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飛機導彈的平民也懂得報複

沒有飛機導彈的平民也懂得報複

 

 

被飛機導彈狂轟亂炸的平民，隻要能活下來的，又或是這些平民的子孫後代，這些平民們也都懂得報複。在幾千年來的人類封建社會資本社會中，為了爭皇位獲得個人的權利，為了爭土地、爭女人、爭多吃多占、爭房產財富都會有鬥爭，甚至發生戰爭。先有強者獲勝，後有弱者等待時機《報複》。有時為了《報複》，可以製造《報複》的由頭。隨著科技發展強者手中有了飛機導彈，可以給對方進行全方位的狂轟亂炸。狂轟亂炸必定傷及到平民。而這些平民手中沒有飛機導彈甚至武器，但這些平民們也都懂得報複。

自從人類社會有階級之分以來，權貴階級和平民階級矛盾一直貫串始終。權貴階級靠掌握權力和有錢而占有優勢，人數一直居少數。平民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始終處於貧窮落後低微其人口占比數量龐大。

民主就是當官的要聽取平民的意見，民主要使社會公正。民主要有利於社會公正，其終極目的是推動社會進步。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民主，就會發現，《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原來是最徹底民主的宣言。社會有不平，無反抗則不平更甚矣，人民有苦難，無反抗則苦難更重矣，製度有不公，無反抗則不公長存矣。毫無疑問，沒有反抗，社會不但會踏步不前，甚或逆行倒退。如此看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豈不是民主的最高境界。

所以人類社會要的是平民們團結起來進行集體的《反抗》。而不是一盤散沙似的一個個用肉體去《報複》。《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包含了兩層重要的民主思想。

首先，這句話明確指出，先有壓迫，後有反抗，是因為壓迫才導致反抗的，也就是說壓迫是無理的，反抗是有理的。

隻要有權貴的地方，就必然會發生官壓迫民的事情，民壓迫官的情況，則鮮有。所以說，“壓迫無理，反抗有理”的觀念一旦被多數人所接受，從長遠看，則反抗未必增多，壓迫必會減少。在人類數千年的曆史中，存在著一種不合理的觀念，仿佛官欺壓民是理所當然的，民反抗官則是大逆不道的，這種觀念時至今日，仍留餘毒，仍在束縛著民主。毛澤東說出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應該說是站在對民有利的立場上說話的，史無前人。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不僅為《反抗》正名，而且還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唯一方法，不公平從來沒有不經過民眾的反抗而得到消除，社會也不會不經過民眾的反抗而進步。所以說，能提出《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人遠比提出要建立什麽樣社會的人高明得多。比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美國的“三權分立”來，毛澤東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更為高明，是人類社會以來對民主最高境界的宣言。有人稱毛澤東為導師，的確很確切。

其實，很多的嘴上常講民主的人，其對民主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製度或體製的層麵。孰不知，無論在什麽樣的製度或體製之下，官的地位總會高過民，如果不認為民的反抗有理，不管是幾權分立，隻不過是限製或分化了某些官職的權力而已，並沒有解決“官的地位總高過於民”這一產生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則總歸是不徹底的民主。而且製度和體製不公平，又該怎麽辦呢？他們從來沒想過。離《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境界還相差十萬八千裏呢。這些人真的應該靜下心來，仔細想想毛澤東的這句名言了。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在中東地區，一些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從來不批判以色列，哪怕以色列幾十年來都幹著封鎖、圈禁、屠戮平民婦孺、扼殺自由的事情，就因為以色列富有、強大。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沒有資格嘲笑反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因為巴勒斯坦人民好歹都是站著拚命的人，而他們是跪在地上搖尾乞憐的殖人畜生。

總有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拿“先進”、“發達”、“文明”給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國家貼金。似乎隻要“先進”、“發達”、“文明”了，就可以理所當然侵略、壓迫、屠殺“落後”的民族，而“落後”的民族不能反抗，反抗了就是“野蠻”、“邪惡”、“恐怖主義”？

用航母、飛機、大炮、導彈殺人，是“先進”征服“落後”，用石頭去砸坦克、用肉身去堵槍眼、綁上炸藥和敵人同歸於盡，就是“野蠻”對抗“文明”了？就是“恐怖主義”？這是什麽道理？

世界上有著很多弱小、落後、貧困的民族和國家，難道強大就可以任意欺淩弱小，就理所當然可以去屠戮、壓迫、剝削、奴役他人麽？弱小和落後就不配自強和反抗嗎？當年的日本鬼子，也自詡比我們“先進”和“優秀”，“是先進消滅落後”，那麽難道中國就不該反抗侵略嗎？

當年的東北義勇軍、東北抗聯，該不該反抗日本侵略者和他們的“開拓團”?當年全中國的遊擊隊該不該反抗日本鬼子和漢奸偽軍？“先進”難道是侵略和殺戮的遮羞布嗎？

再舉個例子，當年殖民者、傳教士被義和團打了，你們罵義和團野蠻？那麽之前殖民者、傳教士和他們的“教民”不斷蠶食中國人民的土地、虐待殺死無辜的人民，左手捧著經書、右手拿著火槍殺人，就不野蠻了？義和團稍稍一反抗，就成了野蠻了？很多人攻擊義和團，主要攻擊他們“以落後排斥文明”，斷鐵路、斷電線、砸洋貨、攻擊“文明開化”的西方傳教士。

但是要考慮到——他們為什麽會誕生？義和團確實存在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的毛病，但萬事都有個緣由，好端端的溫和怕事的中國老百姓，為什麽不要身家性命，也要去和洋人拚命？

1860年《北京條約》後，西方傳教士就開始深入中國內陸，各處設立教堂，傳播基督教信仰。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傳教喜歡深入基層，紮根到農村，凡有人聚居處，就要建教堂，主動傳教，步步擴張。

建教堂，傳教義，發展教眾，那就要和地方上的百姓、農民爭奪土地和各種權益。教堂的選址，大都是傳教士巧取豪奪的村社土地，而地方官員不敢得罪外國人，一味護短，雙重標準，使得傳教士們有恃無恐，在地方上仗勢欺人。而很多西方國家的冒險家、流氓、強盜、不法之徒，也借著“傳教”的名義，深入中國內陸，橫行無忌。

當時基督教在中國吸納的“教民”入教後，就不再受地方政府管轄，不再向地方政府納稅；傳教士和當地的“教民”、土匪勾結，強占土地、幹涉司法、放貸催債，在地方上形成了強大的宗教勢力，並且強勢插手地方經濟、政治、宗族問題。地方官根本不敢管、不敢問，聽之任之。你想想，大批大批的“洋垃圾”以及“二鬼子”，在中國無視司法，欺男霸女，橫行無忌，還能擁有“超國民待遇”，老百姓怎麽可能不憤怒？

那時候，“教案”頻發，衝突不斷，當地官府隻聽“教民”的陳述，不給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會讓矛盾愈演愈烈。比如“淶水縣教案”，淶水縣當地的村民傳統春節的時候張燈結彩慶祝過年，基督教的“教民”們衝到彩棚裏辱罵當地百姓，打砸過年的彩棚。教民轉頭還誣告百姓，傳教士給官府發文，要求官府“嚴肅處理”，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官府讓當地百姓道歉，還要他們“宴請教民”，甚至逼村民們跪在宴席前認錯，最後還要“賠償一萬兩白銀”。此後，教民更加橫行不法，甚至殺人越貨無所不為，最後，當事人閻老福一怒之下，加入義和團，打死當事教民。

殘暴嗎？殘暴！愚昧嗎？愚昧！文明嗎？不文明！以暴易暴，簡直是個法盲！但是他還有什麽辦法？他隻是一個農民，被逼到絕境裏，他隻能想到這種報複的方法。

義和團戰士有著樸素到簡單粗暴的愛國思想，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布過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汙蔑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汙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占據上海，蹂躪台灣，強迫開放膠州，而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所以，他們要和這些殖民者拚命，曆史也證明，他們其實是對的。

義和團落後、迷信、不先進，是的，沒錯，但他們隻是一群被逼到絕境的農民，他們能怎麽辦？那些“先進”的大人老爺們在山河破碎、國家淪為半殖民地的時候，又做了些什麽？自己不反抗，還怪反抗者“不先進”？先進的反抗者，也是通過一代一代舍生忘死的烈士們拋頭顱、灑熱血鍛煉出來的啊！

先有太平天國，先有義和團，才會有幾十年後那支號堪稱“人類文明之光”的偉大軍隊啊。

請這些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收起那些“高人一等”的傲慢，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成長曆程，有的覺醒得早一點，有的覺醒的慢一點，有的實踐得早一點，有的實踐得慢一點，但麵對殖民侵略者，反抗總比不反抗強，隻要在反抗壓迫，終究都會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信仰共產主義，但正因為信仰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人才清楚地知道，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國情不同，不要總想著用一個萬能的公式去套所有的民族，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

帝國主義“救世主”的傲慢救不了全世界全人類，隻會害人害己，當年蘇聯和美國都曾試圖“解放”阿富汗，蘇聯足夠“先進”吧？他們曾在阿富汗廢除教權、搞男女平等，美國也試圖在阿富汗推廣他們的“美式民主”.......結果呢？阿富汗人民感恩他們嗎？阿富汗人民隻會拿起槍，用十年、二十年的時間，用鮮血和生命去回報那些“發善心”的帝國主義殖民者。帝國主義真的“先進”的話，別從阿富汗跑啊！

這些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屁股永遠坐在強者、壓迫者、帝國主義強盜一邊，腦子打上了思想鋼印，從頭到腳都是皈依者狂熱，整天就是“榮耀屬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

但這些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實際上是不長腦子的，榮譽從來就不會屬於殖民者、壓迫者和帝國主義，人類的曆史如此漫長，中國共產黨隻有百年的鬥爭，放在人類文明史上，不過是短短的一瞬。曆史上靠武力強大便橫行霸道的民族多了去了，活到今天的有幾個？大英帝國、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還強大嗎？還先進嗎？以色列今天強大，明天呢？

現在看到的以色列，當然“先進”，因為它比巴勒斯坦經濟發達、科技先進、武力強大，因為它背後有美國和全世界的猶太財閥撐腰，所以它可以為所欲為，它可以犯下種族主義罪行而不受到懲罰，他們甚至可以堂而皇之講出反人類的言論。

請這些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睜開眼睛，看看巴勒斯坦人被非人對待、被虐待、被屠殺。

這些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從來不批判以色列，哪怕以色列幾十年來都幹著封鎖、圈禁、屠戮平民婦孺、扼殺自由的事情，就因為以色列富有、強大。

這幫虛偽雙標的些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其實一點都不相信他們嘴裏說的“自由”，他們隻是慕強媚上、嫌貧愛富，他們是全人類中最低劣的東西。

這些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沒有資格嘲笑反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因為巴勒斯坦人民好歹都是站著拚命的人，而些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隻是跪在地上搖尾乞憐的殖人畜生。

“趨利避害”，隻是動物性，“舍生取義”，才是人性。

[yongbing1993]

《報複》《允許報複》誰報複誰




最近《報複》在媒體上頻頻出現。

因為《你》先打了《我》，《我》要《報複》你。

有辨解：上次是《你》先打了《我》，《我》再要《報複》你。

有辨解：上上次是《你》先打了《我》，《我》又再要《報複》你。

上 ....上次是《你》先打了《我》，《我》又.....再要《報複》你。

《冤冤相報何時了》。

《問君能有幾多愁》？！

《報複》的理由己足夠，宣戰！開打！強對弱，勝在望。

但別過份！上帝是不是在觀《報複》？！

《報複》正在進行中，又出現了《允許報複》？！

《允許報複》？！是允許誰報複？！是誰又在允許誰報複？！

火上澆油？！《戰爭》不是小孩子玩遊戲？！

《誰》又在允許《誰》報複《誰》？！

反之，《誰》又在允許《誰》報複《誰》？！

為什麽幾千年來《戰爭》不斷，就是因為一直在《報複》和《允許報複》的惡性循環之中。

學學《毛澤東共產黨戰時如何保護平民》！

放下武器的軍人就是平民。和老弱病殘平民百姓一樣的。

《優待俘虜》是毛主席軍事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人民軍隊區別於其他軍隊的重要標誌。

早在井岡山時期，毛主席就著手對工農紅軍進行徹底地改造，清除中國舊軍隊中根深蒂固的軍閥作風，專製作風，封建雇傭軍隊作風，首次為軍隊注入活的靈魂，把工農紅軍改造成一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力量，一支為窮苦人打天下的人民軍隊。那個時候，毛主席開始用民主主義方法“優待俘虜”，讓他們感受到“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向中共中央報告“井岡山的鬥爭”，在介紹“優待俘虜”這一問題時，他寫道：“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願留願去兩種，願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紅軍士兵們對於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歡送，十分熱烈，在每次‘歡送新弟兄大會’上，俘虜兵演說也回報我們以熱烈的感激。醫治敵方傷兵，效力也很大。”

1929年12月，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毛主席為大會所寫的“決議案”（《古田會議決議》）中關於優待俘虜問題寫道：“優待敵方俘虜兵，是對敵軍宣傳的極有效方法。

優待俘虜兵的方法：

第一是不搜檢他們身上的錢和一切物件，過去紅軍士兵搜檢俘虜兵財物的行為要堅決地廢掉。

第二是要以極大的熱情歡迎俘虜兵，使他們感覺得精神上的歡樂，反對給俘虜兵以任何言語上的或行動上的侮辱。

第三是給俘虜兵以和老兵一樣的物質上的平等待遇。

第四是不願留的，在經過宣傳之後，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去，使他們在白軍中散布紅軍的影響， 反對隻貪兵多把不願留的分子勉強地留下來。

以上各項，對於俘虜過來的官長，除特殊情況外完全適用；醫治敵方傷兵，亦是對敵軍宣傳的極有效方法。對於敵方傷兵的醫治和發錢要完全和紅軍的傷兵一樣，並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 把上好了藥發給了錢的傷兵送返敵軍。對待敵方受傷官長亦然。”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西之後，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在富縣直羅鎮進行了一場重要的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圍剿。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紅一方麵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對這次戰役進行了總結，分析了目前的形勢，提出了新的任務要求，其中一項要求是“猛烈破壞敵軍”，辦法之一是“優待俘虜”，他說：“一經繳了槍，不但一概不殺，而且要優待他們，不捆綁（除必要時），不剝衣，不打罵，經過保衛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響白軍官長同我們聯合抗日。至於俘虜士兵則要十分優待， 不論戰場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經繳槍就要把他們當弟兄看待，嚴禁報複行動。”

1935年11月26日，毛主席給東北軍將領第五十七軍軍長董英斌寫信，申明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也不打東北軍，並指出對待東北軍俘虜的優待政策：“紅軍優待東北軍官兵，不但一律不殺，且分別任職或資遣回隊， 負傷官兵均照紅軍傷員一體醫治。”

1936年7月16日，毛主席跟首位到保安采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問題，對於對日軍俘虜的政策問題，他說：“被我們俘虜和解除武裝的日軍官兵將受到優待。我們不會殺死他們，而是會像兄弟那樣對待他們。我們將采取一切措施使得與我們並無衝突的日本無產階級出身的士兵站起來反對他們自己的法西斯壓迫者。我們的口號將是：‘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壓迫者法西斯頭子”。反法西斯的日本軍隊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1937年10月25日，毛主席接受了英國記者貝特蘭采訪，他指出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原則之一是“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貝特蘭懷疑對日軍俘虜優待不一定有效，因為釋放回去後日方就把他們殺了，日軍全部並不知道八路軍優待俘虜政策的意義，針對他的疑回，毛主席說：“他們越殺得多，就越引起日軍士兵同情於華軍。這種事瞞不了士兵群眾的眼睛。我們的這種政策是堅持的，例如日軍現已公開聲言要對八路軍施放毒氣，即使他們這樣做，我們寬待俘虜的政策仍然不變。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幹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釋放他們回去。有些不願回去的，可在八路軍服務。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1938年1月11日，《解放》雜誌發表毛主席所著《遊擊戰爭》中的基本戰術——襲擊，共論述了十八條襲擊之法，關於襲擊後的動作之一處置俘虜問題，他寫道：“在離自己根據地或抗日正規軍不遠時，則將俘虜全部押送後方或交給正規軍去處理。不然，則問明情況，給以適當宣傳後立即釋放，嚴禁殺害俘虜，僅對民眾痛惡的漢奸首領可以在民眾要求之下處決之。就是有時俘虜不願跟著遊擊隊走，亦隻應解除武裝將他釋放。須知殺害俘虜隻足增強敵人戰鬥力，於抗日戰爭是完全不利的。但在釋放俘虜時，要注意保守自己行動的秘密，為達此目的，應把俘虜事先放走，而把沒有走的關在一個房子內，使其不能看到遊擊隊退去的方向。”

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講演，即“論持久戰”，其中指出要破壞日軍的長處“組織性”，破壞的方法是政治上的爭取，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他說：“對於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

1940年10月18日，毛主席發布命令“對待反共派俘虜的政策”，命令要求：“任何國內反共派向我進攻被我捕獲之俘虜官兵、偵探人員、特務人員及叛徒分子，不論如何反動與罪大惡極，原則上一概不準殺害。這一政策是孤立與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應使全黨全軍從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處置辦法，凡反動分子及無用人員則優待釋放之，凡可參加我軍的士兵及有用人員則收留之，一律不準加以侮辱（如打罵及寫悔過書等）或報複。”

[yongbing1993]

上帝是會保護平民們自己的軍隊




拜登以慣常的結束語結束了他的演講：“願上帝保佑你們所有人，願上帝保護我們的軍隊。”當地時間10月19日晚，美國總統喬·拜登在其任期內，第二次於橢圓形辦公室向全美國發表講話。

現年80歲的拜登的此次講話，針對的是目前的國際形勢，包括巴以衝突以及俄烏問題，並沒有提及美國國內的事務，不過他倒是向國會發出了緊急預算請求，以支持以色列和烏克蘭，稱“這是一項明智的投資，將為美國幾代人的安全帶來紅利。”

據悉，拜登正在向國會申請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幫助以色列和烏克蘭，其中的600億美元給烏克蘭，但據悉這一提議已經在國會山遭到了抵製。

拜登的講話持續了大約15分鍾的時間，他首先講述了自己的以色列之行，稱在那裏有“1300多人被屠殺，其中包括32名美國公民”。他還毫不含糊地強調稱，加沙醫院的爆炸不是以色列人所為。此外他還表示說：“哈馬斯並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哈馬斯利用巴勒斯坦人作為人盾，無辜的巴勒斯坦家庭因此遭受巨大痛苦。”

拜登堅稱“我們不能放棄和平”，同時也把在國際大環境下越發尷尬的美國捧得很高，“仍然是世界的燈塔，仍然，”他這樣強調說道。

最後拜登以慣常的結束語結束了他的演講：“願上帝保佑你們所有人，願上帝保護我們的軍隊。”
　　
拜登在結語時特別提到了“我們的軍隊”，但就在當天早些時候，白宮在自家官方媒體上的一張曬照，卻被批將美國士兵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白宮發布了一張拜登在以色列和正在那裏執行任務的“美國陸軍精銳特種部隊”成員同框的照片。值得注意的是，發布的時候照片中的特種部隊成員的臉部並沒有被遮擋，全都是清晰可見的。“在以色列，拜登總統會見了急救人員，感謝他們的勇敢以及他們為應對哈馬斯襲擊所做的工作。”

據福克斯的報道稱，照片在發布大約1個小時後才被刪除，而當時該帖子已經獲得了數十萬的瀏覽量。

通常情況下，出於安全和戰術的考慮，美國國防部會將精銳部隊的士兵的容貌進行模糊化處理，以保護他們的身份。而白宮如此大剌剌地曬出這些人的真容，顯然是欠考慮了。

白宮在意識到錯誤後刪除了照片，並就這一事件表達了歉意，“我們一注意到此事，就立即刪除了這張照片。我們對這個錯誤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任何問題表示遺憾。”

目前網路上已經見不到原本的照片了，而刊登這件事的媒體，也將那幾位特種部隊士兵的容貌進行了遮擋。

不過這也還是引發擔憂，一些批評者認為這可能為時已晚了，因為敵對方可能已經保留了那些士兵的照片，並對他們進行“人肉搜索”。

而共和黨人更是借此對拜登政府進行猛烈地抨擊，眾議員戴安娜·哈什巴格稱其為“嚴重無能”。

至於美國的特種部隊為何會在以色列，五角大樓發言人表示說：“我們正在向以色列人提供與解救人質有關的規劃和情報支持。這就是我現在能夠提供的範圍。”

按照白宮方麵的說法，哈馬斯在加沙扣押的150多名人質中，有“一小部分”美國人質。

“願上帝保佑你們所有人，願上帝保護我們的軍隊。”願上帝保佑你們所有人？顯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所有平民》。而願上帝保護我們的軍隊才是真話。如何才能真正保護大多數善良的平民呢？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是這樣做的。毛澤東不相信西方的《神》即上帝。毛澤東心中的《神》即上帝是《平民百姓》，是放下武器的所有喜良的軍人亦是平民。下麵是毛澤東的成功了的社會實踐。例如：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關於鋤奸政策方麵要求：“對敵軍、偽軍、反共軍的俘虜，除為群眾所痛惡、非殺不可而又經過上級批準的人以外，應一律采取釋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參加、多少帶有革命性的分子，應大批地爭取為我軍服務，其他則一律釋放；如其再來，則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財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誠懇和氣的態度對待之。不論他們如何反動，均取這種政策。這對於孤立反動營壘，是非常有效的。”

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大兵團作戰和大規模運動戰需要，毛主席提出了各部隊從根本上改變依靠後方接濟的思想，樹立“無後方作戰”思想，人員、糧食、彈藥、被服等一切從敵軍、敵區取給，在兵員補給方麵，當時采取了一個普遍的做法：即俘即補。即將俘虜兵立即轉變為解放軍，迅速補充部隊戰鬥減員，壯大隊伍規模。

1947年10月11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給各戰略區首長的電話，介紹西北戰場作戰經驗，要求各區學習西北戰場無後方作戰經驗，他寫道：“七個月作戰，未補解放區新兵，補的都是俘虜，即俘即補。七個月中沒有作過一次超過兩星期的正式整訓，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行軍作戰中。然而，我軍戰鬥意誌極其堅強，士氣極其 高漲，裝備火力大大增強，人員因有俘虜補充，亦比三月開始作戰時略有增加。”

1947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對晉綏平劇院演出隊發表講話，指出要“接受舊的藝術，還要創造新的藝術”，他以自衛戰爭中我軍依靠國民黨區解放軍需來說明這一問題，他舉例說：“一年多的自衛戰爭，我們已消滅敵人一百六十多萬，其中俘敵一百零幾萬。我們打仗，部隊主要是靠俘虜來的蔣軍士兵補充，槍炮子彈也主要靠國民黨運送，我們沒有大的兵工廠。 過去吃穿供給是靠解放區內部解決，現在還要靠國民黨區來解決，如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地區、陳謝大軍在伏牛山地區打仗，人員、槍炮、子彈都是從敵人那裏來的。這是我們解放軍擴大隊伍的一個特點。這是世界上任何軍隊所少有的，而我們一貫就是用這個老法子。”

194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們的俘虜政策是成功的，他說：“對放下武器的國民黨士兵，一個不殺，其中大部分可以參加我們的部隊，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國民黨軍官，經過改造可以為我們所用。蔣介石搞關門主義，我們放回去的國民黨軍官他也不敢用。我們比他膽大，對他的軍官，一部分大膽地用，大部分放回去。放的時候和他訂個條件，要他出去做工作，隻要做一點工作，對我們就有幫助。比如打宜川時，有個被俘的軍官在廣播中對國民黨軍講話，說他可以‘保證繳槍不殺’。國民黨軍隊的官兵很注意聽我們的廣播， 們的廣播威信大得很。可見，俘虜政策很重要。”

毛主席對俘虜政策的看重，甚至與取得天下聯係了起來，他說：“隻要我們的政策正確，依靠貧雇農，緊緊地團結中農，保護工商業、中等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利益，不殺俘虜官兵，這個天下我們就可以得到。”

解放戰爭後期，隨著戰役規模的不斷擴大，國民黨俘虜的數量也大量增加，俘虜的增加沒有成為負擔，而簡直成了解放軍的“寶貝”，在淮海戰役打響前的準備工作中，有俘虜三萬餘人被撥補全軍人數最感不足的各個縱隊。

1948年10月10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召開九月會議的通知，通知中提供了這樣的數據，解放戰爭兩年內，溶化了大約八十萬左右從國民黨軍隊來的俘虜兵，使他們變為解放戰士，掉轉槍口打國民黨。對於今後戰果的預測，他說：“我軍現有二百八十萬人，今後三年準備收容俘虜參加我軍一百七十萬人（以占俘虜全數百分之六十計算），動員農民參軍二百萬人，除去消耗，五年作戰結果，我軍可能接近五百萬人。如果五年作戰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就可以說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已經從根本上被我們打倒了。”在毛主席的眼裏，國民黨俘虜儼然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有生力量”。

1948年11月7日，毛主席為中央軍委起草給參加淮海戰役的化東野戰軍的命令，要求連續作戰殲滅大量敵人，對各作戰部隊隨戰隨補，隨補隨戰，使部隊經常保有充足的兵員和旺勱的士氣，命令還要求：“應將後方補訓兵團移到接近戰場的位置，以便將已經訓練好的新兵及俘虜能夠迅速補充部隊，同時將此次戰役中所獲俘虜迅速接收訓練及補充部隊。”

1949年10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軍委第一次會議，談到部隊民主的作用時，他舉了淮海戰役時的“即俘即補”為例，他說：“淮海戰役時，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補、即戰。現陳粟部隊百分之八十是俘虜成分。他們都堅決作戰，全靠我們的革命精神，同他們互親互愛。”

1950年12月3日，毛主席與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會談，在跟金日成講政策問題時，指出政策對不對將影響一切關係，在對敵關係方麵，他說：“在戰場上是要堅決消滅敵人的，但敵人一經放下武器，便應寬待俘虜，有時還須釋放幾個軍官，以利瓦解敵人。”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演，對於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問題，他主張“少殺”，他說：“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殺了他們，你得一個殺俘虜的名聲，殺俘虜曆來是名聲不好的。”

毛主席的“優待俘虜”政策是他的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是一條了不起的“中國經驗”，是他“得天下”的一個法寶。

1960年9月30日，毛主席會見阿爾及利來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向他特別介紹了戰爭中通過優待俘虜瓦解敵人的經驗，他說：“我們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曾經吃過大敗仗，三十萬軍隊剩下了二萬多，後來轉變了，這主要是個政策問題。與其說我們打的是軍事戰，還不如說打的是政治戰，因而注意政策問題很必要。這裏，重要的是如何團結自己、爭取多數、瓦解敵人的問題。我們過去的政策是打擊麵隻有百分之五，一般不超過百分之八。我們同日本人打了八年，抓到的日本人一個不殺，不但不殺，而且不虐待、不侮辱他們，也不拿他們的東西，而是加以教育。建議你們的打擊麵也不要太大，大概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就好，不管是對法國人還是對阿爾及利亞人都是如此。對抓到的法國人需要多進行工作，每年抓到幾百幾千，教育好了的放回去，沒有教育好的留下來繼續教育，分批放回去。當然，放回去的有的還要來打，那就抓了來再放回去，第三次抓了來再放回去。這樣，慢慢地就建立了信任，再上戰場他們就會交槍的。”

阿巴斯回去後非常重視毛主席向他介紹的不殺俘虜的經驗，他在接受法新社記者采訪的時候特別說起毛主席規勸他不殺俘虜的政策，說這對於瓦解敵軍有很大的效力，這篇采訪稿曾經登在《參考資料》上，毛主席想找來看一下，結果也沒有找到。

1960年11月19日，毛主席會見由國家銀行長長格瓦拉率領的古巴革命政府經濟代表團，會談期間，格瓦拉說：“毛主席著作中有一點菲德爾看出來了是很重要的，我最初沒有看出來，這就是優待俘虜。注意了這一點，很起作用。”毛主席回答說：“這是瓦解敵軍的辦法。”

1962年3月22日，毛主席在聽取公安工作匯報的時候，提出要少殺人，他說：“唐德宗派李朔去打吳元濟，李朔對俘虜都不殺，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o 我同羅瑞卿談過，抓住國民黨的特務，都不要殺，送回香港。送出去後，無非是罵我們或者再派進來，再來就再抓再放，七擒七縱。”

1965年8月25日，毛主席會見剛果(利)革命最高委員會代表團，談到不殺俘虜問題，他說:“你們不要殺俘虜，殺俘虜不好。我們也殺過，殺過敵人的將軍，如張輝瓚。從這以後我們就不殺俘虜。殺沒有好處，不能瓦解敵人。”

1965年12月11日，毛主席會見老撾人民黨代表團，指出要爭取群眾，優待俘虜，他說：“不論什麽國家的兵士都是勞動人民，要爭取他們的士兵。可以做些工作，優待俘虜，好的可以留下來，參加我們的軍隊；不願留的，可以放回去，做些瓦解工作。不要虐待俘虜，要寬待他們，包括軍官在內。幫助他們‘洗腦筋’，不願洗的頑固派，也可放他走，無非是第二次再來打我們。第二次抓到了，還可以再釋放。”

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同江青談黨的文藝政策調整問題，期間談到了曆史，談到了俘虜問題，他說：“釋放俘虜放得好，國民黨怕得很。”

1975年12月31日，毛主席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維，說起階級鬥爭的問題時，他說：“國民黨過去的黨、政、軍、特人員，戰爭中俘虜的，現在都把他們赦免了，給他們公民權。”

戴維說:“從你們的革命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靈魂是不能拯救的。”

戴維的這句話，碰觸到了毛主席思想的本源。毛主席的“優待俘虜”，是一種偉大的軍事思想，也是一種偉大的政治思想，更是一種偉大的濟世思想，他拯救的不僅是一個個生命，更是一顆顆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