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當付總理古今中外獨一無二

農民當付總理古今中外獨一無二

 

 

陳永貴常說：“今後，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農民當付總理》，古代沒有，今天沒有，走資派特色政府中沒有，外國也沒見過。隻有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出現過，不但是農民，還有工人，基層的士兵和社區工作者和知識分子。

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卻讓毛主席對他青睞有加。在天安門上，毛主席問：“永貴呢？永貴在哪”？在會議上，毛主席又問：“我怎麽也找不見永貴”。在宴會上，毛主席還是會問：“永貴呢？永貴坐到我的身邊來。”是什麽樣的人能讓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將他常常掛在嘴邊？當然是為革命事業做過突出貢獻的人，能為全國人民謀福利的人，中國共產黨中優秀的黨員，政治清廉的官員，光明正大的付總理，這個人正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中的中央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麵對誇獎他總是笑笑搖頭說“我就是一個平凡農民，隻是把該做的事做了而已”。他是一個農民不假，但做的事可以平凡而偉大的，以至於毛主席到了哪裏都要找到陳永貴，與他握手、相互交流。

毛主席說陳永貴雖為中央官員，卻永遠是農民的模樣，這說明他是一個沒有脫離群眾的好幹部，是值得學習的榜樣。那麽陳永貴的一生都有哪些傳奇經曆呢？又是什麽影響他不斷進步，最終被黨中央委任為副總理的職務呢？

陳永貴出身貧苦，他是在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之後，獲得解放的，因此，他打心眼裏熱愛毛澤東，一心一意聽毛澤東的話，跟共產黨走。他當上大寨的黨支部書記後，一直按照黨的指示工作，而且，由於他有一定的政治頭腦，組織能力強，工作上辦法多，對自己要求又嚴格，因此，他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幾乎每項工作都能夠帶領群眾幹出成績來。中央號召農村搞合作社時，陳永貴率領大寨部分農民於1952年建立了合作社。1956年，中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高潮。在全國普遍試辦高級社的時候，大寨成立了高級社。

作為大寨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既有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又能夠在生產勞動中處處帶頭苦幹，因此大寨大隊的黨員和群眾都聽他的。在他的領導下，大寨大隊的生產每年都有新的發展，集體經濟越來越鞏固，群眾的生活水平也穩步提高。但陳永貴並不滿足於這些。他在帶領大寨農民整修土地，建設穩產高產梯田的過程中，摸索出一套農業生產管理製度，同時，還總結出一套通過做思想工作，發揮黨員模範帶頭作用，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黨支部工作經驗。這些製度和經驗，在當時的中國農村來說，確實是鳳毛麟角，也確實是先進的。

於是，山西省委決定，在全省宣傳陳永貴這個典型，推廣大寨的生產管理經驗。這樣，在上世紀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個學習陳永貴、學習大寨大隊經驗的高潮。

1963年夏，大寨大隊遭遇特大洪水。嚴重的自然災害給大寨大隊帶來了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大批社員房屋被衝毀，70%的農民無家可歸。尤其嚴重的是：陳永貴帶領大寨農民辛辛苦苦幹了十幾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衝垮，莊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衝走。這時，許多社員都失去了信心，他們找到陳永貴說，地衝垮了，房子也衝毀了，咋辦呀。陳永貴信心十足地說：咱們人沒有少一個，人還在，這就是勝利。隻要人還在，地衝垮了可以重修，房子衝垮了可以重建。山西省委和晉中地委得知大寨受災的嚴重情況後，十分重視。山西省委決定從國庫中調出一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從地方財政上再撥一部分救濟款，扶持大寨大隊。

但出乎山西省委和晉中地委負責人意料之外的是，當救濟物資正要發下去之時，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全體黨員得知消息後，做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決定，即：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當年社員口糧不少、社員收入不少、上交國家的統購糧不少。當時，山西省委和晉中地委很多幹部不相信大寨大隊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幹部認為陳永貴和大寨大隊黨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陳永貴和大寨大隊黨支部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作出了回答。

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隊的社員在陳永貴的帶領下，以極高的幹勁，搶修梯田，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苦幹，大寨在大災之年奪得了大豐收。1963年糧食產量不但沒少，反而比上年增產，平均畝產達到700多斤，總產量達到了20多萬斤，不僅社員的口糧充足，還上交給國家12萬斤糧食。被大水衝毀的房屋重建後，反而比原來的更好。社員們對大寨黨支部十分信任和擁護，他們集體主義觀念更強了。這確實是創造了一個奇跡。

1964年初，《人民日報》發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訊報道，配發了社論。這樣，北京也知道了陳永貴和大寨的事跡。中共北京市委還請陳永貴去介紹經驗。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應邀去北京在人民大會堂向數千名幹部介紹大寨的經驗。他沒有任何稿子，卻毫不怯場，往那裏一坐就開講。而且，聽眾發現，這個農民幹部講話時，口齒清晰、條理清楚，講話充滿了辯證法，有很高的政治水平。陳永貴的講話折服了北京市的幾千名幹部，他們聽了陳永貴的報告後，專門組織了學習和討論，有的人還寫了很長的心得和筆記。

但是，此時忙於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毛澤東並沒有聽說陳永貴這個人。1964年3月27日，毛澤東南下了解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28日毛澤東到達河北省邯鄲市，在那裏他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請到專列上，聽取他們的匯報。陶魯笳在向毛澤東匯報時專門提到了陳永貴。他是在向毛澤東匯報農村“五反”情況時提到陳永貴的。當時毛澤東特別關心農村“五反”情況，關心農村幹部不參加勞動，反而拿高工分，從而和社員的收入出現較大差別的問題。

陶魯笳在回答毛澤東這方麵提問時說，我們山西省有一個大寨，那裏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經驗好。接著，他向毛澤東匯報說，大寨的幹部在陳永貴帶領下，堅持政治掛帥，始終堅持在生產第一線參加勞動，管理上也有一套辦法，有製度，不繁瑣，幹部工分與社員工分有差別但不懸殊，防止了高工分現象。陶魯笳還特別提到：關於陳永貴和大寨的事跡，前一段時間《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大寨之路》，還配發了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陳永貴也被北京市委請到人民大會堂向幾千名幹部介紹了大寨的經驗。陶魯笳的匯報，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說：《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北京市委請陳永貴來講，我也不知道。你們現在有沒有關於陳永貴的材料？陶魯笳回答說：有，回頭送給主席。

毛澤東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字不識字？陶魯笳拿起筆來，給毛澤東寫下了陳永貴三個字後，毛澤東又拿起毛筆，在紙上寫下了陳永貴三個字。陶魯笳告訴毛澤東，陳永貴從小沒有上過學，本來不識字，但他十分刻苦，繁重勞動之後，堅持自學，現在已經能夠看報紙，還能借助字典讀《毛澤東選集》。陳永貴雖然文化不高，但講話卻有條有理，充滿了辯證法，引用的例子都是人們生活特別是農民生產生活中常見的例子，很能說服人，趙樹理聽了他的報告後說，陳永貴的講話水平高，有辯證法。陳永貴的事跡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毛澤東明顯表示出對陳永貴的好感來。毛澤東對陶魯笳說，窮山溝裏出人才，出好文章。唐朝有一個大學問家叫柳宗元，是山西人，在我的家鄉湖南做官，他做官的地方也是山區，他寫過很多好文章。接著，毛澤東叮囑陶魯笳，一定要把陳永貴的材料送給我。毛澤東聽完山西、河北兩省匯報後，繼續南下，在途中，他給周恩來打電話，請他注意一下陳永貴和大寨的經驗材料。

自從聽了陶魯笳的匯報後，毛澤東對陳永貴的事跡十分關注。他到南京後，一直對身邊工作人員和各地幹部提起陳永貴的事跡。他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的前途命運的角度思考了很多。他對陳永貴事跡的肯定，不限於表麵的對一個勞動模範事跡的稱讚，而是考慮得更深。他首先考慮的是陳永貴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在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情況下，這種精神顯得特別寶貴。

毛澤東在南京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匯報時，第一次在會議上公開肯定陳永貴和大寨。他說：“山西有一個陳永貴當黨支部書記的大寨大隊，陳永貴領導的大寨大隊，就有一種精神，他那裏就能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此時毛澤東考慮陳永貴的事跡，更多是著眼於陳永貴帶頭參加勞動，不搞特殊化，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的角度。毛澤東認為，這是解決幹部脫離群眾的好辦法。隻有這樣，中國的幹部才不會變成修正主義者。中國才會防止出修正主義。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71歲生日，毛澤東用自己的錢，請一些人在人民大會堂吃飯。在毛澤東請的人中，有一些大區書記，也有一些中央高級幹部，更特別的是，有許多全國勞動模範，其中就有當時是全國勞動模範的陳永貴。宴會之前，毛澤東就向周恩來交待，一定要請到陳永貴，我要和他見麵，和他談一談。當天中午，陳永貴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來到人民大會堂。這天，陳永貴在黑棉襖外麵套了一件稍微新一點的黑布對襟夾衣，頭上裹著白毛巾。毛澤東見陳永貴來了，立即走上前與他握手。

陳永貴見了毛澤東，一時說不出話來，隻是咧著嘴笑。毛澤東熱情地請他在自己身邊落座。席間，毛澤東與陳永貴說了許多話。他對陳永貴說：你是農業專家啊！陳永貴沒有聽懂毛澤東的湖南話，周恩來替毛澤東翻譯後，陳永貴連連搖頭，說自己不是專家。毛澤東問陳永貴多大年齡了？陳永貴說：50啦。毛澤東笑道：50而知天命喲。陳永貴隻是笑，沒有回答。

毛澤東特別詢問了陳永貴的生活情況、身體情況、家庭情況，這使陳永貴深受感動。毛澤東還向在座的人介紹陳永貴，並且說：“陳永貴有實踐經驗，有知識，他才是真有辯證法，他是聰明的，而我們的大學裏讀的那些書，越讀越蠢。我們的一些幹部脫離群眾，就很蠢，就沒有陳永貴這樣的水平。”

毛澤東對陳永貴說，你能看報紙，能讀書了，這很好，不過，還要繼續努力學習，把你的經驗總結起來，教給我們的同誌，教給我們的高級幹部，讓他們也多懂得一些辯證法。毛澤東還說，你要繼續保持艱苦樸素、密切聯係群眾的作風，保持勞動人民本色。他還說，大寨要搞科學種田，提高產量，給全國帶個頭。陳永貴向毛澤東表示，要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奮鬥到底。

毛澤東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十分重視結合讀這本書來研究蘇聯變修的問題。他形成了這樣的認識：蘇聯變修，是因為人民沒有真正的管理國家的權力，在蘇聯，法律和各種文件在表麵上說，工人是企業的主人，但是，在企業裏，工人隻是被管理者，說話不算數，沒有管理企業的權力；表麵上農民是農莊的主人，但是，農民隻是勞動，沒有管理集體農莊的權力；表麵上，士兵是軍隊的主體，但士兵隻能服從命令，沒有管理軍隊的權力。

總之，在蘇聯，人民實際上沒有權力，公民不是國家的主人。這是蘇聯變修的根本原因。中國要防止蹈蘇聯的覆轍，就要采取新辦法。新辦法之一，就是幹部要參加勞動，不搞特殊化，而工人、農民要參加國家的管理。當時，一個特殊的計劃在毛澤東頭腦中形成：把一批優秀的工人、農民提拔起來，擔任重要領導職務，這些幹部不脫離生產或者半脫產，能夠參加國家各領域的管理，以此給全國樹立一個樣子，在全國造成一個選拔工農幹部走上領導崗位，參加國家管理的風氣，最後形成一種製度，將此作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

陳永貴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當山西省形成奪權之風時，作為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陳永貴，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1967年2月，陳永貴領導了昔陽縣的“奪權”，成為昔陽縣的最高領導人。後來，當晉中地區成立革命委員會時，陳永貴又成為晉中地區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對陳永貴的表現，毛澤東是一直關注的，他看到，陳永貴擁護“文化大革命”，並且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他當上縣和地區一級領導後，仍然抓生產，那裏的局勢也平穩，並沒有發生大規模武鬥事件，一些老幹部也結合進了領導班子，這正符合他關於搞“文化大革命”的預想。看到這些，毛澤東對陳永貴更加賞識了。

1975年1月13日，四屆人大任命周恩來為總理，同時任命副總理12人，陳永貴在12位副總理中排名第7。 陳永貴當上國務院副總理後，他的家仍然安在大寨，他本人也常在大寨。他家的生活來源，靠大寨給他記一個中等勞動力的工分和中央每月給他的100元錢夥食補助。