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你若犯我和我必犯你

毛澤東：你若犯我和我必犯你

 

毛澤東經常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對待階級敵人的原則。毛澤東在國民黨內當官時就已經敏銳地警覺到國民黨內右派反共不斷在發展，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的態度在發生變化。毛澤東說：“我們要阻止妥協磨擦危險傾向的發展，主要方針是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爭取中央軍，發展八路軍遊擊隊。”毛澤東說：隻要我們有力量造成抗戰的局麵，就能逼迫蔣介石不得不繼續抗戰。

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演，提醒大家在反對民族投降活動的同時要注意反對黨內的階級投降主義。毛澤東說：最近為止，我們得了許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冊子發給國民黨黨員，要防止共產黨，而且要采取攻勢。什麽叫防止？就是不讓共產黨發展。什麽叫攻勢呢？就是他們提出的“一個黨、一個主義、溶共”的政策，就是說要取消共產黨、溶化共產黨、取消共產主義，毛澤東說：“統一戰線又講親愛、講團結，另一方麵又要鬥爭。”、“古時人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裏有鬥爭。”、“我們對無理之話一定要反對，因為它是真正破壞統一戰線的。”毛澤東在講演的最後說：對國民黨的磨擦，“我們有兩條原則：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說人家不搗亂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條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一原則要抓得緊，一定要有勁。”、“這樣，才能真正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隻有這樣，才能戰勝日寇”。

對蔣介石正在日益加強的防共反共活動，毛澤東主張進行必要而適度的反擊。當時，因國民黨五中全會對民主民生問題一無表示，對共產黨態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對共產黨八路軍解放邊區采取進攻方針，並增加磨擦對抗，對前次參政會決議也未見實行，因此，共產黨參政員對本次會議宜采取較冷淡態度，以促蔣及國民黨反省。

毛澤東在抗戰以來早已一再說過，共產主義是在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階段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曆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和民主革命主義，這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根本理由。中國共產黨正是在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國民黨部分地實現了民族主義，表現在實行了對日抗戰，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沒有實行。這些，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當局對待“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不同態度說清楚了。

針對黨內一些人的糊塗觀念，毛澤東又提出，蔣介石用三民主義來同我們鬥爭，“我們抓住三民主義，用三民主義壓倒他們”。毛澤東多次到中央黨校等部門講演，說明國共兩黨對待三民主義是有區別的。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實行的是三民主義，將來是社會主義，一定要把三民主義（現在的）變為社會主義（將來的），這一條我們不能放棄也不應該放棄。我們跟友黨講親愛，講團結，這是對的，而同時要大大發展我們的黨，不要因講親愛、團結而放棄了自己的任務。”毛澤東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三民主義是到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經之路一樣，現在我們實行三民主義，哪個說我們將來不實行社會主義？”

蔣介石借孫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紀念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布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規定它的共同目標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誌集中、力量集中”。這其實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變相提法，是為了對付共產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毛澤東提出要“利用他們的東西來反對他們，壓倒他們”。

毛澤東出席延安活動分子會議，作《關於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問題》的報告。毛澤東說：“共產黨是曆來號召全國總動員的。”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有積極的東西，也有消極的地方。一方麵號召全國人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麵是對付共產黨的。”我們的任務是“要使它得到一個正確的方針，使它有利於‘打日本，救中國’”。

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門外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及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的講演。說：“大家宣誓：反對漢奸，擁護抗戰，集中力量，集中意誌！幹什麽呢？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我們中國在危難之中挽救過來，改造過來，變成一個新中國。”、“我們要打到什麽程度呢？要打到鴨綠江邊！要收複一切失地！不達目的，決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黨政軍民，各機關，各學校，在這裏開會，舉行宣誓，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綱領，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一定要打倒我們的敵人，一定要建設我們的新中國！”

毛澤東強調指出：“汪精衛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漢奸陣線上去，集中到降日陣線上去，行不行呢？萬萬不行的！有些搗亂分子、磨擦專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對不對呢？完全不對的。所以一切意誌要完全集中在最後勝利一點，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處，決不能夠違反。有違反的就要反對，就要打倒”。毛澤東接過蔣介石提出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口號，來揭露和批評他。

隨著國民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的頒布，國內政治形勢一天天惡化。在河北、山東、陝甘寧邊區等地，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不斷製造同八路軍的軍事磨擦，事件層出不窮，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斷傳來。事態越來越嚴重。一味退讓，隻能使對方更加得寸進尺，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因此，毛澤東在這年年初已經提出反磨擦的問題。

毛澤東說：大革命的“亡黨之痛”提醒我們，“要國民黨進步，沒鬥爭是不行的”。毛澤東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但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在行動上仍采取十分克製的態度。毛澤東指示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等盡量通過談判來妥善處理與頑固派的磨擦問題，以維護團結抗日的局麵。

那時，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是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磨擦事件的重點地區。蔣介石國民黨派了十九個步兵軍和兩個騎兵軍，還有三個保安旅和十七個保安隊，共約四十萬人對邊區進行包圍與封鎖。他們還向邊區許多縣派去國民黨的縣長、縣黨部和保安隊。

毛澤東在一封電文中曾描述道：“謀我者處心積慮，百計並施，點線工作布於內，武裝摧毀發於外，造作謠言，則有千百件之情報，實行破壞，則有無數隊之特工。”這一切，迫使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認真對付。

當年擔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的蕭勁光在回憶錄中說：“陝甘寧邊區的整個反磨擦鬥爭，自始至終都是在黨中央，特別是在毛澤東同誌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毛澤東對鬥爭情況了如指掌，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毛澤東善於把高度的原則性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毛澤東善於從鬥爭實踐中，及時發現和提出問題，及時歸納、總結經驗，並及時提醒我們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許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鬥爭原則，黨中央、毛澤東同誌雖然是隨著鬥爭的發展到後來才陸續向全黨提出來的，但對我們來說，卻是一開始就從黨中央領導同誌的言傳身教中貫徹了這些思想和原則的基本精神的。”那時，以蕭勁光的名義發給蔣介石、胡宗南以至國民黨的師長、專員的電文聲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不少還是他親自起草的。

蕭勁光回憶毛澤東在修改時字斟句酌、煞費苦心的狀況時說：“毛澤東同誌在修改電文時，多次加了這樣一些話：‘邊區二十三縣範圍為蔣委員長所指定’，我軍‘對原定二十三縣並未越出雷池一步’。這樣寫理由很充分。邊區二十三縣是你老蔣親口承認，又經過國民黨的正式會議討論才決定下來的。現在你又派兵來侵占，出爾反爾，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卻視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克製態度為軟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國民黨在河北的“磨擦專家”、河北民軍總指揮（以後又任命他為河北省政府民政廳長）張蔭梧公開叫嚷：“八路軍怕統一戰線破裂，我們無論怎樣做，進攻是沒有問題的。”他乘八路軍反擊日軍“掃蕩”的機會，從背後偷襲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殘酷殺害八路軍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又包圍湖南平江嘉義鎮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殺害通訊處負責人、新四軍上校參議塗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六人。毛澤東得到報告後義憤填膺地說：“這樣的事如果不加製止，中國就會在這些反動派手裏滅亡。”

麵對步步進逼的這種橫逆，中國共產黨人已無法繼續退讓，否則，敵後抗戰的成果會重新喪失，抗戰大局會遭到嚴重破壞。

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反對投降問題的報告。他指出：抗戰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鞏固發展的。國民黨存在投降與繼續抗戰的兩種可能性，中國共產黨要從壞的可能性作準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沒有準備。“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對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但他還是強調：“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

中共中央發表由毛澤東、博古改定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宣言》中明確地提出了三條中心口號：“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縣、區長聯席會議上作報告，提出“保衛邊區”的任務。他說：“現在有些頑固分子，他們講磨擦。他們說要把我們的邊區磨掉。我們呢？我們說要把邊區保衛起來。過去是創造邊區，現在是要保衛邊區。”“因為頑固分子他死頑固，他磨擦來，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會愈磨愈凶起來。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頭上打了一下，使他的頭不敢再鑽進來。他就想一想，還是不磨吧，講親愛。這個時候我們也同他講親愛，請他喝茶，大家講和平。所以磨擦是對付頑固分子，結果還是講親愛。但是有一個原則，我們不要先打人，人家打來了，我也打過去。磨擦的最後目的是講和，磨擦是講和的最好辦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從前十年內戰一樣呢？那我們也不讚成那樣搞的。”

毛澤東會見隨同北路慰勞團來延安的中央社記者劉尊棋、《掃蕩報》記者耿堅白和《新民報》記者張西洛。當記者問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時，毛澤東回答：“我以為，相持階段是有條件地到來了。”當然，“說敵人的大規模戰略進攻和我們的戰略退卻在一定條件下基本上已經停止，並不是說一切進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卻的可能都沒有了”。

當記者問到所謂“限製異黨”也就是各地磨擦的問題時，毛澤東激動起來了。毛澤東說：“共同抗日的黨派就是友黨，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限製’”。“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

由於記者問到共產黨對待所謂磨擦的態度，毛澤東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麵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

在這一年的早些時間，毛澤東已經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原則，但那是在內部講的，這一次是通過答三位記者問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國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態度，同時說明這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

談話最後，毛澤東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號用更簡潔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三大政治口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期的基本口號，在全國產生廣泛的影響，幫助許多人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政治局勢中正在步步上升的嚴重危機和分清是非的標準。

這在現如今外交戰線上的鬥爭也是一樣的。現今中國走資資派特色政府放棄了這個原則，所以處處受壓迫也就不奇怪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原則，適用於對待死不改悔的階級敵人和一切外來入侵者犯中華民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