評論《水滸傳》：“‘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毛澤東十分清楚：我死了，誰也壓不住他。他這個人對三自一包那些東西還是有感情的，對走資派恨不起來。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與越共中央第一書記黎筍的談話）

試問，當今維和，為誰服務，為誰忙！六百噸黃金為什麽要存在美國？以汽車為例，中國需要萬國牌於一國嗎？以稀土為例，為什麽買的是白菜價？中國對被壓迫國家不支持，對美國一味退讓，炸使館、買武器、支疆獨、藏獨，仍然高唱和諧世界，種種事實表明：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打著實事求是旗號，修正馬列主義，反對毛主席反修鬥爭。

“怎麽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現在黨內外、國內外很多人都讚成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 “毛澤東同誌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誌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誌、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依我看，什麽開也不是，是徹底否定。直到現在，那批文化大革命中爬上來的幹部還牛皮哄哄，好像有什麽功勞似的。比如華國鋒，他有什麽本事？還是在文革中踩著別的肩膀往上爬上來的！他們用無數老幹部們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帽子。所以，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給了他們這些人一個資本，好像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有什麽功勞似的，隻有徹底否定，把它說得像日本鬼子入侵中國那麽壞，華國鋒才會覺得臉上無光。”（短暫的春秋419-422）

毛澤東認為：實事求是的前提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毛澤東認為：“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零一頁

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中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三個構成部分，基礎是社會學，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作鬥爭，馬克思他們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想勸資產階級發善心，這個辦法不行，要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那肘已經有許多罷工。英國國會調查，認為與其十二小時工作製不如八小時工作製對資本家有利。從這個觀點開始，才有馬克思主義，基礎是階級鬥爭，然後才能研究哲學。什麽人的哲學？資產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的哲學。無產階級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有無產階級經濟學，改造了古典經濟學。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學。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別人要殺我的頭，蔣介石要殺我，這才搞階級鬥爭，才搞哲學。”

曆史事實已充分證明毛主席關於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論斷的正確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兩報一刊編輯部為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作的文章《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毛主席看了送審稿批道：“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麽是唯物論，什麽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

毛澤東說：哪裏有壓迫，不革命就不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這樣。資產階級也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要反對封建主義。美國沒有封建製度，有殖民主義——英國，等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對英國。世界上的人，不受壓迫誰起來革命?美國發生獨立戰爭，就是因為受英國的壓迫。

當前最主要的是要學習和宣傳馬、列和毛澤東思想,要總結曆史經驗和教訓，拿起筆，作刀槍，釆用大批判、大串聯的方式組織動員群眾，要求充分民主，組織不受當局控製的、由產業工人組成的各地紅色工會及全國聯合會，由集體化及失去土地以及不剝削他人的農民組成的各地紅色農會及全國聯合會，特別在各主要媒體上的話語權；要在鬥爭中逐步形成領導核心；提出明確而係統的鬥爭綱令；要研究經濟規律和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要力爭在舊的係統中通過批判錯誤思想，爭取大多數，特別是爭取和促使中央、省、地市高級幹部以及軍隊各級幹部中讚成毛澤東思想的同誌站出來，像毛澤東說的那樣，造修正主義的反，取得勝利；也要準備另一手；要有計劃、有步驟的進行鬥爭；要講究政策和策略；要準備持久戰，要耐心的積小勝，以達到最終的大勝；同時，也要抓住一切可能出現的能取得更大勝利的時機，在必要時，敢於去爭取勝利。

資產階級是決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的！中國如何發展，寄希望於黨內外代表無產階級力量的人們的努力！寄希望於無產階級成熟成為自為階級進程的加快！

[yongbing1993]

百年前中國瑞金人多想共處共榮




百年前中國瑞金地區的窮苦人民多麽想共處共榮共同命運體。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還非常弱小，還被蔣介石國民黨篾稱為“共匪”、“共產共妻“、“見人就殺的土匪“。在蔣介石國民黨八百萬軍隊麵前，瑞金人多麽想有共處共榮共同命運體的“中國夢“。蔣介石國民黨給嗎？

蔣介石在紅軍瑞金地區根據地對紅軍和群眾的屠殺慘絕人寰。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

從1927年4月12日實行反革命政變開始，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就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極端口號，對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進行瘋狂大圍剿大屠殺。近據可靠史料記載，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間，蔣介石和國民黨就屠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民主人士和無辜群眾多達31萬人。

在蔣介石揮舞屠刀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時，蔣介石又隨即調集湘贛兩省十八個團的兵力，分五路三次“圍剿”井岡山。蔣軍在占領井岡山根據地後，立刻開始了大規模報複性屠殺。蔣軍提出在蘇區“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燒殺政策，單大井村先後就被焚燒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萬人，到1936年居然隻有1370萬人，除去因戰爭死亡及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的人數，被蔣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達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100多萬，而且令人發指的手段不計其數。

為徹底“消滅”紅軍，蔣介石軍隊和藍衣社別動隊在當地施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卷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複。

蔣軍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蔣軍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軍肆意屠殺蘇區共產黨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蔣軍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蔣軍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奸割乳，淩辱而死。

比如，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命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據當地史料的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蔣軍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蔣軍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其中有個地方叫千墳崗的，1934年紅軍長征後還鄉團在半個月內在這一帶8個村殺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墳崗附近的一個村莊，民國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殺得隻剩下8戶，現在才100多戶。當地至今到處可以看到國民黨軍隊燒毀房屋後的灰黑地基殘餘。

在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八路軍著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國民黨軍隊殺害了66口人，幾乎被滅了門。徐海東後來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的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瑞金地區》，是一個在中國革命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1931年1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嚐試，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根據地建設以及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曆史經驗。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土地革命時期，在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不斷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以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為依托，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舉行。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做《政治問題報告》。大會通過了根據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有關憲法大綱的來電製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等法律文件，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

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係統的限製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並宣布：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還規定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收歸國有等。蘇維埃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大會閉會期間，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並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根據《憲法大綱》的規定，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會議還選舉毛澤東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為統一領導和指揮全國紅軍，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令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的工農兵代表大會製度，分為鄉（市）、區、縣、省和全國五級。各級蘇維埃政府廣泛吸收工農群眾代表參加管理，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爭創“第一等的工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前後，蘇區廣大黨員幹部克服重重困難，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創新實踐，催生了爭創一流的革命精神，爭創了讓人民群眾交口稱讚的“第一等的工作”。

興國縣是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各級幹部牢記黨的宗旨，認真解決群眾遇到的問題，得到了人民群眾衷心擁護。

時任興國縣委書記謝名仁，被同誌們稱為“不知疲倦的人”。他提出“要用衝鋒的精神，做好革命工作”，領導興國縣委提出“蘇區幹部十帶頭”，創建了擴大紅軍、支前、優待紅屬、支援蘇區經濟建設等模範工作。1932年，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擴大紅軍的號召。為響應號召，謝名仁製訂了興國“紅五月”擴紅突擊計劃，從黨內到黨外，進行了層層動員，在3個月內就成立了聞名遐邇的工人師、少共國際師和模範師。興國縣的這一擴紅舉動，帶動全蘇區興起了赤衛軍模範師整團整師加入紅軍的擴紅熱潮。

興國縣長岡鄉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每天除留一名幹部值班外，其他幹部一概下到各村，督促、檢查、巡視和指導工作。1931年，由於國民黨實行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長岡鄉夏荒缺糧，紅軍家屬劉長秀家終日以南瓜野菜充饑。鄉蘇維埃主席謝昌寶了解情況後，委派村蘇維埃代表主任萬必才背了一鬥多糧食送到劉長秀家，以解燃眉之急。1932年春荒，長岡鄉蘇維埃政府又組織人力到外地購買糧食，以解決群眾的吃飯問題。長岡鄉蘇維埃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模範行為，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極大信任和積極擁護。1933年11月中旬，毛澤東到長岡鄉調查，當地群眾發自內心地說：“共產黨真正好，什麽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

福建上杭縣才溪鄉蘇維埃政權建立後，才溪鄉蘇維埃政府幹部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真心實意地幫助群眾解決生產、生活當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為了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才溪鄉蘇維埃政府按照當地的換工習慣，於1930年辦起了耕田隊。1931年，根據自願互利原則，在耕田隊基礎上又創設了全蘇區第一個勞動合作社，組織各種生產互助，有效保證了農民增產增收。為了進一步為民謀福利，1929年11月，才溪鄉蘇維埃政府創辦了閩西第一個消費合作社——才溪區消費合作社。1930年，又創設了糧食合作社。這些創舉，打破了敵人對蘇區的經濟封鎖，解決了群眾的生產生活必需品問題，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也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革命熱情。

蘇區幹部好作風。調查研究是共產黨人的傳家寶，是做好領導工作的基本功。毛澤東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號召各級幹部“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他帶頭深入農村調查研究，親自撰寫《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等報告，推動蘇區各項建設。在毛澤東的倡導和影響下，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蘇區興起了一股調查研究熱潮。

蘇區縣、區、鄉各級政府，除個別幹部留在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務或聯絡通訊外，其他幹部一律根據形勢需要，挎上灰布大背包，揣著文件、公章、筆記本和簡單的生活必需品及幹糧，徒步深入急待解決處理問題的村子甚至農戶家裏，去訪問、察看具體情況，當麵解決問題。

蘇維埃政府既抓幹部勤政問題，也抓幹部廉政建設。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規定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貪汙公款達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監禁。1934年初，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在財政政策上，“應該使一切蘇維埃人員明白，貪汙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向著貪汙浪費作堅決鬥爭，過去雖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加倍的用力”。這次大會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布法規，建立了審計監督製度。

1934年3月8日，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工農檢察委員會在《紅色中華》發表《檢舉於都縣營私貪汙官僚》一文，宣布於都縣挖出重大貪汙案犯。3月29日，項英副主席發表《於都檢舉的情形和經過》。當時，於都共查出貪汙案件23起。經過審理，撤銷劉洪清中共於都縣委書記職務，撤銷熊仙壁於都縣蘇維埃主席及中央執行委員職務。貪汙首犯劉仕祥（貪汙公款200餘元，並挪用公款做生意，向總供給部報假賬，冒領動員費）、劉天浩等人被槍斃。通過打擊違法犯罪分子，純潔了幹部隊伍，密切了黨和紅軍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蘇區幹部真正與廣大人民“有鹽同鹹，無鹽同淡”，在群眾中樹立了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好形象，得到了蘇區人民的由衷擁護和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