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懂感恩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懂感恩

 

 

日本戰俘的後代寫道：“父親曾說，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裏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

日本戰俘吐露心聲：“學校和中國的同誌們都十分尊重我們的人格和自尊心。在這一環境裏學習、生活，使我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日本士兵……無論在物質生活方麵，還是精神生活方麵，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沒有什麽受束縛的感覺。”

日本戰俘說：“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半年以後，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那就是因為我們學習了共產主義及其他無產階級解放的知識……我將和中國八路軍一起，獻身於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為求得中日兩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它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的學校。從1940年籌辦到1941年5月正式開學，再到1945年停辦，加上山東分校、晉西北分校、華中分校等在內，先後有上千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說，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毛澤東共產黨把《鬼子》變成《八路》。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在這裏把“鬼子”感化成“八路”。

《探訪抗戰時期獨一無二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圖

《日本工農學校外景。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在進行學習討論。》圖

本版照片均由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晨、李華、吳鴻波

“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

對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華日軍戰俘，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打壓報複，反而對之平等相待，為他們創造了良好的學習條件，生活待遇甚至遠超八路軍戰士。即便是在陝甘寧邊區遭遇國民黨反動派封鎖、陷入極大困難之時，邊區政府仍把日本工農學校作為第一類供給單位，盡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

在日本工農學校舊址，一張菜譜記錄了1943年學校的夥食狀況：從周一到周六，每日餐食均有羊肉、豬肉或牛肉，主糧不是小米而是白麵。牙刷、手巾、鞋子、肥皂等用品都供給充足。

當時，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每人每月領取3元津貼，而八路軍排級幹部僅有2元。由於保障水平較高，有的學員在星期天還到街上去買兩盅高粱酒喝。

寶塔山下、延河之濱，日軍戰俘得到了中國人民兄弟般的友愛。寶塔山景區講解員秦瑩說，日本工農學校沒有高牆，沒有荷槍的士兵看守，課後學員可以自由活動，同其他學校沒有兩樣。

小林清曾在回憶文章中如此吐露心聲：“學校和中國的同誌們都十分尊重我們的人格和自尊心。在這一環境裏學習、生活，使我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日本士兵……無論在物質生活方麵，還是精神生活方麵，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沒有什麽受束縛的感覺。”

除了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外，日本工農學校還創辦了圖書館、俱樂部，經常舉辦舞會、演出等文藝活動，學員們跳櫻花舞、編演反戰話劇、高唱革命歌曲，課餘生活十分豐富。有學員回憶道：“我們平時的文體生活有打麻將、撲克和下圍棋、軍棋，有時也打棒球。”

1941年5月8日的《新中華報》曾報道，“當時寶塔山下的延河河灘較寬，是一個很好的棒球場地。”有時，中央首長散步，偶爾趕上學員們打棒球，也饒有興趣地觀看。

延安現存的大量資料圖片定格了日軍戰俘當年的生活場景。學校舊址內一張照片中，森健、秋山良照等8名教員和學員身著八路軍軍裝，站在寶塔山下，他們個個麵帶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中寫滿了重獲新生的快樂。

正義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讓這些受到軍國主義蒙蔽的日本戰俘的思想發生巨大轉變。

學員大古正曾在1942年7月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一篇名為《我的轉變》的文章，他說：“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半年以後，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那就是因為我們學習了共產主義及其他無產階級解放的知識……我將和中國八路軍一起，獻身於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為求得中日兩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優待感化戰俘的舉措，甚至連進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也大為震驚。

1944年10月，美軍觀察組約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農學校考察後，認為中共對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其撰寫的報告中這樣描述：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進入學校以後會感受到一種舒適友好的氛圍，他們身邊全都是日本人……

民主人士黃炎培在他的《延安歸來》一書中也曾寫道：“我感覺這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生氣蓬勃得很。”

化敵為友的學校創造了奇跡

隨著時光的推移，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俘身上，發生了許多不可思議的變化。

常改香說，大生產運動開展後，按照政策，日本學員並無生產任務，但他們受到邊區軍民生產熱潮的感染，主動要求參加勞動。他們成立了紡織組、農業組、木工組等，開荒種菜、自蓋房屋、幫百姓鋤草。1943年秋天，學員們收獲了1萬斤土豆，9石大豆，到1944年底，木工組已做出紡車103輛。

許多人或許難以相信，中國共產黨寬大的戰俘政策，甚至給予他們平等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

1941年10月，陝甘寧邊區根據“三三製”原則舉行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日本工農學校的森健當選為參議員。

在競選中，他慷慨激昂地說：“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夠參加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選舉，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我們的一個學習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好機會，這將為我們打倒反動封建的日本軍閥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積累寶貴的革命經驗。”演講獲得現場熱烈的掌聲。

隨著改造的推進，一些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積極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及日本在華反戰組織，信仰戰勝了血統，從戰俘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毛澤東所預言的“國際縱隊”成為現實。

謝羽說，學員們在前線發放傳單、書寫反戰標語、製作慰問袋，到火線喊話，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戰俘政策。他們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有的還獻出了生命。

“晴朗的天空，陰暗的心，把無意義的戰爭停止。弟兄們，歸國去吧！”學員們還創作出大量反戰歌曲，到前線向日軍傳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禮堂，八路軍為即將回國的日本工農學校學員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9月18日，學員們離開延安。

至此，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

“它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的學校。從1940年籌辦到1941年5月正式開學，再到1945年停辦，加上山東分校、晉西北分校、華中分校等在內，先後有上千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說，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盡管學校就此停辦，但它所教育培養出的日本學員中，有的回國後撰寫回憶錄揭露日軍侵華罪行，有的繼續從事反戰宣傳，終身為推動中日友好而奮鬥。

其中，香川孝誌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描述了他們從“皇軍”成為反戰鬥士的經曆，介紹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事跡，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佐藤猛夫寫成《幸運的人》一書，為防止軍國主義複活、主張中日友好奔走呼號。改革開放後，香川孝誌、前田光繁等多次重訪延安，為增進中日友好做出了貢獻。

在這些學員中，小林清是唯一沒有回國者。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協委員，晚年還加入了中國國籍，親眼見證了新中國的建設成就。1985年，他完成了回憶錄《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留下寶貴的一手材料。1994年，小林清在天津與世長辭，他的骨灰一半被帶回日本、一半埋在天津。

2015年8月15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路軍新四軍戰友會事務局局長小林陽吉在《人民日報》撰文，深情回憶了父親與中國人民並肩作戰的日子。

文章中寫道：“父親曾說，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裏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

[yongbing1993]

大老虎也抓了腐敗官員減少了嗎





新中國發展建設到了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毛澤東更加不再迷信中國共產黨內的大小各級官員了，愈發轉而發動他最信任的學生們，即階級鬥爭的《革命接班人》，開始了在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下，發動學生對各級政府中的也是共產黨內的官員們，即複辟資本主義老路的當權派們，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對走資派的鬥爭後，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改變成無產階級的思想改造。加之1968年後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工業、國防等成就顯著，也提振了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造反派們的革命信心。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多次說過：對於官員的腐敗不作為脫離人民群眾，這到底該怎麽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麽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毛澤東說，我什麽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踢開黨委鬧革命”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直接參與企業，軍隊，文藝，教育所有社會管理，因此就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嚐試《文革》。

1987年至1997年間，吳冷西帶病寫出了對研究當代曆史具有重要價值的回憶錄《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斷》。揭開了曆史迷霧，戳破了走資派鄧小平的謠言公司散播的無數謠言，為後世了解三年困難這個特殊的曆史的原因，留下了寶貴真實史料。

60年代初，毛主席在帶領黨內一些同誌學習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在“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這裏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顯示出毛主席與斯大林認識上的重大分歧。

到60年代中期，毛主席更加不再迷信黨內，愈發轉而發動他最信任的孩子們，即階級鬥爭的「革命接班人」。加之1968年後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工業/國防等成就顯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紅小鬼”們的革命信心。主席多次說：這到底該怎麽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麽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我什麽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踢開黨委鬧革命”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直接參與企業，軍隊，文藝，教育所有社會管理，因此就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嚐試。

從1964年中央會議上的訓斥，到1965年井岡山無限失落的悲歎，甚至包括四清運動難以收獲成效，這已經得以表明：那一時期毛主席考慮的“全國性政治民主”以及群眾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製度，必須被提上日程。

否則，就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隻不過，他也必須準備粉身碎骨一往無前的姿態——在幾近燈盡油枯的年紀。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評價蘇聯修正主義時說的那樣：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蘇聯作為第一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其生產力的高度一度來到了文明的頂點——但是，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對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曆史舞台的執火人真正的考驗，是當自己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無限權力下作何表現。

《共產黨宣言》曰：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隻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回想列寧時期的革命者們，麵臨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但是後來那些持蘇聯各高等大學文憑，口喊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口號入黨的人，眼睛瞄的則是飛黃騰達帶來的金錢、地位、特權、美女……以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幹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滿足。

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一年後，毛主席給予一線當權者的評語更為辛辣：中國的官員是一個階級，而且他們的利益與工人農民的利益是對立的。如果這些紅色資產階級的特權不受約束，中國將法西斯化。“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如果這個問題懸而不決，找不出新路，高喊空洞口號有什麽用呢，共產主義運動前途堪憂，還不知要經曆多少曲折坎坷……

毛主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成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核心思想。

在一次會議上，毛主席還憂心地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山雨欲來風滿樓。

為了徹底討論清楚黨內官僚階級問題，還必須提到托洛茨基超前的預見性，以印證這絕非中國革命的特殊問題，而是在國際共運史中帶有普遍性的嚴重問題。托洛茨基認為“十月革命發生在落後的俄國，廣大無產階級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參加社會管理，而掌握了權力的革命者，越來越認識到權力帶來的好處，便不斷地試圖鞏固和擴大手中的權力，成為了嗜權者，從而背叛了社會主義。”這也完全符合中國建國初期直至文革前，黨內走資派攬權嗜權而削弱工人階級權力的實際情況。基於以上認識，托洛茨基斷定，蘇聯的社會性質有兩種可能: 1，無產階級推翻官僚的統治，建立起真正的無產階級國家；2，蘇維埃的官僚統治階層被資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在蘇聯複辟。就是官僚階級在共產黨內滋生蔓延導致了第一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舊社會卷土重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革命高潮時期，官僚階級悄悄滋生往往被人們忽視，而在低潮時期有充分的時間痛定思痛，形成新的共產主義實現理論，避免重蹈覆轍，以迎接下一次共產主義革命高潮的隨時到來，徹底粉碎埋葬一切專製剝削壓迫舊製度，解放全人類。

[yongbing1993]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懂感恩





日本戰俘的後代寫道：“父親曾說，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裏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

日本戰俘吐露心聲：“學校和中國的同誌們都十分尊重我們的人格和自尊心。在這一環境裏學習、生活，使我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日本士兵……無論在物質生活方麵，還是精神生活方麵，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沒有什麽受束縛的感覺。”

日本戰俘說：“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半年以後，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那就是因為我們學習了共產主義及其他無產階級解放的知識……我將和中國八路軍一起，獻身於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為求得中日兩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它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的學校。從1940年籌辦到1941年5月正式開學，再到1945年停辦，加上山東分校、晉西北分校、華中分校等在內，先後有上千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說，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毛澤東共產黨把《鬼子》變成《八路》。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在這裏把“鬼子”感化成“八路”。

《探訪抗戰時期獨一無二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圖

《日本工農學校外景。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在進行學習討論。》圖

本版照片均由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晨、李華、吳鴻波

“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

對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華日軍戰俘，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打壓報複，反而對之平等相待，為他們創造了良好的學習條件，生活待遇甚至遠超八路軍戰士。即便是在陝甘寧邊區遭遇國民黨反動派封鎖、陷入極大困難之時，邊區政府仍把日本工農學校作為第一類供給單位，盡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

在日本工農學校舊址，一張菜譜記錄了1943年學校的夥食狀況：從周一到周六，每日餐食均有羊肉、豬肉或牛肉，主糧不是小米而是白麵。牙刷、手巾、鞋子、肥皂等用品都供給充足。

當時，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每人每月領取3元津貼，而八路軍排級幹部僅有2元。由於保障水平較高，有的學員在星期天還到街上去買兩盅高粱酒喝。

寶塔山下、延河之濱，日軍戰俘得到了中國人民兄弟般的友愛。寶塔山景區講解員秦瑩說，日本工農學校沒有高牆，沒有荷槍的士兵看守，課後學員可以自由活動，同其他學校沒有兩樣。

小林清曾在回憶文章中如此吐露心聲：“學校和中國的同誌們都十分尊重我們的人格和自尊心。在這一環境裏學習、生活，使我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日本士兵……無論在物質生活方麵，還是精神生活方麵，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沒有什麽受束縛的感覺。”

除了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外，日本工農學校還創辦了圖書館、俱樂部，經常舉辦舞會、演出等文藝活動，學員們跳櫻花舞、編演反戰話劇、高唱革命歌曲，課餘生活十分豐富。有學員回憶道：“我們平時的文體生活有打麻將、撲克和下圍棋、軍棋，有時也打棒球。”

1941年5月8日的《新中華報》曾報道，“當時寶塔山下的延河河灘較寬，是一個很好的棒球場地。”有時，中央首長散步，偶爾趕上學員們打棒球，也饒有興趣地觀看。

延安現存的大量資料圖片定格了日軍戰俘當年的生活場景。學校舊址內一張照片中，森健、秋山良照等8名教員和學員身著八路軍軍裝，站在寶塔山下，他們個個麵帶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中寫滿了重獲新生的快樂。

正義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讓這些受到軍國主義蒙蔽的日本戰俘的思想發生巨大轉變。

學員大古正曾在1942年7月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一篇名為《我的轉變》的文章，他說：“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半年以後，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那就是因為我們學習了共產主義及其他無產階級解放的知識……我將和中國八路軍一起，獻身於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為求得中日兩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優待感化戰俘的舉措，甚至連進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也大為震驚。

1944年10月，美軍觀察組約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農學校考察後，認為中共對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其撰寫的報告中這樣描述：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進入學校以後會感受到一種舒適友好的氛圍，他們身邊全都是日本人……

民主人士黃炎培在他的《延安歸來》一書中也曾寫道：“我感覺這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生氣蓬勃得很。”

化敵為友的學校創造了奇跡

隨著時光的推移，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俘身上，發生了許多不可思議的變化。

常改香說，大生產運動開展後，按照政策，日本學員並無生產任務，但他們受到邊區軍民生產熱潮的感染，主動要求參加勞動。他們成立了紡織組、農業組、木工組等，開荒種菜、自蓋房屋、幫百姓鋤草。1943年秋天，學員們收獲了1萬斤土豆，9石大豆，到1944年底，木工組已做出紡車103輛。

許多人或許難以相信，中國共產黨寬大的戰俘政策，甚至給予他們平等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

1941年10月，陝甘寧邊區根據“三三製”原則舉行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日本工農學校的森健當選為參議員。

在競選中，他慷慨激昂地說：“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夠參加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選舉，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我們的一個學習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好機會，這將為我們打倒反動封建的日本軍閥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積累寶貴的革命經驗。”演講獲得現場熱烈的掌聲。

隨著改造的推進，一些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積極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及日本在華反戰組織，信仰戰勝了血統，從戰俘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毛澤東所預言的“國際縱隊”成為現實。

謝羽說，學員們在前線發放傳單、書寫反戰標語、製作慰問袋，到火線喊話，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戰俘政策。他們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有的還獻出了生命。

“晴朗的天空，陰暗的心，把無意義的戰爭停止。弟兄們，歸國去吧！”學員們還創作出大量反戰歌曲，到前線向日軍傳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禮堂，八路軍為即將回國的日本工農學校學員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9月18日，學員們離開延安。

至此，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

“它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的學校。從1940年籌辦到1941年5月正式開學，再到1945年停辦，加上山東分校、晉西北分校、華中分校等在內，先後有上千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說，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盡管學校就此停辦，但它所教育培養出的日本學員中，有的回國後撰寫回憶錄揭露日軍侵華罪行，有的繼續從事反戰宣傳，終身為推動中日友好而奮鬥。

其中，香川孝誌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描述了他們從“皇軍”成為反戰鬥士的經曆，介紹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事跡，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佐藤猛夫寫成《幸運的人》一書，為防止軍國主義複活、主張中日友好奔走呼號。改革開放後，香川孝誌、前田光繁等多次重訪延安，為增進中日友好做出了貢獻。

在這些學員中，小林清是唯一沒有回國者。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協委員，晚年還加入了中國國籍，親眼見證了新中國的建設成就。1985年，他完成了回憶錄《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留下寶貴的一手材料。1994年，小林清在天津與世長辭，他的骨灰一半被帶回日本、一半埋在天津。

2015年8月15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路軍新四軍戰友會事務局局長小林陽吉在《人民日報》撰文，深情回憶了父親與中國人民並肩作戰的日子。

文章中寫道：“父親曾說，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裏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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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俘放回去強迫剖腹不願回





1937年10月，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毛澤東再次明確，“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條基本原則之一。他說：“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幹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做了中國軍隊的俘虜，他們起初認為是莫大的恥辱。回去會被強迫剖腹自殺。所以即令在學校多方麵體貼、安慰下，他們仍是坐立不安，自暴自棄，十個中有九個企圖逃跑或者跳崖自殺。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洗臉，隨地大小便等，來表示消極的抵抗。”

日本戰俘放回去強迫剖腹不願回，怎麽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這裏把“鬼子”感化成“八路”。日本戰俘回去後，日本軍國主義強迫回去的戰浮剖腹自殺，所以有些日本戰俘不願回去。怎麽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為日本戰俘辦《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延安窯洞中的《日本工農學校》(圖)。經過學習後的日本戰俘有的參加了八路軍。

探訪抗戰時期獨一無二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圖)

日本工農學校外景。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在進行學習討論。（圖）

本版照片均由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晨、李華、吳鴻波

“1979年夏天，我們6人再次訪問了延安，那是時隔34年的故地重遊。對我來說，與其說是‘訪問’，不如說是‘回老家’。延安是我的第二故鄉，我青年時代在那裏接觸到了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如果不介紹出處，人們難以想象，這段飽含深情的講述，出自一位昔日的侵華日軍士兵之口。抗戰期間，被八路軍俘獲的日本軍人香川孝誌，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度過了令他終生難忘的時光。

寶塔山每天迎接著南來北往的遊客。半山腰背後，遊人罕至處有幾排窯洞。窯洞中，深藏著一段曆史。

8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曾在這裏創辦了一所人類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學校——《日本工農學校》。上千名深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日軍戰俘，於此接受教育、改過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線時，已由戰爭分子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

“在這個學校裏，真理戰勝了邪惡，進步戰勝了落後，文明戰勝了野蠻，一切蒙蔽、欺騙被戳穿、被拋棄，和平、友好的理論在現實中生根、發芽……”擔任過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的外交家趙安博，曾撰文這樣回憶。

“我們對於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並無衝突”

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挺進前線開展對日作戰。隨著戰事推進，我軍俘獲的日本戰俘越來越多。如何對待戰俘並對其開展有效的教育感化，是我們黨麵臨的一個現實問題。

“1940年百團大戰後，八路軍俘獲的日本軍人陡然增多。除了部分釋放或移交給國民黨外，戰俘大多分散在八路軍各部。他們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較深，反動頑固，需要有一個安定的改造環境，部分日俘也希望得到重新學習的機會。”延安革命紀念館原副館長霍靜廉說。

事實上，寬待俘虜、將普通日本士兵同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思路。

早在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對於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並無衝突，我們要用一切方法使他們站起來，反對他們本國的法西斯壓迫者。”

1937年10月，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毛澤東再次明確，“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條基本原則之一。他說：“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幹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日本工農學校應運而生。

1940年春，駐共產國際的日本共產黨人岡野進抵達延安。經他提議，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政治部決定創辦一所專門改造日軍戰俘的學校。

當時，關於學校的選址，曾經曆了一場激烈的討論。

“學校選址在寶塔山半山腰上的原‘東北地區幹部學校’舊址內，有人提出反對，認為寶塔山是延安的標誌，不宜為戰俘居住。”寶塔山景區講解員謝羽說，八路軍總政治部斟酌再三，認為這裏安靜且空間較大，可以為學員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考慮到戰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毛澤東親自將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

然而，對這些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思想毒害的軍人進行改造，又談何容易！在押送戰俘趕赴延安的路上，一場場考驗就已經開始。

“絕食、謾罵、抵抗，甚至想殺害八路軍戰士，這些日本兵非常頑固。但在我們的真誠感化下，有些人的思想開始轉變。在路上，八路軍戰士甚至會背著受傷的日本兵，這讓他們很受感動。”霍靜廉說。

在一部名為《幸運的人》的回憶著作中，曾任日軍軍醫的佐藤猛夫談及了他的逃跑計劃——

被八路軍俘獲後，他經常在早晚散步時觀察地形、伺機逃跑。直至有一次他突發高燒，失去知覺三天三夜，八路軍醫護人員給予他無微不至的照料，還給他帶來稀有的醬菜。自此，他徹底被感動了，打消了逃跑的念頭，又重新穿上白大褂，開始為傷病員治病。

1940年10月，晉西北等地首批日軍戰俘抵達延安，學校隨即開始教學。中共中央從延安各界選派了一批精通日語的人員和較早轉變思想的日本戰俘擔任教員。當時，學校的設施為一間約200平方米的教室，能容納100多人就餐的食堂和6孔學員窯洞宿舍。岡野進曾回憶，“窯洞牆上塗著白粉，因此顯得很明亮。”

頑固的日本戰俘被感化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農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岡野進此時已化名為林哲，擔任學校校長，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趙安博擔任副校長，學校校訓為“和平、正義、友愛、勤勞、實踐”。

次日的《解放日報》詳細記錄了這場典禮的盛況：15日下午6時，在八路軍大禮堂，朱總司令、各界代表及學校全體學員參加了開學典禮。主席台上懸掛著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盟旗、日本工農學校校旗，以及毛主席為大會的題詞“中國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隻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

朱德總司令在講話中說，希望不久的將來，日本工農學校學生能回國組織日本的“八路軍”，來與中國的八路軍攜手，共同為爭取中日人民解放事業而奮鬥。隨後，學校全體學員登台宣誓。典禮上還表演了文藝節目，演出了日本歌曲、舞蹈和日語話劇《前哨》。“至夜十二時，大會在歡洽的空氣中宣布結束”。

長期研究日本工農學校辦學史的延安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常改香說，這場開學典禮，體現了中國人民和八路軍對日本士兵的真誠關懷，熱烈溫馨的場麵打動人心。學員小林清在第二天召開的座談會上說：“一年多來支配我的全部思想的俘虜觀念，直到昨天的大會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然而在此時，多數日本戰俘還遠沒有這樣的思想覺悟。

1942年6月12日的《解放日報》曾這樣記載：“做了中國軍隊的俘虜，他們起初認為是莫大的恥辱。回去會被強迫剖腹自殺。所以即令在學校多方麵體貼、安慰下，他們仍是坐立不安，自暴自棄，十個中有九個企圖逃跑或者跳崖自殺。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洗臉，隨地大小便等，來表示消極的抵抗。”趙安博也曾寫道，學校宣告成立時，學員極為懷疑，以為八路軍要“赤化”他們，利用他們反對日本。

對於這些思想極其頑固的日軍戰俘，學校製定了詳細的教學計劃，開設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還根據學員們的文化程度分為不同的學習小組。

開學第一年，課程主要有時事與日本問題、自然科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到了1942年，隨著學員思想覺悟、理論水平提高，教學內容也由淺入深，增加了聯共（布）黨史、政治常識等課程。

“在政治理論教學中，學校特別注重學員對理論係統、深入的掌握。為此，1942年的‘時事與日本問題’課程安排了如共產黨宣言、農業生產衰落及農村危機、資產階級的壯大、工人為什麽組織工會、日本法西斯的弱點之類的內容。”常改香說。

係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讓許多學員的世界觀開始改變。

1942年下半年，一些學員開始學習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學員前田光繁後來回憶道：世界觀和人生觀是很深刻的學問，之前我從未接觸過。過去我認為日本有萬世一係的天皇，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對於社會結構我根本不懂，對那些封建迷信的東西無從懷疑……經過反複學習，我覺得書中講得有道理，開始積極參加有政工幹部參加的討論會。

日本工農學校還開設各種座談會、討論會，以啟發式、互動式的教學改造戰俘思想。當時，在學校最著名的“日軍暴行座談會”上，學員們揭露了日軍輪奸婦女、活埋平民、用活人練刺刀、用瓦斯毒殺百姓的慘無人道的暴行。他們越講越氣憤，開始反思受到的毒害教育，逐漸認識到侵略者的邪惡本質。

與此同時，學校教員們樸實無華的生活作風、熱忱細致的工作態度展示著馬克思主義者的魅力，也在無聲中感化著日本戰俘。

香川孝誌在他後來所著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一書中回憶，中國教師王學文總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深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解釋清楚，重要的地方反複講。他經常腳穿草鞋、頭戴草帽來給我們上課。有一天下大雨，我們認為“王先生大概不會來了吧”。但他卻卷著褲腿，渡過正在漲水的延河按時來講課。“他的工作熱情和嚴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